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白脸曹操

一个君子靠自己的忠君报国奋斗到协助皇帝治理天下并不难：诸葛亮、文天祥均由君子成为宰相。一个小人凭自己的祸国殃民爬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宝座也不难：严嵩、魏忠贤、秦桧都是如此。但既是君子、又是小人，最终还混到帝王将相，这种人恐怕在历史上除了曹操，不会有第二人。

公元196年，曹操已基本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实力虽不能和袁绍相比，但在中原一带也足以和任何对手抗衡。这时，献帝被李傕、郭汜追得无处藏身，曹操听从谋士的建议，西迎献帝于洛阳，因洛阳残破不堪，曹操又移驾于许都。从此，曹操便成了朝廷重臣，献帝先封曹操领司隶校尉、假节钺、录尚书事，又封为司空，最后任命为丞相。

曹操知道自己既无袁绍那样的显赫家世，又无门生故吏遍及天下，为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曹操便采取专制朝政的手段，他虽未像董卓那样威逼皇帝，但朝中许多事都要先经他允许，才能上奏献帝。他征讨任何一个诸侯都不报经献帝批准，而是一边上表，一边出征，朝中大臣对他都敢怒而不敢言。他把持朝政，随意安排朝廷活动，与他同朝为官的文武大臣，根本无法参与决策。皇帝想发表意见，也往往在他的威逼下被迫同意他的决定。

曹操的专权行为显然不符合君对臣的要求，但在权力失衡的当时，曹操靠这一并不被史学家认可的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避免了朝中因争权夺利发生的动乱。没有曹操的专制朝政，汉朝可能早就亡在一个个野心勃勃的诸侯手中。

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就洋洋自得地写道：“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严格地讲，曹操在这里并未夸大其词。曹操在“坐领三台”之前，先有董卓之乱，群雄并起而讨之；继有李傕、郭汜之争，各路诸侯互相残杀；再有董承、杨奉护驾东行，献帝颠沛流离，无家可归。献帝虽在，却显得群龙无首，天下一片混乱，人人都想称王称霸，吕布所谓“汉家城池，诸人有分，偏尔合得？”足以说明汉末皇权旁落的现状。

然而，专权所带来的便是曹操随意赏罚，滥杀无辜。

移驾许都后，曹操已完全控制了献帝。为培植亲信，清除异己，曹操自行封赏，并在朝中大量安插忠于自己的人。

《三国演义》说：

赏功罚罪，并听曹操处置。操自封为大将军、武平侯，以荀彧为侍中、尚书令，荀攸为军师，郭嘉为司马祭酒，刘晔为司空仓曹，毛玠、任峻为典农中郎将，程昱为东平相，范成、董昭为洛阳令，满宠为许都令，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皆为将军，吕虔、李典、乐进、于禁、徐晃皆为校尉，许褚、典韦皆为都尉；其余将士，各各封官。

封谁干什么，赏谁什么职务，都是曹操说了算；曹操不仅把持封赏之权，任意封赏自己的心腹，而且紧紧抓住生杀予夺的大权，随意惩罚那些不合作的朝中大臣和他认为不利于自己发展的人。

操曰：

“予所虑者，太尉杨彪系袁术亲戚，倘与二袁为内应，为害不浅。当即除之。”乃密使人诬告彪交通袁术，遂收彪下狱，命满宠接治之……操不得已，乃免彪官，放归田里。议郎赵彦愤操专横，上疏劾操不奉帝旨，擅收大臣之罪。操大怒，即收赵彦杀之。

杨彪并未对曹操构成实际威胁，也未树起反对曹操的大旗。曹操仅凭他和袁术有亲戚关系就妄加揣度他有异心，认为他是自己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宋代奸相秦桧为陷害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杀害。曹操在处理杨彪的问题上与秦桧陷害岳飞如出一辙。至于议郎赵彦激于义愤上书弹劾曹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的。曹操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利用自己的地位把赵彦杀害了。

俗话讲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大臣的赏罚自然应由皇帝来决定。曹操自行赏罚之事，显然不是大臣应该干的。难怪周瑜骂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很大程度上是谴责他越俎代庖的行为。自古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之说。曹操干涉皇帝处理政务，抛开皇帝独断专行，不管从哪个角度解释，都是与他的身份和职位很不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