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所收入的这些文章全都写于1910—1950年这40年间，最早的三篇【分别关于瓦尔拉斯（Walras）、庞巴维克（Böhm-Bawerk）和门格尔（Menger）】是用德文写的，其余各篇都是用英文写的。除了关于马克思（Marx）的那一篇之外，其余各篇都已经在不同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过。它们当中，有的是为了悼念某位刚刚逝世的经济学家而写的，有的则是为了某些事件的周年纪念而作的，比如庆祝马歇尔（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出版50周年、纪念帕累托（Pareto）诞辰100周年，等等。因为这些文章都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写就的，所以熊彼特（Schumpeter）本人认为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并没有多大的价值，但是许多人都需要它们，而且原来刊载它们的杂志又不容易找到，所以熊彼特于1950年1月去世前几个月，终于同意由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将它们整理出版。

本书正文共有十篇文章。除了关于马克思的那一篇之外，其余的都是由熊彼特本人亲自挑选出来的。熊彼特本来计划在本书中收录《〈共产党宣言〉中的社会学和经济学》（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Sociology and Economics）一文，那是在1949年6月，他为纪念《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发表100周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的文章。但是现在我们决定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书的第一部分《马克思的学说》（The Marxian Doctrine）来取代它，因为它对作为预言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导师的马克思做了更全面的论述。我非常感谢卡斯·坎菲尔德先生（Cass Canfield）和哈珀兄弟出版社（Harper＆Brothers），感谢他们慷慨地准许我将《马克思的学说》这篇文章收入本书。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和《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等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商，因为他们同意把原先发表在他们杂志上的一些文章收入本书。还有几篇选入本书的文章原先发表于《国民经济与社会政策杂志》（Zeitschriftfür Volkswirtschaft und Sozialpolitik），不过该杂志现在已经停刊了。

附录中关于克纳普（Knapp）、维塞尔（Wieser）和博特基威茨（Bortkiewicz）的三篇短文是根据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教授的建议而收入本书的。他认为这三篇短文应该重新出版，并且应该与其他传记性文章一起收入同一本书中出版。这些文章是熊彼特担任《经济学杂志》驻奥地利通讯员（1920—1926年）和驻德国通讯员（1927—1932年）期间为该杂志撰写的。1932年，熊彼特离开了德国的波恩大学，来到了美国的哈佛大学。

本书作者与这些传记性文章的主题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不仅敬仰这些作者的作品，而且他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熟识（除了一个例外），特别是，他与其中几位还有着深厚的友谊。^[1]再一次，例外出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身上。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而熊彼特则与凯恩斯一样，恰好是在这一年出生的——凯恩斯也是“十位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一位。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把经济发展看成一个过程。在他的《经济发展的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中，熊彼特试图提出“一种关于经济变化的纯经济理论，强调经济变化不仅仅是建立在推动经济体系从一种均衡过渡到另一种均衡的外部因素的基础上”。在为该书的日文版撰写的序言中，熊彼特写道：“开始时我不清楚，但是读者应该立刻就能看清，【我（熊彼特）本人的】这种思想、这种目标与构成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基础的那种思想、那种目标完全一样。实际上，他【马克思】与他同时代的以及他以前的经济学家的区别就在于他对经济发展的独特看法，即把经济发展看成经济制度本身所导致的一种特定的过程。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所有其他方面，都不过是采用和修改了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观点而已。但是，经济发展的概念，却可以说完全是马克思自己的创见，至于他把这个概念放入黑格尔哲学背景中的做法，其实并不是关键。很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才会不断地提起马克思，尽管他们可以从其他许多方面批评他。”在他的《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手稿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熊彼特这样写道：“在他【马克思】的思想的总体框架中，发展绝不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眼中的静态经济体系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属物，而是那个时代的经济的核心问题。马克思的分析重点集中在了，阐明在自身的内在逻辑的推动下不断变化的经济过程，究竟是怎样一刻也不停地改变着整个社会的整体结构。”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由此而导致的结果却完全不同：马克思大力谴责资本主义社会，而熊彼特则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的辩护人。

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学这门学科能否取得进步，取决于远见和技术。他既推崇马克思关于经济过程的看法，同时也推崇与他只有一面之缘的瓦尔拉斯（Walras）的纯粹经济理论。在谈到瓦尔拉斯的时候，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里是这样说的：“……经济学就像是一辆巨大的公共汽车，上面搭载着许多兴趣和能力都无法相互比较的乘客。但是单就纯粹经济理论而言，我认为瓦尔拉斯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均衡体系把‘革命的’创造性和古典的综合性完美地结合了起来。这是唯一可以与理论物理学的成就相媲美的经济学家的作品。”

马克思和瓦尔拉斯截然不同，他们两人各走一个极端：一个试图给出经济变迁的逻辑解释，另一个则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工具，它在我们这门学科的历史上第一次有效地阐明了各种经济量之间互相依赖的纯粹逻辑”。

熊彼特的特点^[2]是：对历史和纯理论性的东西、对计量经济学和收集到的海量事实材料、对社会学和统计学，他都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他认为它们都是有用的。他如此广泛的兴趣也反映在了本书收录的这些传记性文章当中。

他在维也纳学习期间就认识了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门格尔和他的两位弟子——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可以算是经济学中的奥地利学派或维也纳学派的共同创始人。不过，那时门格尔已从大学退休，不再积极参加教学事务，熊彼特只和他见过一两次面。但是关于这几位学者的传记性文章无疑是可信的，因为它们的作者是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主持的研讨班的积极参加者（1904—1906年）。后来，熊彼特还与庞巴维克就利息率问题进行过一场著名的论战（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 chaft，1913）；而且，1921年，在庆祝维塞尔七十诞辰时，熊彼特是三位发言者之一。

虽然熊彼特接受的是奥地利学派的学术训练，虽然他很看重这个学派的思想和著作，但是他却对发展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另一个学派——洛桑学派（the School of Lausanne）——更感兴趣。这个学派源于瓦尔拉斯的著作。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学派的真正创始人其实是帕累托。帕累托是瓦尔拉斯的杰出学生，后来接替瓦尔拉斯在洛桑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一职。一直以来，对于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来说，他们的著作都显得过于“数学化”和“理论化”了。同时英、美两国的经济学家还发现，阅读用其他语言写成的经济学著作事实上也是非常困难的。（也许根本就是浪费时间！）但是洛桑学派很早就拥有了两位第一流的美国信徒——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和H.L.穆尔（H.L.Moore）。本书正文的十篇文章当中，其中三篇就是献给瓦尔拉斯、帕累托和费雪的。在关于帕累托的那篇文章的一个脚注里，熊彼特描述了一次聚会，在会上谈到了许多经济学家，帕累托对欧文·费雪大加赞扬。熊彼特这样写道：“当我听到他【帕累托】对【费雪的】《资本和收入的性质》（Capital and Income）一书的高度评价时，实在有些意外。”

1906年，熊彼特在维也纳获得学位以后，到英国待了几个月。在那儿他拜访了几位经济学家，并在1907年第一次遇见了马歇尔。1933年12月，熊彼特为《经济学杂志》撰写了一篇评价凯恩斯的传记作品集《精英的聚会》（Essays in Biography）的文章。在该文的注释中，他描述了与马歇尔的这次会见。在评论凯恩斯写的关于马歇尔的文章时，熊彼特这样写道：“1907年的某一天的早餐时间，我隔着桌子看着他【马歇尔】，然后告诉他说：‘教授，在我们这次（关于我的科学计划的）谈话结束之后，我真的感到我就像是一个轻率的恋爱者，正准备尝试一场冒险的婚姻；而你就像是一位慈祥的长者，试着劝我放弃这个念头。’而他则回答道：‘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如果年轻人真想在学术方面有什么作为，只听长者的劝告是没有用的。’”被收入本书的关于马歇尔的文章表明，熊彼特对马歇尔的著作是何等地重视。当年，当这篇文章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后，熊彼特收到了玛丽·马歇尔于1941年6月寄自英国剑桥的一封短信。信里这样写道：“我刚刚收到《美国经济评论》。现在我正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你写的纪念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的文章。我知道你对他的著作一向评价很高，我很高兴你能借此机会如此热烈而恰当地表达了你的赞美。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尤其令我感到欣喜。我也和你一样，非常欣赏凯恩斯写的《纪念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一文。”

1913—1914学年，熊彼特作为一名来自奥地利的交换教授，来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那可能是他第一次与本书一些文章所讨论到的那几位美国经济学家【陶西格（Taussig）、费雪、米切尔（Mitchell）】会面。在此之前，他已经阅读过他们的论著，而且至少已经和陶西格通过信。陶西格于1912年11月27日从马萨诸塞州剑桥给他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陶西格对这位青年经济学家的英文水平大加赞赏，并且讨论了熊彼特提出的一个理论问题。“我对于你的论证没有什么异议，但是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认为，或许应该从一个更现实的角度来探讨这些问题。”陶西格还在信中提供了一些供给图表，然后继续写道：“我很想把同样的论证方式应用于劳动，就像应用于资本和土地一样，以此来构建一种‘租赁’劳动理论。我已经草拟出了一个大纲，准备撰写一篇长文对此问题进行论述。你当然知道，我的朋友J.B.克拉克以前就进行过这种论证。更晚近一些，欧文·费雪也进行了更详细的论证。这种论证还没有最后的结论。我不是狂妄自大的人，因此不会觉得理当由我来得出最后的结论。但是我确实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贡献。”熊彼特和陶西格的友谊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了陶西格于1940年逝世为止。实际上，在熊彼特刚到哈佛大学的头几年（1932—1937年），他一直和陶西格一起住在斯考特街2号。

同样地，熊彼特对欧文·费雪和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也很钦佩，并且也和他们有一定的感情。他和费雪共同创办了计量经济学会。在某一个周末，当熊彼特前往费雪位于纽黑文的十分俭朴的家做客时，发生了不少趣事。（费雪的家里从来不准备烟、酒、咖啡，而且我相信，甚至连肉都几乎见不到。）咖啡是为这位“堕落的”客人特别准备的。阿尔及尔大学的G.H.布斯凯（G.H.Bousquer）教授在法文版《政治经济学评论》（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1950年第3期杂志上描述了他们的这次会面。本书中纪念韦斯利·米切尔逝世的文章是在熊彼特逝世前一两个星期才完成的。米切尔和熊彼特都研究经济周期，他们也都相信，要想更好地研究这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现象，必须进行最广泛的实证研究。熊彼特不辞辛劳地自己搜集资料，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帮助，因为这就是他的工作风格，但是对于那些能够明智而有效地利用国家经济部门的有关资料的人，他也十分赞赏。

虽然凯恩斯曾经长期担任《经济学杂志》的编辑，而熊彼特从1920年起就是该杂志驻奥地利的通讯员，但是直到1927年，熊彼特才和凯恩斯第一次见面。由于一些很难解释清楚的原因，他们两人的关系，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都算不上密切。

在翻译评述瓦尔拉斯、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那三篇文章时，曾经碰到过一些困难。正如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在他的《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一书的序言中所指出的，也正如哈伯勒早些时候发表于《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熊彼特在用德文写作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风格，因此他的德语文章非常难翻译。哈伯勒说：“他的笔调很有些文学化，用‘奇异的风格’来形容也许最合适。这种风格能恰到好处地表达他的思想的复杂结构。这种风格的特征表现在长长的句子、大量的修饰性短语、修饰语再套修饰语，以及对微妙含义差别的细致辩解上。正如人们所想到的，他的这些风格和特征，在他的德文论著里特别明显，这是因为德语更适合于表达复杂的结构。”熊彼特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关于庞巴维克的那篇文章，他认为那篇文章太长了，从便于英语读者理解的角度考虑，应当加以删改，甚至完全重写。他强调指出，不这样做是“不行的”。

因此，现在被收入本书的关于庞巴维克的那篇文章，与原作相比，篇幅已经少了一半。这项工作是由哈伯勒和这篇文章的译者赫伯特·查森豪斯（Herbert Zassenhaus）教授一起完成的（赫伯特·查森豪斯是熊彼特以前的学生）。在这里，我要表达我对哈伯勒教授以及三位译者——沃尔夫冈·斯托尔珀（Wolfgang Stolper）、汉斯·辛格（Hans W.Singer）和赫伯特·查森豪斯——的谢意，感谢他们的关心和大力帮助。我还要感谢保罗·斯威齐，他和我一起阅读了全部译文，还帮我润饰了多处文字，澄清了许多问题。在一些情况下，对于译文中因过分直译而显得拗口的地方，以及含义过于模糊不清的段落，我不得不冒昧地进行了一些修改。特别是其中关于庞巴维克的那篇文章，尤其如此。因此，译文如果有什么缺点，那必定是我造成的，因此由我一人负责。

其他文章都是用英文写成的，这次直接按原来的样子发表。

除了订正了一些小的印刷错误，以及为了保持格式的一致而在细枝末节上做了一些小的改动——比如大写字母、标点符号、注释的排列等——之外，就没有再做其他任何改动或修订了。

伊丽莎白·布迪·熊彼特（Elizabeth Boody Schumpeter）

1951年2月2日

于康涅狄格州，塔科尼克

注释

[1]这是针对正文中的十篇文章而言的。至于附录中的三篇文章所述的那三位经济学家，熊彼特只与维塞尔非常熟悉，他很可能只是遇到过克纳普和博特基威茨。

[2]哈伯勒（Haberler）谈及熊彼特的时候曾经说过，熊彼特虽然也有自己的专长领域，“但是，作为经济学所有分支的‘大师’、作为一个通才，熊彼特在当代经济学家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经济学季刊》，195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