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清代余姚邵氏家族的家教

7000年前光辉灿烂的河姆渡文化使姚江成为长江流域文明的源头，那里也是中华古老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自秦置县，汉、唐至清末，余姚可谓名人辈出，素有“姚江人物甲天下”之盛誉。

自隋唐建立科举制以来，科举逐渐成为封建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熟读四书五经、擅长八股文也由此成为读书人应试科举的重要手段。到了清代，科举更是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清会典》卷七记：“分出身之途以正仕籍，凡官之出身有八：一曰进士，二曰举人，三曰贡生(恩、拔、副、岁、优、例)，四曰阴生，五曰监生，六曰生员，七曰官学生，八曰吏。无出身者满洲蒙古汉军曰闻散，汉曰俊秀。”⁽¹⁾尽管科举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弊端，如严重束缚应考者、使思想和学风严重脱离实际等，但在相当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科举制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王德昭《清代曾任高层官吏人数及其出身进士人数约计》⁽²⁾，清代尚书744人，其中进士339人，占45.56%；左都御史430人，其中进士221人，占51.4%；总督585人，其中进士181人，占30.94%；巡抚989人，其中进士390人，占39.43%。乾隆晚年至清末的侍郎781人，进士占58.51%。可见，科举已是清代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士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科举也进而成为其改变自身命运、家庭命运和家族命运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据粗略统计，自唐至清末，余姚共出过进士684人，状元5人，大学士6人，皇后2人，在朝廷及全国各地做官的也有1500余人。其中明代余姚中进士的就达382人，状元3人，冠于江浙。这也难怪梁启超在论及明清学术界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和邵氏家族时，对余姚亦流露出钦佩之情。他说：“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邵氏自鲁公、念鲁公以迄二云，世间崛起，绵绵不绝。”⁽³⁾清代余姚邵氏在科举上取得的巨大成绩，与其家教的关系密不可分。

第一节　旨归科举

从整体来看，清代余姚邵氏主要走科甲之路，“浙东明经取高第者以邵氏为最”⁽⁴⁾。据《余姚邵氏宗谱》载，明代邵氏家族共考中举人53人、进士22人。到了清代，余姚邵氏更是科第蝉联，指不胜屈，蔚然为浙东望族。清代邵氏家族有举人79人，进士26人，可谓人才辈出。他们分别是：邵嘉猷、邵洪襄、邵汝懋、邵一仁、邵昆岳、邵云、邵远平、邵奏平、邵宏堂、邵元度、邵秉桢、邵王宾、邵凤起、邵焻、邵昌文、邵旦平、邵之政、邵琮、邵坡、邵锡章、邵锡光、邵向荣、邵之旭、邵洙学、邵继云、邵之楷、邵大生、邵存懋、邵必昌、邵余芝、邵自励、邵大业、邵自镇、邵世荣、邵晋之、邵景载、邵是柟、邵自华、邵庾曾、邵自昌、邵自悦、邵晋涵、邵棠、邵昌皋、邵奎璧、邵四柟、邵标、邵嗣骧、邵瑛、邵自本、邵延会、邵葆醇、邵葆祺、邵自彭、邵自巽、邵葆槎、邵葆锺、邵黼云、邵习之、邵源洙、邵甲名、邵与名、邵灿、邵绶名、邵葆台、邵宸名、邵垲、邵承纪、邵文煦、邵景名、邵溍名、邵曰濂、邵琦、邵承照、邵承漠、邵友濂、邵承瀚、邵昌寿、邵承钧。(笔者注：黑体的为进士)

下面我们就随着历史的脚步，去探寻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一枚枚或许普通的生命轨迹，怀着不同的心情纪念那段逝去的岁月。

一、一门两举人四进士

这里“一门两举人四进士”指的是同出一门的两个举人邵瑸和邵琮和四个进士邵之旭、邵大业、邵自镇和邵庾曾，他们身上充分体现出了邵氏族人“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⁵⁾，这是邵氏优良家学、家教的真实反应。

这六人的血缘关系如下所示(“→”代表父子关系，下同)：

(一)举人邵瑸

详见第四章第一节。

(二)举人邵琮

邵琮(1675—1740)，字虞廷，号鉴湖，是先祖邵雍第24代孙。邵琮的祖父邵汝楫，官至怀远将军、天津卫游击。邵琮的父亲邵秉征，任礼部会同馆大使，后入北京户籍。邵秉征有四个儿子，邵琮排行第三；长兄邵瑸是康熙十四年(1675)举人，曾任山东莱州府昌邑县知县；邵璞(生卒年不详)，顺天府学生员。

邵琮生性天真笃厚，从小学习非常刻苦，15岁即补博士弟子员。康熙三十五年(1696)，时年22岁的邵琮便高中举人。

邵琮乃奇孝之人。康熙三十七年(1698)，母亲因患急症卧病在床。邵琮整日服侍母亲，不离左右。即便晚上睡觉，邵琮也从未把衣服脱下。他怕万一母亲有什么需要，自己都能随叫随到。但是，在邵琮的精心照料下，母亲的身体并未好转，反而每况愈下。有一天，邵琮守在炉边熬煮草药，想起连日来母亲所受的痛苦，他心里就隐隐作痛。邵琮一边熬药，一边落泪。过了好长时间，邵琮忽然若有所悟地站起身，走了出去。他独自来到一处位置偏僻、少人经过的地方，拿出小夹剪，毫不犹豫地剪掉了自己的一段手指，将其作为药引投进药罐。之后，邵琮便晕死过去。族人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惊。他们既感动于邵琮的孝行，也为老人能有像邵琮这样的儿子而欣慰。

草药煮好后，邵琮强忍断指之痛，将药端给母亲喝。母亲执意不肯，她又怎能忍心下咽呢？邵氏族人有感于此，打算将邵琮断指救母一事记录下来，作为邵氏子孙学习的榜样，加以传诵、弘扬。但这个想法遭到了邵琮坚定的回绝。他流着泪说：“父母之事乃缘以为名耶？且刲股类至性所激尔，非尽合于道者。”⁽⁶⁾族人们便作罢，不再提起，大家也渐渐淡忘了邵琮的义举。有时，个别不了解情况的，见邵琮缺了一个手指，仍会关切地问起，邵琮也多以他事敷衍。邵琮的至孝之情已然如实展现，真挚却不愿人知。今天看来，邵琮断指的举动虽不乏荒唐，但实则乃邵琮在自己感情支配下形成的自然之举，没有做作，没有矫情，有的只是对母亲的一片孝心而已。

母亲去世后不久，父亲也去世了。邵琮和两个兄弟一起尽力丧葬，并和时任山东昌邑县令的长兄邵瑸一起，经北京到天津，将放置在天津的祖母灵柩护送南下，与祖父合葬在余姚桐下湖。在这两兄弟看来，水木本源，叶落归根，余姚才是二老的真正归依之所。

康熙四十六年(1707)，上级官吏奉旨在四省挑选为国效力之人，邵琮一马当先报了名。邵氏很多族人都劝阻邵琮，叫他不要去。邵琮却说：“读书何为哉？将为国家效驱驰尔！登贤书十一年，三上公车，两荐不售。双亲逝矣，祖父母已合葬。年力方壮，不早效一官一职耶？”⁽⁷⁾父母去世、祖父母棺柩合葬后，邵琮内心极度渴望的，就是在自己还有精力和能力时，为百姓、为国家，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啊！根据吏部选授任免官吏的方法，邵琮完全符合申请条件，随即便被派往四川顺庆府大竹县。从余姚到四川，长途跋涉，路途遥远。沿途需历经栈道，充满艰辛险阻，跟他一起去的人都面生惧色。邵琮却大笑道：“此王尊叱驭道也！”⁽⁸⁾

历经多日，一行人等终于安全抵达四川顺庆府大竹县。这个地方虽叫大竹县，竹子却多已凋敝，一如当地的经济和生活，没有一丝生气。大竹县离四川的中心城市有千里之遥。也正是因其地处偏远，赋税征收情况才显得尤其混乱。不仅经常有一些子虚乌有的赋税征收项目，就连官府正常征收的赋税，其起点也较四川其他地区偏高，有时甚至是正常地丁税的数倍。邵琮上任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调查，他发现大竹县多年来征收的税款，实际并未如实、如数上交国库，竟大多由县城的豪强把持和控制。老百姓一分一分积攒起来的辛苦钱，就这样被他们中饱私囊。甚至连当地的诉讼案件，如户口、婚姻、田产等，这些豪强竟也要插手干涉，致使大竹县多起案件数年未结，最后大多不了了之。眼前的情况令邵琮十分震惊，势力庞大的地方豪强，竟也有着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这确非一朝一夕啊！熟悉了大竹县的基本情况，掌握了大量相关事实后，邵琮开始廉洁、秉公办理之前搁置多年的政务，清理多年积累下来的案件，并颁布法令，对强大的地方势力进行有针对性的限制，“大竹一时有召父之颂”⁽⁹⁾。

四川自古以来便地广人稀，加之受战争影响，其境内大量土地荒芜，无人耕种。为改善这种状况，康熙帝下令，安置大量楚地百姓进驻四川益户开荒。这本是件好事，但命令下达之后，因各级官吏未能统一操作，致使执行情况一片混乱。楚地百姓接到命令后，像衡阳、永州、郴州的，蜂拥一般跑到四川。他们既不向上级汇报，也不听从四川当地官员的安排，便开始盖屋开垦，兼并熟田，打破了当地百姓的正常生活秩序，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有些州县甚至爆发动乱，有人还被关进监狱。

大竹县的形势同样不容乐观。邵琮随即率领数个随从，急忙赶往形势较难控制的地区去了，并说道：“安插，皇恩也。恃众侵占，刁风不可长！”⁽¹⁰⁾安置楚地百姓，帮助开垦四川的荒芜土地，本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有人想倚靠势力，肆意侵占土地，定要严加遏制。赶到该地时，那里已经汇集了数千四川土著居民和楚地安置居民。大家聚拢着，瞪大眼睛争吵着，脸色上、表情中、话语里充盈的，尽是不满情绪。邵琮首先镇定、不动声色地找到四川土著百姓，细致询问被侵占田地的位置、数量、大小等。不一会，楚地安置百姓也来到邵琮跟前。《余姚邵氏宗谱》中记：

公意定神和，声色不动，召土民询其侵夺田舍所在及首唱随从者，若而人乃呼“新民”，前证验得实悉封之。新民大呼曰：“我等系奉上安插者！”公将“安插”二字反复宣谕、开导曰：“朝廷令有司安插若等，不愿受有司安插，反愿冒罪侵占耶？”于是新民咸俯首泣下，愿受约束缚。为首者八人，惩以法，按籍履亩以应开垦之地。⁽¹¹⁾

面对当时复杂的情况，冷静的邵琮很容易便找到了说服楚地百姓的突破口。邵琮反复劝导道：“康熙皇帝确实下令，将楚地百姓迁至四川开荒种地，但这是个上级统筹安排、下级官吏一步步执行的过程。朝廷命令有司安置你们，难道你们不愿意受有司安排，却反愿承担侵占的罪名吗？”一席话罢，楚地百姓都缄口不语了。继而纷纷表示愿意根据相关规定，服从上级官吏的安排。之前带头侵占四川土著百姓居住地的八个人，也因此受到了相关法律的制裁。不过，这八个人毕竟不是过失犯罪。在邵琮的积极协调下，仍旧给他们分配了足够数量的荒田。对于初来四川垦荒的楚地百姓来说，邵琮很多理性化、人性化的管理，的确慢慢消除了四川和楚地百姓之间曾有的误会和隔阂，实乃功不可没。

几年过去了，大竹县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邵琮以其卓越的才能为百姓默默地奉献、付出着。他事事为百姓着想，有利必兴，有弊必革。邵琮实心实意地经营着、享受着这份颇能证明其价值的事业。3年后，上级考核政绩，邵琮是所有官员中业绩、口碑最好的一个。正所谓不受天磨非好汉，不遭人妒是庸才，随后邵琮便因遭人毁谤、中伤而被免去官职。邵琮离任那天，大竹县的百姓对他恋恋不舍，他们“各截衣襟一幅，投赠车中，以志去思者”⁽¹²⁾。其居官之道亦略可见也。

辞官后，邵琮有更多的时间读书。他善于作文，对文学、艺术等均有深入研究。跟随邵琮一起学习的弟子，考中举人、进士的，指不胜屈。即便在邵琮做官后，他仍教授很多学生，甚至他的堂兄弟和子侄们也都跟随邵琮学习。邵琮对邵氏子弟的严格要求也使得很多邵氏后代有能力继承邵氏家族的文学、文化传统。在这点上，邵琮功不可没。

邵琮一生为人诚恳朴实，毫无伪饰，孝友睦族。无论与谁交往，他都推心置腹，处事审慎，考虑周到，并以“忠恕”二字为座右铭。邵琮在生活中完全践行着儒家“忠恕”的道德规范，不仅事事尽心尽力为他人着想，还能推己及人，时刻牢记知止知足的训诫。辞官后，邵琮曾四处游学，还去了瞿塘三峡，虽地势险峻，邵琮却好似如履平地般，气定神闲，淡定之至。面对湍急的水流，邵琮竟长啸歌吟，神情自若，朗诵着“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风波”⁽¹³⁾的豪言壮语。“蓄道德而能文章、抱经济而秉礼义；读书教忠孝，服官教勤廉”⁽¹⁴⁾便是邵琮一生的真实写照。

邵琮有三个儿子。长子邵大生，康熙五十九年(1720)中举人，雍正元年(1723)登进士；曾任大名府儒学教授，在每三年一次的官吏考核中，政绩突出，才能凸显。次子邵大业，雍正十年(1732)中解元⁽¹⁵⁾，雍正十一年(1733)会魁⁽¹⁶⁾；曾任湖北黄陂县知县，后经推举保荐，任江南苏州府知府。三子邵大文，是府学廪膳生。

(三)进士邵大业

邵大业(1710—1771)，字在中，晚年号思余。邵大业的曾祖父邵汝揖官至天津游击，祖父邵秉征官至礼部会同馆大使。邵大业的父亲邵琮是康熙三十五年(1696)举人，官至四川大竹县知县。因生性耿直，忤逆上司而弃官回家、教授子弟。父亲的正直对年幼的邵大业影响很大，使邵大业在其多年的为官生涯中，能时刻将百姓安危置于首位。

邵大业从小就十分聪明，“能于十步外辨蝇头书”⁽¹⁷⁾。14岁时，邵大业做了府学生，因考试成绩优异而声名鹊起。那时，邵大业和他的哥哥邵大生因擅长写八股文而名噪一方，虽家徒四壁，但父亲邵琮只要一看到兄弟俩写的文章，便会抚掌称快。雍正十年(1732)，23岁的邵大业高中顺天府举人。雍正十一年(1733)邵大业参加会试，名列第五，殿试赐进士出身。

乾隆元年(1736)，邵大业被任命为湖北黄陂县知县，在县5年，他努力为官，政声大著，深得老百姓的认可。邵大业“剖断词讼，案无留牍”⁽¹⁸⁾，他很快便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断案方法。一次，黄陂县里一对兄弟为争夺家产而对簿公堂。邵大业仔细观察后，发现兄弟俩长得很像，便让衙吏给兄弟俩一人一块镜子，并让他们面对面站着。《余姚邵氏宗谱》中记：

有兄弟争产者，公察其貌甚相类，令持镜相向。曰：“类乎？”曰：“类！”因谕之曰：“堂上多人，独汝二人相类，岂非同气故耶？吾新丧弟，悲不自胜。汝幸得白首相保，乃为此区区争讼，持此面目何以见汝亲地下？”言已声泪俱下，讼者相顾，涕泣引咎，遂为兄弟如初。⁽¹⁹⁾

邵大业因势利导，触及了亲情的敏感神经，在法理之外，亦使案件得到了有效的人性化处理。

面对突发灾害，邵大业仍能时刻做到把百姓的疾苦和安危放在心上，将百姓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损失降至最低。有一年，黄陂县里河水暴涨，数十丈的城墙都被洪水冲垮了。邵大业一面派人乘船搭救那些被洪水围困的百姓，一面派人给已经脱离危险的百姓准备好热乎乎的米粥，让他们有东西吃，而不会受冻受饿。他还亲自组织官吏修缮被大水冲坏的城墙，并在城外筑起长达几百丈的堤岸，甚至连那些被河水冲坏的民堤，也依官方标准筑好。老百姓十分高兴，遂自发地将重新修筑起的堤坝称作“邵公堤”，足见邵大业爱民之心切。

后来邵大业又任河南开封府同知、禹州知州，随后调往睢州。睢州连年雨多成灾，沉重的赋税压得百姓苦不堪言，甚至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上任后，邵大业将灾情和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实、详细地上报巡抚，不顾上级官府的反对，坚持免征当地村民的赋税。同时，他还建议官府开仓济民，并向村民无偿提供作物良种；并劝说大户人家能够拿出一些储备的粮食，接济百姓。在多种措施的合力作用下，睢州不仅没有出现饥民流亡的现象，反而使百姓生活和当地经济都开始慢慢出现复苏的迹象。

邵大业还曾任商丘县令，但凡熟悉商丘县实际情况的都不愿铤而走险。上一任商丘县令姓缪，缪县令是一位极能体察百姓艰辛、冷暖的好官。他在任期间，要是有村民实在无法负担繁重的赋税，他就会用自己的俸禄垫上。时间长了，不仅连他自己的生活入不敷出，就是连商丘县的财政划拨资金也所剩无几，亏负累累。因此，缪县令卸任后，无人愿意填补这一职位的空缺。邵大业在得知商丘县的实际情况后便毛遂自荐，向郡守申请，执意要到商丘县做县令。郡守问他：“君不畏难乎？”邵大业答：“惟难，故愿往。”⁽²⁰⁾在众人困惑、疑虑的眼光中邵大业走马上任了。之后，邵大业多次召集村民，针对繁重的赋税和县里的财政亏空现状反复研究对策。几个月后，邵大业便想办法还清了所有欠款，商丘县一切秩序恢复正常，颇受周围同僚的赞誉。

其后邵大业被提拔为江南苏州府知府。主持工作后，细致的邵大业意外发现，近年没有任何灾害发生的吴中地区，竟然米价奇高。为探寻个中究竟，邵大业就一个人穿着便装四处走访，经多方打探，得知原来米商的大量囤积就是造成米价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于是，邵大业就把囤积米粮的商人都召集起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凡是那些踊跃响应知府邵大业的，他都“劳以酒食，旌以采帛”⁽²¹⁾。被成功游说的商人多了，米多了，米价便下降了。老百姓都能买得起米，自然就会对知府邵大业感恩戴德。

成功解决了苏州城内米价居高不下的问题后，又有个别历史难题棘手地摆在了邵大业面前。原来，苏州府所辖松江地区经常发生盗窃案件，蹊跷的是，这些案件之间似乎都有牵连，但多年来一直没能抓住主犯，将其绳之以法。当年抓获的盗贼也多是些小喽啰，由于受刑、饥寒或生病等原因，大半都已经死了，仅剩下18人尚能接受审讯。为寻求案件审理的突破口，邵大业亲自去监狱，探视了那18个人，也看到了他们真实的生存现状。

公视诸囚皆扶掖始行，或舁以扉腥秽不堪。恻然呼之曰：“汝等亦人子，饥寒所迫，遂陷于此。今已败露，犹甘受榜笞，偷延残喘，但首从异坐，被诬何辜？汝等既杀人于生前，忍复杀人于死后？且杀人何益于汝？”语未毕，有魁然者仰视曰：“公尚以人类相待耶！今日请为公决之！”即列数某案，某为首，某为从，某某实不与。群盗皆唯唯无异辞。⁽²²⁾

那些盗贼大多需要相互搀扶才能行走，还有的因为用刑，早已失去行走能力，必须用门扇抬着。牢房里到处充满了腥臭味，污秽不堪。邵大业语重心长地和他们交谈，如果说当年是因生活所迫，不得已触犯法律而被关押起来，还情有可原。可如今事情已经败露，为何还愿意被鞭笞、拷打、苟延残喘地活着，而心甘情愿地为那些幕后操纵犯罪活动的人背黑锅呢？

邵大业一席掏心窝子的话，顷刻间点燃了囚犯们内心的尊严和想要更好生活的欲望。他们纷纷站出来，开始历数他们所知道的盗窃案，谁是主犯，谁是从犯。与此同时，牢狱中的其他犯人也都你一言我一语地附和着。那个人说得对的，大家不置可否；那个人说得不对的，大家再行补充。在邵大业的努力下，苏州府数年来未能破获的系列盗窃案终于大白于天下。邵大业特殊的断案方式，就连当时苏松兵备道兼江苏布政使都十分佩服，对他赞不绝口。

从苏州府离任后，邵大业便被调往河南，任直隶州知州。未及上任，邵大业又被特授为开封府知府。当时开封沿河消涨无常，致使沿河滩地数量无定。村民们都纷纷去争抢滩地，抢着的便据为己有，百姓之间便经常发生冲突。那些没抢着的，就把抢着的告到官府，请求官府出面丈量滩地的实际面积，不过就连官府的丈量数据也总是不一致。面对这种情况，开封府中丞就出了个馊主意，即隐瞒滩地的实际种植情况，同时根据法律规定，谁得到滩地，谁就要多交赋税。邵大业则坚持认为此法不可。

又遍考旧志，始知豫省本有上、中、下三则。明季改并中地十亩，完上地粮七亩，下地十亩，完上地粮三亩。亩数虽多，粮实不减自昔然矣。中丞曰：“昔为下则，今则膏腴。若之何不加？”公曰：“河壖之地，今日以为退滩淤壤，异日即可为沙压水冲。冬春播种，夏秋之收获，未可必也。且去年河决流移未复，旧额已艰，若更加增，民何以堪？”中丞怫然曰：“国计所在，谁敢挠之？”公曰：“公为国计，某为民生，民生即国计也！”中丞又以危言訹公，公不为动。⁽²³⁾

邵大业遍查开封府旧志后，得知河南的土地有三种，即肥沃的、中等的和贫瘠的。明朝时，河南曾对三种类型的土地进行改良。对此，中丞解释为：改造后，原本贫瘠的土地已经肥沃，适当增加百姓赋税全属正常。但邵大业则认为：现在的滩地，过段时间，便极有可能会被流沙覆盖，未必一定是冬春播种、夏秋收获！上年因河水决堤给老百姓造成的损失尚未挽回，很多百姓正流离失所。如果现在增收百姓的赋税，不亚于使他们原本艰难的日子雪上加霜，决计不可！听罢，中丞也愤怒说道：这是治国的方针大计，谁敢阻挠？邵大业也面无惧色地应道：你为的是国家大计，我为的是百姓生计。百姓生计就是国家大计，只有百姓生活好了，国家才有立足之本！

在邵大业的坚决抗争下，中丞只好无奈地将邵大业的主张上报。上级官府采纳了邵大业的建议，决定先试种三年，再行决定是否增加百姓上缴的赋税。第二年夏天，果然不出邵大业所料，大水淹没了地势较低的滩地，就连旁边的陈桥堤都快被冲垮了。邵大业不顾情况危急，亲自前往督责抢修。众人见此，深受感动和鼓舞，团结一心，堤坝竟无损毁。竣工之日设宴，时任河督高文端亲自为邵大业斟满酒，并对众多宾客说：“此役綦重，吾全依此一知府耳！”⁽²⁴⁾称赞之情溢于言表。

邵大业一生为百姓做过无数好事。在黑暗的恶势力面前，他为百姓伸张正义；在恶劣的自然灾害面前，他救百姓于水火之中。邵大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充分证明了：在他心中，只有老百姓的利益才是至关重要、无可替代的。钱大昕也评价邵大业道：

公自州县及典大郡，事上官以礼，而不为苟同，苞苴之馈未尝及门。为人排难解纷而不居其功，笃于兄弟，睦于宗族，与人交有终始。盖几于古之不言而躬行者。⁽²⁵⁾

钱大昕在为邵大业所作的墓志铭中记：

君奭分陕，惠流甘棠。召父在汉，绩著南阳。宜尔云仍，世有循良。公幼而学，昕夕不懈。经明行修，科名拾芥。政事文学，一身兼备。古称守令，亲民之官。视民如儿，保抱力殚。鹰鹯之鸷，不如凤鸾。水旱告沴，祈祷必应。感天以诚，为民请命。正已率属，直道而行。勤慎吾分，温饱弗营。昔人作相，名减治郡。公虽数奇，休有令闻。典型云邈，余庆长留。桐乡俎豆，可以千秋。郁郁佳城，良吏之宅。鲁峻韩仁，媲美在昔。⁽²⁶⁾

邵大业为官正直清廉，深受其父亲邵琮的影响。邵大业身后数子，也大多从政，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父邵大业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完美呈现了余姚邵氏家族的传统门风。邵自昌，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江南道监察御史；邵自华，乾隆二十四年(1759)举人，官清丰县教谕；邵自荣，候选州同；邵自悦，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抚州府通判；邵自中，庠生；邵自和，乾隆五十一年(1786)副榜贡生；邵自本，乾隆四十八年(1783)举人；邵自彭，庠生。

(四)进士邵自镇

邵自镇(1718—1789)，初名自达，字达夫，号笠塘，晚号椿巢，是先祖邵雍第26代孙。邵自镇的曾祖父邵秉征，官至礼部会同馆大使，后入京籍，定居大兴。祖父邵瑸，康熙十四年(1675)举人，曾任山东昌邑县令。父亲邵之旭，康熙四十七年(1708)举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曾任江南金坛县知县。

邵自镇天性笃厚，学问精深，尤其擅长写八股文，喜欢吟诗作画，精于书法，其“待人之厚，教泽之广，天怀之旷”⁽²⁷⁾，绝非世间平庸之人可及。邵自镇自幼事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乾隆六年(1741)，邵自镇高中举人，后任教职，经选定被任命为大名府学教授。

邵自镇生活虽清苦，却非常乐于助人，尤好急人之急。不管面对自己还是别人的困境，邵自镇从不面露难色，而是以平静的心态一点点解决。邵自镇讲话、做事向来经过深思熟虑，从不轻率。行为举止一如儒者，为人谦虚，重学问，无间言。在任大名府学教授期间，随他学习的弟子常有百余人，包括他的堂弟邵自昌、邵自华、邵自悦，还有很多慕邵自镇名、不远千里来求学的。弟子们都佩服他的学识，听从他的教化。在科举考试中也均有斩获。但凡遇到那些虽贫困，却仍保有崇高志向的读书人，邵自镇都会以成就人才为理念，竭尽所能周恤他们，使他们不致受冻、挨饿，并提供优越的读书条件。从小衣食四方的生活经历使邵自镇深知，只要能安然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他们必定有所成就。

乾隆六年(1741)，对于邵自镇来说是双喜临门。一则邵自镇高中举人；二则，长子邵庾曾出世。更让人欣慰的是，20年后，即乾隆二十六年(1761)，邵自镇和邵庾曾父子同登进士。邵庾曾由翰林院改侍御，出任河南提督学政，后又任职济南，被提拔为雁平道。不管邵庾曾到哪里做官，他都会带着父亲，使邵自镇能在自己的照顾下颐养天年。

美好的愿望总是难以实现，只因那是个愿望。乾隆五十一年(1786)春，原本打算陪伴父亲直到终老的邵庾曾，竟然因病去世。痛失爱子的邵自镇十分难过，但哀痛之余，邵自镇也清醒地意识到：既然这就是生活，那就应该让自己更有价值地走完这一生。他劝慰自己说：“死者不可生矣，生者未息肩也。”⁽²⁸⁾自此，69岁高龄的邵自镇重回京师，将全部心思都放在了教育上，开始亲自教授孙辈读书。在邵自镇的严格督责下，乾隆五十三年(1788)，孙子邵葆醇高中举人。次年，乾隆五十四年(1789)，孙子邵葆祺也高中举人。事实上，自从儿子邵庾曾去世后，邵自镇的身体更加每况愈下。他之所以一直坚持着，全在于他对孙辈寄予厚望的支撑，他一直等待的就是邵氏子孙金榜题名的那一刻。为了这一刻，邵自镇的艰辛付出有了回报，他立刻觉得轻松极了。同年，乾隆五十四年(1789)十月的一天，邵自镇突然发病，三天后，便撒手人寰。

邵自镇身后四子。其中长子邵庾曾，乾隆二十四年(1759)举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恩科进士，在山西雁平道任上去世；次子邵稼曾，乾隆三十年(1765)中乡试副榜；次子邵毅曾，廪贡生；次子邵聃曾，尚幼。邵自镇身后孙七人。邵葆善，府庠生；邵葆醇，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恩科进士，曾任山东海丰县知县；邵葆祺，乾隆五十四年(1789)举人；邵葆槎，府庠生。

(五)进士邵庾曾

邵庾曾(1741—1786)，字南俶，号湘芷。邵庾曾的高祖父邵秉征，官至礼部会同馆大使。曾祖父邵瑸，官至山东昌邑县令。父亲邵自镇，官至大名府学教授。

在祖辈勤学气氛的感染和深厚家学的影响下，邵庾曾从小勤敏而笃厚，19岁即高中举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21岁的邵庾曾和父亲邵自镇一同考上进士。因颇具潜质，邵庾曾被选为庶吉士，随即被任命为检讨官，之后又任浙江道御史。后又被推荐，进了谏官官署，并被提拔为内阁侍读学士。邵庾曾两次担任乡试考官，同时负责监督地方教育工作的开展情况。为官期间，邵庾曾考虑问题周全，处处谨慎，顾全大局，极有预见性，颇得上级和下属的赞誉，号称得士。邵庾曾还两次奉旨视察漕运、疏通河道，询问水利工程的兴修状况，“稽查、厘剔积敝”⁽²⁹⁾，得到了上级官员的充分认可，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乾隆四十八年(1783)，朝廷对官吏任职期间的政绩进行考核，邵庾曾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当时乾隆皇帝主要根据官吏的资历和政绩来决定其升降的职位与级别，大学士便推荐调邵庾曾任地方官，更可发挥其优势。乾隆帝即下旨：“曹今现被灾，汝昔视漕，山东情形当熟悉，可速去也。”⁽³⁰⁾

曹州地处山东菏泽，周围多条大河流经此地，几乎每年都会泛滥成灾，淹没农田。邵庾曾上任之初，正值夏季，持续不断的雨水导致多条大河水位暴涨。邵庾曾利用居官的空闲时间，遍行属邑，周视河防，慢慢发现了多年来河水泛滥成灾的主要原因，即“夏秋淫潦，岁所不免，所以屡罹冲决者，料物不早备故也”⁽³¹⁾。也就是说，夏秋是雨水较多的季节，容易积水成灾，从天气和地理环境看，这是无法避免的。不过这并不是积水每年冲破河道、湮及无辜百姓、造成财产巨大损失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还在于，水患发生之前，官府从未对积水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正确、有效的预测，没能提前准备物资，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而导致的。于是，邵庾曾下令，叮嘱下属按照各处所需，及时购置防水物资，并定期修护堤坝，保证其稳固性，加大堤坝抵御水患侵袭的能力，固无漫决之患。

任曹州太守期间，除修护河道、保证百姓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外，邵庾曾还清理了多年遗留、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处理的多宗诉讼案件。邵庾曾经详细调查，发现曹州的诉讼案件数量巨大，尤其存在多次审讯、多次翻案的现象，案件累积大大小小共计百余件，更有10多年前的案子。邵庾曾认为之所以造成目前案件累积的状况，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办案时，官吏未能做到公正执法。一般一宗案子会牵连多人，当不满足于既有利益或利益分配不均时，就容易使案件的审理出现反复，人为拖延处理时间。邵庾曾任曹州太守期间，政务十分繁忙。他不是出门巡视河道的修护情况，就是在堂上审理案件，口断手判，惩治无义，由此而释放的无辜百姓多达数百人。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交口称赞。

随后，邵庾曾又被调往济南做太守，兼管济东、泰武两地。乾隆五十年(1785)，邵庾曾被提拔为雁平兵备道。他依然断案80余起，昼夜不歇。邵庾曾在任期间，没有一宗遗留的案件，没有一点尚未处理的政务，一如他任曹州太守时的努力和勤奋，老百姓对此也确实感同身受，沾其惠行。

二、兄弟登科

这里“兄弟登科”指的是进士邵向荣(兄)和举人邵坡(弟)。关系如下所示：

(一)进士邵向荣

详见本章第二节。

(二)举人邵坡

邵坡(生卒年不详)，字兼山，号艮庵。邵坡的父亲是邵炳，邵元荣和邵向荣是其长兄。邵坡的一生充满坎坷，既生不逢时，又命途多舛、时运不济。

邵坡从小就很聪明，刚会说话时，旁边有人开玩笑似地教他《孝经》。没想到，只一会儿工夫，对《孝经》大义尚且懵懵懂懂的邵坡，就能流利地背诵下来。邵坡5岁时，父亲邵炳去世了。当时家中生活窘迫，母亲张夫人便请外祖父张炯曙设教于庭，亲自督教三个儿子。邵坡不仅对经史非常感兴趣，他还潜心钻研濂洛关闽⁽³²⁾之学。从小建立起的深厚根底使邵坡思想深刻，文笔犀利，声震一方。

康熙四十一年(1702)，邵坡高中举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邵坡参加会试，那一年很多像赵申桥这样的江浙名士都参加了会试。在激烈的竞争中，邵坡最终未能高中。之后，他就去了山西，“遍游雁门云中，吊古战场，望平沙千里”⁽³³⁾。这段经历对邵坡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敏捷的思路、犀利的笔触、深邃的观点除给邵坡带来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外，更让他无辜遭受牵连。

康熙五十年(1711)，查氏乡试中举，众人一片哗然，都传言说，查氏中举那篇文章是剽窃邵坡的。事发时，邵坡还在山西游历，官府只好派人把当时正在京城的邵坡的哥哥邵向荣抓了起来，代为问罪。邵坡得知此事后，疾速赶回京城，使邵向荣及时被释放，得以如期参加进士考试。

邵坡入狱后，恰好碰到因党争入狱的方苞。方苞见到邵坡十分激动，并对邵坡说：“我识君久，今之见，何晚也！在狱中又何奇也！”⁽³⁴⁾这次会面令两人非常意外，在狱中他们纵横古今，畅谈成败得失，颇有相见恨晚之感。方苞更是惊叹于邵坡的文学才能，认为后人无可企及。

自此之后，刚正不阿的邵坡结交了更多的天下名士，像金坛的王氏、宜兴的储氏等。他们常常在一起探讨文学，探讨人生。这段时间，邵坡的文章大多效仿顾炎武的《日知录》。内容主要包括考察儒士之间主张的异同、分辨著述版本及注疏的正确与否、探讨从唐到明数年间制度法令、礼俗规范的兴衰变故等。研究角度很多，视角很广，涉猎范围很大。

有一天康熙皇帝上朝时，在廷上问诸位大臣：“知有邵坡其人乎？其征招来京！”⁽³⁵⁾众大臣在惊讶之余，纷纷感叹邵坡真是生不逢时啊！如此博学多识、才高八斗之人，竟一直未有好的机遇，直到备受挫折后才得到赏识。邵坡在得知自己被康熙皇帝钦点进京后，也兴奋之极，他还打算把自己对于国家法令制度、礼仪规范等方面的想法稍作整理后，逐条上奏。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就在邵坡已经准备停当，准备进京之时，康熙皇帝却驾崩了。那个唯一赏识邵坡的人，不在了。邵坡原本已经炽热燃起的希望，转眼就被残酷的现实浇灭了。备受打击的邵坡再也无意于政治。

随后邵坡只身前往蕺山书院担任主讲，数年间培养了众多德才兼备的弟子。

三、父子登科

这里“父子登科”指的是举人邵元凯(父)和进士邵秉节(子)。邵坡曾说：“我家科第甲于姚，而公之后更极寖昌。”⁽³⁶⁾说的就是邵元凯和邵秉节。关系如下所示：

邵元凯→邵秉节→邵焻⁽³⁷⁾

(一)举人邵元凯

邵元凯(1569—1658)，字忠白，别号襟海。邵元凯的父亲邵文宇，世称长者。

邵元凯幼年聪慧，举止得体。小小年纪就成了秀才，“名噪儒坛，为诸生领袖”⁽³⁸⁾。邵元凯博览群书，胸怀奇志，“诚意”(即心志真诚)是其重要的治学主张。不仅做学问如此，做人更是如此。每次参加科举考试，他文中表现出的深刻洞察力都被当时阅卷的王公大臣们极力赏识。万历二十八年(1600)，邵元凯高中举人。之后，邵元凯数次进京，均未考上进士。他于是放弃举业，转而到桐庐教授学业。不久，邵元凯被任命为黄陂县令。

黄陂是荆楚之地较大的县城之一。当地许多大户人家，仰仗有钱有势，为人处世往往“食民以自利”⁽³⁹⁾，肆意妄为，不计后果。《余姚邵氏宗谱》记：

陂为荆楚大邑，巨室多纵恣。公下车后蹙然曰：“造物置蛇于薮泽，置虎于山林。今贵绅生事是通衢，而纵蛇虎也。虽无进薤本者，吾知所以处之矣。”⁽⁴⁰⁾

可见邵元凯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世上各种事物的存在都有各自的道理，正如蛇一般生长在水草茂密的沼泽湖泊地带，而老虎的活动范围则大多数在茂密的山林深处。如今要是仍旧任由那些有权势的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话，则无异于将道路变得四通八达，而把蛇、虎全部放出来。如此一来，只要有针对性，那么黄陂县的问题便也会迎刃而解了。

邵元凯到黄陂县上任后，根据自己勘察所得的实际情况，重新制定了一套适用于黄陂县的法令规章，并严格执行。邵元凯首推孝悌之义，无论何人，百姓也好，官员也罢，都应竭力遵守孝悌，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同时邵元凯大力兴办学校教育，这是治理政务的根本。“以庭课为事诸子”⁽⁴¹⁾，注重教化作用，使诉讼案件数量呈逐年下降态势。他还“正风俗、禁仆区、抑豪强、济穷困、威不惕而利不疚”⁽⁴²⁾，慢慢地那些强势宗族也都销声匿迹了。数年后，不仅老百姓们都十分拥戴邵元凯，就连官员们也都十分惊讶于黄陂县的变化。

一次，黄陂县连年发生饥荒，县令邵元凯颁布了12条赈灾措施，包括开仓赈灾、将粮种无偿发放、政府出资救助等。邵元凯不仅赈济有方，而且督管有效。所有赈灾款项全部用于百姓，没有一分钱被官吏中饱私囊的。有了这些行之有效的政令，百姓不仅能保全家平安，就连灾后生活都有了保障。仅这12条措施，便使数万人得以存活下来。后来，那些在饥荒中存活下来的人，便自发地、自愿以“邵”为姓氏，以感激邵元凯的救命之恩。

邵元凯在黄陂县为官数年，政绩突出，颇有声望，誉满京师。更难得的是得到了黄陂县百姓的认可。崇祯九年(1636)和崇祯十三年(1640)，邵元凯还曾先后连任太常寺卿一职，从三品。

邵元凯一生慷慨无私，做事一贯坚持自己的原则，重承诺，言而有信。与人相处，待人接物，终日无倦容。邵元凯为人忠厚仁慈，他主动出资修建邵氏宗祠，时常组织族人去宗祠祭奠先辈，使得邵氏宗庙人气很旺，宗族发展蒸蒸日上。90岁时，邵元凯依然精神爽朗，“眉笑举觞”⁽⁴³⁾。邵元凯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其强大精神力量，一直在潜移默中，未曾间断地影响着邵氏的子孙后代，功成名就者绵延不绝。

邵元凯的儿子邵秉节是崇祯九年(1636)举人，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孙子邵焻，康熙二十三年(1684)举人，任中书舍人。其余在庠序的指不胜缕。

(二)进士邵秉节

详见第四章第二节。

士人在科举考试中能否中举，除与自身学识水平关系密切外，运气也是至关重要的。前者是实力，可以通过努力和学习获得；而后者则完全无法预测。可以肯定地说，能在科举考试中第的，都是博学多识、才气横溢之人；但那些未在科举考试中第的，却未必不是。有时，他们缺的就是一点点运气罢了。这样的例子在清代余姚邵氏家族后裔中比比皆是。

像邵直斋，天资聪慧，悟性极高，孩童时即名震士林。邵直斋最大的兴趣就是读书，却因家中贫困，无力购买。在参加科举考试期间，邵直斋每天遍游市中，将书店里的所有书籍都看了一遍。但凡重要内容，邵直斋便“过目悉记”⁽⁴⁴⁾，晚上回到住所，便立刻凭记忆默写下来，素有“书仓”的美名。邵直斋平日以授徒讲学为生，凡是经他教导、得他真传的，“高发飞鸣者不下数十人”⁽⁴⁵⁾。遗憾的是，直到邵直斋去世，他仍只是一个贡生。

另如邵是韩也运气不佳。邵是韩是邵喻义的孙子，他从小聪慧过人，“为人倜傥豪迈”⁽⁴⁶⁾，内心一直怀抱成就大事的志向。邵是韩作文颇有秦汉散文之风，平实的文章一改浮华、肤浅，具有很强的现实抨击力。邵是韩参加顺天乡试，本来已经被录取。怎奈发榜前，在主试官核查、审定名次时，忽然发现试卷数比实际录取人数多了一个，便随手抽出一份试卷，而这份恰好就是邵是韩的。不过让人欣慰的是，邵是韩并未因此颓废，或稍挫其志，这是更加难得的。

从个人角度看，像邵直斋和邵是韩这样的经历，对个体生存和发展的确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但从邵氏家族整体看，却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强意志，他们的默默奉献，他们的始终如一，使整个邵氏家族才能够兴旺起来，这是群体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二节　学以致用

邵氏作为清代余姚的大家族，其个体成员必有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其行为也必须符合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如果能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做官，固然很好；但如因某种机缘，未能如愿，也需加强自身的修行。“若要寻求士大夫为了作为士大夫而生存下去的最后依据，那既不是同族，也不是乡党，而是自己所钻研的学问。”⁽⁴⁷⁾正如明末清初著名古文家张岱所说：“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⁴⁸⁾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科举的意义是多重的。士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通过科举顺利走上仕途。“有亲在，不可不成进士”成为伴随他们清苦读书生活的坚强动力。在这种氛围之下，深受科举制度影响的家庭教育也随之成了一个家族赖以支撑的事业。清代余姚邵氏后裔也是一样。不过不同的是，他们不会执著于此。当举业遭遇挫折时，他们会恰当、识时务地转换思路。面对生活的种种选择，他们会努力追求，却不一味固执。他们重视启蒙，或在外宦游四方，或居家亲自执教，本着严格的教育原则培养子弟坚毅的品质和深厚的学问根柢；日常生活中，他们也特别注意言传身教，在耳濡目染中影响子弟的观念，使其通晓孝悌伦理，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正是众多邵氏族人的努力，才使得邵氏家族文化得以代代传承。

一、邵向荣：诲人不倦

邵向荣(1674—1757)，字东葵，号冬余，又号瘦山，诰命封赏中宪大夫。邵向荣的父亲邵炳，母亲张夫人。

邵向荣7岁时，父亲邵炳就去世了。母亲靠纺纱织线，不辞辛劳地将邵向荣、邵元荣和邵坡三个兄弟抚养长大。他们三个经常白天下地干农活，帮助母亲减轻生活重担；晚上便在一起研读经史，相互勉励。邵向荣自幼聪明过人，擅长作文，文笔极好，曾随姚江书院派学术殿军邵廷采学习，“读乡先辈王阳明书，慨然慕之”⁽⁴⁹⁾。他“涉学广博，以六经为根柢，辨名物制度，务晰其所以然”⁽⁵⁰⁾，完全按照儒者的标准修行自己。

康熙四十四年(1705)，邵向荣考中举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邵向荣高中进士。

当壬辰中式，时值弟坡以科场事被逮，而坡先期赴晋逻骑四出。公欲诣狱，或阻之曰：“公方新进，奈何当之？”公涕泣曰：“弟实晋游而主者不察，将求诸家，求诸家则兄不免矣。如吾母何？径诣法司，请身受缧囚。待坡至而免檄本籍。”其大节如此！⁽⁵¹⁾

不巧的是，当时邵向荣的弟弟邵坡因科场之事遭受牵连，而邵坡恰好游学在外，身在京城备考的邵向荣就想代邵坡承担刑狱之事。面对邵向荣如此断送大好前程的举动，众人纷纷扼腕叹息，他却显得很高兴，道：“吾弟无恙，老母无忧，足矣！”后来邵向荣虽被及时释放，仍“以书法未工，命且学习”⁽⁵²⁾而未能高中状元。随后邵向荣由中书改任定海县教谕⁽⁵³⁾，之后又任镇海教谕。自此，邵向荣便开始一心一意地教书育人，培养出了不少贤达之士。

邵向荣一生以讲学为业，多年实践使其在教学的方式、方法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还给学生订立了四条学规，即立志、诵经、考史、敦伦。这四条学规集中体现了邵向荣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这不仅是对前辈思想的继承，更是创新，非常值得后人借鉴。

学规的主要内容如下：

生平以讲学为事，尝立学规四条，曰立志，曰诵经，曰考史，曰敦伦。

论立志曰：“人性同而志殊焉。志富贵则归于富贵矣，志孝弟则归于孝弟矣，岂视孝弟不若富贵哉？由于弗辨也，志既辨在于立，立之在于诚。”

论诵经曰：“学者始于诵经。兰陵之训也，古者三十而五经立，今有白首而不通一经者矣。穷经致用必旁推诸经而能通一经，名物象数，至理存焉，孔贾郑王之学不可不寻绎也。”

论考史曰：“史学熟则名臣出，先正之论也。考之不精则静修所谓无边，受屈者恐不在载笔而在论世者矣。考证异同，参稽身世，方可持伦三史，言制度尤详，更宜精窍。”

论敦伦曰：“三代之学，皆以明人伦、良知、良能，具于赤子，物引而迁，遂亡本体，诵经式训，考史为鉴，皆不外乎尽伦，特恐悠悠忽忽，其志不立耳。”⁽⁵⁴⁾

从这四条学规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姚江书院训约》的影子，这也说明了邵向荣对浙东史学思想的继承和延续。

所谓“立志”，就是要树立远大志向，并下定决心以坚强的意志努力实现它。人的本性其实没什么不同，但志向却往往相差很远。有的人立志过大富大贵的生活，如果他能脚踏实地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那么他就有可能归于富贵；有的人立志孝顺父母、友爱兄长，如果他能脚踏实地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那么他也同样有可能归于孝悌。只要那是你的志向，是你内心所想，那么归于孝悌的生活就未必不如富贵的日子。当然更重要的是，志向实现背后是人的付出和努力。人要诚实，有上进之心，那么读书是真读书，做人也便是真做人。

所谓“诵经”，就是诵读经书。古人30岁便已熟读四书五经，正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如果熟读经书、穷尽经书，便可举一反三，由此及彼，很多难题也可迎刃而解，如此天下万物便可运筹帷幄，自由掌控。旁及其他，追本逐末，深思便可自得。

所谓“考史”，就是要熟悉史学，体现了乾嘉学派的考据精神及其以考据为主的治学方式。辨明事物时，如考据不精就会偏离本原。考证异同，关系到身世、家事、国史，甚至制度，当知其然，更当知其所以然。如此才能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方可客观地看待问题、解决问题，做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

所谓“敦伦”，就是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亲厚和睦。一个人应当清楚礼仪制度规定的人伦关系，应有良知，具备良能。人伦乃为人、为学之本，有如房屋根基一般。由经到史，不外乎此。对于父母，应极尽孝顺之事；对于兄弟，应给予呵护温暖。如果没有“敦伦”，那么“立志”、“诵经”、“考史”便都成了无本之木、无水之源。

邵向荣的弟子时刻牢记学规，收效显著，科考中第者不乏其人。邵向荣根据弟子自身的不同条件，因材施教。他还会专门给即将参加科考的士人讲习经史，并“亲为校勘定甲乙，每至夜分不辍”⁽⁵⁵⁾，士气大振。“后学闻佳士，辄推毂，以故远近争聘为弟子师”⁽⁵⁶⁾，周而复始，良性循环。

为扩大受教育者的阶层和范围，使更多人能有书可读，邵向荣还捐出自己的全部俸禄，将罗汉堂改为书院；又各处募集资金购置田地数百亩，用以资助那些因家中贫困而无力读书的孩子，并“创撰邑志”⁽⁵⁷⁾，自此余姚文教大兴。直到邵向荣80岁离开书院，还经常有来自定海和镇海的读书人争相拜邵向荣为师，学习经史。邵向荣去世后，弟子们有感于邵向荣一生为余姚、镇海等地教育作出的突出贡献，纷纷自发地写作祭文，并刻在石碑上，使之流芳百世。

邵向荣著有《冬余经说》十卷、《四书章句偶融》三十卷、《冬余笔记》八卷、《冬余文略》六卷、《冬余诗略》四卷。

二、邵景载：勤学教子

邵景载(生卒年不详)，讳升陛，字梅林。妻子韩夫人⁽⁵⁸⁾是湖北竹山县尉韩显之的女儿。

邵景载6岁就开始跟随同邑的黄敬庵学习濂洛关闽之学，“早夕诵读，不辍如成人”⁽⁵⁹⁾，并“饰之以经义史志”⁽⁶⁰⁾。在诸多学生中，邵景载虽资禀最薄，黄敬庵却十分喜欢他，还将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他，“授以居敬穷理之旨及分年读书之法”⁽⁶¹⁾。在黄敬庵的教导下，邵景载进步很快。每读一本书，邵景载都会用蝇头小楷工整地抄写一遍，并把史上各家对相关文本的解释、具体观点的分歧等，“抄汇成秩”⁽⁶²⁾。

长期的积累使得邵景载“尤邃于经学”⁽⁶³⁾，并养成了良好的治学习惯，他常将阅读经书时的体会、想法随手记下，“驳正旧说，若老吏之断狱”⁽⁶⁴⁾。过程严谨，有根有据，水到渠成，颇有创见。如对《周礼》中“乐、师、舞”等的解释，历来诸家看法不一，存在较大争议。邵景载引用《春秋》“初献六羽”为证，反驳了郑玄注的说法。他还列出新的证据，对王祭川有“先河后海”的惯例表示认可，反驳了唐代学者贾公彦所著《周礼义疏》、《仪礼义疏》所说“无祭海之说”。另外，他还据《周礼·夏官·羊人》“凡釁积共其羊牲牛”，验证了《孟子》中说“釁钟本用羊，不用牛”的说法实存可商榷之处，尚需更有力的证据支持。

23岁时，邵景载成了诸生。乾隆二十二年(1757)，邵景载被举荐参加乡试，高中举人。之后，邵景载竟放弃举业，回乡授徒，兼督教儿子读书。与科举相比，授经才是能真正发挥邵景载长处的地方。常常夜半时分，邵景载还执卷苦读，朗朗书声响彻户牗，不论寒暑，从未间断。在邵景载的影响下，他的两个儿子邵瑛和邵玢都秉承了父亲的治学理念。特别是邵瑛，尤其擅长儒家经学，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考中举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邵瑛参加会试，因在第三场“对策”中表现突出，获得了殿试的机会。当时的阅卷官都惊讶于年纪轻轻的邵瑛竟然具备如此扎实的经学根底。他对一些问题的想法虽看上去平实，实则是遍览经史后，多方系联，经多年深思熟虑后形成的。主考官“遍示诸公，皆以为异等”⁽⁶⁵⁾。后邵瑛为翰林院编修加一级，三通馆纂修官。

邵景载的一生都以教授儒学为业，虽未能成就大事，也没建立功勋，但如此优秀的邵瑛，已然说明了所有问题。邵景载也享受着这样的生活，直到去世。

清代余姚邵氏家族中还有很多不计付出，兢兢业业、毫不吝惜地传授着自己毕生所学的族人，他们是邵氏家族兴旺的基础和重要保证。像邵君赐，从小即补博士弟子员，具有“大儒气象”⁽⁶⁶⁾。但他没有把精力专注于举业，反而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广泛学习，“士林推重之，才品为名公卿所器”⁽⁶⁷⁾。他从教20余年，“佻达子弟俱化德之”⁽⁶⁸⁾，教泽深远。邵君赐的弟弟邵宏璧也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的人，“绝不与闻分外事，闭户若深山”⁽⁶⁹⁾。他涉猎广泛，凡是读过的书，无不手录，“常拥所录之书如城”⁽⁷⁰⁾，被乡亲们称为“城东遗献”⁽⁷¹⁾，这也为他后来编写《族谱》(五十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邵宏璧自20岁起开始专心授徒，手口不停。80多岁时，门下已士人如林。再如邵元度，从小就被人称为“天才”，“真邵氏儿也，非邵氏安得有此儿？”⁽⁷²⁾高中举人后，邵元度的诗文风格已然自成一家。高中进士后，邵元度便在石门授徒。因其有三不肯，“一是欺人，二是骂人，三是求人”⁽⁷³⁾，被乡里人戏称为“三不肯先生”。邵元度不仅毫无保留地将平生所学教给学生，还时时刻刻告诫他们为人做事的道理，潜移默化中对学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邵昂霄：通晓奇门诸说

邵昂霄(1696—1743)，字子政，又字晸甫，号晨斋。邵昂霄“旁及于百艺、琴、奕、投壶，靡不工巧”⁽⁷⁴⁾，与大哥邵子匡和二弟邵景霄并称为“邵氏三才子”。

邵昂霄从小聪明过人，“书不口诵，默识之”⁽⁷⁵⁾。但凡他看过的书，书中的传注、行款、标识等，他都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领悟能力极强。10岁时，邵昂霄就写得一手好文章。当时县城的舜江楼竣工，邵昂霄作《舜江楼记》。读罢，邵氏家族的长者邵维馨便极力赞赏道：“吾族代有文人继起者，此子乎！”⁽⁷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