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变法风潮中的京师内外（1069—1071）

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可能要算唐代，但中国诗人的黄金时代毫无疑问是北宋，像王禹偁、杨亿、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那样具有代表性的诗人，都曾做到翰林学士以上，执文化学术之牛耳，登高一呼，追随者云集，而王安石尤其是位极人臣，连皇帝也待以师礼。其他如梅尧臣、黄庭坚、秦观等虽然官做得小些，若比起唐代李白、杜甫那样寄人篱下、不知所终的境况来，也好得多。另一方面，北宋中期以后的朝廷重臣，宰相如晏殊、韩琦、王珪、司马光、苏颂，执政如范仲淹、苏辙、陆佃等，也都留下不少诗作，不善写诗的也多学有特长、艺有专攻，即便像蔡京那样著名的“奸臣”、宋徽宗那样“昏庸”的皇帝，其书画艺术的水平亦决不停留在附庸风雅的程度。政治家、学者、诗人合为一体，是北宋士人的特点，他们使北宋的朝堂几乎成为诗坛和学界，他们之间学术思想、政治观点乃至文艺风格的差异，呈现出一道一道个性的风景线，有时相交、有时相续、有时平行互衬、有时遥相呼应，也有时互不相容，激烈冲撞。宋仁宗时代长期的太平景象和他的“宽厚”养成了这种个性风景线，并纵容其发展，而个性的本质使冲撞成为必然的结果。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抱负、学有根底的自信，激励着个性在冲撞中表现出一往无前、宁折不弯的强度，结果便多多少少带来或大或小的悲剧。而最大的悲剧，可能莫过于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帝突然支持某一种个性，令被支持的个性独占其一往无前的强势，而其他的个性也就会因此共同表现出宁折不弯的本色。王安石变法所引起的政治风潮，以及随之而来的延续到北宋灭亡前夕的“党争”，就是这种最大的悲剧集中上演。

有学问、有见解、有风格——无论支持或反对者都会这样评价王安石。嘉祐六年他拒绝起草苏辙的任命状，也许并没有人事原因，只是一如既往地表现他的个性。这种有制度保障的个性表现在北宋并不罕见，造成的矛盾也不难在制度内解决，因为可以起草任命状的人并不只有一个。实际上，宋仁宗也早习惯这样解决矛盾。但苏辙的反应岂会同于凡俗？他辞官不干。而个性更为强烈的苏洵，则于两年后写出一篇著名的《辨奸论》，将此个性冲突深深地镌刻到文化史上。当然，也因为苏、王之间后来发生了更大的、更为实质性的冲突，所以这一次冲突经常被当作序曲来看待，实际上类似的冲突应该是更普遍地存在的。当宋神宗被王安石的学问所征服，果断付以权力，要以王氏的“经术”来治国安民、富国强兵时，普遍存在的冲突就演变为所有不愿放弃自己见解的人群起与王氏抗争；然后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将所有反对意见痛斥为“流俗”，强制实行“变法”，结果令反对者发言更为激烈；在这样纷乱的局面下，王安石无法贯彻他设计的“新法”，于是必然的下一步就是打击异议，统一思想；这就使所有意见不同的人除了拂袖而去之外没有其他保持尊严的办法了，这样主动要求被清洗的言词便充满了这一时期的史料。苏轼守完父丧，回到京师的熙宁二年（1069），便正当这变法风潮的发生。命运注定他要卷入这场风潮，自此起直到他离世，其政治、学术和文艺创作，都与王安石的“新法”及变法理论“新学”密切相关。

讨论王安石“新法”的是非利弊是一件困难的事，此事只好留给经济史家去做。在政治史的范围内，我们只能指出，由此引起的风潮决非什么忠臣与奸臣，或者君子与小人之间的斗争，反对者的动机也决不是因为“新法”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卷在里面的人没有一个不想把国家搞好，而那些明确表示支持或反对的人绝大多数是不计个人祸福的高尚的人。就反对者来说，也不都是一开始便与之为敌。按说，“新法”引起朝廷官员们的讨论或争议，原是必然之事，因为仅其主要的内容，就有财政方面的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和军事方面的将兵法、保马法、保甲法等；为了统一指挥实施，还要专门成立一个叫做“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新核心机构；为了培养适于推行“新法”的人才，又要改变教育制度，实行“三舍法”；与此相应，科举制度的改革也势在必行，取消诗赋，改试经义、策论，并制定经义（儒家经典的阐释）的标准答案，用以统一思想，这便是“新学”。虽然这些改革措施不可能在王安石开始执政的熙宁二年一举推出，但也足以让人感到“日新月异”了。揆于常情，这么多的新花样，几乎不可能有一个人从头到尾全部赞成，所以，每一条“新法”的提出，都会制造新的反对者。比如苏轼，就是从熙宁二年五月议论科举改革时，开始成为反对者的。

这一年的二月，苏轼兄弟到达京师，恰值王安石初任执政。按司马光的意见，“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三等出身的苏轼应该出任谏官，参与议论朝政。但据苏辙后来回忆，王安石认为其“议论素异”，从来就见解不合，所以为了不让他来干扰自己的改革事业，就给他安排了一个闲职，叫做“值官告院”。倒是苏辙却被神宗皇帝指派到“制置三司条例司”工作，进入了变法的核心机构。在这种情况下，苏轼有三个月的时间保持了沉默，对众人议论纷纷的那些“理财”之法不发一言。直到五月份，科举改革的倡议出台，神宗要求官员们对此提出意见，苏轼才应朝廷的要求，奏上一份《议学校贡举状》。由于这份奏议，他得到了神宗皇帝的召见。

取消诗赋而代以经义、策论的科举改革主张，其实不始于此时。旨在录取政治方面人才的科举考试却以文学水平来定去取，早就引起很多人的不满。所以，对于这项改革，司马光的态度便有些暧昧。但苏轼却明确反对，认为诗赋优于策论。大概这是当时罕见的为文学取士辩护的议状，故引起神宗的重视。应该说，苏轼本身就是文学取士制度优越性的见证，为这个制度辩护的态度贯穿了他的一生，至死不改。当然，由于王安石的坚持，苏轼的意见虽然一度打动了神宗，却并未能阻止科举改革的进行。而且从此以后，史书上屡见神宗想起用苏轼而被王安石阻止的记载。

五月份也是反对“新法”的风潮开始走向波浪汹涌的一月。御史台的长官吕诲弹劾王安石，除了非毁“新法”外，还大肆攻击其人品。神宗不以为然，却也不愿扩大事端，就把弹章退还给吕诲。皇帝的这种依违两可的处置，使仁宗时代培养起来的个性风景线一时铮亮起来：御史的批评不被采纳，断然要求去职；被御史弹劾的执政在朝廷不予澄清是非的前提下，拒绝继续处理政务。双方坚执不屈，神宗被迫作出抉择，清洗吕诲领导下的御史台，坚定了王安石变法的信心。然而如此一来，此前关于“新法”诸措施的不同意见的争辩，就正式上升为政治斗争了。官员们依其对于“新法”的支持与否，分成“新党”和“旧党”两个党派，开始“新旧党争”。八月份，谏院长官范纯仁、刑部官员刘述、御史刘琦、钱等皆以反对王安石被罢免。此月苏辙因反对农田水利、免役、均输、青苗诸法，而自动离开“条例司”。到熙宁三年，朝内外的老臣韩琦、欧阳修、文彦博都反对青苗法，亦被责罚。司马光一直在神宗面前力争“新法”之非，并拒绝接受枢密副使的委任，但在神宗同意免去这一委任时，掌管颁发诏命的范镇又再三不肯颁发，结果神宗只好把诏旨直接交与司马光，于是范镇自请解职。然后孙觉、吕公著以反对“新法”被罢免，宋敏求、苏颂、李大临以反对王安石提拔李定被罢免，程颢、张戬（张载弟）、李常等亦纷纷斥罢。孔文仲应制科，原考为三等，以对策中反对“新法”被皇帝御批黜落，考官却将御批封还给皇帝，范镇上疏力争，皆不听，于是范镇要求致仕（退休），却被批准。司马光亦被派往长安，但在地方上更不堪被迫执行“新法”之苦，至熙宁四年六月获准到洛阳闲居，“自是绝口不言事”（《宋史·司马光传》）。这次反“新法”的风潮才逐渐退落，王安石得到专任。此后虽还有富弼因不肯行青苗法于其辖区而遭处分，刘挚、杨绘以指斥时政被贬等事，但那都已是余波了。

在这次反“新法”的政治风潮中，苏轼的“旧党”立场逐渐地明朗起来，而王安石也意识到苏轼正在成长为他的一个有力的政敌，故于熙宁二年冬天，派他去担任开封府推官，处理京城内外大量的民事诉讼，使他没有精力议论政治。出于他意外的是，这位文学家在处理民事诉讼上表现出少有的精明，变得更有影响，而且并不耽误议政，在十二月的严寒中，写出一封万言书给神宗，系统地阐明他反对“新法”的政见，把“新法”诸措施逐条地批驳、责难，一概否定，成为当时反“新法”的奏议中最系统、完整的一封。翌年二月，韩琦从河北交来一封奏疏，用大量实地调查的结果来证明青苗法害民。由于英宗、神宗并不是仁宗亲生的子孙，其登上皇帝宝座出于韩琦的“定策”，所以他的意见非同小可，朝内外马上传出韩琦要率兵入京“清君侧”的谣言。王安石以称病不出作为对抗，离职近二十天，使新旧党争处于白热化。苏轼于此时再次上书，藉韩琦奏疏引起的倒王之势推波助澜，迫促神宗驱逐“小人”王安石。但神宗又一次扶持了王安石，一边同意司马光辞去枢密副使，一边让“条例司”做出一个驳斥韩琦奏章的文件，颁之天下。这是王安石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但苏轼犹不服输。三月份进士殿试，苏轼作了《拟进士对御试策》进呈，巧妙地将策问内容引向对王安石和“新法”的攻击。

熙宁三年八月，王安石抓住了一个驱逐苏轼的机会。御史台的谢景温突然弹劾苏轼，说他从前往来于四川和京师之间时，往返挟带货物，沿途做生意，又冒称朝廷差遣，向地方官借用兵卒等。王安石立即下令调查，结果虽然查无实据，却也因此闹得沸沸扬扬。由于谢景温与王安石有姻亲关系，史书上说谢的弹劾为王所指使。此举激怒了以心平气和为特点的司马光，隔日面见神宗时，断然要求离开朝廷，因为反对王安石本来是个政见方面的问题，现在反对者在品德方面也被怀疑了，那么为了保持自己在品德方面的名声，只好离开朝廷。在神宗听来，这分明是在为苏轼说话，所以他的回答是：“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四）皇帝对苏轼的印象已经坏了。在此情势下，被弹劾的苏轼当然就不敢自辩，只好乞补外任，离开朝廷。熙宁四年六月，他被任命为杭州通判，离开了危机四伏的京师。其离京时间约与司马光赴洛相近，这二人的离去标志着反对“新法”的政治活动归于失败。

苏轼走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即扮演了失败者的角色，而且是被不正当的手段击败的。但这个失败者已经成长为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为他以后成为元祐大臣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