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窜日记——从乌鲁木齐到拉萨

导言

如今的文章家和文章理论家们，有个不约而同的话语模式：凡中国西部作家，或中国作家写西部，均被称为“大气”，以区别于都市中的小才子气、小女子气。在此谬论误导下，文人们就受商家——传媒、出版社是当然的商家——的策划，拥向西部，谓之“行走文学”。“行走”是真的，也没什么不好；至于是否“文学”，那是掐住我的脖子，我也不敢苟同的。文学，是探索心灵的东西，蜻蜓点水式地走一遭，就说是文学，那也未免太简单了吧。我固执地以为，一个作家，如果在某个地方没有生活十年，那他要写出关于该地的能够传达其精神实质的作品，基本没有可能。他是天才，那就除外。

2000年秋天，我去了一趟新疆、西藏，历时近一个月。虽然每天也都用日记记录了几句，可是终究没有激情整理出来。原因只有一个：我不喜欢西部，我无法忍受没有绿色、没有水、缺乏氧气的世界。影视里看到的湛蓝壮美的雪域高原，一旦身临其境，我的感受只有两个字：绝望。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一片不适于人类栖居的土地。政府应当颁布一条法令：允许居住在海拔三千米以上的百姓，自由地迁往海拔三千米以下的任何地方。前提当然是自愿，因为谁也没有权力强迫百姓离开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否则人道主义的动机会产生兽道主义的恶果。

言归正传吧。时间过了一年，偶尔翻出这本日记，忽然想整理出来。目的无非是消磨时光，顺带卖几文钱。至于其中是否有什么非常意义，则请看官不要奢望。活着只有过程，而断无什么意义。由于西部不能引起我的情感共鸣，所以在那一个月的旅程里，我每天只想着一句话：赶快结束，赶快让我回去！这么一种心境，用“流窜”二字形容，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故曰“流窜日记”。

9月7日 跳出状态，飞越西域

傍晚七点，与袁西安登上9504次航班（杭州—西安—乌鲁木齐）。袁是我的一个朋友，有钱，股市上发的财，办了一个药厂。但是拼搏了几年，事业仍未腾飞，心就有些烦躁。得知我要去新疆西藏，他就抛下事务，相随而去。至于我，原本没有浪游的雅好，只因近期郁闷，想出门透透气罢了。

为何郁闷呢？当然人生的大部分，或者说大部分的人生，都是郁闷的。而我近期的郁闷，主要来自单位的工作状态。我在一家体制内的报社混饭，为了对得起每月的几个工资，我还算是敬业的勤勉的。甚至某段时间，几乎是宵衣旰食的样子。于是我被提拔了，由原来的一个部门的头儿晋升为“总编助理”，分管了四个新闻采访部门。可是奇怪的是，我却没有签字发稿权。就是说，我管的四个部门，我管的几十名记者，他们所采写的一切稿件，却无须我的审阅，而是由其他的“非主管领导”签字见报。于是我成了一个装饰，一个傀儡。有职无权，我能不生气吗？要说我嗜权如命，显然是侮辱我；而夸我蔑视权力清高如风，也满不是那回事。我是男人，从心理学角度剖析，一切正常的男人，都天生爱好权力。但是就具体的我而言，我对权的欲望是很小很小的。原因在于我很清楚：权力固然意味着你可以支配他人，但你会因此同步地丧失自由。正如狱警看犯人，犯人没有了自由，狱警也同时没有了自由——事实上都成了犯人。

于是我高兴起来。我有职务，职务满足着我的虚荣心；我无权，则可免去审阅之劳。问题在于这么一个尴尬：我没有地方坐班了！我原来的办公桌，已由我的接班人使用。“升官”后的我，却一时没有按级别落实独立的办公室。我暗示过几次，“有关方面”置若罔闻。怎么办？我只好每天到办公楼的走廊上转悠一圈，并依次走进各办公室，跟亲爱的同事们说几句笑话。然后，回家。

万般无聊之际，出版社约我写一部“非常可读”的长篇小说。于是我利用周末时间，开始了《冬离骚》的创作（就是后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落红》；台湾版仍用原名《冬离骚》）。写起来还算顺利。通常是每个周五和周六的两个晚上，从子夜开始（老婆孩子睡熟了，安静了）一直写到天亮。总之两个通宵可写将近一万字。一个月下来，也就三万多字吧。

但是工程过了大半，却写不成了，或者说哀极而不想写了。在熟悉我的读者眼里，我似乎是个善于搞笑的幽默作家。这只是个表面现象，我不认为自己幽默。从骨子里讲，我是很悲观的。正在我不能往下写的时候，王朝阳和杨小兵二位先生，每天来一个电话，汇报他们在“西部长征”的途中是何等刺激、何等有趣，旨在勾引我也参加。半个月前，他们的车队就从西安出发了。他们经过宁夏、内蒙古、甘肃，直抵新疆。

于是，我决定跳出我目下难以为继的工作状态、创作状态，飞到乌鲁木齐，加入“西部长征”。

飞机升空，天已黑了。虽然坐在舷窗前，却依旧看不见外面的景物。想在飞机上俯瞰一下我从未到过的河西走廊，业已不能。舱里很安静，乘客们面无表情，好像做着冬眠前的准备。有点饿，还有点晕机。我对袁西安说，如果今天遭遇劫机者，把咱们弄到俄罗斯，岂不是不需办护照，不用掏腰包，就出国游玩一回！我很神往俄罗斯的森林与湖泊。袁说：“就是把你劫机到俄罗斯，你也只能闷在机场哪也别想去。当然人家会给你送吃送喝的，直到飞机最终离开。”这么一想，就祈祷千万别发生劫机。

飞机西行，等于逆地球自转而飞，故省时间，两个多小时就到了乌鲁木齐。下飞机等行李，耗了足足半小时。袁西安的行李箱最后一个传送出来，却被打开了。他连忙翻检，发现一摞钞票还在，证明是他自个儿没有锁牢箱子。

朝阳趴在铁栅栏上等待我们。人，黑多了，居然蓄起胡子，像个导演。由于人胖，又像个憨厚的狗熊。我隔着老远就冲他打招呼，可他近视，看不见。喊他，也无反应，因为人声太嘈杂。及至走到跟前，他才猛地笑起来——接过行李，上了停在不远处的吉普车。而袁西安，则由他的一个大学时的同学，如今乌市某家银行的行长接了去。

晚上住在乌鲁木齐宾馆，聊到后半夜。“西部长征”是由西安的几个好动的年轻人策划的一次探险活动。北京吉普赞助交通工具。媒体通过各种形式，如报纸、电台、电视、网络等都参与了进来。记者分别来自西安、北京、广州、长沙等地。长征队的全体人员，已经去了白杨沟，留下王朝阳和一辆吉普车等我。袁西安去过白杨沟，没兴趣再去了。

9月8日 白杨沟里老山羊

有必要介绍一下王朝阳和杨小兵。二位都是我的同事。由于品性相近，故过从甚密。但我们并不是“三人帮”。所谓“帮”，是由于对某种东西共同觊觎而形成的利益小团体，尤其政治利益。我们没有这个目的，因此要害人物也不把我们当回事。王朝阳是编辑部主任，工作与为人无可挑剔，禀性上属于“才子加情种”类。我大他十岁，他一直称我“方老”，或者“老师”。我原不知他能下棋，偶尔与他对弈，居然输了，大为惊异。“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到了下棋上。”他套用鲁迅的名言，吹嘘道。

小兵比朝阳大一岁，是摄影部主任。他从地质学院毕业后，跑遍了大西北。由于爱摄影，后来就进入报界，并荣获中国新闻摄影大奖。此君很天真，走路如鸵鸟。但是一双眼睛，却始终明亮地、含着几分柔情地微笑着——我们只能从某些幼稚园的阿姨的脸上见到这种眼睛。他的妻子我见过几面，但从未听她讲过话，可能因为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吧。她是医务工作者，小兵的中学同学。某次同学聚会，她来迟了，见其他同学都在打牌玩耍，独小兵一人伏在桌上，脑袋偏枕着胳膊打呼噜，一滴晶莹的涎水滚向桌面。这个场景莫名其妙地打动了女同学。过了若干个日子，就嫁给了杨小兵。直到他们的孩子满地乱跑时，她才告诉小兵这个秘密。我没有问过小兵妻子，她何以见了睡梦中淌涎水的小兵而爱上了他。就此，我单方面猜测如下——

一个女人，首先是一个母亲，准确说起码应当是一个预备母亲。在这种纯天然的女人面前，所有的男人都是贪玩的，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这种女人看见一个男子睡梦中淌涎水时，她会本能地觉得这个男子很可笑，同时又不失可爱，觉得他是天真的，需要人呵护与照顾的。总之，唤起了她的母性，以及爱怜之心。这就是人人向往，但又谁也无法下个标准结论的爱情。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爱情，你根本无法预料你在什么方面吸引了对方。同样一个人，他的某种特征，吸引一个人的好感，又同时让另一个人不能接受。比如小兵，在西部之旅，我们同房而眠，他鼾声滚滚，忽而如雷，忽而如风，是那样沉醉且甜美，害得我不能入睡。朝阳与他同睡了半个月，差不多已经适应了，即使睡不着，也无怨无艾地看着黑暗。而我是初次领教，简直无法忍受，真想踹他几脚，或者索性把他掀到门外的戈壁滩上过夜。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杨小兵的呼噜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更不是人品问题。况且他每天早上一掰开眼睛，第一句话便是：“我昨晚呼噜声大吗？你俩没睡好吧？”他这么一自责，我们反倒不好意思了，就一致决定——让他继续打呼噜。又联想到与他夜夜共枕的妻子，实在不容易，中华妇女联合会应该嘉奖他的妻子才是。

2000年9月8日这天，我们早上六点就起床了。乘吉普车去天山白杨沟。车子在黎明前的昏暗中行进。忽然，公路上漫涌来一堆闪闪发光的金银珠宝，仿佛《天方夜谭》里的某个画面。正在诧异时，车子已经开到近前。一看，原来是羊群——羊群的眼睛在黎明前发出金银珠宝般的光泽。到了目的地，景物才逐渐明晰起来。这白杨沟是个旅游景点，为哈萨克族牧区。满眼是碧绿的草原和苍翠的松林，以及密布在草原上的毡房、欢唱在山沟里的清流。那家宾馆前，停着许多旅游中巴。但我们找了半天，也没见到“西部长征”的影子。王朝阳双手撮成喇叭，扩嘴呼喊：

“杨——小——兵——”

高处一个毡房里，跑出一个披红被子的男子，擦着手上的眼镜，戴了张望。

“啊呀方老，你到底来了！”

他飞跑下来，高兴得不得了，说他们昨天吃了烤羊，还给我留了一条腿。“你放心吃吧，是个公羊，没有污染的！”

饭后骑马。跟哈萨克妇女讲价钱，说是骑一小时20元，结果算账时硬要去40元。“我是说骑一趟20元，一个来回等于两趟，很清楚嘛！”跟她理论时，她丈夫也来了，全用哈萨克语连说带比画。看来理论下去，不会有什么效果。就吃了这一壶。好在我骑的那匹母马，纯棕色，健美又漂亮，非常领会我的指令，只要一点点暗示，它就能准确体会出来。马是伟大的，没有马，人类的历史将是另一种我们无法想象的样子。法国博物学家布封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马》，说马是世上最美丽的一种动物，无论体态还是性情；它虽为人坐骑，却不失俊雅高贵的品格。我纵马奔向草原，来了个模仿秀——

“人——民——万——岁——”

杨小兵为我抓拍下这个瞬间造型。

而朝阳人胖，骑了一匹老公马，压得马不住地放屁。马屁虽然不臭，但朝阳还是不住地自责：“唉呀呀，咱就掏了点钱么，把马压成这样！”所以骑几分钟就下来，牵马步行。

在露天地里吃抓饭，甚是痛快。这抓饭由大米、羊肉、胡萝卜丁儿组成。至于还有其他什么佐料，我弄不清。我这人向来不求美食，以为人生比吃喝有趣的事多不少。我的饮食水准以清爽果腹为最高原则。在我的作品里，很少描写“饮食文化”。这对一个中国作家来说，是个缺憾。中国人在骨子里是没有宗教感的。简而言之，中国人者，食色族也。但是我热爱新疆人发明的抓饭，壮阳暖胃。若是油水再清淡些，就更好了。

还值得一记的是，毡房之间，活跃着一只老山羊，简直是个老顽童。它六岁了，背上涂了红墨水，胡子八九寸长，将那弯曲的犄角拉直，估计有二尺长。游客们正争着与它合影，它是免费的，也满不在乎，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明星姿态。它好动，你不逗它了，它悄悄溜到你身后，猛地将你抵趴下，或者站起来欲拥抱你。令人感叹的是，主人当着它的面宰杀它的同类，它居然没一点反应！可见它天天要见此类事，已经麻木了。反正它是主人的宠物，能为主人招徕顾客，是不会挨宰的。

回到乌鲁木齐，晚饭自理。我们仨就去吃“五一星光夜市”，点了几碗八宝粥、清炖豆腐类。远远见了有人围观什么。凑上去看热闹，是两个小伙子在卖烤全羊。那羊，被烤得金黄，头戴红花，嘴含青菜，温驯地卧在案上。卖者切了几片小肉让我们品尝，说先尝后买。我们肚里没空儿，不会买肉的，就不忍心品尝小肉片儿。我过去的一个女邻居，非常会算计，想吃水果了，就上市场的水果摊子，一路品尝过去，不住地嘟囔挑剔，结果没花一分钱，过了水果瘾。

乌鲁木齐的车速极快，是内地不曾见的。从城市的气派程度来看，很像曼谷。

9月9日 未曾见过的好色

乘坐租来的大轿车，去天池。市景博大阔朗，据说中央政府决心把乌鲁木齐市建成中亚地区最大的都会，让其繁荣富庶，民众安居乐业，极少数分裂分子就无机可乘了。同时，也让周边的几个国家心向往之。出城后的高速路很宽畅，两边全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凡伸进田野的路口，均竖着蓝底白字牌“××师××团”，标明这是军垦大农场。

天池，是天山半腰上的，一大潭因雪山融化而积蓄的凉水而已。水色因森林环抱，碧绿中透出幽蓝。一群不满十岁的哈萨克小女孩，也不去上学，穿着民族服装，抱着一只小羊羔，和游客照相，一次两块钱，人少了一块钱也照。“来跟小羊照个相，我们给你造个型！”说着，一个舞姿定格原地。

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山下河谷两岸的树叶。是榆树，还是杨树？我的眼迷了，只被那非凡的颜色所震撼，一种宁静的震撼。那是秋季的颜色，像金币，但金币没有那样的润泽；像菜花，菜花又无那样深沉的意蕴。它那种微雨晚霞般的娇黄，美得让人想哭！我自认为是个“好色”之徒，可是平生从未见过如此令人心动的颜色。它激起人的，是一种类似爱情的感觉，因为真正的爱情总是带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哀愁。

晚上，袁西安的朋友邀请我们几个进了一家酒楼的歌舞厅，请来几个小姐伴舞陪唱。其中一个姑娘是维吾尔族。“这次穿越大漠高原，能不能活着回来是两说，所以大家都放开些。”话虽这么说，其实我们过了很纯洁的两小时。

9月10日 翻越天山

早餐后由乌鲁木齐市出发，先加足油。共11辆车，颇为壮观。其中的大卡车专拉给养。所有的车里都安装了对讲机，以联络彼此，通报前方路况。小兵为照顾“方老”，特意向领队申请，调换来一辆切诺基。该车密封，有减震装置，坐上去比帆布篷舒服多了。

总指挥小王，是个白面书生，很腼腆，却能策划如此有冒险味道的长途跋涉，挺不简单。他的漂亮女友特意从西安飞来乌鲁木齐市，与其话别。车队队长小吴，美院毕业，一看就是艺术家气质，一脸的青春疙瘩，很像电影里的西部牛仔，竟留了一条粗大的辫子，几次在厕所里让男人们惊叫起来，真是酷毙帅呆啦！总之，小吴挺有豪气，是典型的突击队员，又是那类英雄柔肠的小伙子。

车队要进天山时，停了下来，因为随行的电台记者要做现场直播节目，手机没有了信号，只好找路边店铺的公用电话打。大家都有些不耐烦。如今的媒体，其地位与档次很分明：电视最牛，报纸次之，电台又次之。至于什么网络，一时还说不准。在过去的年代，电台里出来的人，那可了不得哟。

进天山的这条公路，是一代名将王震率领人民解放军修筑的。时在公元1958年，与我同龄。王震很厉害，在新疆是妇孺皆知的人物。

天山陡而高，故其不同高度生长着不同的植被。我对植被缺乏研究，一路上唯有听向导赵工的讲解。赵工是个名人，一位退休的老地质队员，新、藏一带，差不多像他家的菜园子，没有谁比他更熟悉的了。他多次带领中外游考团，进入死亡之海罗布泊、生命禁区帕米尔。老头儿挺幽默的，一路上不住地说笑话。

河谷中的水很黑，墨汁儿似的。起先以为是黑色的山石映照的原因，及至深处，才发现有一家挺大的电化厂。厂房已经很老很破败了，但烟囱照样喷吐着浓雾。浓雾与远处的雪山相映衬，显得十分刺眼。

越上行，植被越见稀疏浅薄。植被们消失干净了，便是漫山遍野的碎石块。碎石块是由于夜间冰冻、白天暴晒所导致。再上，至山顶，就是长年不化的积雪了。海拔已经过了4000米，空气清冽，风速极快，待在密封的车里，觉得阳光能把人烤熟。可是一下车，又给人以“刺骨的温暖”。有人开始喘气。总指挥通知大家：抓紧时间在山顶拍照留念，然后下山。

在雪泥中下行了两小时，终于见到大草原！停下车子，跑进微黄色的、棉被似的大草地，打滚，跳舞，撒尿。然后摆一个“大”字，躺着，没有任何欲望了。

又走了几个小时，来到一个叫巴轮台的小镇，饱餐一顿拉条子。店主是个宁夏人，携妻带子来此谋生。正如一首歌里所唱：为了生活，我们四处奔波。这个镇子是个交通要冲，所以店铺甚多，以公路为街，两边全是两层的砖楼，悬挂着五颜六色的招牌。

饭后上路。出山后，就是大戈壁滩。新疆最缺水，可是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是被水淹过的样子，全是沙砾。过和静、焉耆二县，看见解放军的一个炮兵团，记者要拍照，被阻拦了。晚饭安排在博斯腾湖边。人多，店家操作不及，大家便坐在湖畔的木栏上，等饭。湖边尽是芦苇，泊着大小不等的船只。黄昏时的风荡漾着浓浓的鱼腥味。蚊子大而猛。

大家找不见厕所，就依次钻进饭店后面的芦苇丛里。忽然几位女士尖叫起来，大家赶紧跑过去，看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只见她们一手提裤子，一手指着屁股，说：“蚊子！”那部位我们就不便帮忙了。

晚餐吃鱼。我从未见过如此的吃法，上了十几盘“菜”，全是不同品种的鱼，大大小小的鱼，竟没有任何搭配的菜，连一星儿葱花也没有！自那以后，很长时间都不想吃鱼了。

在哪儿过夜引发了争执。组织方要就地下榻，床位不够，可以用睡袋。理由是，以便明天早上就近游览博斯腾湖。队员们则多数不同意，以为他们交了很多钱，不能无缘无故地在不必要吃苦的地方大吃其苦。组织方只好妥协，率车队踅回博湖县，找了一家宾馆住下来。

朝阳和小兵还不能休息。他俩取出手提电脑，将数码相机拍的照片输进电脑存档，并连同朝阳写的文字，传回报社发表。这件事还比较麻烦，首先要找一部公用电话，而为了节省费用，又得等半天，才能连上免费的公用网169。在此期间传回报社发表的文字、图片，都署有我的名字。事实上我没动半根指头。

9月11日 神话般的城市库尔勒

起床颇早。沿昨夜的原路，至博斯腾湖游览。登上游艇，凉爽得有些冷，大家都加了衣服。博斯腾湖就是绿湖的意思，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东方的天际渗出一些微红，但是整个天空的颜色依旧碧绿，可谓水天一色。名叫杨直的女士，是电视台的主持人，身段苗条薄唇大眼，反应机灵口齿流利，是职业脱口秀的合适人选。她和袁西安早就认识，所以我们都和她开玩笑，但我们都说不过她。

近中午时分到达库尔勒。该市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首府，著名的罗布泊就在该市辖区内，不过离库尔勒市还十分遥远。库尔勒是一个让人惊叹不已的城市——四周是大荒漠、大戈壁，天际边则是光秃秃的、寸草不生的山峦。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人类却建造了一个如此洋气的城市！从市貌来看，丝毫不亚于珠海、厦门。我们的车队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缓慢穿过市区。街心花园的音乐喷泉很美，玻璃大厦上悬挂着五颜六色的旗帜。两边的人行道上，摆放着无数盆鲜艳的花朵——据说那叫“地雷花”。整个市区唯嫌不足的是，树木少了一些，辉煌的太阳照耀着市景，阴凉处显得稀少而珍贵。如此之地，看到一个如此城市，真像观赏神话电影。

奔腾的孔雀河是这个城市的生命之源。

饭后，继续向西，往单调的，仿佛没有尽头的西方前进。小兵是驾驶员，我坐在旁边，号称“副驾驶员”，但我一点儿不懂驾驶，主要任务是每隔一小会儿，就拧开行军壶的盖儿，呈送至小兵下巴请他喝水。怕他瞌睡出事故，便讲些笑话逗他兴奋。袁西安是老车手，一开始便从小兵手里抢过方向盘，高速驰骋在笔直的大道上，直说：“痛快痛快！比日都美！”然而时间一长，老是这个味道，他的兴致就减了。

夜宿库车县。

9月12日 沙漠里的绿洲

在荒漠戈壁上，在强烈高温的阳光下，奔驰，奔驰。每到拐弯处，或是坎坷处，电视台的人就要拍一阵车队行进的画面。而许多有趣的场景，如跑了上百里路，发现一棵树、两匹骆驼，或者沙漠中蹲着一个巨大的啤酒瓶，这些东西在我看来颇有意思，他们却不拍。在生命罕见的地方，最有意味的当然是发现生命了。

过拜城县，东进50公里，就到了克孜尔千佛洞。看来得首先描绘一下地形。整个南疆，基本由荒漠与戈壁组成，你不妨闭上眼睛，来一个想象——南疆犹如猪八戒那起伏不平的大肚皮。肚皮上难免有一些皱褶，皱褶便是河流，或是流水干涸的河谷。皱褶里可能有水，于是就生长些毛毛草草。克孜尔千佛洞就在如此这般的一条皱褶里，在皱褶的崖壁上开凿出来的。开凿始于公元3世纪末，取材于佛教故事的壁画，达5000多平方米，是研究新疆，特别是古龟兹国历史的重要资料。

“沙漠中的绿洲”，过去只从书本上和影视里间接地了解一些，一旦身临其境，感受就大不一样了。一走就是几百里，除了大戈壁上散布着一些刺猬似的骆驼草外，你是看不见一棵树、一点绿的。忽然，在遥远的天际处，发现一撮细微的绿绒——那就是绿洲！心里既亲切又担心，担心的是在如此浩大的高温世界里，那一点绿恐怕瞬间就被太阳舔了去！汽车飞跑半天，才接近那片绿。一头扑进绿，就像扑进巨大的原始森林，里边呀流水淙淙、牛羊成群、鸡鸭结队，自然是村庄甚或是城镇了。穿过这片绿洲，通常用不了一小时，一下子又恢复到进绿洲前的样子——头顶一颗暴君似的太阳，看不到其他生命。

这便是典型的新疆。它辽阔，缺水。一旦有水，则无比肥沃富庶，故而新疆是中国一个非常伟大的粮仓。由于日照充足，日夜温差大，又是上等的瓜果之乡。

圆月升起来时，我们赶到阿克苏。今天是中秋节。此等偏远之城，也是张灯结彩大吃月饼。袁西安嫌安排的住房没有档次，连澡也不能冲。就拉上我出门打车，换了一家叫“友谊宾馆”的去处。很好，不亚于内地五星级，一间房才120元。

登记后，出门看夜景。街道宽阔，灯火灿烂。

9月13日 喀什见闻

喀什是南疆首府，是中国最西端的一座城市。常言道：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喀什，等于没到新疆。这话并不是说喀什很大，而是说喀什是新疆的某种象征。新疆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简称，而喀什是维吾尔族居住最集中的地区。位于喀什、有八百多年历史的艾提尕尔清真寺，既是中国境内大清真寺之一，又是全新疆伊斯兰教的活动中心。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左右抵达喀什，大家的心情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你看，车辆越来越多，道路越来越宽阔平坦。高处是寸草不生的雅丹地貌，缓坡上散布着典型的伊斯兰风格的“麻扎”（坟地）。平地上，青翠蓊郁，秋野里铺排着金黄色的稻田。飞机昂首冲天，火车鸣笛进站，全然一派现代化大都市气象。头车开得贼快，早到了城边，买了一大堆西瓜葡萄，边吃边等我们后续部队。我们来了，二话不说，吧唧吧唧大嚼起来，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卖瓜果的一对维吾尔族父子，微笑着，很欣赏我们这股馋劲儿。与他们聊天问话，他们不懂汉语，只是晃手耸肩，很遗憾的样子。进城后，又一个发现：大多数单位或店家的招牌，均用两种文字表示（新疆境内似乎皆如此）。只是此处的表示，汉语在下，维语在上。由此可知，这里的居民维吾尔族占多。街上行走的维吾尔族妇女，有的包着头巾，很严，盖头似的；有的不包头巾。这包与不包，有什么讲究？我疏忽了，未及调查。维吾尔族妇女很美，仪态雍容，有盛唐遗风。是唐诗里频繁出现的“胡姬”吗？

下榻处似乎叫“人民饭店”，条件还不错。冲过澡后，下午四点多了，太阳才刚刚偏西。我就明白这个地方，与西安有两个小时时差呢。于是，随大家去参观艾提尕尔清真寺。该寺距离不远，故步行前去。远远望见，寺门的台阶上，坐满了戴白帽的信徒。主要是老人和孩子。寺前的广场，更是人头攒动，各种车子停得满满当当的。进得寺门，但觉树木参天，殿堂恢宏。一群漂亮的维吾尔族少女正叽叽喳喳，你拉我拽地排队照相。我对小兵说我要跟她们合影！于是走过去连说带比画，她们居然非常高兴地答应了。那个最漂亮的姑娘把我牵进她们中间，留下一张“花团锦簇”的照片。其他人见我如此幸福，纷纷申请也要合影。可是她们只满足了一个人，便烦了，叽叽喳喳散去。

讲解员是个维吾尔族小伙子。他给我们详细讲解了该寺的历史和在建筑及壁画上的非凡之处，以及该寺在伊斯兰各种节日时的盛大场面。他还特别遗憾地说我们没有眼福，今天不能瞻仰他们的镇寺之宝——伊朗总统霍梅尼访问该寺时赠送的一条价值连城的波斯地毯。为了地毯保存长久，规定每月只展出几天时间。

在艾提尕尔清真寺里，我被那些虔诚祈祷的信徒深深打动了。他们的神情是那样专注平静，那样从容和善。我虽然生于念佛世家，但在我入学启蒙的幼年，只因正逢文化浩劫的“革命”开始，就浅薄地以为宗教就等于迷信。谁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某些时候，宗教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假借下，确实成了一种迷信。但宗教的本质和迷信是两码事。宗教更接近人生哲学。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日记体”无法展开论述。我仅仅想简单明了地强调一点：人类没有宗教，人类就绝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9月14日 吃“bia”或“biang”受伤

早点跟内地无甚两样。然后乘车去参观香妃墓。传说那里埋着一个乾隆皇帝的宠妃，实为喀什地区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及其家族的墓葬群。这儿的建筑是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宏伟富丽，色彩斑斓。在一个大殿里，根据身份的不同，排放着大小不一、尊卑有别的棺椁。

外面站着一个维吾尔族姑娘，很漂亮，打扮成她想象里的香妃模样，跟游人照相，一照10块钱。只是跟她搭讪的人多，真照相的没几个。她一脸的不高兴，懒得搭理大家了。这么做不明智，光天化日的，将人与人的关系弄成金钱关系。总之，游客的钱已经含在门票里了。

下午自由活动。逛商店时，大家都买了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以便回去后赠送亲友。袁西安买了一把小刀，36元，锋利无比。我从不买刀具。随后去逛艾提尕尔清真寺墙外的自由市场。摊主十之八九是维吾尔族人。还有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商人。能说汉语的不多。要说，也就说点讨价还价时必说不可的人民币的数目。袁西安又买了几个似梨非梨，形似大辣椒的水果。不知何物，反正是吃的，树上结的。回到酒店，请教一个维吾尔族服务员：“这东西汉语里怎么叫？”她摇了摇头。“你们这儿怎么叫呢？”“bia。”（发音又像biang）说毕，捂嘴而笑，跑了。大概怕我们笑她不会汉语，土气。其实少数民族姐妹是很洋气的。

谁知这“bia”或“biang”，可把人害苦了！

我躺在床上，见袁西安拿出小刀削“bia”或“biang”。削得颇费力，显见“bia”或“biang”很硬实。好不容易削完了，他又要切成两瓣儿——肯定是分给我吃。看他使劲的样子，我想他应该给手上垫本杂志（茶几上放着杂志），以防伤手；就在我开口警示他的同时，只听他“哎哟！”一声，一注鲜血从他手里喷将出去……

我立刻扶他下楼，叫了出租车，直奔最近的医院。看急诊的是个维吾尔族小伙子，用了15分钟给他清洗包扎好。小伙认真负责，并不盲目自信，所以提醒我们再到住院部里请主任大夫复查，因为刀伤太深，差点扎穿手掌。就到住院部找主任。可是主任不知哪去了，我们只好等待。打手机叫来杨小兵王朝阳。接着杨直也来了，急得可以！她说伤口缝合不好的话，将来的手指头就瘫痪了。美女是最好的止痛药，于是袁西安又谈笑风生起来。

忽然想到，酒店里我们的房间门没来得及关，急忙赶回去。我们的包里，放着几万块钱呢。幸好没有发生意外。

决定重新手术。手术用了两个小时，很成功。晚上住在医院病床上打点滴，一瓶接一瓶地打。伤者嘴上说没事，要坚持上西藏；我们都劝他还是回家稳妥些。所以晚上，就给他订了机票。末了，与电视台的人一同回到宾馆。

“西部长征队员”，凡男性皆剃了光头。朝阳剃了头，坚持留下络腮胡子，活活一个鲁智深翻版。如此之造型，有种自我保护作用。一看上去，即便是歹人，心里也要先怯三分。

9月15日 红其拉甫口岸

由喀什前往中国与巴基斯坦交界处——红其拉甫口岸，全程400公里，是今天要走的路程。去过之后，仍将返回喀什，再由喀什上青藏高原。昨晚与袁西安商量，我不去了，留下来照顾他一夜，然后送他上飞机。他说没事，说机会难得，我应当去边境看看。朋友掉队了，心里不好受呢。

汽车速度很快，沿途的戈壁、大山、草地、湖泊，一扫而过。雪山上融化下来的河水，湍急，浑，像搅拌了的水泥。高原上的湖泊光平如镜，清冽异常。水与岸的接茬处，大抵是沼泽。偶见一片草原，也没有停下来观赏，因为要急着上红其拉甫。到县城只胡乱地吃了碗面条，又匆匆出发了。

太阳快落的时候，终于上到海拔5100米的边境哨卡。守边战士很高兴，列队欢迎我们。他们都是年轻娃娃，陕西籍最多。总指挥通知大家，抓紧时间与战士们合影，因为太阳马上落山了。海拔过高，有人开始吸氧。大家依次在界碑上留影。巴基斯坦那边，三个瘦而黑的士兵，歪戴贝雷帽，笑眯眯地冲我们走来。大家迎上去，与他们拥抱，合影。即此可见，中巴两国的友谊是真的。

返回时天已黑了，车子开得飞快，却怎么也见不到目的地。车与车总是相距几十公里。好在有对讲机联通。忽然听说，尾车抛锚了。大家只好等待。集体行动，如此荒山野岭，谁也离不开谁的。

天黑好久了才赶回塔什库尔干县城。选了一家饭馆，先坐下来喝茶，边看电视边等饭。米饭、面条、馒头。太饿了，味道好极了！

晚上睡觉，醒来三次，总觉得有谁拿脚踏自个儿的胸脯。据说在高原不能感冒。感冒了就可能引发其他疾病。弄不好要人命哩。我觉得自己还不能死，索性夜里起来，先给嘴里塞一把感冒药再说。这就叫防患于未然。

9月16日 淳朴的塔吉克人

天刚亮就出发。先看石头城遗址。塔什库尔干就是石头城的意思。据说建于唐代，如今只留下残缺不全的、石块垒砌的断墙。这是丝绸之路的一个主要通道，传说唐僧取经便由此出境。

今天是下坡路，行程又比昨日短，所以途中凡有可看之处，均停车看一看。有一处草地碧绿似毡，如诗如画，清澈的溪流上建了一个装饰性的吊桥，桥头是一栋小别墅，别墅周围是悠闲吃草的马、牛、羊。这是我此行见到的最美丽的地方，就是小了点。

塔什库尔干位于帕米尔高原东端，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山之北。县境南端，耸立着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该县居民以塔吉克族为主，民风十分淳朴。最奇的是，县上虽照例设有一个监狱，然而五十年来，不曾关过一个犯人。

我们访问了路边的一户塔吉克人家。那是个小小的村子，受访问那家的主人，是个高个子青年。可是一家人都不会讲汉语，只是满脸微笑着把我们迎进院子。附近的人闻讯，全哄来看热闹。一个中年男子会汉语，可能就是这个本领，他才当着村支书，他对党的民族政策，对政府的改革开放措施，非常满意，说生活变化太大了！这一点，从我们访问的这户人家的实际状况得到了印证：正房很大，像个小学教室，两边全是土炕，中间一个走道，兵舍似的。之所以这么大的床可以睡三十人，完全源自他们的热情好客。亲友们来了，客与主相聚一床，其乐也融融。床上铺的毯子，以及满墙的挂毯，都是手工编织的，精美鲜亮，风格稚拙。同院里的厢房，是那高个子青年与妻子所住。他们把孩子悬在床之上的吊床里，很有趣。那年轻的母亲双目炯炯，淳朴又美丽，对我们每一个人微笑。

小兵忙着拍照，朝阳拿出本子，要他们拿塔吉克文字签名，或者写一句有意思的话。一路上，朝阳无论到哪儿，都要请当地的民族兄弟签名。

车再次上路，两岸是铁秃的山，山下是开阔的石头河滩。逢见大片的草地，必有房子，只是那房子像几只火柴盒似的，孤寂地点缀在旷野里。太阳高照，从早到晚不见片云飞过。回到喀什，下午四点，而此地九点才黑，故而我们就先去军用品商店采买东西，无非军大衣、睡袋、行军壶等。然后游览市区。这里很干燥，年降雨量少得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却有几条清澈的渠水穿城而过，显得风景别致。市中的东胡，亦有“柳浪闻莺”之韵，颇似江南。而那人民广场，比许多省会的广场还大。尤为不同的是，广场的北边至今依然屹立着一尊巨大的毛泽东“挥手指方向”的雕像。天刚一黑，雕像后的灯光就打出来，映衬着环形墙壁上的，金色的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雪》。广场上还有维吾尔族的武警站岗，神情肃然。毛泽东的确是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除了此地，我在另两个地方也见过保存下来的毛泽东雕像，一个是成都火车站广场，一个是湖南大学校园。

给袁西安打手机，他已飞回西安，正乘车回家呢。心中释然。不论是谁，只要跟着我出来，或者因我而出门，我都要追其踪，直到他安全回到老婆身边。

9月17日 前往叶城

今天的目的地是叶城，要穿过疏勒、英吉沙、莎车、泽普四个县，这是南疆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不翻山，一马平川。柏油马路的两边，全是绿树与村庄。总体感觉像是行进在关中平原上，只是比关中平原更为阔大，天空也更为高远幽蓝。降雨极少，但水源充足。水源来自雪山，雪山排列在南边的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因为基本不下雨，这里的民房屋顶就不用瓦，椽面上涂层泥巴即可。除了柏油路，所有的路面都积了三四寸深的灰尘。一脚下去，灰飞起来，好像踩了一颗小地雷。如此不下雨的地方，却常遭水灾——红日当顶之际，忽然河水泛滥了，雪山猛化之故也。

车队到英吉沙县城停了一会儿。该县以手工制作的刀子驰名中外。一街两行，排列了几十家刀子专卖店，远远地，就觉得寒光刺目、杀气逼人。不过卖家与买家双方，倒也和颜悦色，显然是习惯使之然。由于此前发生过刀祸，所以大家都有点忌讳。要买，也只挑那种不十分“凶残锋利”的款式，以作纪念吧。

想上厕所，问了几个人皆不知厕所在哪。见旁边一个院子，门牌是“国防动员委员会”。就昂首挺胸往里走，军民鱼水情嘛。可是，被持枪的卫兵拦住了，说不允许到军事驻地拉撒，抬手指了指公厕的方位。（在内地，从未见过“国防动员委员会”。后来才弄清，内地县以上的行政区域，都设有“国防动员委员会”，只是牌子没有挂出来，比如县上的就设在县武装部内，省上的就设在省军区内。）公厕在街对面，街上正挖着深深的壕沟，要埋管道。那公厕是个很不起眼的吊楼式土木结构，门口还坐着一个收费的老头，两毛钱一次。这就是城市化商业化对边疆的影响。

继续上路。沿路都是驴拉车，车驮人，就猜不远处肯定有集镇。果然就见了一个很大的集镇。基本都是维吾尔族，故只能手语。发现摊位上摆码的金灿灿的馕，与其他地方的馕不一样，是空心的，五角钱一个。我掏了两块钱，维吾尔族大爷慷慨地给了我五个。公路边的绿树下，一个大拖拉机上，坐着一帮四川妇女，还有小孩。她们离开故乡，千万里来到这里，承包了四百亩土地，经营一年，按合同规定上交七万元，剩下的收入归自己。四川女人真厉害。相比较，陕西人就有点胆小。一帮陕西人来新疆摘棉花，汽车把他们拉到地畔一丢，他们一看，棉田无边无际，当下就哭了。这是朝阳讲的故事，真假待考。

新疆确实好，好在它地广人稀。一是所有的街道都很宽敞，宽度是内地同等城市的四五倍；二是农田分界处，没有竖立木桩石条界牌，而是留了一道几尺甚至几米宽的土楞，小长城似的，足见土地之阔绰了。新疆的面积，约占中国的六分之一，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几。假如新疆有一条长江那样的水源，那就不会有大沙漠，它所生产的粮食也可供全国人民吃饱了。

在叶城吃了晚饭，与朝阳、小兵、柏雨果一块儿逛县城之夜。柏雨果是个摄影家，飞到喀什加入“西部长征”的。此城之夜，灯火稀疏，汉人又少。我们瞎转到一家理发店，见那老板娘一听我们是陕西来的，她高兴坏了，马上也说陕西话，说她是西安人，三年前到此开店。她吩咐人倒茶，切了两个西瓜，又端来一盆很大的梨子，实在让人感动。她叫桂兰，记不清姓王还是姓李，反正叫桂兰，阿庆嫂那种风格。她给我们讲了很多当地的风土人情，说维吾尔族一般的老百姓非常热情好客。到维吾尔族人家做客，他们恨不得把所有的东西拿出来招待你。“你们问闹分裂的事？有哇，那是非常少非常少的个别人。可是一粒老鼠屎，害了一锅汤。”

9月18日 入藏准备

队伍决定在叶城休整一天，养精蓄锐，以便上青藏高原。事实上策划者各方之间在经济上发生了摩擦，一路走一路谈判，钱，还是不能按时到位。这算是个小小的内部丑闻，能提到桌面上的说法是：休整。早上到部队医院体检，主要看看心脏与血压。还好，皆无大毛病。

白天的叶城显得很城市化。军方的单位很多，因为这里是上青藏高原、喀喇昆仑山的始发城市，也是新藏公路（219国道）的起点。换句话说，叶城是距高原最近的一座低海拔城市。在军事防务上，西藏的阿里地区，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南疆军区管辖，高原所需，都是从叶城起运的，任务多由军车承担。在所有戍边雪山的军人眼里，叶城就是老家，就是和平与温暖。所以每次在叶城举行的换防仪式，都格外隆重。

与小兵、朝阳、柏雨果合租了一辆三轮平板车，到郊外转悠。柏雨果五十岁左右，但是心态跟小伙子一样，精神饱满，热情高涨。他原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后来嫌单位效益不好，又受拘束，干脆辞了职，专事摄影，还创办了一所摄影学校。他喜好游历探险，曾跑进非洲深处的原始部落，拍了大量照片，所办展览轰动一时。此君侠义，见多识广，话多，话大。每说到一个名人，他就说：“那是我的一个小兄弟。”提到某个重要人物，无论政界军界，他一般也有这么一句话：“那是我的老哥们啦。”这是他第二次来西部，背了好几架贵重的照相机，还有几包水果糖、钥匙链之类的小玩意儿，以便散发给偏僻地方的妇女孩子，他们就乐呵呵地配合他的摄影了。

开三轮平板车的，是个维吾尔族青年，络腮胡子，有两个孩子。一双眼睛很忧郁，明显是生活所累的原因。他懂点汉语，可是他的车子不争气，跑上百十米就熄火了。只好下车推行。我们四个男人不忍，下来步行，要他先去修理车子。我和柏雨果边走边聊，朝阳和小兵摸到一个郊区学校里采访，出来时异常兴奋，说有个维吾尔族女老师是个少见的美人。“那皮肤白得！”小兵咂摸着嘴巴。柏雨果提醒道：“维吾尔族姑娘比较保守，小心挨砖头！”说笑间，到了棉田，见一帮彩衣妇女正摘棉花。我和朝阳跳过小渠，要帮她们忙。她们有点紧张，也有点害羞，不知我等是何方人，只顾闷头采棉花了。可是当我们走了，猛一回头，却见她们全直腰目送，大声地说说笑笑，还招手哩。多么可爱的，田野里劳动的女人！

但是出了一个小小的麻烦：找不见那辆平板车了！我们还没付人家车费呢。大家只好在路上来回走动。最后，索性坐在与小伙子分别的地方，等他。果然，突突突，平板车来了。皆大欢喜，上车。赶到城东的零公里，即上西藏、去青海的起点岔路口，吃了一顿手抓饭。

回城后，部队上给我们安排了一堂讲座。讲者是一位高原病专家，告诉我们应带哪些药，哪些属于正常反应，哪些属于因正常反应引起的非正常反应，以及如何应对此类反应。“当然，”军医总结道，“最笨的，也最见效的办法是——迅速朝低海拔地方转移。”

9月19日 向青藏高原进发

早饭后，部队的官兵们送我们出发。路过叶城烈士陵园，大家进去，举行祭奠仪式。这里埋葬着不同时期的，为国戍边而牺牲的将士，绝大多数是内地人。大家深受教育，买了几个花圈。我写了两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