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风海雨

战火在天外燃烧

最初是阳光耀眼，照满明亮清洁的厨房。我坐在靠窗的长凳上，记忆里它比别的凳子要宽些，上面的红漆早因为母亲时常用力洗刷而脱尽了。母亲不喜欢油漆的家具，总是拿炉灰把所有木制品用力刷回本色，摆在阳光下晒，然后小心搬回屋里放好。刷过的长凳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在早晨的太阳光里飘着，浮着。我坐在上面张望，地上是棋盘状的日影在不断闪动。太阳应当才从海面升起不久，正在小城的东方向高处攀爬；海面必定也涌着千万种波光，我记得那些波光，似乎很遥远，又好像很近。平常的夜里我时常听见低低的持续涌动的水声，我问那是什么；母亲说：“那是大海，太平洋。”那大海自然是很近的。太阳兀自从海面升起，穿过窗格子便照在清洁的地板上，屋里飘浮着一种稚气的清香。

我从凳子上滑下来，穿好木屐，走出厨房的小门。院子里有一座帮浦抽水机，比我还高些，木柄也被炉灰刷得很干净，而铁制的帮浦身上永远泛着厚重的水气，用手去摸，感觉惊人的沁凉，那是地下水透过钢铁凝聚起来的冷冽。再往前走就是一棵巨大参天的阔叶树。我不知道那树的名字，只见它庞然罩住半个院子，覆在一间小柴房上，树叶呈青灰色，比我的手掌大得多，而且长着一层绒毛。掉下的叶子永远那么干燥，弹指有声。以后数十年读书的日子里，每次遇见有人描写梧桐铿然落地，我都倏忽回想到它。夏天它为我围起一片阴凉的小天地，秋风起便陆续将阔叶一片一片掷落，积在院子里。我穿木屐去踢那些落叶，喜欢那粗糙的声响，并且带着一种情绪，仿佛大提琴在寂寞的午后发出的装饰音，倾诉着什么样一种情绪；那时我不懂，现在大概懂了。我站在院子里看夏天的大树，透过层层的绿叶寻觅，强烈的阳光在树梢簸摇，最高的是破碎的蓝天。我把眼睛闭上，感觉黑暗的世界里突出一点红光，慢慢溶化；然后我又睁开眼睛去找。树枝上停着一只蝤蛴，忽然间小风吹过，却看到一只金龟子斜飞落下，又奋勇挣扎起来，以它最快的速度冲高，没入重叠的阔叶中。

这些发生在太平洋战争的初期。战火在天外燃烧，还没有蔓延到我的大海来，还没有到达我的小城，没有到达我小城里笼着密叶的院子。阳光几乎每天都在竹篱上嬉戏，篱下几株新发芽的木瓜树在生长。我蹲下来观察那木瓜一天一天抽高，蚯蚓在翻土，美人蕉盛放。隔壁院子里一只大公鸡在骄傲逡巡，老母鸡领着小雏争啄谷粒，在金针花下奔跑，猪圈里传来有节奏的沉重的鼾声；再远处是邻居他们另一道篱笆，外面响过一辆脚踏车的铃声，丁令丁令到巷尾左转。那边还有成排的人家，正对着后门的那家廊下总坐着一个小脚的老妈妈，她是瞎子。向右转就得下坡，群树错落处是一畦一畦的菜园。再远的地方我就不太清楚了。

战火还没有烧到花莲。

那是一个宁静的小城，在世人的注意和关心之外。那是一个几乎不制造任何新闻的最偏僻的小城，在那个年代。小城沉睡于层层叠高的青山之下，靠着太平洋边最白最干净的沙滩。站在东西走向的大街上，你可以看见尽头就是一片碧蓝的海色，平静温柔如丝幕悬在几乎同样碧蓝的天空下。回头是最高的山岭，忽然拔起数千公尺，靠北边的是桑巴拉堪山，向南蜿蜒接七脚川山，更远更高的是帕托鲁山，立雾主山，太鲁阁大山，在最外围而想象中还能看清楚的是杜鉾山，武陵山，能高山，奇莱山，奇莱主山北峰高三千六百零五公尺，北望大霸尖山，南与秀姑峦和玉山相颉颃，远远俯视着花莲在沉睡，一个没有新闻的小城。火车缓慢地吐着煤烟在纵谷里爬行，狭窄的公路削过断崖，空旷里偶然驶过一队车辆，小心在隧道和隧道间进出盘旋。是的，花莲就在那公路和铁路交会点上沉睡，在一片美丽的河流冲积扇里，枕着太平洋的催眠曲，浪花涌上沙滩，退下，又涌上，重复着千万年的旋律，不管有没有人听到它。花莲就在高山和大海衔接的一块小平原上，低矮的房子藏在槟榔树，凤凰木，老榕，面包树，和不知名的栖息着蝤蛴和金龟子的阔叶树下。河畔和湖边是芦苇和水姜花。

我的天地很小，大半就在院子里树荫底下，看日影闪烁，晒干帮浦下的水渍，或者照在竹篱笆上，左右晃动制造许多奇异的幻象。有时我坐在榻榻米上，靠着窗口的矮几看母亲的照相簿，一张一张翻过去，唐装的和洋装的，还有穿和服的人像，背景大多是轮船一角，有帆缆和舵轮，救生圈系在舷边，下面摆一盆兰花。榻榻米有一股稻草的味道，幼稚的清香，在太阳光下飘着浮着。窗外是一个极小的天井，那边隔壁住了一对几乎完全讲日本话的夫妇；起先我以为他们是日本人，后来母亲说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台湾人，只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开口讲的都是日本话。日本话我也会，不但会听而且大概也会讲，但除了玩游戏唱童谣以外，我们尽可能不用它。有一次我在门口的榕树下拿蜻蜓喂蚂蚁，隔壁的男人出来用日本话骂我腌脏，我也用一长串的日本话回骂他。记忆里日本话有许多骂人的成语，用起来比台湾话还方便。这时正好走过来一名穿制服的日本警察，他严肃地说：这个“子供”很会讲话啊——说着就忍不住笑起来了。

夏天的黄昏的阳光斜斜照在巷子里。

日本警察好像叫“刑事”，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民事的纠纷有台湾小吏排解处理，而刑事案件必须由制服严整的日本警察来办。也许不见得如此，但在我幼稚的印象里那制服是十分令人心折的。我偶然看到那几个穿制服的人，总不免产生惧怕和羡慕的感觉。我想我惧怕的和羡慕的都是他们的权威，而且就根据那不曾完全成熟的判断，我知道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是外来的统治者，表情特殊，何况他们说话的口气是许多台湾人怎么学都学不像的。至于那些台湾人为什么那么努力在学习日本人的表情和口气，想到那已经是太平洋战争的时代，日本已经统治台湾将近五十年，而且皇民运动已经推行了不少时日，甚至不少张三李四也已经改名为渡边田中，夏日里喜欢穿一条相扑大汉的白色丁字裤在街衢廊下乘凉，并以不准确的破碎的日语互相请安——想到这些，我现在应该懂了。日本统治这个地方都快五十年了，台湾处在一种疲惫的意识里，似乎感悟到了什么，战火在天外燃烧，总有一天将波及我们的小天地罢，说不定也将改变这天地里一切是非和荣辱，人的形象和价值，说不定可是不能确知。战火在海外，有人等待它迅速蔓延过来。可是它始终还只在海外疯狂地烧着。

从这个时候一直到美军开始在花莲投弹，甚至到战争结束迫使他们撤离为止，我记忆里碰见到的日本人非常少，印象最深的仍然只是刑事警察而已。但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带长刀的军人，那应当是冬天的上午罢，他穿着军大衣在街上沉默地迈步，脸上几乎也是没有表情的，只是唇上的小髭带着一种寂寞的傲气，在那皇军战事正节节失利的年代，他沉默地迈步，一手扶着长刀，在偏僻的小城里，当冬天的寒气弥漫着太平洋的涯岸，而俯视的峻岭稳重地立在那里，桑巴拉堪山，立雾山，奇莱山，峰顶积着白雪，比挫折中的统治者和惶惑的台湾人更沉默，沉默地守护着，却必然也轻轻诉说着些什么。我是听得见山的言语的。

花莲向南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村庄叫“吉野”的，据说是日本人群居的地方，从那古色古香东洋风的名字判断，就知道那是某种特区的所在。吉野也坐落高山脚下，但它不像花莲那样面对海洋，因为就在它直东的方向，海岸山脉于焉升起，苍莽南走，一直到卑南溪口才结束。吉野所遥遥面对的正是海岸山脉的起点，所以那村庄也正潜伏在台东纵谷的开端，火车从这里南下，一径都是在平行的两条山脉间游走。日本人选择这个所在群居，并赋予古典的村名，据说还认真地实验着一类蓬莱米的新品种，以有限的收获呈献给他们的天皇，剩下的便自己享用，以表示其优越。

吉野的日本聚落我至少去过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原因，邻居有一位平时常带我玩的大姐姐说她今天要去吉野，就把我扶到脚踏车上，坐在她后面出城。那大概是我第一次离开我蝤蛴和金龟子的小天地，去到一个最远的地方，但山的形状不变，还是维持着它一贯的姿态，很亲切地俯视着我，坐在脚踏车的后座，看水田和农家的槟榔树，风在耳边吹，无数的蜻蜓在空中盘旋。我们进了一户日本人家的玄关，静悄悄的散发着味噌和腌黄萝卜的气息里，有一种陌生的异国情调。我们被让进一间榻榻米小屋，坐在矮几旁等女主人出来。墙上挂着一幅中堂，好像只写了一个大字；当时我还不认识那写的是什么，现在回想大约不外乎“忍”字，很庞大，很潦草的一个“忍”字。忽然间有人小碎步走进屋里来，是一个披着轻便和服的日本妇人，衣带没有系上，双手拢着下摆，露出胸前一对奶。她坐下和那姐姐说话，声音又急又清脆，不知道在谈什么。我坐在一旁东张西望，又好奇地看觑她裸露的胸脯，觉得很不好意思。那日本妇人一直很和气很自然地对我微笑，但每当她眼睛转向我的时候，我都不得不把头低下来。

到了太平洋战争的末期，统治者更发动台湾人在吉野附近赶筑一个新机场，计划以它为基地，供神风特攻队的自杀飞机出发去海上和美国战舰拼命。但机场构工还没有完成，他们的天皇就透过无线电广播宣布投降了。现在想想，幸亏他们投降得早，否则不管多少自杀飞机要栽进美国战舰的烟囱，以宣扬其武士道的末流精神，不管多少疯狂的日本青年要继续为那“圣战”牺牲生命，花莲一定会挨更多美国军机的轰炸，而且一定不只吉野的日本聚落要被摧毁，恐怕我们常年沉睡在河流冲积扇里的小城也会被夷为平地。然而战争结束后，日本人就在我毫无感觉中完全撤离了，槟榔树还在，以及凤凰木，老榕，面包树，和栖息着我最熟悉的昆虫的阔叶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这些都在；河畔和湖边也还都是芦苇和水姜花，蜻蜓也在阡陌上飞舞。我记忆里的日本男人穿着骄傲的制服，佩长刀；而记忆里的日本女人总是披着一件没有腰带的长衣，坦露着她令人不好意思的胸乳，坐在榻榻米上微笑地说话，声音又急又清脆，可就是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在那个年代，幼稚而好奇，空间所赋予我的似乎只是巍峨和浩瀚，山是坚强的守护神，海是幻想的起点，从那绵绵不断卷来的白浪和泡沫开始，稍远处已经可以想象当然存在着一种汹涌的深邃，底下是阴寒黑暗的，有礁石，海草，和游鱼；更远的就不太能够想象了，无非又是礁石，海草，和游鱼，更大更凶猛的鱼。有时我会直觉以为花莲外海深处应该还匍匐着一些沉船，因为海盗厮杀或者风暴的原因，沉在最冰冷的水底，腐朽生锈的战船，歪斜的桅杆，铁索被海水镕成一团，一箱又一箱的珠宝和钝刀断剑散落在珊瑚树下，旁边是三两具死去久远的水手的髑髅；只见七彩的水族在其间泅游，吐着泡泡，蟹类和海星在蠕动，为寂静的水底世界敷上一层恐怖的颜色。但这些只能在我的幻想里摇曳晃动，我相信它应当就是这样的，可是我从来不曾幻想说不定哪一天我也可以尝试做一名潜水夫，像别的男孩一样，想做一名探索幽暗世界的潜水夫。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我偶然放纵自己去勾划海底的景色，但我更热中为自己创造一个遥远的海面，在我们眼睛所不能企及的地方，水平线以外，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大气鼓荡，撞击，震动，产生一阵谁都不能抗拒不能抵挡的狂风暴雨……

台风来了。

台风来自遥远的海面，总是选择花莲为它登陆的地点。在夏天漫长而炎热的一长串又一长串日子里，有时我们会感觉天地间突然好像有一点反常的运作，日头黯淡，到处吹着不缓不急的风。起先就是这样的，那风也不是夏日海边习习的凉风，那风带着一层郁燠的气息，甚至是温热的，但又没有一点湿意。树叶飘飘自相拍打，蚂蚁在墙角匆忙地奔走，隔壁院子里的公鸡奇怪地和带着小雏的母鸡一起挤在雨廊下，很不安地东张西望，电线杆上的麻雀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若是抬头看后面的大山，你会发觉那山比平时更清朗更明亮，树木历历可数，苍翠里仿佛镀着一层银光。

这时照小城的规矩，街上的店铺提早打烊；卖酱菜的，补锅碗的，修皮鞋雨伞的，挑担子剃头的，阉猪的，所有行走于大街小巷谋生的人都纷纷回家，因为照传统的办法，他们要从柴房里捡出去年用过的木板，将门窗一一遮起来钉牢。所以我坐在厨房的椅子上，可以听见四邻到处砰碰敲钉子的声音，在热风里震荡。母亲忙着把晒衣服的竹竿收起来，固定在走廊地板上，把柴薪和木炭搬进屋里，又把新腌的黄瓜和萝卜干也一坛一坛捧进来，尤其更不能忘记发酵好了的豆瓣酱，和晒了半个夏天已经快成熟的豆腐乳，也小心捧了进来。厨房里顿然变得好热闹。我坐在椅子上看，或者滑下来走走摸摸，觉得家里很温暖。台风真好，我想，听见四邻钉门窗的声音砰碰作响。台风真有意思，我揩着脖子上的微汗想：台风就要来了，呼——呼——台风就要来了。

起先是阵阵急雨被强风刮来，击打铁皮屋顶和木板墙。坐在榻榻米上，我什么都看不见，只听到风雨的声音一阵比一阵大。那时我可以想象，来了来了，从遥远的海面正有一团黑黑的气体向花莲这个方向滚来，以一定的速度，挟万顷雨水，撕裂广大的天幕，正向这个方面滚来，空中的云烟激越若沸水，在宇宙间袆离合，海水翻腾摇摆，愤怒地向陆地投射。起先我们还可以听见收音机里的女播音员在讲话，甚至在新闻和政令的空档里播放一些不切实际的音乐，试图盖过门外的风雨声。收音机旁摆着几根蜡烛，一盒满满的火柴。我坐在昏黄的电灯下专心听台风猛烈地拍着，摇着，呼吼着。我倾耳再听，可以感觉到海岸上狂涛攻击防波堤的号角和鼙鼓，一阵急似一阵，而天就这样黑下来了。

是的，台风从海上来，迅速扑向这低伏在山下的小城。像过去的年代一样，也和未来的年代一样，人们似乎很习惯于它威赫的来势，甚至觉得那是夏日里应该有必须有的涤洗，说不定还能驱除虫虱和瘴气。所以在风球一一升起之后，在收音机广播员的催促下，也许不然，是在感觉到那反常的热风和目睹那紧贴住山峦下最透明的大气之后，我们知道风将带着巨量的雨水狂奔过小城的上空，把一些大树连根拔起，把篱笆一一掀倒，把电线杆推翻，甚至把谁家将就的屋顶吹跑，把桥梁和铁路移动一个位置，让山石和泥泞倾入公路，堵住来往的交通。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台风带来一个狂暴的奇异的夜，电灯不亮了，小桌上点一根蜡烛，火光在轰然的黑暗里摇晃，有时爆出一朵花来。我瞪着那烛光看，听风雨呼啸通过，似乎不会有停止的时候，然后眼睛就累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还是安全地躺在蚊帐里，风雨早已停了，明亮的光线透过窗上那木板的隙缝照在我脸上，很安静，只有帐外一只蚊子飞行的嘤嗡，和平常一样在清晨的微凉中飘忽来去。台风已经远远走了。

我赶快从床上跳起来，跑到前面窗下去张望。原来昨天钉上去的木板早就在我睡觉时拆下来了。哇！这都是真的！巷子里好几棵榕树已经被风雨吹倒了，电线杆大都斜在路边，工人正在泥泞里抢修；到处是残枝败叶，贴在路面和湿漉漉的走廊下。大人在房子四周一边拆门板一边交谈，有时大声喊叫，把溜出门的小孩赶回屋里去。这时巷外缓缓驶进一辆牛车，车上堆满了长短粗细的木头，那是赶车的人凌晨出门到海边去捡回来的飘流木。我站在窗前看，想象台风早已经掠过小城，向山里窜去，狂打着严峻的高峰和古老的森林，雨水在深山里泻注，冲进陡削的山溪，哗哗然直落几条大河，卷倒无数的树木，和溺死的野兽一起顺河流下，淌进太平洋，即刻又被掀天的狂涛卷回岸上，几次往返起落，树上的枝桠和叶子早已经折断流失，人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浪头抢拾飘来的原木，接受大山迂回送来的赠礼。所以我想，台风现在还猛烈地吹打着伟大的森林，说不定已经靠近奇莱山了，拔起许多树木，快速冲进太平洋。海边站着许多冒险的人，在强烈的太阳光下注视着长短粗细的飘流木——然则那到底是山的礼物还是海的礼物呢？台风一定已经越过奇莱山了。越过了奇莱山，它就离开了花莲的境界。奇莱主山北峰高三千六百零五公尺，插入亚热带的云霄，北望大霸尖山，南与秀姑峦和玉山相颉颃，远远俯视苏醒的花莲，人们在污泥和碎瓦当中，在断树和倾倒的篱笆当中勤快地工作，把飞落的铁皮钉回屋顶上，将窗户和前后门打开，让太阳穿过干净的空气晒进来。我坐回厨房的长凳上，似乎又闻到一股稚气的清香，从院子里飘进来，又慢慢飘出去，这样持续地对流着，扩散着，浮在活泼的晨光里。

那风雨只是花莲的夏天最平凡的插曲，并不能制造太惊人的新闻。那风雨来去迅速，拍醒沉睡的小城，在一阵习惯性的忙乱之后，又安静地睡去，睡在太平洋的催眠曲，和层层叠起的大山的守护里。它仿佛不是真的，虽然它年年发生，却又那么容易被我们忘记。而记得住的也是它，以及阳光耀眼，照满了世界上最美丽的河流冲积扇。

接近了秀姑峦

夜里我躺在覆着蚊帐的榻榻米上，听海潮的声音哗然来去，很细微却又仿佛猛烈地流过我的胸膛，很温柔，带着一种永恒的力量，绝对不会止息的，持续地哗然来去。我听着那声音，一遍又一遍来去，巨幅的同心圆——我就靠着枕头躺下，作为那不可计数的圆圈的中心，精神向外逸走，在无限的空间里涌动，向外界延伸，直到最不可思议的抽象世界里，似乎还缥缈地摇着，闪动着，乃沉沉睡去——睡在大海的温柔里。

大海，其实大海上已经充满了血腥的战斗。一九四四年夏天，日本偷袭珍珠港三年半以后，美军正节节从南太平洋向前推进，终于在六月中旬打下了塞班岛。美军从那里开始，配合新几内亚的攻势，指向菲律宾。到年底更以塞班岛为基地，派遣B29轰炸机空袭日本本土；一九四五年初麦克阿瑟将军重返马尼拉，紧接着攻陷了琉璜岛。

我睡在大海温暖的旋律里，那么平安，几乎是完全不忧虑的。其实那时已经有无数住在台湾的日本人被鼓动去参加“圣战”，在雄壮却又带着东洋伤感风味的军歌里离开他们统治的社区，永远没有再回来过。吕宋战役前后，更有许多台湾人被遣去南洋当军夫。这些台湾人真不知道为什么必须卷进这场暴虐可耻的战争里，而且死在荒谬的热带海外，没有英勇可信的号召，也没有庄严或贪婪的目标，死在沙滩上，丛林里，死在焚烧着爆炸着并且旋转下沉的战舰上，而他们的毁灭并不曾荣耀大和的英魂，如他们的日本长官所喧嚣训诲的；也不会荣耀大汉的英魂，如他们的祖先藏书里的记载，如何在战争时勇敢地捐躯，身死神灵，魂魄始终是鬼世界的英雄。没有，这一切都和颠踬于南洋战场上的台湾兵夫无关；他们的死延续的是一种被迫的羞辱，并不曾突出任何再生的喜悦。许多人失落在海外。我睡在大海温暖的旋律里，不知道这些都在烟波外剧烈地发生着，疯狂地进行着。我幼稚地编织自己的梦，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忧虑思考。梦里的世界和醒来的世界一样美丽，我能够张臂高飞，飞越水田和高山。

白天是带着香气的时光。山的形象不变，除了云雾浓淡以外，山永远是不变的，俯视着我，并且自动凝然向南北两个方向蜿蜒突兀。我是听得见山的言语的，远远地，高高地，对我一个人述说着亘古的神话，和一些没有人知道的秘密。那些秘密我认真地藏在心底。可是有一天巷口忽然拥着一群小孩，并且努力向圆圈里挤着，我跑过去一看，是两个大男人在展示一头野獐。他们大概是业余的猎人，而那獐已经被他们打死了，从深山里扛回来的，血迹大半都冲洗掉了，睁着眼睛躺在地上，夕阳掠过屋顶照在它身上。它的嘴角带着浅浅的水斑，那样紧紧地闭着，有一条美丽的弧度，好像在微笑。邻居一个大人摸摸它的背，惊讶地说：“还是温的！”我抬头看山，山很高，可是那么近，就在屋顶和树梢上，仿佛伸手就可以碰到它的衣带。我心里惘然，它和我共有不少秘密，我听得见山的言语；可是它并没有告诉我今天黄昏有人会从它那里扛来一只死獐，并且摆在巷口地上，这么残忍吓人。然而我终于多了些知识，山是很高，而在云雾和艳阳的森林里，想象到处都是飞瀑泉水，滑落涧谷之下，水边是鹿獐和野兔，上面垂挂着古老的树木，猴子成群在嬉戏，吱喳争吵，抢摘多汁的水果，树下蹒跚行过一头大熊，趴下看乱草间无声的穿山甲；偶尔游来一条碧绿斑烂的小蛇，沙沙辗过碎叶，向密林里消逝。远远看得见一群野猪，挺着勇敢的獠牙，它们是山林里最大无畏的兽，随时攻击猎户和他们狺狺的走狗。我听到很多关于野猪的故事，在夏天晚上乘凉的廊下，听大人描述他们离奇的遭遇，如何以武器支援猎犬来捕捉它，而野猪却又那么勇敢地反抗着，甚至攻击着，直到力竭死亡，和血倒在残枝败叶并且翻滚过无数遍的尘土上。我想，野猪是最大无畏的兽，是所有狩猎故事里，最让我着迷同情的，真正的英雄。

大约就在B29开始飞临日本上空，并且轰炸骄傲的日本军人的家乡的时候，一九四四年夏秋之交，美国飞机也出现在台湾岛上，造成可怖的空袭。但几乎所有的轰炸和扫射都是偶发性的，而且都集中在北部和西部较大的城镇，也许根本没有来到过花莲。海潮依然平静地拍打着山岭俯瞰下的小城，结着一条又一条永恒的白纱带，在丽日下，风雨中，不停地涌来，升起又落下。然而不久以后，我们终于听到美国飞机掠过花莲的消息了；它在港口附近投了几颗炸弹，并且以机关枪袭击这里仅有的几间大工厂。空袭来了，终于，战火终于波及这没没无闻的小城了。

飞机空袭花莲的次数愈来愈多，那大概是冬天当美军逐渐逼近菲律宾群岛的时候。等到麦克阿瑟将军把日本人悉数驱逐出吕宋以后，美军却决定跳过台湾和澎湖，直接扑向琉璜岛，而仅对我们的家乡展开密集的空袭。我们听说港口和南北两个小机场时常被轰炸，但一般民房并没有受到严重的骚扰，惟有不及走避的行人，有时不幸被他们自空中扫射，死在路上。大家开始想到疏散的必要，设法逃到山地里去，然而多半的人都宕延着，观望着，每天听警报声起就躲进防空洞里，直到警报解除了才出来站在街上谈论着，忧心忡忡地交换彼此的经验。B29在空袭日本和台湾几个比较重要的城邑，但我想它从来没有飞临花莲，虽然有些人从防空洞里爬出来后，总夸张地诉说他如何如何看到巨型的轰炸机，并且不太有把握地说：那一定就是B29了。这时有些特别睿智的人开始感到不安，若是飞机有一天把花莲南下的铁路炸毁，疏散到山地去的路就断了，或者就很不容易走了。一般人都想到向南疏散是最好的途径，因为花莲北部是纯粹的山地乡，进入那些村庄和山地人杂居仿佛太不可思议。而向南虽然也都是些山地聚落，但到底沿铁路的村庄里群居的都是汉人，有些村庄以客家人为主，有些以闽南人为主；而离铁路越远，向山脚下深入的，则依然是山地人错落的小村。若要向南疏散，非在铁路还通的时候动身不可。

从花莲往南行的火车一开动，不消几分钟就进入纵谷地带，左边远处是海岸山脉，右边还是伟大的中央山脉。海岸山脉对我说来除了遥远和陌生以外，什么感觉都没有，不如右边的大山那样，似乎所有连绵和迤逦都是属于我的。坐在火车上，我们最努力观看的必然是右边的大山，而我们就在那山脚下迂回推进。从花莲南下，想象西边巍巍第一层峰峦是木瓜山，林田山，玉里山，都在两千公尺以上，比海岸上任何突出的山尖都高出一倍。第二层是武陵山，大桧山，二子山，它们都接近三千公尺了。而和我们的奇莱山——啊！伟大的守护神，高三千六百零五公尺——同为第三层次环叠高耸在花莲境界边缘的，是能高山，白石山，安东军山，丹大山，马博拉斯山，大水窟山，三叉山，却以秀姑峦山为最高，拔起海面三千八百三十三公尺，和玉山并肩而立，北望奇莱山，同为台湾的擎天支柱。

秀姑峦山原名马霍拉斯，由它东麓流下了几条巨水，马霍拉斯溪和米亚桑溪在神秘的山林里汇合，又东南行接纳马戛次纯溪和塔洛木溪，河水扩大称乐乐溪，又向东流，到距离大海仅只十二公里的地方竟为海岸山脉所阻，乃以巨大的水势北行二十余公里，这时它已经获得秀姑峦溪的名字了，遂东流并终于切过海岸山脉的火山集块岩，在两岸尖锐陡削的石壁和古木俯视下，以急湍汹涌的姿态飞快出海。秀姑峦溪是花莲惟一发源于中央山脉并且能够奋勇横切海岸山脉以注入太平洋的河流。在它最后预备横切海岸山脉所以东流的转折处，不远的火车站叫瑞穗，瑞穗旧称水尾，距离花莲五十公里；在稍早当它刚进入纵谷忽然北走的地方，不远的火车站叫玉里，距离花莲七十公里。瑞穗和玉里同为东线铁路上重要的大站，镇上聚居了很多汉人。

当美军飞机空袭花莲的次数不断升高的时候，我的父母终于决定纠合亲戚一起疏散到瑞穗或者玉里附近的山地区域。

火车离开花莲进入纵谷地带，水田逐渐被旱田取代。铁路附近的小村落表面上都很相像，无数的槟榔树便围成一个家园，绿竹和面包树参差其间，简单地盖着铁皮或稻草的农舍，屋旁有牛棚猪圈和鸡窝之类的附属物，有些房子外还看得出帮浦抽水机，有些在院子里带有一口加了盖的井。槟榔树外是蔬菜园，离房子更远的才是稻田，农夫和耕牛在初春的阡陌间工作，孩子们在田埂和小溪岸上游戏；蜻蜓在空中飞，溪旁和池塘岸边长满了芦苇秆和水姜花。飞机想必很少到达田野上空，感觉上战争并不曾扰乱这纵谷农家生活的秩序，一切都很和平很安宁。火车驶得非常慢，吐着浓厚的煤烟。这条铁路是台湾最窄的铁路之一，和西海岸纵贯线的宽度不能比，而车速也完全不能比，突突，突突，缓慢地蜿蜒着，尤其在爬坡的时候，可能还不如行人的速度，突突。可是每当它逼近河口的时候——那些发源于大山的河流一一注入秀姑峦溪——它就好像快起来了，甚至必然就拉长了汽笛“呜”一声，即刻飞也似的在铁桥上奔了起来。我从窗口看河流上游，藏在烟雾渺茫的深山脚下；河床很广阔，积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但是真正有水流淌而来的只是一衣带宽而已，上面架了竹子编结的便桥。这些河流平时就是这样，但逢到台风季节山洪暴发的时候，狂潮从高山倾泻奔来，即刻把整个堆积着大小石头的河床注满浊水，上面漂着连根拔起的原木，枯树和野草，淹死的禽兽，和许多不可辨识的来自深山的东西。这时原来我们在火车上看见的竹桥当然早已被冲进秀姑峦溪，卷入大海；有时火车的铁桥也被震撼歪斜，或流离到下游的浅滩上。台风过后洪水渐稀，人们开始整顿铁桥，并且越过积石将新编的竹桥架到那一衣带的剩水上，挑担的行人和车辆便又小心地来往通过。

火车呼啸过完铁桥，便又困难地爬起坡来了，突突缓慢地向前推进。水田越来越少了，这一带平地里种植的大半是甘蔗和树薯，还有些我永远不认识的作物；山坡上几乎全是麻竹，栉比丛生，从铁路旁一直上升到眼睛看不清楚的岭巅，偶然杂有别的树木，在高地的冷气里哆嗦。

这五十公里的火车路程，在我记忆里好像花了一整天才到，可是感觉上并不像疏散逃难，倒更像是一次令人快乐的春季旅行，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听到空袭警报的声音。火车每进入一个小站，都要休息良久，或是接驳别的台车，或是耐心地等从台东北上的火车来交会，然后继续前进。这一路上太平静了，我坐在车厢里看农舍和田地，看河流和山林，看电线杆一根一根向后退，完全没有战争年代的恐惧不安。可是等我们进入山地住定后，有一天我听大人在传说，晚我们几天离开花莲的一班列车在木瓜溪附近曾遭遇到美军飞机的攻击。起先当飞机忽然出现的时候，列车不知道如何是好，所以就在旷野里停了下来。飞机开始低飞向车厢扫射，片刻之后，有些人看飞机转变方向，就冒险翻出车厢跑到堆积了无数岩石和长着芦草的野地里去匍匐，谁知飞机很快转了一个弯又回来了，并且猛烈向野地里趴倒的避难者开火，杀死了很多人，然后才掠过木瓜溪上空，向海外飞去。多年后我上中学的班上，有一个男同学曾经对我说，战争时代他和他母亲正好就搭上了这班不祥的列车；他自己幸免于难，然而他的母亲却在那血腥的扫射里被机关枪打死了。他是我的好友，我记得他的父亲一生未曾再娶。

我们在午后四点钟左右到达瑞穗前一个很小的小站，火车戛然煞住。人们将各种行李，包括衣服被褥和炊食用具，扎捆在扁担两端，陆续跳下火车。那小站就像所有东线铁路上的小站一样，泛着一层灰黯的颜色，静谧萧条，但空中飘着怡人的农村气息。我们在站外的槟榔树下换乘牛车，过了铁路平交道，向大山的方向摇过去。我大概在这沉闷的山路里睡着了，感觉过了许久，颠得非常疲惫厌烦，才终于到达山坳里一片小小的空地，夜色里看得见空地上立着三四间小茅屋，有人出来招呼，让我们在煤油灯下吃晚饭。大人都在小声说话，我饭没吃完便又累了，四周虫声喧闹，但很黑暗，喧闹里反而透着无边的寂静，煤油灯在跳动，很奇异，但也没有恐惧不安的感觉，然后就睡着了。

我醒来的时候天好像还没有全亮，躺在床上回想昨天发生的事情，知道我们已经坐了一天火车，后来又换上牛车，来到一个很远的从前没有来过的地方。我又想起好像半夜曾经醒过一次，看到煤油灯低低的火焰，并未能照明一间小屋，我来不及再想别的就又沉沉睡着了。可是现在，天耿耿欲明的清晨，我终于都记起来了：火车，铁桥，山和河流，竹林，小站的颜色，气味。

我起床走到窗口向外看，新辟的空地里到处都是枝桠和枯叶，成材的木头大概已经缴给了官厅。从窗子望出去，不远就是竹子和杂树林，地势上升；我推门出去再看，上升的地势正是山坡的一部分。这几间小屋背山而筑，而屋前也是树林，有一条崎岖的小路萦绕而过，忽然开朗的地方竟是水田；而最远处也还错落着一些农舍，低藏在槟榔树里。田里已经有人在耕作了，牛在草地上啮着，灵巧地甩着尾巴，为了驱赶永远跟着它的一群蚊蚋。

看到水田，我们就知道这块小山坳里的居民大概以汉人为主，不是阿眉族，虽然这里距离铁路线已经相当远，在一般的情况下这应该是个山地村。阿眉族人不太种植水稻，喜欢旱作的小米。我们到达这小山坳的时候正是春耕的开始，田里很忙，而现在太阳已经从海外升起来了，照满整个乡野，春天的寒气逐渐消逝。我看到那些耕牛在啮草甩尾巴，又看到白鹭鸶飞掠于阡陌水塘之上，那么简单纯洁的颜色和风姿，是我下定决心要记住的。我站在水田的这一边看过去，觉得这是一个丰美茂盛的天地，竹林槟榔树和农舍外起伏的是一系列小山，正好环抱这小小的平原。那是一系列苍翠碧绿的小山，小山后面是高入云霄的大山，遥远而缥缈，和我从花莲南下一路上看见的一样，带着原始的青灰色调，在早晨的云雾里和我凝然对望。阳光遍晒山坳，我回头看我们避居的小屋，隔着那密林，几乎不能相信那里还会有人家。再抬头看后面的小山，也是苍翠碧绿的。我对这个新奇的天地感到兴奋和满意。

几天以后，我已经熟悉了这山坳的整个环境。前面的树林里经常有成群的鸟类来集，有时聒噪的声音会引我深入去寻找它们。我曾经在一棵小树上发现一个鸟巢，巢里有刚才破壳的雏鸟，光秃秃地张嘴扭挤着；我扶在树干上看它们，直到一只大黄鸟倏忽飞回，急躁而凶猛地在我对面扑打它宽厚的翅膀，我才赶快滑下树来。那是小鸟们的母亲吧。有一天我在后山看到一个竹竿编造的高架子，一条细绳紧张地绷在上面，尽头倒悬着一只鸟，在垂死的边缘哆嗦。阳光照着它美丽的羽毛，随风摆荡。我正在想不知道怎样可以将它放下来，树林后走出来一个矮小黝黑的男人，一语不发抽下那细绳，把鸟解下来并用腰下另一条绳子缠住它的双脚，看看我，又伶俐地把架子上的细绳整理好，一语不发走了。我注意到他腰下已经绑了一长串死鸟，和他有鞘的弯刀碰撞着，了无声息。

不久当林外的稻田都注满了清水，而农夫正预备插秧的时候，忽然山外传来一阵急似一阵的呜呜声响，起先我们以为那是火车的汽笛，再听下去才知道是空袭警报。大家都没想到飞机会深入这一带，只好赶紧跑进后山躲避，但警报很快就解除了。这以后几天时常听到警报声，农夫只好抛弃秧盆奔到水沟里暂避，我们也习惯快步跑过山腰，到一个低洼的土坑里去坐下，但我从来没看见过飞机，甚至连它的声音都没听到过。猜想那飞机是从花莲顺着铁路飞下来的，沿途扔几颗炸弹，用机关枪射杀一些行人，然后挑一个很宽的河口左转回到海上去。在这种情形下，农夫照样把秧插好，而耕牛也更闲散地在水边啮草，甩尾巴，白鹭鸶在田里驻足，或者翩翩翱翔。我时常跑到水牛啮草的地方去采水姜花，并且和放牛的小孩玩游戏，天气渐热的时候，甚至全身脱光到河渠里游泳。有一次从水里爬起来，正好一个放牛的小孩允许我骑他的牛，上去以后数到二十就得下来。我困难地上了牛背，当然非常兴奋；可是因为没穿裤子，觉得牛背的长毛弄得我全身好痒，就大声笑了起来；忽然又觉得牛的身体很烫，所以很快就跳下来。从那次经验以后，我自以为完全懂了，为什么牛那么爱洗澡？为什么它没事就泡在小河里，只露出一颗带着两根尖角的大头，傻得不能再傻的样子？为什么？我自以为是完全懂了，因为它的体温太高。

田里的秧越长越密，人们不太认真地躲着警报。有一天下午警报解除以后，我自己往山上爬，在森林里穿梭。不久转进一片阳光明亮的空地，看见三个男人和一头水牛在那里。男人讲的是闽南话，可见他们不是阿眉族，但他们看到我从树林里钻出来就互相摇手不说话了；牛颓丧地站在一边，缰索紧紧系在一棵大树上。我好奇地看看那三个男人再看看牛，发现那牛在流眼泪。“看啊，你们的牛在哭！”我说。那三个男人很尴尬地互相看了一眼，忽然也变得和牛一样颓丧起来了。其中一个挥挥手凶恶地叫我走开。我一夜没有睡好，不断梦见那流泪的牛。第二天午前我又循原路走到那明亮的空地，发现树下布满了血渍和一大滩牛屎，蝇虫和蚊蚋在现场盘旋。我虽然很幼稚愚騃，但我知道那三个男人昨天下午屠杀了那流泪的牛。

这个屠杀在我心灵里造成极大的震动，虽然我并没有亲眼看见那些人的攻击和那牛的死亡，但我可以想象得到，想象那三个男人如何联手以重物将它打昏，如何利刃肢解它，致使现场一片血腥污秽；而牛是如何沉默，在一生辛苦的耕作和拉车之后，发觉它所服役的人类竟如此残忍如此无情。说不定那三个男人还是它一向认识的农夫，所以它就悲伤地哭了，为它自己也为人之残忍无情而哭。我在最愤懑最惧怕的时候，只能不断地告诉自己：那三个男人是盗牛贼，绝对不是它的主人。纵使这样，我已经第一次认识到死亡的恐怖，即使死去的只是一头水牛；我闻到了人间暴虐的气息，那气息剎那间扩散开来，掺进农村表面的纯朴。这山坳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和平安逸，不如我想象的那么清洁。我开始在幼稚愚騃的心里培养一份抑郁和怀疑，在无聊的警报声里长大了不少。初夏，稻穗在田里随风摇曳，蜻蜓越来越多，白天的警报声也从来没有断过。忽然父母亲说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搬到玉里西边的山里去，也就是秀姑峦溪进入纵谷后忽然转折北流的那个地方。我想到那屠杀，心里也很愿意走出这个令我失望的天地。我们和一些邻人合组了一个牛车队沿秀姑峦溪的左岸向南走；为了提防飞机的袭击，我们选择了白天歇息晚间跋涉的方法，这样翻过一些山头，又横渡几条秀姑峦溪的支流，到达二十公里外一个以山地人为主的村庄。

我现在知道，当我们离开那稻穗渐渐成熟的山坳，仓皇迁移到这个山地村的前后那段日子，空袭的次数之所以特别多，是因为那正好已经到了太平洋战争的末期。一九四五年四月初美军大举进攻冲绳，战事延续了将近三个月。日本政府眼看敌人已经到了门前，遂发动青年去奋勇牺牲，组织了“神风特攻队”，在那燃烧的三个月内从事疯狂的自杀战术。美军为了防止台湾岛上日本军人的参与，更可能已经风闻他们正在花莲海滨扩建南机场以提供自杀飞机使用的情报，所以对东台湾的空袭反常地剧烈。铁路大半时间都不通，因为桥梁随修随毁；即使当火车能行驶的时候，一般乡民也不敢搭乘，深怕天外倏忽掠过的军机回旋攻击。我们在那二十公里的路途上，就看到许多断垣残壁，还有不少完整的家园却无人居住，人们都躲到靠近高山的小聚落里去了。秀姑峦溪的支流大半都是细小的，虽然河床广阔，积满了大小石头。有一次遇见一条不寻常的支流，水势很大，天黑以后我们在阿眉族人的向导下涉水通过。我坐在高高的牛车上，身边是一路上随行的鸡鸭，鸡笼叠在鸭笼上，听说鸡怕水淹而鸭不怕。

这个山地村飘着另外一种气味，我一时完全不知道如何接受它。以后我每次进入任何阿眉族的村庄都闻到那气味，起先有点厌恶，不久就习惯了，甚至有点认同的喜悦。这里真的没有水田，而到了战争末期，稻米也就越来越缺乏了，母亲开始在锅里加上少量番薯和米一起煮；时间越久，番薯分量越多。有时阿眉人会驮一包小米来推销，但往往喜欢以物易物就感到非常满足了。母亲后来也把小米煮成稀粥当我们的主食。我又开始在飘着新奇气味的山林里穿梭，看阿眉猎人进出谷壑，在竹林和香蕉园之间快速闪动。我并没有忘记那流泪的牛。然而夏天还没结束，这一带竟也传起空袭警报了，呜呜地响着，一天比一天频繁。不过现在我们再也不用远远跑进山林躲避了，因为这村子到处都是防空洞。我始终不能忘记那流泪的牛，在另一个山坳，在一次解除警报后，被三个男人联手屠杀的水牛。我怀疑我的童年是不是已经随着那屠杀而结束了。

那一年盛夏，我更能体会那飘浮在山村里的气味，我变得非常敏感，觉得它好像要告诉我一些什么，启发我一些新的知识和关怀。那是阿眉族特有的气味，我知道，它粗犷，勇敢，纯洁，乐天，在青山绿野中生长，而似乎又带着一种宿命的欠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决心去寻觅。

这时从村子外跑进一个人，一边喘气一边大喊：“太平了，太平了——”人们从屋子和树林走到空地上，并且狐疑地迎向他。“太平了，”他大声说：“太平了。”日本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就这样结束了，而我的寻觅还没有开始。

他们的世界

在他们的世界里，我确定，真的是弥漫着一种很特殊的气味。

我第一次感觉到那气味，是在接近秀姑峦的林木区域，一个深陷的山村里。那正是中央山脉缓缓俯及海岸的地带，又因为别的地理因素，未曾真正到达咸水的岬澳，就柔和地数度起伏，很优美很成熟地结束了它的东麓。一条涧水通过那山村，流向远处并注入比较宽阔的河床，然后慵懒地汇合了秀姑峦溪，在平常的日子里；或者疯狂愤怒地倾泻而下，在山洪暴发的时刻。当山洪从原始森林中飞腾来到……

当山洪从原始森林飞腾来到，有一种巨大的声响指示着它的方向，如兵马前哨的号角，却又更沉重更庞大，如雷霆，却又比雷霆更持久更漫长，也许就是连续的雷霆的声响，没有闪电警告，夹带无边豪放的雨水，击打这深陷在山坳里的小村。我们在屋里避雨，好像并不是恐惧。我扒在窗前往外看，踮起脚尖，滚滚的大水在山坡下呼吼，浩浩荡荡向野烟和雨雾里流逝。原来那小小的涧水已被冲成一条长河。我把潮湿的窗子关上，想了一想，又推开一条缝往外看，忽然觉得那景象我曾经目睹过，当台风飞过花莲的时候；但我其实并没有看到过，那只是幻想，而我的幻想很接近真实。急速的大水里漂着禽兽和树木的形象，起伏，旋转，跌撞，稍纵即逝。屋里很阴暗，由我任意吸取天地的惊异，在我幼稚好奇如初生的熊罴的年纪，能看，能咀嚼那形象和速度，也能听，记取那声响和色彩，并且屯积在心臆，构成我野性的一面，只要我不忘怀那些，那野性的一面永远不会消灭。

山洪退了以后，阳光明亮地晒遍这里每一个角落。原来那小涧的河道拓宽许多倍，但水量只和以往一样，依然浅浅地缓缓地流着，泼动着。芦苇和芒草很快又再生于两岸以及干燥的河床；有时我向上游走过去，在转折深处碰见一丛百合花，雪白的带着清洁的香气。我爬上去采摘那百合花，只采一朵，就又继续漫游于森林，旷野，和水泉之间，花在手上。我记得那丛百合的位置，明天还可以再来。阳光照在水后的山村里，竹鸡和鹌鹑在矮树林里咕咕喊着。我时常隔着浓密的树林听见那喊声；有时声音歇止，我便听见急促的脚步和人语匆匆划过。那人语清脆而响亮，不是我听得懂的，那是阿眉族人在狩猎过程里的对话和传呼。

偶然我也瞥见他们，或者有一次甚至和一个猎人面对面地遭遇了，站在那里，沉默地端详着彼此。然后他好像觉得很无趣地，掉头又走。在那山洪以后短短的夏日里，我只见过他一次。他代表他整个部落的族人，即使当他（也许不是他，是他别的族人）驮小米来交易的时候，起初我不免还是觉得害怕，并没有勇气认真去看他。我时常听见他和他的族人间的对话和传呼，在树林背后，如鸟鸣，如风吹，如雨点，震动于各种枝叶树干和花朵的背后，在我不能认知的方向，在我常识的背后，虽然我始终都是那么好奇甚至是勇于探索的。

那人语真确如山林，是我急于认识的。香蕉林，木瓜树，盐酸子，八腊，槟榔，野橘，酸柚；还有芦苇花，旱芷，凤尾草，扶桑，百合，牵牛，美人蕉，在夏日里争相炫耀，如广阔的交响乐。木麻黄，相思树，青毛梧桐，纤密凤凰木，老须榕，麻竹，棕榈，矮姑婆，和矗然耸立的香杉，黑松，红桧，或竞生于我脚边，或冷冷凝立在我视线的极限，也不断对我示意，对我招手，甚至呼喊着，要我去接近它们拥抱它们，进入它们当中。我记得那些植物的名字——有些名字是我为它们取的。然而那人语虽然真确地闪烁于山林的背后，我捕捉不住它的意思，只能任它飘摇而过，留下一些困惑，并单独站在我这边，依旧如此，安全地站在无穷的好奇里。

有一天早晨，我迂回走过一座巨大的香蕉林，太阳照在山坡上，忽然一声蝉叫，顷刻间整个山坡便充满知了的声音。我在知了声里向前走，并开始攀爬一座从来没有来过的小岗峦，夏天的凉风吹在我身上，汗水浸湿了我的身体。站在那岗上，我远远看得见我们的小屋，盖着一层稻草，稻草上又平铺了树枝和枝叶，一方面为了防热，一方面也为了躲避空袭飞机的注意。其实在那段日子里，纵使警报的声音不断传来，但美军的轰炸机从来不脱离铁路线，从来没有深入过这一带山地。这时我向另一边张望，在更低垂的山谷中，矮矮地蹲着一些很小的小房子，点点焦黄的颜色在快绿和金黄的叠嶂里沉默地蹲着。我迅速朝那方向奔跑下山，风在我耳边呼啸，芥子沾满了我的衣服和裤子。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罢，我想，就在喘息未定的时候，我迎面碰到一个黝黑的妇人，烈日下还穿戴着繁琐的头巾和衣饰，背着巨大的篓筐。她嘴上含着一枝粗烟卷。我虽然没有正面看过这样奇怪的人，但我知道她必然就是一个山地土著，不会错的，她就是我一直想认识的阿眉族当中的一个人，却是一个妇人。

那妇人开口对我叽哩咕噜讲了一串话，指指我，又指山后，又指自己，遂将背上的篓筐取下，从里头掏出一根香蕉递到我手中。她把烟卷扔进筐里，蹲下来认真地打量我，眼神中流露着善良和好奇。我想她对我的好奇绝不下于我对她的好奇。然后她拉住我的手站起来，又熟练地背起篓筐，带我向前走。不久，我们背后已经跟了一群阿眉孩子，兴奋地吵着嚷着。那妇人和我走进草屋错落的小村里，而就在那前后恍忽之间，我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气味，很陌生，很吸引人。起先我以为那是树叶或者野草，或者是一种我未曾遭遇的花卉，或者甚至是飞禽掠过空中留下的痕迹，是兔子跳跃草地激起的尘埃。我想，这是什么气味呢？莫非就是槟榔树长高的欢悦，是芭蕉叶尖隔宵沉积的露水，是新笋抽动破土的辛苦，是牛犊低唤母亲的声音。那是一种乐天的，勇敢而缺少谋虑的气味，那么纯朴，耿直，简单，开放，纵情的狂笑和痛哭，有时却为不知所由的原因，于一般的氛围里，透出羞涩，恐惧，疲倦，慵懒，那样无助地寻觅着虚无黑暗里单调的光芒，那样依靠着传说和图腾的教诲，为难以言说的禁忌而忧虑。那气味里带着一份亘古的信仰，绝对的勇气，近乎狂暴的愤怒，无穷的温柔，爱，同情，带着一份宿命的色彩，又如音乐，如婴儿初生之啼，如浪子的歌声，如新嫁娘的赞美诗，如武士带伤垂亡的呻吟。那气味是宿命的，悲凉，坚毅，没有反顾的余地，飘浮在村落空中，顷刻间沾上我的衣服，我的身体和精神，而且随着我这样成长，通过漫漫的岁月，一直到今天。

我从那山地村落回来后，心神处在激奋的状态里，仿佛于冒险探索的过程中，命定必须而且确实已经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他们的世界。那世界既单调又繁荣，现实的色彩中涂抹着稍纵即逝的神秘。

战争结束后不久，我们又雇了牛车，抄小路回到附近的小镇等火车回花莲。那是夏天的末尾，在群山兀自苍翠的清晨里，鸟在树林中安宁地呼叫，地上积着一层露水，更远的地方有烟和雾。忽然又是蝉声大作，我回头看屋子后的小山，很迷惑地向它道别；我在心中默默依恋，但又不像是那么依恋的——小山的另外一边更有一个新奇的世界，他们的世界。我很迷惑，也很坚决地在心中盘算着计划着，像真的一样，我会再来，等我长大了以后再来。希望赶快长大啊，就会再来，长得和那些猎人一样高一样强壮，和他们一起奔跑穿梭于更深的山林，说不定我还能使用他们的语言交谈传呼。我希望赶快长大啊。牛车离开那山脚，我知道我的眼泪在睫毛后面涌着，小山和树林扩大成一片模糊的幻影，眼泪还在涌着，但我下了巨大的决心，我不让它流到脸上来，然后它退了回去，只在睫毛上残留一些浅浅的潮意。

台湾的土著，在我们出生的那个年代，已经可以分为平埔族和高山族两种。[1]虽说是两种，其实是一个古老的民族通过世代迁徙分布的过程，产生了些次要的文化特征，遂被外来的更具强势的文化断然加以分类的结果。所谓平埔族原来住在西海岸肥沃的平原上，很早就能于渔猎外从事简单的农耕。荷兰人占领台湾四十年间，积极教导他们饲养耕牛并且种植水稻。后来经过明郑和清朝的统治，又历日本殖民者有意的规划，逐渐分散全岛各地，最远的甚至翻山越岭迁到东岸的太平洋边才停止。高山族一般说来开化较迟，群居在靠近中央的山地一带，在丛峦叠嶂有限的谷坳和平原里，也就是后来迁入的汉族足迹少到或根本到不了的区域。高山族当中又依生息方式和地点的不同，被分为十族，即赛夏族，泰雅族，邵族，曹族，布农族，鲁凯族，排湾族，卑南族，和住在兰屿岛上的雅美族，以及我从幼小接触的阿眉族。

高山十族当中，人口最多的是阿眉族，分布在台湾东部的山地和海边，从立雾溪口延伸到卑南溪的这一条狭长土地上。其中最南的一支更住在屏东半岛上，孤立地生存在排湾，鲁凯，布农，和卑南当中，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恒春阿眉；而卑南溪以北的一支称卑南阿眉。有人合称这两支为南部群阿眉。再往上住在海岸山脉以东沿太平洋滨一带的称海岸阿眉；另一支住在秀姑峦溪流域，也就是海岸山脉西侧靠近中央山脉脚下的，是秀姑峦阿眉，和深山里的布农族相邻，并和少数辗转南来的泰雅族接触。这两支合称为中部群阿眉。最靠北边的一支称为南势阿眉，就住在花莲附近；他们和泰雅族及布农族相毗邻，同时也和从宜兰迁入的噶玛兰平埔族来往——噶玛兰平埔族在花莲叫加礼宛，是十九世纪中叶才被开辟兰阳平原的汉人逼到这一带来的——南势阿眉单独称为北部群阿眉。阿眉族是一个母系氏族社会，这一点和台湾其他各土著种族不同。最重要的还有一点，虽然阿眉族一向被视为高山土著，但他们群居的聚落多已靠近山麓以下良好的平地，而且除了打渔和狩猎以外，在我们记忆里，阿眉族很熟练于农耕的生活方式；虽然他们种植的作物不见得一定是水稻，但他们自有他们的田园。

我现在想，在我童年的岁月里，当我第一次进入那飘浮着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的山地村时，纵使我自己不明白，但我已经接触了一个台湾的原住部落，在无知里撞进他们的世界，然后出来，心中震动着不曾理解，但那经验存在我的精神里，或者是沉淀了，直到许多年后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它又清晰地浮现。那应该是一个秀姑峦阿眉的部落。而在那次经验之前，我偶尔遇见的猎人，快速地奔跑穿梭于山林中并且交谈传呼着的猎人，想必也是那族里的男子，虽然后来我才听说布农族的狩猎地区特别广大，早已侵入阿眉族的世界，因为阿眉族对狩猎不太热衷，甚至有些人对打渔也不感兴趣；他们在必须工作的时候，宁可选择农耕，徜徉在自己的田园里。然而在直觉上，我还是相信我所遇到的高山土著，应该都是秀姑峦阿眉族。

根据阿眉族自己的传说，他们的祖先总是由南向北移动的。但是因为一族之中各支的创生神话不完全一致，南北的限度也只能揣测。我想那无非是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间，幻化出巨大的宇宙。秀姑峦阿眉族相信最初天地是由一个大神独力撑开的，他将宇宙日月星辰交付他的兄弟姐妹掌管，而他们的后代也变成现实世界的神祇，主司祭祀，耕种，渔捞，狩猎，战争，生育等等活动。过了十余代之后，洪水淹没大地，只剩一对兄妹乃结为夫妇，是为他们的祖先。这种洪水故事在南势阿眉族中也有，甚至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有，是人类始祖传说中最普遍的一种。至于为什么到处类似，始终是谜。神话传说以外，现实故事中却有一条最令人惊讶的消息。阿眉族人在花莲之南世代耕种旱地作物，直到我出生前五十年光景，他们才偶然发现汉人和加礼宛人竟灌水插秧，大为诧异。从此他们也试种一些水稻，但始终还是觉得旱田耕作才是他们真正最喜欢的农事。他们田园里的作物以小米和糯米为最多，又种藜，甘薯，树豆，甘蔗，芝麻，花生，和树薯。其中藜完全是种来制酒的。他们也种烟草，槟榔，香蕉，木瓜，辣椒，姜，芋头，和别的瓜菜，但他们不喜欢种凤梨，因为他们相信种凤梨时常会令人中邪生病。如果一个人种了凤梨而生病，就必须请巫师来驱邪。巫师拿竹子或树枝在一端上点火，到田里去碰触刚种下的凤梨头，并且说：求求凤梨不要害那病人，请让他痊愈。

在那个年岁，当我告别秀姑峦阿眉山村的时候，我还不晓得他们有许多禁忌。后来随着岁月成长，我渐渐知道他们四季有许多不同的祭祀，一年到头在进行，而祭祀正是禁忌的法场。他们为播粟，祈雨，求晴，驱虫，收粟，贮藏，和丰年，都有特殊的祭祀，而且在每种祭祀前后都规定不能吃蔬菜或鱼虾。除了这些以外，他们为狩猎而立的禁忌更多。狩猎是男人的事，女子不许参加，而且连猎具和武器都不许碰。阿眉族勇于攻击或者诱捕任何鸟兽，尤其喜欢鹿，山猪，山羊，山雉，而且他们也不放过羊，兔，猴子，松鼠，鹌鹑，甚至黄鼠狼，燕子，麻雀，等等。但他们尽可能避免和熊遭遇，因为杀熊倒地的时候，它的头朝东朝南或朝东南，都预兆猎人妻儿甚至他自己的厄运，只有朝西朝北是吉兆，但那吉兆的或然率太小了。出猎前夕梦见了鱼是凶兆，行期必须改变；梦见自己面北脱衣是吉兆，梦见穿红衫是受伤出血的象征。而且出猎前五天家里不织布缝衣，否则他会被绳索绊倒；五天之内也不洗澡，那就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了。他们对打鱼比较少有禁忌，但在收割小米和糯米的时节是不捕鱼的，而在丰年祭的第一天绝不吃鱼。结了婚的阿眉男人在妻子怀孕或月经期间不宜捕鱼。那时即使他在河里多么努力工作，因为她怀孕或月经的关系，往往都是徒劳无获的。

我告别那神秘飘浮着一种奇异的气味的山村，带着无穷的怅惘，许多幻想。在往后成长的日子里，虽然并没有机会回到那山村去，甚至慢慢也遗忘了那山村的位置，我却时常怀念着它，呼啸的鸟声，喧噪的蝉鸣，发亮的树叶梢上吹过淡淡的凉风；或者当寂静包容着我好奇的心神，坐在巨大的树根上，绿荫里仿佛不停震动着抑扬起伏的赞美诗，地上的枯枝败叶泛着亘古的薰香，有点熟悉，有点陌生。我似乎已经寻到一个自我的天地，很隐蔽地属于我，可以驰骋放纵我的幻想，而且很珍惜着那幻想飞掠的小天地，不愿意透露给任何人知道。我不能理会这成长的意义，但我知道这其中生生向荣地活着一份决心，去懂，去喜欢，去爱那个介乎理想和现实间的世界，即使有朝一日将因为懂了而不能喜欢，因为知道太多了而失去幻想的力，我知道我仍会保持那份强烈的爱，不是与生俱来的，是秘密地寻觅追求来的那份单纯的爱，爱那介乎虚实的世界，怀念里的世界。他们的世界。

他们的世界就是我的世界。或者说，他们的世界曾经是我的。

我从山村回到花莲的时候，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很平静。战争是曾经波及这小城，但我还没有分辨前后不同的能力，何况那时，当火车在花莲靠站的时候，天色已经很黑了，我似乎什么都没看到。只是当我缩在人力车上，于醒睡之间，视线外有些分外明亮的灯火在闪烁，这是山地所没有的。那些灯火都贴近地面，跳跃着，摇荡着，但是等眼睛上升到半空一片却是浓密化不开的黑暗，再抬头向高处看，更高是满天星斗。我知道灯火明灭是人家，当中那黑暗是山，高处辉煌的正是初秋的天空，宁静地覆在惺忪欲眠的小城上。我听到海水的声音，又回来了的海水那么熟悉那么甜蜜，当我躺在蚊帐里，听它的声音哗然起伏，不忍睡去。

从这一年直到后来我离开花莲出去上大学，除了山和海以外，最激发我的幻想的就是那些阿眉族聚落。起初也许是幻想而已，后来就慢慢转变为一种急于了解的欲望。花莲附近的阿眉族原来分为七社，到我懂事的时候却已经因为迁徙分化，而仅留下三社，就是豆兰，薄薄，里漏。他们的神话传说和南支及中支阿眉的型态大致相同，也有洪水故事，并肯定是由南向北移动的。每个部落都有严密的组织，并且社区范围也有防御守卫的木栅建置，传播消息还使用木鼓击打为号。这里的阿眉族人也有各种祭祀典礼和附带的禁忌，但随着我年龄的增加，他们的祭祀和禁忌就减低了神秘性。何况就在那十余年间，花莲附近的阿眉族正在急遽转变，随着日本人的离去，新的乡村制度正在取代那殖民时代的成规；这时汉人的生活方式已经产生相当大的改变，而部落里许多古老的风俗习惯也不免丧失，遂迅速地迈进一个新的纪元。

花莲附近大半乡村的名字都改了，不但那些具有显著东洋意味的名字被取消，连有些从土语音译过来的也换了，所以由南向北才有大禹，三民，光复，大同，志学，宜昌，崇德，和平之类富教诲功用的村名；否则就是诗意盎然的舞鹤，红叶，凤鸣，月眉，稻香，嘉禾。而那靠近大山的吉野村也改名为吉安。这些转变进行得很快。在我成长的日子里，偶然当我听到豆兰，吉野，加礼宛，竟会觉得好像回到很遥远很古老的世界，虽然那世界的喜怒哀乐不见得是我能把握的，但有时候还勾起一种乡愁式的情绪。

阿眉族人进花莲来的时候，大都结伙行动。他们男子的衣束平凡，和汉人相差不远，所以从来不会引起我的注意。但每当我看到阿眉妇人出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极端兴奋，走过去想和她们交谈。我会使用一连串简单的土语和她们打招呼，其中有些一定是友善的致意，但有些恐怕是顽童教我的坏话，所以这样的交谈时常引起她们愀然的表情，也令我感到沮丧，甚至有些恐惧。她们进城时往往是盛装的，有时连头饰都戴上，衣裙一丝不苟，以黑色和红色为主调，层层扣合。我那时觉得她们最美的是那些装饰，红色和黑色的细布一块一块往下垂，以最对称和谐的形状覆在短裙的位置，而两腿各自包扎在另外一种花式的布帛里，也以红黑为主调，很细致的针织下又是一层层流苏，直到脚踝为止，而最美的是，在这无穷的装饰之下，她们几乎都是赤足的。她们赤足走在花莲碎石子的小街巷，太阳晒软的柏油路上，或是风雨的泥泞地里，衣上的铜铃叮当响着，轻脆的节奏，背后驮着一只竹编的篓筐，迅速地，或者头上顶着一袋谷物，将她们整齐的轮廓稳定起来，没有太多表情，迅速地走着。

她们很不爱说话，很沉默。我感觉里的阿眉族人都是很不爱说话的，也许是我的印象错了。世界上不可能有沉默的种族。他们有他们的世界，很狂烈热情，充满了欢欣的祝福，充满了想象，吟哦着，呼啸着，尽情地唱着，舞着，互相鼓励，怂恿，安慰，赞扬。他们有一个我一直不知道如何进入的世界。

阿眉族人有时会发动全社男女老幼出门来捕鱼，那也是一种带着宗教意味的仪式，和其他的节令祭祀相配合。我曾经看到他们整个部落在太阳升起的时候集体进入美仑溪口，搭起简单的篷子，在阳光下嘻笑进行他们的典礼。男人下水去捉鱼，妇女和儿童在河岸上游戏，在奔跑，跳跃，缝衣，哺乳，生火，洗濯。那其中包含的意义虽然不是我所能完全了解的，却可以领略。午后的渔获慢慢多起来，他们就在太阳下山以前回到牛车队里，集体回归西南方向的部落。但从美仑溪口回家，他们的牛车队势必通过花莲的一条大街。只见长长的队伍缓慢地走着，车轮辗过暮色里的柏油路，安静地走着，不时停在路边拿渔获交换米酒，遂能一边行进一边坐在车上喝着，而终于都具有一样薄醉的神情，有些比较开朗的族人甚至就歌唱起来了，一路向他们的村庄唱过去，没入夏天的夜。我听说他们大半或者几乎全部的渔获，都在那漫长快乐的路上换了酒，而酒也都在未到家门前喝尽。这样，他们就完成了一天全体参与的活动，他们传统祭祀的一部分。

我曾经倚在美仑溪口的大桥上，认真地看他们捕鱼和奔跑，在青山之下，绿水之中，捕鱼是祭祀，奔跑是阿眉族人最喜爱的运动，甚至也是一种祭祀。美仑溪到了那一带已经逼近太平洋，正舒如地绕着一个大弯，桥梁在高处，我久久俯视那河水，正以全部的碧波接纳一个部落的宗教体验。远远高处是修剪过的树篱和小门，后面三三两两的日本式瓦屋，以及更远更高的山岗上，苍翠墨绿的黑松林，突出几根高耸云霄的无线电转播杆。花莲也许并没有改变太多，至少在表面上还没有改变太多，回头是碧绿广阔的海水，向未知的世界伸展过去。海浪在沙滩外宁静地拍打着，多情的姿势，永恒的慰藉。那时我已经是一个拥有自己的脚踏车，篮球，日记，并且对大自然的感情充满信任，对诗抱着无限向往的中学生了。

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我每个星期天都骑脚踏车到山那一带的乡野去，去接近田里的作物，河里的鸭子和鱼网，山麓的牲口。我时常转弯深入一个村庄，去看我中学的阿眉族同学，闻见那从小就停在我心灵深处的气味。槟榔树包围起来的村庄，小路上参差的石柱和短篱，就是到了那个年代依然沾染着一层日本风味。这附近的阿眉族早已进入水稻种植的时代，他们在阡陌中戴着斗笠工作，水田平整就如亘古东亚大陆不变的景象，而仿佛这一切也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无须选择的精神面貌，丰盈的水渠里快速流动着生命的秩序，一种已经完全肯定了的生活方式。山地村里时常可以看到突兀的天主堂。我星期天到了那乡野，往往看到阿眉族人鱼贯进入教堂的行列，穿着整齐的衣裳，宁静严肃地和外国神父握手招呼，进入唱着圣歌的教堂。我从来没看过穿戴传统阿眉盛装的族人在教堂门口出现，也没听过带有任何古老阿眉韵律的赞美诗从教堂里传出来。若是我这样远远望去，并且倾听那歌声，有时会产生空间错乱的感觉，三角屋顶上的十字架，彩色玻璃，混凝土的墙壁和对称的庭树，地中海情调的风琴送出千遍一律的音乐，温良恭敬的信徒，正朝向一台繁文缛节的弥撒走去。惟有教堂背后笔直的槟榔和成林的麻竹，能教我确信这里还是豆兰或薄薄或是里漏的部落，证明那耸高千万尺的山是我们的七脚川山脉，迤逦起伏于苍翠热情之中，而不是冷肃的节欲的东欧。

阿眉族人并没有因为天主教的洗礼而放弃他们自己的信仰。

在传统的节庆上，他们依然穿戴起古老的衣裳，美丽的头饰，红黑交错编织的披挂，层叠的项链和流苏，赤足在土地上进行他们的祭祀，崇拜他们无所不在的神祇，于他们合群的歌唱中赞美大自然，驱使一声声拔高的呼唤，和雷霆雨水的节奏相激荡，或者沉落下来，去接触那宁谧安详的旋律，好风吹过秧苗和池塘，吹过甘薯叶，吹过葫芦架子，香蕉树，烟草田，翻越茅草和铁皮的屋顶，去取悦他们无所不在的神祇，当月亮升上来的时候，我们听见笛声和鼓点，舞者赤足蹈走在坚实的土地上，在澄清如水色的月光里舞成一个圆圈，两个圆圈，三个圆圈，然后像漩涡一样地散开，溅起晶莹的水花，向四周发射出去，激越的精神充塞在重叠明灭的林木间，飞禽拍翅惊起，昆虫噤声，耕牛站起来又趴下，甩甩尾巴，慢慢闭上它们的眼睛又睡了，河岸上掠过一点又一点的飞萤。

河岸上掠过一点又一点的飞萤。

夏天，仿佛那夏天是永恒的，当金色的太阳已经攀尽了透明的空间，晒过海洋，过丰滨的沙滩，把第一层山脉里的蝉噪凝成催生的荣养，看秀姑峦溪通过悬崖对峙下的急湍，甘蔗在制造甜蜜，树薯在膨胀淀粉，就在狭长的纵谷里，所有可耕作的田地里，水稻和小米和蔬菜在成长，金色的太阳照在捕鸟的绞环架上，照在河流参差的渔帘上，弓箭和鱼筌，牛车的铁轮辗过开花的盐酸草，太阳照在那浅浅的印子上，温暖了所有的溪水和池塘，晒干新剥的鹿皮，树帛，和一束束鸟羽，太阳已经攀尽了透明的空间，正缓缓倾向高山的家乡，火红着脸如同喝醉了酒的勇士，低吟一首歌，羞涩地投向森林的怀抱，把这世界，把他们的世界让给夜，给笛声和鼓点，歌唱和舞蹈，当月亮从槟榔树后升起来，见证古老的节庆，人们崇拜着他们无所不在的神祇，而河岸上掠过一点又一点的飞萤。

秋天，冬天，春天。

夏天，仿佛那夏天是永恒的。秋天，秋天也是永恒的。冬天春天也都是，在他们的世界，一个我承认我永远不知道如何去进入的世界。

水蚊

山的颜色和海的声音——这些在我心神中央，我这样想象着，其实是观察着谛听着，并且似乎还能从现象出发，掌握一些更深的线索——那些沉在精神内部的因素，在我觉悟的时刻，忽然涌动，产生无限光彩。起初只是缤纷的颜色和抑扬的声音，继则仿佛可以蔚为虹霓，构成完美的乐章。

从后门出来，我弯弯曲曲转入一个安静的植物世界。路边是野生灌木和杂草，有细叶的水乳树，阔叶扶桑，长满了芒刺的林投，还有脸盆那么大矮矮的姑婆，拥挤在小路回转的角落。有一天我听说，林投是不祥的，日落以后总有女鬼出现，哭泣，并且歌唱小调。虽然我很疑惑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女鬼，日落了便同时站在每一棵林投树下，哭泣并且唱歌，但我还是觉得很害怕。我想，不是女鬼够多，而是因为她会变化，从这个地方飞到那个地方，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因为她是鬼。即使在阳光底下，从此，每当我一个人走过林投树，就会加紧脚步，甚至跑了起来。可是那小路有一段崎岖的山坡，边上却长了两排满是芒刺的林投，无论我脚步多快，都要费好多时间才能通过。我带着似真似假的恐惧向前疾走，有时索性闭起眼睛，阳光照在脸上，眼睑丝丝绛红的光晕，我偷偷睁开看一下，不知道通过了没有？后来我终于可以闭着眼睛一口气跑过那崎岖的林投坡。我从来没听到过女鬼哭泣唱歌的声音。

我坐在一棵凤凰木下想：女鬼为什么要哭，而且还唱歌呢？眼前是一畦一畦番薯田，高压电线嚣张地挂过半空，发出强烈的嗡嗡声，像蜜蜂在耳边盘旋。她死了，我这样想，可是死得太冤枉了，所以变鬼以后，还在埋怨着，哭着。可是歌？歌是她怨愤的内容，依靠韵律节奏表达。大概就是这样了。许多年以后一个夏天，我从大学放假回到花莲，曾经一个人爬过许多石梯到废弃的日本神社去消磨酷热的下午。我看到祠堂背后坐着一个中年女子，大声地哭号，而且不清楚地诉说着一件故事，好像和家庭里的冲突有关，很复杂。我听了不久以后，觉得恻然不安，决定走上前去安慰她。她一看到我就停止不哭，只是顽强地抽搐着，变成一种啜泣，完全不理会我的关怀。我看她实在不想和我说话，只得悻悻走开；我一转到祠堂左侧，她又放声大哭了起来，嚎啕地诉说着。神社四周是参天的古松，阴凉沉郁。我站立很久，不知如何是好，只听震耳的蝉鸣里穿插着一个伤心女子的哭声，嘶哑漫长，诉说着，是一首教人颤栗的悲歌啊，我想。第二天我不经意打开本地报纸，发现那女子就在祠堂背后一棵古松下吊死了。我全身震动，长久地发抖，在酷热的夏天里感觉到冰雪的大寒，一种恐怖的觉悟，原来她哭罢就去寻死。我本来或许还能安慰她，挽回她的性命的，但我没有把握到她那悲歌里全部的怨怼和愤怒，竟让她那样决绝地走了，消逝在狂暴的蝉声里。

越过番薯田，绕一排腐朽的铁丝网走半圈，前面是青青河堤。那是一条相当不小的河流，至少在我幼年的心目中，它总是以充分饱满的水势，迅速地流着。我在长满绿草和野花的堤防上张望河水闪光，冲击中流的岩石，一些蜻蜓在水面飞翔，倏忽摇身到了对岸，出入芦苇之间。对岸也是一道堤防，堤防外稀落有些农舍，半掩在槟榔和莲雾树间。再远一些，拔起来的总还是永远的大山。

我坐下。索性躺下，顺着堤防的陡坡滚落，蓝天和白云交替超越我知觉，还有加强的小风，草和花在脸上脖子上穿插。我停止在水边一条平坦的草地上，躺着，水流的声音遽然变得非常大，匆促地，有力地，甚至是夸张地向下游倾泻，几乎是永恒的一种声音，好像要对我保证，这些都属于我，永恒的，无论这世界怎么变化，这些都不会失去。

时常就这样，我可以独自消耗许多时间，无穷的精力。我眯起眼睛看云在洁净碧蓝的远天飘游，舒卷，剎那构成各种图象，或者就在我不注意的时候，当我翻转过来观察一片草叶和虚幻的白花，不期然再向天空望去，所有的云都散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只有无尽的辽敻从我这里朝正面最不可思议的方向延伸，而那距离又仿佛是假的，仿佛就在我手掌可以抚摩的位置，让我那样凝神去看。那是天，是属于我的完全属于我的无垠的天。一只白色的小蝴蝶在身边扑翅，又停在河岸的水姜花上，整个身影溶入花蕊之中，消逝了，忽然栩栩飞起，越过我正上方的视线，不知道去了哪里。而蓝天悠悠依然，正飘过一群像绵羊的云。我再翻转过来，脸贴着大地，听见河水匆匆流逝，却显然永远不会消止。我看到逼近的草叶在我双眉之间以重叠的形状呈现，一明一暗，跳动着，摇摆着。我闭起一只眼再看，只剩一片草叶，透明的绿，长着细微的绒毛，充满了生命的水光，就在我鼻尖静静地活着，或随着我的呼息，那样滑稽地前后飘动，忽远忽近。

太阳晒在背上，我感觉汗水在耳后凝聚，缓缓滚到两颊，又汇合前额流下的一滩，就从我的鼻尖滴上那草叶，扑扑着响。土地里松动着奇异的痕迹，我用手指去抓，看到一只蚓蚯的尾巴，它正困难地向下钻营。河在身边持续地欢畅地流着，一种歌颂，没有心机，没有目的，甚至是——对我而言——是没有方向的。方向，或许，只有一个绝对的方向，那是大海，无边浩瀚的大海，一切水纹和漩涡，一切浪花澌溅，一切丰满，速度，冷冽，温暖的归宿。我认识那海，在我日夜的知觉意识里，是属于我的，永恒的，无论这世界怎么变化，都不会失去。

忽然我听到一阵锣鼓管弦的喧哗，在远方掀起，刺破凝重的热气，压过河水的声音，夸张地震动我的知觉意识。我从草叶中抬起头来，河的下游转折处，一个彩色的行列正通过石桥，大声的唢呐和铙钹。我知道，那是出葬的行列；又有一个人死了，而送葬的行列正在跨越这河，继续向山下的坟场前进。

我站起来，向上游走去，沿着河岸上一条荒径。河床时宽时窄，但水深都不会超过我的肩头，我相信，而且有些地方平铺着大小如瓠瓜的石头，水在石头隙缝间流溅。我踏过稀落的石砥，一步一步跃近河心，蹲下来看水里的游鱼。那触目所及的大半是些小得不能再小的土虱，只和我的拇指差不多，泥灰色，在石头的隙缝间飞快地奔窜，充满了恐惧。它从这阴凉的角落冲到一尺远外另一个角落，紧急地，搅动河床上细微的泥沙，激起一些浑浊，随即定定附着，而河水即刻澄清如常。那小鱼惊悸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就在我的注视下，不敢移动它的身体。我伸手进水里，它疯狂地改变位置，但每次只能冲刺到一尺以外，有时还必须停驻在泥沙上，整个身体暴露在天日之下，肚皮紧贴着河床，背脊颜色和那泥沙完全相同。可怜的小土虱已经发展出一种无可奈何的保护色了。

我从来不相信鱼是快乐的。

水面偶然也慢慢飞过一些长脚的水蚊。

我从来不相信鱼是快乐的，现在我想，哲学家的声辩和诘难算什么呢？我现在想，那些反反复复的讨论，带着轻重的揶揄和嘲弄，是不真实的。哲学家没有外在的世界，没有现象；他们只有心，复杂错综的心，因为过度思索而膨胀，像夏天熟透的番茄。可怜的小土虱，“纵使你躲在那白水的起落之间，”后来我读叶慈，更觉悟诗和哲学的关心是很不相同的，而且我也知道什么可靠什么不可靠。长脚水蚊是一种极端脆弱的生物，看来随时可以死去，被风刮去，被水淹去，被鸟或甚至跃起的鱼类啄食。可是它飞临水面的姿态却那么优雅动人，如野鹤。它那么悄然宁静，甚至就在这焚烧般的盛夏里，当热风吹过我的河，汗水在我身上流淌，不免就有些焦躁充满我幼小的心。长脚水蚊在水面上飘舞，我的心有时也沉入宁静，仿佛回到了完全无声的境界，在那里跳动，思索，寻觅，追求。现在我又懂了，心在宁静无声的一个境界里，如凯撒在营帐，如海伦通过一条毁坏的大街，如米开兰基罗在大教堂的穹窿里，心依然是积极地跳动的，如一只长脚的水蚊在急流上飞。

向上游，烈日阳光下，大山如在额际，森林一片一片浮贴于升起的海拔，那么近，树干的行列如香炉里漆红的小竹棍。庞然苍翠的林木群中偶然出现一块空白，那是陡峭的悬崖，永远挂着山泉瀑布。那瀑布从高处落下，汇集成为右边的河流，清澈见底。

上游有一座铁桥，是糖厂为运甘蔗的小火车特别造的，在日本统治的时代。铁桥过去的河流是一个大转弯，因为山洪的冲积，河床比刚才那一段宽了好几倍，但多的是石砾和平沙，夹着清浅的水，迅速绕过丛生短短的芦草。这里有人在岸上搭了小寮，竹篱围起一节河床，放养成千的鸭子。我一穿过铁桥，就听见鸭子的聒噪，嘎嘎嘎嘎，一下子在左边，一下子在右边，只见它们在河里浮泅抢食，在水涯拥挤地走动，或者笨拙地飞起来，不到两步就跌回地上。那些鸭子颜色不同，有白的，黑白相间的，还有棕黄的叫菜鸭，甚至还有一种头上堆满红冠的，叫番鸭。那养鸭的人大概是有什么就养什么，能生蛋的就捡它的蛋去市场出售，不能生蛋的到了七月十五普度那一天，不难悉数卖出去宰了。这时已经是鬼月的上旬，天气热后使我们只想徜徉水边，像那群鸭子一样；而鸭子都已经够肥了，等着去供桌上祭祀死去的灵魂；而孩子们都在河里游戏；而水鬼们都在等着找替身。

我走近鸭寮，惊起一群休息的菜鸭，嘎嘎大声向水边拥过去，遂使本来就在水边的白鸭扑通扑通掉进水里，即刻产生目不暇给的骚动，整个围了竹篱的河床为之大乱。养鸭的人从草寮里钻出来，大概午睡被打断了，很生气地抓了一根长竹竿向群鸭当中跑过去，试图平息这掀天的动乱，然而他的努力并没有什么效果，鸭子还是挤过来挤过去，有的往水里掉，有的正从水里困难地向岸上爬，一不小心又仰天掉下去，遂顺流飘游，旋转着，拍打着，嘎嘎嘎嘎，声音充满了这盛夏的村野，划破闷热的空气，使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养鸭的人听到笑声，回过头发现原来我才是祸首；他站直了矮小的身子，平举那特别长的竹竿，大声地斥责我，鸭子因为他的吆喝，也随着提高它们嘎嘎的叫声，仿佛在附和他的詈骂，或是在向他告状：都是那男孩吓了我们，使我们这样闹起来的，嘎嘎嘎嘎，去骂他，骂他。我看他们都很生气，知道闯了祸，回头就跑，穿过铁桥，躲在斜坡下喘息。

铁桥下有一潭深泓。可能是河在刚才竹围那里转弯淤浅，到这个地方忽然拉直了，水势加强，就在铁桥下冲出一潭深泓——我从来没想到这应当正是上游所有鸭子羽毛和排泄物积集的所在，旋转一过，顺水长流而下。水里早有几个男孩在游泳，全身脱得精光，半个夏天晒下来的皮肤就是在铁桥阴影下也兀自乌黑发亮，浮沉着，嘻笑着，不时向彼此脸上泼水。我站在岸上可以远远看见下游那石桥，刚刚还喧闹地通过一个送葬的行列，但我几乎已经忘了那行列；反正每天都有那种行列，风雨无阻地通过石桥，向山洼方向走去。

养鸭的人已经不再追赶我了，而他的鸭子们还没有完全恢复平静。我发现水里四个男孩当中，至少有两个我是认识的，就住在我们那条巷子后面——即使脱光了衣服我也认得出他们。那最大的姓蔡，时常和我打架，可是他其实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叫他阿财；那小的不知道姓什么，我们都叫他日本名字“贴纸”。他们和其他那两个男孩在轮流潜水，比赛谁潜得久。大家高声用日本话数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就看见一个头从水底冒出来，手捏着鼻子。接着换另外一个捏着鼻子沉进去，其他人又喊：一二三四……这样无休止地玩着同样的游戏太好玩了！我忍不住也把衣服一件件剥下来，跳进水里，参加比赛。河水沁凉痛快，尤其铁桥的阴影正遮在我们头上，几乎可以说是冷冽的。我们这样浮沉着，在漂着鸭毛和其他东西的水里喊叫着，再也听不见鸭子的嘎嘎了。

阿财至少比我大两岁，下巴有点戽斗那样突出。每次吵架我就嘲笑他的下巴，他会不顾死活地冲过来，把我压在地上扭过来挤过去，一直打到两人都累得要命才停止，躺在地上喘气。但他其实很聪明，知道这一带所有水果树的所在，而且当他和我玩得很好的时候，也肯带我去攀摘那些水果。他知道什么地方篱笆有个缺口，可以让我们伏身爬进人家的院子，而且他还会安抚院子里的狗，使它乖乖站在那里不叫，看我们升树去摘那些八腊，杨桃，柚子，莲雾，释迦，毛桃，芒果。我记得我们摘下的水果没有一次是熟的，不是太涩就是太酸，但已经够好了。有一次他让我骑在他肩上去撕断一串半生不熟的香蕉，忽然后面走过来一只凶狠的番鸭；阿财把我摔到地上，抽腿就跑。番鸭扑翅来咬我，他又跑回来踢它，拉起我一直冲出篱笆的缺口。阿财是一个热情的朋友。

我想阿财每次来这水边，总是直接到铁桥下游泳。他和我不一样。我喜欢在下游接近石桥一带看鱼在泥沙河床上冲刺，单独打发半个下午；他喜欢冒险，喜欢在别的男孩面前表现勇敢。阿财是具有领袖气度的！有一次我们在铁桥下潜水，阿财决定另辟新天地。铁桥阴影右侧也有一片更宽的深水，但是那水面横七竖八搁着一些铁丝网，看起来很危险。阿财决定先去试试看，如果好的话再喊我们过去。我远远看他在那片深水里游着，嘴巴一面唱着日本海军军歌，一面说“不坏啊不坏——”忽然大叫一声就停了。我们跑过去，发现他趴在岸边，双手掩住下体，又哭叫着侧过身体，悲惨地扭动着，血从双手渗出来。我赶快向村庄里跑，想去通知他妈妈。跑了一小段路才想起全身一丝不挂，又折回来把裤子穿上，飞快去喊来了几个大人。据说阿财的睾丸被铁丝网钩破了。过了很多年，母亲还问我记不记得阿财？我说当然记得，他小时候和我一起游泳受伤，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他早就结婚了，”母亲说：“而且生了四个小孩。”

苍翠的大山依然，历历森林如在眼前。山泉瀑布奔流直下，在小路尽头构成一条清洁冷冽的河，那是我独自能够去得最远的所在。河水穿过铁桥，笔直向下延伸，又穿过下游的石桥，消逝在更远的丘陵后面。后来我才知道，河水穿过石桥后，不到几分钟就一鼓作气奔进了大海。

那河上的铁桥可能早就废弃了，不过也可能还是有用的，虽然我从来没看过火车过铁桥。夏天的末尾，当桃李都熟透并且采尽了，莲雾树上再也看不见果实，而杨桃和芒果也早就从院子里绝迹，只有柚子在慢慢膨胀着，龙眼累累在高处，预兆今年将有几场好台，我仍然顺着那弯曲的小路，走过林投和茂密的灌木林，从高压电线下穿出去，上堤防，滚下水边，站起来向上游踯躅。蜻蜓愈来愈少了，河面升高，将鬼月里曾经突出的石砥浸回水中。我伸手去摸那河水，似乎更凉了，而水牛也都留在岸上嚼草，不再随时泡在河里了。

我走到铁桥上，看那原来围养着成千鸭子的河湾，一片宁静，再也没有鸭子鼓噪浮沉了。我想象所有鸭子都在中元普度那天上了供桌，祭了有主和无主的魂灵。铁桥左边不远处，火车轨道岔出三条支线，向外的那两条停着好几部铁皮车，各自堆满了白甘蔗。走近那些甘蔗车，你可以闻到浓郁的甜味，一种怀旧的芳香，弥漫在夏末的空气里，像愚騃自由的岁月那么遥远，然而又是那么近，像母亲的呵护，小姐姐的笑，熟悉的依恃，教你好担心它会消逝。那强烈的甜味使你驻足羡慕，又带着非分的欲望走过去，尤其在一场暴雨之后，沿着火车道，努力以双足恰到的步伐配合那不规则的枕木，有时候碎步快走，有时要跳起来才能踩到下一块滑溜的枕木，注视着潮湿的石砾，和泛着重锈的铁轨。天边布满浓淡的乌云，阳光忽隐忽现，或许是橘红平淡的一片挂在那里，在铁轨的末端，在铁轨越去越远，忽然两道平行线结合在一起的盲点，向上看，颜色又变了，看那彩霞满天。

甘蔗车附近总有一两个守卫。假如是两个，就蹲踞在一起玩牌，我们太靠近车的时候，就有一个守卫站起来大喊，叫我们走开。那些甘蔗都属于糖厂。铁皮车停在这里让蔗农把收成从田地里集中，等到够满的时候，就有火车头嘟嘟冒烟从南向北驶来，慢慢将它们一部一部接起来，拖到田埔车站，又接大火车头，向南开到糖厂去。我们知道掉在铁皮车外的甘蔗可以捡，那些是属于男孩子们，属于我们的。但一天难得有几根甘蔗掉在车外。我们不甘心空手就走，只得站在那里瞪着栉比堆积的甘蔗，等它掉——但它总是不掉。空气里弥漫着强烈浓郁的甜味，一种教你不忍离去的芳香，云彩在天边变化，我们站在那里瞪着甘蔗看或者坐下来。有时我们委实等不下去了，有人就绕到车子另外一边，踮起脚来拉那捆绑在一起的甘蔗，等守卫从纸牌里抬起头来的时候，我们已经一哄而散。有时候他看我们等得太辛苦，赶又赶不去，还会先数数我们一共有几个，就走过去抽下几根丢在地下，假装是自动从车上掉下来的，请我们一个人捡一根走开。我们坐到稍远的地方啃甘蔗——但那白甘蔗真不好吃——啃完了又去站在那铁皮车旁，瞪着栉比堆积的甘蔗，等着它掉。

彩霞满天。

那是夏天的末尾。或许已经过了夏天的末尾，秋天说不定就这样来了。芦苇花在铁道外白白地开着。甜蜜的空气里还沾着一些许凉意，有时那嘟嘟火车头上喷出的白烟，居然结在半空中，久久也不散去。装甘蔗的铁皮车越来越少，当我午后走到那鸭寮附近的时候——有时只见一部稀松潦倒那样停在那里，半车甘蔗靠在上面，而守卫也不再来了。我在那车上攀爬翻滚，闻到白甘蔗的甜味，实在不如我们园地里肥大光泽的红蔗；爱它，可是也完全领略了那些好奇，并且不再贪婪，虽然疯狂地恋慕着那芳香。我曾经如何躺在甘蔗车顶上，不时抬头张望，就在我脚趾头的方向，彩霞满天，下面是两条铁轨迅速接近的盲点，一个尖端，好美好遥远。

轨道的尽头我也去过，虽然很远，在我广阔起来了的天地之外。那里住着一个美丽的小姐姐。祖母带我从家里走大路到铁桥这一边来，先让我坐下把难得穿上的回力球鞋整好——左脚的鞋带总是松，当中那块舌头样的布头歪到一边去——她坐在铁轨上捶着自己的腿，按摩她缠得紧紧的小脚。我们沿铁路走，总是中秋前后的天气，凉凉的，薄薄的烟雾罩在早晨的乡野里。祖母只能走枕木下的小路，以她勇健的小脚，摇摇摆摆地走着；我忙碌地在枕木上变换步伐，时大时小，并且数着，从一到九十九，一百，再回头从一数起。有时划拉划拉走那石砾，踢着，跳着；有时踮高走铁轨，两条手臂分开来保持平衡，也大声唱着数目。“一二三四”慢一点，到“五”的时候就差不多要掉下了，赶快加紧脚步跑起来，“六七八九十”是一口气数完的，用日本话。

糖厂的小铁路快接上东线铁路的时候，前面切过一条灰扑扑的大马路。我们顺马路走一小段，转弯进入收割后的农田，小河流过，上面有一座木桥，木桥后面是高大的槟榔，和密密植成一圈的果树。我们从果树下穿出，将柴门推开，狗和鸡鸭都叫了起来。屋里走出一个短发的女孩，穿洁白的上衣和蓝色的裙子；她跑过来拉我的手。她是这一家人的小孙女，比我大五岁，后来我知道她已经十一岁了，再过一年就可以上中学了，而我还在等候通知进小学。她的短发很细很黑，梳得整整齐齐，脸色白里透着健康喜悦的光彩；她的手指微微冰凉，纤细柔软，可是当她伸手来拉我的时候，又仿佛透露出无限温暖。我每次看到她，开始总是不安，不知道是羞涩还是兴奋，而整个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当祖母和她家的老婆婆在忙着讲话，而她带着我在屋里穿进穿出的整个时间，我心里充满了快乐和安全感。我想我一定是强烈地恋慕着她，不知道为什么，也绝不隐瞒的是一种完整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