王林

有些经历真的让人难以忘记……

1999年清明节前，岳母对我说，她和重庆市江津杜市镇的亲戚们组织了一个赖氏清明会，要我设计一个会标作为他们聚会的背景布置，并拿出珍藏多年的《赖氏松阳堂族谱》。我翻开一看，大吃一惊。这是一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编修的家谱，雕版刻印，保存完好。因为修编时依据的是有历史来源的老家谱，故其中赐印、敇命、像赞、谱序齐全，家族世系脉络清楚，在现存家谱中堪称珍本。我们一家人在岳母的带领下前往杜市镇。时天降大雨，沿途修路，道路泥泞不堪，汽车打滑不能行走。杜市镇的乡亲派人来接，几经折腾，终于如愿以偿，将会标按时送到清明会会场。悬挂起来，一时掌声雷动。在赖氏父老乡亲的热情与兴奋中，我突然感到了一股来自民间的力量：他们为什么要如此顽强地组织清明会？他们为什么要如此投入地梳理家族世系？他们为什么要劳神费力地去重修家谱？他们自发也是自主地在保存家族历史记忆。

图0-1　西安美术学院2014年第四届研究生学术月海报

以后几年，我进入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参与了重庆湖广会馆等历史遗迹的保护工作。修复工程完成后，对外征集民间家谱，岳母拿出久藏箱底的清刻《赖氏松阳堂族谱》，捐赠给重庆湖广会馆永久收藏。而赖氏松阳堂族谱的续修工作从1998年开始，历时两年完成，并于新世纪开始之年重新印出，送至赖氏现存八大房各家手中。他们成立的赖氏松阳堂联络组为自己制订的任务是：“完成续修族谱，团结族人清明聚会。”

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民间普通百姓才是中华文化的真正保护者、传承者和推动者。2014年11月，我在为西安美术学院研究生、博士生举办导师工作营时，命题“何为江湖？何为民间？”，邀请了以家庭镜像为题材的当代艺术家陈启基先生和我一道为学生讲授家庭、家族史与民间记忆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江湖、民间是与魏阙、庙堂相对而言的，而第一种民间记忆即是从母到父、从父母到家庭、从家庭到家族。为此我以《赖氏松阳堂族谱》为例，给学生讲解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编修家谱的，在进入近现代之后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今天的中国人应该如何编修家谱，以便在当今生活中继续保持第一种民间记忆，保持中国文化之优秀传统。作为案例，我开始编修本家族《郑氏国发公支派新编家谱》，并让学生选择性地做三件事：收集家庭老照片，作出相关说明；叙述让自己感动的家庭故事；查证宗源及编修最近宗亲的家族谱系。最后组织学生自主创作作品，做成一个展览，题目即为“第一种民间记忆”。展览得到西安美院上下认同，著名艺术家武艺和著名批评家水天中还主动要求参加名师案例。主管教学的贺丹副院长将类似题目作为西安美院学生暑假作业，希望大家都来参与。

我们为什么要编修家谱？文天祥认为，“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¹⁾胡铨说根本意义在于，“感发其孝悌之心而兴起其尊祖敬宗之念也”。 ⁽²⁾孝是孝敬父母，悌是爱护兄弟姐妹，这是家庭伦理的基础，而尊祖敬宗则是孝悌之道的历史推衍。孝悌之心与尊祖敬宗之念，再结合中国乡村社会的地理性与自然观，便形成了中国文化传统最稳定、最核心的观念——宗土信仰。中国人有本土的和外来的宗教信仰，如道教、佛教，也曾在某些时候为朝廷所重而成为主流，但真正根基雄厚、持续不变的精神信仰则是宗土信仰。这是一种与出生之地相关、为血缘宗族所系的历史信仰，这种信仰是与生俱来、终生相伴的，是中国人在精神信仰上最为独特之处。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会有故乡之恋，但只有中国人以宗、土相联并将宗土作为一种历史——精神信仰。上至帝王下至百姓，从官僚、商贾到文人、学士，莫不讲求光宗耀祖、叶落归根，宗土信仰成为中国人价值诉求最终的精神归宿。信仰乃人生的期待、价值的归宿，就是要把自己的意愿、功过、善恶置于信仰对象之前接受检验与审判，通过内心的自我谴责惩处以求灵魂的净化与升华。中国各地的家族祠堂其实就是宗土信仰的神庙，中国人在面对列祖列宗、家乡父老的时候是最为坦诚、最讲良心，也最有奉献精神的。古代中国人讲立功、立德、立言、立业，前面“三立”有了出息，是一定要回家乡去昭示弘扬的，许多功德牌坊就为此而立。而所谓“立业”，则与家业有关，无论官做得多大、多远，无论钱有多少、多富，有为者往往都要在家乡修房造屋为后人创业。而在家乡乐善好舍、修桥铺路、立祠助学，造福一方，中国是古代中国人最大的心愿，也是最重要的善举。

宗土崇拜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精神信仰的支撑力量，跟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发展有关。中国古代是一个等级社会，从君主到百姓，官分七品，人分九等，但中国传统皇权意识中有浓厚的民本思想，一方面讲“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率土之人莫非王臣”；另一方面讲“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统治者以作为统治基础的“民”为贵，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民间的尊重。周朝“采风”就是朝廷收集、整理民风民俗，关注、吸纳民间文化的重要制度。作为历朝文化经典的《诗经》，其大部分内容就来自民间。相传孔子删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见当时文化人对于民间创造的敬畏之心。而孔子作为后来统治者尊崇与信奉的至圣先师，不仅因为其探讨仁义，创立儒学，而且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规模化办学的民间教育家，改变当时教育仅在宫廷、仅施贵族的有限性，真正开创了中国民间教育的先河。中国传统民间社会有相当的自治性和自主性。秦王朝实行中央集权，汉承秦制，历朝沿袭，其郡县制置官至县为止，所谓“七品芝麻官”即是县官，是传统官僚制度中最小的官儿。官下有吏，但“吏不入乡”则是传统规约。中国民间社会传统的保甲制度和朝廷中央统治的官僚制度相辅相成，但又相互区别，相对各自独立。

中国历来有庙堂(魏阙)与江湖(民间)之分，范仲淹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讲的是中国古代文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原则：达(做官)则兼善天下，穷(不做官)则独善其身。独善其身，不光“忧其君”，而且要“忧其民”，因为有文化有修养的人应该“进亦忧、退亦忧”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古代文人固有达穷之别，但并不以做官不做官来区分学问与人格的高低。故有“身在魏阙(庙堂)，心在江湖”之说，甚至从道德修养角度认为江湖地位更高，他们更多欣赏“身在魏阙、心在江湖”的朝廷中人，但很少反过来赞扬那些身在江湖却心在魏阙的仕途追逐者。由此可证明，民间在古代中国文人心中是何等重要。传统家谱不言祖上道德瑕疵，却从不避讳先人罢官免职，即可为例。

中国历史上很多重要的文化改变都来自民间，从诗到词的变化，从传奇到小说的发展，皆为酒肆茶楼的坊间创造。中国民间不仅为百姓提供了自然生成、自主发育的文化基础，而且为文人留足了发展空间。民间对于文人来说，成为宜居之地。“独善其身”之谓，除了伦理道德自我约束外，最重要的就是完善自身的文化修养，进行各种可能的文化创造，在经典训诂、写诗著文、琴棋书画，乃至营造、茶食诸多方面有所作为。看看宋苏轼一生宦海沉浮，穷达数变，但始终能够在儒道佛的研究中、在诗词文画的创作以及诗论、词论、文论、画论的探讨中成就斐然，上至朝廷策论，下至地方菜谱(如东坡肉)都有创于世，足见中国古代民间社会对于朝廷而言，在相当程度上独立运转的作用；也可见中国传统民间社会对于文人的生存与保护而言，预留的回旋余地之大。

时至今日，复兴中华文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传统文化如何转型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比如传统社会的家庭与家族，是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之上的，家谱修编以父系为线索。而今男女平等，无论从血缘遗传、从权利关系、从法律意识、从实际操作层面看，父系为宗的观念都在受到挑战。如果不作出适应现代公民意识和实际生活状况的相应改变，就不可能在今天延续下去。文化传统的转型是具体而深入的，我们只有在社会生活、社会习俗、社会惯例的各个方面找出对接之点和如何改变的要义，才能真正地将传统文化的优秀之处继承延续下来，并加以发扬光大，成为今天社会生活、社会习俗、社会惯例的组成部分，成为活着的传统，成为正在进行时的生活真实。

传统家谱的编修毕竟是在封建时代成形与延续的，旧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伦理规范必然浸渍其间。时过境迁，很多东西理当改变，现代社会之有别于封建社会的根本之处，在于更注重个人性而非集体性(家庭、家族、国家)。个人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个性得到尊重；二是指个人享有平权，也就是人权平等，起码在法律面前，平民和总统、父母和子女，其人格是平等的。这和封建时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只讲臣服的上下权力关系大不一样。因此，对封建时代传统思想改造最根本一条，就是讲平权而非极权，讲公权而非私权，讲权力共享而非独享。

封建社会是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的，家庭以父系为宗，由此形成家族血缘关系，以保证家庭财产与权力的传承与分配。嫡长子继承制不仅区别男女，还要区分嫡庶。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个家庭有无儿子特别是嫡子为继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家至国超稳定结构系统的基础。但这一切在今天看来，已不合理。首先是血缘关系不仅取决于父亲，而且取决于母亲，子女基因型中的等位基因一半来自父亲，另一半来自母亲。既如此，家族关系中对女性的歧视自当在扫除之列，如神主牌位只供父不供母，家谱中只列儿子不列女儿，女性嫁人即去本名而从夫姓，等等。旧时对妇女“三从四德”的要求，亦当重新考量，“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此“三从”均应改变。父女、夫妻、母子要相互尊重、相互爱护，而不是单向的女性服从男性。“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四德亦应分析，在女性讲究贤良淑慧之时，应加上女性自尊、自主、自信与法律所赋予的正当权利。

传统家谱除遭遇人权平等所带来的问题之外，更由于现代社会作为法制社会，必然使传统宗法制度发生根本改变。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家族规约除了道德约束之外，还有一定的法律规范。但这种宗法制度有浓重的私法性质，甚至可以私设公堂，判人死罪，如对男女私情惩以沉塘之刑。这在现代社会中是不可思议的。传统宗法制度中的私法规定于今不仅缺少法理根据，而且没有立法权力，故必须加以改变，使之只限于道德范围之内。反过来，则应在超越家族的社会范围提倡法制精神，而不是对守法、讲法及通过法律解决问题的法律意识加以限制。现代人要知法、懂法，也要善于依靠法律手段保护自己。中国传统社会舆论中对“讼事” “讼师”的贬斥，是缺少法律意识的表现，也是以宗法代公法、以家法代国法的结果。

传统社会是一个以集体性优先的社会，而现代社会则以个人性优先为前提，这是传统家谱的编修产生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比如，家谱编修最重要的是分清代次、辈分及宗亲关系，依靠的是族人名姓的班行(字辈)。但现代人个性要求所致，往往不依此集体规约，没有班行(字辈)，一族之人必然变得世系不清。如果家族后代或从双姓，或用单名，不按字辈命名，又怎么办呢？而且女性后代若按夫家姓氏取名，又怎么处理呢？

所以，今天的中国人要编修家谱，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第一是女性问题；第二是个性问题；第三是法制问题。只有使家谱编修合于现代社会之理之情之法，才能使此一中国优秀传统能够真正延续下去。

以下是新编家谱的若干要义：

第一，自宗源史迹说起。借助已有研究成果，取其详略，择其概要，主要是向本族宗亲解说宗源脉络，增进历史信仰。对今人而言，还可重点介绍本族名人，以达到激励后人、兴旺宗族的目的。

第二，可制订凡例家训。凡例拟定编修家谱的目的、原则、方式、基本内容和对若干问题的处理，其中关键是找到在现代观念和现实情境中，如何将传统家谱的优点接入当前编修之中，使之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以适应当代生活之需，使中国文化传统得以保存并延续下去。

比如同性恋问题。现在已有一些国家立法允许和保护同性恋婚姻。既是婚姻，是否记入家谱？若领养后代，是否记入家谱？笔者以为当记，其实传统家谱对养子亦并不排斥。

比如单亲家庭。单亲家庭的子女与常规家庭同样有血缘关系，勿论随父随母，当然应记载于家谱中。至于单亲家庭中的另一方或父或母是否需要记载，则应尊重家父或家母的意愿，因为事涉个人隐私，不必强求。

比如三亲子女。有报道称，英国议会下院2015年2月3日通过一项法案，允许“三亲孕子”，“就是利用类似人工受孕的手段，将来自父母的基因与一位女性捐献者的健康线粒体结合在一起”，以改变母亲的基因缺陷。尽管“从女性捐献者引入的基因只占婴儿总基因的0.1﹪，而且线粒体有自己的基因，不会影响婴儿的相貌等特征。但是，这个校正基因不同于移植的器官，将会一代一代传下去”⁽³⁾ 。如果有这样的三亲关系，在家谱中如何体现？显然应在征求女性捐献者的意见之后，在家谱中作不同的记录。

现在编修家谱，如果要制定宗规家训，自当以倡导为主，因为现代生活缺少过去家族聚居所形成宗法制度的惩戒手段。而今天的道德提倡，从根本上讲乃是为了培养有知识、有文化、有人文修养、有自我理性、有独立人格、有法律意识、有生态意识和全球意识的国家公民。今天的宗规家训是对家族成员的道德导向和道德约束，也是家长对后辈的教育诉求和教育指针，主要是对家族成员个性精神和人格品质的期待。

第三，从确切祖上开始。要从上至下梳理宗亲关系，重要之处是解决班行(字辈)问题。既然要求每一位族人必须依班行(字辈)命名几无可能，那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在认可既有姓名的情况下，为满足家谱按姓氏字辈编修的要求，在家谱中依班行(字辈)另命族名，以明确不同辈分及同辈关系，使家谱的编修能够延续下去。如笔者本姓郑，现从母姓“王”名“林”，郑家字辈应为“德”，家谱中出现的姓名即为“王林(族名郑德林)”。同理，女性后代从父姓，在本族家谱中亦按此处理。而在其父姓家谱中照样可以出现，这样由宗亲联系而至社会网络关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图0-2　《何为江湖？何为民间？》教学工作营全体成员合影

另外，新编家谱总有世系缺失或资料不齐的情况，可以先注明不到不周之处，待日后查询补足。关键是大的代际宗亲关系要首先拟定。先求其准，再求其全。将宗亲关系和宗亲简介分列，可使族谱基本脉络更加突出清楚。

第四，以字辈分代分支。字辈旧称班行，是使家谱成为谱系，从而长幼有序、世代分明的关键。族人根据字辈来确定辈分高低，再加上各支派自定字辈谱，这样就可以从字辈谱的不同拟定中，区分出所出的支派。现在编修家谱，原有字辈可以沿用，如已失落，亦可根据现有的部分加以重新接续，这样可以为后代命名或命族名提供顺序。

传统家谱先分户，再分辈。这对古代乡村社会比较适合，因家族聚居以家庭为单位，人口众多的大家庭较多，数世同堂常见，五世同堂令人羡慕。现代社会家庭聚居某地的情形越来越少，同姓同支分居各处乃至全国各地的现象非常普遍。因此，家谱的编写先列字辈相同的同代人，再分支分户更方便于整理，亦便于同代人之间的相互联系。

第五，宗亲联络与组织。传统社会的宗祠是中国古代真正的神庙，不仅有“天地君亲师”(今当改为“天地祖亲师”或“天地国亲师”)的神龛，而且供奉列祖列宗的神位。但近代以降，破坏殆尽，即使剩下少数祠堂，大多也是作为文物或旅游景点，很少再有宗亲聚会的祭祀活动。致使宗族制度养育中国人伦理道德的作用荡然无存。现在将“清明”定为法定节日，算是一个开始。可见前述赖氏清明会的组织是很有道理的。祭奠逝去亲人的活动终于得到国家正式认可。但只有逐步恢复宗族祠堂，才有可能使中国人原有宗土信仰得以重建，中国民间也才能开始自我构建文化延续发生的基础。然而，祠堂重建谈何容易，但为了中华文化的复兴，必须努力而为之。

第一个层面是保护各地现有家族祠堂，而各氏祠堂可以对同姓开放，开展尊宗祭祖活动(亦可成为旅游的目的)。第二个层面是鼓动城乡各地重建家族祠堂，以使家族活动有向心聚集之所。考虑到现代社会家族居地的分散，也可在某城某家设置家族祭祀牌位，平素可就近展开家族聚会活动。还可在各地建立祖庙(称之为“百姓祖庙”或“百家祖庙”)，让各姓家族陈列牌位，开放祭祀空间由各姓宗亲择日请祖祭祀。第三个层面，当今社会网络发达，联系方便，可以建立网络虚拟祠堂开展类似活动。各姓宗亲及支派宗亲亦可建立网站、网页或QQ群等，以加强宗亲交流与联系。

第六，编选照片及诗歌。传统家谱只有文字记载，少有图像资料。有“像赞”为祖先画像已殊为不易，但这些画像简单雷同，能够传达的历史信息不够。现在编修家谱，有摄影及影像印刷之便，可以将家族历史照片作为重要内容编入。

至于宗亲诗选，古已有之。其辑入内容，主要是吟咏家园、追忆历史、书写人生、感恩亲人等，用于保存家族记忆、交流宗亲感情、培育文化素养，其作用潜移默化，不可小觑。这方面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用于祠堂、神龛等布置的对联，与家族历史有关；二类是宗亲诗选，以思乡、怀旧、吟咏家事、抒发亲情为主。

从以上所述可见，编修家谱既是寻找记忆的过程，也是保留记忆的过程。人的历史记忆是具体微观的，有着很强的身体性。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我们必须从保护第一种民间记忆开始，从个人真实的历史记忆开始，去重建中国文化产生的民间基础，去重塑中华文明延续的历史脉络。这是21世纪中国人该做必做的重要工作。由此，中国人或能对今天的世界文化和人类精神有所贡献。不然，我们将愧对列祖列宗——那些创造了伟大历史文化的先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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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宋咸淳元年甲辰二月中旬右丞相兼枢使信国公文天祥《赖氏谱序》，同样内容亦见《会昌县赖氏族谱》(见邱常松.客家第一姓·宁都赖氏[M].香港：香港中华文化发展基金会出版社，2003)，但其文字翔实不如本文所引《赖氏松阳堂族谱》。

(2)宋熙宁二年(1069年)赐进士翰林院大学士胡铨《赖氏谱序》，见《赖氏松阳堂族谱》，重庆市江津杜市镇赖氏清明会赖承书捐献，重庆市湖广会馆存。

(3)引自：英议会下院为“三亲孕子”开绿灯[N]参考消息，2015-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