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威强睿德

第一节　天人三诏

文景之治的清静无为、休养生息，为汉武帝的对外扩张积聚了足够的财富和国力，同时，也留给了他名垂青史的机会。

正如班固在《汉书》中多处提到的：“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厥焉。”“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同时，种种社会问题威胁着汉家的秩序，“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上亡限”。

统一的国家需要高度统一的政治思想理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汉武帝应时而出了。

战国时期，诸子争鸣；秦用法治，二世而亡。汉也像秦一样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统治思想去治理国家才能避免重蹈亡秦覆辙，取得成功，是汉武帝和他的大臣们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同时也是检验诸子百家历史生命力的关键。

武帝以前，虽然没有立下“汉家家法”，但那时的思想紧扣着—个脉搏。在汉人对秦亡汉兴的历史思索中，儒学已露出朦胧的曙光，只是在黄老无为思潮的笼罩下，“犹抱琵琶半遮面”而已，到汉武帝时，才“千呼万唤始出来”。

这个急切的呼唤就是汉武帝的“天人三诏”。

初出茅庐的汉武帝雄心勃勃，即位之初，就先后召集文学贤良数百人垂问长治久安之策，他先后拟了三道诏书，提出三个问题，历史上称之为“天人三诏”。

汉武帝的诏书并不深奥难懂，翻译成现代汉语，反倒有损诏书的风采，为了保持原汁原味，在此特将“天人三诏”原文摘录。

第一诏：

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袖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途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谬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呜呼！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胹，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

第二诏：

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王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旨哉？或日良玉不琢，又日非文无以辅德，二端异焉。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瀇矣哀哉。

呜呼！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悌，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意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咯，切磋穷之，以称朕意。

第三诏：

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寝微寝灭寝明寝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竞，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着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从这迫不及待的“三诏”可以看出，汉武帝试图借助剖析历史来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

虽然有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著名对策，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们并未给武帝特别满意的答案。汉武帝在疑虑和困惑中，表现了对历史的内在真诚和使命感。要知道，汉武帝的诏书并不像现在这样由别人代笔，那可是真正的御笔。在汉代，制诏都是皇帝亲自在做，所以，诏书能够反映皇帝的才情，而不是规范化、程序化的官样文章。

武帝的三诏把哲学的高深、历史的厚重、文学的至情完美地融汇在一起，提出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问题。

而一个时代的政治问题的解决往往集中体现了时代的哲学问题和历史问题解决的突破口。

汉武帝作为一个政治家，敏锐地抓住了时代脉搏，“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即是对这些问题的集中概括，它们是那个时代的思想主题。

“天人三诏”是基于历史责任感和对历史的思索，对于系统完整的政治思想理论的渴求和呼唤。它体现了时代的需要，而汉武帝正是这个时代的代言人。

“天人三诏”是帝王的教科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人君者应该具备的思想高度，哲学思维和理论水平，以及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历史鉴戒意识。

于是，“独尊儒术”便应诏而出了。

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16岁的刘彻即位当了皇帝。在此之前的“文景之治”时期，汉朝经过了六七十年的发展，文景时期，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即位时期，“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这都是汉初实行“清静无为”政治而带来的结果，但这表面的繁荣现象的背后却潜伏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地主阶级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农民则处在“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的悲惨境地，他们被迫起来反抗。

总之，汉初的几位皇帝都信奉“黄老无为”思想，不过多地打扰农民，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是继续推行道家的无为思想，还是改用其他思想来统治人民，这一抉择就成了一件紧迫的事情。

接受天命的伟人创立王朝，他的子孙继承天命巩固和发展王朝。他们都致力于教化百姓、发展民生，这就是天子的崇高职责。

上天从亿万人中选出天子，让他统治万民，就是为了要他履行上述职责，而不是要他享清福。

汉武帝从小接受的是儒家思想教育，对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和“无事无欲”的淡泊生活很不习惯，对儒家的学术思想有浓厚的兴趣，要进行政治上的大一统，也只有儒家能提供理论依据。

针对这种情况，年轻的汉武帝锐意进取，他一登基就迫不及待地进行了几项改革。

他认识到非大批良才无以治国，下诏给宰相以下的官吏，号召他们推荐人才，“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要求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等各级官吏推举贤良方正、敢于直谏的读书人到朝廷做官。同时，又鼓励天下吏民直接给皇帝上书，提建议、发议论。为此，朝廷设置了管理上书事务的公车司马令，称为“公车上书”。诏书下达后，上千件议论朝政的书文从全国各地送到京城长安。其中品德优良的称为“贤良”，以文辞见长的称为“文学”。汉武帝命令这些人先在长安笔试，合格者再面试。这次考试名列榜首的是董仲舒，年轻的汉武帝非常高兴，要面试这些人才，第一个召见的便是董仲舒。

董仲舒是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少年时代就攻读《春秋》。汉景帝时，他当了博士，收了许多学生。董仲舒曾刻苦研读过儒家经典，相当深入地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华，并能把儒家思想结合汉代的现实进行阐述。

针对汉武帝提出的“天人三诏”的征问，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作答，因首篇专谈“天人关系”，故史称“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的主要内容有四：

首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思想。

汉武帝即位之初，丞相卫绾就提出：“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认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不利于政治统一，“臣愚认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主张统一思想，统一法纪，把天下之人的思想统一在儒家范畴内。

由此可见，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配合政治上的统一而求得思想上的统一。

其次，强调大一统思想。

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并说：“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之贵。”这从理论上为加强中央集权，为“强干弱枝”，天子至尊，一统天下找到了根据。

再次，提倡“君权神授”，把道家的道统变成封建的法统。

董仲舒提出“天人相与”“君权神授”，认为“道之大原出干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他进一步提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子的职能是“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

这样，用神秘的色彩把皇权的合法性和永恒性固定下来，使皇权成为“神授”而不可侵犯，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从“君权神授”说出发，董仲舒还极力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并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用宗教神学的观点附会“三纲”，“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于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构成了四种统治权力，从政治到伦理秩序规定了人与人、人与天关系的标准，它虽然对维护国家统一曾经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像一具无形的镣铐，时刻束缚着人们的手脚，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精神痛苦，并且对思想文化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

最后，提倡儒家的仁政，同时强调法制。

儒家反对用严刑对待人民，主张施行“仁政”，董仲舒提出“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限民名田”以“塞兼并之路”，防止过分的贫富分化，避免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现象。

同时，董仲舒也强调法制，在主张“以教化为大务”的同时，又主张“正法度十宜”，强调利用法律维护封建统治。

董仲舒的种种主张，是从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的方案，为汉武帝集权中央统一思想、统一天下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有利于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因此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很自然的。

汉武帝立即任用董仲舒为江都相，江都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平时骄傲武断，不易对付。董仲舒晓以大义，用礼义纠正他的错误，取得了他的尊重。

汉武帝的老师卫绾是第一任丞相，卫绾本来很喜欢儒术，听说董仲舒在对策中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他建议，凡是不符合儒家六艺、孔子之术的其他各家学术思想一律摒弃、禁止，请求汉武帝把那些专学“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罢免回家，免得他们日后搬弄是非，扰乱国政。

汉武帝马上表示同意，没有任用儒学以外的贤良。

通过上书言事，董仲舒、主父偃、徐乐、严安、朱买臣等思想家、政治家都成为了汉武帝倚重的人才。

贤良对策之后，汉武帝就着手政治改革，第一任丞相卫绾年事已高，借病请求退休，汉武帝马上批准了他的请求，让魏其侯窦婴接替了他的职务，汉武帝还叫母舅田氋做太尉，掌管军队。窦婴和田氋都喜欢儒术，他们又向汉武帝推荐了儒生出身的赵绾做御史大夫，王臧做郎中令。赵绾和王臧又推荐自己的老师给汉武帝。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又下诏设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从而提高了儒家经书的地位。

《诗经》博士申培研究明堂制度和改革祭礼，汉武帝派人用蒲车和礼物聘迎申培到长安做太中大夫。

雄心勃勃的汉武帝与这些儒臣合作，决心大干一番事业，进行改革，推行多欲进取的政治措施。首先，严格法制，要求臣下检举那些行为不轨的皇亲国戚，罪行核实后给予贬谪。为削弱王侯的权力，汉武帝下令要求住京的王侯迁回自己的封地。其次，对百姓施行一些减轻负担的措施，减省“转置迎送”的卫士1万人，停止喂养苑马，并将苑地赐给贫民。同时，废除关卡的税收制度，施行恩德，振兴教化。汉武帝下令：年满八十岁的老人，给其家里免除两个人的口算钱；年满90岁的老人，还免除其家里的口赋钱，并免除一个儿子服役。

继而又设立明堂，建立起草巡狩、封禅制度，准备变更历法和服色，从而顺利地进入了太平盛世。

此外，汉武帝还要求做好反击匈奴的准备，并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西方的大月氏国，联合夹击匈奴，汉武帝的对外政策也开始改变了。

这些政策和措施，几乎都是在汉武帝登基一两年内推行的，不难看出初登帝位的汉武帝改革的心情是多么迫切。但此时朝中大权仍被操纵在“好黄帝老子言”的窦太皇太后手里。窦太皇太后从立为皇后开始，已有40年之久，在宫中地位高，权势大。其家族恃宠仗势，为非作歹，遭到检举和贬谪的人很多，列侯的夫人们又多是公主，他们在京城的势力盘根错节，都不愿回到封地去，因此这些皇亲国戚们不断到窦太皇太后那里去告状，诽谤新的政治措施，加上窦太皇太后本人“好黄帝老子言”，不喜欢儒家思想，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她为核心的思想上和政治上都反对新政的集团。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御史大夫赵绾又上书提议不要再让窦太皇太后干预国政，窦太皇太后大发雷霆，迫使汉武帝废除新的政治措施，罢免丞相窦婴和太尉田氋，关押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送走太中大夫申培。不久，赵绾和王臧在狱中被逼自杀。

从此汉武帝的新政措施暂时中断，进行新的改革受挫后，他无可奈何地度日，等待时机的到来。

直到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皇太后病死，汉武帝摆脱了束缚，立即下令罢免丞相许昌和御史大夫庄青翟，清除了窦太皇太后安插在朝内的所有亲信党羽，任命田氋为丞相，韩安国为御史大夫。田毵把不学儒家五经的太学博士一律罢黜，把黄老等各家思想排斥于官学之外，又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此后，汉武帝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终止了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无为”政治，采纳了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推行多欲进取政治，开创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第二节　裁抑相权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唯一能与皇权抗衡的便是相权，相权不仅能够有效地抑制皇权的滥用，更是一种对皇权的直接威胁。汉武帝在为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大汉帝国筹备圣礼的同时，也对官僚行政系统进行了彻底的改革，而这个改革的方向便是裁抑相权。

汉武帝即位时，他所面临的朝廷格局是一种屈君伸臣、君弱臣强的局面。表面上看，丞相是秉承皇帝的旨意办事，实际上是整个政权的负责人。皇帝尊敬他们，百官更是恭敬从命。对于朝中群臣甚至像内史这样的高官，丞相认为有过失都可以先斩后奏，在同皇帝商量国事时，丞相的意见也备受尊重，丞相推荐的官员甚至一出任就可以充任九卿郡守品级的大官。而且丞相没有大的过错，是不得随意更换的。

雄心勃勃的汉武帝，怎能容忍自己至高无上的皇权受到他人的侵犯。因此，他一登基，就寻求论证君权神授的学说。经学大师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说迎合了汉武帝的需要。董仲舒论述了天道和人道的关系，指出天人关系的实质是天人合一，提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子“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这样一来，就给皇权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使得皇权神圣而不可侵犯，为汉武帝加强皇权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汉武帝为了独揽一切大权，开始着手削弱丞相的权力。

窦太皇太后要免卫绾的相，汉武帝就随她的兴，也来个顺水推舟。他在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和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

间，相继免去了魏其侯窦婴和功臣后代柏至侯许昌的相职。六年之中，免掉了三个丞相，这对于宰相久任传统不能不说是一次严重的打击。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汉武帝最终对相权取得了绝对的支配权。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六月，武安侯田氋被汉武帝任命为丞相。因田氋有王太后为他撑腰，拥有极为雄厚的政治和权力背景，因此他就轻易地结交了众多诸侯来扩大他的势力范围，丞相的权势又一次得到了助长，朝野上下的文武百官又开始对这位丞相趋奉依从了。

据《史记·武安侯列传》所载，丞相田氋每次上朝奏事，都要一个人坐在朝上讲个没完没了，由于他是汉武帝的舅舅，汉武帝出于尊敬，对他提出的建议也是全部接受。因此他所推荐的人有时竟能从一介平民骤升到二千石的高位。对于这样的丞相，朝廷上群官们自然要倾向于他，就连在郡国做事的学士们也都日益附翼于他了。

汉武帝本来想指望这位好儒术的丞相舅舅打理国事，没想到竞落得个大权旁落，最后忍无可忍的他实在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找了一个机会质问田毵：“您任命官员完毕了吗？您要是完毕了，我也要开始任命了！”

宰相最主要的权力就是“主臣”和“除史”，这也是作为政府首脑最根本的标志之一。汉武帝为了削弱丞相的权力，加强皇帝集权，他把宰相“主臣”用人的实权收了回去，这样一来宰相就失去了人事保证和权力依托，渐渐地他的官职降为仅仅奉行天子旨意的传话员、大管家、幕僚长了。汉武帝的确是精力过人，他又统又治，从一名垂拱无为的国家元首，摇身一变，变成了过问一切政事的统治者，真正的政府首脑，开始走上了皇权专制统治的道路。

汉武帝之所以没有把田氋置于死地，主要是迫于王太后的势力。可到了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三月，田毵病死，他就再也不用任何外戚为相了。从此，汉武帝从“贤良文学”以及直接向皇帝上书的文士中选拔贤才，又将少府属下一个主管文书档案的机构“尚书”，作为审阅公文、谋划政事、起草诏令的日常工作机关，与侍中、中书组成“中朝”。这里聚集了大批智囊人物，这其中就有才能出众的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严安等人。在他们的本职以外，另给了他们侍中、常侍、给事中等官职，让他们出入宫廷，随侍左右，商量国家大事，参与大政，成为决策机构。

又任用宦官为中书，掌尚书之职。一切文书、奏章、政令，都由内政官吏掌握，而丞相只能承旨顺命。九卿不再通过丞相而直接上奏给皇帝，以丞相为首的政权机关被架空，相权旁落，丞相的地位和权力大为削弱，再也不能耍威风了。

如果说这是汉武帝对宰相制度的第一次改革的话，那么在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十一月，就是他第二次对宰相制度的直接改革。

这一年，汉武帝为改变军功贵族专权的状况，用儒生来为他的政治服务，通过一系列官制改革，取消军功贵族的特权地位。他任命没有爵位、出身贫苦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然后再封他为平津侯。

汉初原以列侯为丞相，由于列侯或为功臣，或为功臣之后，自有食邑，以功迁相。他一有自己功臣势力为政治和权力的背景，二有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这才导致汉初相权过重现象的出现。丞相田耗死后，薛泽即位。薛泽又是高祖功臣广平侯薛欧之孙，景帝时期封他为平棘侯，对他仍是毕恭毕敬，不敢颐指气使。

所以，到了武帝时期，汉武帝就是要用“文德”的儒生改一改这列侯世袭、顽固到底的不合理的体制。

改任公孙弘为相，乃是因为公孙弘是以一老儒平步青云的，没有宫廷和列侯的背景，自己的尊卑功过都由皇帝把玩，不具有任何自恃高贵的贵族心理，也没有那种汉初的曹参告舍人促治行，言“吾将人相”的功臣气魄。由于公孙弘在心理定势上已经认为自己身卑位低，首先向皇权低头了，所以，他只能趋奉于皇帝的旨意，领旨谢恩，根本谈不上什么与皇权对抗了！因此，公孙弘顺从皇帝旨意，用诗书礼乐的词句来文饰政事，不与皇帝争权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武帝时期的君臣关系从此转化成了君主与奴仆的关系。

可以说从公孙弘担任丞相开始，丞相的制度已经从列侯拜相制，转变为先拜相，再封侯，“其后以为故事”的制度了。其结果，自然是相权大减，皇权大长，相权必须绝对地服从皇权，不得有一丝一毫的逾越。最终形成了一种仰君屈臣、君强臣弱的格局。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三月，汉武帝又实行了宰相制度的第三次改革。汉武帝在泰山明堂朝见诸侯王、列侯，接受郡国上计。

这样一来，接受郡国上计就由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春在甘泉，汉初在丞相府，转变为由皇帝亲自受计的局面。由此，汉武帝不但亲自掌握全国经济命脉，而且可以直接控制郡国长吏及其掾属的大权，宰相在这两方面的权力也被无情地剥夺了。

自从汉武帝进行第二次改革后，可以说继任的几届丞相就都不直接参与朝廷大事了。从公孙弘死后，到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相继担任宰相，但也只是“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瀍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朝廷有大事商议，竟然都不再通知丞相参加，“事不关决于庆，庆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他们虽身为宰相，可是却无权召除官吏，更不能参决政事，这宰相一职还能有什么匡救时弊的作用，完全是一个摆设了！因此，丞相府也落得个门庭冷落，另作马圈、停车场的地步了。

相权日渐削轻势弱，皇权越来越强大，相权甭说会对皇权能有效地发挥约束和抑制作用，现在就连相位、性命都难以保全了。

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公孙弘常以“天子的病在不广大，臣子的病在不俭节”为口号，他常与主爵都尉汲黯一同面奏皇上。秉性耿直的汲黯，每次都是大胆进谏，弄得汉武帝颇为忌惮。所以每次廷奏，公孙弘都是让汲黯先说，自己再进行附议。如此一来，他在汲黯说时，就可在一旁察言观色，揣摩汉武帝的心意了。如果汲黯的提议与汉武帝不合，公孙弘就食言背约，主动奉迎汉武帝的心意，以求讨得汉武帝的欢心，不至于冒犯龙颜。尽管每次背信弃义的违约都要遭到公卿们的咒骂，可为了自己的性命安危，他下一次还是要重演故伎。

虽然在汉武帝对相权的裁抑下，相权已经失去了抑制皇权、约束皇权的本意了。但此时，丞相在法理上、名义上毕竟是百官之长，是仅次于皇帝的全国之首，身为全国政事的幕僚长，权力没有，责任总得有吧。所以，每次天下有事，汉武帝都要循名责实，归罪于丞相，“朝廷多事，督责大臣”，丞相成了名副其实的替罪羊。这当然对身为丞相的人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

丞相公孙弘本是一介布衣，本来就常常处于惊恐不安之中。当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淮南、衡山谋反事起之后，吓得他竟不顾病重，上书引咎辞官了。石庆也是如此，由于不参与议政，他要归还丞相印与侯印，请求退官回家，结果却遭到汉武帝一顿狗血喷头的痛骂。

汉武帝凭借自己至高无上的皇权，又加以法术巧妙地运用，并且对宰相进行有效的钳制和威吓，使得自丞相以下的百官们常常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即使功高位尊的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也是唯恐遭人暗算，行事也小心谨慎起来。

到了汉武帝后期，汉武帝的丞相不仅没权，而且几乎成了死亡的代名词。细细数来，唯一免于一死的丞相是石庆，这是因为石庆徒有虚位，不预政事，“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庆，庆醇谨而已，在位九年，无能有所匡言”，因而没有获罪的机会，尽管如此，他也没少受汉武帝的责备。而其他人等均是以不同的罪行被斩杀处死了。

因此当汉武帝宣布少为骑士，积军功，七为将军，出击匈奴的公孙贺为丞相时，这样一位驰骋战场的宿将竟然惊呆了，侍者把相印捧到他面前，他都毫无察觉，当冰冷的大印放到他手上时，他才如梦方醒，惊慌得连连摆手往后退，不肯接受。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泪水横流，不住地磕头，请求汉武帝另选他人，久久不肯起来。汉武帝见状，一言不发，拂袖而去，只剩下公孙贺呆呆地跪在那里，不得已，他接过了相印。出了殿门之后，公孙贺摇头叹息：“我从此就完蛋了！”

他的预感果然不错，没过几年，公孙贺便因儿子犯罪受株连，夷灭三族。

由于汉武帝不断削弱丞相的权力，做他的丞相太难了，丞相职务竞没有人愿意担任。

在汉武帝统治的五十余年中，任丞相的有：窦婴、许昌、田毵、薛泽、公孙弘、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瀍、田千秋等12人，从李蔡到石庆时，“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到公孙贺、刘屈瀍就“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而且，国家处于多事之秋，汉武帝常诿罪大臣，从公孙弘以后，丞相多不得善终。元狩五年，李蔡有罪而杀；元鼎二年，严青翟自杀；元鼎五年，赵周下狱死。

汉武帝裁抑相权，改善了汉室政权原来屈君伸臣、君弱臣强的权力结构，从而摆脱了相权对他的束缚和控制，这是他走向皇权专制道路的第一步，也是稳固皇权的重要一步。

第三节　内朝制度

作为一个追求一切权力的专制统治者，汉武帝是不能忍受任何制度的约束的，即使这种制度是由他的祖先所承认、建立起来的，他也要随弃随置、随置随弃，在削夺相权的同时，汉武帝也开始了内朝的设置。

由于秦汉时期的中央统治机构称为朝廷，中央官署皆称为中都官。因此，内朝的出现，就使朝廷上下分为两个部分，它们分别是内朝(或称中朝、内廷)和外朝(或称外廷)。

在《汉书·刘辅传》王先谦《补注》曾有记载：“中外朝之分，汉初盖未之有。”汉初的宰相为全国文武百官的总统领，使朝廷及其宫廷融为一体。但是，要从办事职能、官署处地来分，中都官等于从一开始就划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国家政务官，即宰相实际领导的政府官员，后来被称为外朝官、外朝臣，省称外官、外臣；一是官署设在宫中，专管宫廷事务的皇室私务官，称为内臣，或称宫官、中臣、天子近臣。前者的设计有较为合理部分，而后者的出现则集中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特性。

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历称“三公”，是秦汉官制中的上层结构，实为外臣系统的官长。卿为中层结构，但其绝大部分仍为内臣系统。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说，中二千万的十卿，除廷尉掌刑法治狱，治粟内史(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

掌管谷货田租供给国家公费，中尉(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掌管宫门以外的警卫及维持京师治安，算得上是直接供职国家的政府官员，其他的七卿均由皇帝直接下达命令，实为皇帝的当差、奴仆。

太常：掌宗庙礼仪，实则是天子宗庙的守官。属官省太乐、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及博士诸官。博士虽有学术官员之名，但其实还是天子的侍从，在内廷供奉，如待诏博士，即待诏金马门。

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其实无非是皇家看大门的门房。《汉书·文帝纪》中说：“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机构非常庞大，所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等等。

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皆无员，多则达数十人之多，此为皇帝的智囊团。

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传郎、郎中，多至千人，是皇帝的高级侍卫官。

谒者：掌宾赞受事，上章报问，员七十人，是皇帝的传达室。

谒者以宦官担任，称中谒者。高后时，封中谒者张释卿为侯。孟康注说张是宦官。如淳说：“诸官加中者，多阉人也。”

少府：掌管山海池泽之税，以供私自奉养，等于是皇帝的私人财务大臣。皇帝的饮食起居，服饰器具，都由他来负责管理。机构庞大，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中书谒者、黄门及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等。颜师古说：“禁中黄门，谓阉人居禁中在黄门之内给事者也。”

郎中令和少府最后都成为了汉武帝后来搞私人班子的秘密机构。

除了以上几种之外，还有卫尉、太仆、典客、宗正等。

卫尉：武职，掌管皇帝官门的卫屯兵，是皇帝的卫队长。卫尉寺在官内。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等。公车司马令，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

太仆：掌管舆马，皇帝的马夫头、车队长。

典客：太初元年更名为大鸿胪，皇帝的司仪，掌管诸归义蛮夷之礼节。

宗正：专门负责管理皇帝家的家谱及皇族事务。

宰相在名义上为百官之长，但实际上对这些内廷供奉根本起不到管理约束的作用。因此，在这套官制体系的结构中，皇权自然就要大于相权的比重了。所以，有了皇帝在后面为这些人撑腰，宰相根本拿这些内臣没办法，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

汉武帝即位后，他首先就在建元初期召用原属郎中令属员的诸大夫和诸郎，宫中的文学之士严助、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等人，做他的高级顾问、私人助理，赋以他们重权，帮助他直接控制、驾驭和驱使全国上下的文武百官。据《汉书·严助传》所载：“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绌。”

这其中的“中”是指“中谓天子之宾客，若严助之辈也”；“外”即公卿大夫。

所谓“中外”就是中外朝的简称。中朝乃是指常在武帝左右的严助等天子宾客，天子宾客就是高级幕僚；外朝便是指以丞相为首的公卿。

建元初年，汉武帝召用郎中令属员中大夫和诸郎严助等人，常在左右，诘难大臣，目的就是要配合自己侵夺相权、总揽朝政，与宰相领导的“外廷”大唱对台戏。汉朝宫廷从此分为内外二廷，宰相从此也由百官之长瞬间降至不治宫中的外廷首长，原是内臣、近臣的列卿们也逐渐趋向于外廷化。据《后汉书·黄琼传》王先谦《集解》引《通鉴》所注：“西都中世以后，三公九卿为外朝官。”章如愚日：“自武帝任中大夫、侍中，而谓丞相为外朝，而内庭之事宰相不与知矣。”

尽管内朝已经逐步建立，可是这些内臣们并无真正的官职和权力，他们只是在皇帝身边辅佐而已，受到官制列卿系统的管治及影响(尽管这些是在观念和心理上的)，汉武帝要把这些内臣统统加以官职，使之合法化、系统化。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使内臣脱离正常的官制系统，还可使他们参与自己的政治决策。

加以官制这一决策，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郎中，亡员，多至数十人……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中黄门有给事黄门，位从将大夫。皆秦制。”

说是效仿秦制，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侍中”一官：“赵高位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复讯斯。”看来并非加官，只是平常侍奉在天子身边的近臣罢了。秦朝根本没有内朝制，始皇帝完全是由自己衡石量书，亲自理事，直接让丞相和诸大臣们皆受成事，倚办于上的。所以说加官制始于秦朝是不可信的，换种说法，即使秦朝具有加官制，也是同汉武帝时期的加官制具有本质区别的。

汉武帝时期的加官，是指在本官职外再加一官职，即兼差。本官为主职，加官为辅职。汉武帝肯定是对秦朝的加官制度做了彻底性的修改。他所设置的这种新型加官制度，就是指那些《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所提到的原先多为内臣的官职特别提出来，使之脱离公卿系统，然后再作为一个特殊的职称来起用。这些被起用的官员们直接调到汉武帝左右，接受皇帝的承旨，不再受到宰相管束。汉武帝也通过他们，加大了自己对政治的发言权和控制权。

从时间上分析，汉武帝加官制度设置于建元中期。建元初期，虽然有侍中一官，桑弘羊曾为之，但是他只是身为本官，并非加官之侍中。就连严助等人也无加以任何官衔。到了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命严助诘难太尉田氋阻伐南越事，严助官职仍为中大夫，也并不属于加官一列。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南越王遗太子随严助入侍，严助这才开始在中大夫上加官侍中。又如《汉书，朱买臣传》中记载汉武帝“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这时的侍中显然已为加官。但是具体时间并没有表明，所以从上文严助贵幸荐买臣则似在建元初，连下文“是时方筑朔方，则时已在元朔矣”。据《汉书·东方朔传》载，朔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拜太中大夫给事中，太中大夫为本官，给事中乃为加官。因此可知，加官制度应该是设于建元中以后的事情。加官的人除了严助外，还有主父偃、徐乐、严安等人，他们经常在一起诘难大臣。

这些人原都官卑职小，就算是官职最大的也不过是皇帝家奴罢了，他们为天子分掌乘舆服物的宫廷贱臣，有捧唾壶的，有管溲器的，随从左右服役。据《通典》卷二十一所载：“汉侍中为加官……直侍左右，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唾壶，朝廷荣之。”

还有，《初学记》卷一引《与子琳书》所说：“侍中安国，群臣近见崇礼，不供亵事，犹复掌御唾壶，朝廷之士，莫不荣之。”

鉴于侍中诸官人卑言轻，不足以与宰相政府势力相抗衡，所以汉武帝就提高他们的官职，使他们同样拥有偌大的权力。这便是《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的：“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举法，散骑骑并乘舆车。”

侍中丞相史往来于殿内东西厢奏事。人侍禁中，常在皇帝左右。以脱离相府的控制，于是地位瞬间飙升，与皇帝进一步批阅奏事，参与国家要事的决策，发谕称制。

这就是汉武帝通过加官所形成的内朝，他们的性质与少府等内臣的性质不同，可称为参与议政的内朝臣或称中朝臣，也是内臣系统中的高层结构。

如果说加官只是巩固内臣制度的基础的话，那么设置中、尚书官署，总揽政务，就是使内朝制度臻于健全的根本保证了。

尚书也是卑微之职，隶属少府，秦初所置。据《汉官仪》所载：“初，秦代少府遣吏四；一在殿中主发书，故号尚书。尚犹主也。汉因秦置之。”

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六也有记载：“尚书，本秦官少府之属，在内掌文书者，汉因之。”

由此可见，尚书不过是皇家的“收发吏”罢了。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十一中这样说道：“战国有尚冠、尚衣。汉亦置尚冠、尚农，另有尚食、尚浴、尚席，并尚书，谓之六尚。”

文中的“五尚”显然是皇家奴仆，可见其身份卑微。景帝时期同样如此，尚书并无大权，只是做管理收藏诏书等低下的工作。而到了汉武帝时期，他开始授尚书以加官，提高尚书的权力与地位。

陈树镛《汉官答问》中载：“汉初以丞相总天下事，尚书不过少府属官治文书而已。武帝时权稍重：臣下章奏上尚书，尚书进于天子，乃下丞相：有政事，天子常与之议。于是尚书为清要之职。”

尚书受到加官，自然就要从少府中分离开来，不再受公卿的任何束缚。从此，尚书可以与众多内臣们一起参与议政，分曹理事，汉武帝身边又多了一个可以委以重任的专门参政、办事机构。

由于汉武帝生性好玩，特别是到了统治后期，他把精力主要投入到了后官的犬马声色之中，懒得去听这些由加官所置的尚书们奏事，而后官又不是这些侍中、尚书可以随便进进出出的，再加上这些士人虽担任宫廷内臣但却仍在宫外生活，仍与外廷公卿结交，长此以往，汉武帝也开始不放心了。于是，汉武帝在内廷之上另设与尚书平行的机构，就是选用可以出入后官且生活在宫中的宦官组成中书，来代替执行尚书职务。

中书主署长官为中书谒者令，简称中书令。据《续汉志》所载：“尚书令一人，千石……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为中书谒者令。”

《初学记·职官部》也有记载：“中书令，汉武所置，出纳帝命，掌尚书奏事，盖《周官》内史之任。初，汉武游宴后庭，公卿不得入，始用宦者典尚书，通掌图书章奏之事。”在《宋书·百官志》中也提到：“武帝游宴后庭，始使宦者典尚书事，谓之中书谒者，置令、仆射。”

仆射为仅次于中书的官职，禄百石。中书与尚书担当任务几乎相同，可以说中书的形成完全是汉武帝出于防范心理而构筑的。

中书和尚书的权力过于庞大，几乎可以总揽朝政，甚至可以擅断朝政。所以当时出现这样的现象：所有上书都可写成正副两本，领尚书者先开启副本，并有权置之不理，屏弃不奏。《汉书·魏相传》中有载：“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日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可见汉武帝时期的中书、尚书“掌诏诰答表，皆机密之事”，掌天子之诏命，臣下之章奏，侍从宿卫，“职典枢机”，形成了真正的权力机构。《汉书·萧望之传》中说：“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

《汉书·佞幸传》中也同样提到：“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

此时，丞相早已被撇在外廷，无人问津了。

以宰相为首的外廷系统非但不能充分发挥其行政效能，反而受到强大的压制，相权被一步步地牵制和削弱。由于相权长期处于皇权的威胁之下，使它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并对皇权产生了一种依附性，因此，形成了一种内惧皇权的奴仆特性。汉武帝经过内朝的建立，通过扩充内臣等手段，逐渐将处理政务的实权由外朝转移到了自己控制的内朝之中，这无疑是一种加强皇权专制统治的措施。

与外廷相比，内廷是很好控制的。由于构成内朝的人员出身多为卑微之人，在封官加职之后，其职位仍旧低于公卿、中、尚书令、丞、仆射，俸禄不过为千石、六百石。况且这些人又在天子近侧，身为中书官的宦官们的日常生活更与皇帝日常生活接近，有什么问题皇帝则更容易发现。汉武帝凭借自己的智慧，把这些幕僚们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之中，全凭自己一时之召用。对于这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加官内朝之臣，不少人对它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例如：元帝时，萧望之就提出：“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之义。”可见内朝完全是皇帝集权的一种衍生物。

我们不能不说中书、尚书机构的建立，以及内朝制度的形成与健全，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内朝制度为汉武帝在后庭总揽政治、削弱相权起到了有效的牵制作用，使得皇权在针对相权的斗争中较为主动，可以采取非正式的隐蔽性手段来操纵政治，伸张自己的意志。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武帝令严助、吾丘寿王、朱买臣、主父偃等人在朝廷上诘难丞相大臣，他再不用像对待田毵那样亲自出面与丞相争权夺利了。

汉武帝通过内朝的建立，内臣的扩充，使汉朝的统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形式上划分，具有合法性的宰相制为外廷政治骨干，而中书、尚书制为政治统治中枢系统。从实质上划分，外朝是机械的被动的，内朝则是灵活主动地实行皇帝的主张。汉武帝作为这个系统的总神经，通过形与神的结合，来巩固、维护、强化自己的皇权。

第四节　打击豪强

豪强是指那些横行不法、鱼肉百姓的地方恶势力。豪强又称为豪族、强宗大姓、豪民、豪右等等。这些豪强有的本身是战国时六国豪族、豪杰的后人，是贵族、官僚，如齐诸田，楚屈、昭、景。，晋公族及燕、赵、韩、魏的后人；有的豪强则是汉代新兴的权贵和富人，如灌夫，平吴楚七国之乱时，军功显赫，武帝时为燕相。“喜任侠……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波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颍川”。颍川有儿歌日：“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有的豪强虽无爵禄，却占有大量土地和宗族、宾客等依附人口；还有些豪强从事冶铁、煮盐、铸钱等工商业活动，大发其财，聚敛暴富。

总之，这些豪强势力一般都是聚族而居，依仗财富和暴力，恣行兼并，逋逃赋税，敢于对抗官府，杀人越货、无恶不作。

汉武帝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有效地加强中央集权，严厉地打击占据一方的豪强势力。对那些恶习难改、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之人，武帝采取以强制强，以恶制恶的手段让他们伏法。

汉景帝时期，济南燽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的郡守莫能制。后来景帝任命酷吏郅都为济南太守，郅都到任诛燔氏首恶的全族。

虽然汉初的诸侯王国在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普遍被削弱，但是仍有诸侯大国“连城数十，地方千里”，仗着自己有强大的势力，违法乱纪以致谋反中央，成为中央政权的极大隐患。

比如汉武帝的叔叔梁王刘武，完全不把武帝放在眼里。梁王府库银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他出行时，有如天子那样威风，千乘万骑，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并且，他还“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同时，他还私作弯弓数千万，这就极有谋反的可能。再如江都王刘非在自己领土内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上梁不正下梁歪，他的儿子刘建也是如此。刘建看中了邯郸梁份的女儿，爷俩儿为此争风吃醋，最后刘建强行霸占了梁女后，又派人杀害了梁份，而朝廷却不敢受理这一案件。显然，这些独霸一方的诸侯王们已经对中央政权构成了不小的威胁。

由于地方豪强的种种恶行给当地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中央政令又无法在这些地方施行。因此汉武帝为了巩固西汉政权，缓和阶级矛盾，采取了“强千弱枝”政策，继续对诸侯王进行打击和削弱。手段有二：一是采用汉初迁徙的政策来兼并地方豪强势力；二是任用酷吏诛杀豪强，强行制止“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者。

强干弱枝，调整关中与关东地区人口结构，是西汉之初的一项基本国策。

为加强对豪强的控制，汉武帝一方面继续推行汉初以来迁徙豪强的政策，把他们迁到关中，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内实京师，外销奸猾”，做到“不诛而害除”。

西汉初期，娄敬向高祖刘邦建议迁徙六国强族、豪杰于关中地区，可使“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可是由于汉初禁网疏漏，减轻刑罚，地方豪强仍然大有发展之势，各地出现了一批横行霸道的地主恶势力，横行乡里的强宗豪右和地方官僚。他们有的勾结诸侯王，利用封建宗法关系，拉帮结伙，招纳宾客，“权行州城，力折公侯”，独霸一方。这种现象的出现必然不利于中央集权统治，危害国家政策的施行和社会安定。

因此，汉武帝即位后，立即采取了主父偃的建议，“天下豪杰兼并之，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据《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从高祖徙六国强族于关中开始，“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朝结束，迁徙关东六国强族豪杰、高资富人于关中共有八次之多。其中高祖一次，武帝三次，昭帝一次，宣帝三次。诸帝把这些移民迁去关中后，政府还要关照其生活，“赐钱、田、宅”。其中还有不少人成了汉政权的支持者、拥护者，他们摇身一变成了这个社会的坚实的基础。

据有关文献记载，汉武帝在位期间及其以后的一些重要官员都是从这些移民后裔中选拔出来的。如：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人，后家徙茂陵，先后为江都相、中大夫、胶西相。爰盎，其“父楚人，因为父为群盗，迁至安陵，文帝时爰盎先后为陇西都尉、齐相、楚相。冯唐，祖父赵人，汉初徙安陵(惠帝陵墓)，景帝时冯唐为楚相。杜周，原籍南阳杜衍，武帝时徙茂陵，先后为廷尉、御史大夫。田延年，齐诸田后裔，后被迁至阳陵(景帝陵墓)，为霍光器重，昭帝时先后为河东太守、大司农。”

这五个人都是武帝从关东迁徙至关中地区中的地主豪强势力中挖掘出来的，他们都因武帝等人的赏识，而身居高官。汉武帝之后，这种现象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仅从关东徙至昭帝杜陵后做了高官的就有杜延年、尹归翁、朱博、韦玄成、韩延寿、张敞、张安世、萧望之、王商、史丹、冯奉世、赵充国等人。

西汉政权把关东地区的豪强、高资富人等徙至关中以后，这些人大部分都转化为维护汉政权统治的社会基础。这一点可从行政官僚和军事上的都督尉等官员的出身可以看出。这些人迁到关中后，使得关中地区的劳动力、经济实力均得到了显著的增长。事实证明，汉武帝“迁豪强”这一政策在加强中央集权、强干弱枝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汉武帝打击地方豪强的另一种手段就是任用酷吏对其进行诛杀。这其中有几个比较典型的事例，让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宁成在景帝在位时就是个有名的酷吏，家居南阳穰(今河南邓县)，景帝曾任他为济南都尉。宁成与济南郡守郅都交好。后来，因长安宗室犯法颇多，难治，景帝便任宁成为中尉负责首都长安的治安。宁成执法严酷，竟使得长安城内“宗世豪杰人皆惴恐(恐惧地发抖)”。

汉武帝即位后，宁成擢升为内史。后因宁成受外戚指斥，被判受刑。宁成以为既然这样，自己便无什么仕途可言，于是，便解脱刑具，出关归家了，声称“仕不至二千石(郡守)，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后来，他通过货物买卖，“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几年后，他被赦免，又“致产数千万”，“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最后，南阳太守酷吏义纵上任后，看其嚣张，“破碎其家”。所在同郡的孔、暴两家豪强均受到牵连，也都逃亡到了外地。

义纵也是武帝时期的酷吏。他是因为精通医术的姐姐被汉武帝母王太后宠信后，才得以步入仕途的。步入仕途的义纵在当长陵和长安县令时因执法不避贵戚，依法收捕了王太后外孙(即汉武帝的姐姐修成君的儿子)而出名的。汉武帝看他忠诚能干，擢升他为河内都尉。义纵到任后，则“族灭其豪穰氏之属(穰氏一类人)，河内道不拾遗”。

汉武帝曾经多次抗击匈奴，每次出兵都是从定襄郡出发的，由于当地社会秩序混乱，汉武帝任义纵为定襄太守，维持当地治安。

义纵到任后，看到定襄狱中犯重罪当死的有两百余人，而来此探望他们的宾客、昆弟又有两百余人。义纵按照汉代“为人解脱，与同罪”的法律政策，把这些探望的人以“为死罪解脱”为罪名统统逮捕。时辰一过，义纵便把这四百多人一齐处死。由此“郡中无不寒栗”，那些与豪强交结、并犯有罪恶的人也都老老实实地夹起尾巴做人了，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

治法严厉的酷吏又岂止义纵一人，王温舒也是与义纵同一时期的酷吏，他以治狱为迁尉下属的官吏，后来又作了张汤的部下，升为御史，后为广平郡(今河北省鸡泽东南)督尉，最后擢升为河内太守。

王温舒在广平郡当督尉时就知道河内有不少“豪奸之家”，所以他到河内后，刚一上任就准备了从河内到长安的驿马50匹，“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同时上书请示处理“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农产全部没收偿赃。由于事先备好了驿马，所以这次从上奏到审批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就办妥了。皇上的奏折刚一下来，王温舒这边的大铡刀就砍下去了。这次行动突出的就是一个“快”字，叫那些还想托关系、走后门的人根本来不及走动，因为礼还没有备齐，这边人已经死了；这次行动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杀人之多，“至流血十余里”。经过这次打击，河内治安明显好转，“郡中无犬吠之盗”。

在汉武帝打击地主豪强的事例里，还有一件特殊的事情，这就是诛杀大侠郭解。

郭解，河内轵县(今河南济源县)人。郭解的父亲曾经就是一位大侠，可是在文帝时就被诛杀了，因此郭解从小便养成了一种残忍的性格。郭解虽然身材不高，但是有股子干劲。在他年少时就杀人很多，他既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也能把刀插在朋友的肋上。他还屡屡窝藏亡命之徒，私铸钱币。情急之时，他还会偷掘坟墓盗取殉葬财物。如此一个无恶不作的江湖浪子，官府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可能是郭解运气好吧，一遇到官吏追捕，形势紧急的时候。他总是能顺利逃走。有一次好不容易抓到了，可又赶上皇帝大赦天下，无奈又把他放了。

郭解长大后，行为上有了些收敛，不再那么狂妄了，言行上注意以德报怨，常常给人以无私的帮助。有时救了人，也并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但是这仍改不了他内心的狠毒残忍。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把关东的一些豪强迁往茂陵，郭解一家本来是达不到迁徙中所规定的标准，但是当地的官吏们都想让这个“惹不起，但还躲得起”的“浪子”离自己远一些，后来，将军卫青还替郭解说话：“郭解家中贫寒，根本够不上迁徙的标准，还是让他留在当地吧。”汉武帝想了想，摇了摇头说：“一介草夫竞能让将军替他说话，这就足以说明他家不贫，而且还颇有势力。不管怎么样，只要是有势力的，都在迁徙范围之内。”

就这样，郭解全家还是被迁徙到了茂陵。郭解临走时，有人为他出钱千余万，愿他一路保重。

后来，郭解查到，自己之所以被迁徙，是因为轵县杨季主在县里作官吏的儿子把他提名为迁徙人选的。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动手，他哥哥的儿子就已经把这个官吏给杀了。郭、杨两家从此也就结下了仇恨。

郭解到了关中之后，那些关中的豪强们不论是否了解郭解的，都争着抢着要与他结交，都想巴结他。不久，杨季主也被人杀死了。杨家有人上书申告，结果上书的人也被杀害在宫前的阙下。如此猖狂，如何得了，汉武帝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派官吏们去逮捕郭解。这时，郭解也知大事不好，于是把母亲等亲属安置在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后，自己逃亡了。他逃到临晋(今陕西左冯翊境)后才停了下来，想看看形势有无可缓。过了一段时间，还是被官府的人抓到了。官吏对郭解的罪行进行了彻底的追查，结果发现郭解犯的案子，均在大赦以前。

郭解虽然被抓了起来，但是他的同伙却仍然逍遥法外，杀人越货。

河内轵县有个儒生陪同使者一同而坐，其中有人称赞郭解如何仗义，而儒生却说：“郭解专干作奸犯科、违背国家法律之事，他怎么能称得上是贤士呢？”结果，这句话被郭解一伙人听到了。几天之后，人们在街头发现了这个儒生的尸体，不光脑袋与身体分了家，甚至连舌头也被人割了下来。

郭解虽然在狱中，他也不知道儒生被杀到底是何人所为，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必是和他有关联的那伙人干的，如果没有共同的利益，谁会替他杀人卖命呢？官府追查不出是谁干的，只好将郭解无罪释放。就在郭解将出狱的那天，御史大夫公孙弘说话了：“郭解乃一介平民，可是他因一点小事就杀人，进行报复。此事虽然郭解不知道，但是这比郭解亲自杀人还要严重，说明他已经成为地方上的严重隐患，如果不以大逆不道罪判之，今后必将给陛下惹下更大的麻烦。”汉武帝觉得公孙弘说得有理，于是特下政令，诛灭郭解全家，郭解本人被腰斩于城门之下。

汉代打击地方豪强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宣帝时还在执行。宣帝即位时，任严延年为涿郡太守，涿郡有大姓西高氏、东高氏两家，两家横行不法，鱼肉百姓，“宾客放为盗贼”，郡中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不敢违逆其意，只得忍气吞声。“宁负二千石(郡守)，无负豪大家”。盗贼逃入高氏家后，官府的官吏们一看是高府，都不敢登门追捕。

时间久了，路上的行人必须携带弓箭，身带刀刃，然后才敢行走。到了夜间，街上则是空无一人。社会秩序乱到了如此地步，因此，严延年上任后，他开始严治两高，统统将他们送狱收审，连夜提审，穷究其奸，后“诛杀各数十人”，使得“郡中震恐，道不拾遗”。

三年之后，严延年升为河南太守，“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由于严延年出色的治理，使得地方上能做到“令行禁止，郡中正清”。

汉武帝时期对豪强的打击，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一种加强中央集权的表现，同时，这项政策的实施也对社会安定、缓和阶级矛盾、削弱地方豪强对农民的压迫、盘剥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打击地方豪强势力是汉武帝维护自己统治的一项不可缺少的措施。

第五节　改革军制

在政治上集权的同时，汉武帝又开始在军事上进行集权。汉制规定：男子在弱冠之年至56岁期间，服兵役两年，称为正卒。一年在本郡，另一年屯戍京师。在地方上，军事上由郡尉或王国中尉主管，他们统率本地的士卒，进行军事训练。皇帝发派国兵时，用铜虎符为验，无符不得发兵。在京城驻有南北两军。北军守卫京师，士卒多由三辅选调，由中尉率领，南军保卫皇宫，卫士多由三辅以外各郡国选调，由卫尉率领，南北二军军力都不大。按照这种军事制度，军力分散于全国各地，京城无重兵，这无法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因此，必须扩充中央兵力，建立由中央随时调遣的军队。

当时，全国的兵权都由政府掌管，军衔等级最高的是太尉。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太尉，金印紫绶，为军事统治的最高行政长官。孙星衍集校的《汉官》引《汉官目录》提道：“太尉身居高职，分管太仆、光禄勋、卫尉。

天下有武事，太尉官置，无武事则罢。”

汉高祖刘邦统治时期，任卢绾、周勃为太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击英布后罢省。汉惠帝时仍旧任周勃为太尉。后来，文帝又立周勃为丞相，灌婴为太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前)罢省。到了景帝在位时，任周亚夫为太尉，击吴楚，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罢省。

太尉就是丞相的左右手，帮助丞相管理全国的军政。《汉书·文帝纪》有所记载，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罢太尉官，属丞相”。《循吏传》也有记载，黄霸荐史高可为太尉，宣帝派尚书召问黄霸：“太尉官罢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兴文也。”由此可知，兵权是受国家政府所管制的，只有在有战事的时候，兵权才交给太尉，平常无事的时候，兵权归丞相府，天子并不直接统领军事。

争强好胜的武帝本来就喜欢大兴武事，所以握有兵权的太尉一职自然不能空缺，可是现在竞罢免了，可见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要夺兵揽权，把军队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他把只有行军作战才有的将军一职定为固定官职，置大将军、骠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等职位，并提高他们的官职，大将军位于丞相之上，成为比太尉还要高的官员。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将军制进一步改革，对军衔官职的地位进一步明确，如：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但是大司马并无印绶官属，不开府治事。因此，武帝把这些将军们人官侍中，加授官职，如此一来，将军成了自己的内臣，这样调用起来就更为方便了。军事的控制权这回彻彻底底地脱离了丞相系统，完全归属于皇帝。

武帝进行军事改革的另一项内容就是增添军事机构，扩充军队，这几乎是与裁夺丞相的兵权同时进行的。

秦汉时期的军队机构大体由政府系统和宫廷系统组成，政府系统是负责保卫国家的安全，如有战事，中央政府负责出兵作战；而宫廷系统的职责只是保卫皇帝及其宫廷内部的安全。武帝首先从宫廷内部系统抓起，他先是扩建了一支宫廷禁卫军。

宫廷禁卫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南军，南军都是由距离天子较远的外层军事机构构成，由卫尉掌领，主要由卫士组成，负责宫门及诸离官庙寝园的安全。当然还有长乐、建章、甘泉卫尉掌管的卫士，都举守其宫。

另一部分称为内层，指天子身边的常备军，随时听命于皇帝的调遣，即光禄勋所掌的高级侍卫队诸郎。

郎直接负责保卫皇帝的个人安危。郎又分为议郎、中郎、侍郎、郎中。需要指出的是议郎只是作为文职出现，并不负责武事的管理。据《后汉书·百官志二》中记载：“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唯议郎不在直中。”看来，郎的职责要比卫士重要得多，卫士一般只负责殿外宫门的安全，而郎却宿卫于殿门宫内，作为皇帝的贴身保镖，责任重大。

正因如此，郎的身份和地位自然也要比卫士的地位高得多。卫士只是由一般兵卒组成，而郎天天围着皇帝转，且有官禄。议郎、中郎俸禄六百石，而待郎俸禄四百石，郎中俸禄三百石。如果不是身兼要职，皇帝怎能对他们如此的看重。主管郎的机构为郎署。署又分为三个层次，主署军职分别为五官、左、右中郎将，领中郎，俸禄二千石。据《汉官仪》记载：“郎中令属官有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日三署。”次署为车、户、骑三将，俸禄千石，统领郎中。虽然五官左右中郎将、车户骑三将的地位比郎要高，但是他们同样是皇帝的亲兵、家将。因此，“三署郎见光禄勋，执板拜；见五官左右中郎将，执板不拜。于三公诸卿无敬”。说明郎官的地位还是比较特殊的。

郎的人员数目已经扩充至千人，可是武帝并没有因此停下军制改革的脚步，他又在光禄勋内增设了高级侍卫队期门、羽林与羽林孤儿。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初置期门，掌执兵送从，比郎，无员，多至千人。”《汉书·东方朔传》中也有记载：“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期门的人员都是由擅长武艺的武林高手组成。

武帝设置期门仆射，俸禄千石有余，统领期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初置羽林，掌送从，次期门，称为建章营骑，后又更名为羽林骑。羽林这一名称的由来也有多种说法，有人说是他们像天上羽林之星，所以称之为羽林；也有人说它驰骑如羽之疾、人数如林之多，因此，得羽林之名；还有人说因为它是天子的羽翼，所以称为羽林。总之，不一而足，无法定论。羽林还有一个别名，称为岩郎，岩郎的意思无非是说它御侮严厉。

武帝把那些从军牺牲者的子孙收养于羽林，号称羽林孤儿。派专门人等训练他们弓矢、殳、矛、戈等兵器的使用。本来羽林就分有令丞、左右监等派别。左监统领羽林左骑800人，右监统领羽林右骑900人。因此，羽林孤儿的人员更是无数，父死子代，子承父业，置令统领。据《汉旧仪》记载：“诸孤儿无数，父死子代，皆武帝时从军死，子孤不能自活，养羽林，官比郎从官，从车驾，不得冠。置令一人，名日羽林孤儿。”

可见，羽林孤儿带有优恤从军烈属的性质。

作为执宿卫的皇帝亲兵、家将，诸郎、期门、羽林自身都有严格的规定。如：诸郎出身必须是优秀良将之才，而期门、羽林也必须是选自三辅六郡良家子弟。据《汉书·东方朔传》中所载，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微服私行，诏令“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汉书·地理志》中也有提到：“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矣。”

颜师古注：“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据贺昌群先生考说，良家子，又可称为良民、良口，实为没有市籍，也没犯罪记录，并且不是奴产子、七科谪的家世清白之民，自由之民。日本学者好并隆司《秦汉帝国史研究》也同样认为，良民，居闾右，有爵者。只有那些出身良家，且具备善骑射、能力过人的人，才能选人期门、羽林。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出于自身的不安全感，所以武帝才对高级侍卫队的身份做出严格的规定，以加强侍卫队的可靠性。《补汉兵志》有所记载：“汉用六郡良家补羽林、期门，盖三辅、园陵赖为藩蔽，故取其子弟以备宿卫。”

在增设郎、羽林、期门的同时，武帝又增设了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置副马都尉，掌副马。这些都是一种军制改革，加强集权的表现。

不仅如此，武帝还建立了一所自己的军事高校，这就是高级侍卫队。高级侍卫队成了诸郎、期门、羽林的培训基地，使以上那些部门的人员得到了有效地补充和缓解。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人才储备处、输送站。

光禄勋岁尾考核这些人的品行与能力，挑选出精明强干之才加以培养，使之成为一支绝对忠诚天子的军事后备军团。当前方人员出现紧缺之时，武帝便把他们输送到屯兵所、战场、边郡、远城，担任将校，统领军队，一展宏图，为皇权效劳。

当时，出自光禄勋所领宫廷军事系统的诸将、校尉，还有边郡太守有很多人，较为有名的有：卫青，出身羽林，选任车骑将军、大将军；大将霍去病，以侍中选任骠骑校尉、骠骑将军；李广出身郎、骑常侍、骑郎将，迁未央卫尉、郎中令，选任骁骑将军、上谷等七边郡太守；公孙敖以骑郎，迁太中大夫，选任校尉、中将军、骑将军；张骞，以郎迁太中大夫，而任校尉、卫尉，封博望侯；李椒，以郎出任代郡太守；李蔡，以郎出任代相、轻车将军；程不识先为太中大夫、长乐卫尉，出任边太守将屯兵；李陵以侍中建章宫，选任骑都尉；李敢，以郎从骠骑将军；苏武以郎、中郎将、侍中，奉节出使匈奴；苏贤，以郎选任骑都尉；苏嘉也出身郎，选任奉车都尉；赵充国，以六郡良家子补羽林、中郎，选任车骑将军长史；荀彘，曾为侍中、御车，选任左将军。

武帝不仅通过对高级侍卫队的扩充和建设，使自己掌握了强大忠诚的常备军，而且还通过外放为将校的方法，加强了对封建王朝的统治，这不能不说是一招妙棋。

宫廷系统的军事机构已经设备齐全，剩下的就是完善政府军事系统了。首先，武帝开始着手扩建政府军。政府军如果按兵种来划分的话，可分为材官、骑士和楼船等几大部分。如果按驻守地区来划分的话，可分为另外的三个部分：一是中央军，负责驻守京师、三辅；二是地方军，负责守卫全国郡县；三是边防军，也称屯田兵，负责驻守边疆。

“三辅之兵，中尉主之。中尉，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常以缇骑二百人巡京师”。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更名为执金吾，职掌领禁备督捕三辅盗贼，徼循京师官外，与卫尉相表里。皇帝出行，负责皇帝的安危，如有不测立即进行保护。人员上划分，可分为两丞、侯、司马、千人。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四令丞。都船、武库有三丞，中垒有两尉。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在中尉下增置左右京三辅都尉、都尉丞各一人分掌三辅。三辅都尉、都尉丞兵卒都归中尉总领。中尉属官又有式道左右中候，车驾出，掌在前清道，车驾还，至官门，宫门才开。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武帝增置京师城门屯兵，由城门校尉掌领，有司马、十二城门候。武帝又初置关都尉，屯兵守卫三辅重镇、函谷关，以加强京师的守备工作。

这些军队与皇帝的贴身士卫诸郎、期门、羽林相比，距离是远了些，但是并不妨碍武帝对他们的控制。武帝派遣监军御史对这些人进行监控，监军御史作为天子的驻军代表，享有监察权和发兵权，直接控制这些军队的行动。

除在中垒校尉外，武帝还增设了一支七校尉。七校尉，由七种校尉组成，他们分别是：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屯兵，屯骑校尉掌骑士，长水校骑掌长水宣曲胡骑，越骑校尉掌越骑，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虎贲校尉掌轻车，射声校尉掌待诏射声士。以上人等均禄比二千石，有丞、司马。加以中垒校尉，称为八校尉。

中垒校尉并非常备军，而七校尉则是一支常备军。以兵为职，所掌顿屯兵。据《补汉兵志》所载：“中垒校尉所守北军，有事屯兵其中，事已辄罢。”“武帝时有诸校尉，则常屯矣。”“武帝增置七校……盖选募精勇及胡越内附之人，比之期门、羽林，无复更代。而京师始有长从坐食之兵矣。”

可见，七校尉之中的每一个兵种，人数少的也不下于700，多的竞到1200人之多。

七校尉兵与郎、期门、羽林一样都是有宿卫皇宫的职任，但是它还有一特殊职责，那就是在有战事之时，常发七校尉随兵作战，负有保家卫国之责，所以说七校尉实际上是由武帝直接控制的一支特殊的常备军、战斗旅。

汉初军制规定，屯驻在郡国的地方军队为更卒卫士，兵种分别有材官、骑士、楼船等等，郡有郡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把郡尉更名为都尉，掌佐守典职甲卒。国由国中尉掌武事，官禄同郡都尉。郡尉、国中尉对更卒卫士进行指挥，以负责屯守郡国各地的安全保卫工作，使之成为一支合格、标准的地方军。

材官、骑士虽为郡国之兵，但是郡国并不能直接指挥他们，不过是代训而已，并无实权，因此，可以说材官、骑士不过是驻守在郡国的一支中央军，在有战事之时，随时待命出发。据《补汉兵志》记载：“材官、骑士岁时讲肄。然其给事郡国，唯更卒卫士。而材官、骑士，非虎符不得辄发。”

材官为步兵，一般在高原山地等地设置。大抵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巴蜀多材官。骑士，又可称为轻车骑士、车骑，则在平原地区设置。大抵金城、天水、陇西、安定、北地、河东、上党、上郡多骑士。水兵，当然是在江淮一带多水的地区所置。屯驻在全国各地的材官、骑士、楼船员数目众多，队伍庞大。

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派发至陇西、天水、安定的骑士以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共计有十万余人。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造反，派发南方楼船12余万人。以后每年八月，郡都要举行一次军事检阅，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射阵，楼船习战射行船，课殿最，叫都试。太守、都尉、令、丞都要出席都试。

守卫边郡的边兵戍卒，只负责屯卫边疆，并不随军攻战。边郡太守掌管边郡的武事，长史掌管兵马。边郡太守下有部都尉直接统领所部戍卒，“乘障塞，治亭徼”，有东、南、中、西、北部都尉……据《汉书·地理志》所载，朔方、五原、云中、定襄、代郡、辽东有东、西、中部都尉。酒泉有东、西、北部都尉。雁门、上谷、辽西有东、西部都尉。会稽有南、西部都尉。陇西、乐浪有南部都尉。北地、武威、广汉、上郡有北部都尉。西河有南、西、北部都尉。敦煌有中部都尉。每一障塞又设障塞尉，各领守其土，层层相连，地地相通。武帝又增置一支农都尉，领内郡卒屯田塞下，以备寇虏。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武帝又初置典属国都尉，掌管归汉蛮夷之事，以备藩卫，从征伐。在乌桓归汉之后，武帝在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等郡塞外围，又增置了一支乌桓校尉，用于拥节监领。到后来，打通西域之后，又增置使者校尉，为保护西域交通，使其畅通无阻提供了方便。

这么庞大的军事机构，人源的供给自然成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武帝为了不断扩充兵员，维系庞大的军队需要，他对兵役制也进行了改革，重新实行汉初的征兵制、民兵制，而且自己又独创了一种募兵制。

春秋时期的中原地区，统治者们主要根据各家各户人口的多与寡，进行征调。而且只是在有战事的时候，农民才应征入伍，平时则在家务农。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兵役制度中其中一条就是要求兵与农的比例必须保持在一比一，而且服兵役者有明确的年龄限制，当男子到17岁，长为壮年之时便进入服兵役期，即编入国家名籍，准备随时参军。

男子进入兵役期后，每年须在郡县服役一月，因为服役要轮番更替，所以称之为卒更，服兵役的人故而称之为更调卒或更卒。而且每个人一生还要在中央政府服役两年，屯戍一年，力役一年，这称之为正卒。这种兵役制度仅用于平时，如有战事，另行计算。比如：长平之役，年15岁以上者便全部征发。据云梦秦简所载，秦国的民众有许多人当兵不止一次，有人一生竟达五次之多。

后来，这种寓兵于农的征兵制度有了些改进，汉初时，役龄改为年23岁始傅。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又改为年20岁始傅。始傅后，一生为正卒二年，一年为京师卫士，一年为材官、骑士或楼船。这便是最基本的全民军事训练。

当两年兵役期服满后，即从25岁或22岁起，每年要服短期兵役，一是卒更，屯守郡县一月；一是每年戍边三日，虽丞相之子也在戍内。直到56岁，才解除兵役。如果实在不想当兵，更卒可出钱雇人代自己服兵役，这就叫做践更，每月需要支付二千石左右。这么高的代价，又是服役在当地郡中，所以除了实在不想服役的人，大多数人还是出于无奈服役了。戍边人等，出钱三百，便可免除兵役。向官府缴入这笔钱后，可另行雇佣戍者，这种雇佣有戍者叫做过更，雇佣用的钱，叫更赋。践更制与过更制，可使官家豪富子弟免除兵役，因此服兵役者多为平民。

在距离京都遥远的边塞地区，武帝实行兵农合一的民兵制。这项制度由来已久，起初文帝接受晁错建议，迁民于边疆塞外，采取种种的优惠政策，如为他们筑室屋、置器物巫医、免全家赋等，使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不思迁移，这样选常居者，家室屯田，天下太平之时即是民，硝烟四起时便是兵，常年在外，戍守边疆。

这些安居在边塞的居民同样按军事编制制度被组织起来。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挑选有才干的人当选伍长、里假士、假五百、邑假侯等职务，由这些长官负责训练边疆百姓学习骑射应敌技术。

屯卫边民不用给卫士材官，也无须从征攻战。到了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武帝又徙天下奸猾之吏民于边，编人屯田民兵。这种种做法都可解决边境地区兵力不足的问题。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在路博德平定南越的士兵中就有罪人在代服兵役。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昆明造反，武帝赦京师亡命，令其从军。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派遣李广利发天下谪民。颜师古注：“庶民之有罪谪者也。”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又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颜师古注引张晏对七科谪的解释：“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罪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除了七科之外，连豪吏、恶少等全都充军发配了。

其实，与其说七科谪及勇敢士等的征发，是征兵制的一种补充，不如说实为一种征兵制向募兵制演变的跳板。据《汉书·武帝纪》所载，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杨仆、苟彘将应募罪人”。《文献通考·兵考二》也有同样文献，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从征的勇敢士，乃是“选募”入伍。由此可见，应募和选募是与征发七科谪等同时进行的。应募与选募等于为武帝的募兵制开了一个头。

关于应募与选募的对象，据《补汉兵志》中说：“武帝之后，有选募，有罪徒。其选募日勇敢，日奔命，日伉健，日豪吏，日应募，日私从。其罪徒，日谪民，日恶少，日亡命，日徒，日弛刑，日罪人，日应算罪人。”

看来，这些招募对象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贱民，另一类便是强悍之民。他们是典型的职业兵种，与普通服兵役的农民不同，他们一旦入伍，便以行军作战为职业。对于皇帝来说，他们是一支忠诚的皇家卫队，安插在祖国的边疆各地，对国家有很强的依附性，从而使得武帝对全国军队的领导更加强而有力。

汉武帝经过一系列的军事改革，使自己的皇权与军权合二为一。皇权的专制化，使得汉武帝成为全国最高的军事首领。内有宫廷禁卫军，外有庞大的军事集团，前有强悍的应募、选募兵，后有充足的人员补充。自己运筹于帷幄之中，而决胜于千里之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显威扬名，势不可挡。汉武帝通过对军制的改革，使汉朝的统治更为稳固了，建立一个文治武功的强大帝国指日可待。

第六节　削藩

刘邦统一天下后，郡县与封国并行，除同姓王室外，又封了八个异姓王。八个异姓王封地约占汉朝疆界的一半。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扫平天下后，中央政权与地方诸侯互相猜忌，杀机骤起。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七月，燕王臧荼首先起兵，刘邦亲自带兵平叛。

汉高祖五年冬，刘邦游幸云梦，设计捉拿楚王韩信。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亲征韩王信，韩王信兵败逃往匈奴。

十一年，梁王彭越被灭，夷灭三族。

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造反。

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冬，赵王张耳的儿子张敖被贬为宣平侯。

刘邦又派人攻打燕王卢绾，卢绾败亡匈奴。

7个诸侯或灭或贬或逃，无一幸存，只有长沙王吴芮势单力薄，传至文王无嗣而绝。

铲除异姓王之后，高祖杀了一匹白马，与大臣歃血为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这次他分封了几个同姓王：

楚元王刘交、悼惠王刘肥、荆王刘贾、赵隐王刘如意、淮南厉王刘长、淮阳王刘友、梁王刘恢、代王刘恒、燕王刘建。

据《汉书·诸侯王表》记载：

“自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传，度河、济，渐于海，为齐、赵；煤、泗以往，奄有龟、蒙，为梁、楚；东带江、湖，薄会稽，为荆、吴；北界淮濒，略庐、衡，为淮南；波汉之阳，亘九嶷，为长沙。”

诸侯王占据了全国大片领土，其中，齐、楚、吴封地最大，几乎“分天下半”。

当时，全国54个郡，诸侯国就占39个，仅齐一国就占7个郡，归中央政府管辖的，只有15个郡了。

这样，在西汉的版图上，中、西部的一小半地区听命中央，而北、东、南的大片地区则分属诸侯。

汉高祖原以为依靠亲情和血缘，就可以使基业永固，社稷永存，但是，无情的现实粉碎了他的美梦。

这些诸侯王被分封时，或年岁尚小，或羽翼未丰，不足为虑。

至文帝时，诸侯王势力迅速膨胀，“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甚至“不用汉法，自为法令，拟于天子”，影响了封建统一，削弱了中央集权。

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文帝到太原督战匈奴，济北王刘兴居趁机反叛，拉起了诸侯犯上作乱的序幕。

过了三年，淮南王刘长又反形毕露，在封国内“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自作法令”，驱逐朝廷命官，公然与朝廷抗礼。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刘长绝食，“不食而死”。

中央与地方。朝廷与诸侯的权力斗争，使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忧心忡忡。

贾谊向文帝上《治安策》，痛陈天下形势，危机四伏，“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首列所谓“可为痛哭者一”就是诸侯为患一方。他比喻天下形势，小腿和腰一样粗，指头与大腿一样大，这样比例失调，日常起居都很困难，倘若有一两个指头抽搐，身心都不得安宁，若不及早根治，必然病人膏肓，即使有扁鹊的高超医术，也不能起死回生。

贾谊提出必须立即削弱诸侯势力，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不久，文帝把齐国一分为六，把淮南一分为三。

景帝时期，一场蓄谋已久的叛乱，又以晁错“削藩”为导火线而爆发。

在惠帝、高后时期，吴王刘濞就利用吴地的盐铁之利，招徕天下亡命之徒铸铁、煮盐，坐收暴利。为收买人心，他保护各地逃犯，还替民众出钱代朝廷的徭役，“如此者三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吴国的经济、政治势力直接威胁着中央政权。

晁错深得景帝信任，号称“智囊”，比起贾谊来，晁错是一个强硬派。他看到刘濞“诱天下亡人谋作乱”，日益骄横，反势已成，就上“削藩策”，通过“削藩”引蛇出洞，使之尽早暴露，祸患反倒小点。“今削之亦发，不削亦发。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刘濞见朝廷“削地不已”，先后串通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诸侯密谋叛乱，叛军打着“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向长安进军，史称“七国之乱”。

就在前方战火纷飞、兵连祸结之时，吴相爰盎求见景帝，说他有妙计，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平叛。焦急万分的景帝请他速速道来。

爰盎眉飞色舞道：“吴楚反叛，皆由晁错削藩引起，当今之计，只有发使赦免七国，复其故地，则兵不血刃即可罢战。”

聪明一世的景帝，急于求成，竟然糊涂一时，表示不因为爱一个人而得罪天下，把尽心竭力、“尊天子，安刘氏宗庙”的晁错腰斩于市。

晁错死后，景帝内心虽有内疚，却平静了许多，坐等吴楚收兵，不想从前线回来的人告诉他，吴楚之乱，目的绝不仅仅要“诛晁错”。杀死晁错，是天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