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记言传统。在众多的古代散文文体中，议论文占了很大部分，而这些议论文大都可以溯源到古代的记言书写。从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记言内容。而与此同时的史官记载，更是由记言占据了半壁江山。据《汉书》记载，古代朝廷有各种史官，其中“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尽管这里所说的左右史的分工未必非常准确，但朝廷设有专门记言的史官则是没有疑问的。流传至今的《尚书》，就是一部记言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已包含了典、谟、训、诰、誓、命等多种文体，成为后代议论散文的滥觞。春秋时期，记言的文章进一步发展，在《国语》和《左传》中出现了大量的外交辞令和谏议辞令，还有对人物和事件的各种各样的评论。到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处士横议，游说之风盛极一时，在这种背景下蓬勃兴起的诸子散文，或者采用直接记言的形式，或者在记言的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论说文，这些作品在中国散文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先秦记言传统和散文发展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宁登国博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进行潜心研究的。2010年，他就以《左传》《国语》的记言为研究对象，写出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毕业之后，他又在这一领域不懈地探索，拓展研究的范围，深化和完善原来的观点，不断提出新的独到见解。这部著作，就是他十几年研究工作的结晶。

作为一部颇具功力的学术著作，本书学术视野开阔，创新性强，在多方面表达了作者的独到见解。书中首先从制度考察入手，结合文献资料，探讨先秦史官的记言行为及所记之言的性质。针对历代学者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不同看法，本书详细考察了西周时期的史官设置，探讨了《礼记·玉藻》中出现的“左史”“右史”，认为这“仅是作者为了叙述或行文上的对称、精工而带有浓厚修辞学色彩的称谓，其旨意不是在于记述左史、右史的不同分工，而是重在强调天子‘玄端而居’时，因受到史官监督记录其言行举止而不得自由随意，仍属天子礼容的重要内容。《礼记·玉藻》和《汉书·艺文志》关于‘左史’‘右史’的记述有异，可能传闻错讹所致……如若执信此二句皆为史实，并力欲将此修辞意义的左史、右史和实有的史官建置建立起对应关系，则自然会流入牵强附会之嫌、‘尽信书’之讥”。在此基础上，书中又进一步分析了史官所记之言的性质：“内史所记的王命在很多情况下并非即时记录，而大多禀奉天子意志而事先起草拟制，后经君王同意后予以宣读公布而成正式文告。”也就是说，史官的记载并非与王同步传声，而是经过草创、宣读行为而形成的官方文献。作者这些看法无疑是允当而客观的。书中结合各个时代思想文化的特征，揭示了古代记言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文中指出，早期以册命训诰为主的记言形式是在天命神权观念下出现的宣示天意王命的行为，随着敬天保民思想和听政制度的出现，产生了君臣问对的形式，而到了人的价值凸显、立言热情日益高涨的春秋时期，对人物和事件的评论就成了史家记言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看法相当准确地彰显了先秦记言的时代特征。

《国语》和《左传》是本书研究的中心。为了使自己的研究基础更加扎实可靠，作者首先从资料来源的角度考察了这两部典籍在记言方面的异同，指出它们既有共同的史料来源，又有记录者不同的取舍，还有一些来源不同的史料。这种考察不仅有利于了解两书在记言方面的异同，对探讨两书的作者也很有助益。与此相关联，作者还表达了对《左传》一书的性质的看法，认为此书和《公羊传》《谷梁传》不同，它不是一部解经之作，而是与孔子《春秋》有关的独立文献。这些见解，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书中深入探讨了《国语》和《左传》记言的各种文体，此为全书的重点；分析了这些作品在艺术方面的特征及对后代的影响。这些工作，对于先秦散文的研究，尤其是继之而起的战国诸子散文的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近年来，研究先秦论说文的成果层出不穷：有的研究先秦时期的辞类文献，有的研究先秦的语类文献，有的研究言语活动与文章，有的研究话语方式与文体，有的专门研究《左传》中的文体，有的研究《庄子》中的“三言”。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作者这部书有自己的角度和研究特色，有独到的学术见解，是先秦散文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

登国早在硕士研究生期间就在著名学者熊宪光教授门下研究先秦散文，毕业后在大学里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继续研究先秦散文。其学术积淀深厚，前期成果丰富。登国为人踏实勤奋，好学深思，非常热爱所学的专业，在这一领域力耕不辍。功夫不负有心人，长期的努力终于使他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从面前这部专著中，我们能够看到登国多年的心血，更能看到他在长期教学科研实践中形成的扎实的专业功底。

还值得一提的是，登国不仅有着良好的专业造诣，还有献身专业的热情，他喜爱古代文学的教学，由于教学效果好而深受学生的欢迎。在此基础上，他又走出校门，向社会公众普及国学，无偿地开设相关的讲座。在当前高校的管理体制下，大家普遍感到教学科研的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在拼命写论文、拿项目，希望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在这种情况下，登国花费大量的时间，无偿地进行国学知识的普及，其精神难能可贵。这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向他学习的。

值此登国的大作出版之际，写出这些话，以表达对他的赞誉和祝福，祝他在学术研究和人生旅途上一路顺风，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尚学峰

2019年8月于京北龙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