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珂

中国的20世纪是革命、战争、运动、改革……此起彼伏的动荡时代，21世纪是否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时代？中国建设“和谐社会”是否有利于建设“和谐诗歌”——自由诗与格律诗并存、传统与现代共处的诗歌？建设新诗是否首先应该完成新诗现代性建设？新诗现代性建设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成为现代人，有利于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百年新诗的历史就是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历史。新诗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文体，是与政治文化的现代性建设基本同步的先锋性文体。今日新诗与古诗以及不同时期的新诗比较，这种文体在功能、体裁、题材、技法，特别是在写作方式和传播方式方面都有较大变化，这种变化通常是“现代性变化”。这种变化有的有利于新诗的健康成长，有的却产生了负面作用。但不能用进化论的观念来肯定新诗现代性建设的价值，还需要有“现代性批评”。实际上从30年代开始，新诗就不再“全盘西化”，多次出现“反现代性”潮流，如“大跃进诗歌”及“新民歌运动”。甚至直到今天，不仅波德莱尔的阳光还没有普照到中国新诗的大地上，也没有建立起“现代语言”和“现代诗体”，更没有培养出“现代情感”和“现代精神”。

21世纪的新诗现代性建设仍然要强调“新”，甚至要“与时俱进”地重视“当下性”，要充分利用“现代性的动力”。“现代性的动力首先是在一个拥有传统和固定信念的世界里开始动摇传统和信念的。它们在催生一种现代社会格局上是有帮助的。但它们仅仅有一次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在它出现在所谓的世界舞台上之后两千年。在它们最初出现的时候，现代性的动力遇到了一种非常暧昧的接受。”21世纪的新诗现代性建设强调的“新”与20世纪的“新”有本质差异。20世纪的“新”是“标新立异”的“新”，是与“旧”极端对抗的“新”，是为了“破坏”，而且是“只破不立”的“破坏”的“新”。所以20世纪新诗坛流行“弑父式写作”。21世纪的“新”更多是为了“建设”的“新”，“新”既有“创新”的“新”，也有“推陈出新”的“新”，新与旧的关系更多是“和解”，甚至不能作好与坏的价值评判。“新的未必就是现代的”，“新诗”也不能与“现代诗”等同。新诗与旧诗是断裂的甚至对抗的，打破了“无韵则非诗”的做诗原则。新诗是在“诗体大解放”甚至“作诗如作文”的口号下，在“白话诗运动”甚至“新诗革命”的洪流中，在文化激进主义甚至政治激进主义的思潮中“意外”问世的。它丝毫没有对先前的诗歌进行再造，它只有现代性激进的一面。所以今日的新诗现代性建设必须强调现代性面孔的丰富性，一定要重视现代性的中庸甚至保守的一面。新诗现代性建设的目的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培养现代中国人和建设现代中国作贡献。要把这种先锋性与世俗化、启蒙性和审美性并存的文体，真正建设成为用现代汉语和现代诗体，抒写现代生活和现代情感，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的语言艺术。它可以分为新诗启蒙现代性建设和审美现代性建设，具体为一大问题、两大需要、三大功能、四大任务、五大建设、六大特质、七大类型、八大诗体、九大题材和十大关系。一大问题指生存问题。两大需要指人的生理需要与审美需要。三大功能指启蒙、抒情与治疗功能。四大任务指新诗要促进改革开放，记录现代生活，优美现代汉语和完美汉语诗歌。五大建设指新诗建设要有现代情感、现代意识、现代思维、现代文化和现代政治。具体为：一、现代情感重视自然情感和社会情感的和谐。二、现代意识重视个人意识和群体意识的融合。三、现代思维重视语言思维与图像思维的综合。四、现代文化强调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共处。五、现代政治追求宽松自由与节制法则的和解。六大特质指要重视新诗在新世纪的六大文体特质。具体为：一、在写什么上多变的情绪多于稳定的情感。二、在写作手法上叙述受到重视，但是诗的叙述是从主观世界，尤其是从感觉和感受出发，写的是所感所思；散文的叙述是从客观世界，尤其是从生相和物象出发，写的是所见所闻。三、在写作语言上平民化口语多于贵族性书面语，意象语言受到轻视，口语甚至方言受到重视。四、在诗的音乐性上诗的内在节奏大于诗的外在节奏，诗的音乐性减弱。五、在诗的结构形式上诗的视觉结构大于听觉结构，诗的排列形式重于诗的音乐形式。六、在写诗的思维方式上图像思维受到重视，语言思维受到轻视。七大类型指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和媚俗艺术。八大诗体指自由诗、格律诗、小诗、长诗、散文诗、图像诗、网络诗和跨界诗。九大题材指校园诗、城市诗、乡土诗、生态诗、旅游诗、爱情诗、打油诗、哲理诗、政治诗。十大关系指新诗现代性建设分别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宗教、性别、年龄、地域、民族的关系。

新诗现代性建设要突出的一大问题是“生存问题”。新诗，尤其是今日新诗必须关注“生存”，尤其是人的生存问题。诗不仅要反映和记录现代人，准确点说是当代人的生存境遇，还要给社会和人提供实用的生存帮助。前者可以通过诗的启蒙，甚至宣传功能来完成。后者可以通过诗的抒情功能，甚至治疗功能来实现。阿德勒在《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一书中把一切人类问题归为三大问题：职业类、社会类和性类，认为三者构成了生命的三项任务。他指出：任何人的生活都受限于三个约束，而且他必须考虑到这三个约束。它们构成了他的现实，因为他面对的所有问题都源于这三个约束。由于这些问题无时无刻不缠绕他，他因此总是被迫回答处理这些问题。个体心理学发现，一切人类问题均可主要归为三类：职业类、社会类和性类。今日新诗还没有获得可以“高空翱翔”的生态，它只能“低空滑行”，尤其在“写什么”上，很有必要强调“接地气”，新诗现代性建设需要重视“接地气”，要充分肯定现代性的世俗性，要满足人的低级需要——生理需要和高级需要——审美需要，关注现代人的生物性情感、心理性情感和审美性情感，尤其不能排斥宣泄式情感写作和纯形式美感写作，特别是本能写作和快感写作。通常情况下，人的生物性情感产生情色诗，心理性情感产生抒情诗，审美性情感产生图像诗。两种需要既是人的各种需要的两极，也可以互相转换。性问题既是生理问题也是心理问题，人们追求性与爱实质上是在追求肉体的本能需要和情感的甚至灵魂的精神需要，前者如马斯洛所言的如食物、水一样的性的需要，后者如他所言的爱与归宿的需要。过度的性压抑是近年精神性疾病，如忧郁症流行的一大原因。因此可以通过写作或欣赏爱情诗和色情诗来满足生理需要，来释放压抑，缓和焦虑，增加自信。在实际爱情诗的写作过程中，本能性的“性爱”往往会升华为精神性的“情爱”，低级情感会向高级情感转化，以追求抒情的“快感”为目的的本能写作往往变成追求诗意的“美感”的艺术写作。前者可以满足马斯洛总结的人的低级需要——对性爱和归宿的需要；后者能够满足人的高级需要——对美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特别是可以呈现出人的“审美本能”。把爱情诗，甚至色情诗写得很美、很有艺术性的诗人，大多具有加登纳所言的较好的“语言智能”和马斯洛所说的较强烈的“审美需要”。一些优秀诗作可以同时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和审美需要，让读者读后既有“美感”，也有“快感”。波德莱尔给“现代诗歌”下的定义是：“现代诗歌同时兼有绘画、音乐、雕塑、装饰艺术、嘲世哲学和分析精神的特点，不管修饰得多么得体，多么巧妙，它总是明显地带有取之于各种不同的艺术的微妙之处。”这样的“现代诗歌”能够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和审美需要，阿多诺认为波德莱尔的现代诗能够把社会压制自然与人性的复杂真实反映出来：“当编制性的社会愈超越个人，Lyric的艺术的情况愈游移不定。波特莱尔是第一个关注这个现象的诗人，……通过一种自身绝对客观性的建立，这种诗无视现行社会狭窄的、受限历史性的、意识形态片面的所谓客观性的传达方式……而设法保持一种活泼泼、未变形、未玷污的诗。”新诗的现代性建设需要重视的正是这种“活泼泼、未变形、未玷污的诗”。这种诗能够让人体会到“感性”和“感受性”，更能让人欣赏到“艺术”和“美学”。

新诗的“现代性”建设必须要重视的一大问题是人的生存问题，两大需要是人的生理需要和审美需要，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自然就产生了三大功能：治疗功能、抒情功能和启蒙功能。三大功能更多涉及新诗题材及内容，与语言形式及文体也有关系。文体本身具有政治革命的潜能，新诗的诗体就具有政治性，百年新诗的历史是格律诗体与自由诗体的对抗史，也是现代文体与传统文体的对抗史。在“五四”时期、抗战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新诗都是一种政治性文体，启蒙功能远远大于其他功能。今日中国诗坛，既需要纯艺术派的诗歌，更需要人生的艺术派的“人的诗歌”。把启蒙功能放在第三位，并非它不重要。高度严肃性是新诗重要的文体特色，启蒙功能曾是新诗最重要的功能。“社会化写作”长期是“主旋律写作”，不同时期的诗人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创作了大量黄钟大吕式的作品，如“五四诗歌”“抗战诗歌”和“改革诗歌”，都激励了大众的斗志。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文化大转型时期，诗的功能也发生了巨变：20世纪80年代初流行政治抒情诗，80年代中期流行先锋诗；90年代流行个人化写作；21世纪流行平民化写作。在改革开放30年里流行的热门词汇是“使命意识”“生命意识”“身体意识”和“底层意识”。这些词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诗应该是实在的、正经的生活。也可以把当代新诗的功能归纳为四点：抒情功能、审美功能、启蒙功能和治疗功能。在不同时期侧重不同的功能，80年代重视启蒙功能，90年代重视抒情功能，21世纪初重视审美功能，近年重视治疗功能。因为审美功能更多属于诗的形式而非内容上的，属于贵族的而非平民的范畴，所以在生存问题仍然是国人的最大问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人的生理需要比审美需要更重要的特殊时期，当前新诗现代性建设中的功能建设应该突出治疗功能、抒情功能和启蒙功能。新诗的现代性建设要重视三大功能建设，并不排除其他功能，尤其是由人基本的审美需要导致的审美功能的建设。在生活方式都可以多元的社会，新诗的功能也应该是多元的，作为一种与政治关系密切的抒情性文体，新诗应该如马尔库塞所言，有义务“解放主观性与客观性之一切范围内的感觉、想象和理智”。解放的结果是不仅可以让人获得心灵的自由与思想的自由，还可以让人获得心理的安慰与生理的宣泄。前者达到的效果就是启蒙，后者达到的效果就是抒情，两者结合就可以治病。

中国教育的现代性与新诗的现代性也有点异曲同工，都不是一种极端的，尤其是富有后现代特质的现代性，都会兼顾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群体，甚至重视传统和规则，不极端强调自由与主体。写现代诗的最大目的就是培养现代人，首先应该通过写诗，使诗人自己成为现代人。把促进改革开放置于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四大任务之首，是为了突出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既是为了强调中国文学的“文以载道”、中国诗歌的“诗教”和中国文人的“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品格，更是为了突出中国新诗的先锋性及政治性的文体特征和中国新诗诗人的浪漫性及革命性的现代品质。虽然“完美汉语诗歌”被放在四大任务之尾，但是并非“本末倒置”地让“现代中国人”大于“现代中国诗人”，“写好诗”和“当好诗人”仍然是四大任务中的重中之重，即要以诗人的身份，通过写出好诗来促进改革开放和优美现代汉语，来完美汉语诗歌。当下的中国诗人也必须关注这三类问题，既仰望星空又直视大地。这三类问题集中起来即是“生存问题”，今天已经不是诗歌的轰动时代，对绝大多数诗人，尤其是普通诗人，新诗现代性建设中的第二大任务——记录现代生活才是首要和直接的任务。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是政治抒情诗流行的时代，90年代初是哲理抒情诗流行的时代，那么今天应该是生活抒情诗流行的时代。对记录现代生活的重视实质上是对新诗的写实传统和抒情传统的重视。

“‘应该绝对地现代’。”这是1870年法国诗人兰波发出的声音。中国新诗也“应该绝对地现代”，强调现代性是新诗的本质特性。近百年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如何现代化，中国人如何成为现代人的历史。百年新诗的历史就是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历史。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新诗作为一种特殊的抒情文体，始终发挥着小说、散文、戏剧等其他文体不能取代的启蒙作用。所以百年新诗的最大成就，不是诗歌上的成就，也不是语言上的成就，而是政治上的成就，它以既参与政治又逃离政治的方式，前者如直接干预政治生活的政治抒情诗，后者如追求唯美写作和纯形式快感的审美图像诗，参与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建设，甚至可以说是推进了中国的民主进程，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现代人。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和平建设时期，新诗更应该承担起培养现代人的历史重任，尤其是造就健康的和健全的现代人的重任。让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少一些商业时代的病态人格，多一些文化时代的乐观向上的健康精神。今日中国人应该是有现代情感、现代意识和现代思维的现代人，今日中国社会应该是有现代文化和现代政治的现代社会，今日中国诗歌应该是有现代语体和现代诗体的现代诗歌。在中国，写现代诗难，做现代人更难。新诗现代性建设要致力于现代文化建设，这种文化要强调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共处。尤其是在肯定自由精神在现代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时，也要考虑到它的消极因素。如它会过分强调自然情感和个人意识，忽视社会情感和群体意识。现代诗人应该是人格健全、心理健康的人，是热爱生活、珍惜生命的人，是富有爱心和同情心的人。所以现代诗人的现代情感要重视自然情感和社会情感的和谐。诗人既有自然人的情感，更有社会人的情感。新诗现代性建设的一大任务是培养现代人的现代意识，要重视个人意识和群体意识的融合。现代自由意识是现代意识的重要内容，这种自由不是极端的自由。自由导致了新诗的先锋性，如果说自由是新诗最可贵的品质，那么世俗性是新诗现代性的一大特点。古代汉诗是贵族的文学，现代汉诗是平民的诗歌。百年新诗的历史可以说是汉语诗歌世俗化的历史。白话诗运动的领袖们的诗歌理想就是把汉语诗歌从象牙塔中解放出来，让它在贫民窟里如鱼得水。正是世俗性导致了新诗的主体性和本体性，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和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否认诗与文的文体界限，而是想借此降低写诗的难度，让普通人获得写诗的权力。新诗现代性建设的一大目的是建设起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这种现代政治应该有宽松而有节制的上层建筑，这种上层建筑才能让公民享受到做人的自由，也可以让他们乐于遵守社会的法则。这是由新诗的先锋性甚至革命性的文体性质决定的。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战争、改革此起彼伏，动荡的生态强化了新诗的政治功能，形成了以自由诗为霸权诗体的动态诗体。20世纪社会具有过多的政治革命潜能，20世纪诗人具有过多的革命激情，20世纪新诗也具有过多的文体革命潜能。20世纪初“文学革命”的先锋——“白话诗运动”打造出的新诗是一种意识形态性较浓的政治性抒情文体。在21世纪之交，尽管流行个人化写作，大陆新诗文体的政治性并没有减弱，只是以更隐蔽的方式存在。可以简要地把30年来与政治关系密切的新诗写作分为十大类型，并用简洁的政治话语描述。一、浪漫主义写作：浪漫即革命。二、现代及后现代写作：先锋即革命。三、低俗写作：身体即政治。四、精致写作：审美即政治。五、口语诗写作：语言即政治。六、个人化写作：艺术自由即政治自由。七、底层写作：生存诉求即政治诉求。八、网络诗歌写作：媒体开放即政治开放。九、诗歌群落运动：艺术多元化即政治多元化。十、诗歌研究论争：学术即政治。新诗现代性建设要做好六大建设：现代情感、现代意识、现代思维、现代文化、现代政治和现代文体，尤其是新诗的启蒙现代性建设要建设好前五种。其中有的应该激进一点，如人的现代意识和社会的现代文化的建设，但是必须坚持这样的建设总方针：应该绝对地现代，但是不能极端地现代。

新诗现代性建设既要考虑新诗的启蒙现代性建设，回答“新诗何为”；也要考虑新诗的审美性建设，回答“何为新诗”。只有回答了这两个问题，才能回答“如何新诗，怎样现代”这一新诗现代性建设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分别考察今日新诗文体六大特质，不难发现新诗现代性建设最应该考虑的是第一大特质——新诗在写什么上多变的情绪多于稳定的情感的巨变。必须意识到今非昔比，新诗已经“旧貌换新颜”，又“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新诗的现代性建设只能采取“守常应变”的原则。将“诗是抒写感情的语言艺术”改为“诗是抒发情绪的语言艺术”，仍然离不了一个“情”字。古代汉诗在诗的功能巨变方面是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现代汉诗的功能巨变是从“诗写感情(情感)”到“诗写感觉(情绪)”。今日新诗更多的是情绪的艺术而不是情感的艺术。即在写什么上，新诗出现了情绪取代情感这一“题材巨变”。现代人写现代诗越来越不重视“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直抒胸臆的写作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推崇的是感情的放纵和个性的表现。今日新诗越来越是“情绪的直接的语言表现”。“快”成为新诗写作的一大特色——以最快(有感而发)的速度，最快(短小精干)的语言表达最快(转瞬即逝)的情绪。也可以用“短、平、快”来形容。这也是近年小诗流行的重要原因。新诗现代性建设需要考虑的第二个文体特质是叙述在新诗中越来越重要，甚至有取代抒情的趋势。新诗百年，前70年是抒情时代，叙述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创作手法甚至修辞手段，甚至被视为抒情的敌人。后30年，尤其是今天，是叙事与抒情共生的时代，甚至叙事有“喧宾夺主”之势，“拒绝抒情”成为近年诗坛的流行口号。今日新诗已经不像过去是纯抒情类文学，而是叙事的抒情类文学。诗应该是抒情文体，叙述、描写只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抒情的辅助性表达方式，可以形成新诗的“散文美”，还可以改变新诗的滥情与矫情，克服林以亮所言的新诗有高度的抒情性和严肃性的缺点。但是因为叙述的常常是现实中已有的事情，甚至原生态的东西，不需要作者的艺术加工，再加上这些叙事诗，采用的是不加提炼的原生态语言，写作难度大大降低，显示不出诗人是最具有语言智能的人。近年很多诗人已经缺乏这种诗人应该有的对文字的敏感性，口语诗甚至沦落为口水诗。这与诗人过分重视叙述，轻视抒情有关。因为诗人在写诗时很容易把诗需要的精炼叙述与散文需要的松散叙述混淆。偏爱叙事是今日新诗第二大文体特质，导致了新诗的第三大文体特质——平民化口语多于贵族性书面语，口语诗流行，意象诗受到极端的轻视。新诗现代性建设要考虑的第四大文体特质是诗的音乐性减弱，应该高度重视诗的内在节奏，适度轻视诗的外在节奏，但是要意识到今天已经不是朗诵诗时代，很多诗是用来默读的，新诗的音乐性就不重要了。随着文化的大普及，诗的专业性、知识性越来越重要，强调诗的音乐性的民间诗歌作为新诗诗体建设的资源也就没有过去那么重要，因此不能极端强调新诗的音乐性。今天新诗的主导诗体应该是“准定型诗体”而不是“定型诗体”，新诗的诗体建设不一定非要走“格律化之路”。不能通过建设重视格律的定型诗体来极端重视诗的音乐性，不能不顾现代汉语和当代人的生存特点，如现代汉语自由散漫，音乐性比古代汉语弱；当代人追求民主政治及多元生存方式，甚至生活在解构主义时代。新诗现代性建设需要考虑的第五个文体特质是新诗是视觉的艺术，诗的视觉结构大于听觉结构，诗的排列形式重于诗的音乐形式。诗的音乐美和建筑美是新诗最重要的两大形式美，百年来，新诗一直非常重视诗的视觉形式及排列方式。新诗表面音乐形式缺失造成的形式美的减少需要通过对视觉形式的加强来弥补。汉字的形象性、欣赏价值和汉语的模糊性、多义性以及汉诗的图像诗传统都有利于新诗的形体建设，但是不能过分强调新诗是视觉的艺术。新诗重视诗的视觉形式，强调诗的建筑美或排列美，甚至出现了图像诗的创作热潮，与新诗的第六大特质有关，即今日新诗在写诗的思维方式上，图像思维受到重视，语言思维受到轻视。

“现实主义”，甚至“浪漫主义”在今日中国，尤其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应该是新诗现代性建设的重要类型，应该得到高度重视。同时也要意识到新诗现代性建设不能过分重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尤其是现实主义，必须更加重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在现代诗歌信息相对闭塞，现代诗歌教育相对落后的基层地区，一些诗人，甚至一些成名诗人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完成由现实主义诗人到现代主义诗人的角色大转化，尤其要完成在写作方法及写作技法上的技巧大转型。马泰·卡林内斯库的著作《现代性的五副面孔》考察了“现代”的概念和“新”的概念，认为它们在20世纪前期被等同起来。所以他总结出现代性有五个基本概念：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这种将“现代”与“新”等同的现象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十分普遍。以文学界为例，“新文学”与“现代文学”“新诗”与“现代诗”几乎是等同的。但是今日中国的新诗现代性建设却不能照搬马泰·卡林内斯库的观点，认为今日新诗的现代性只有他所说的“五副面孔”。他也不完全肯定现代性就只有这“五副面孔”，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认为现代的不明确性游移于现代主义与现代性之间和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之间，甚至认为“现代化”可能是现代性的“第六副面孔”。他甚至提出现代性可以有许多面孔，也可以只有一副面孔或者没有一副面孔。所以今天的新诗现代性建设也应该适度强调“中国特色”，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初级阶段”特色和“幅员辽阔”特色。应该把新诗的现代性区分为“七副面孔”或七大类型，分别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和媚俗艺术。七大类型各自独立又相互依存，甚至可以互相转化，尤其是现代主义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现实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的“现代性转移”而被“中国化重构”的境况之中。因此今日新诗现代性建设的重大任务是要务实地完成现实主义诗歌向现代主义诗歌的改造，这种改造既要有“接地气”的现实，更要有“望天空”的理想，最重要的是要强调“低空滑行”。正是因为应该把新形势下或者“新常态”下的现实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纳入今日新诗现代性的“七大类型”之中，才有必要把新诗现代性建设分为启蒙现代性建设和审美现代性建设两大类，虽然两者有交叉，但是前者更关注新诗题材的现代性建设，后者更重视新诗体裁的现代性建设。既重视文体狂欢又重视文体自律是新诗文体建设的基本方针。新诗文体现代性建设的总方针应该是高度重视题材的“现代”和适度坚持体裁的“保守”，前者重视以“现代精神”及“现代意识”为代表的启蒙现代性建设，后者重视以“诗家语”及“准定型诗体”为代表的审美现代性建设。

诗的文体主要由诗体呈现，没有文体就没有文学，没有诗体就没有诗。不能把诗体只归入诗的形式(怎么写)范畴，它也属于诗的内容(写什么)范畴，更属于诗的技巧(如何写好)范畴。“诗体，即是对诗的形式属性及文体属性的制度化的具体呈现。”所以应该从如何写好(技巧)、怎么写(形式)和写什么(内容)三个方面来完成新诗诗体现代性建设，一定要坚持技巧大于形式，形式大于内容的原则。新诗诗体现代性建设不仅要有形式为内容服务的旧观念，还要有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形式就是内容，甚至形式大于内容的新观念。今天的新诗诗体现代性建设仍然要强调诗的内容的平民化和形式的贵族化，要致力于四大类诗体的建设。一、改建百年新诗已有一定建设基础的旧诗体，如新格律诗体、自由诗体、十四行诗体、小诗体、长诗体、图像诗体、朗诵诗体等。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借鉴中外诗体建设新诗体，如借鉴古代汉诗的优秀诗体分别建设赋体新诗、古体新诗、近体新诗、词体新诗、曲体新诗，可以称为古诗体新诗；借鉴中国民歌的优秀诗体如信天游、花儿等建设民歌体新诗；借鉴外国优秀诗体，如具象诗、俳句、萨福体、十四行诗等建设中国式外国诗体新诗，可以称为西体新诗或外国体新诗。三、利用科技创建多媒体新诗，如博客诗、微博诗、微信诗、QQ诗、手机诗、网络诗。四、利用其他艺术进行跨界写作，创建艺术体新诗，如以歌词为代表的音乐诗，以图案诗为代表的美术诗等。新诗诗体建设应该重点建设八大诗体：自由诗、格律诗、小诗、长诗、散文诗、图像诗、网络诗和跨界诗，前四种是新诗的“传统”诗体，已有一定的建设基础，需要“重建”或“改建”；后三种，尤其是后两种是新诗的现代诗体，需要“创建”或“新建”。自由诗现代性建设要重视诗体、意象、语言等诗的元素及叙述、描写等诗的技法上的现代性建设。自由诗现代性建设要适当重视诗的音乐性，高度重视诗的排列，格律诗的诗体建设主要是音乐形式的建设，自由诗的形式建设主要是视觉形式的建设，即格律诗要更重视诗的音乐美，自由诗要更重视诗的排列美。格律诗要重视韵律，尤其是外在韵律；自由诗要重视旋律，尤其是内在旋律。自由诗现代性建设还要重视诗的基本要素——诗的意象，和写诗的基本技术——诗的叙述。意象传统不仅是古代诗歌的传统，也是现代诗歌的重要技巧。古代汉诗讲究“含蓄”，所以“诗出侧面”“无理而妙”是古代汉诗的常规技巧。格律诗现代性建设的两大任务是：一、完善新诗史上一直在建设的准定型诗体——现代格律诗体，又称新格律诗和格律体新诗。二、借用古代汉诗已有的定型诗体——古代格律诗体，创建古诗体新诗，具体为赋体新诗、格律诗体新诗和词体新诗等。“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是今日格律诗现代性建设应该采用的基本原则。小诗一开始就呈现出强烈的现代品质，写作小诗是现代人的一种日常化生存方式。如果说自由诗的诗体自由是人的自由精神的诗体呈现，小诗诗体中准定型诗体的在限制中有自由的诗体形式，可以呈现出现代人推崇的循序感和自由欲有机结合的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政治追求的宽松而有节制的上层建筑的生存方式。这正是小诗现代性建设在文体学意义之外的政治学、伦理学意义。与小诗相比，长诗现代性建设更偏向于诗体的限制。近年中年诗人写的长诗，尤其是革命题材或主旋律题材的长诗，大多是“颂歌”，缺乏“诗人的主体性”，叙事成分太多，缺乏“诗的抒情性”。所以长诗现代性建设要加强诗人的主体性建设和诗的抒情性建设。散文诗现代性建设与长诗现代性建设相反，偏向于诗体的自由甚至解放，仍要确定出散文诗的基本要素：丰富的想象、优美的语言、新颖的意象、跳跃的情节、生动的情景、细致的抒情、简洁的叙事、准确的描写、灵活的句式和精致的结构等。大陆散文诗现代性建设要改变今日流行的散文诗比诗好写的观念，要接受中国台湾诗界的观念——散文诗不但是诗，而且是诗中的精品甚至极品，只有优秀诗人才敢写散文诗。图像诗更是一种在现代诗歌运动中产生的现代诗体，是人的创新精神及喜新厌旧的本性、文体的革命潜能及质文代变的天性和社会的进化意识及与时俱进的本性结合的产物，也是人的语言思维与图像思维在现代社会完美结合的结果。图像诗现代性建设不能过分推崇图像思维在诗的创作中的作用和图像在诗中的价值。尽管网络诗流行，却极少有人把网络诗当成新诗的一种诗体来进行现代性建设，尤其是没有诗人如百年前未来主义诗人重视人与机器那样，探讨科技与诗歌、机器与诗人在现代社会的复杂关系。这是今日网络诗现代性建设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还要针对不同的传播方式来构建诗体，如微信与微博、电脑与手机传播信息的方式不同，微信诗与微博诗、电脑诗和手机诗的现代性建设就应该有差异。跨界诗主要指诗与音乐、美术等其他艺术门类融合的诗。跨界写作近年在中国大陆并不流行，诗坛出现了多位诗人画家，还出现了多次“诗人画展”。这些并不能说明诗与画的跨界已经成功了。与美术相关的跨界诗可以具体为“诗配画”“诗画诗”“画诗”，与音乐相关的跨界诗可以具体为“诗配音”“音乐诗”“音诗”。跨界诗现代性建设要落实到每一种具体的诗的建设上，要强调“以诗为本”和“跨界有界”的原则。

尽管有必要强调诗的体裁变革的现代性意义，如朦胧诗以自由诗的形式打破了近30年新格律诗的束缚，如舒婷的《致橡树》是很散文化的自由诗，但是在新诗的现代性意义上，尤其在启蒙现代性的意义上，诗的题材比体裁更有力量，更能直接促进社会的变革。如朦胧诗更是以题材取胜，《致橡树》强调女性独立的主题深得人心，甚至被视为“当代女性的独立宣言”。在百年新诗史上，尤其是在当代诗坛，新诗按诗的主题及功能可以分为城市诗、乡土诗、校园诗、军旅诗、生态诗、山水诗、旅游诗、怀乡诗、广告诗、打工诗、政治诗、爱情诗、情色诗、打油诗等。当下的新诗现代性建设在新诗的题材上，应该重点关注九大类型的诗：校园诗、城市诗、乡土诗、生态诗、旅游诗、爱情诗、打油诗、哲理诗、政治诗。九种诗在“写什么”上也有交叉，只能相对区分出各自的风格。校园，尤其是大中学校园是培养诗人的摇篮。随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大普及，绝大部分高中生都可以上大学，大学更将成为诗人成长的主要场所。校园诗从90年代初期就开始萧条，直到现在也没有恢复元气。今天的大学教育，尤其是硕士、博士教育更重学术轻创作，严重影响了校园诗的建设。尽管中学语文教材中有专章教新诗，但是师资严重匮乏，中学普遍出现了“新诗教学难”的现象。新诗几乎还没有进入小学课堂。大中小学新诗教育的严重滞后，不仅影响了新诗的现代性建设，还影响了对青少年的现代情感和现代精神的有效培养。现在必须确立新诗教育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尤其要确立它对开发孩子的语言智能和空间智能，提高孩子的审美能力和想象能力大有好处的语文教育观，只有通过新诗教育来丰富孩子的情感，启迪孩子的思想，才能把他们培养成为能够建设现代中国的现代公民。人类的现代化建设首先是从城市开始的，乡村的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容。但是百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日本、韩国等东方国家。中国长期是乡土中国，农业文明一直比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重要。但是新诗在草创期就关注城市，这标志着新诗一开始就是一种城市化的现代性文体。进入新世纪，诗坛写作出现多元化，越来越多的诗人重视城市书写。如生活在北京的侯马写了大量反映都市人生活的诗。中国城市诗人不但要在城市生活中获得快乐，这种快乐不仅是享受城市丰富的物质和完善的服务带来的世俗生活的快乐，还要品味到城市沙龙式艺术生活的快乐，更要体会到在城市群居生活中孤独地思想的精神生活的快乐。还要在城市诗的写作中获得波德莱尔所说的“写诗的快乐”。“诗除了自身外并无其他目的，它不可能有其他目的，除了纯粹为写诗的快乐而写的诗外，没有任何诗是伟大、高贵、真正无愧于诗这个名称的。”不管现代人，特别是生态主义者多么讨厌城市，城市仍然是人类生活的理想之地，因为城市集中了人类最重要的成就——都市文明。都市不但可以给人带来舒适方便的物质文明，还给人带来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可以让人“诗意地栖居”，让人有更多追求“精致”生活和“精致”艺术的都市意识，还可以给人带来平等、自由、博爱、包容、合作等城市精神，让人更重视精神生活，产生责任感及批判意识。因此可以说正是现代都市造就了现代诗歌，都市诗的现代性应该与都市的现代化进程相对同步。目前中国大陆城市诗的最大问题是城市诗人要把城市文明视为现代文明的重要代表，要热爱而不是抵触城市文明，要克服小农意识。城市诗人要写出城市生活的百味人生，对城市文明既要有强烈的批判意识，更要享受城市文明带来的幸福快乐。今日城市诗人应该是“城市的情人”而不是“城市的仇人”。今日新诗现代性建设必须加强城市诗建设，现代城市除需要“愤怒诗人”外，更需要“快乐诗人”，还需要“审美诗人”“精致诗人”和“形式诗人”。城市诗现代性建设必须突出城市的现代特色和城市人的现代人特色。两者的共同特色都有“多元”甚至“民主”，所以常用“斑斓”甚至“光怪陆离”来形容城市，用“丰富”甚至“多姿多彩”来描述城市人。如同现代性既强调自由又重视法则，人类现代性建设的最大目的是建设具有宽松而有节制的上层建筑的现代社会，培养既有自由欲也有秩序感的现代公民。写诗是诗人向社会索取权力，既得到安慰又对抗生活的艺术生存方式。这是城市诗人推崇“颓废”，比乡村诗人更推崇个人化写作及私人化写作的重要原因，也是“诗歌疗法”通过写诗这种“书写表达”治疗城市人的心理疾病颇有效果的重要原因。但是在肯定个人化写作对城市诗现代性建设很有必要的同时，也要强调社会化写作，如同中国古代允许文人的“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两种有些对立的生存方式存在，城市诗也应该有“个人性”和“公共性”两种风格。尽管近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速很快，但是中国仍然是传统的农业国家，而不是现代的工业国家。尤其是在心理上，很多生活在城里的诗人仍然有浓郁的乡土情节，喜欢写乡土诗，加上农村还有大量的乡土诗人，所以乡土诗比城市诗繁荣。很多从乡村进入城市的诗人在工业化、城市化为代表的现代化大潮中都出现困惑与无助。他们是“两栖人”，常常是身在城市心在农村。乡村文明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城市文明又带给他们无情的冲击。由于无法明确自己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他们的创作总是游移在城市诗与乡土诗之间，身份的合法性危机导致了诗歌的合法性危机，身份的混乱更导致了创作的混乱，乡村文明使他们保守，城市文明使他们激进，他们始终是在非常态的生态中写诗，很难以现代人的身份写出名副其实的现代诗。尤其当他们目睹到乡村文明被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无情破坏时，他们总是为失去的家园悲哀，不由自主地悲歌一曲。失去的才是美好的，何况乡村本身就是美好的，更何况这种失去是被迫的，并不是正常的现代化建设，而是类似原始资本主义积累时期才有的“掠夺式开发”的结果，当然会让诗人们以乡村守护神和村民代言人的身份，痛心疾首地抨击时政，甚至会用诗笔放大乡村在城市化、工业化和商业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甚至抵制以城市化为代表的现代化。自由精神是现代精神的重要内容，批判精神是自由精神的具体体现。乡土诗现代性建设需要的正是这种批判精神，乡土诗人也应该成为乡土社会的“精神脊梁”，应该有写作的伦理和诗人的良心，但是不能因为乡村的封闭文化使自己成为阻碍乡村的现代化进程的“卫道士”，也不能为思想而思想，为批判而批判地“玩深沉”。目前大陆乡土诗最缺乏的不是启蒙现代性建设，而是审美现代性建设，写乡土诗必须以诗人的身份说话，而不是以乡村的代言人，更不是以思想家的身份写诗。面对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诗人不能袖手旁观，也不能风言风语，更不能横加指责，一定要冷静客观，力求解决问题而不只是发现问题。很多乡土诗就是生态诗，朴素的乡土就是自然的生态。新诗现代性建设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现代人的生存问题，生态诗不但直接关注这个问题，而且可以反思现代性的弊端，完成对现代性的批判。但是正如某个地区过度的经济发展会付出环境恶化的代价一样，一些过分强调生态保护的生态诗是反现代性的，会阻碍现代化进程，所以生态诗人必须有科学精神和经济意识，尤其要明白工业文明中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力求可持续地和谐发展。旅游诗中也有生态诗，很多诗人在旅游中生态意识会觉醒，自然生态与诗歌生态及诗人生态休戚相关，所以旅游诗常常与生态诗有异曲同工之处。旅游是旅游者面对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上的变换，来自自然和来自社会的“他者”的出现，有助于确立旅游者正确的自我意识，增加他的社会意识，让他更能够融入自然和社会。在他者视域中的自我意识是人的现代意识的重要内容，所以旅游有助于改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对抗关系，使人成为更健康更优秀的现代人。只有将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有机融合的人才有能力解决人类这三大问题，只有健康的个体才能组成健康的群体。旅游诗记录了人对时间、空间及生态的不同反映，旅游诗写作有助于完成新诗把中国人培养成现代人的重任。尤其是当前倡导旅游诗，有利于改变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个人化写作风气，将诗人从书斋中解放出来，让个人化写作适当向社会化写作转变，使诗的功能由单一的个体抒情转向将人与自然合为一体的抒情。开放自己走进大自然，诗人的身心会更健康，诗歌作品的境界也会提高。对诗人而言，旅游诗写作如同旅游一样，应该是轻松快乐的，没必要因为写诗“玩深沉”毁了旅游的乐趣。对读者而言，无法从旅游诗中获得旅游信息，非诗人或者诗歌爱好者的普通读者并不关心诗人的感触，更不愿意接受诗人的思想教育，他们自然不会喜欢思想性太强的旅游诗。旅游诗的现代性建设应该把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爱情诗有助于解决人的生存问题，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完成诗的抒情功能和治疗功能，还有助于现代人、现代家庭和现代社会的现代性建设。有必要通过现代爱情诗来建设中国人的现代爱情，来达到通过新诗现代性建设培养现代中国人的目的。现代爱情诗应该包括抒写人的生物性情感的情色诗和人的心理性情感的情爱诗。情色诗现代性建设应该强调治疗功能大于抒情功能，抒情功能大于启蒙功能，要允许抒发那种低级情感，强调诗人写作的自由和发表作品的限制。一些忧郁症患者或狂躁症病人是由于性压抑造成的，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种发泄的途径。写情色诗就是一种发泄方式，它可以缓解人身体上的压抑。新诗现代性建设强调重视诗的治疗功能就是希望能够造就心理健康、人格健全的现代中国人。打油诗如情色诗，也可以缓解人的生存压力，它的应用范围更广。情色诗的作者通常是年轻人，打油诗更受中老年人喜欢，尤其是中国文人自古有用打油诗自我解嘲给自己增加生存乐趣甚至生存勇气的传统。以诗自我解嘲，寻求心理平衡，摆脱时局窘境，是中国文人特有的生存方式，从古到今打油诗都是文人自我解脱的一种自娱性“快乐”诗体。打油诗可以增加人的幽默感，让人减少些时代的病态人格，多些乐观向上的优良品质。新诗不仅要反映和记录现代人的生存境遇，还要尽量给社会和人提供实用的生存帮助。前者可以通过诗的启蒙，甚至宣传功能来完成。后者可以通过诗的抒情功能，甚至治疗功能来实现。新诗现代性建设的一大任务是培养有现代思想的中国人，哲理诗是完成这一使命的重要诗体。情色诗需要上升到思想的层面，哲理诗更应该推崇思想的高度。一个不会思考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会思考的人不可能是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现代人。人是情感的动物，更是思想的动物，人的审美需要也会带来人的审智需要。也可以把诗人在写作中迷恋哲理追寻归于人的神经过敏的需要，即诗人的思想上的洞察力与情感上的敏感力异曲同工，都与人的低级需要和高级需要有关，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的高级情感。采用这种写作来宣泄被压抑的低级情感，特别是“力比多”过剩产生的压抑，让身体和心灵得到解放。但是这是完全不够的，真正有效的治疗是用高级的情感对付低级的情感。人对哲理的追求就是对高级情感的渴望，可以让人更理性，让世俗生活更高尚，更有品味，让人能够真正“诗意地栖居”。今天虽然没有必要像郑敏那样过分强调“诗歌与哲学是近邻”，极端追求诗的哲理性。但是在哲理性受到极端轻视，诗的“主题轻化”现象已经持续了20多年，“口语诗”及“生活流写作”已经泛滥了十多年的诗坛，通过追求诗的哲理性来提升写作的高度有较大的现实意义。新诗现代性建设要重视的三大功能是启蒙功能、抒情功能和宣泄功能，哲理诗不但具有启蒙功能，也如爱情诗甚至情色诗一样，具有一定的宣泄功能甚至治疗功能。政治诗比哲理诗更能够完成新诗的启蒙功能甚至宣传功能，主要分为政治抒情诗和政治讽刺诗，前者通常针对重大政治事件，重在抨击；后者通常写政治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件，重在讽刺。新诗政治诗现代性建设的重点是建设政治抒情诗，它是用现代汉语写的具有现代意识的抒情诗，必须重视诗歌精神，关注政治生活，它应该是呈现当代诗人的使命意识和当代诗歌的济世功能的语言艺术。政治抒情诗现代性建设应该注意以下十点：一、以政治家的身份思考，以诗人的名义写作。二、处理好歌颂与暴露的关系，不当极端的“歌德派”或“缺德派”。三、采用尽精微、致远大的方式，小处敏感，大处茫然，重视个人体验。四、反对极端推崇“立意高远，境界自出”，反对“玩深沉”。五、重视想象，与日常生活保持适当距离，艺术真实大于生活真实。六、重视技法，通过意象来提高语言的诗性和诗作的艺术性。七、坚持抒情是诗的第一要素，同时借鉴叙事、议论、戏剧化等手段。八、重视诗体建设，诗体要适合朗诵，采用适当讲究音乐性的准定型诗体。九、重视学养，提高写作的难度。十、重视传播，采用科学手段来完成大众传播。

按照诗的写作类型及文体功能做大致的区分，可以把新诗现代性建设要处理的十大关系具体为：新诗现代性建设与时代(先锋诗歌和保守诗歌)、新诗现代性建设与政治(官方诗歌和民间诗歌)、新诗现代性建设与经济(商业诗歌和艺术诗歌)、新诗现代性建设与文化(文人诗歌和大众诗歌)、新诗现代性建设与科技(纸质诗歌和网络诗歌)、新诗现代性建设与宗教(神性诗歌和人性诗歌)、新诗现代性建设与性别(女性诗歌和男性诗歌)、新诗现代性建设与年龄(青少年诗歌和中老年诗歌)、新诗现代性建设与地域(国语诗歌和方言诗歌)、新诗现代性建设与民族(汉语诗歌和民族语诗歌)。处理新诗现代性建设与时代的关系需要重视激进与保守的对抗，具体为要重点建设“与时俱进”的先锋诗歌和“不知有汉”的保守诗歌，前者更多指“后现代诗歌”，后者更多指“现代诗歌”。处理新诗现代性建设与政治的关系需要减少官方诗歌和民间诗歌的对抗。这种对抗也是造成当代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不正常的重要原因，一些诗人拥抱政治，一些诗人对抗政治，一些诗人逃避政治。“文革”时期出现“官方诗歌”与“地下诗歌”的对立，改革开放初期出现民间诗刊刊发的“民间诗歌”与官方诗刊发表的“官方诗歌”的对立。近年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新诗与政治的关系日渐正常，尤其是民间获得了空前的办刊自由，已经没有了官方诗歌和民间诗歌的极端对抗，真正出现了北岛所言的当年《今天》追求的“纯文学”。但是过度的“唯美写作”及“个人化写作”也导致了题材的轻化和思想的淡化，新诗的启蒙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现代社会离不开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新诗现代性建设必须处理与经济的关系，处理好商业诗歌和艺术诗歌的关系，尤其要向广告人学习，借鉴艺术性广告的制作方式，创作艺术性广告诗。新诗现代性建设要处理好与科技的关系，要弄清纸质诗歌和网络诗歌的差异，高度重视网络诗。网络诗写作可以真正满足人的这种基本的审美需要及结构的需要，会改变诗人的思维方式及智能结构，需要将人的语言思维与意象思维，人的语言智能与空间智能、音乐智能等多种智能融合，还会改变诗人的知识结构，将传统的艺术类型合为一体，还需要将艺术与技术结合。诗人的智能潜能有可能在网络诗的写作中得到挖掘，网络诗写作有可能成为一种“智力游戏”或者“智力体操”，这有助于开发人的智力。网络诗还可能将诗人由艺术家变成匠人，把诗由“艺术”降格为“技术”，如近年甚至出现了写诗软件，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丧失。诗人创作诗受到读者、机器及技术的制约，有助于诗人过分自恋的主体性的消解，诗人的“超人角色”和“神性写作”都容易降格为“凡人角色”和“人性写作”。这有助于新诗现代性建设中的世俗化。新诗现代性建设要将纸质诗与网络诗分开，要特别重视网络诗的科学性，用科学的眼光来打量网络诗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既要认识到科学给诗带来的好处，更要发现它的害处。如网络诗对纸质诗的文体功能、文体形态、语言方式、诗体传统进行了“全方位”的，甚至是“颠覆性”的改变，这种改变反而使新诗的诗体建设的生态变得更恶劣。在消费文化泛滥的读图时代，读图方式不是字斟句酌的读字方式。即使是好诗也因为没有反复细读而无法品出诗味，读者不可能透过诗的表面看到诗的本质。他们也没有耐心去精雕细琢般地解读诗歌作品。今天在小说、散文和诗歌三种文体中，大众传媒对诗歌的冲击最大。近年的网络诗歌的无序发展证明网络对新诗的诗体建设是一把双刃剑，现代科技非常有利于诗的构形与造图，有利于图像诗的创作，对新诗的诗形建设具有前所未有的好处。但是正是因为造形太方便，网络诗人们更不愿意将诗体定型，更不会遵守已有的诗体规范。网络自动排版的方便，大大削弱了诗人创作图像诗需要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写纸质诗时需要绞尽脑汁才能排出的图案，电脑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机器取代人完成有难度的写作，会让精明的现代人变成了呆板的机器人。这会影响新诗现代性建设培养现代人的任务的完成。新诗现代性建设要处理与宗教的关系，不只是因为新诗可以写宗教，更是因为很多诗人的写作都有宗教情绪，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宗教的影响。如近年出现的“神性写作”，甚至解非等女诗人主张的“灵性写作”也有宗教意味，从容等女诗人近年还写了大量抒发宗教情感的诗。新诗现代性建设必须回答“宗教情感是否是现代情感”和“宗教诗歌，尤其是有宗教色彩的诗是否有存在价值”等问题。更要弄清神性诗歌和人性的关系，不能把宗教视为封建迷信否定宗教诗的价值，更不能因为写宗教诗就把自己放在一个道德高地，就可以任意贬低其他写作，尤其是人性诗歌的写作。世俗性是现代性的一大特点，有的宗教其实是很世俗的，也很重视现实生存，所以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广为传播。要建设具有宗教意味的诗，要肯定新诗宗教倾向的合理性，它有利于人的生存，还可以提高诗的思想深度，也要意识到这种追求“立意高远”，就会出现“境界自出”的“灵魂式写作”的缺点，它会让诗人越来越自恋，越来越轻视语言技法，越来越脱离诗的抒情本质。新诗现代性建设要处理与性别的关系，具体为减少女性诗歌和男性诗歌的对抗，不过分强调性别，有时也要凸显出写作者的性别，强调写作者应该有性别意识。要意识到女性诗歌写作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抒情和多极写作的时代，原因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女诗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无性别写作到有性别写作，从心理性情感写作到生物性情感写作，从身外写作到身体内写作，女诗人关注的对象及抒情视野有的从自然社会转到内心身体，有的甚至走进了宗教。新诗现代性建设还要考虑诗人的年龄，按年龄分，新诗写作有“青年写作”“中年写作”“老年写作”，他们的作品可以分为青少年诗歌和中老年诗歌。诗人的年龄段不同，新诗的生态、功能甚至文体都不同，如青年人比老年人更喜欢采用自由诗体写作，甚至更追求思想的自由。所以现代性建设的重点也不同，如通过诗体规范的严格与宽松来纠正青年诗人和老年诗人在新诗现代性建设上的弱点，具体为用现代格律诗来抑制青年诗人的写作激情，用自由诗来刺激老年诗人的写作惰性。新诗现代性建设要处理与地域的关系，具体为处理好国语诗歌和方言诗歌的矛盾。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种地域养一种文化。很早就有人意识到地域文化影响着文学艺术。诗是先锋性文体，对自由的追求往往多于对法则的遵守。地域文化对它的影响属于文体外部的影响，这种影响常常因为诗歌文体特有的文体自主性和诗人固有的主体性被削弱。诗是主情的艺术，人的个体情感和人类情感都与人类文化休戚相关，说明文化对诗人的创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现代诗歌功能的多元性也会削弱地域文化的影响。在上个世纪后期，地域文化，特别是诗人成长和生活的自然地理对新诗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时的“西部诗歌”创作呈现出地域文化对当代诗歌创作影响的多样化和复杂性。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诗人的流动，地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地理因素对新诗的影响有减弱之势，人文地理(文化)的影响渐渐大于自然地理(地域)的影响。今天是计划没有变化快的动感时代，处理新诗现代性建设与地域的关系时，要坚持诗歌本位，要以变应变。如上个世纪80年代有“西部文学”和“西部诗歌”概念，但是现在已经很少提及“西部文学”和“西部诗歌”。近年受国外的“文学地理学”影响，一些新诗学者提出了“南方诗歌”，研究南方诗歌的精神。这种精神应该包括传统精神，如江南水乡的田园精神，更应该有现代精神，如南方的改革创新精神。新诗现代性建设处理与民族的关系时要考虑汉语诗歌和民族语诗歌的关系，尤其要研究民族诗人如何用汉语写作，重视这种“汉化”写作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甚至后果。由于生态环境的差异，虽然民族诗人的汉语诗歌创作大多被“汉化”，但因汉化的程度各异，出现了纯粹的、富有民族品质的、含有民族气质的和完全被汉化的四类民族诗歌，并形成各具特色的四大抒情范式。新诗现代性建设处理与民族的关系时，要学习汉族诗人提出的“坚持在差异”中写作，在新诗已经多元发展的今天，民族诗歌再也不能一元发展，民族诗人不能老是限制在高度的严肃性和抒情性之中，不能总要求诗人当本民族的代言人，故作高深地写作；也不能总要求他们当民族的歌颂者，故作天真地唱着牧歌。但是随着诗人的流动性越来越强，近年新诗的地域性及新诗诗人的空间感越来越弱，民族诗人写作中的民族性也会越来越弱。社会在发展，已经出现“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也越来越紧密，人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呈现多元状态，民族诗歌也应该多元发展，也应该在“差异”中写作。只要是能够提高人的现实生活质量、完美人的精神生活的诗歌，无论是否能够贴得上“民族诗歌”的标签，都是民族诗人应该写和可以写的诗歌。要正视民族诗歌，特别是用汉语写作的民族诗歌的生存现实和越来越多的民族诗人生活在越来越汉化的环境中的客观情况，提出新的有利于民族诗歌发展的生存策略：改变一向强调的民族诗歌高度的“民族性”，民族诗人只能写民族风情和采用民族的抒情方式等旧观念，让民族诗人写的汉语诗歌无论是在诗的内容还是在诗的艺术上，都能与汉族诗人媲美，真正使他们成为现代汉诗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要倡导民族诗歌的多元格局。

综上所述，新诗现代性建设的策略是必须兼顾审美现代性建设和启蒙现代性建设，21世纪的新诗现代性建设必须吸取20世纪新诗革命过度重视诗的启蒙性建设的教训，只有把它限定为稳健的现代汉语诗歌改良活动，而不是激进的现代汉语诗歌革命运动，才能通过新诗的现代性建设促进中国人的现代性建设和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建设。只有通过新诗的诗体现代性建设带动新诗文体现代性建设，通过新诗的文体建设带动整个新诗的建设；通过改善诗歌生态来改善文学生态，通过改善文学生态来改善政治文化生态，才能完成新诗现代性建设培养现代公民和建设现代国家的神圣使命，才能拓展新诗的功能，完善新诗的文体，提升新诗的价值，净化新诗的生态，让“现代诗”真正具有“现代”品格，让“新诗”真正有“新”的品德，成为真正的“现代汉诗”!

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

1. [匈]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5页。
2. [法]波德莱尔：《对几位同代人的思考》，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93页。
3. [美]叶维廉：《散文诗——为“单面人”而设的诗的引桥》，叶维廉：《叶维廉文集》，第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4. [美]赫·马尔库塞：《现代美学析疑》，绿原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9页。
5. [美]R. S.弗内斯：《表现主义》，艾晓明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第90页。
6. 王珂：《诗体学散论》，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2页。
7. [法]波德莱尔：《再论埃德加·爱伦·坡》，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