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知马克思

我并不是因为偶然疏忽而用宗教术语来类比马克思，硬给这一章取这个标题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类比，因为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宗教信仰。首先，对信仰它的人来说，它提出了一个关于最终目的的学说，这种最终目的体现着人生的意义，并且是对各种事件和行动做出判断时的绝对标准。其次，它还给出了实现最终目的的行动指南。它包含了一个救世计划，还指出了人类必须脱离的种种罪恶——人类或那些“被选中”的群体按照这个救世计划行动就能摆脱这些罪恶。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详细说明如下：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也属于那种许诺在人世间建立天堂的宗派或学说。我相信，如果有哪位圣典学家（hierologist）愿意系统性地阐明这些特性，那将会为马克思主义的分类和评价提供很大方便；这种分类和评价或许能够比纯粹经济学家的任何阐释都更加深刻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本质。

说马克思主义属于一种宗教信仰，还有另外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好处，那就是，它解释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如此成功的原因。^[1]纯粹的科学成就，即使远比马克思所能达到的成就更为完美，也不可能像他的学说这样永垂青史。如果只会喊口号，那么无论他给他的政党准备的口号武器库多么充实，也同样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必须指出，马克思成功的部分原因，虽然只是极小的一部分，确实应该归功于他给他的拥护者们准备好的在任何一个讲坛都随时可用的武器——大量的炽热的词语、激烈的谴责和愤怒的手势。关于这个问题的这一方面，不得不说明的是，这种武器不仅过去曾经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现在仍然在很好地发挥着作用，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为了给社会斗争的“战场”制造这类武器，马克思有时不得不偏离从他的理论体系合乎逻辑地引申出来的结论。然而，如果马克思只是一个会提供一些煽动性的泛泛之论的布道者，那么他早就湮没无闻了。人们从来不会对提供这类服务的人心存感激，人们总是很快就会忘记那些为他们的政治歌剧编写歌词的人的名字。

但是，马克思是一位先知。为了理解他这一成就的本质，我们必须先考察他的时代背景。当时，既是资产阶级物质成就的鼎盛时期，也是资产阶级精神文化极度衰落的时期。那是一个机械唯物主义的时代，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还没有显露出新文艺和新生活方式正在孕育的任何迹象，到处都充斥着令人反感的平庸陈腐的气息。社会上所有阶层都迅速地抛弃了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信仰，工人世界中仅有的一线光明也消失了【除了从罗奇代尔（Rochdale）和储蓄银行那里还可以得到些许安慰之外】，而知识分子则自称对于穆勒（Mill）的《逻辑》（Logic）和济贫法非常满意。^[2]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对于数百万人来说，马克思学说中提出的人间社会主义天堂无疑就意味着那新的一线光明和新的人生意义。或许，你大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宗教随意地戏称为是一种冒牌货，或者说它是真正的信仰的戏谑——你还可以有其他许多种不同的说法——但是请不要忽视或不承认他这一伟大的成就。即使所有这数百万人都不能理解和正确评价马克思学说的真正意义，那也没有关系。这是所有先知及其预言的共同命运。重要的是，马克思的预言是以一种那个时代有实证主义思想的人可以接受的方式组织起来并表达出来的。毫无疑问，实证主义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将马克思主义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也没有什么不合情理之处。马克思学说的“预言化”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完成的：一方面，它以拥有超乎想象的力量的表达方式系统而详细地描述了受挫折和被虐待的心情——这使用自我治疗方法来安慰自己的“失败的大多数”从心底里产生了共鸣；另一方面，它又宣称，社会主义肯定能把人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并说这是毋庸置疑的，是经得起理性论证的。

那个时代，宗教日趋衰微，只给人们留下了一些超理性的渴望，这更加使得他们彷徨如丧家之犬。以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为主导的时代趋势——这种趋势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却不能容忍任何没有科学内容的或只有伪科学的信条。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些超理性的渴望与理性主义、唯物主义的时代趋势成功地交织在了一起，这是何等高超的技术！只宣传最终目的是不会有什么成效的；只针对特定的社会进程进行分析又最多只能引起少数一些（充其量几百个）专家的兴趣。但是，披着分析的外衣去说教，而且是着眼于人们的深切需要进行直指人心的分析，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赢得了热烈拥护的原因，他们也因此而获得了无上的褒奖。这一褒奖体现在如下的信念中，即他们深信，自己信仰的、为之奋斗的东西绝不会失败，而且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当然，坚定人们的信念只是其全部成就的一个方面而已。个人的力量和预言的光芒，是独立于信条的内容而发挥作用的。没有这些，新的生活和生命中的新意义就无法被有效地揭示出来。但是在这里，这一点与我们关注的重点无关。

尽管关于马克思试图要证明的“社会主义目标不可避免地要实现”这一论点的中肯性和正确性，我们可能得多说上几句，但是关于上文所述的他对“失败的大多数”的心理感觉的系统性描述，则只要说一句话就足够了。无疑，那并不是对这些人的有意识或下意识的实际感情的真实描述。相反，我们倒可以把这种描述看作一种企图的结果：试图以对社会演化逻辑的或真或假的揭示来代替对真情实感的刻画。马克思这样做了，同时还把他自己的术语“阶级意识”说成是群众自发的。但是，既然这种“教导”是有效的，马克思就继续扩展和拔高它。他从来没有为社会主义的美妙理想流下充满感情的眼泪，这是他自称强于被他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那些人的优点之一。他也没有把工人夸耀为每天都刻苦工作的英雄——资产阶级在为自己能不能分到红利而焦虑时，倒喜欢这样做。马克思从来没有刻意奉承过工人，尽管这种倾向在他的某些不够坚定的追随者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马克思很可能非常了解群众的特点，他的目光远远高于群众，倾注在了整体的社会目标上，这超越了群众的思想境界和需求范围。马克思也从没有拿自己树立的理想去教导别人，他从来没有这种虚荣心。每一个真正的先知都会称自己只不过是上帝的卑微的代言人，马克思也一样，他说自己从未宣讲过历史辩证逻辑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一切，表现出了一种可贵的、庄严的品质，能够有效地弥补许多偏狭和粗俗的东西。在马克思的著作和生活中，这种庄严的品质和这些缺点形成了一种非常奇异的组合。

最后，还有一点不能不提，马克思本人的文化修养极高，那些不见舆薪的庸俗社会主义教授们完全不能与他相提并论。他完全有能力理解任何一种文明及其价值的“相对的绝对”价值，不论他自己觉得与这种文明相隔多么遥远。在这一方面，《共产党宣言》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足以证明他的胸襟是何等广阔。在这本小册子里，他热烈地赞扬了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3]，即使在宣布资本主义的未来必然的死刑时，他也从来不曾否认过它的历史必然性。诚然，对资本主义的这一立场包含着许多马克思本人也不愿接受和承认的东西，但是毫无疑问，他的这种立场确实是非常坚定的。由于他的历史理论能够给事物发展的有机逻辑一种独特的表述，因此他也更容易采取这种立场。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上一切事物都有一定的轨道。在他一生中的某些时候，他也许是一个潜伏在咖啡馆中的阴谋家，但是毋庸置疑，他在内心深处却是鄙视这类事情的。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绝不是要消灭其他一切生活情调，并对其他文明制造不健康的，甚至愚蠢的憎恨或蔑视的一种偏执观念。因此，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意志是在他的根本立场的基础上融合起来的；也因此，把他的社会主义命名为科学社会主义，从许多角度来看，都是自有其道理的。

注释

[1]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反对派的特有态度，也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性来解释。对于这些人来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不但观点错误，而且身怀罪孽。这一点与任何宗教信徒如出一辙。他们不仅从理智上，而且从道义上不允许他人有任何异议。一旦“启示”已经被公之于世，持有异议就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2]罗奇代尔是英格兰北部的兰开夏郡的一个小镇（自治市）。1844年，28位贫苦纺织工人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工业品消费合作组织——罗奇代尔公平先锋合作社（Rochdale Equitable Pioneer's Society），并制定了“罗奇代尔原则”：入社自由、民主管理、收益分享、重视教育、恪守中立。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合作组织。——译者注

[3]这一说法看上去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且让我们看中摘录的一些译文：“资产阶级……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参见《共产党宣言》，3版，30~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译者注）我们看到，上述的一切成就全都只归功于资产阶级，这比许多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宣称的还要彻底得多。这就是我在上面那段文字里要表达的全部意思——这与今天的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以及当代非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派的凡勃伦主义的观点，都是迥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