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关陇贵族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应时而起，于太原举兵，第二年五月，李渊即位于长安，改国号曰唐，建立唐王朝。继而先后击败其他武装力量，于武德七年(624年)统一全国。唐王朝建立后，首先在经济、政治、军事及文化领域对封建制度实施了一系列的变革，特别是均田制与三省六部制的实施，使唐王朝的统治迅速得到稳定和巩固，为封建制度其他领域的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初唐封建制度的一系列变革，唐王朝逐步走向繁荣和强盛。

一　均田制的实施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

李渊立国不久，即于武德七年(624年)，颁布了均田令和赋税令。特别是均田令的颁布，使这个刚刚建立的国家迅速安定下来。均田制，如武建国所说，“乃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属于国家，官僚、地主、百姓等臣民依照一定的标准和条件‘均平’占有土地(通过国家授受的方式而占有)的土地制度。这是均田制的基本立法精神和实质”^[1]。

均田制始于北魏，最初由李安世提出，《魏书》卷五三《李孝伯传》附《李安世传》云：“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安世乃上疏曰：‘臣闻量地画野，经国大式；邑地相参，致治之本。井税之兴，其来日久；田莱之数，制之以限。盖欲使土不旷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所以恤彼贫微，抑兹贪欲，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幸之徒兴，繁多之狱作。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凌夺矣。’高祖深纳之，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随后，太和九年(485年)，孝文帝下均田令，正式实行均田制，《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云：

冬十月丁未，诏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览先王之典，经纶百氏，储畜既积，黎元永安。爰暨季叶，斯道陵替，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身，或因饥馑以弃业，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

唐代实施均田的主要目的，与北魏实施均田制的初衷一样，即通过授田制度编户齐民，恢复生产。关于唐朝均田令，《资治通鉴》卷一九〇“武德七年(624年)”条有载，其云：“丁中之民，给田一顷，笃疾减什之六，寡妻妾减七，皆以什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2]《资治通鉴》的记录十分简略，《唐会要》略详，《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云：“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始定均田赋税。凡天下丁男，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分为世业，余以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3]另外，《通典》亦有记载，更详于《唐会要》。但不论是《资治通鉴》，还是《唐会要》和《通典》所记，都是记者概述，并非照录原文。今杨际平据天一阁所藏《天圣令·田令》及《唐律疏议》、《宋刑统》、《通典》等书复原了《唐令·田令》，可参看。^[4]

概括起来，唐代均田令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对百姓授田的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残疾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受口分田三十亩；这些人如果为户主，每人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杂户受田如百姓。工商业者、官户受田减百姓之半。道士、和尚给田三十亩，尼姑、女冠给田二十亩。此外，一般妇女、部曲、奴婢都不受田。

其二，对贵族官僚授田的规定。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一百顷递降至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受永业田六十顷递降至二顷。散官五品以上受永业田同职事官。勋官从上柱国到云骑、武骑尉，受永业田三十顷递降至六十亩。此外，各级官僚和官府，还分别领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田的地租作为官僚俸禄的补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费用。这两种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

其三，对土地买卖的规定。贵族官僚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自由出卖。百姓迁移和无力丧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人少地多的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的，并准许卖口分田。买地的数量不得超过本人应占的法定数额。

这里，有必要对唐代的丁中制度略作说明，《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郎中员外郎》载：“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每一岁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5]也就是说，唐政府规定：民始生为黄，4岁至15岁为小，男子16岁至20岁为中，21岁至59岁为丁，60岁及60岁以上为老。至唐玄宗时，改18岁至22岁为中，23岁为丁。国家每年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计账”与“户籍”便是国家推行均田以及租调制度的依据。

唐代的均田制，与前代相比，有一些显著的变化，值得注意。

第一，明确取消了奴婢、部曲的授田。这一方面反映了奴婢、部曲人数的减少及其在农业生产中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也是对依然拥有奴婢、部曲的士族占田的限制。

第二，除寡妻妾外，一般妇女不再授田。在隋代，妇女授田只有男子的一半，而一夫一妇的租调却是单丁的两倍，不少男子因此不肯结婚，影响了人口的增长。唐代妇女不再授田，这意味着妇女也不再被征收赋税，男子也不再有因结婚而增加赋税的担心，因而对人口的正常增长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和尚、道士、尼姑、女冠授田。这实际上体现了南北朝以来寺院经济的发展，是封建国家对寺院土地占有合法性的承认。

第四，各级官吏授给大量土地，官阶越高授田越多。从《唐令·田令》中可以看到，唐代均田制度对官吏授田的规定比起前代来更加完善，这是唐代统治者培植新兴地主的重要手段。同时，这一举措保障了官僚士大夫的利益，因而使得均田制能够顺利实施。

第五，放宽了对授田买卖的限制。唐代以前的均田制，只允许桑田在规定的限度内进行买卖，仅允许永业田的超额或缺额部分的买卖，数量有限。《唐令·田令》中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虽名义上是限制土地买卖，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很容易被突破，尤其是唐代还允许买卖口分田，这在前代均田制中是没有的。

均田制的实施，使大量在易代之际失去土地而成为流民的农民重新获得土地，变成自耕农，安定下来，从而使农业生产得以逐步恢复。均田制实际上是扶持、保护自耕农。在传统农业社会中，自耕农是赋税的主要来源。唐代的赋役制度是与均田制相对应的，即租调是以丁男为计。唐高祖于武德二年(619年)颁布租调令，《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载：“武德二年二月十四日制，每丁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郎中员外郎》载：“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原注：若当户不成匹、端、屯、者，皆随近合其调麻，每年支料；有余，折一斤，纳粟一斗。)”又云：“凡丁岁役二旬(有闰之年加二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得过五十日)……”^[6]

租庸调制“以丁夫为本”的计丁而税原则，有助于鼓励小农勤劳致富。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指出：“是以先王之制赋入也，必以丁夫为本，无求于力分之外，无贷于力分之内。故不以务穑增其税，不以辍稼减其租，则播种多；不以殖产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调，则地著固；不以饬励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则功力勤。如是，然后能使人安其居，尽其力……虽有惰游不率之人，亦已惩矣。”^[7]在租庸调制下，赋役是基本固定的，即不因贫富而有区别，农民因勤奋劳动而增加的收入全归自己所有。租庸调制度的施行也有力地防止了地方官吏对小农的征敛，郑樵在《通志略·食货第一》中即云：“至唐祖开基，乃为定令，曰租、曰调、曰庸。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舍租调之外而求则无名，虽无道之世亦不为。”^[8]因此，这一制度的实行有利于促进唐初的农业生产。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长期以来，人们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局限在物的因素上，忽视了制度的因素。他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不是技术原因。^[9]唐前期农业即小农经济正是在均田制、租庸调制的制度性保护下，才得以大力发展。均田制的实行使小农生产的第一要素土地有了保障，并防止了豪民以势占田这一兼并形式。租庸调制的实行，使赋役简单化、清晰化，有力地扼制了政府官吏无止境的征敛，维护了小农的切身利益，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正是这一制度性变革，使唐初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为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实施的同时，初唐统治者又辅之以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促进社会向着安定繁荣的方向发展。

唐高祖李渊之后，唐太宗李世民鉴于隋亡的教训，采取了“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10]的政策，促进了民力的恢复。首先，唐太宗也坚持推行均田制，他曾视察灵口的授田情况，得知每丁仅授田三十亩，下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移之宽乡”^[11]，并减免税赋，招抚流民。贞观三年(629年)，就有一百二十万流亡唐境以外的流民内附。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又派使者携金帛赎回隋末被突厥掠走的汉民，得男女八万人。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又下令在全国“括浮游无籍者，限来年末附毕”^[12]。唐太宗也十分重视备荒和救荒。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采纳戴胄设立义仓的建议，在各地设立义仓，有灾时用于赈灾，无灾时借贷给农民作为种子。自此以后，州县普遍设立义仓，专用于备荒，不许杂用。此外，唐太宗也注意不夺农时，贞观五年(631年)二月，皇太子将举行冠礼，官吏要调遣府兵为仪仗，正值春耕，唐太宗于是将典礼改在十月举行。他还曾下令遣放宫女三千人，减少宫廷营筑，停止官吏进奉珍异，禁止官吏、贵族的第宅、车服等过分奢侈，并并省了许多州县，减损官僚体系。这些措施，促进了生产的迅速恢复。贞观四年(630年)，全国大丰收，流散的人口都返回乡里，以后又年年丰稔，米粟每斗不过三四钱，到贞观后期，社会经济已得到恢复，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户数已达三百八十万户。^[13]

唐太宗李世民之后的高宗及武则天统治的五十年间，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经济措施，如奖励农桑、新修水利等，唐王朝的统治基础进一步加强，国家掌握的户口增长很快；从高宗继位时的三百八十万户，增长到神龙元年(705年)的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户。^[14]这一时期延续了贞观以来的经济发展趋势，是连接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的桥梁。

武则天之后，经过短暂的政局动荡，唐玄宗取得帝位，他先后任用姚崇、宋璟为宰相，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经济。

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下诏沙汰天下僧尼，迫令一万二千人还俗，编入民籍，并规定，此后各地不得新建佛寺，防止富户强丁削发以躲避徭役。自开元三年(715年)起，封户的租调改由政府统一征收，征收未完时，封主不得向封户催索，而只能等到征收完毕后，到京城或州治领取。这大大缓解了封主对封户的盘剥。开元三年至四年(715年至716年)，关东连续发生严重蝗灾，在姚崇的主持下，朝廷派出专使，督查州县治蝗情况，在蝗灾连岁的情况下没有出现大的饥荒。开元四年(716年)，宋璟继姚崇为相，坚持并继续了姚崇稳定社会、发展生产的政策，使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唐王朝大步走向了其全面繁荣的时期。

天宝八载(749年)，据《通典》记载，当时全国粮仓存粮，“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15]。粮谷充裕，物价长期稳定，从开元十三年(725年)到天宝年间，长安和洛阳的米价始终保持在每斗十五文至二十文左右，最贱时仅十三文。青、齐谷一斗五文，最贱时三文。面一斗三十二文。绢价也一直保持在每匹二百文左右。^[16]

与之相应，手工业及商业也兴旺发达起来。不仅国内各阶层民众的生活用品，如毛制品、棉制品、麻制品、丝织品、金属制品、木制品，以及盐、茶、糖、酒、纸、药材、粮食等交易频繁，而且与周边国家的贸易也非常频繁。当时，唐王朝为了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贸易，专门设立了互市监和市舶使。《旧唐书》及《新唐书》均言及玄宗时有市舶使事，《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云：“(开元)二年(714年)，时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监选使、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谏，上嘉纳之。”^[17]《新唐书》卷一一二《柳泽传》亦云：“时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泽上书曰……”^[18]由此可见，当时中外交易频繁，数量巨大。《唐国史补》卷下云：“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狮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舶没，则鸽虽数千里亦能归也。”^[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