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陈州绝粮

公元前489年，孔子在陈州绝粮。

与他一起被围而饿肚子的，还有他的学生，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宰予、子贡、冉有、季路、子游、子夏，共十人，也称孔门十哲。

在《论语》中，关于这件事，有三十三个字的简略记载。“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的意思是：君子陷于困境之中，穷而弥坚，不失志节；而小人到了穷途末路之时，就无所顾忌，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出来。在陈州的明代古碑《厄台碑》上，将孔子陈州绝粮与“天地厄于晦冥，日月厄于薄蚀……帝舜厄于历山，大禹厄于洪水，成汤厄于夏台，文王厄于羑里”相提并论。由此可证，百炼成钢，不淬火无以锋利坚硬，剖璞为玉，不雕琢很难晶莹剔透。古往今来的先贤绝圣、达者通儒、巨匠国手、仁人志士，无不要经历艰苦卓绝的磨炼，无不要受到生死存亡的考验，才能达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蜕变。发生在孔子和他门徒身上的这次磨难，也就是所谓的“厄”，对于他们思想境界的提高、精神品质的升华、人生视野的开阔、学问阅历的增长，不但起到飞跃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其一生，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孔夫子一生不算走运，落魄的时候，甚至被人嘲笑为“丧家之狗”。不过，他的志向，他的追求，堪称伟大。其目标是要在广泛和普遍的范围内，贯彻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一般来讲，伟大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其理想难以实现。如果一蹴即就，顷刻间神鬼附体，顿成不朽，如果阿猫阿狗，忽然间人五人六，领袖群伦，如同时下那些一脱而红的过气明星，一炒而火的钻营作家，一抄而名的无聊学者，一炮而响的讲坛才子，像二踢脚那样制造轰动效应以后，随即销声匿迹，也就谈不上什么伟大了。有生之年的孔子，一直为这个理想世界奔走，然而，一、其命不济；二、其时不应；三、小人太多；四、到处碰壁。古往今来，所有应该伟大而没有伟大的人，都因为这四大不顺而埋没一生。孔夫子更惨，差一点饿死在陈州。

孟子说过，孔子乃“圣之时者也”，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圣之时者也”这句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鲁迅翻成“摩登圣人”，不过，他也认为：“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

“颇吃苦头的”孔丘，生于公元前551年，逝于公元前479年，鲁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父早死，寡母持家，艰辛度日。做过委吏（主管会计）和乘田（看管牛羊），相当于区乡干部，待遇一般，勉强糊口。直到鲁定公十年（前500）才出现转机，因为在中都宰（熬到区长一级）很卖力气，擢任小司寇，随后就发达了，也许是大器晚成吧，竟然做到鲁国的大司寇，这年他五十二岁。鲁定公十一年（前499），“由大司寇行摄相事”。相，乃主宰一国之总理，圣人的仕途达到最高峰，没想到“面有喜色”的他，还未来得及得意，官运到此戛然止步。不过也好，多少尝到一点成功的味道，能够在发号施令的位置上，得以实践他的理想抱负。这一点很重要，从此，信心十足，只要给他以权力，他就能做到他想做的一切。

《史记·孔子世家》称他在这短暂的辉煌中，也曾大刀阔斧干成几件事，很是了得，很是神气。“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可以说一百天左右的新政，是他一生中最为“牛”的日子。鲁定公十三年（前497），鲁国的利益阶层跟他闹翻，他想给特权人物以颜色，没想到对手早就要收拾他。加之齐国挑拨离间其中，美女也来了，骏马也来了。子路一看来势凶猛的糖衣炮弹，便替圣人担忧，劝说他：“夫子可以行矣！”不要再恋栈了。孔子说且慢，“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知识分子处事，总是把事情往好处想，结果，当年郊祭，居然连祭祀的祭肉，也未照例送给孔子一份，这实在太不给面了。

要面子的圣人只有离开鲁国，好在有一大帮门生跟随着他，虽然有的中途退出，有的半路参加，但始终坚持下来的铁杆，有十数人，抱着传道的决心，拥有必胜的信念，迈着整齐的步伐，鼓起无比的勇气，开始周游列国。希望能找到接受其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的国度，好继续实现其以仁为本的治国理念。由于走得仓促，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因此撞了好多的锁，尝了好多的闭门羹，好不容易敲开的门，还没转身，人家马上就关上了。再接着走下去，热情开始下降，劲头逐渐衰减，这支队伍的行进速度，日见缓慢。

最最主要的原因，春秋末期，当时的大形势是礼崩乐坏，各自为政，互相倾轧，纲纪不存。诸侯崇信森林法则，不是弱肉强食，就是强衰弱食，怎么想办法食人而不被人食，自己的国不灭而能灭别人的国，是生存的第一要务。孔圣人提倡克己复礼，跟人家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温良恭俭让那一套，嘴上标榜，倒也无妨，真正实行，坐等倒霉。所以，从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到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共十四年间，孔子和他的门生，一直马不停蹄地东奔西走，讲道理，做工作，硬是无人搭理，更谈不到赏识。最初出发前的动员会上，何其信心满满，以为一出鲁国国门，鲜花铺路，红毡迎宾，马上就会有人延之为客卿，待之若上宾，提供政治试验田，由着你施展雄才大略，此刻来看，只是一个破灭的梦了。

那时的道路很糟糕，在秦始皇以前，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修长城积极，修路不积极，对行路人来说，那可真是辛苦劳累。鲁迅就考证出来，圣人所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就是因为这十四年的行路难，颠簸出来胃下垂的病，才不得不如此讲究，而并非老人家摆什么穷谱。据《史记》，他至少周游了大半个中国，这其中包括卫、陈、匡、蒲、曹、宋、郑、蔡、叶、楚等诸侯国，行程数千里，木屐磨穿不知多少双，牛车坐坏不知多少辆，那都是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其让后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孔子周游列国，自带干粮不说，还得背上铺盖巻。一路上，东碰钉子，西招不是，不是惹非议，就是受辱骂。尽管如此，九死不悔，百折不回，非要找到得以施行其治国理念和仁政思想的下脚之地，师生们就不信，天下这么大，没有明智的君主。但行路之人，有目的地，走一步，少一步，脚底有劲；这支队伍，无目的地，总是走不到终点，精神全无。但师生们不停地走，有一条可以肯定，他们决不回头。夫子这份执着，让人敬重；而他的主要弟子，鞍前马后，追随左右，不离不弃，不开小差，他老人家的这份魅力，就尤其令人钦佩了。

不过，我一直妄自判断，孔夫子离开他的发源地鲁国，是最大错。鲁国再不济，经营多年，有关系基础，有故土情谊，有家族信誉，有乡亲支持，这等资源何其可贵？一个人要是丢了根本，以为他的名望、学问、人品、政绩，走到哪儿都能够受人景仰，舍本逐末，大谬而特谬矣！所谓品牌效应，系对熟知的消费群体而言。所谓名人效应，系对特定的环境空间而言，距离根本越远，知名度越低。再加上贸贸然愤而出走，事先准备不足，匆促上路，很难找到一个十分理想的落脚之地。第一，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第二，远水近火，救不得急。第三，陈、蔡、卫、叶，皆处于大国夹缝中，仰人鼻息都来不及，哪敢接纳孔夫子这样的庞然大物呀！

公元前489年（鲁哀公六年），“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楚，春秋五霸之一，大国礼请，夫子觉得很有面子，弟子们也都扬眉吐气，再次踏上征程。告别的时候，主客双方假惺惺的惜别场面是少不了的。我估计，离去的一方，未免春风得意，露于形色，送行的一方，自然是陈、蔡两国的上层，脸上五官挪位，心底五味杂陈，大不得劲。孔夫子一生犯小人，而陈、蔡这些小诸侯国的小官僚，一个个小屁虫子，比小人还小人。他们很担心这支团队，抵达楚国以后，得到重用，夫子手下，文有颜渊，武有子路，理财有子贡，外交有宰予，这样一个领导班子，掌握实权，绝对不会对陈、蔡持友好态度。他们说：“孔子圣贤，其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病，若用于楚，则陈、蔡危矣！”因此，一致决议，不能放虎归山，不能纵龙下海，他们要在楚国得意，我们就得饱受凌辱。这帮虫子商量好久，杀和关，都不是最好办法，只有发动群众，围住他们，困死他们，饿死他们。将来楚国要人的话，唯老百姓是问好了。

陈、蔡两国的卿大夫够卑鄙，躲在幕后当黑手，挑起这场绝粮事件。凡浪荡于江湖、混迹于官场、厮混于市井、裹乱于文坛的中国人，正经本领，通常不大，挑拨离间，无不一等。在他们的教唆煽动下，那些起哄架秧、啸聚好事之辈，那些趁火打劫、泼皮亡命之徒，那些寻衅找碴、无恶不作之流，那些唯恐不乱、心性歹毒之人，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群氓”“小人儒”，蜂拥而至，吆五喝六，层层包围，水泄不通；挡住去路，堵住来路，前进不得，后退不成。

若围夫子一个人，三五壮汉足矣，而要围夫子及其弟子，没有三五十人，百儿八十人，恐怕不易奏效。因此，面对其势汹汹的数百愚民，孔子相当镇静，还能够抚琴弄弦，歌之咏之，这也就是“厄于陈、蔡，弦歌不绝”的由来。

陈州，即今周口市淮阳县，县城里至今犹有一座四合院式的古建筑，为该地观光名胜，即夫子临危不惧，临难不苟，体现出万世师表风范的弦歌台。

我是不大相信精神至上主义的，吃饱了可以精神变物质，肚子里没有食，饿得咕咕叫，绝对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所以对夫子又拉又唱，或又弹又唱的弦歌行为，持怀疑态度。第一，绝粮一周，夫子有没有力气弦歌？第二，面对暴徒，夫子有没有勇气弦歌？第三，弟子反感，夫子有没有心气弦歌？都是值得打个问号的。而绝粮事件的最早版本《论语》，那三十三个字中，未见“厄于陈、蔡，弦歌不绝”字样，这本由孔门弟子编纂的典籍，其具有的权威性无可置疑。“弦歌”说，显然，这是后来人的演义了。

孔子陈州绝粮，除《论语》外，还在其他古籍中出现过，如《庄子》中的《让王》《山木》，如《孔子家语》中的《困誓》《困厄》，如《荀子》中的《宥坐》，如《墨子》中的《非儒下》，如《史记》中的《孔子世家》，如《孔丛子》中的《诘墨》，如《吕氏春秋》中的《任数》等等。

庄周（前369—前286）的《让王》就是从孔子的弦歌说起：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不加热而食），藜（野菜）羹不糁（连小米粒也没有），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颜回（掌厨）择菜，子路、子贡相与言曰：“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在卫国受到铲除足迹的侮辱），伐树于宋（在宋国连他休息遮阴的大树也被砍掉），穷于商周，（一系列的倒霉碰壁之后）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这算是一个什么世界啊？可我们夫子却若无其事地）弦歌鼓琴，未尝绝音，君子之无耻（这两个字可真是说重了，说狠了）也若此乎？”颜回无以应，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细（见识短浅）人也。召而来，吾语之。”子路、子贡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混到如此穷途末路的地步，先生怎么还有心思弦歌）！”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一个人大方向明确就是通，大方向不明确才是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头脑保持清醒）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操守坚定不变），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隘即厄难），（这种磨炼）于丘其幸乎！”孔子削然（悄然）反琴而弦歌，（终于明白事理的）子路扢然（用力地）执干（盾牌）而舞。（终于觉悟的）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庄周总结说）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庄周是持出世观点的，在他看来，穷和通乃是一种有规律的变化。庄周不赞成持积极入世观点的孔子，把穷、通看得太重。他认为，因为能够适应这种穷通之变化）故许由（古隐士虽穷而）娱于颍阳，而共伯（即共伯和，曾一度被推为西周执政）得志乎共首。

荀况（约前313—前238）的《宥坐》，则继续他们师生间的这个穷和通，达和不遇的话题：

孔子南适楚，厄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同糁），弟子皆有饥色。子路进问之曰：“由（子路自称）闻之，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累德积义怀美，行之日久矣，奚（为什么）居（处）之隐（困顿状态）也？”孔子曰：“由不识，吾语女（汝）。女以知者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女以忠者为必用邪？关龙逢（夏之大臣，因正直而为桀所杀）不见刑乎！女以谏者为必用邪？伍子胥不磔于姑苏东门外乎！夫遇不遇（得不得到重用）者，时（时机）也；贤不肖（能力的大和小）者，材（才能）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何独丘也哉？”且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做不做）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孔子曰：“由！居（坐下来）！吾语女。昔晋公子重耳霸心生于曹，越王勾践霸心生于会稽，齐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故居（所处的环境）不隐（穷困没落）者思不远，身不佚（通逸，奔走逃亡状态下）者志不广，女庸安（怎么）知吾不得之桑落（残秋败落，喻窘迫不堪）之下！”

《孔子家语》的《困誓》则把这支遭遇绝粮的队伍，在夫子的循循善诱下，全部成员都在思想上得到提升的过程写了出来。

孔子遭厄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弟子绥（通馁，即饥饿）病，孔子弦歌。子路入见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弗应。曲终而曰：“由（子路）来！吾语汝。君子好乐，为无骄（防止骄傲）也；小人好乐，为无慑（消除惧怕）也。其谁之子不我知而从我者乎（你是谁家的孩子，不了解我，却跟从着我呀）？”子路悦，援（持）戚（兵器，斧之一种，亦作舞具）而舞，三终而出。明日，免于厄，子贡执辔，曰：“二三子从夫子而遭此难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恶何也，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也。吾闻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愤厉志之始于是乎在。”

磨难不可怕，可怕是在磨难面前跌倒趴下。而经过陈、蔡绝粮的考验，肚子饿了，精神不垮，身体弱了，气势不竭，生命危殆，雄心犹在，刀枪威慑，凛然不屈，由此所激发出来的非凡能量，才是圣人和他门徒这一行的最大收获。

人称为“西方孔子”的苏格拉底，有句名言：“逆境是磨炼人的最高学府。”自古以来，中国文人所受到的磨难，可谓多矣，虽然，磨难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是不经磨难，哪能造就中国文学的辉煌，这也是历史证明了的真理。太快活了，太惬意了，太舒适了，太幸福了，就必然“好吃不过饺子，坐着不如躺着”地懒下来，就必然不想去奋斗、去争取、去发奋、去努力了。《国语·鲁语下》：“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这恐怕也是时下出不了大文人和大作品的缘故。尽管放眼文坛，大师满街走，其实，这种热闹的背后，不过是一堆泡沫而已。

屈原之死

在中国非正常死亡的文人名单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屈原。

可有史以来，文人能够享受到将其忌辰列为全国性节日，全民为之年年纪念，获此殊荣者，只有屈原。

中国老百姓对于文人的敬重，以此为最，这也说明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之根深蒂固，之历史久远。也许某一个朝代，某一段岁月，灭绝文化的沙尘暴会刮得乌天黑日，万马俱喑，然而，值得我们为之额手称庆的，中国文化生命力之顽强，世所罕见，史所罕见。即使书焚尽，儒坑尽，即使“四旧”皆除尽，然而，云消雾散，霁天空阔，春风润泽，万物复苏，依旧是朗朗乾坤，文化中华。到了端阳这天，高悬艾叶，遍洒雄黄，龙舟竞渡，米粽飘香。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这是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的第一句。所谓“楚之同姓”，因为他和楚王一样，原先都姓芈。这个稀见字读mǐ，字典上的解释为“羊的叫声”和“姓氏”。芈姓，熊氏，后来改为昭、屈、景三姓，为楚国三大族。管理这三姓事务的官，就是三闾大夫。屈原被免掉左徒以后，一直到死，担任着这个类似清朝宗人府的长官。第一，绝对的闲差；第二，绝对的清水衙门。这使出身于贵族门第、担任过政府要职、操作过国家大事的屈原有点郁闷。

文人分两种，一种得意，一种不得意。得意者，怕郁闷；不得意者，也就无所谓郁闷了。屈原相当得意过，所以感到相当郁闷。

其实，“左徒”，不过是谏议国政的高官而已，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但屈原的实际权力还要更大一点，国事、外交一身挑，能起到左右楚怀王的作用。那时，楚国的都城在郢（今湖北荆州），城不大，人不多，前呼后拥的屈原，出现在街头，这个既风流又潇洒、领导时代潮流的明星人物，很引人瞩目。何况他是一个如兰似芷、洁身自好的男子汉呢！连楚怀王都十分欣赏他的风度和气派。

后来，诗人碰上了小人，最大的小人就是这个楚怀王了，不幸也就随之而来，左徒免了，去做三闾大夫，失落是当然的。任何人，再有涵养，再有胸怀，都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降职遭遇，比降职更糟的是冷落。昨天还门庭若市，今天就门可罗雀。屈原是诗人，诗人的感情本来要比常人丰富，那澎湃的、洋溢的、泛滥的、汹涌的感情，更是不可抑制，唯其难以忍受这种云泥之分的冷热、天渊之别的跌宕，感到受不了，是可想而知的事，写出不朽之作《离骚》，抒发满腔悲愤，也是可以理解的。

司马迁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太史公本人也是经历过由沸点到冰点的人生体验，对于碧落黄泉式的命运安排有过极深刻的体会，一个“怨”字，正好说到了点子上。

屈平（约前340—前278），字原。虽然，他在《离骚》中称自己“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但是，数千年来，公众习惯称作屈原。他是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最早的祖先为有熊氏，从北方迁徙到楚地。《史记》称他“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王甚任之”的“任”，说明中国文人，像屈原这样在朝当官的，并非他一人。应该看到，三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能够称得上文人者，百分之九十都是在朝的。我们都很熟悉的唐宋八大家，无一不具官员身份。也许所任的官职，可能有大，大如王安石，为当朝参知政事，后又拜相，可能有小，小如苏洵，任文安县主簿职，正科级干部。无论如何，有个官家的差使干干，得到一份吃穿不愁的俸禄，对于文人来说，还是挺有诱惑力的。正因如此，悲剧也就来了，这就注定中国文人无法养成独立生存的能力。

中国古代文人，无论在朝的，在野的，都明白屈原得到“王甚任之”这四个字的斤两。何谓任？第一，责任之任也；第二，任务之任也；第三，信任之任也；第四，也是最能体现这四个字的含金量者，落到实处的任命之任也。反之，若多一个“不”字，“王不甚任之”，就意味着老坐冷板凳，受他人排挤。再反之，如果，“王不待见”，甚至憎你恨你，那你就等着吧，好则扫地出门，充军发配，坏则开刀问斩，脑袋搬家。

诗人屈原，正好亲身经历过从“王甚任之”，到“王不甚任之”，到“王不待见”的三阶段，最后，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投汨罗江了。

楚怀王芈槐，也叫熊槐，是个昏君。中国出过二百多个皇帝，其中一大半属于昏君，熊槐则是其中最自以为是、最乱作主张、最不知深浅、最自取灭亡的一个。昏君的最大特点，都患有一种叫作选择性耳聋的大头病。君子想要陛下听的，他听不进，装疯卖傻，置若罔闻；小人想要陛下听的，他听得进，句句入耳，如闻纶音。这种病的临床症状表现为：只听甜言蜜语，不听直言谠论；只听顺心的话，不听逆耳之言。如果熊槐和他儿子熊横，也就是屈原碰上的楚怀王和楚顷襄王，智商提高一点，头脑清醒一点，屈原在跳江前也许会踯躅一下，楚国还有救吗？楚国还能救吗？一想起他老姐女媭那句绝望的话，本来，听蝲蝲蛄叫唤，你还不种地了呢！可现在，楚国都没有了，老弟啊，你还种个什么啊？于是，走上自沉之路。

战国后期，群雄纷争，七国之中，秦和楚，地盘大，人口多，都是具有相当实力，而且拥有领袖野心的大国。秦国东进，要一统天下，楚国北上，也未尝不想一统天下。

但是，秦为一流强国，楚为二流强国，二流当然赢不过一流。然而，二流加三流加四流，肯定大于一流。“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八个字，乃当时的大形势。屈原的政治主张，说来也很简单，对内变法图强，对外联合抗秦。经他反复奔走，多次说服，终于将齐、燕、赵、韩、魏五国首脑集聚于楚国京城郢都，结成反秦联盟，楚怀王被推为盟主。江陵这个城市，现在也不大，那时就更不大，满街都是来自各国的贵宾和他们的侍卫、随从，因为没有实行普通话这一说，作为这个联盟秘书长的屈原，必须精通各地方言，安排吃住，组织观摩，准备礼品，送往迎来。

春秋战国时期，谁要能够一呼百应，纠合诸侯，歃血为盟，谁就是无上荣光的诸侯共主，最为人企羡。熊槐得到了空前的虚荣，马上觉得堪与祖先楚庄王媲美，高兴得挂不住汁，脸上五官挪位，更加赏识和重用屈原，自不用说，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弄得他老婆郑袖，好一个吃醋。此时的郢都，最快活、最得意的人，莫过于屈原，文人快活得意的标志，就是不再用功，不再写作，即或提起笔来，也是游戏笔墨。我记不得是否为老托尔斯泰的名言：一个在赌场得意的人，他在情场必然是要失意的。政治上进步，文学上退步，是自古以来文人难以治愈的痼疾。我在文坛厮混这多年，颇见识一些朋友，自从仕途上一路顺风以后，他们的文学人生，也就迅速进入了更年期。也许还会写，都属无用功。这就是《离骚》中所写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时令不饶人，花期不再来，除非发生奇迹，上帝托梦，才能让他回复文学青春。

当上诸侯共主的楚怀王，遂将国家交给屈原全权处理，入则议国事，出则会诸侯，忙得一塌糊涂，那些日子里，他一句诗也写不出来了，作为博导的他，连学生宋玉、唐勒、景差所交的作业，也抽不出工夫批改。中国的文人在政治上得意的时候，文学就会出现短板。相反，在文学上成功的时候，政治就会失聪，这是中国文人很难两全的弊端，也是我们在文学史上常常读到的案例，文学大成功，政治大失败，因而丢了脑袋，送了性命，屈原就是首例。他在“王甚任之”的时候，作为文人所特有超乎常人的品质，如独到的观察角度，如敏锐的感知反应，如提前的预知能力，如应激的防范措施，统统置诸脑后。他不知道他在替楚怀王发布旨令增强国力时，他的敌人在摩拳擦掌；他不知道他在为抗秦联盟的加紧团结而努力时，他的反对派在磨刀霍霍。这个世界上，有益虫，就有害虫；有家畜，就有野兽；有君子，就有小人；有爱国志士，就有汉奸走狗。通常情况下，地球上生物链的构成，维持在一比一的平衡状态，而在诗人屈原的左右，老天爷好像特别眷顾他，一比三，这就是爱打小报告的上官大夫靳尚，专搞小动作的公子子兰，最贪小便宜的王后郑袖，结成一个反屈原的铁三角联盟。

屈原不聋不瞎，自然了解铁三角在他背后搞的一些名堂，但是，诗人的最大疏忽，是对那个昏君耳朵根子软的选择性耳聋毫不戒备。屈原作为楚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游说除秦以外的五国，也是纵横捭阖、得心应手、运筹帷幄、决策千里的高段级谋士，但应对这个充满邪恶的铁三角，却无能为力、乏善可陈。既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也未实施有效反击。顶多感叹两声，“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那可真是一点用都不顶的感慨。

诗人宣泄感情的手段，当然就是作诗，其实到了正面冲突的时候，比诗歌更有力的是拳头。可完美主义者屈原，理想主义者屈原，不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而是吟诗作赋，这就注定他难逃失败的命运。他不会妥协认输，不会向黑恶势力低头，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他也不会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进行回击。

在动物世界里，弱肉强食，物竞天择。而在人类社会里，除此之外，更有阴谋暗算、挑拨离间、欺骗诱惑、阿谀奉承等统称为卑鄙的行径。中国知识分子最了不起的品质，就是清高，然而，害了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做不成大事的，也是这个清高。凡清高者，不能降尊纡贵，不能营私逐利，不能藏污纳垢，不能低级趣味，因之贱不可为，俗不可为，浊不可为，恶不可为……当铁三角一心一意以除掉他为快时，主张孤高、主张洁净、主张纯真、主张正直的他，也只能毫无作为，毫不作为，唯有以诗明志，以诗感言：“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对诗人的书生气，真有夫复何言之感。

屈原之所以还能沉得住气，因为他对这个楚怀王抱有信心，“王甚任之”这四个字，给了他勇气和力量。

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记述诗人由“王甚任之”，到“王不甚任之”的过程，只是极其简单的两行字。为什么如此草草，因为他很气愤，靳尚编造谎言，太低级，挑拨手段，太拙劣，而熊槐信之不疑，太离谱，断然处置，太幼稚。大臣混账，国王更混账，太史公大概觉得不值得为这一对混账多费文墨，故而一笔带过。“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于是，屈原降为三闾大夫，开始郁闷。

话说回来，郁闷对诗人来讲，并非坏事，不正好是创作冲动的最好契机吗？尤其进了这个坐冷板凳的清水衙门，连创作假也不用请，还不笔走龙蛇、神驰八极，作你的诗赋。然而，屈原却写不出一行字，整日忧心忡忡。连他老姐女媭也劝他，你不要再对他们抱有什么指望了。屈原说，老姐啊老姐，我是觉得楚国快要完蛋了，才坐立不安的呀！其实，那时的楚国离灭亡还远，但诗人先知先觉的神经，已经预感到祸祟将临，灾难即至，似乎危机就在眼前。中国文人也许确如人所形容：百无一用乃书生。其实，最挂牵大地山河的，是文人，最惦记祖国母亲的，是文人。历朝历代，当父老乡亲，陷于水深火热，当同胞兄弟，沦为刀俎鱼肉，站出来投笔从戎、救亡奋斗、为国为民、杀身成仁的文人，不知有几多。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多少大师、学者，多少名流、教授，多少作家、诗人，乃至多少文学青年，走向延安重庆，奔赴抗日前线。中国文人对于祖国的热爱，对于土地的眷恋，从屈原开始，从来就是历史的主流。

果然，诗人不幸而言中，秦国的谋士张仪，出现在郢都的迎宾馆，楚国从此江河日下，国将不国。

怀王十五年（前314），熊槐再一次出现严重的选择性耳聋，竟然不听谏阻，糊涂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相信张仪的鬼话。“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齐楚联盟”是屈原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政治规划，也是常保楚地安泰的国策，秦国之所以千方百计地加以离间，正因为一加一等于二，甚至大于二，令其望而生畏。正因为二比一，强秦不敢轻举妄动。《史记》写道：“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

结果，熊槐被秦国打得灰头土脸，原来被屈原做了工作，成为其盟友的国家，也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一番。“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现在弄不清楚是熊槐觉悟到齐楚联盟的重要性，指派屈原使齐呢？还是心急如焚的屈原说服熊槐，由他出使齐国恢复联盟呢？秦国很在意楚国的这个动向，马上表示，将所侵占的汉中地还给楚国，表示友好。“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张仪，是何许人也？他和苏秦，乃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两张名嘴，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凡战国时期所有大大小小的战争，无不经由这两张嘴的挑拨、调唆、忽悠、撺掇而打得不亦乐乎的。他俩而后，中国再无一张嘴具有如此大的法力，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张仪“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这就是为什么屈原总是输给张仪的缘故了，因为文学家玩政治，哪能玩得过真正的政治家呢？据说，张仪初到郢都，观察到“王甚任之”的屈原，便对郑袖说：南后啊，您真是天下第一、世间无二的美人，然而，您知道吗，齐国通过屈左徒，正准备献给怀王陛下一打或者两打，不一定有您漂亮但一定比您年轻的姑娘，以示两国通好呢！可想而知，熊槐尽管非常赏识屈原，但哪禁得起铁三角的联合攻势。略施小计的张仪，就把诗人摆平了。

怀王二十四年（前305），秦楚签订“黄棘之盟”，本来与齐为盟，转而向秦靠拢，基本国策的改变，屈原当然是要竭力反对的。楚国的有识之士，也认为这是不平等条约，如果说过去的齐楚联盟是兄弟关系，那么现在的秦楚联盟则绝对是主从关系，这不是卖国吗？一时舆论大哗。楚怀王也好，铁三角也好，都觉得将屈原留在郢都，碍手碍脚，于是将他流放到汉北。

在封建社会里，处置异议文人，无非杀、关、管三道。杀，即杀头；关，即坐牢；管，即流放。关是要供给人犯吃喝的，管则是限定在一定区域之内，允许自由行动，吃喝政府不管，是生是死，全看流放者的命大还是福薄了。也许因为流放，从经济角度看，省钱，从管理角度看，省事，所以，中国的清朝，俄国的沙皇，都热衷于将异议文人流放到人烟稀少、荒凉偏僻之地。清朝为乌苏里江，沙皇为西伯利亚，那都是不死也得脱层皮的地狱绝境，文人发配到了那儿，基本上很难活着回来。

屈原比较走运，六年以后，怀王三十年（前299），他从汉北回到郢都。让所有他的朋友、他的敌人惊讶的，他还是他，还是那个毫不顾惜自己的安危，敢于犯颜直谏的诗人，虽然他早就不再是“左徒”，官职让楚怀王免去多年，但一日“左徒”，终身谏诤。第一，他忠君；第二，他爱国。有话不说，有言不发，那不是屈原的性格。大家这才明白，汉北的流放，不是挫折了他，而是锻炼了他。他请求面见熊槐，对这位正兴冲冲要赴秦王“武关之会”的怀王，提出谏阻的意见。秦国乃背信弃义之国，武关乃权谋苟且之会，陛下已经上过当，为什么不接受教训，还要自投罗网呢？《史记》载：“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身死而天下笑”，就是这位极糊涂、极白痴、极混账、极愚蠢的昏君下场。

怀王死，其子熊横继位，是为顷襄王。六年（前293），秦将白起扬言讨伐楚国，熊横计穷，无奈，只有向杀父之国告饶。屈原写诗反对再度向秦求和，并表明他尽管受到迫害打击，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眷恋楚国，心系怀王，不忘欲返的忠诚感情，至死不渝。他提醒顷襄王熊横，王考所以落得尸横外国的结果，是由于“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楚国的老百姓也认为，如果不是子兰的催促，如果听信屈原的劝阻，怀王不会死在异国他乡，这对令尹子兰构成很大压力。于是，这个坏蛋唆使另一个坏蛋，也就是靳尚，在顷襄王面前谗害屈原，铁三角再次发挥作用，置屈原于死地而不复，更何况熊横与他老子熊槐，可谓一丘之貉，于是，一纸诏令，永远流放，不得再进国门，从此，屈原再也没有回到郢都，他老姐女媭天天倚门等待，直到泪尽，直到老迈，也未能盼到她弟弟归来。

如果说，他的第一次流放是对楚怀王的完全绝望，那么，他的第二次流放，则是对楚国的完全绝望。

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楚都，满城都是兵马俑般的枭悍秦兵，楚国臣民哪见过这等阵仗，只有拱手降服。次年，消息传到流放途中的屈原耳边，这位爱国诗人终于舍不得离开故土，也不愿意他心爱的故国灭亡在他眼前，悲愤交加，自沉汨罗，以死殉国。

司马迁在这篇列传的最后，这样写道：“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同死生，轻去就”，就是中国文人对于生养自己的土地，那一份眷顾之情，也是中国文人对于抚育自己的祖国，那一份热爱之心。此情，此心，便是中国文人的精神所在，也是我们至今每年的端午节，都要向爱国诗人屈原，肃然致敬的理由。

嵇康和阮籍

鲁迅先生认为，嵇康和阮籍这两位文人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这大概是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骄视俗人，当然是无所谓的；骄视当朝执政，就有吃不了兜着走的结果。

“竹林七贤”中的这两位文人，阮籍的佯狂，似是南人所说的“捣糨糊”“无厘头”，而嵇康的刚肠疾恶，锋芒毕露，抵抗到底，不逊不让，则是北人所说的“较真”“别扭”“犯嘎”“杠头”。

当时，司马氏当政，这两位文人不开心。因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要篡夺曹魏政权。虽然，阮籍于高贵乡公在位时，封过关内侯这个虚位，任过散骑侍郎这个闲差，虽然，嵇康娶了长乐亭主，与魏宗室有姻亲关系，还任过中散大夫，但是，阮和嵇，并非特别坚定的、要誓死捍卫曹氏帝王的勇敢者。

应该说，谁来当皇帝，这两位已经享有盛名的文人，既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可他们是有头脑的文人，不能不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置若罔闻。第一，司马氏之迫不及待，之步步进逼，之欺软凌弱，之凶相毕露，让苟延残喘的魏主，度日如年。太过分了，太不像样子了，因此，很是看不过去。第二，司马氏大权在握，钳制舆论，镇压异己，不择手段，弄得社会紧张，气氛恐怖，道路以目，宵小得逞。太嚣张了，太过分了，所以，很心烦，很厌嫌，这两位很有点脾气的文人，便产生出来这种对立甚至对抗的情绪。

大多数中国文人，在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常常采取既不敢正面抵抗，也不敢公然唱反调的态度，以不回应、不合作、不支持、不买账的消极精神，也就是鲁迅诗中所写的“躲进小楼成一统”那样，尽量逃避现实。

但是，逃避，谈何容易，文人在这个世界上，又没有得了自闭症，怎么可能感官在受到外部声音、颜色、气味的刺激，了无反应呢？现在来看魏晋时期的这两位大师，阮籍在反应的反应方面，掌控得较为适度，而嵇康在反应的反应方面，则掌控得往往过度。于是，在这两位身上，聪明的人不吃亏，不太聪明而且固执的人常吃亏，便有区别和不同了。

《世说新语》载：“晋文王（即司马昭）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注引《魏氏春秋》：“阮籍……宏达不羁，不拘礼俗。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得与言。昶愧叹之，自以不能测也。口不论事，自然高迈。”

其实，嵇康与阮籍，是极好的朋友。《晋书》载嵇康“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但他对山涛承认：“阮嗣宗口不言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很是羡慕，很是想学习这位小他一岁的神交之友，很是希望自己聪明而不吃亏，但好像总是学不到位，总是把不住嘴，总是要反应出来。

这两位的分野，也就成为后来中国文人延续下来的生存方式。

一是像阮籍这样，不去找死，在统治者划定的圈子里，尽量写到极致。一是像嵇康这样，不怕找死，想方设法，要把一只脚踩到圈外，哪怕为此付出代价。前者，我佩服，因为与强权周旋，如走钢丝，那需要极高的智慧。后者，我钦佩，因为这种以卵击石的游戏，敢于挑战必输的结果，那需要极强的勇气。

生存的智慧，战斗的勇气，是除了才华和想象力以外，中国文人最宝贵的财富。若既无智慧，又无勇气的碌碌之辈，只有期望一位与你同样平庸的君主，网开一面，度过一生了。嵇中散先生的不幸，有智慧，更有勇气，偏偏生在了魏末，偏偏碰上了那个司马昭，这真得感谢老天爷给他安排的好命了。

司马昭干掉高贵乡公曹髦以后，又不能马上下手再干掉元帝曹奂。因为曹魏政权，还没有到了摧枯拉朽、一触即溃的地步。因此，司马昭仍需继续积蓄力量，扩大地盘，继续组织队伍，制造声势，继续招降纳叛，削弱对手，继续将社会名流、上层人士、豪门贵族、文坛高手，拉到自己的阵营里来。

于是，大将军授意嵇康的好友山巨源，动员这位著名作家，出来做官，纳入自己的体系。但嵇康，断然拒绝了。

司马昭的这种拉拢手法，同样也施之于阮籍。阮籍当然与嵇康一样，也是要拒绝的。不过，他拒绝的办法，不是像嵇康那样公开表示不尿，而是一个月醉了二十九天，剩下的一天还总是睡不醒。《世说新语》载：“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司马昭对他哭笑不得，跟醉鬼计较，岂不要被人笑话？

嵇康不会喝酒，也不愿这样耍奸脱滑，非要让人家尝他的闭门羹。按说，不想干，就算了，或者，婉谢一下，也就拉倒。他不但不稀罕司马昭给的官，还写了一封绝交书，寄给山巨源，公开亮出观点。显示出他的不阿附于世俗，不屈从于金钱，不依赖于强势，不取媚于权力的坚贞刚直、冰清玉洁的品格。这样，他不仅把老朋友山涛得罪了，把期望他投其麾下的大将军司马昭，也得罪了。

这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在《古文观止》里可以读到。他把绝交书公开出来，等于发布他的战斗宣言。嵇康告诉世人，我为什么不当司马昭的官，就因为当他这个官，我不快活。这篇书信，写得淋漓尽致，精彩万分。读起来无比过瘾，无比痛快。尽管我们未必能做到嵇康那样决绝，那样勇敢，但不妨碍我们对其人格的光明磊落，坦荡自然，表示衷心钦佩。

鲁迅一生除写作外，研究过许多中国文人及其作品，多有著述。但下功夫最多，花时间最长，来剔微钩沉者，就是他刚到北平教育部当佥事，住在绍兴会馆，亲自辑校的《嵇康集》，这大约就是文化巨人在心灵上的呼应了。

他说：“阮籍做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很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所以，含糊其辞，语焉不详，顾左右而言他，最好了，后来的聪明人，都这样写文章的。而针砭王纲，议论朝政，直书史实，布露民瘼，就是那些不聪明的文人，最犯统治者忌的地方。

而嵇中散的死，最根本的原因，正是鲁迅所指出的，是他文章中那种不以传统为然的叛逆精神。任何一个帝王，最不能容忍的，除了推翻他的宝座，莫过于否定他赖以安身立命的纲常伦理了。司马昭虽然还未篡魏为晋，还未当上帝王，但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江山早就姓司马了。他自然不能容忍这个中散大夫，挑战他的权威。

嵇康在给山巨源的信中，提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口号，司马昭一看，这还得了，不是动摇国之根本嘛，当时是要把他干掉的。第一，山涛保护了嵇康，说，书生之见，一家之言，大将军何必介意？第二，司马昭也不愿太早露出狰狞面目，没有马上下刀子。按下不表，但不等于他从此拉倒，只是看时机、等借口罢了。

鲁迅分析：“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的，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这是鲁迅先生的笔误，应是司马昭，但真正坐上帝位的，却是白痴司马炎）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在司马昭的眼中，凡与曹魏王朝有联系的人，都是他不能掉以轻心的敌对势力。何况嵇康的太太，还是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主呢！这门婚姻的结合，使一个贫家出身的文人，娶了一位公主，已无可知悉细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位金枝玉叶，看中嵇康并嫁给他，还使他得到一个中散大夫的闲差，很大程度上，由于嵇康是当时大家公认的美男子。

古代作家有许多风流倜傥的人物，现在，作家能称得上美男子者，几乎没有，而歪瓜裂枣、獐头鼠目者，倒不乏人，真是令后来人愧对先辈。史称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按近代出土的魏晋时的骨尺，1尺约合23—24厘米计算，嵇康该是一米八几的高个子。史称他“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雕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长乐亭主能不为之倾心吗？何况那是一个持性解放观念的社会，她的曾祖父曹操，在平袁绍的官渡大战中，还不忘寻欢作乐呢！

另外，魏晋时期的嵇康，颇具现代人的健康观念，好运动，喜锻炼，常健身，他擅长的项目，曰“锻”，也就是打铁。“性绝巧而好锻，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环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这个经常抡铁锤的诗人，肯定肌肉发达，体魄健全，比之当今那些贴胸毛、娘娘腔、未老先衰、迎风掉泪的各式作家，要男人气得多。“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像这样一位真有学问的文人，不是时下那些糠心大萝卜式作家，动不动弄出来低级浅薄的笑话来，令人丧气。加之保持身体健美，一位运动健将式的未婚夫，打着灯笼难寻，自然是一抓住就不会撒手的了。长乐亭主以千金之躯，下嫁这位健美先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嵇康讨这个老婆，倒有可能与他跟掌权者的对立情绪有关，是一次很政治化的选择，也说不定的。试想，他的朋友阮籍为摆脱司马氏与之结亲的要求，干脆大醉两月不醒，让对方找不到机会开口。而他却与司马氏的政敌通婚，显然是有意的挑战。他难道会不记取曹魏家另一位女婿，同是美男子的何晏，娶了曹操的女儿金乡公主，最后不也是被司马懿杀掉的教训吗？嵇康就是嵇康，他却偏要这样行事，这正是他的性格悲剧了。

虽然，他写过文章，他很明白，他应该超脱。“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谅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实际上，他说得到，却办不到，至少并未完全实行这个正确主张。

他也找到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病根所在，因为他有两点连自己都认为是“甚不可”的“毛病”：一是“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二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这是他给山巨源的绝交信中说的，说明他对自己的性格了如指掌。

但由于他对世俗社会、官僚体制、庸俗作风、无聊风气的不习惯，对司马氏统治的不认同，对他们所搞的这一套控制手段的不开心，他就更为顽固地坚持己见，知道是毛病，也不想改掉了。如果说前面的“甚不可”，是他致祸的原因，后面的“甚不可”，就是他惹祸的根苗了。

阮籍，就比嵇康聪明一些，虽然他对于司马昭，跟嵇康一样，不感兴趣，但他懂得如何保全自己的首级，不往大将军的刀口上碰。一是捏住酒葫芦，不撒手。二是写文章时，竭力隐而不显，犹如当代新潮评论家那些佶屈聱牙的高论，说了半天，连他自己也不知梦呓了些什么一样，尽量不让司马昭抓住他的把柄。三是偶尔地随和一下，不必那么寸步不让、针锋相对。

《世说新语》载：“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而且，不得已时，阮步兵也会给大将军写一篇祝寿文，唱一曲祝寿曲应付差事的。

到了实在勉为其难，不愿太被御用，而推托不了时，索性佯狂一阵，喝得烂醉，像一个大字躺在屋当中，人家笑话他荒唐，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房舍，以屋宇为衣服。这样一来，司马昭也就只好没脾气。

但嵇康做不到，这是他那悲剧性格所决定的。史称嵇康“直性狭中，多所不堪”，是个“不可强”“不可化”的人物，这就是俗话说的“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了，一个梗惯了脖子的人，要他时不时地低下头来，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他想学，学不来，只好认输：“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结果，他希望“无措乎是非”，但“是非”却找上门来，非把他搅进“是非”中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凡古今文人，如果他是个真文人，便有真性情，有真性情，便不大可能八面玲珑，四处讨好，也就自然不善于保护自己。

现在只有看着嵇康，一步步走向生命途程的终点。最痛苦的悲剧，就在于知道其为悲剧，还要悲剧下去，能不为悲剧的主人公一恸乎！

嵇康虽然被司马昭引以为患，但忙于篡夺曹魏政权的大将军，不可能全神关注这位皇室驸马，在他全盘的政治角斗中，嵇康终究是个小角色。如果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周围，君子多，小人少，尤其小人加文人者少，那么知识分子的日子可能要好过些。但小人多，君子少，加之文人中的小人，有机会靠近统治者，那就有人要遭殃了。

不幸的是，司马昭极其信任的高级谋士钟会，不是一个好东西，跳出来要算计嵇康，对司马昭来说，是件正中下怀的事情。现在，已经无法了解，究竟是钟会心领神会大将军的旨意，故意制造事端，还是由于嵇康根本不睬他，衔恨在心，予以报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总之，不怕贼偷，就怕贼算，从他后来与邓艾一块儿征蜀，整死邓艾接着又背叛作乱，是个货真价实的小人，当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