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与诗艺

哈代的建筑师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不是互不相干的，他从美学角度把二者结合起来了：他写诗结构严谨又千变万化，体现着建筑美学。他采用格律诗形式，不赞成无结构、无韵的自由诗。

哈代晚年，中国诗人徐志摩登门拜访，哈代一见面就问：“中国诗用韵不？”徐志摩回答：“我们从前只有押韵的散文，没有无韵的诗，但最近……”哈代对最近变得无韵的诗不感兴趣，说他赞成用韵，道理是：“你投块石子到湖心里去，一圈圈的水纹漾了开去，韵是波纹。少不得。抒情诗是文学的精华的精华。颠不破的钻石，不论多小。磨不灭的光彩。”徐志摩说自己爱哈代的诗，“因为它们不仅结构严密像建筑，同时有思想的血脉在流走，像有机的整体”。哈代随着就重复了两遍：“是的，有机的，是的，有机的：诗必须是活的东西。”

哈代谈的是他的诗歌美学。他的诗有鲜明的个人风格，跟散文化的现代诗固然不同，跟之前风行的浪漫主义诗也很不一样，不论是语言、音韵或诗的推进运动，都使读惯浪漫派作品的人觉得有点怪，只有与勃朗宁的诗较为近似。

哈代的诗艺独特在哪里呢？哈代的解释是：这是由于他的诗与建筑领域的哥特式复兴有密切关系。英国教堂建筑都属哥特式，而哈代做建筑师的年代正逢英国哥特式复兴时期，他后来虽不做建筑师了，仍一直关切着修缮教堂如何保存原有结构和风格的问题，而且把这一精神移用到他的诗歌中来了。按：哥特式教堂建筑风格粗犷宏伟，静态中呈现动态，石墙厚重里含着朴实和沉郁，尖塔高耸中寓有理想和悲悯；整齐的簇柱和复杂的拱券骨架可对应哈代精心设计的诗体结构，玲珑剔透的彩色拼画玻璃窗和雕刻装饰可对应哈代琳琅满目的韵式。还有如哈代所说，哥特式教堂建筑中有“狡猾的不规则的艺术”，用到诗里大概就成了他那些时而显得怪异的拼接，时而显得粗糙的词语和音律。

以下我们再梳理一下哈代诗艺的这几个特色：

其一是风格厚重。哈代到处发掘诗意，涉及的题材非常广，他可以写宏观题材，也可以写微小低贱看来很不入诗的题材，如半夜里的三等车厢或大雨淋泡下的羊市，但情调大体都是重多于轻，忧多于乐。他在一则手记中写道：“在抽掉了全部的虚假浪漫之后，生活中还留存着足够的美可以构成美妙的图案。……艺术的本质就是把缺陷造成前所未有的美的基础，这种美本来是潜在于其中的。”不论他写什么题材，最有魅力的总是他那种直面现实、深沉而正直、决不躲躲闪闪的风格。还值得指出：他的诗一方面严峻倔强，一方面又平易近人。哈代不摆架子，惯于平等对待读者，把读者视为与他同类的(质朴仁爱而会思考探究的)人。这种态度使人感到亲切。

其二是音律多彩。“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哈代的诗风有建筑特性也有音乐特性，是有机的活体，厚重而不呆滞。他音乐素养好，对音律和诗体形式高度热衷，他吸收民间谣曲，也学习古典诗律，擅用“抑抑扬”、“抑扬抑”等英诗较罕见的音步，擅用希腊式六音步、七音步长句，还有许多诗(哈代式的长短句)是“自度曲”。他一生都在不断实验新的形式，所用的诗体、音律和韵式数量之多，超过任何一个英语诗人。英诗格律通过哈代得到了全面传承与发展。有人讽刺哈代是个“桂冠工程师”，我看这也不算什么贬义词。其实哈代并不为形式而形式，他多变的格律和形式总是从内容要求出发选取的最“合身”的服装，是诗表现的“意味”的重要部分。他常常顺着诗行语气，自然而然地形成格律。例如，诗行节奏的艰涩，正是在表现人与命运格斗的艰难；诗行节奏的貌似破碎，正是在表现心理的危机。

其三是棱角粗糙。哈代的诗常被认为音律粗糙、语言怪异。这是因为哈代认为完全符合格律的并不是好的艺术，诗与建筑一样，在规律性中又要有巧妙的出人意外的变化。同时，哈代追求的并不是高雅和悦耳，他的诗没有浪漫华丽的词藻，也没有桂冠诗人丁尼生那种柔美的旋律(例如“斑鸠在古老的榆树上呢喃，还有无数蜜蜂在嗡嗡吟唱”)。哈代的诗艺虽然琳琅满目，但那些图案花样不像锦绣，倒像是石匠用钢凿凿出来的(按：英国的砖瓦匠也是石匠，因为多用石材)。他用的词汇也和音律一样有点儿“混搭”味道，威塞克斯方言土语和古奥的拉丁词互相磕碰，又有哈代的自造词夹杂其间，给人突兀之感，但细加品味，又觉得他所选用的词自有道理，别的词替代不了。诗就是要有点陌生化。哈代打比喻说，用俗了的诗语就如用旧的硬币，形象都磨光了，只有新铸的硬币才粗糙而形象鲜明。

最后再说几句译者感言。我青年时代研习英诗，但因卷入革命大潮而未能翻译。到“文革”结束，我五十多岁才遍游“诗海”，曾译哈代诗二十四首，编入《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等书，但繁忙中无暇翻译更多。年逾八十宣布“下课”后，我的工作已不是继续开拓，而是收我铺得太大了的摊子，出几本总结性的书。本来完全不考虑新的稿约，可是外研社诚约我译哈代，却使我发生了根本动摇。因为哈代属于我最喜爱的诗人之列，也因为今年初最相知的好友杨德豫去世给我巨大震动，使我沉浸于哈代诗境并译了《五同学》等诗，于是便决心搁置“总结”而投入这项工作。既是弥补心中的长久亏欠，也是寄托对挚友的深切怀念。

说实话我并不倾心浪漫派(青年时代也许难免有一些)，哈代的诗与我要契合得多。况且我在五十多到八十多岁的年龄译哈代诗，与哈代作为诗人的年龄段不谋而合，大大增添了感情共鸣。本书选入哈代诗一〇四首，其中新译八十首。

我译诗侧重传达原作风格，赞成歌德“逼近原作的形式”的主张。不过形式上的模仿不可能全面，只能抓突出的关键点，这就好比画人物肖像，要抓准特点才能得似。由于汉语与属印欧语系的英语差异很大，有些形式特点翻译时是无法仿制的，如中国诗词的平仄对仗在英译时无法仿制，英诗中的“抑抑扬”等节奏及过于复杂的韵式在中译时也无法仿制。

哈代的韵式和格律特别繁复，译文若照样复制起来，可能根本听不出有韵。这是由于现代汉语和英语的音韵有很大不同：前者韵特别宽，后者韵特别窄。现代汉语只有十七韵，比古汉语少得多了，实践上通常又合为十三辙，而现代英语由于元音辅音组合有如万花筒，严格算来有六千余韵之多(平均每韵只有七个词)，因此英语诗人写诗一定要频繁变韵，很少像中国诗那样一韵到底的。同时，英语诗韵因多辅音烘托，加强了韵的音色个性，音韵效率高，二词押韵，哪怕是相隔五六行遥相呼应，也听得很清楚。而现代汉语因合辙押韵的词太多而平常化了，难给听者留下印象，所以中国诗用韵就要反复和密集(如绝句是aaxa式，当今流行歌曲是aaaa式)，而且很少变韵。二词押韵，假如距离稍远，隔两行还没回应就淡出失效了。因此哈代彩色拼画玻璃窗般的韵式在汉语中很难仿制；其中特别繁杂的，即便复制出来，也往往白费气力而失去音韵效果。

哈代是非常讲究音乐性的，所以在逼近原作形式时，我们也不能不顾及音乐效果。我采取的翻译策略是：首先是模拟哈代韵式，如应答的韵隔得远，再加插“行中韵”(增加韵频)以加强之；如果连此法也达不到音韵效果，则要考虑对韵式稍作简化变通，减少变韵。变通方式因地制宜，每例不同，读者只要对照中英韵式不难看出，不再一一加注(格律上的变通与此同理)。

译文韵式变通最大的，试举《家谱》为例。在此诗中，哈代采用繁复韵式来表现错综纠结的族谱谱系。原诗五节，韵式用字母表示出来是：abcadcb，efdegdf，hgijgjh，klilmki，nmonmopp，其末节是彼特拉克体十四行诗和莎士比亚式十四行诗结尾的叠加，而全诗韵式比复杂的十四行诗还复杂得多，一个韵可能隔五六行才得到呼应。译文如忠实复制原诗韵式，不说汉语十三辙悉数用上还不够，而且音韵效果全无，变成了无韵自由诗，与哈代意向背道而驰了。因此译文只得简化韵式，改为以“谱”字为主韵贯串之，而穿插他韵陪衬。这当然是个别的特例，在大部分诗中我都尽力体现了哈代的精心结构。

译诗永远是一种在得失取舍之间“患得患失”的艰难选择。就艺术形式方面而论，在韵式和音步上总会有所失，但在“有机活体”的建筑和音乐效果上逼近原作应当更为重要。

飞白

2013年8月12日夜于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