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伊朗：不只是伊斯兰

约公元前549—前529年

居鲁士建立波斯帝国，开创阿契美尼德王朝。

公元前330年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

636年

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伊斯兰教传入。

1220年

蒙古人入侵。

19世纪初

伊朗、阿富汗成为俄英博弈的战场。

1890年

纳赛尔丁国王向英国商人出让全国烟草专卖权，引发宗教力量与巴扎商人联手抗议。

1908年

英国人在伊朗发现石油。这是中东石油资源首次被开采利用。

1926年

军官礼萨·汗黄袍加身，开创巴列维王朝。

1963年

礼萨·汗长子巴列维国王实行亲西方政策，石油美元收入滚滚，国内依靠秘密警察加强监管。

1979年

巴列维国王一家出逃，伊斯兰教士霍梅尼回到伊朗，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980年9月

两伊战争爆发，伊朗陷入8年苦战。

1989年6月3日

霍梅尼去世，哈梅内伊继任最高精神领袖。拉夫桑贾尼出任总统。

1995年

美国指责伊朗从事“恐怖活动”并秘密发展核武器，由此实施经济制裁。

1997年

改革派哈塔米赢得总统选举胜利。

2005年

保守色彩浓重的艾哈迈迪·内贾德赢得总统选举。对西方态度强硬，坚持发展核技术。

2007年

美国对伊朗进行更为严重的制裁。

“绿色革命”遭到镇压，内贾德正式就职。

2013年6月

西方制裁步步加紧，伊朗经济每况愈下。支持改革的鲁哈尼在新的总统选举中胜出。

2015年7月

多年谈判之后，伊朗与伊核六方（中美俄英法德）达成历史性全面协议。

主题公园

到处都是领袖像。白胡子的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和花白胡子的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看多了，我竟不记得德黑兰街头还有商业广告。繁华路口，有一幅描绘的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场景，尺寸惊人，几乎把相邻的两栋楼都包了进来：惊涛骇浪的漫天怒潮之中，万众坚毅前行，将领袖像捧在胸口。文字说明：“众志成城，劈开大海！”听说有伊朗人从画中看到了自己，但革命那年他还没出生。想来画师真是费了功夫，拿活人相片比照画的。又或许说明，不管生于哪年，今天的伊朗人仍然活在1979年。

当时，伊朗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改革已经推行了15年。改革初衷，字面上看都是好的：穷人有地、国家富强、实行民主。但是王室腐败、监督不力、措施过激，良好意愿溃败，民怨沸腾。极具煽动力的布道者和国王最坚定的反对者霍梅尼，在那年2月以革命领袖身份回国，巴列维出逃，伊朗变幻了政教合一、伊斯兰共和国的旗帜。

今日德黑兰街头，1979年主题的延续是两伊战争。1980—1988年，伊朗和邻国伊拉克打了8年仗，手段惨烈无度，牺牲60余万人，最后以各自宣称胜利结束。近30年过去，首都仍随处可见死难者像——这里称他们为“烈士”，意思是“为真主赴死的人”——电线杆上，房子外墙上，涂料画的，马赛克拼的。画像多为成年男子，也有婴孩，眼睛像无底黑洞，逼视行人。

“两伊战争对伊朗，相当于中国的朝鲜战争。”一名常驻当地的中国记者分析说，都是新生政权第一次遭遇对外战争，必倾性命一搏。霍梅尼曾经流亡伊拉克宗教圣地纳吉夫。迫于伊朗国王压力，伊拉克总统萨达姆逐他出境。虽转投巴黎，如鱼得水，但革命成功后，霍梅尼没有忘记萨达姆落井下石，而萨达姆更惦记着在邻国政权更迭时乘虚而入。

德黑兰街头，那场战争的绘画生动细腻：伊朗士兵头盔上鲜血殷殷，缴获的伊拉克坦克排开如海滩上的死鱼。去年还有伊朗战士遗骸从边境运回来，提醒人们伊斯兰政权是血与肉铸成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并没有远去。

一

我打算在贯通德黑兰南北的ValiAsr大街上搭巴士，纵览全城。捎我去车站的侯赛因在一家外资机构工作，收入中高。我问他车票多少钱。“这可难倒我了，”侯赛因骄傲地说，“我到哪儿都开车坐车，真的不知道。”

ValiAsr大道笔直如书脊。车行其上，德黑兰就成了一本摊开的书。这条大街最早由巴列维的父亲、老国王礼萨提议兴建，设想它能成为中东的香榭丽舍，直追古罗马的凯旋大道。ValiAsr起初以王室姓氏命名为“巴列维大道”，1979年废除王室之后，改名“摩萨台”，纪念被美国中情局密谋推翻的前总理。但没过一年，“革命教父”霍梅尼抹去了所有国王时代的痕迹，改定现在的名字ValiAsr——第十二伊玛目的一种称呼。伊斯兰教什叶派相信，先知的第十二顺位继承人，暂时隐藏了起来，将在未来某个时刻重临人间。

本该是帝国耀武扬威的大道，却从未迎接过真正的凯旋，而是成了伊朗所有政治运动的中心：集会、游行、庆贺、葬礼，呐喊声、欢呼声、哀号声、枪声……都曾令这条大街沸腾。“革命”在波斯语中的原意为“倾覆、颠倒”。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改革，称为“白色革命”，要把国家原有的生产关系翻个个儿。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又来了一场倒转。也有人说，伊朗的近代历史就是几十年必有一场大变。这种划分虽然算不上细腻可靠，却也可知“倒转”并不鲜见。

平日里，ValiAsr是条普通巴士路线，但也像闲置的舞台，随时等待革命队伍再次浩荡。它的名字又像在期待救世主降临，要挣脱革命的怪圈。

巴士车厢被一条细细的栏杆分成男女区。上来一男一女，手搭在分离栏杆上，含情脉脉聊了一路。车站上下，女士头巾色彩斑斓，流行额前多露一缕，染成金黄或棕红，撩拨风纪警察的底线。或是马尾扎到头顶，拿发卡垫高，头巾松松挂在马尾上，前边的头发空门大开。

初到德黑兰几天，一个风纪警察都没看见。可能因为斋月气氛缓和，也可能因为新任总统鲁哈尼比较开明。当地朋友提醒，这只是暂时怪象——譬如某地暖冬，并不代表那里从来不下雪。但至少可以看到，伊朗人对温暖信号的捕捉极其敏锐。

德黑兰虽不比开罗繁华丰饶，不比伊斯坦布尔开阔洋气，但千万人的都城，也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都市病症也很明显，拥堵、废气、噪声，整座城市灰蒙蒙的，巴士窗外偶尔掠过公园绿地。巴哈广场（Baha Square）可能是个大站，很多人下车，很多人上车。横向街道的名字，往北多见人名：受迫害的教士、反国王的异见者。从这里往南，宗教色彩则越发浓重：“圣城耶路撒冷”、“大马士革”、“伊斯兰革命大街”（原名“国王大街”）……彩色头巾越来越少，直到我身边和站台上几乎全成了黑色。

巴列维国王的父亲礼萨废除了面纱。这位骑兵出身的将军不以伊斯兰教为生活准则，相信伊朗的出路在于全面西化。20世纪初，东方文明国度或主动或被动，认可现代化道路的面貌就是西方化。告别面纱，就是告别过去与落后。

20世纪70年代，在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抗议中，许多城市妇女主动包上头巾——不是因为赞同伊斯兰生活方式，而是表达对王权的不满和对宗教女性的同情。但是她们没有料到，推翻王权之后，戴不戴面纱不再是一个选项——底层宗教热情释放出来，铺天盖地呼应霍梅尼政教合一的设想。

突然，有人敲我的膝盖。对面一个陷在黑色里的伊朗大妈冲我比画：你的领口松了。我微笑感谢她的善意：风纪警察不在，群众高度自律。

一个多小时后，我在“伊斯兰共和国大街站”下了车。不知在哪里付车费，塞给司机，好像才几毛钱。由北到南的巴士线，也是德黑兰由富及贫的渐变线。城南伊斯兰共和国大街比起城北起始站，楼房更密集，商店橱窗更小，满是花里胡哨的廉价小商品，贴满打折的红字。黑袍妇女推着婴儿车进进出出。警车更多了。

墙上标语：“我们永远继续伊玛目霍梅尼领导的革命”、“独立、自由、伊斯兰共和国”、“真主保佑领袖永远健康”……领袖像、烈士像、标语口号，把视觉和心灵围在革命的主题公园里，留在对政权的持续记忆中。

可是，我没有看到2009年“绿色革命”的痕迹。那一年总统选举，决战在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和锐意改革的穆萨维（Mir-Hossein Mousavi Khameneh）之间展开。当局宣布，内贾德赢得超过60%选票，穆萨维得票只有他的一半多，但这个结果遭到广泛质疑，8个月里，400万人先后走上ValiAsr大街，高声质问：“我的选票呢？”他们与警方、革命卫队发生冲突，数十人死亡，约4000人被捕。那是1979年以来，伊朗伊斯兰政权遭遇的最严重挑战。

可是，我什么痕迹都没看到。35年前的革命栩栩如生，5年前的，却不见了。

二

我在伊朗的时候，赶上巴西世界杯半决赛。伊朗人酷爱足球，但是政府有令，不得聚众围观。2009年事件以来，“人多”是个敏感词，足球也变得政治起来。2010年南非世界杯，伊朗国家队球员手腕上缠着绿丝带上场，表达对穆萨维的支持。但既然政府有令，大部分伊朗人就在家关起门看电视。基于伊朗人对“暖冬”的灵敏，我相信必有人“聚众围观”图个热闹。果然，朋友介绍的当地青年晚上来电：“找到了。”

米夏在咖啡馆门前等我。瘦长脸，圆眼镜，一抹忧郁，符合关于文艺青年的普世想象。他正在学习电影导演。

米夏转了好几个地方，才确认这家小电影院兼咖啡厅“有戏”。我们在临街小桌前坐下，先点些吃食。咖啡厅菜谱推介意大利菜，米夏曾经在意大利留学，念着菜谱提醒我别期望过高。没关系，我的心思在看人。环顾四周，景象与街头的庄重肃穆迥然不同：四五张长桌，几个散放的小圆桌，火车车厢式座位上，男男女女紧挨着坐，少数勾肩搭背，情侣互喂意粉。女孩们的头巾，显然比街上又退后几厘米。

窗外就是ValiAsr。我来的路上看到不远处摩托车骑警密集，但置身这间咖啡馆，仿佛外面的世界有个后门，精灵们都躲进来了。

投影屏幕光影离合，借来打量咖啡馆里的人。斜对面桌一个女孩，黑头巾歪到一边，露出发髻上的一朵白花。德黑兰女性爱用绚烂的颜色井喷式表达，黑白配却是少见的优雅。她背对屏幕，跟3个男生坐在一起，笑声响亮，手里一支细细的烟。“我朋友圈里也有这样男孩气的女孩，久了忘记性别，不过，漂亮女孩总是知道自己漂亮。”米夏也在打量那个女孩。

这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由荷兰对阵哥斯达黎加。伊朗世界杯转播尽显本地特色。中途插入巴西风景，很可能是切换了袒胸露背的外国女球迷。中场休息不播广告，阿訇诵经接管屏幕。头上戴花的女孩招呼我和米夏坐过去。她叫达拉，24岁，从美国回来休暑假。咖啡馆是坐在她身边的那个光头开的。“她从前讲英国腔调的英语，现在改了美国口音。”光头说起达拉一脸仰慕。“是波特兰口音。”达拉吐了个烟圈。

她从小跟父亲讲英文，正是这个习惯招惹了麻烦。“绿色革命”期间，她几次跟着朋友上街。最后一次是参加一个学生的葬礼。“在我前面，就这么远。”达拉比画说大概有50米，一个男人“嘭”地脑袋开花，“like pink mist”（像是团粉红色的雾）。她和朋友躲进路边餐厅，父亲刚好打来电话，达拉惊魂未定，颤抖着答了一句“I am fine，I will be home in no time”（我没事，马上回家），结果被旁边便衣听见，怀疑她是外国间谍，抓进监狱关了7天，直到他们发现她“谁也不是”。出狱后，达拉跟一个在美国的伊朗人结了婚，不久便定居到了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一座200万人口的城市。

光头向我介绍，咖啡馆里都是熟客。身后那桌，一个男生顶着非洲“爆炸头”，茂盛得旁若无人。另一个留长发扎小辫，过时艺术家范儿。第三桌都是德黑兰大学学生，学艺术、哲学、社会学、工商管理的……女生面对面坐在中间，男生围拢在两旁。咖啡馆里的人无一例外都参加了2009年抗议。

绿色革命展区在这里，活的，我心想。艾哈迈迪·内贾德担任总统的8年，于眼前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是漫长的灾难。经历了前总统哈塔米时代的开放，社会气氛突然收紧，更严厉的国际制裁损害了日常购买力，更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其实，内贾德并非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最初中意的对象，但他与革命卫队、巴斯基（伊朗民兵、便衣组织）关系密切。内贾德在担任地方官员和德黑兰市长期间，曾把大批建设工程项目承包给革命卫队，当哈梅内伊内定的候选人图谱发生变化时，一束光照亮了艾哈迈迪·内贾德。

从1979年到2005年，伊朗总统全是披着黑袍的教士。内贾德却爱穿廉价夹克衫，经常跑到首都以外的偏远贫苦地区，用大老粗的语言宣讲。执政头几年，幸运地赶上油价上涨，“国家的石油收入应该放到穷人的餐桌上”，而这些“穷人”就包括革命卫队和巴斯基家庭。他以分发现金的方式改善了部分贫困人口的生活，但整体经济欠缺章法，通胀、失业困扰着更多人。

艾哈迈迪·内贾德借助打击社会自由风气，扩大了革命卫队和巴斯基的权力，着装要求更严，言论受到空前压制。爱国主义也被用来挑衅反对者。他积极寻回两伊战争遗骸，特别安置在青年男女偷偷约会的公园和大学校园，多次引发抗议。德黑兰人说，别人“种树”，内贾德“种烈士”。

2009年选举来临，气氛明显有利于改革派代表穆萨维。但是计票过程出现了各种怪象：空白选票、突然禁止逐省统计、一场大面积停电。当街头骚动起来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态支持内贾德。

达拉被便衣当作“外国间谍”抓进去后，单独羁押。囚室很窄，四周都是高墙，只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个小铁窗透进来一点空气。室内总是亮着灯，令她难以入睡。走廊里通宵传来凄厉的哭号，伴随鞭子抽打的声音。“那很可能是放录音，来制造恐怖气氛……我宁可相信是那样的。”

走出囚室，她的眼睛必须被蒙上，双手也要绑在身后。狱卒们咆哮、辱骂着，还有人狠狠踢她的腿肚子，因为达拉穿了一双美国军靴。“那阵子伊朗黑市时兴美军军靴，从伊拉克和阿富汗阵亡的美军身上扒下来的，伊拉克的比较多。”她招惹革命卫队的另外一大嫌疑是，包里有很多香烟，不像好姑娘。其实，那时候达拉还不会抽烟，她和另一个同去抗议的女孩，听说“抽烟可以中和催泪弹烟雾”。

几天后，审讯者改变策略，以“可疑的亲切”姿态盘问：“我们知道你不是伊斯兰革命的敌人，究竟谁派你来的？”在她即将崩溃的时候，审讯者给她点上一支轻万宝路——那是一个星期以来最好的待遇，后来竟戒不掉了。

达拉说起这些事，近乎平静。有时她瞪大眼睛，表现出“怎么可以这样”的愤怒，但大部分时候，更像是讲述一件时隔久远、细节在记忆中固定下来的事情。达拉记忆中绿色革命的终结，是人们“用光了力气”。第二年2月，一场密集警力保护之下，盛大的35周年国庆，荡平了抗议的余勇。

“死亡、监禁、抓捕、殴打，所有这些耗尽了我们的能量。”达拉说。即便是2011年阿拉伯抗议风潮骤起，伊朗也没有重演绿色革命。桌上其他人纷纷点头。人心疲累，现在学生们在一起不大谈论政治。瘦黑寡言的萨满是德黑兰大学的学生，他明天要在这个小电影院，为他的观念摄影展揭幕。宣传单上印着几幅照片：防毒面具、断裂的身体、沼泽中的手臂，逼人的隔离与困惑。我问这些照片的含义，他反问：“有没有注意到街上女孩子戴头巾的方式？”伊朗官方发布的标准方式是盖住头发、脖子和胸部，但姑娘们的日常抗争，就在两三厘米的头发上。警察不管，就往后退，管了就往前拉。“还有，她们会把上衣弄得特别紧。”这下我想起来，曾经在城北商店试一件当地女式衬衣，深蓝色，长袖、及膝，样子很保守，穿上身照镜子却差点笑出声：细细的腰带高高系在胸下。

“In Iran，we don’t say it，but show it.”（“在伊朗，我们不说，只秀出来。”）萨满得意地笑了。

政治抗争平息，他们只为生活中的一点点自由辩护。“爆炸头”不止一次被警察拦下，以致发明了标准回答。警察问：“干什么的？”答：“话剧演员。”“演什么？”“一棵树。”有次一个年轻警察跟他聊天，说不喜欢这份工作，月收入不到100美元，还觉得爆炸头蛮好看。

扎小辫的舞台剧导演，为这过时的艺术家发型蹲过几天监狱。最近他排了一出剧，按达拉的说法，“分明是舞蹈”，但不能叫“舞蹈”，因为伊斯兰政府严禁跳舞。“小辫”改了名字叫“韵律活动”，希望掩人耳目通过审查。当他们议论政府管制的愚蠢时，脸上会露出兴奋之色，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苦闷和无奈，但也夹杂一丝游戏的快乐。

我问光头为什么敢聚众看球，他指指角落里一个背对大伙、逆着光吃比萨饼的老头：“他负责跟警察搞关系。”咖啡馆惹过很多次麻烦，关门，抓人，久了却打通了警民关系，缴点保护费，互守默契。光头说，今年世界杯期间，新任总统允许公共场所经营时间从午夜零点延长到凌晨4点。“4点，球赛刚好结束。”他迅速领会政策。

看球，本来也不是目的。咖啡厅里的人玩手机，玩填字游戏，聊天取乐，为的是享受凌晨不回家的自由。当比赛越来越精彩，他们才放下手机，停了游戏，“哎呀——”“哦——”，惊叹声像只气球，在人们头顶掂来掂去，此起彼伏。

最后，荷兰点球淘汰哥斯达黎加。米夏和“爆炸头”高举双臂唱起歌来，光头提醒他们小声点。本不相识的人们互相拥抱道别。到门口，女孩们各自整理头巾。街上的车，比我来的时候更多了。

三

达拉和米夏是德黑兰艺术学院的校友，但不同级。达拉念的是“大型纪念碑”专业，如果不出国，可能要为伊斯兰政权设计“丰碑”。到了美国以后，她被波特兰的西北太平洋艺术学校录取，研读艺术批评与研究，还兼职为初到美国的伊朗难民做翻译。

美国人介绍达拉时爱说：“这个姑娘为了信仰勇敢斗争，终于抵达美利坚。”可是达拉并不认同自己是什么“英雄”，只是“出现在错误的地点”（被便衣听到电话）。以美国公民身份出入德黑兰并非难事，她说，好多伊朗毛拉（泛指“宗教学者”）、政客、富商的孩子都持有美国护照，国籍不会成为不能入境的理由，只要你“不惹事”。

自2011年离开后，她曾两次回国，这里有她爱的父母、弟弟和朋友们。这次她回来住两个月，我们见了好几次面。其中一次，应我的要求，去Golestan商场转转。那里离达拉父母家很近，有她少年时的回忆，也是伊朗经济发展地标。商场的波斯文名字，中文译作“玫瑰园”，一度是德黑兰乃至伊朗全国最出名的消费场所。

玫瑰园正式竣工还是在两伊战争之后，但“商场”概念的引入者，却是末代国王巴列维。他希望借此打击巴扎商人与伊斯兰教士的势力。“巴扎”指的是中世纪以来中亚、北非的集市，不仅仅是贸易场所，更是当地商人、手工制造者和银行（或借贷者）的一张关系网。在伊朗，巴扎控制着国内三分之二的批发销售，也把持着本地毯子和坚果的出口。巴扎商人自然不喜欢外国商品进来竞争。国际封锁伤害了伊朗产品外销，但实际效果又保护了巴扎商人在国内的垄断。

几个世纪以来，巴扎商人捐钱给教士，教士们负责将伊斯兰教义解释得有利于他们的生意和生活模式。很多清真寺就建在巴扎里面。“金钱与教义”结盟，在1891年发起“烟草抗议”，抵制吸食英国商人专营的水烟，在1905年参与立宪革命，削弱国王特权。而在1979年反对国王的革命中，这种联盟的效果更是决定性的。

生活在瑞典的伊朗学者沙赫拉姆·霍斯拉维，大约10年前曾考察过玫瑰园商场，他指出这个商场与巴扎在任何层面上都是对立的：商场里卖的是外国时尚，没有礼拜场所，有的是西式咖啡馆、翻版洋快餐厅和网吧，消费者也是“西化的中产家庭”。玫瑰园经营者倾向于伊斯兰政府中的改革派，2001年改革派总统哈塔米连任时，整个商场还打折庆贺。总之，商场卖的是跟传统割裂的生活方式，赚的是不经巴扎商人之手的钱。

我和米夏到得比达拉早，便四下转了转。商场是一个4层的土黄色建筑，内里装饰、墙砖还有几分巴扎的影子。中庭有一个小喷泉，水柱指向霍梅尼与哈梅内伊的标准挂像。米夏一进门就撞见熟人，那个女孩的彩色头巾下是齐耳短发，还大胆染成了白色。中庭也有不少黑纱遮盖全身的女性和她们的丈夫，在围观索尼手机和电视机的演示。看起来，这里与霍斯拉维10年前所见，发生了一点变化：伊朗整体经济在发展，所谓“西化”和“传统”生活方式不再是井水不犯河水，在这家商场里，变成了统一在伊斯兰领袖监管之下的“莫非王土”。

连排的名表店门口，商业世界更加和谐：乔治·克鲁尼为欧米茄做的广告海报，尺寸跟领袖像差不多。美国影星和伊朗神学领袖，在消费主义屋檐下奇妙共处。

2012年，新一轮制裁出台，欧洲和美国企业全面停止了与伊朗的生意，玫瑰园里看到的任何西方舶来品都来路可疑。名表店门面很小，我撇下米夏自己走了进去。一名蒙黑纱的妇女面前摊开一排金表，左挑右选。店主热情招呼。我问：“这些表是从瑞士来的吗？”“当然。”他手指关节轻叩玻璃，指点着琳琅满目的货品。

我的好奇战胜了理智：“不是有制裁吗？手表怎么来的呢？”老板笑意冻结，直视着我。我知道该走了。

推门出来，达拉正站在喷泉前等我们。她穿着湖蓝色的长袍，配同色耳环。听说了表店经历，她瞪大眼睛：“你去问店主？他当然不会告诉你都是走私来的。”

玫瑰园商场里，乔治·克鲁尼的广告海报，尺寸跟领袖像差不多。美国影星和伊朗神学领袖，在消费主义屋檐下奇妙共处。

走私在今天伊朗经济的比重难以计算。后来我渐渐发现，iPhone手机在德黑兰很普遍，街上还有苹果专卖店，仿佛整个从美国加州钻地道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店员穿的也是蓝色T恤，胸前悬挂白色卡片。但谁都知道，苹果和伊朗尚未“建交”。倒卖外国产品的走私生意，经手者很可能是掌握特权的革命卫队，也可能跟巴扎商人有关。钱，令政治界限模糊，利益图谱变得复杂。

走私生意满足了封锁之下的伊朗人对外来物质的极度渴望。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些人制造了封闭，再从封闭中牟利。他们要证明自己比国际制裁更聪明。玫瑰园满眼熟悉的国际品牌，从日常用品到奢侈品。一家皮具店橱窗，醒目摆着路易威登最新款大红色皮包。我鼓动达拉问价，小贩眼露金光：“两百美元，最好付美金。”显然这个价格不可能是真货。

在这里，原装品牌、仿冒货混杂呈现。事实上，在德黑兰，钱几乎能够买到一切，禁止的不禁止的，合法的违法的。来伊朗前，我问一个刚刚生了孩子的当地朋友，是否需要从香港买婴儿用品。谁知她家对面就有两家欧洲名牌婴儿用品店。那位酷爱中国的朋友，只请我捎了瓶酱油。

两伊战事消停后，伊朗经济开始复苏并不断增长。在内贾德执政期间，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也是到了2012年西方猛下制裁后，才第一次出现负增长。过去20年，领袖画像没变，伊朗人的物质生活与时俱进。

米夏记得，真正把伊朗人和世界拉近的是卫星电视。几乎每个家庭都花不多的钱（100美元左右），“违法”装了卫星电视。法不责众，当局似乎放弃了追查。有一次，社区警察不知怎么知道了米夏的父亲会酿私酒，暗示要来尝尝。父亲心领神会，把他领到家中。“警察直奔酒坛去了，旁边就是卫星天线，他视而不见。”伊朗人对外部世界的信息并不陌生，但这更激起了他们真实地去触摸世界的欲望。

“你想不到他们会托我从美国带什么。”达拉每次回国，朋友们点名要的是“真的星巴克纸杯、原装可口可乐”。玫瑰园商场有店铺卖仿制的星巴克马克杯，被当作高档工艺品摆在黑丝绒软垫上展出。而伊朗的可口可乐，来自1979年美国人落跑时留下的配方和工厂。“见过世面”的米夏讲了一个更好笑的故事：他在意大利的时候，接待过父亲的同事和他的儿子。这对伊朗父子每天都点名要吃麦当劳。“我劝他们意大利菜好吃，但他们只想吃麦当劳。”一次去乡村，没有麦当劳，不得不吃了一回当地餐。伊朗父子承认非常美味，可是第二天回到城里，他们又要求吃麦当劳。米夏很生气，当真实世界摊开在眼前，伊朗老乡竟执着寻找臆想中的那一个。他们对那个世界的想象相当狭隘，缩小到美国，缩小到美国流行文化，缩小到芝士汉堡。

我们跟着达拉转到玫瑰园二楼，身后传来一阵上海话。我喜出望外，上去用乡音跟3个中国人搭讪，他们竟有些警惕，点头哈哈，边说话边后退。后来听说，这一区附近有一些中国国有企业。欧美公司撤出伊朗后，市场自有人填补空白。目前伊朗石油出口的主要买家是：中国、印度、土耳其、韩国和日本。

国企的中国人喜欢在伊朗买手表，水货价格有时比欧洲原产地还便宜。美国制裁伊朗银行对外交易，地下钱庄应运而生。伊朗巴扎还撞上了中国小商品冲击：市场里花花绿绿的紧身裤袜，林林总总的小家电，摊主会用中文告诉你：“义乌。”制裁下的伊朗人，还在臆想美国，而一回头，中国已近在咫尺。

达拉父母住在商场附近一个富裕社区，名字叫“小西方”，是巴列维国王时代建的，有意仿造了美式住宅风格。1979年，伊斯兰政府将其改名为“小圣地耶路撒冷”，但民间叫法怎么也拗不过来，还是“小西方”。达拉的父亲是材料工程师，早先为一家英国公司工作，发明过一项专利技术。1979年革命后，伊斯兰政权要求他提供这项技术，他起先拒绝了，还因此坐了几年牢。达拉的母亲生于优渥家庭，从小跟着外婆去柏林度周末。改朝换代之际，旧时代精英很快在政治上被边缘化，能保全生活已是幸运。

少年时，玫瑰园是达拉的乐园，“因为容易逃跑”。风纪警察追过来的时候，钻进某个店铺衣架背后，或者飞跑上四通八达的楼梯。当时，社会上所有地方都成功实现了男女隔离，唯独在西式商场里，很难控制异性接触。达拉还记得这一区少男少女开着家里的汽车出来，摇下车窗相互扔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或是去商场网吧，说好时间一起上聊天室。

现在，商场二楼正对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画像的地方，贴着“免费无线上网”。几乎所有人都能娴熟地使用捷克产的翻墙软件，越过政府在互联网上设置的障碍，连最高领袖本人都在“被屏蔽”的海外社交媒体上开了账号。技术的发展似乎站在了反抗者这一边，但当局并不打算放弃。如果没有特殊软件，直接在伊朗互联网上搜索西方歌曲、电影或敏感政治，都会被立即链接到“伊斯兰政府网站”的主页。有时你觉得伊朗人与外面的世界就隔了一层纸，但那层纸是铁打的。

达拉认出一个穿制服的保安，指着他对我说：“这是个好人！”“哈，我认得你。”保安穆罕默德说起话来左摇右晃。他常替孩子们望风，见到风纪警察进来，就提醒他们“小心”。现在，警察仍然搞突击检查，或敦促保安“自查”。

我们离开玫瑰园的时候，迎面来了一群样貌惹眼的孩子。十四五岁，女生头巾的颜色用刺目的荧光橙，男生头发上似乎打翻了整瓶发胶。擦身而过时，达拉有些嫌恶地说，一看就是来自“小西方”高速公路另一头的一个新社区，大半是革命卫队的新富家庭。内贾德当政后给予革命卫队很多好处，客观上制造了新的富人和中产阶层。

但这些“革命的下一代”，面貌也变了。

走出玫瑰园，天色渐暗。商场外的气氛变得更加认不出来。侧门空地停着一辆崭新的玛莎拉蒂。两人乐队在拐角演奏西方歌曲——平克·弗洛伊德的《愿你在此》（Wish you were here）。这首歌的年纪比伊斯兰革命还大4岁。几米开外，两个女孩的笑声一浪一浪传来。她们化着浓妆，倚在电线杆上，手伸到长袍底下，脱去平底鞋，换上尖细的高跟，不知要去哪里。她们飘过时，空气中留下了浓得化不开的香水味道。

四

仅仅从德黑兰街头宣传画看，这个国家自1979年以来只有两个领导人：霍梅尼和哈梅内伊。事实上，他们的头衔是最高领袖，集宗教与政治权威于一身，而负责国家日常运作的，是选举产生并获得领袖认可的总统。哈梅内伊自己曾经在1980—1989年间担任总统。霍梅尼去世后，他接任了“最高领袖”。

霍梅尼的学生和长期追随者拉夫桑贾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成了哈梅内伊的第一任总统，被称为“伊朗邓小平”。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邓小平”是“市场经济启动者”的代名词。两伊战后百废待兴，拉夫桑贾尼推出两个“五年计划”，对超过1000家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伊朗出现了股票市场、自由贸易区，农业国家开始向工业化转变。

但是，经济转型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企业私有化只进行了一年，就因丑闻频发而暂停，政府介入后，以“革命贡献”分配股权，结果引起一阵混乱。热钱涌入房地产后，德黑兰房价飞涨。拉夫桑贾尼执政后期，又遭到美国克林顿政府经济制裁，改革成果有限。

拉夫桑贾尼奉行的是市场经济，但政治上不做任何开放的打算。1981年，伊朗法律规定可以组建政党，但是在拉夫桑贾尼与哈梅内伊这对组合执政时期，没有一个政党注册获得批准。相反，言论大胆的报纸被纷纷关停。1993年油价急跌，石油工人暴动，拉夫桑贾尼毫不犹豫地以武力镇压。哈梅内伊还支持保守派人士掌握情报、文化、宗教、官方媒体等重要政府位置。

拉夫桑贾尼以革命元老的威信和个人的实干主义风格推行经济改革，难免会遇到意识形态的瓶颈，当私有化触动保守派人士利益时，他们就拿伊斯兰教义来批评改革，但改革也鼓舞了另一部分人。中产阶层正是在那个时候装上了卫星电视，社会风气也逐渐开放。记者顶着言论禁忌，提出“政治改革”，要求减少保守派对社会的干预。他们本来会成为拉夫桑贾尼对抗保守派的帮手。

1997年，拉夫桑贾尼任期结束时，伊朗似乎走到十字路口：继续经济开放，同时松开意识形态管制，还是要回收随经济改善而渐渐流失的政治权威？

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从没说过改革的步子是不是太急，但当1997年总统选举决战在两个候选人中展开时，他公开支持保守派纳泰格·努里（Ali Akbar Nategh-Nouri），努里倾向回归巴扎商人与宗教的结盟。在哈梅内伊的支持下，努里获得了最多的电视宣传时间，一早便开始以获胜者的姿态演说。

另一名冲入决赛的候选人哈塔米，曾经是霍梅尼“钦点”的清真寺伊玛目，同时也是西方哲学学者，担任过记者、报纸编辑，撰文批评伊朗处于10世纪以来的保守，赞扬西方的进步。哈塔米在竞选中，大胆释放政治改革梦想，经常提到“公民社会”和“自由”。他走遍全国与民众见面，青年和妇女都成为哈塔米最忠实的支持者。投票结果是，哈塔米意外大胜，比努里得票多出近5倍。最高领袖接受了选举结果。这时，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伊朗将要进入政治经济齐头改革的时代。

米夏最后一次见到哈塔米，是在德黑兰艺术学院讲演时。台下学生嘘声四起，温文尔雅的总统面色难堪。米夏记得他说：“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在我卸任之后，下一个总统只会更糟。”

哈塔米1997年上任之初，气象一新。他缓和报禁，热烈讨论妇女权益、法治与宽容。哈塔米时代，街上的头巾有了颜色，款式越戴越松。电影人重新开始活跃。米夏记得当时有部电影，男主人公扇了女主人公一个耳光，电影院里有人轻声喊起来：“啊，他们碰到了！”那很可能是伊朗电影史上第一次出现两性接触。

哈塔米还积极改善对外关系。他是1979年革命以后第一个收到欧洲各国邀请的伊朗领导人。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呼吁“文明对话”，两国随后还互相派遣摔跤队进行交流。美国结束了对伊朗经济的制裁，除了关乎巴扎利益的毯子和坚果，伊朗产品也可以出口到西方。

然而，巴扎商人不愿放弃经济特权，保守教士仍然把持高位。哈塔米欢迎外资，但外国公司到伊朗投资困难重重，因为最高法院不肯放松对宪法的解释。与此同时，哈塔米的支持者受到更猛烈的攻击。报纸被关，记者入狱，异见作家被杀。在相关案件审理中，哈塔米向保守势力低头。一家改革派报纸被封，触发学生抗议。警察杀死一名学生，打伤无数。哈塔米起初还谴责警察暴行，但当示威扩大，要求“媒体自由和实行民主”时，哈塔米又改口宣布游行非法了。

哈塔米鼓励人民追求自由，但支持他的人却认为遭到了他的背叛。哈塔米开启了政治改革，但最后却在过于强大的保守势力面前败下阵来。等到2005年他任期结束的时候，改革派支持者早已心灰意冷，纷纷拒绝投票。投票率的低迷，加上选举委员会的刻意筛选，混合着保守和民粹主张的艾哈迈迪·内贾德登上了政治舞台。

五

如果说那家看世界杯的咖啡馆是“后门”，达拉带我去的公园简直就是个“黑洞”——不仅因为天光已暗，而是公园一角，达拉的朋友们面貌奇异。头发染成绿的、红的、紫的，佩耳钉鼻环，还有张开嘴露出的舌钉，胳膊上刺青连片。这个角落，是少年时他们被警察追出商场逃逸的目的地，现在也是他们碰头的老地方。离开这里，他们会披好头巾，穿上外套，尽量扮回“正经”样子。

达拉也发现朋友们的扮相越来越夸张。“可能是社会气氛越来越偏激。”她说最近两次回国，感觉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友善，“经济变差，你必须踩着其他人，才能给自己找条路”。

两个玩滑板的男生迎向达拉左拥右抱，他们是10多年的朋友了。其中一个叫范尔西的男生告诉我，德黑兰第一个玩滑板的人是自己用木头锯出了一块板，但“现在有了好几家进口滑板店”。没什么好奇怪的，想想那家苹果商店。滑板有了，范尔西他们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训练。“德黑兰不是没有滑板设施，但都叫革命卫队的人占了，他们自己玩，不给我们这样的人用。”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联络方式，还工整地附上他理解的滑板运动精神：“爱与和平，尊重全世界。”

这些年轻人都来自中上收入阶层，甚至是保守派家庭。比达拉小几岁的霍尔芭，父亲是牙医兼宗教学者，兄弟姐妹都是“正经人”。但她的黑袍更像是一件女巫的斗篷，头发全部染成绿色，大半露在外面，嘴角一颗小圆钉。几年前，她想在德黑兰组建一支女子朋克乐队，但是凑不齐人。后来她打算去德国学动漫，学了德语，拿下签证，什么都办妥了，但最后父亲却切断了她的经费。在伊朗，得不到父亲或者兄长的批准，女性不得单独出国。飞出去的梦想被一刀剪断，霍尔芭跌落到水泥地上，变成了一棵浑身带刺的仙人掌。为这身打扮，她无数次被风纪警察拦下。在妈妈劝说下，她曾试着穿戴得规矩些，结果浑身不舒服，“那就不是我了”。霍尔芭和男友站在一起让我拍照。男友手臂上爬满刺青，黑T恤衫上印着白色骷髅。他们望向镜头，眼睛里有种奇怪的确定感。伊斯兰革命发生时，这些人的父母还是中学生，而等到他们降生后，睁开眼睛打量周围时，革命与战争都已结束，自己在主题公园与外面的世界之间。

霍尔芭和男友站在一起让我拍照。男友手臂上爬满刺青，黑T恤衫上印着白色骷髅。他们望向镜头，眼睛里有种奇怪的确定感。

跟达拉和她的朋友们在一起，我尽量忍住不要问“下面做什么”、“确切几点钟见”。他们时间概念很淡，不做计划，有时站着闲聊一两个小时，等我问了，他们如梦方醒：“啊，我们还在等人。”德黑兰没有都市生活的紧张感。

这天最后一个到的，是达拉在玫瑰园扔纸条结识的朋友“外星人”。他本来的名字是什叶派救世主“马赫迪”，但他更乐意自称异类。“外星人”的主要时间都用到了滑旱冰上。跟大家打过招呼之后，他钻进汽车换衣服。我以为要换成轻便运动装，没想到他走出来的时候，仿佛是赶去参加婚礼的新郎——白衬衫、小硬领、黑色领结、西裤笔挺。

蹬上旱冰鞋，耳机里播放着《婚礼进行曲》——没别的，他说仅仅是好玩。他喜欢飞快从女孩们身边掠过，引起阵阵惊呼和欢笑。他随时拐进窄巷子，警察也追不上。“外星人”打算出国，可又不清楚出去干什么，英语也不过关，所以只得暂时靠父母度日。他带我们到一条小街，见证他如何在车流中快速穿行。出发前，趁着夜色，他对附近一个监控摄像头伸出中指。

天完全黑了，街道成了真正的乐园。“外星人”踩着旱冰鞋御风而行，汽车头灯在他身后打出金色的轮廓。这一代人早就学会了在革命主题公园里，玩自己的游戏。

站在朋友们中间，达拉的外表是最正常的。没有染发，没有文身，在德黑兰穿着规矩的长袍。可能因为她身在美国，不需要过分表现自己。我问她，留在伊朗会怎样？她笑了：“如果我是个同性恋，就来伊朗住。因为这是最大的禁忌，也就会有最大的快感！”

“嘿，听着，我们要搞派对！”达拉转头对大伙儿喊。她上一次回来的时候，参加了一场（关起门来搞的）比基尼派对。德黑兰没有海滩，但派对着装之火辣，她在美国从未见过。德黑兰的派对比波特兰酷多了。

米夏临时充当我的翻译。当达拉和她的朋友们用英语跟我交谈时，他就在旁边看着，并不介入。米夏衣着简单干净，仔细看，才发现每天都在用心搭配。在意大利的时候，他住在时尚之都米兰。米夏坦诚相告，回伊朗来，是因为他在国外过得并不好。从德黑兰到米兰，他换过3个专业：采矿工程、工业设计、传媒设计，每个都没能念完。在石油公司做工程师的父亲，威胁要切断经济来源，所以他必须返回伊朗。姐姐原先做一份翻译工作，因为照顾孩子，介绍米夏顶替。虽然未必是兴趣所在，27岁的他总算有了稳定收入。电影是他新的尝试，也是最后的坚持。他迄今为止唯一的作品，是在一个免费视频网站上，发表了一段7分28秒的旅行短片，题目是“Fly there，stay”（《飞去那里，住下来》）。他的老师这样评价：“里面缺少hero（主角）。”

我以为米夏跟达拉都在国外生活过，是相似的人。但是米夏纠正我：达拉离开了伊朗，是个“局外人”，而他接受了必须在这里住下来的现实。

达拉斗争经验不足，米夏更像是在抗议洗礼中长大。在德黑兰艺术大学念书时，他崇拜一个高大壮实的学长——差不多有两米高。米夏说起来的时候，还要向上仰望。学长是政治活跃分子。一天午餐，学长突然来到食堂，说不要吃今天的肉，那是国王时代就存在冰箱里的。肉怎么可能保存30年？学长拿出从食堂偷来的一条牛后腿，一看印章，真是巴列维时代的。不管怎么说，大家发现那天午餐的味道确实古怪。学长号召绝食，敲盘子绕着校园游行。坚持三天，校方道歉承诺改善伙食。那一次，米夏看到了反抗的力量。

后来，米夏领导过一次抗议——一场无预谋的即兴反应。他和一个女生坐在校园里聊天，风纪女警冲过来，气势汹汹地责问女生的头巾为什么用花色。女生悻悻从书包里掏出一条灰的——通常都会准备一条黑色或灰色的头巾，以备这样的时刻。米夏抢过灰头巾，包在自己头上。周围路过的男生哈哈大笑，纷纷向女生们讨了备用头巾戴上。面对几十个戴头巾的男人，中年女警张口结舌，不知如何收拾——她从未遇到这样的状况，更没有权力指挥男性，只得掉头离开。

2009年选举结果一出，米夏站到ValiAsr大街上，以静默抗议。“喊口号不是我的风格。”他说。学校附近人潮汹涌，却不见大个子学长，“至少，我不记得见过他，但那时，我也不需要再跟着谁出来”。

在我们的相处中，米夏对现实的不满显而易见。有一天见面时，他刚刚从上司办公室出来，满脸羞怒。上司好意提醒，在同事面前说话要小心，担心会有人向情报部门打小报告。办公楼走廊灯管散发绿光，米夏指着灯管对我生气：“为什么连灯光都是伊斯兰的？”（伊斯兰教推崇绿色。）

我问他2009年的抗议会不会再来一次。他说“不知道”，至少新任总统鲁哈尼带来了善意和希望。不过，米夏没有忘记在哈塔米时代，人们的希望是怎样落空的。他最怕反抗与镇压的轮回，希望与失望的重复。

六

收到费耶兹回复，约我在霍马酒店（Homa Hotel）吃早午餐，颇感意外：斋月里，一个来自保守派家庭的女孩公然邀我破戒。见了面后，费耶兹澄清：“我的亲戚是巴扎商人，不等于我是保守派！”她的父亲是影视制作人，母亲家庭与巴扎相关。

霍马是德黑兰最有名的酒店，眼下却因为生意不景气，一片颓唐和沉闷。偌大一个餐厅里，自助餐餐桌在中间缩成一圈，仿若孤岛。大概只有四五个客人。侍者的制服夸张得像典礼上的军装，他们举手投足保持着高傲，讲起话来拿腔拿调。肉尚能吃，虾似乎登陆很久了，我尝了一口，悄悄将它埋在餐巾里。

我想了解巴扎商人的想法，朋友推荐了费耶兹。我问有没有可能见见她的商人舅舅们，费耶兹果断拒绝：“他们不会跟你说话的，你是外国人，外国女人。”有一种观点认为，2009年绿色革命失败，是因为没能获得巴扎商人的支持，他们与掌权教士的联盟牢不可破。费耶兹同意这个看法，但是在艾哈迈迪·内贾德连任总统之后，情况起了一些变化。

伊朗政府在核问题上表态强硬，2012年国际制裁陡然严厉。伊朗货币突然贬值70%，没有什么生意能够幸免。巴扎商人罢市，抗议内贾德政策失调。怨气甚至指向了允许内贾德连任的最高领袖。但也有流言说，是最高领袖默许他们迁怒总统。

2013年总统选举，巴扎商人有没有转变态度？“我认识好多巴扎商人投票给鲁哈尼，也有不少投给其他候选人的，也有人根本没去投票。”费耶兹说，“过去‘巴扎商人’也许有一个整体意见，现在不见得有了，至少最近这次选举我看不出有什么统一的意向。”

“那你亲戚投了哪个？”

“最保守的那个——”费耶兹似乎替他们不好意思，低头说得很轻，还扑哧笑了。“最保守那个”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贾利利。他曾经是革命卫队成员，负责跟西方的核武谈判。他还有一些教学经验，授课名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外交政策”。2013年投票结果，贾利利在3名主要候选人中得票最低，予人温和开明印象的鲁哈尼当选。

说起来自巴扎商人家庭的表姐表妹，费耶兹摇头：“她们想法跟我不太一样。”忽然她又想起了什么：“但是，我最近参加表妹的婚礼，没想到听到了禁歌！”那是伊朗“孩子”乐队的《苏珊·卡农》，把一个女孩子从头发歌颂到脚趾。官方禁止传播这首歌，但是卫星电视、网络上都能找到。“居然她们也爱听。”她又扑哧笑了。

德黑兰当代艺术馆正举办一场罕见的展览：国王时代西方艺术收藏。

末代王后法拉赫豪掷石油收入，购买了大批西方美术珍品。伊斯兰革命后，“西方艺术”被关进地库闲置，几十年来只展出过一两次。艺术馆入口摆上一张木桌售票，对面摆了张一模一样的木桌，背后坐着一名戴头巾的妇女，头上挂着牌子“革命委员会”。

展品包罗万象：梵高、毕加索、莫奈、米罗……这样的展出，有人解读是伊朗向西方示好，或者缓和国内社会气氛。在一幅达利的画作面前，米夏认为允许夸张的生殖器描绘挂在墙上，仅仅是因为“革命委员会”没看明白。在美国艺术家罗伯特·劳申贝格高度抽象的作品前，一个年轻人指指点点，自信地向朋友们解释。他在大学念天文专业一年级，对作品中密若星空的线条很感兴趣。我们简单聊了几句，年轻人说新任教育部长很开明，这让他感到乐观。他笑起来露出满嘴牙套。

一条小走廊上，挂满安迪·沃霍尔的玛丽莲·梦露。披黑头巾的女子站在梦露前，一名男子正用手机给她拍照。

“你喜欢她？”我问。

女子说：“不是我要拍，是我老公叫我站过来的。”

“你知道这是谁吗？”

丈夫答：“玛丽莲·梦露。”

“你看过她的电影？”

“当然，她的形象很性感。”

“为什么叫你妻子跟她合影呢？”

“我觉得金发很美。”

意识到这是测试伊朗人世界知识的好机会后，我指着走廊另一侧安迪·沃霍尔的作品问：“那你知道这是谁吗？”

“一个独裁者。”

我的心几乎提到嗓子眼：“你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独裁者吗？”

玛丽莲·梦露与戴头巾的伊朗女观众。

他眼神淡定，毫无异样地又报出两个外国人名。

“你们经常来美术馆吗？”或许转换话题比较安全。

“当然，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喜欢文化。只是这样的展览不多。”黑纱女子拽拽老公的胳膊，两人耳语着离开了。

等他们走远，米夏鄙夷地说：“知识分子？谁还会自称‘知识分子’？”由于言论受制，“知识分子”在伊朗早就沦为了贬义词，有时还会用来专指官方喉舌。“还有，看他穿的蝙蝠侠T恤，哪个知识分子穿蝙蝠侠？”

我不在意知识分子穿不穿蝙蝠侠，但关键在于，这位“蝙蝠侠”并不认为本国政治体制归于“独裁”类。其实不少西方学者也认同这一点。伊朗民众广泛参与选举，一定程度上疏导了社会情绪。更妙的是，最高领袖在不同候选人中左右逢源，两只手主导政策松紧：在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的改革接力之后，由艾哈迈迪·内贾德改道而行，社会转回保守。

但是，这种“顶层设计”在2009年遭到了抵制。所谓的“左右逢源”，在那时更像是“逆潮流而动”。伊朗政府虽然足够强硬，扑灭了抗议，但到了2013年选举时，还是稍稍做了让步，允许中间派掌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10月做过统计，比较拉夫桑贾尼、哈塔米、艾哈迈迪·内贾德执政头7年（3人都连任两届总统）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两个指数的最高位，都出现在政治较开明的哈塔米时代。艾哈迈迪·内贾德时代经济增长最慢。

然而，最高领袖很清楚，若任由经济与政治同时开放，统治者的权威终将失效。实际上，伊朗的“顶层”并不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一个人说了算——霍梅尼式的绝对权威早已不在，代表各种利益的教士、商人、军人、专业人士都左右着最高领袖的判断。有时，他们并不固定在一个阵营，立场、主张、利益都在变。

快离开美术馆时，我发现地下一层有日本艺术家原口典之1977年的作品：钢材打造的水池里，灌满石油。当我探头张望，不由浑身一震：艺术馆大厅中央，高悬的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画像，倒映在平滑如镜的石油上。

这是一个巧合。作品在伊斯兰革命前就完成了。但这投影，无意间赋予作品新的象征：石油成就了伊斯兰政权。就算国内政策不符合客观规律，只要能把天赐的能源卖出去，伊朗政权就能两手不空：把现金分发到贫困选民手中，买回军队和核实验室的装备，或是支持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武装组织。石油，能为这个政权换来时间和空间。

石油是最强大的武器，却也是最脆弱的缺点。它可以满足伊朗的地区雄心，但禁运、价格波动、新能源的出现，也会令它陷入被动与孤立。面对外部世界，伊朗高度依赖，却又深深疑惧。

七

赛义德·雷拉兹在2009年抗议中被捕，判刑9年。他是名经济学家，常给国际媒体写文章、接受采访。伊朗政治光谱的划分，自1979年以来变化得让人眼花缭乱，比如带头冲击美国大使馆劫持人质的学生，10多年后疾呼民主、人权、改善对外关系。而霍梅尼的孙子公开反对伊斯兰共和国，还跑去美国跟巴列维王室的后裔会面。48岁的雷拉兹则一直待在“改革派核心圈子”里。他在不同的改革派媒体当过记者、总编，做过前总统哈塔米的顾问，2009年时，还是穆萨维的竞选幕僚。美国《时代周刊》形容他“总是第一个知道消息”。绿色革命期间，他遭逮捕的罪名除了“非法集会”，还有“窝藏机密信息”、“里通外国”。

我到他位于城北的公寓见面。半年前他出狱了——2010年德黑兰上诉法庭准他减刑至3年。雷拉兹个子不高，神采奕奕，唇上一抹短髭像毛笔字里浓重的“一”。一见面，他就透露了最新消息：新任总统鲁哈尼邀请他去吃开斋饭。

“这是要跟改革派和解吗？你会跟他谈什么呢？”我问。绿色革命领导者穆萨维还在软禁之中。

雷拉兹决定摆摆架子：“我还没答应去呢。”然后又笑笑，“再说，去了也肯定是很多人一起。”他对鲁哈尼上任以来的经济表现感到满意：前10个月，通货膨胀下降了三分之二。

雷拉兹从未停止过对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批评：“石油收入拿去喂人民，这种一味讨好贫穷人口的民粹主义手段，破坏了投资和生产。”他认为伊朗“最多只有两三年时间”与西方周旋了，因为“必须要有正常的外资进来，不能再等了”。

雷拉兹的妻子在客厅里准备了酸奶、葡萄干待客。我们说话的时候，戴蓝色头巾的她，待在开放式厨房里忙活，也不过来说话。雷拉兹被带走的那天早上，便衣闯进家里，妻子还平静地给他们上了茶。

抓走头两个月，家人完全不知道雷拉兹的下落。当时，他18岁的儿子对媒体说，觉得父亲“不值”，生活应该比政治更美好，他打算出国。我来的时候，雷拉兹的两个孩子都不在家。

监狱经历令他疲累，但并没有打击他的乐观和坚定。雷拉兹说，他经常跟狱卒聊天，鼓励他们不要恐惧权威。有些狱卒爱听他讲话，待他不错。

在他记忆中，绿色革命的结束，不仅仅因为政府的铁腕镇压，还因为“抗议者和政府都惧怕国家动荡，上下一起停了”。

也许我流露出了些许惊讶，他接着说：“伊朗人和中国人一样害怕国家动荡。”雷拉兹曾经是一家国有企业厂长，很早就到广州考察过，对中国这些年的情况很熟悉。他仰慕中国经济成就，10年前就预言中国应该在国际关系中领头。

雷拉兹不满前任总统，同时，又是伊朗利益坚定的捍卫者。他写文章批评国际制裁伤害了伊朗中产和低收入者，而不是少数权贵。在英国《卫报》的专栏文章中，他呼吁“20国集团”（G20）邀请伊朗参加，扩容为G21。“20国集团”指在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俱乐部。可见，在伊朗，无论哪一派政治家，都把伊朗的国际地位看得很高。

“是这样。”他直言，“说到底，安全比自由更重要。看看我们的邻居，我们不想伊朗变成叙利亚、伊拉克或者阿富汗。2009年，改革派只是反对艾哈迈迪·内贾德，从没说过要推翻政权。”

他承认现在的管治手段很有问题，“什么都管，权威就越来越弱”。谈话间，我不时拉高滑下来的头巾，雷拉兹终于忍不住了，伸出胳膊阻止我：“拜托，别管它了！”

我问他出狱后有没有见过哈梅内伊，提前获释恐怕得有最高指示吧。“我可没说想见他，”雷拉兹眼镜背后闪过调皮的表情，“他也未必想见我。”

八

最后一次见到米夏，是在玫瑰园小广场。我们坐在那里等待开斋，讨论去吃商场里的意大利餐馆，还是隔壁蒙古排档。广场石头台阶上，错落着坐满了人。挨着广场是一家叫“Boof”的本地快餐连锁店，漆成麦当劳一样的红色，卖的也是汉堡包、薯条和可乐。

我向米夏说起我的困惑。上一次斗争的疲惫、对稳定的共识、物质生活的改善，还有新任总统吹拂的希望，糅合一处，像一大团松脂包裹了“绿色革命”这只寻觅方向的甲虫。它渐渐停止了挣扎，变成一块琥珀，装饰了人们的记忆。与此同时，你又看到社会不可阻挡地发生着变化，技术、观念、人心、权力关系，什么都在变。这个国家将近一半的人口在25岁以下，主题公园里的游戏会一直玩下去吗？挣扎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与繁荣稳定的国家之间，究竟怎样是最好的平衡？

那群“惹眼的孩子”又出现了。他们占据广场一角，喝水、抽烟，大声说笑，男女手牵手。

正说着，那群“惹眼的孩子”又出现了。他们占据广场一角，喝水、抽烟，大声说笑，男女手牵手。米夏竟不反感那些孩子，反而羡慕他们，异性间从小便没有隔膜。“我这么大的时候，社会上男女完全隔离，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跟女孩打交道。可你看他们，谁也不怕……”

突然，一个手持对讲机的保安出现，大声呵斥，挥舞拳头，赶鸭子一样轰他们走开。那群孩子竟瞬间没了声音，不作反抗，三三两两悻悻离去。米夏怒了：“他们犯了什么错？我真想去揍那个保安！”他没有。他只是冲着我喊。

孩子们离开后，我才发现，他们刚才坐的地方，头顶正对着一盏硕大的监控探头。

我曾电邮米夏，告诉他我在写他的故事，希望核实几个细节。过了好几个月，才收到回复。原来，他辞去了翻译工作，专心学习电影，很长时间没上网。“我是一个不断放弃的人，不过我挺开心的……关于绿色革命，哦，也许我没有告诉你，我是在什么时候停止的。当最高领袖在电视上呼吁停止游行，我就再没有上过街。不是我听他的话，当时我是个桀骜的小孩，而是，在这里长大，你就明白，他们真的有能力叫你停……”

他接着写道：“幸好游行没有变成真正的‘革命’，如果我们推翻了政权，相信余生将不得安宁。还记得那个麦当劳的故事吗，我其实跟那对父子一样狭隘。人们看到我不停换事情做，其实正因为我害怕新鲜事物。不知道这样解释你能明白吗？……”

那一大团松脂里，也许还有一种成分：与生俱来的恐惧。在主题公园里长大，他们自然看懂了底线在哪里，看懂了顺从的必要。

离开伊朗前，我参加了一次派对——不在“海滩”，而在臭水沟边。没有谁组织，达拉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在Blenz咖啡馆门口见，但是这些人到齐大概用了3个小时，只好取消晚餐，但也没有人不高兴。两个“海归”女孩，从瑞典回德黑兰休假。穿梭两个世界之间，她们体验其中的乐趣。

“明天去德黑兰北部山上露营吧，那里没有警察。”

“可是会有狼或者熊。”她们笑作一团。

我在德黑兰没喝到过这么像样的拿铁。可是达拉说，这家咖啡店“所有一切都是非法的”。Blenz是加拿大一个连锁品牌，有点像星巴克，但是在海外没有分店。一个在加拿大的伊朗人，拿到当地分店特许经营权，偷偷搬了一套到德黑兰。所以，这里从店内装饰到纸杯，全是走私的。而伊朗人从来没有“coffee to go”的概念，那是给忙碌都市人设计的。Blenz的咖啡要拿到店外面喝，反而成了时髦，卖得比普通咖啡更贵。Blenz还推销另一种时髦饮品：中国产“人参蜂王浆”，英文介绍写的是“皇家人参”（Royal Ginseng）。我上一次看到这种红纸包装、插吸管喝的小瓶子，大概是10多年前的事了。

咖啡店门口有条水渠，窄窄流过，尽头是个垃圾桶，臭气徐来。没有人在意，两边坐了30多个人，好几个派对在这里举行。一个保安负责张望。

达拉指给我看，街对面比玫瑰园高出许多的一座新建商场。Tandis（意思是“美丽的雕塑”）全身玻璃幕墙，霓虹灯招牌，在夜空里凄迷闪耀。“玫瑰园过时了，Tandis的东西更贵，去的人更时尚。”

想到很快要回美国，她竟有些伤感。“你知道吗，在美国的时候，有时我会想戴头巾，毕竟我是这样长大的。”美国人很友好，但这个伊朗女孩敏感察觉，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包藏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美国人听说你是中东来的，以为你还骑着骆驼，他们会问‘那里有干净的水吗？’……”我问她，伊朗会不会有一天改变，变得她愿意回来生活？她坚定摇摇头：“这个政权的本质是自私的、教条的，这不会改变。”

道别时，大家拥抱。达拉转身离开，我忽然想起来：“嘿！我还从来没问过你们对核问题的看法！”臭水沟派对的人面面相觑。

“这个我们很少谈，就像我们从来不会讨论要去清真寺一样。”瑞典回来的女孩说。达拉想了想说：“我只能祷告他们别造核武器。谁说有了核武就安全了？2003年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伊朗三面都是美军，我们也没觉得危险，现在，以色列成天嚷嚷着要炸我们……”

“伊朗还是不应该有核武器？”

“谁都不该有，美国和伊朗，难道不是吗？”

爱在德黑兰

一

背后脚步急促。来不及回头，后腰被人重重推了一把。一个黑影，迈开两条长腿，飞身弹开。朋友追过去用波斯语呵斥，黑衣少年竟在街角停下来，扮个鬼脸，一闪就不见了。

我和朋友都穿着长袍，自然跑不过他。一辆汽车戛然停在我们面前，中年男人探出头，问要不要帮忙。少年已不见踪影。这样的事情在德黑兰每天都会发生，朋友和车里的男子齐声骂了几句不良少年，也就作罢。“因为你是外国人。”朋友说，虽然本地女子也会遭黑手，但外国人是过客，更容易被欺负。

“伊朗35%的男子性压抑。”贾维尔这样向我解释这件事。他坚称是官方统计数字，但又找不到出处。反正，这情况很普遍就是了。

找贾维尔聊天，起初是为了了解德黑兰地下音乐。很快我发现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地下”。他的四人乐队，常在一个展览馆门前演出。那里有一片草地，参差几棵树，天气好的晚上，路人聚拢来听歌，还可能留下一点钱。乐队有一杆银笛，两把吉他，有时玩爵士，有时由贾维尔唱些欧美流行歌曲。他自己也写歌，还在练习吉他。

他们在这里演出已经3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初，禁止音乐创作和表演。宗教音乐的演奏者要躲在布帘后面，不让观众看见乐器。30多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法律表述没有松动，在德黑兰见到街头乐队、海外唱片的概率还是很高。一些异常生猛的波斯乐队跑到欧洲或者迪拜出唱片，再走私回伊朗。风向时紧时松，贾维尔他们跟地区警察混熟了，警察就不专门找碴儿。用他的话讲，伊朗街头音乐表演是“非法而公开”。但今年他们惹怒了附近一个新住户。这位高等法院法官冲下楼威胁：“太吵了！信不信我把你们关起来！”乐队答应小点声。“法官也不能直接抓走我们，还是得交给警察。”贾维尔说起来满不在乎。

第一次见贾维尔和他的乐队时，刚聊了一会儿，一个当地摄影师急匆匆赶来，拉我去看一个“地下乐队”排练，说是只此一次机会。贾维尔和我们同去。汽车七拐八绕，40多分钟后仍不知身在何处。就在我开始紧张时，摄影师指着一扇居民楼铁门：“到了。”按门铃响，里面的人警告：最多两个人进去，停留不超过10分钟。

贾维尔留在外边。我和摄影师转上三楼，厚厚的门板背后，整个房间隔音良好，还有一间调音室。其中一位老家在阿富汗，用传统乐器演奏。问他们唱的内容，“鱼乐队”主唱说，只是乡村生活。大概是我问了两遍歌词内容，主唱有些敏感：“你是想问政治吗？我们不唱政治。”

他们急着要走，不是有什么风险，而是要赶去看世界杯球赛。走出来的时候，贾维尔倚在车上吃冰激凌，带点嘲讽地问我：“怎么样？”他说给其他搞音乐的朋友打了电话，了解到这支乐队的背景：“他们是有钱人，不愁吃喝，现在玩音乐的都管自己叫‘地下’，时髦罢了。”

贾维尔写下他的歌词：

如果我们没钱／打倒美国

如果我们吸毒成风／打倒美国

如果梨树结不出苹果／打倒美国

“不管伊朗发生什么，政府都会迁怒于外来势力。”他还写过一首《狼与狗》，讽刺伊朗总统选举候选人都差不多，“他们只是俄罗斯的马前卒”。正当我惊讶于他犀利的政治批判，贾维尔又转入伊朗式阴谋论：“世界不过是由100来人统治着，我们说什么做什么都微不足道。”

我们在乐队经常演奏的草地上坐着，吉他盒摊开在旁边。贾维尔嫌自己弹得不够好，不像乐队另一个成员阿拉达旺，玩吉他14年，技艺纯熟。“他自己就是把乐器，而我的武器是想象力。”贾维尔非常享受和乐队在一起。

同一片草地，几年前，他曾捅下大娄子：一个巴斯基跟弟弟发生口角，向他喷胡椒水。贾维尔过去打成一团。巴斯基落跑后，贾维尔情绪失控，沿着公园高声叫骂霍梅尼和哈梅内伊。警察闻讯抓人，关到深夜，直到爸爸过来领人。他还记得警察说：“赶紧回家吧，别出来闹了。”贾维尔很感激，警察也有好人。

“为什么要骂精神领袖呢？”

回忆那天的突然崩溃，他说是因为多年和父母弟弟挤在狭小的房间，逼仄难忍。“那年我21岁，从来没交过女朋友。”

“如果没有女朋友／打倒精神领袖。”我替他续了一句歌词。

贾维尔笑了：“这真得怪他们。”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了一个“马斯洛需求层次金字塔”，顶层是“自我实现”，最底层是“呼吸、食物、性、住房、健康”。他在“性”上画了个叉：“我们的政权非常聪明，管住人最基本的需求，于是我们满脑子就剩下这些，其他什么都不想了。”

伊朗禁止公开恋爱。尽管女人戴面纱、男女授受不亲等伊斯兰习俗，在1979年革命之前就在伊朗社会存在，但是革命之后才写进法律，出动风纪警察监管。性禁忌还常常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异见者不管做了什么，对他们的谴责首先跟性丑闻扯上关系，并迫使他们向公众忏悔。“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比较保守，一提‘性丑闻’，大家马上觉得这是个坏人。”贾维尔说。

性有时比政治还危险。贾维尔有一本乔治·奥威尔《1984》——这本书刻画了一个处处受到监管的虚拟社会，在伊朗翻译并出版的波斯文版，删去了几处温斯顿与朱丽叶温存的性描写，其他都保留了下来。

“我的生活全在上面，可是竟然在伊朗出版了。”贾维尔觉得不可思议，而且发行日期是在1979年革命之后。

跟巴斯基打架之后没多久，贾维尔有了第一个女朋友。他们“找来一本书”才知道该如何亲近，经常更换约会地点，出门走在一起要非常小心，说不好什么时候警察上来检查身份证。非正常交往令贾维尔焦虑，“女朋友像毒品一样，越交往越空虚”。他的女友换了好几茬，最后认定一个人清净。“在这里什么都是不自然的，笑话也不能乱讲。爱情，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东西，它更像是一种需求，因为得不到，我们只想要它。”

他说自己追求的快乐其实很简单，就像上星期乐队表演的西班牙语歌——他们不懂西班牙语，只是从网上下载不知谁的歌来模仿。晴朗的夜晚，树下人越来越多，最后聚集了两三百。贾维尔从手机里翻出录音，放给我听：乐队重复一句歌词“哈比落罗罗罗、鸟哪儿多多”，所有人跟着唱，录音里传来年轻女子银铃般的笑声，水波一样荡漾开来。没人知道唱的是什么，只是不知所谓，只是纯粹的快乐。“那是我最美好的夜晚。”他嘴角带着笑意。那晚，法官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