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家·光景

在收捡父亲骨灰时，心里猛的一阵酸疼，泪水扑簌簌的掉了起来。

父亲去世前一晚，他来到我的店铺还颇有兴致的说年关又近了，想继续做点焰火生意，去年的熟客都招呼过了。看他像小孩起劲的样子，我是不忍再说一些让他扫兴的话的。若是常日，我定是要劝止他，毕竟他年岁在那。家中虽非像母亲在世时宽裕，但也远未中落到要他去顶着冬寒做买卖补充家用的拮据境遇。但父亲有父亲原本的一个人格世界，他只想有个理由趁着年关出出门，去和久违的老友们相互慰藉一下友谊，去打发打发光阴里必然的寂寞。做他儿子，我又怎会看不明白，可孰知这种体谅却导致了无法挽回的遗憾。那一晚竟成了我们父子共处的最后时光。次日早上给我送信的人说，父亲病发时是在进货的路上，人没等到医院便停了呼吸。

在父亲走后的那段日子，我几乎崩溃，每日蜷卧在他与母亲生前的床上近于颓废，思想里满满的都是他明晰的音容。他不久前那让我追悔莫及的告诫，他渐渐老去那日趋佝偻的背影，他一生中点点滴滴那平凡殷实的光景。

父亲的家庭原本是中农阶层，因而日子过得还算舒坦，后又听父亲说，在城乡划分那会原本也是可以进城的，但爷爷说，我都在这一辈子了，还要去哪呀？也就一直住了乡下，所幸的是日子依旧舒坦。父亲是爷爷的小儿，自然是明里暗里的都被宠着，让他读了些书又识了些字，还送了他去跟着木匠师傅学了手艺。父亲也算努力，没负爷爷的一片用心，终学有所成，且在方圆百里论起木匠活也是寥中之一。而正是这门手艺，几乎经营与书写了父亲一生光景，从人民公社到城市，从城市直到母亲去世那天。

想来，父亲最快乐最有尊严的日子应是人民公社那段岁月。在那岁月里，能在乡下像父亲一样学上一门手艺恐怕是一般人家不敢奢望的，即便是城里人也得掂量一下家境，因而，父亲的紧俏是可以轻易想像的。印象中，父亲总有做不完的木工活，今天是东边的李家，明天是西边的王家，后天是北边的公社，但从不见有些许的厌倦，在他俊郎平和的脸上总是泛着那个年月少有的自信，自信中时时翕合着的是一种隐约的满足。由此，我便以为父亲着实很陶醉他的职业，但事实上在那个人人都使着劲过活的年代，无论哪一点也很难关乎陶醉的，或许我生来就总自以为是的把事情想得过于理想。后来，我终于明白，父亲当年脸上的自信与满足原来都是暗自庆幸有了一份不错的工钱用来养家，仅此。

话虽说有一份不错的工钱，其实远没到我们所想像的，一般都是乡人们按了木工活的多少以及自家家境估摸着给些钱便可，父亲从不太多计较，因而在我幼小的记忆里，父亲从不会因工钱的事同任一户乡人发生不快，这也使得父亲越发忙碌。自然，父亲的忙碌是怎么着也谈不上伟不伟大的，但至少我、母亲以至我们这个家需要他，乡人们也是。那些个数不清的日日夜夜里，父亲的日子过得闲适安然、波澜不惊，他的忙碌就好像穿梭在我这些平淡无奇却又无法一时结束的文字里，朝朝暮暮。

而更令我至今铭心的是，父亲虽非公社干部、富有商贾，却在他那再寻常不过的忙碌中收获了乡人们对他以及他家庭真诚而朴实的尊重，或许正是那些真诚而朴实的尊重才是他当年那段岁月的最大快乐。不问时地，只要是父亲，乡人们都会热乎乎的迎着送着，一声声“陈师傅”让他深深感受着自身的存在；只要是母亲，哪怕在田地里腰弯得再低头埋得再深，也躲不过乡人们一句句热乎乎的问候。

然而，无论如何，父亲无疑只是极普通的活着，与其他乡人一样匆匆再匆匆，走过人生中那一程不问陶醉不问闪亮的光景，心中装着一个家。

这些对父亲的遥远记事，抑然是我的童年能清楚记忆之后，上上下下亦不过是他在人民公社即将寿寝时生活的四五个年头。再接下的一个年头，人民公社终于迎来了它土崩瓦解的命运结点，父亲也迎来了他一生中必须重新思考与谋新的光景。

天豁然的变了，却又变得令乡人们有些吃不住。为了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有个好收成，他们披星戴月的日子多了，一户人一户人的扎在自己的承包田里扎得太久，累极了，一屁股坐在田里再也没心情开口扯淡，沉默一多，农闲中最多的话题反倒脱不去人民公社的那些热闹。或许，在他们心中所在乎的根本就不是什么过去的人民公社，还是眼前的分田到户，真正在乎的却是热热闹闹的生活。

父亲倒没什么不适，或许是因人民公社的那么点田间热闹在他看来本无值得留恋；也或许，父亲早在等着一天走出身边这片经久的稔熟。是的，正当盛年的父亲就是等这一天等了很久，远方的那座城原本就靠着他的天地，已近在眼前，他深信自己只需一辆自行车就能毫不费力的把它一圈一圈圈进来。就在人民公社瓦解没多时日，待地也丈了田也入了户，家中算是一切安妥暂无大事后，父亲真的便骑上了他买回的令乡人做梦也不敢想的上海牌自行车，骑向了他完全陌生却在日后赋予了他生命中一程最光辉最富光景的那座城。

父亲最终进了城，连同他的工作一起进了城，而一切似乎都在他的计划中。但父亲的进城以及由此给家中带来的冷清却着实让不谙世事的我极不习惯起来，在近乎期盼的黑暗里每每等着父亲忽然归来的一个又一个夜晚里，我幼小的心灵总会莫名的想：若不是这家的孩子该多好。现在回想来，孩子的想法真是极不近人情、幼稚与贪闹的。父亲自城里谋了活，在时间上俨然是少了人民公社时的自在，走得早回得晚，而母亲也必要等了父亲回来才开饭，这一看似倔强的坚持以至她去世前从未中止过，除非是父亲托人及早的捎回口信或是父亲早走时便嘱咐过不必等方休。因而，等父亲便成了我最痛苦的事：先是依在大门框瞪着眼竖着耳瞅紧着眼前的黑暗，然后急了便跑去村口立在黑暗里瞪着眼坚着耳瞅紧着父亲的声音。由此，父亲每晚回到家见到的第一个家人也总是我。我总会有点恼的问：“爹，你怎才回来呀！？”父亲同样也总会回上一句：“饿了吧，走！回家吃饭。”黑暗中，听着父亲同时送来的温暖笑声，也总会让我瞬息忘掉刚刚还在恼他。然而，家中极为难挨的冷清尤是在农忙。

农忙对父亲的影响不大，因而农忙不如说是母亲的农忙。如今想来，或许是因母亲不想影响父亲的工作，也或许确是因父亲不擅农事，但农忙绝非母亲一人可以轻易应付的。由此，母亲只能披星戴月，若是再遇上几个亮月夜，那彻夜也别奢望见上母亲一面了。虽说对父亲影响不大，但父亲又怎会闲着呢，在城里忙完白天，一回家便又匆匆钻进不见边际的黑暗，前前后后陪着母亲，在亮月头的夏夜，在黑月头的夏夜。而我，通常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异常乖巧的熬过农忙那段已被父母忘记我还是个孩子的日子，饿了便静默的吃饭，困了便静默的睡觉，即便做为孩子我还没有独立应付生活的能力，还没有独自面对黑暗的勇气。但，如若再有勇气回过头去看一看，其实在当时的家中有多少冷清，便意谓着我的父亲母亲为着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子女铺陈了多少美好光景，用着他们自己的光景日日夜夜的铺陈。

或许社会的每一次变革总是牺牲和发展相向并存着，即便在乡村也不可避免。虽然土地承包制是推行了，但思想依旧，因而一年中应付着那么点农事的乡人们，能过的生活也依是小农生活，待农事完了剩余的时间便是吃吃饭，再么着，就思忖着如何找一些无聊的消遣与乐子。于是，女人们几人一堆的扎在纸牌中排遣起时光，男人们实在无聊了便也聚在一起赌赌钱了以耗尽多余的日子，甚者会无聊到生出许多男女狗盗之事来。然而，父亲却揣上所有可以的时间选择了一种更远的人生奔波，展开了与变革交织相融的思索、热情与行程，心中照旧装着一个家。

父亲在进城没几个年头，我们家的财力俨然宽裕起来似的，一件惊喜一件惊喜的像过于美好的电影情节惊住了他少于世面的儿女们，惊住了同样的乡人们。对于家中所发生的那么些惊喜，我至今不能忘却的有三：一是我们的家终于新盖了体面的红砖瓦房；二是父亲买回了第一台只有城里人才有的砖块大的收音机；三是接着不久后的一天父亲又买回了令整个乡村都为之唏嘘的黑白电视。这些惊喜，曾让我禁不住一次次揣想，若是父亲再向后同我这一代，那么他的人生一定充满豪迈，至少绝不会仍像父辈时代一样活得有些顾忌与拘谨，但即便如此，这些惊喜仍无意的见证着父亲一生有别于乡人的先见与成功，或许还可以说，也正是它们才使得乡人们从此将一对对憨厚的双眼眺向了远方。

生活在长江沿边的人们闹饥荒的日子有过，但总得来说算不了什么，除非是天灾地害来得太重太凶，可在上个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一段历史中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除了一口饭来得稍稍自在，却也不见得哪里富裕，一眼望去，广袤的土地上大大小小的村落里或拥或疏着要么是糊头糊脸的泥墙稻草房舍，要么是稍有讲究的麦秆土墙房舍，但这两种住所皆难经久南国的风风雨雨，在上一场风雨中抑或无恙的，说不定接下的一场风雨中就成了无处藏身的滴漏篦宅，因而，盖上几间体面的红砖瓦房不仅是一户人家明明白白的向远近的邻里直接昭示我日子好过了，更是迫切的安身之需。然而，要建这样的一个家又谈何容易？于是，这一心事几乎成了深扎在所有乡人心中最大的痛与最大的喜，父亲自然也耿耿于怀，从他起早贪黑奔波于城市的背影里俨然可以看到这种莫名的压力。

好在是，在父亲进城的几年后，麦秆土墙在那么一日终于从我家的方向向着四周的村落轰然发出了清脆的一声，红红的墙体又从我家的那个方向一砖一砖在吸吮着乡人们投去的眼神、耳语、轻叹中，渐渐合成了一个家，合成了乡人们心头的第一次沉思和遐想。第一次大胆沉思是否也可像父亲一样去选择一种更远的人生奔波，第一次大胆遐想或许明天便能住进属于自己的红砖瓦房。

在上梁当日（架房屋主梁，长江一带民俗，是建新房人家的喜庆日子），邻里们潮涌着前来道贺。男人们一边接过父亲递的烟一边不停赞誉红砖瓦房的阔气，父亲听着应酬着，内心过久的压力换作了微笑，轻松的溢在他有些沧桑却仍不失俊朗的面庞上，母亲听着应酬着女人们的客套，看着父亲的双眼透着满满的幸福和骄傲。而我这家里的小人儿，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家中这少见的热闹，因而也注定要在我身上发生一段如今想来十分有意义的小插曲。新房上梁，放鞭炮、洒糖果洒糕点是少不了的，一来是讨个喜气，二来是辟邪，当主梁刚刚架上的一瞬间，大大小小的鞭炮便在地上空中响了起来，而使坏的上梁师父们往往也会就着鞭炮将糖果、糕点从房顶像雨点一样洒将下来，于是乐颠了胆大的乡人，而胆小的乡人只能远远避在一旁对着房顶的使坏师父们干瞪眼。鞭炮声就这么响着，糖果、糕点就这么洒了下来，看着遍地好吃的，我怎忍得住，便壮了胆向鞭炮声里跑去。当我再跑回时，大姐看见一下慌了，原来我的右腮下和左手腕被炸得一片模糊，我却不觉得一点疼痛，可能是麻木的缘故，只觉得小手里紧攥了几颗抢到的糖果甚是高兴。

我的受伤并没影响家中的喜气感，或许是因自己依旧带了笑不在乎的样子。伤后，大碍是没的，原因在于那年月的鞭炮药量是远不及今天的奢侈，但伤痕确是长时间的留下了。而这伤痕，似乎正是为了对家中第一件大事件的永远祭奠，对父亲的永远祭奠。

我家所在村落本也算不上村落，因为只有两户人家，除了我家还有一户。不过，又因只有两户，屋前屋后的空地便显得格外富余，两户人家的猪、鸭、鹅、鸡的比起大村落里任一户养得都壮观的多。于是，富余的空地上猪圈大了，鸭圈大了，鹅圈大了，接着柳树、桑树、槐树、芭蕉树、榆钱树、梨树、枣树……又密密的种了下去。这么一来，叫声多了，房舍多了，蔚然的树木郁郁苍苍也招眼的多了，就不得不信它是个村落了。特别是在黑漆漆的夜，当夜行人于广袤田原匆匆急行在愈走愈长的阡陌时，眼前豁然出现一团更为厚重凝固的黑色，哪怕再小，沉默已久的双唇也会兴奋的一声轻呼：终于看到村落了。但即便做了村落，却又因我两家深处田原，对周边各大村落而言若说既远既僻，实不过分。暮色一来，倘两家茶余饭后互不往来，一拉灯一个村落便瞬间淹没在了黑夜，消失的无音无讯，宛如大海中沉沉睡去的一块孤岛，无人问津。然而，自我家新建了红砖瓦房后，乡人们仿佛一夜间记起了田原深处还有这么一个村落的存在，于是，来来往往的脚步，在我们这个既远既僻的两户村落里再没消停过。

后来，在父亲又淘回只在城里才流行的收音机、黑白电视后，乡人们像是仍在追逐人民公社时扎人堆闲扯的那点热闹，像是为了在改革年代中早日寻个致家路子，也像是只为贪图个便宜那看不完的免费电视剧，脚步儿更熙攘更勤了。特别是夏季儿，天一黑下来，我家便全然成了小剧场，成了乡人们纳凉消夏的理想去处。乡人们往往来时都会带上一把蒲扇，用于看电视时扇点小风，或是驱于蚊虫之用。爱干净的也常常再带上小凳，前后孩子围绕着蹦跳着，拖着凉鞋带着笑便“噼哒，噼哒”的来了。起初来的乡人不多，我家的电视便放在前堂的八仙桌上。后来，前来看电视消夏的乡人们挤满了前堂，那些来晚的便只能探着头站在门外，凭着一道门仅有的视线空间不停躲避着前面的人头死瞅着那八仙桌上只有19英寸的黑白荧屏。于是，父亲与母亲一合计，索性将电视搬出屋置在了晒谷场上，这样一来，乡人们“噼哒，噼哒”的凉鞋声一下轻松了许多。而《上海滩》的电视原声也像在城里人的内心响起一样响在每个乡人内心时，我们的村落俨然一座城。

我们的两户村落就这样在父亲的手中悄然编织起自己的蜕变史。最能让人体味深刻的是，它从一时的孤岛猛然成了乡里最具魅力最受欢迎的村落，成了在一个社会制度刚刚履新的时代中那些徬徨无绪的乡人们日夜探访、追寻奇迹的地方。而对我而言，这些往事是根本无法轻易抹去或是轻描淡写的，因为在它们或深或浅的铺陈里父亲的背影总是那么清晰。

对于那台小小收音机的记忆原本不是很浓的，倒不是说没什么可观。或许是因为它着实有点小，或许是因为惊喜更多的是被收敛在了我们家中，故事更多的也仅是我们几个子女与偶来串门的一些村童的眼中不停闪烁的光亮。只所以又一直能记住它并因之而更添着对父亲的崇拜，都得归结于偶然一次在丁村（我家周边其中的一个村落）的一户人家又看见了“它”。它被安静的放在巧头供台（与八仙桌配套放在家中大厅紧贴正墙，在南方乡村很常见的家具）上，这种情形在我心里是很熟悉很亲切的，因为父亲当年从暮色里一进家门也是这样将它放在巧头供台上的，不同的是，它整个儿几乎被一层结实的黑色皮革严严的包裹着，皮革在通明的阳光下泛着光泽，一尘不染，可以轻易看出主人对它的珍惜。这是那一次看到它仅有的一些琐碎信息，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是的，原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在于我当时忽然不敢相信它还在乡人们的巧头供台上生存着，甚至还被乡人们打算长相厮守，而这一切的发生却是在我家已经置换它多年之后。

如今，那些原本我们家的惊喜与往事，或是说我们的乡村在那个年代中因父亲而新生的一个个气息却嘎然止息在属于它们的纪事里，悄然消殁为父亲的生命记痕，悄然烙印在我的体肤上、思想里，冥冥中似乎在提醒我：他——我的父亲，还在身边。

父亲生平也是个极爱交友的人，这或许与他温和的性格有很大关系。自他进城后，城里的朋友便多得令乡人们羡慕起来，最为乍眼的是，每逢油菜花在暖阳中散着热香时，总有一些城里的友人被父亲邀着三三两两来村边的河塘钓鱼。那时的城里人可真够招摇的，穿着乡里人认为洋气的“奇装异服”，骑着洋气的小型本田摩托，戴着洋气的阔边墨镜，“咔，咔，咔”就这么喧噪在乡村的石基路上，所经处必留下一缕弥久的青烟与柴油的微熏。起初，乡人们很好奇，往往立在田中停下农活一直看下去，直到看清这些奇装异服们是去了谁家，又在河塘边伸出精致的鱼杆，方收了好奇心，一边彼此嘀咕一边农作起来。后来，见惯了，“咔，咔，咔”在乡人们看来也就不再那么神奇了，然而，却更加敬佩起父亲来。

父亲与他那些城里朋友的友情一直被延续着，以至到母亲去世后，父亲也不忘趁着年关去城里办年货与他们走动走动，寒暄寒暄。而这种友情之所以能被维持，以至父亲最终倒在要去与他们这些老友慰藉友情的路上，在我看来最值称谓的是：他们同父亲间那平等而亘久的真诚、相敬如宾的默守与尊重的平常光景。在那个城里人对乡人冠以“乡巴佬”之雅、不屑一顾的岁月里，虽然父亲连犁地也不会，但他毕竟每个清晨都要风尘仆仆的带上一身泥土味匆匆进城。

或许，我们家总被好运眷顾着，在人民公社在分田到了户在父亲进了城，虽然家中也发生过一些令人无法承受的变故，但有父亲和母亲，再大的事似乎都不至于过不去。直到我读大学的第二年，家中的好运又好似一夜间便消殁了，那一年母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母亲去世后，父亲的悲痛太重，重的几乎消磨了他可以继续生命的意志。好在是，父亲还是振作了起来，但没再进城工作，因而我们的家境也一日不如一日起来。父亲离开了他奋斗多年的城市，作为他的子女，我清楚的知道是因对母亲的深深思念，不然，他怎能做出这种不理智的选择，甘愿去活在一块毫不稔熟、甚至可以说陌生的庄稼地上。这种不稔熟与陌生是残酷的，就连土地的味道也离他那么的遥远，然而父亲还是从这种空落落的遥远中试着重新复原母亲留下的一次次背影。或许，对于父亲还是对于我们这个家，原本上都是因母亲才拥有了种种好运。此后的日子里，再也没有惊喜出现过，我们的家以至我们的村落似乎再一次被乡人们淡忘在那深远的原野里。夜一来，灯一拉，一个村落又瞬间被空旷而密布的黑淹没的无声无息。

父亲成了一个农民，也不再有心情像以前那样讲究外表，邋遢起来便任由一脸胡茬在清瘦的面庞上呆上好些日子，整个人突显得异常苍老。父亲本是不适合做农民这份职业的，何况在这么一个很不适宜的时间下，不管是他的年岁还是心理，皆已无法经受繁重农活的了，但他还是固执的把自己交给了家中的那几块地。

对于父亲种地，我们几个子女事先自然是不同意的，但也知道谁也改变不了。不过，时间一久，看父亲似乎真的甘于其中，我们也就罢了，怕一不小心又揭了隐痛惹他悲伤。父亲常常是一个人忙碌在地里，除非是逢上农忙，才会叫来亲戚帮帮手，而亲戚们也从不在父亲种地一事上多说什么，还是怕无意再次惹他悲伤。农忙中，父亲也常常叫大哥回去做上好几天活，但一般不叫我，虽然我也已大学毕业，且就在不远的一个城镇谋生。他不叫我，可能是怕影响我的生意，而大哥是较自由的，但事实上并无所谓的影响，只是他想像而已。更甚者，他在农闲还会时常抽着空骑着那辆古董自行车来看我。这一切，在外人看来或许是无法理解的，但他的周全正是我认识中的父亲。

然而，既便我们小心，与父亲的冲突最终还是不能一一避免的，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发生在有一年春末夏初油菜收割的农事上。那年油菜收割时，因大哥急事脱不开，父亲便托人捎了口信让我翌日回家帮帮手，我自然也是应了捎信人，又托他给父亲捎回了一个准信，因怕他着急。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次回去竟埋下了让我背负一生的心结。翌日，当我回到家，看着父亲在烈日下异常疲惫而孤零零的身影时，心不由一阵酸痛起来，而酸痛却莫名的变成一股难以名状的震怒。我完全淡忘了会对父亲的伤害，也不知道究竟向他说了些什么，只知道父亲的一句话让我永远的追悔莫及——“我死了，你还会有这个家吗？”

是的，父亲这一去，我哪还有家，我这一生最多的光景不过一个孤儿。看着手中已变冷的父亲的骨灰，我又记起他的话，泪水止不住扑簌簌的又掉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