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痛苦鲁迅

引言：“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

2006年，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上海演讲时，开篇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鲁迅究竟是谁？”

事实上，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很难有一致的答案。

瞿秋白说，鲁迅是“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

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是“空前的民族英雄”。

林语堂说，“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

周海婴小时候则埋怨说：“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王朔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

百度上有个帖子，只有一句没有标点的评价：很正义的怪老头。

由此看来，关于“鲁迅是谁？”的发问，可套用一句关于哈姆雷特的俗语来回答：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鲁迅。

既然这样，我们就只能谈谈我们对鲁迅的体会和理解——

我们看鲁迅，无论其人其作，印象最深的，还是四个字：痛苦鲁迅。

鲁迅为人，在我们看来是很痛苦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

从“王子”到“叫化子”

从家世和身世看，鲁迅经历了“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从“王子”变为“乞食者”或“叫化子”的痛苦变故。

1881年9月25日，鲁迅诞生于浙江会稽县（今绍兴县）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小名阿张，本名樟寿，初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改名树人。

鲁迅的家世也曾有骄人之处——书香世家，“累世耕读”：

据说周氏房族一世祖周逸斋自十六世纪明正德年间（1506～1521）迁居绍兴城内竹园桥。一七三六年，六世祖煌（韫山）为乾隆丙辰恩科举人，拣选知县，进入士大夫阶层；于是购地建屋。七世祖绍鹏（乐庵）分居东昌坊口覆盆桥，他同其子渭（寅宾）都是监生。至第九世，该支又分为致、中、和三房，分居新台门、过桥台门和老台门；致房居新台门，其九世祖宗翰（佩兰）为增贡生，有三子，分为智、仁、勇三支；智房又分为兴、立、诚三支，智房十世祖珄（瑞璋）和兴房十一世祖以埏（苓年）都是捐的监生。以埏之子福清（介孚）即鲁迅的祖父。

鲁迅的祖父曾这样叙述家族的历史：

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述先公祭田俱万历年置），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韫山公生七子），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逮嘉道时，族中多效奢侈，遂失其产。复遭十七爷房争继，讼至京师，各房中落者多，而我高祖派下小康如昔也。自我昆季辈不事生计，侄辈继之卖田典屋，产业尽矣。

鲁迅出生前后，虽然周家已经走向衰败，但早年家境仍然不错。

鲁迅祖父周福清（1837～1904年），1871年钦点翰林院庶吉士，1874年选授江西省金谿县知县，1888年实授内阁中书。

父亲周凤仪（1861～1896年），小名宜，进学时改名文郁，考中秀才后改名仪炳，又改名用吉。屡次参加乡试未中，闲居在家，思想颇为开通。

母亲鲁瑞（1858～1943年），绍兴会稽东北乡安桥头人，清举人鲁希曾的三女。她没念过书，但“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她思想颇开放，性格刚毅，乐于助人，待人平易。

鲁迅出生时，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维持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并不很愁生计”。此外，家里藏书丰富，诗书传家的氛围仍然很浓厚。鲁迅6岁就开蒙读书，先是随本家亲戚学，12岁时被送到绍兴城内最有名的三味书屋去读书。

然而，到鲁迅13岁时，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鲁迅的家境迅速败落，鲁迅本人也开始感受到世态的炎凉和人生的痛苦。

1893年秋——

2月16日（除夕）鲁迅曾祖母戴氏病逝。次月，祖父周介孚携妾潘氏和少子伯升回绍兴奔丧。后卷入浙江科场舞弊案，获罪入狱。

祖父为参加乡试的儿子和亲友马、顾、陈、孙、章五姓子弟赴苏州贿赂主考殷如璋，九月七日（阴历七月二十七日）事泄，鲁迅的父亲受斥革，被取消乡试资格；祖父也投案自首，被押到杭州监禁。次年一月三十一日（癸巳十二月二十五日）光绪皇帝谕旨判其为“斩监候”，俟秋后处决。这成为轰动一时的“钦案”。周家只得一方面不断变卖产业，年年设法营救；一方面为躲避可能发生的株连，当即送孩子离家避难。在亲戚处鲁迅遭到冷遇，被称为“乞食者”，受到很深的刺激。

1894年冬——

父亲突然大吐血，延请本城著名中医治疗，开始说是肺痈，后又说是臌胀。由于诊金昂贵，只好经常典当衣物，家道更趋衰落。14岁的鲁迅开始分担家务：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1896年10月12日，鲁迅父亲病逝，年仅37岁。留下寡妻和4个孩子，还有一个坐牢的祖父。于是，周家更趋贫困，16岁的鲁迅更饱尝世人的白眼，包括本家亲戚的欺侮。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30年后，鲁迅在广州时，曾有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鲁迅这样回答：

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象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

痛苦而至痛恨，是鲁迅家世、身世、幼年经历留给他的第一份精神遗产。

“走异路，逃异地”

从求学历程来看，鲁迅经历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一系列痛苦的选择。

自父亲去世后，由于家境艰难，“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因而无法继续在三味书屋读书。但鲁迅坚决不肯走当地“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学做幕友或商人”。他一心想摆脱周围的环境，寻求新的出路：

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那时为全城所笑骂的是一个开得不久的学校，叫作中西学堂，汉文之外，又教些洋文和算学。然而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熟读圣贤书的秀才们，还集了“四书”的句子，做一篇八股来嘲诮它，这名文便即传遍了全城，人人当作有趣的话柄。我只记得那“起讲”的开头是：

“徐子以告夷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今也不然：舌之音，闻其声，皆雅言也。……”

以后可忘却了，大概也和现今的国粹保存大家的议论差不多。但我对于这中西学堂，却也不满足，因为那里面只教汉文，算学，英文和法文。功课较为别致的，还有杭州的求是书院，然而学费贵。

无须学费的学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

鲁迅选择去南京求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时他的堂叔祖周椒生正在南京水师学堂教汉文兼管轮堂监督。该校是公费，每月还发极少的生活费，鲁迅的小叔父伯升已于上一年考入这个学校读书，于是鲁迅便决定去南京求学。

1898年5月，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成为试习生（堂叔祖周椒生觉得鲁迅考取“军校生”有辱祖宗体面，将来难入家谱，遂在报考时，将鲁迅本名樟寿改为“树人”）。鲁迅回忆说：

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

1898年10月，由于不满意江南水师学堂“乌烟瘴气”，加之被分在“管轮班”，“上不了舱面了”，遂改考入江南陆师学堂新设矿务铁路学堂。由于当时外国教员没有如期到校，11月鲁迅曾回绍兴一趟，并因“本家叔辈拉他一同去”，于12月18日参加会稽县考（后名列三图三十七）。此后，还发生过一件荒唐事：鲁迅虽然没有参加府考，但发榜时获得府考七图三十名。

1899年1月5日，鲁迅离家回南京矿路学堂学习。进入该校后，鲁迅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名列前茅，得到不少银质奖牌。学校规定：“四个三等银牌可以换一个二等银牌，四个二等银牌可以换一个三等金牌……年龄最小的鲁迅是矿路学堂同学中唯一用四个银牌换得一个金牌的人。”鲁迅课余喜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但精神上仍十分抑郁。

1902年1月27日，鲁迅以一等第三名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获得文凭，但他高兴不起来。后来鲁迅回忆道：

毕业，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毕业，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钢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1902年3月24日，经两江总督批准，由江南督练公所派遣，鲁迅以“南洋矿路学堂毕业奏奖五品顶戴”的资格，同张邦华、顾琅、伍崇学等一起，赴日本留学。次月4日抵达横滨，30日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

鲁迅曾这样描述他们初到日本留学的情形：

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

在弘文学院学习期间，鲁迅积极参加革命派活动，还毅然剪掉头上的辫子，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同时，开始了“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并开始发表文言小说（《斯巴达克之魂》，1903年6月）和文言论文（《说镭》《中国地质略论》）。此外，他还于次年10月，与陶成章等人一起，加入反清团体“浙学会”，此会即为后来成立的著名的反清组织“光复会”的前身之一。

1904年4月30日，鲁迅在弘文学院结业。按清政府规定，鲁迅应该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学习，但鲁迅毅然决定改学医学：

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

0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源自一个埋藏心底的梦：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同年9月，鲁迅进入设在日本本州岛东北部的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医学。但只学到二年级第二学期（该校学制两年，一学年又分寒假、春假、暑假三个学期），鲁迅便决定退学：

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1906年3月，清驻日公使和仙台医专校长相继批准鲁迅的退学申请。鲁迅遂抱着“弃医从文”的志愿，由仙台再次前往东京。

6月，鲁迅将学籍列入东京“独意语学会”创办的德语学校。此后，鲁迅一方面一直坚持学习德语，并一度学习俄文（1907年秋）；另一方面阅读和翻译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1906年秋，曾与许寿裳、苏曼殊等人筹划办《新生》杂志。1908年夏，每周日往章太炎在东京的寓所，听章讲学，历时大约半年。1909年上半年，与周作人一起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第一、二集，但到头来，在东京总共只卖出41本，其中一本还是老朋友许寿裳买的。此事让鲁迅颇感悲哀和寂寞：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1909年8月，鲁迅结束日本留学生涯回国。

鲁迅曾这样回忆这段经历：

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画，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底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于是，鲁迅“走异路，逃异地”，不断改换专业、学习方式，在日本留学7年多。但是到头来，连一个正式的毕业文凭也没有拿到，更谈不上是“学成回国”。由此，可以想见，鲁迅的求学和留学之路，也是始于痛苦，终于痛苦。

“走出”与“沉入”

从职业生涯看，鲁迅经历了不断地“走出”与“沉入”，经历过如毒蛇般纠缠于灵魂的大寂寞和大痛苦。

1909年9月，经许寿裳推荐，鲁迅赴杭州就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初级化学和优级生理学教员，兼任日本教员铃木珪寿的植物学翻译。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是清朝政府废科举、办学校之后，以杭州贡院为基础改建，建筑和学制仿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为当时浙江最高学府。该校于1908年4月15日正式开学，沈钧儒为监督（校长）。他虽进士出身，却是富有民主思想的新派人物。许寿裳担任教务长，其他大部分教员或来自日本，或为留日学生。开办之初，该校民主和科学气氛较为浓厚。

然而，好景不长。1909年12月22日，当沈钧儒被选为浙江咨议局副议长赴任后，浙江巡抚增辒为控制该校，特派浙江教育总会会长夏振武担任校长。夏振武一贯以道学自命，尊王尊经。到任后，夏辱骂革命党，反对新教育，提倡尊孔读经，并对教师、学生实行封建高压统治，引起进步师生普遍不满。鲁迅和许寿裳一起，参与了教师罢教乃至辞职离校运动。1910年1月5日，在社会舆论支持下，浙抚、学司被迫撤销夏振武监督一职，改由浙江高等学堂监督孙志敏任代理（此所谓“木瓜之役”）。

1910年7月，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又聘请了御史出身的徐定超担任监督，执掌校政。徐又是一个旧派人物。鲁迅深知此人“未必有胜于夏”，不愿与之委蛇，便辞去教职，返回故乡了。

8月（一说9月），鲁迅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但不久又感到压抑和痛苦：

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惟搜采植物，不殊曩日，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

出于无奈，鲁迅只得一封又一封地给许寿裳写信求助，在其他地方谋求饭碗：

今年秋故人分散尽矣，仆无所之，惟杜海生理府校，属教天物之学，已允其请，所入甚微，不足自养，靡可骋力，姑足于是尔。前校长蒋姓，去如脱兔，海生检其文件，则凡关于教务者，竟无片楮，即时间表亦复无有，君试思天下有如此学校不？仆意此必范霭农所毁，以窘来者耳。斯人状如地总能如是也。北京风物何如？暇希见告。致文漱信，亦希勿忘。他处有可容足者不？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为度。

越中学事，惟从横家乃大得法，不才如仆，例当沙汰。……而家食既难，它处又无可设法，京华人才多于鲫鱼，自不可入，仆颇欲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

其间，他还曾经向上海一家书店寄去德文译稿求职，也被拒绝了。

1911年夏，鲁迅辞去一切教职。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本月中下旬，鲁迅应邀回绍兴中学堂任原职。11月，鲁迅曾集合学生组成“武装宣传队”，到街头宣传革命；还曾带领学生到城外迎接王金发率领的革命军，后接受王金发任命，出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年底，写成文言小说《怀旧》。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2月中旬，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部员。4月，临时政府及教育部迁往北京，鲁迅于5月5日和许寿裳一同到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上班。8月21日，被任命为佥事；8月26日，因原第一科被撤并，社会教育司第二科改名为第一科，鲁迅任科长。但袁世凯统治下的教育部完全是一个官僚机构，加之处于草创阶段，每天除签到之外基本上无公可办。鲁迅到教育部上班第一天日记是这样写的：

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于是，鲁迅整天看书，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业余时间就与老友许寿裳去琉璃厂搜求旧书、碑刻拓片。

1912～1917年，鲁迅经历了孙中山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状况越来越感到失望，只好采用各种办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白天九十点钟才起床上班，到黄昏时才返回会馆。吃过晚饭，八点钟开始从石刻拓本抄古碑，或阅读抄写佛经、墓志、旧书，临摹影写造像、画本，“有时或至一二点钟才睡”。鲁迅有首悼念亡友范爱农的诗，其实也是当时自伤心情的写照：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

狐狸方去穴，桃偶尽登场。

故里彤云恶，炎天凛夜长。

独沉清冽水，能否洗愁肠？

回顾鲁迅这段职业生涯，有两个特点——

一是不断地寻求，又不断地走出，始终处于“在路上”的状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一直到现在。

二是越来越加重的“孤独”和“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在路上”是人生的漂泊，而“孤独”和“寂寞”则更是精神上的无所皈依。两者导致的都是大悲哀、大痛苦。

“呐喊”与“彷徨”

也正是因为经历了这种种大悲哀、大痛苦，五四运动前夕，一个看似偶然的契机，促使鲁迅终于开始发出自己的“呐喊”：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鲁迅自1918年5月在《新青年》四卷五号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又连续发表了《孔乙己》、《药》、《故乡》和《阿Q正传》等十多篇小说。后以《呐喊》为题结集出版（1923年9月）。他还在《新青年》“随感录”专栏上，发表一系列批判封建主义和种种“时弊”的杂感。另外，他还发表过一些新诗，从而形成了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从1920年秋开始，鲁迅到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及世界语专门学校任兼职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文艺理论等。《中国小说史略》是他讲授这门课程的讲义。

1924～1926年，是鲁迅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时期。3年间，鲁迅创作了小说集《彷徨》、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5篇散文、杂感集《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以及《坟》中的部分杂感。

然而，这一时期也是鲁迅复陷于孤寂与彷徨的时期。

新文化统一战线发生分裂，使《新青年》同人“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其间（1925年8月14日），鲁迅曾因支持女师大学生，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佥事职务。面对依然强大的封建势力及封建复古派的猖狂反扑，鲁迅自觉“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新的战友在那里呢？

1926年1月16日，鲁迅在平政院控告章士钊违法免他职务胜诉，恢复教育部佥事职务。同月，辞去女子师范大学教职。

1926年3月18日，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北京《京报》披露段祺瑞政府拟通缉鲁迅、许寿裳等50多名“罪犯”。于是，在亲友的劝解下，鲁迅先后避难于《莽原》社、山本医院。4月15日，因直奉联军逼近北京，鲁迅遂避难于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5月2日始回寓所。8月底，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同年9月《彷徨》印成。鲁迅后来曾写下这样一首《题〈彷徨〉》的诗：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馀一卒，荷戟独彷徨。

回顾鲁迅这段经历，我们看到的仍是一个痛苦的鲁迅：他为痛苦而呐喊；呐喊后仍然是寂寞与彷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陪着做一世牺牲”

从婚姻和情感看，鲁迅经历近20年的无爱的婚姻，绝望之余，甚至想“陪着做一世牺牲”。

1898年，鲁迅刚满18岁，正在南京读书时，鲁迅母亲就开始操心长子的婚事。起先，母亲鲁瑞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弟弟鲁寄湘的大女儿琴姑。琴姑比鲁迅小两岁，长得端庄漂亮，人也聪明伶俐。琴姑和鲁迅虽是表兄妹，但在绍兴是可以通婚的，况且在周家败落的过程中，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曾到外婆家避难，也常与几个表妹玩耍。在表妹们的印象中，大表哥鲁迅是个能写善画的才子，而琴姑对鲁迅则更有好感。就在鲁迅离家不久，鲁瑞就回娘家向弟弟和弟媳提出了要让琴姑做儿媳的想法。鲁寄湘夫妇对鲁迅可谓知根知底，对鲁迅的聪明更是喜欢，于是就答应了。但后来因琴姑属羊，绍兴有“男子属羊闹堂堂，女子属羊守空房”的谚语，所以婚事搁浅。之后琴姑另嫁，抑郁而死。周建人回忆说：

我小舅父四个女儿，个个汉文很好，大女儿琴姑尤其好，能看极深奥的医书，当大哥在南京读书时，也曾经提起过，是否两家结个亲，可是那时听得长妈妈叽叽喳喳地说什么“犯冲的呢”，后来也就不提了，我大哥始终不知道这件事，而琴表姊却是知道的，当时没听她说什么（当然她也不好说什么），后来小舅父把她许配给别人了，不久病逝。她在临终时对服侍她的贴心妈妈说：“我有一桩心事，在我死前非说出来不可，就是以前周家来提过亲，后来忽然不提了，这一件事，是我的终身恨事，我到死都忘不了。”

后来这位妈妈把琴表姊临终的话讲给我母亲听，我母亲听了，低下头来，半天没有作声。

1899年，在亲戚的斡旋下，由谦少奶奶做媒，鲁迅与朱安订婚。

朱安，又称阿安，母家的长辈又叫她为“安姑”或“安姑娘”。她于1878年生于绍兴城里丁家弄一户富裕人家，朱安的父亲叫朱跃庭，胞兄叫朱小云，家中有两幢三进屋宇，有书房，有石池，有花园，也是殷实人家。朱安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旧式女子，三寸金莲。鲁迅对这门亲事是一直反对的。鲁迅赴日后不久，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后来还写信给母亲“让姑娘另嫁人为好”。1906年7月，鲁迅接到“母病速归”电报，从日本赶回绍兴。次日（7月26日）等待他的却是与朱安的旧式婚礼：

光绪三十二年（1906），大约六月初，我大哥从日本回来了，可能事先母亲没有向他说清楚，是要他回来结婚，只看见母亲和他单独谈了很久。当时家乡风俗，结婚一般在冷天，很少在热天，因为凑大哥的暑假，所以就在夏天结婚了。

婚礼照例是在新台门大厅里举行的，二哥说要回来，但还没有回来，除了三个台门里的本家，很少有什么客人来，也不演戏，一点也不热闹。也许由于我大哥的意见，我母亲一切从简，只是在仪式上，还是照旧，由老台门熊三公公来祝寿，还是拜堂，我大哥装了假辫子，真是活受罪。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内侄女，媒人又是谦婶，她们婆媳俩和我母亲都是极要好的，总认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总是靠得住的，既然答应这样一个极起码的要求，也一定会去做的，而且也不难做到的，谁知会全盘落空呢？

我大哥的失望是很难形容的，这也难怪，俗话说：生意做勿着，一遭；老婆讨不着，一世。这是一生一世的事呢！当然，老公嫁不着，也是一世不着，是一样的，也许更痛苦。

结婚当晚，鲁迅为朱安揭开盖头后，发现朱安两眼深陷，长脸大面，皮肤黝黑，便更加不高兴。他独坐翻书，彻夜未眠。朱安数次小心地说：“睡吧。”鲁迅一字未答。接下来的两天里，鲁迅都睡在母亲房中。第四天，鲁迅便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东渡日本，一去三年。

我大哥对婚姻虽然失望，但他丝毫也没有责备母亲，对她的态度还是和以前一样，既亲切又尊重，有什么事情总愿意和母亲说说。但他那种压抑忧郁的神情，使我母亲感到极大的苦恼，木已成舟，她要改悔或挽回，都是不可能的了。

我母亲有她的难处，自从她知道我的琴表姊那遗恨终身的话，心里非常内疚。我母亲也爱琴表姊的。我觉得小舅父因琴表姊的死，似乎对我母亲也颇有意见，我亲耳听见他对母亲气恼哄哄地说：“难道周家的门槛那么高吗？我的女儿就进不了周家的门吗？”我母亲只能低头听着。

结婚当天，当亲友们前来贺喜的时候，鲁迅就曾凄然而又自嘲地说：“是母亲娶媳妇。”鲁迅后来还曾对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鲁迅回国后，曾有一年半时间就在绍兴任教（1910年7月至1912年2月），但他住在学校，很少回家。即使偶尔为看望母亲周六晚上回家，也是通宵批改学生的作业或读书、抄书、整理古籍，有意不与朱安接触。这一时期鲁迅心情十分沉郁，“囚发蓝衫”、不修边幅，拼命抽烟喝酒，近于自暴自弃。

1912年5月至1919年底，鲁迅在北京7年，也始终未将朱安接去同住，一个人过着苦行僧般的独居生活，“孤寂地坐守青灯黄卷，沉湎于拓片残书之中”。

1919年底，鲁迅把母亲和朱安一块接到北京全家住在八道湾，弟兄三人，友好相处，鲁迅许下了“永不分家”的诺言。1923年7月，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失和，鲁迅暂住砖塔胡同，1924年才在阜成门内西三条找到一四合院，把母亲和朱安接入。在这近5年的时间里，鲁迅“虽然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这一年（1919），朱安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她结婚也有整整十三个年头了。对她来说，这十三年的婚姻等于一片荒漠。在北京的十四年中的前七年，鲁迅也是独居，度过了三十一岁到三十八岁之间的岁月。朱安在绍兴，伴随着周老太太，度过了三十多岁到四十岁出头这段生命。鲁迅孤寂地坐守青灯黄卷，沉湎于拓片残书之中。生命迫近第四十个年头，他说准备“去自己死掉”，头脑里一度盘旋着自杀的念头。

1919年，鲁迅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这一处院子，共花了3500元钱。……八道湾十一号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放一些书籍杂物，中院是母亲和太太朱氏居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住，是二弟一家和三弟一家分住。……

全家虽然团聚了，但鲁迅的内心依然孤独痛苦。朱安做的饭菜鲁迅不想吃，朱安缝的衣服鲁迅不想穿，据说，他甚至把衣服从屋中扔到院子里。夜晚就寝，朱安铺好被褥等着鲁迅，鲁迅大发脾气，闹到要把床拆掉，最后还是分居。这种畸形的家庭矛盾别人很难想象出来，这里面有多少难以言说的痛楚啊。

虽然如此，但当朱安身有不适，鲁迅还是雇上人力车，陪同她到外国人开的医院去治疗，并且扶她上下车，据说，这使外国医生看了也很感动。

……

1923年，鲁迅决定搬家的时候，曾征求过朱安的意思：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明确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8月2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这次搬家是借住。

迁到砖塔胡同，鲁迅与朱安依然是分居两室，有时母亲来住几天。在这一阶段，他们的日常生活由朱安安排。鲁迅把足够的生活费用交给朱安，并且跟以往一样，亲自给朱安的娘家寄钱。……

在砖塔胡同近十个月的这段日子里，是他们单独接触最多的时间，但是一切机会和努力均不可能挽回他们的婚姻了，更何况鲁迅根本就无意挽回。随着岁月的流逝，鲁迅对朱安已经是连发脾气的必要也没有了。

1924年5月25日，在砖塔胡同住了约十个月以后，鲁迅和朱安搬进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

搬入新居后，鲁迅和朱安依然分居。不久，把母亲从周作人那儿接来，他需要母亲，朱安也需要婆婆。

在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又住了约十个月，到1925年3月，鲁迅收到许广平的第一封信，于是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年，鲁迅四十五岁，许广平二十七岁，朱安四十八岁。

对于这种婚姻痛苦，鲁迅很少直接表述，但在其他有关文章中，可以看到鲁迅的心迹：

终日在家里坐，至多也不过看见窗外四角形惨黄色的天，还有什么感？只有几封信，……

也便一无所感了。有一首诗，从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来，却对于我有意义。——

爱情

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

我年十九岁，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诗的好歹，意思的深浅，姑且勿论；但我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

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

……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此中甘苦两心知”

从鲁迅而后的情感经历看，鲁迅终于“一掷身中的迟暮”，发出“我可以爱”的呼声，冲破世俗偏见与许广平大胆相爱。但即使如此，旧时婚姻的枷锁，鲁迅至死也未曾完全摆脱；而与许广平的相恋，也是“此中甘苦两心知”。

许广平，是广东番禺人。许广平出生刚三天，其父外出赴宴，喝得酩酊大醉，与同席的马姓“劣绅”“碰杯为婚”，将许广平许配给他的儿子。为了摆脱这桩婚事，许广平逃婚离家，北上求学，于1922年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又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其间，许广平曾与北京大学学生李小辉恋爱。1924年1月，李小辉因患猩红热而死亡。

1923年10月23日，鲁迅开始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讲师。1924年5月21日，女师大初闹风潮，鲁迅开始卷入支持学生的活动。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给鲁迅写了第一封求访信件。4月12日，她和同学林卓凤陪同，首次到鲁迅寓所拜访。此后，鲁迅与许广平的书信往来日渐频繁（从1925年3月到7月之间，鲁迅与许广平通信40余封，“差不多平均36个小时就写一封信”）。5月7日，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在演讲时被学生轰走；9日，许广平、刘和珍等6名学生被开除。女师大风潮遂再次升级。鲁迅采用各种方式，支持乃至领导女师大学生运动，并遭到教育部解除佥事职务（8月14日）。也是在女师大风潮愈演愈烈的过程中，鲁迅与许广平的情感逐渐升温，最终走到一起：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恋爱的过程和细节，大致是这样的——他们相识于1923年10月，那时鲁迅开始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在每周三十多点钟的课程中，她最盼望听讲小说史，上课时常选择第一排座位。在学校，鲁迅是一位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的老师，而许广平则是一位听课时喜好忘形而直率地提问的小学生。他们相交于1925年3月11日，当时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的骨干。为了解除时代的苦闷，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她主动给鲁迅写出了第一封信。从此他们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在事业上相互帮助，在生活上相互关怀。他们相恋于1925年10月20日（这个日期是绝对正确的，但笔者暂不准备披露材料来源）。

这一天的晚上，在鲁迅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同时也报许广平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许广平脉搏的剧烈跳荡，正跟鲁迅逐渐急促的呼吸声相应。于是，鲁迅首先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许广平不禁报以羞涩的一笑。（以上细节，参阅许广平《风子是我的爱……》，原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接着，两人热烈地接吻。

次日，即1925年10月21日，鲁迅写出小说《伤逝》。

1926年3月18日，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发生。

1926年6月中旬，出于政局、经济和感情各方面的考虑，鲁迅决定离开北京南下。7月28日，鲁迅收到厦门大学寄来的数百元薪水、路费，正式接受厦门大学的聘任。8月26日，他在家与母亲及朱安道别后，和许广平一同坐上南下的火车，送行的朋友和学生有十多人。当时他和许广平的约定是：离京南下后，先分开两年，各自做些准备，再决定将来的生活。

1926年9月2日，鲁迅乘船赴厦门大学国文系任教，许广平则于同日乘船赴广州工作。由于分居两地，书来信往，更密切了二人的关系。鲁迅终于摆脱了世俗的藩篱：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1926年12月31日，鲁迅辞去厦门大学一切教职。

1927年1月18日，鲁迅抵达广州与许广平相聚。时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2月20日，与许广平一起宴请也到中山大学任教的老友许寿裳。此后一起游玩，或远足，或看电影，或请吃饭，持续至3月1日。3月29日，因不满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傅斯年聘顾颉刚来校任教，与许寿裳一起迁居校外，住白云路白云楼26号二楼，并请许广平也同居一处。

继上海“四一二”事变后，广州发生“四一五”政变。当日，鲁迅以教务长身份召集中山大学各系主任会议，力主营救当日事变中被捕的学生，但无人附和。4月20日，鲁迅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在白云楼闭门不出。

9月27日，鲁迅、许广平乘船离开广州。10月3日抵达上海，住上海共和旅馆。10月8号，从共和旅馆迁入东横滨路景云里23号寓所。从此，鲁迅与许广平正式开始了同居生活。同居时，寓所仅有一床、一桌、两椅，此外就是书籍了。

尽管鲁迅与许广平真心相爱，但这种“师生恋+黄昏恋”“婚外情+同居”，在当时并不为世俗社会所接受。因此，对外不免遮遮掩掩，对内也摆脱不了“内心的矛盾”和“紧张”。

事实上，就在鲁迅到厦门不久，北京和上海的熟人间已经有一种传闻，说他和许广平同车离京，又从上海同船去厦门，“大有双宿双飞之态”。

1928年2月9日（此始与许广平同居不到半年），鲁迅收到周伯超来信。后者自称鲁迅钦慕者，却这样指责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

鲁迅先生：昨与××××××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后学闻之大愤，与之争辩。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彼二人时以为笑谈资料，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后学为崇拜先生之一人，故敢冒昧陈言，非有私怨于××二人，惟先生察之。敬颂著祉！

因此，鲁迅和许广平同居之后一段时间，仍“左盼右顾，如履薄冰”：

他将许广平的卧室设在三楼，自己则住二楼，对外只说她给自己当助手，作校对，除了对极少数亲近朋友，一概不说实情。即便去杭州，实际上是度蜜月，他也要遮遮掩掩。动身之前，他先要杭州的朋友预订一间有三张床的房间；到了杭州，许钦文等人接他们到旅馆，住进那房间后，正要离开，他却唤住了许钦文，眼睛盯着他，严肃地说：“钦文，你留在这里。以后白天有事，你尽管做去，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他并且指定许钦文睡在中间那张床上，将自己和许广平隔开——这是怎样奇怪的安排！一年半以前，他鼓励许广平到中山大学给他当助教，口气是何等坚决：“不必连助教都怕做，对语都避忌，倘如此，可真成了流言的囚人了。”可你看他这住房的安排，不正是自己要作流言的囚人吗？越是知道他白天玩得那样快活，看到他晚上这样睡觉，我就越感到悲哀，除了喝醉酒，他大概一辈子都没有真正放松过吧，陪伴心爱的女人到西湖边上度蜜月，都会如此紧张，这是怎样可怜的心境，又是怎样可悲的性格？

许广平也是这样。从一开始，许广平就没有向亲属说过实情。直到1929年5月，才将实情告诉前来上海探望她的姑母。其时，许广平已经有了5个月的身孕，不得不对家人公开与鲁迅的关系。告诉姑母实情后，许广平对鲁迅解释说：

她对我是出心的好，她一两天往九江了，我之告诉她，实不忍蒙蔽她，而且我的亲人方面，如由她说出，则省我一番布告手续，而说出后，我过数月之行动，可以不似惊弓之鸟，也是一法。

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心态，还是“惊弓之鸟”似的。

在鲁迅这一面，也是从这时候起，才觉得“前途似乎毫无障碍”，开始有意将关系公开化。但在陆续告知外地朋友时，底气依然不足，语气依然是含糊的：

似乎是京沪都在传说，说我携了密斯许同住于厦门了。那时我很愤怒。但也随他们去罢。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然而一到爱起来，气起来，是什么都不管的。后来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在一所屋子里——但自然也还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也劝她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事——你看怎样，先前大放流言的人们，也都在上海，却反而哑口无言了。

此后，尽管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但直到病逝，鲁迅并没有走得更远：他仍然顾及着母亲，尤其是朱安，也从未给许广平所谓“名分”。鲁迅曾有一首题赠许广平的旧体诗，回溯他和许广平的情感历程，从中亦可体察鲁迅有甘有苦的心情：

十年携手共艰危，

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

此中甘苦两心知。

——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1934年12月）

“我就得横站”

从鲁迅与左右两大势力的关系看，鲁迅也陷入“横站”的苦境——既要应对敌方的攻击，也要防范“同一阵营放来的冷箭”；而后者尤其让鲁迅感到矛盾和痛苦。

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抵达上海后，开始了新的生活，也卷入了新的矛盾和纷争之中。

鲁迅来到上海后，本来打算与创造社、太阳社联合，担任复刊后的《创造周报》的撰稿人。但是，1928年初，创造社、太阳社的一批成员在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时，把批判矛头突然指向鲁迅等新文学作家。他们宣称阿Q时代过去了，鲁迅“完全变成一个落伍者”，甚至是“封建余孽”、“法西斯谛”式的“二重反革命”等，鲁迅也连续撰文予以还击，从而引起了革命文艺阵营内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这场论争持续一年多，共发表文章100多篇。

1929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得知论争情况后，要求站在党的立场上，停止论争，团结争取鲁迅。根据党的指示，左翼文化工作者中的部分党员开会讨论，统一认识，决定在刊物上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冯雪峰、夏衍、冯乃超等拜访了鲁迅，转告了党的指示精神，争取鲁迅的谅解。鲁迅也毫不犹豫地同意，停止了和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并参与了发起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

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成立，鲁迅被选为常务委员。从成立至1936年二三月份自动解散，“左联”尤其是后期“左联”（1931～1936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当时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日甚一日，而“左联”内部也存在种种不良倾向，诸如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某些领导人“工头”“奴隶总管”式的恶劣作风，鲁迅不得不“横着站”：一方面，他坚决反对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批判“新月派”，并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进行论战；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批判左翼阵营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潮，包括应对来自“同一营垒中人”的“辱骂”、“恐吓”或“暗箭”。

1930年5月7日，鲁迅在冯雪峰陪同下，在爵禄饭店秘密会见共产党领导人李立三。李立三曾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鲁迅婉言拒绝：“文章是很容易写的。蒋介石干的坏事太多了，我随便拣来几条就可以写出来。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了。”李立三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这种情形，正如鲁迅过去曾感叹过的：

每每终于发见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而已。

1933年春，“左联”的四位成员联名发表文章，斥责鲁迅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带着白手套的革命家”。

1934年，一位“左联”的青年成员化名“林默”，说鲁迅当时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短文是“花边文学”，“往往渗有毒汁”。

1935年夏天，一位“左联”中的共产党员化名指责鲁迅，说他和敌人“调和”，而使追随他的青年人“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弄得不明不白”。

所有这些，使鲁迅处境十分艰难，他说：

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1935年，鲁迅甚至有点心灰意冷了：

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竟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

“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

从鲁迅的身体看，年轻时谈不上身强力壮；进入中年时便不断为各种病痛所折磨，并最终早逝于疾病。

须藤五百三是鲁迅在上海时期的主治医生之一。据《鲁迅日记》记载，1932年10月20日鲁迅就开始与须藤书信交往。鲁迅病逝前3年左右时间，须藤经常给鲁迅父子治病，几乎成了鲁迅家的私人医生和常客。他曾这样概括鲁迅的身体和病史：

我觉得鲁迅先生生来就不是健康的体质，即以先生日常的谈话看来，先生自少年时代，身体便不见得壮健。

先生自七八岁起即患龋齿，一直到二十四五岁，都在担心脱牙和临时应急，差幸这样的过去了，及至二十六七岁时，终于有全部镶牙的必要了。故先生自少年时代起便不能像其他的儿童似的吃那硬而甜的东西。

因为牙齿不好，常常减削了胃肠的活动力，而发生胃肠加答儿，消化不良等病，所以四十岁左右便患胃扩张症，肠弛缓症和长年食欲不振、便秘等，胃肠时常作痛，每隔三天即须服缓下剂和施行灌肠，努力于通便。

胃肠病最易罹营养不良，而于生成孱弱的体质尤易招患，结局酿成结核性的体质。先生自身于四十四五岁时已有结核，尤其是肺结核的预感了。

须藤的说法，与鲁迅本人的说法有矛盾之处：

其实，我的体子并不算坏，十六七岁就单身在外面混，混了三十年，这费力可就不小；但没有生过大病或卧床数十天。

但阅读鲁迅日记可以发现：至少自30岁起，鲁迅便时常为各种病痛所折磨：

从鲁迅1912年的壬子日记查起，陆陆续续就有数百次“腹痛”、“胃痛”、“肋痛”、“齿痛”、“腹泻”、“发热”的记录，其中发病最频繁的有四次：兄弟失和后的1923年，“和章士钊闹”后的1925年，以及到上海后的1934年和1936年。正如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所说，自己的肺病“已经生了二三十年”，“不会断根”，“全愈是不可能的”。那么，病根从何而来呢？无独有偶，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书中提到父亲和弟弟的病“伯宜公的病以吐血开始，当初说是肺痈，现在的说法便是肺结核”；“椿寿则于六岁时以肺炎殇”（第29、593页）。周作人自己也在1920年大病了半年之久，“因为生的是肋膜炎，是胸部的疾病，多少和肺病有点关系”（第402页）。可以看出，鲁迅的肺病与家族有一定的关系。

特别是到了中年以后，鲁迅日记中病状描述和求医问药的记载更是频繁。仅从1934年算起，鲁迅日记中提到须藤的地方就有近200处。

越来越差的身体状况，势必影响鲁迅的心境。但鲁迅仍以一种反抗绝望的方式，对待“病”与“死”。

到了1936年，鲁迅的身体越来越差。下面是鲁迅日记中有关病痛的记载：

1月3日：夜肩及胁均大痛。

3月2日：下午骤患气喘，即请须藤先生来诊，注射一针。（延至8日“渐愈”。）

5月15日：往须藤医院诊，云是胃病。（此后一直发热、发烧未愈。）

5月31日：下午史君引邓医生来诊，言甚危。

6月5日：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下午大热时志。

8月1日：肺已可矣，而肋膜间尚有积水。衡体重为三八·七启罗格兰，即八五·八磅。

8月7日：往须藤医院，由妹尾医师代诊，并抽去肋膜间积水约二百格兰，注射Tacamol一针。

8月13日：夜始于淡［痰］中见血。

9月5日：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为《中流》（二）作杂文毕。（即后来发表于同月20日《中流》一卷二期的《死》。）

10月1日：午后往须藤医院诊，云是小有感冒，广平同去。称体重得39.7K.G.（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1K.G.，即约二磅。

10月18日：星期。

1936年10月18日，鲁迅“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延至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须藤曾这样描述鲁迅逝世前的病情和心态：

在先生逝世之前的一天，和先生谈话中说到先生的身体，若由医生来评论，是筋骨薄弱，并应列举痔核，牙齿全缺，胃扩张，肠弛缓症，胸膜炎，喘息，肺结核等病症。然而他答道：“只要没有花柳性病就可以证明自己是纯洁的，再者自己虽是老视眼只要不是中国多数的沙眼就是特别的地方。”

这样我就觉得先生肉体方面，颇有缺损和不全，体力减退筋骨薄弱。要是普通人的话无论如何是不能够活泼地继续工作的。不过，先生平日是晚上早睡，每在夜间一二点钟起来工作，读书。他的辛烈的透明冷彻的脑力之能充分发挥，是这结核性体质的特征，又是普通结核性体质所具备的。……先生不是以肉质来经营生命也不是以筋力来工作，他是单凭着精神来生存来工作的。

然而，“单凭着精神来生存来工作的”虽然有效，但也有限。鲁迅终于支持不下去了。许广平在《最后的一天》中详细记载了鲁迅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鲁迅逝世后，友人、亲人为之伤悼，社会各界为之震惊和痛惜，并在上海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公祭。

1936年10月22日，在鲁迅葬礼上，许广平的献词是：

鲁迅夫子：

悲哀的雾围笼罩了一切，

我们对你的死，有什么话说！

你曾对我说：

“我好象一只牛，

吃的是草，

挤出的是牛奶、血。”

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

什么是娱乐。

工作，工作！

死的前一日还执笔，

如今……

希望我们大众，

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

这就是鲁迅，一个有着“大心肠”“大慈悲”，同时亦承担着“大痛苦”的鲁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负，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却一心一意想放他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第20页。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人民出版社，1975，第48页。
林语堂：《鲁迅之死》，载张明高、范桥编《林语堂文选》（下集），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1990，第4～5页。
王朔：《我看鲁迅》，载白烨选编《2000中国年度文坛纪事》，漓江出版社，2001，第155页。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284492.html，2005年12月26日。
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84页。
李何林主编《鲁迅年谱》（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4页。
周介孚：《恒训》，转引自李何林主编《鲁迅年谱》（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5页。
原名致福，字震生，又字介孚，号梅仙。1867年由附生赴浙江乡试，中式第八十六名，次年考取方略馆誊录（清平定太平天国战史编纂处高级誊写员）。1871年参加会试，中式第一百九十九名，殿试第三甲第十五名，朝考第一等第四十一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入庶常馆学习。三年散馆，选授江西省金谿县知县。1878年被议为办事颟顸，文理尚优，改选教官。次年遵例捐升内阁中书，九月到阁当差，在京候补。1888年实授内阁中书。1893年因科场案入狱。1901年获释回到绍兴居住，1904年夏病逝。曾娶妻孙氏，生一女一子后亡；续弦蒋氏生一女；纳妾章氏，生一子后亡，又纳妾潘氏。鲁迅诞生时，他正在京候补。当他接到长孙诞生的家信，正值一位姓张的大官访问他，于是取长孙的小名为阿张，表示吉利；又取同音异义的“豫章”一词的含义，命名樟寿，字豫山。李何林主编《鲁迅年谱》（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5页。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自传》，《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42页。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自传》，《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42页。
李何林主编《鲁迅年谱》（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0～31页。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37页。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37页。
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第359页。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37页。
只得在家自学八股诗文，而将作业送去三味书屋，由寿镜吾的儿子寿洙邻批改。
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85页。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03页。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37～438页。
第一个进去的学校，目下不知道称为什么了，光复以后，似乎有一时称为雷电学堂，很像《封神榜》上“太极阵”“混元阵”一类的名目。总之，一进仪凤门，便可以看见它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烟通。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初进去当然只能做三班生，卧室里是一桌一凳一床，床板只有两块。头二班学生就不同了，二桌二凳或三凳一床，床板多至三块。不但上讲堂时挟着一堆厚而且大的洋书，气昂昂地走着，决非只有一本“泼赖妈”和四本《左传》的三班生所敢正视；便是空着手，也一定将肘弯撑开，像一只螃蟹，低一班的在后面总不能走出他之前。这一种螃蟹式的名公巨卿，现在都阔别得很久了，前四五年，竟在教育部的破脚躺椅上，发见了这姿势，然而这位老爷却并非雷电学堂出身的，可见螃蟹态度，在中国也颇普遍。鲁迅：《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03～304页。
府考从1月13日（戊戌十二月初二日）开始，2月4日（戊戊十二月二十四日）发榜，鲁迅名列七图三十。据周作人回忆说，这是鲁迅的母亲在族中亲戚的竭力怂恿下，找了一个“枪手”冒名顶替代鲁迅参加府考，争取保留一个名位，以备日后再考，所以榜上有名，但鲁迅以后并未参加科举考试。李何林主编《鲁迅年谱》（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61页。
徐昭武主编《追寻鲁迅在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07，第17页。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07页。
细野浩二：《鲁迅的境界——追溯鲁迅留学日本的经历》，日本《朝日亚洲评论》1976年冬季号，转引自李何林主编《鲁迅年谱》（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88页。
本篇最初印入1937年3月25日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二《原野》一书。系作者逝世前二日所作（未完稿），是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78页。
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85页。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38页。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38～439页。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39页。
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85页。
鲁迅：《101115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35页。
鲁迅：《100815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33页。
鲁迅：《110731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48～349页。
鲁迅：《鲁迅日记·1912年5月10日》，《鲁迅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页。
原诗最初发表于1912年8月21日绍兴《民兴日报》，暑名黄棘。1934年鲁迅把第三首编入《集外集》时题作《哭范爱农》。鲁迅：《集外集拾遗·哀范君三章》，《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49页。
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85～86页。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39～440页。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40～441页。
从此，《新青年》大量刊登鲁迅的作品。据统计，至1921年8月1日，三年多时间，鲁迅在《新青年》共发表作品54篇，计小说5篇，新诗6首，杂文29篇（其中随感录27篇），通讯3篇，译文4篇，其他（附记、正误）7篇。李何林主编《鲁迅年谱》（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76页。
“鲁迅”为笔名，始于《狂人日记》。“迅”字来源于先前用过“迅行”的别号；“鲁”字则因为三种缘故：“（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笔名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第48页。
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69页。
鲁迅：《题〈彷徨〉》，《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56页。
鲁迅：《彷徨·题记》，《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页。
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鲁迅故家的败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241～242页。
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鲁迅故家的败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241页。
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鲁迅故家的败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243、255页。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西三条胡同住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第60页。
孙伏园：《哭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二三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第5页。
肖同庆编著《先生鲁迅》，文汇出版社，2012，第72～74、80～81页。
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37～338页。
陈漱渝：《鲁迅的婚恋——兼驳有关讹传谬说》，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7/2007-01-24/44289.html，2007年1月24日。
鲁迅：《两地书·一一二》，《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80页。
川岛：《和鲁迅相处的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0页。
周伯超1928年2月9日致鲁迅信，转引自王得后《〈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270页。
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第129～130页。
许广平1929年5月28日致鲁迅信，《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352～353页。
鲁迅1929年5月19日致许广平信，《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334页。
鲁迅：《290322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56～157页。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22页。
周建人：《关于鲁迅的若干史实》，载周建人、茅盾等著《我心中的鲁迅》，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第14页。
鲁迅1925年6月13日致许广平信，《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78页。
冯夏熊整理《冯雪峰谈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林默：《论“花边文学”》，转引自《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18页。
绍伯：《调和》，转引自鲁迅《且介亭杂文·附记》，《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17页。
鲁迅：《341218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01页。
鲁迅：《350423致萧军、萧红》，《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45页。
〔日〕须藤五百三：《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载颜汀编选《大先生鲁迅》，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第75页。
鲁迅：《341206致萧军、萧红》，《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78页。
《鲁迅的“病”与“死”》，http：//www.docin.com/p-606945581.html，2015年4月12日。
《鲁迅的“病”与“死”》，http：//www.docin.com/p-606945581.html，2015年4月12日。
鲁迅：《日记二十五（一九三六年）》，《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85～627页。
许寿裳：《鲁迅年谱》，《鲁迅先生纪念集》，上海书店，1979，第10页。
〔日〕须藤五百三：《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载颜汀编选《大先生鲁迅》，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第76～77页。
原载1936年11月15日《作家》第2卷第2期，收入海婴编《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第367～372页。
许广平：《致鲁迅夫子》，转引自陈漱渝《许广平的一生》，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第59～60页。
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