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母亲”

乘坐由杭州开往上海的96次特快列车，到站时天已黑实了。穿过幽深漫长的地道，脑袋一冒出地面，就被各种拉客住宿的女人围住。生平第一次到上海，难免怯惶，不敢贸然，尤其面对那些艳衣血唇的女郎。我一律摆手，表现出一副不耐烦的、假扮本地人的神气，匆匆逃离广场。

这时，一位慈祥的、跟我岳母相貌相仿的老太太迎了上来，笑着说：“同志，到我们那儿住吧！就在附近，又安全又能洗澡，还可代买车票。”我站住了，仔细打量眼前这位肯定有过美貌往昔的阿姨。她大约误会了，慌忙掏出车站出入证，声明她的店光明正大，不是私家黑店。

老太太领我上了公交车，两站就到了。朝旅社步行的途中，我说：“您长得很像我岳……我的母亲。”她一听，乐得眉开眼笑，连忙抢过挎包背上，一路走一路拍打我身上的灰尘。她说她没有儿子，只有三个闺女，打趣说：“你妈长得跟我一样，送子娘娘肯定弄错了，让你妈占了便宜，所以我没儿子！”

一进旅社门，她就喊叫：“快准备呀，我的——”冲我尴尬一笑，“来了个好同志！”三位阿姨立刻让座倒茶。“母亲”也紧挨我坐下，问这问那，像是考察干部，然后就去给我买后天到西安的票，开往乌鲁木齐的特快。

这个地下旅社，是由防空洞改修的。办了登记手续，我就立刻抓起电话。先拨《上海文学》，不通；又拨《萌芽》，也不通。跟这两家刊物打了多年交道，却从未谋过编辑面。现过上海，实想一晤，面致谢意。可我忘了这是晚上，而且是礼拜六的晚上。明天休假，在茫茫上海寻人，似旷野捕萤，十有九空。没有熟人，难见朋友，上海再好再繁华，于我有什么意思呢？明天走吧，又怕“母亲”买了后天的票。

不大工夫，“母亲”又领了两位客人回来了。她非常抱歉地对我说，没买到后天的票，特快不卖中途的。我说也好，明天走。她说：“你不逛逛南京路、看看外滩？”我说没意思。她叹息一声，又去买票。我于心不忍，也没拦住。三位阿姨说：“她要过一回有儿子的瘾呢。”

阿姨们看上去四十来岁，实则全过六十了，退休了。她们是纺纱女工，退休后，四姐妹合开了这个旅社。忙是忙，累也累，但总比在家里看孙子跟儿媳闹矛盾挤那十几平方米好受些……

“母亲”满头大汗地买回车票，我感动得手足无措。明天一早就要离开上海，心里总觉遗憾。忽然想到上海有着中国唯一的半两粮票，就请阿姨们找出来让我见识见识。她们立刻掏出钱包，又翻遍身上所有的口袋，竟搜出一大堆半两粮票。1972年发行的，叫半两；1980年发行的，叫二十五克。我想带几张回去做个纪念，问能不能折个价让我买了。她们说你全拿去好了，坚决不要钱。过去老听说上海人小气——半两粮票即是证明——事实并不如此啊。

次日凌晨五点，“母亲”叫我起床，因为是六点二十的火车。经过值班室，见三位阿姨挤在两张并拢的条桌上，合盖一条被子，显然是四人共眠。

“母亲”送我出了窄小的店门，叮咛我一路小心，再来上海别忘了住她的店。到了去车站的大路，我坚决请她回去。她只好停住。可我走了百十米远，无意间回头，却发现她还站在橘红的路灯下，隐隐约约冲我挥手送行。

1990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