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 中篇小说：品相、能指与写实的想象

摘要：2015年的中篇小说，比较显见的一个现象，是重视故事的讲述，尤以出自名家之手的作品为最。但在讲好故事的同时，他们还格外在意故事的生活蕴含与人物的精神内涵，从而使故事有了别样的品相，人物有了丰富的能指。而在写实性叙事中，注重艺术想象的飞升，则表明了作家写实能力的进而增强。

关键词：故事的品相 人物的能指 写实与想象

翻检2015年的中篇小说，发现有一个现象，大中篇比较多，好几个有影响的中篇小说都是篇幅达到七八万字的大中篇。也许这仅仅是一种偶然现象而已，但我以为偶然中也包含着必然，从中可以发现，它也折射出目前小说写作的一些新变。

中篇小说作为一种文体样式被强调出来，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事情，它在篇幅上介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长篇小说更适合讲述完整的故事，而短篇小说则是以文学意境取胜，中篇小说恰好能兼顾二者的特长。讲述完整的故事符合当时文学参与“拨乱反正”的社会思潮的需要，作家通过小说讲述“文革”中的苦难故事，达到批判“四人帮”的政治目的，但长篇小说的写作时间相对来说要长得多，当时“拨乱反正”的时效性容不得作家慢条斯理地写作，于是中篇小说成为众多作家的首选，在当时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潮流中，中篇小说成为了最抢眼的角色，从此中篇小说也一发不可收拾，逐渐成为小说写作中最有分量，也最有成就的文体样式。这一势头一直保持至今。后来写长篇小说又成为一种标志，作家们仿佛没有一部长篇小说就立不起来似的。但是，这些年来，长篇小说写作一直受到市场的冲击，一些作家具有精英意识的长篇小说构思很难与市场的需要达成妥协，于是他们转向了中篇小说，采取加大中篇小说故事容量的方式，将长篇小说的构思移植到中篇小说中。这对于中篇小说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曾有一段时间，批评家们认为追求故事性的倾向降低了小说的文学品格，对类似于“好看小说”的提法很不以为然，这也造成一种错觉，以为不讲究故事性的小说才是文学性强的小说。这使得不少作家在写中篇小说时不讲究如何将一个故事讲好。大中篇的出现，让人们对中篇小说的故事性有所重视。不会编织故事，不会讲述故事，即使写出了一个大中篇，也不可能吸引读者有耐心地读下去的。今年的评述，不妨就从故事说起。

一 小说故事的品相

张欣属于会讲故事的作家，她的《狐步杀》（《北京文学》2015年第8期）甫一发表起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原因首先就在于小说跌宕起伏的故事吸引了读者。张欣在这篇小说里证明了，一个作家要讲好故事是有难度的。这篇小说的故事相当复杂，有多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张欣不仅能将多条线索梳理得很清晰，而且所讲述的故事具有层次感。第一个层次是关于爱情的故事，第二个层次是关于凶杀的故事，第三个层次是关于刑警的故事。由爱生恨，造成了凶杀，凶手的逃逸，引出了刑警。但如果因为会讲故事而贬低张欣小说的文学性，则是一种最大的偏见。张欣写的是当代都市生活，但她并没有沉湎于都市的纸醉金迷的物欲诱惑之中，而是对那些在现实中被压抑的、被遗弃的，甚至被淘汰的精神性特别在意，比如她的小说始终有一种贵族气质在荡漾，她在书写世俗生活时仍然保持着高贵气质，流露出她对贵族精神的追慕。《狐步杀》就是这样一篇小说，特别是小说中的两个警察形象，虽然家境不同，但他们因为内心都有一种高贵气质而惺惺相惜。周槐序的高贵透着典雅，而忍叔的高贵则蕴藏着孤傲，他们真像小提琴与黑管的二重奏。在当代小说的园地里，从来还没有过这种精神气质的警察形象，这是张欣以自己的文学理想创造出来的文学形象。阅读这篇小说时，我一直在琢磨张欣为小说所取的题目，什么叫作“狐步杀”？我猜想这莫非是一个典故，或者是武术里或武侠小说里的一个专业术语。恕我孤陋寡闻，我还设法去检索了一番，但毫无收获。看来这是张欣自创的一个词语。狐步杀让人联想到狐步舞。狐步舞是一种很高雅的交谊舞，在婚礼上，往往会以一支狐步舞开始，以此祝福一对新人将有幸福美好的生活。狐步舞的技巧要求很高，要经过反复训练，才能走好狐步。狐步杀也许就是从狐步舞化用过来的。它暗喻着小说中的凶杀是一种看似高雅且费尽心机的凶杀。在这种暗喻中，其实也包含着张欣的批判态度。

阿来也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他在2015年先后发表了两个大中篇：《三只虫草》（《人民文学》2015年第2期）和《蘑菇圈》（《收获》2015年第3期）。阿来讲述故事的特点是不急不缓，娓娓道来。他也不爱用煽动性的叙述，不去刻意制造戏剧性冲突，不去渲染高潮。如《三只虫草》讲述了少年桑吉的成长过程，《蘑菇圈》讲述了藏族姑娘斯炯从少年到老年的一生总被时代所抛弃的命运。两篇小说所讲述的故事虽然有其特别之处，却没有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像缓缓的流水。但是阿来的叙述却有着引人入胜的力量，他的叙述虽然平缓，却涌动着一股暗流，悄悄地将人们推向了高潮。这股暗流就是阿来秉持的人文情怀。人文情怀如今成为了文学批评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词语，如要称赞一篇小说好，就可以冠之以“人文情怀”。所以我在此要特别强调，阿来的人文情怀有其独特处。我将他的独特处描述为：清醒地面对未来的人文情怀。也就是说，阿来并不是通过浅薄地批判一下现代病症，泛泛地赞颂一下乡村田园来表现人文情怀，他清醒地意识到历史与未来的关联，意识到文明面临进步与淘汰的考验，因此他在小说中所表现的人文情怀从来不作激越状。比如《三只虫草》通过虫草的旅行将现实的各种病相和怪异呈现了出来，但阿来并非要全盘否定现在，回到从前的自然。因此他写了成长中的桑吉并没有选择修行，而是选择了读书。百科全书，在小说中构成一个穴眼。阿来喜爱大自然，喜爱植物，这是没得说的，包括这两篇小说，他都是以植物作为小说的引子，但他更在意百科全书，因为百科全书对自然、对植物进行了知识化的处理。这就是阿来的清醒地面对未来的人文情怀。这种人文情怀在《蘑菇圈》里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蘑菇圈》中的藏族姑娘斯炯刚刚出场时既憨厚又可爱，她以一颗单纯的心去面对新的生活。她是这个村子里最早被吸引到革命队伍中去的年轻人。但她似乎天生对革命的规训有一种免疫力，仍然按自己的思路行事，因此与革命发生“顶撞”，最终离开了革命队伍，回到了村庄。阿来通过斯炯，其实写到了一个在现代社会里人被改造和抗拒改造的问题。斯炯始终在抗拒改造，这也带来一个后果，苦难始终都伴随着她。但斯炯没有被苦难所压倒，她有一个宝贝，这就是她的蘑菇圈。蘑菇圈简直就是斯炯的生存圈。但当我们读进去后，就会发现，蘑菇圈具有很深的象征意义，它既是一个文化生态圈，又是一个自然生态圈。阿来并不排斥现代文明带来的进步和变化，但他通过斯炯的故事也在提醒人们，在追求进步的同时，要小心任何一种强势的东西对人和文化的强制改造。过去是一种政治的强势，而现在是一种经济的强势。斯炯坚韧地熬过了政治的强势，但今天经济的强势似乎更强大，这种经济的强势把斯炯最亲的亲人都收买过去了，所以斯炯无奈地对儿子说：“我老了我不心伤，只是我的蘑菇圈没有了。”这个结尾颇有深意，它让我们联想到当今的社会，是否正在破坏属于个人或民族的“蘑菇圈”。

故事是有品相的。人们之所以感觉到有些小说被故事所伤害，并不是小说不应该讲故事，而是因为所讲的故事没有好品相。故事的品相是由作家的姿态、境界、个性以及审美追求等所决定的。以上所介绍的小说，其故事都有好品相，好品相从作家各自的叙述风格中体现出来，如张欣的叙述细密，阿来的叙述淡定。董立勃小说的故事品相也很鲜明，他是一种粗砺的叙述，这与他笔下的戈壁沙漠十分贴切，因此他讲故事也是粗线条的。他的《梅子和恰可拜》（《小说月报·原创版》2015年第1期）写的是爱情故事，但两个主人公，是一对相恋的爱人吗？也许这个问题很难用是或不是来回答。作者用最高尚的品质来塑造故事中的人物，在梅子身上，他将爱情推向了极致；在恰可拜身上，他将情义推向了极致。这篇小说与爱情有关，也与历史有关，但历史只是背景和引子而已，作者的用心完全在人物上。叶广芩的小说有浓郁的京味，而且她对京味小说有所发展，她开创了一种典雅京味，并有效地将宫廷贵族的典雅移植到市井日常之中，她是以典雅的文字叙述世俗的变迁。因此她所讲述的故事，其品相是典雅的。她曾经对京剧感兴趣，以古代经典剧名为引子写了一个小说系列，如今看来她要以北京地名为引子写另一个小说系列了，《扶桑馆》（《北京文学》2015年第5期）和《树德桥》（《江南》2015年第2期）就是这个系列里的两篇。她把故事设置在一个地名里，地名更具有空间感，而随着故事的展开，叶广芩让历史沧桑感一点点地从地名中汩汩流出。与她的京剧系列相同的是，她通过故事要写的仍是人的精神气质。

二 作品人物的能指

小说离不开人物，这和故事一样也是个老掉牙的说法。作家观察世界，其实主要就是在观察世界中活动着的人，当他将观察世界的结果写成小说时，自然就要塑造出人物，通过这些人物来说话，来表达。就因为我们把小说离不开人物这样的说法当成老掉牙的说法，就逐渐使得作家不再重视人物的塑造，作家塑造人物的能力也越来越退化。现在很多小说中的人物没有鲜明的面目，仿佛都是一个模子里浇铸出来的。我们批评当下小说的同质化，其中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同质化尤为突出。所以，在评述一年的中篇小说时，应该对那些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小说给以肯定。但我更看重的是人物的能指。人物的能指是由作家的思想培植起来的，2015年的小说可以看出作家在这方面的努力，写人物并不满足于写一个性格化的人物，而是追求人物更为丰沛的能指。这也证明了，作家对于世界的认知越来越深入，面对现实也越来越有主见。

孙频的《柳僧》（《青年文学》2015年第8期）让我感到吃惊，她这样一位“80后”的纤弱女子，却写出了如此强悍的《柳僧》。这是一篇有着鲁迅遗韵的小说。小说的写法也很特别，这种特别性尤其体现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的主要人物是母女俩，但作者真正要写的人物还不是她们，而是通过她们烘托出另一位人物。且看作者是如何写的。小说写母女俩回家乡探望，母亲离开家乡已有四十年没有回去过了，她对这次回乡特别兴奋，小说看似在写乡愁和乡情，但随着情节一点点展开，我们发现作者的用力之处并不在此。这是一对在情感上都出了问题的母女，母亲的婚姻不美满，勉强维持到丈夫去世，她长年处在情感枯竭中，总是在回忆婚姻生活中的冷漠和痛苦。因此母亲对这次回乡特别兴奋，她要去了却一桩藏在心里的愿望，去见见当年青梅竹马般的恋人张铁生。而女儿因为刚刚离婚，正处在情感困顿中，因此一点也不会体贴母亲的心愿，反而一路上与母亲闹矛盾。孙频用了很多笔墨写母女俩的情感别扭，把她们因情感问题而造成的心理变异揭露得非常充分。母亲从女儿这里得不到抚慰，她多么需要回到家乡寻回遗留在这里的温馨和念想。然而家乡迎接她的是一张张敷衍和冷漠的面孔。她见到自己的青梅竹马张铁生时更是大失所望，连专为他准备的礼物都没有勇气拿出来。母女俩带着沮丧的心情离开家乡。小说写到这里徒然将读者推向一道绝壁：在村口三个男人堵住了道路，其中一位老者就是母亲日夜念想的张铁生，他带着两个儿子堵在路口，但他们不是来道别的，而是来抢劫的。张铁生，这个在作者笔下一直猥猥琐琐的人物，突然间赫然站立在我们面前，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他才是小说的中心。我相信，每一位读者读到这里一定会感到震惊，震惊于这几个男人的残忍和冷血。而我也震惊于孙频以如此大胆的笔触揭露底层人内心的邪恶。《柳僧》写到底层人物，但根本就不是人们所熟悉的底层叙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位作家面对现实的严肃思考。孙频的这篇小说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国民性批判。《柳僧》的结尾是一个阴森、冷峻的场景：母女的尸体被扔在柳树林里，“周围是无边的柳树。古老的柳树像一群穿着黑衣的僧侣，正静静地看着她们”。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小说《药》，其结尾也是在坟地，华大妈为儿子小栓上坟，而革命者夏瑜的母亲也来为他上坟。小栓父亲曾在夏瑜的刑场上讨一个血馒头为小栓治痨病。革命者的热血就是这样被人民所处置的！突兀在革命者与民众之间的是思想的愚昧。因此鲁迅是在以血来唤醒民众的觉悟。而在孙频的小说中，突兀在母女俩与张铁生们之间的是身份的差异，是贫富造成的仇恨。孙频是在以血来呼唤正义和公平。此刻我也就明白了纤弱的孙频为何如此强悍，因为她秉承了鲁迅的精神。但相对于鲁迅的冷静和冷酷，孙频更表现出情感的激越。

石一枫的小说《地球之眼》（《十月》2015年第3期）同样质疑到社会身份差异带来的某些不公，为此他塑造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代表着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李牧光，一个是代表底层奋斗者的安小男。两个人曾是大学同学。安小男是一名高材生，同时他又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年轻人，因为不愿参与领导的阴谋而下岗失业。李牧光不学无术，却凭着父亲的权力和金钱，一路顺畅，竟在美国开起了规模很大的公司。安小男以自己的才智轻松地为李牧光的公司设计了一套精妙的远程监视系统，就像“地球之眼”似的，可以对美国仓库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明察分毫。但安小男无意中通过这套监视系统发现了李牧光以公司为掩护在和他的父亲共同进行着转移国有资产的行径，强烈的道德感迫使他以自己的高智商一步步揭发了李牧光一家人的罪行，并最终让他们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毫无疑问，这两个人物的最大特点就是其能指特别丰富。他们既有身份的特定印记，同时作者又把各种社会问题聚焦到他们身上，如分配不公，权钱交易，国有资产流失，等等。作者清醒地看到了各种社会问题，他想把一切社会问题归结到道德话语权的缺失上，因此他让安小男怀着强烈的道德感替弱势者行使正义的裁决。道德缺失的确是客观的现实，但道德感真的就能解决社会的问题吗？其实对于这一点连作者本人也必存疑惑，因此，即使他写到安小男取得了胜利，但他还是感到安小男的行动是冒险的，他并不可能得到社会的保护，于是作者让安小男玩起了失踪。看来，光靠道德，是无法保护正义和人民的。这恰是这篇小说的能指带给我的新的困惑，或许作者可以沿着这一新的困惑去构思另一篇小说。

刘建东的《阅读与欣赏》（《人民文学》2015年第3期）从标题看一点也不像是一篇小说。小说写的是“我”在工厂当学徒，与师傅冯茎衣之间发生的故事。冯茎衣是小说重点塑造的一个人物，她是工厂的技术能手，还特别爱好文学，当她得知“我”是学中文的后，专门要“我”来当学徒。因为文学的缘故，他们俩联系到了一起。冯茎衣作为一个小说人物，她最大的特点就是其“能指”的不可捉摸。她的命运波折，性格也随着命运的波折而有改变。所谓“阅读与欣赏”，正是作者以及小说中的“我”在尝试着去阅读冯茎衣这个人物，并通过解读人物的“能指”，达到对这个人物的欣赏。但是，“阅读与欣赏”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小说中，“我”随着师傅感情和生活的变化，却感到越来越不熟悉师傅了。作者的用意恰在这个“不熟悉”上，他想告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身边的人，不管是亲人还是好友，都需要以“阅读和欣赏”的姿态去面对。但普遍的情景是，人们读不懂自己最熟悉的人，既然读不懂，那就更谈不上去欣赏了。因为缺乏阅读和欣赏，误解和纠结就与人们相伴终生。

荆永鸣的《较量》（《人民文学》2015年第10期）写的是一所医院里同事与同事之间的较量。钟志林和谈生都是一所医院的骨干，钟志林放弃了当院长的机会，去美国进修医术，谈生自然就成为了医院的新任院长。钟志林回国后，就发现与成为院长的谈生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两人的矛盾逐渐越积越深，到了无法相容的地步，钟志林愤而到上级部门去告谈生，可是又因没有充分的证据不了了之。这种较量最终因为谈生的退休而化解。我们从小说中，能够分辨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吗？能够得出结论谁在较量中获胜了吗？不能够。这就是中国体制所特有的“较量”，几乎在我们身边的各种单位或组织，都会发生类似的“较量”。荆永鸣不去追求戏剧化，以他所擅长的日常化叙述，不动声色地将生活的常态揭开来，让人们看到了内在的危机。当然小说最吸引我们的还是人物，看几位人物在这种无奈的较量中有怎样的心理和表演。钟志林和谈生这两个人物几乎说得上就是一种共鸣式的人物，我们或许都能因为身份不同而分别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这不足为怪，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体制内。作家荆永鸣自觉地把塑造人物放在首位，他说过：“我认为小说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人物树碑立传。没有人物的小说并不多见。”荆永鸣确实把笔墨都花在写人物上，但更难得的是，他不仅写出了人物的面容和表情，也写出了人物的精神。

三 关于写实与想象

当下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叙述能力上逐渐有所加强，但这主要还是体现在写实的能力上。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现代小说更加注重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注重讲述身边的故事。但不少作家又拘谨于写实，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的发挥。如何做到既贴着地面行走，又能让文学的想象自由地飞翔？这对于作家，特别是生活在现实主义语境中的作家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考验。所以我也非常看重那些努力让想象飞升的小说。

罗伟章的《声音史》（《十月》2015年第1期）就是这样一篇作品。这是一篇关于乡村心灵史的作品。乡村一直是罗伟章关注的对象，他一方面延续自己的写作方向，关注着当代乡村的变迁，另一方面他又不满足于对现实生活的客观描述，他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思想世界。其实更好的方式对于作家来说，也就是文学的方式。客观描述不能说就不是文学的方式，何况罗伟章具有优秀的叙述能力，他以往的作品基本上采取客观描述的方式，并充分展示了他的叙述能力，按以往的写作经验，他只要将一个乡村在近几十年的变迁客观地描述出来，就一定能达到写作目的，但他选择了一种更具想象的方式：以声音的变迁史来反映乡村的心灵史。他想象有一个具有特异功能的农民，他叫杨浪。他的听觉功能特别发达，不仅能模仿各种声音，而且还能记忆曾经有过的声音。罗伟章通过声音建构起一个特别的乡村世界，这里充满了温馨和人间烟火气息。在这个乡村世界，声音是乡村的核心，也是世界的核心。乡村消失的证明，就是乡村声音的消失。于是那些还留存在乡村里的人们，只能依赖杨浪的模仿去回忆曾经的温馨。乡村声音概括地说，可以包括两类，一类是大自然的声音，一类是人伦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共同构成了一支和谐的乡村文明交响曲。其实乡村声音的消失，也就意味着乡村文明的流失。我唯一感到不足的就是罗伟章的想象还有些拘谨，他应该让自己的想象飞升得更高更远。

鬼金的《薄悲有时》（《小说界》2015年第1期）也是一篇能将写实和想象处理得很好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李元憷是一名中年男子，他无论是情感生活还是事业都似乎很不成功，他曾经采取逃避的方式，远离家乡四处流浪，但仍找不到出路，小说从李元憷接受校长的劝告再次回到家乡写起。回到家以后仍然是一团乱麻，前妻催着卖房子，女友出家，学校被合并再也当不成教师。鬼金以虚实结合的方式写出这一切，梦境与现实，幻觉与真相，往事与当下，共同构成李元憷的意识流，有效地体现出内心的虚幻感和破碎感。但李元憷爱好读书，且所读的都是些文学书籍，这泄露出鬼金自己的心结，在鬼金的内心深处，文学才具有最重的分量。书籍因此也为李元憷提供了唯一的一条救赎灵魂的通道。他在联系了能够安放书籍的房子之后，叮嘱自己：“中年的你，将重新上路。”林白的《西北偏北之二三》（《收获》2015年第4期）同样写了一个中年人的逃离，步入中年的诗人赖最锋出游到边地，是为了好好反思自己的人生；也同样嵌进了文学的催化作用：帕斯捷尔纳克写给茨维塔耶娃的诗。于是对于边地和情节的无限想象就都有了一个坚实的着陆点。

（本章执笔 贺绍俊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