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的套路，微小的奇迹

岁末年初，是各种文学榜单和盘点云集的时候，其中一项是关于201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备选小说都来自一些著名文学期刊、选刊和批评家的提名，约有二三十部。我因为平时这方面的阅读量并不大，所以乐得坐享其成，并且，因为这些小说并非自己的挑选，也就避免了某种预先的个人趣味，毕竟一个人最初的时候只能看见自己有能力看见的东西。

因此，我接下来要谈论的，既非一种个人视野下的年度短篇小说印象，也非作为实际存在的2016年国内短篇小说概貌，而只是这一年看上去被文学界相对认可的短篇小说形态，而这其实更加有趣和重要，如同人们往往是通过爱情小说来了解爱情，很多缺乏自信的小说写作者最初也是通过文学编辑和批评家的口味来揣摩小说的美学。

劳伦斯·布洛克传授过一个他自认为受用无穷的小说技巧，那就是，“别在故事开始的地方开始”，换句话说，让故事从中间开始。几十年后，随着创意写作课的全球流行，这个布洛克当年的独得之秘，却几乎成为短篇小说最常见到的一种模式。

某人离开家，出发（去旅行，约会，聚餐，去医院看病人，或者就是去看个电影，跑个步，喝个咖啡），见到另外几个人（插入之前的交往史，现在的外貌描写），聊天（往事继续浮现），接到来自丈夫、妻子、情人、母亲或儿子的电话（插入婚姻和家族生活史，各种病情和隐情交代），回到现在时（插入环境描写），偶遇陌生人或某样动物或东西，回家或继续在外（生活中某道缝隙打开），启迪（或者反高潮）。

以上情节概述，既是我此刻完全随意的编造，又是一种阅读印象的确切残留。我有个朋友把这种情节弱化、放大一瞬的小说模式，称为美国创意写作班培养出来的短篇小说，简称“美短”。我觉得非常形象。记忆中以前白先勇也经常有此种写法，当时只是笼统唤作意识流，现在看来似乎不够准确，还是叫“美短”比较合适。

还有一种短篇小说，或可称作道具小说，就是围绕一件物品展开的各种隐喻指涉。国内早期这方面的小说可能来自莫泊桑和欧·亨利的启蒙，以前苏童最为擅长，今年他有一篇《万用表》，似乎又重拾此道，不能说他写得不好，但也就只是一种很熟练的好。

和中篇小说写作者大多陷入不可自拔的“社会新闻加故事会”模式不同，短篇小说的作者大都仍力图追求某种超越性的诗意，然而，这种诗意，一旦沦为可以操控和机械复制的诗意，无论是行文断句上（海明威式或卡佛式）的还是情节结构上（美短，道具，或许还有法短和日短）的，就很糟糕，就像校园诗社里涌现的现代诗，每一首单看起来都特别像一首现代诗，放在一起之后，还是只像一首诗。当然，就诗艺而言，年轻的校园诗人都要有一个研习摹仿的阶段，本无可责备，而如果很多业已成熟的小说写作者依旧满足于一种模式化写作，满足于写出一篇篇像小说的或者说符合现有审美套路的小说，恐怕就总让人觉得有些难堪。

在这样的背景下，储福金的《棋语·搏杀》就显得有些孤独。它的叙事非常老派，让人粗看感觉不过是阿城《棋王》一路，但它把显而易见的寓意落到生活和棋盘的细微处，用真切扎实的细节和棋理，讲述一场虚幻的棋局，却不落编造痕迹，似幻似真，正是短篇小说的高境。我甚至觉得，有了《棋语》系列，阿城的《棋王》就显得没有那么出色了。这种小说之间的竞争，会比显而易见的模仿和套路，更让人振奋。

弗洛伊德谈论过男性的“圣母——荡妇情结”，心理学家感兴趣的通常是庸众思维，而在很多中国男性小说家的思维中，女性似乎就是被这么模式化般地粗暴划分的。在弋舟今年广受好评的短篇小说《随园》中，女主人公从校园时代就来者不拒，和老师，和无数男生，和校外青年，和流浪诗人，后来人到中年，生了乳癌，切掉半只乳房，也丧失了欲望，后来她驱车回去看病入膏肓的老师，感谢曾被她予以性启蒙的老师曾给予自己的对于某段黑暗历史的启蒙，一段性启蒙和历史启蒙之间的转喻，一个从荡妇向着“圣母”的逆转故事。我猜测，这篇小说之所以获得从文学专家到普通读者的一致好评，因为它既满足了普通男性（包括一些患厌女症的女性）对于女性的想象，也满足了文学专家对于小说应该揭露历史黑暗面的想象。但一部好小说不会仅仅满足于符合他人的想象，相反，它总是能够对抗他人的想象。我们可能每个人在校园时代都曾听说过某某女生“人尽可夫”的传闻，但一位小说家应当懂得，这样的女生可能的确拥有很多情爱故事，但这些故事并不能缩减成类似“人尽可夫”这样的模式化概述；一位旨在理解人类每一颗具体而微心灵的小说家，应当明白类似的传闻其实只是源自最肤浅和卑劣的大众心理，更应当警惕自己不要也成为这“恶的平庸性”中的一员，而不是像《随园》这样，一边似乎在揭露黑暗，一边又毫无自知地成为恶的同谋。某种程度上，这种自我要求和警觉，也构成了现代小说的道德基石。

在这个意义上，2016年我看到的一些最有希望的短篇写作，是在那些榜单和提名之外的，比如沈诞琦的短篇小说集《中国特色的译文读者》。这是一位勇敢和自由的写作者，一个热爱讲故事的有天赋的文体家。而在她的这部小说处女集中，更为珍贵的是，她热爱的是“讲故事”本身，讲述那些要求她必须讲述否则就会消亡的、被爱所推动的故事，而非编造一些旨在博取影响的故事，以至于，在她的这些短篇小说中，故事都不愿意被讲完，不愿意快快通向一个结局，它们（那些故事中的人与事物）被美妙的汉语所拥抱、缠绕，并愉快自如地呼吸，仿佛现代小说未诞生前就已存在的那些故事。这里面所洋溢的那种智性与任性，爱与自由教育，是汉语小说中久违的。

弗兰克·奥康纳，一位爱尔兰短篇小说大师，认为短篇小说旨在表达的，是远离大众的、被湮没的人群中传出的“孤独的声音”。这“孤独的声音”近些年在国内文坛似乎很流行，但我很高兴在2016年看到哈罗德·布鲁姆的一段反驳，他说：“从奥康纳这一描述中我可以看见D.H.劳伦斯和詹姆斯·乔伊斯，海明威和凯瑟琳·安·波特，但是我看不到安徒生、屠格涅夫、马克·吐温、托尔斯泰、吉卜林和伊萨克·巴别尔。抒情诗歌从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乃至到W.B.叶芝，均出自一座美好的高塔，但是短篇小说未必要反映任何一种特殊的社会辩证法……短篇小说首先让我想到的是它的多样性……马克·吐温、托马斯·曼、海明威、福克纳以及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他们都深知孤独的滋味，但是对我来说，那几乎不是他们任何一个作为小说家关注的中心。劳伦斯告诉我们要相信故事，而不是艺术家，伟大的故事很少只是反映某一种人性特征。也许短篇小说只是像一个又一个奇迹彼此相联。”

是的，短篇小说是一个又一个奇迹。2016年，这样的奇迹看起来似乎太少，但这不就是“奇迹”本来的意思吗？

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