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宗禹

这是一部既严谨又通俗的传记，全方位地描述了斯大林在各个时期的革命活动。但这部传记与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写成的《斯大林传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著作不同，也与那些全盘否定斯大林历史功绩的著述不同，作者力求用最新的材料和观点，剔除那些有意夸大斯大林功绩甚至歪曲历史事实的内容，客观公正地展现斯大林的一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这项工作是不容易的，也是很有益的。实事求是地介绍斯大林的生平及其活动，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研究斯大林及其所开创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从“二战”后苏南冲突算起，至今已争论了半个世纪。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进行了一次重大冲击和批判，但是由于这次批判浪潮大多只涉及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破坏法制的问题，并未深入触及斯大林模式的一些根本问题，因而谈不上突破斯大林模式。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在苏联实行“全面改革”，似乎是要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而代之以别的什么社会主义模式，但改革却导致了庞大的苏东社会主义体系的彻底解体。

导致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训也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认为，当前研究工作的着眼点应当是找出一些带根本性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总结出国际共产主义的经验和教训，才能总结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的原因。现在我国的许多研究工作者已经得出了一个共识：要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必须用科学态度研究斯大林时期创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就是说，必须研究和探讨对苏联、东欧以至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理论和实践，找出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征及其症结之所在。

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写过不少文章和论著，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探讨。综观以前的研究，我认为斯大林模式至少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1）在所有制方面，推行全盘国有化和集体化。国有化和集体化是斯大林模式的经济基础。国有化实质上是一种国家垄断制，即在工业、银行业、运输业、商业等一切领域，不分企业大小，不分经济命脉和非经济命脉，统统由国家实行垄断，收归国有；在农业方面，急风暴雨般地强制推行集体化，消灭了个体农民。正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说的，到1936年，苏联已完全消灭了私人工业，社会主义体系已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获得了胜利，建立了集体农民和国营农场，全部商品流转已集中到国家和合作社手中。总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确立起来了。这是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主要根据；而且按照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不能长期存在两种所有制形式，应该进一步将集体所有制变为国营农场，使全社会变成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样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了。

（2）在经济体制方面，实行高度集权的决策机制、经济管理机制和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完全排斥市场经济机制。国家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直接组织生产和分配。一切大小经济决策，均由国家统一决定。资金由国家统一划拨，物质由国家统一调拨。物价、服务收费、工资均由国家统一规定，甚至家庭和个人的消费实质上也纳入国家统一计划之内。中央的计划具有强制性、命令性，“计划就是法律”。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和各企业，都必须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计划无所不包，资金来源、物质供应、生产数量和品种、销售等等，均由国家统一编制和规定指标，按部门或地区逐级下达。各经营单位的任务就是完成国家规定的指标，各生产单位只对上级下达的任务负责，至于产品是否符合市场需要，则与它们无关。

（3）国家强制、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是保证全社会各种经济机构、生产和管理部门能够切实运转的主要方法。这种方法是适应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而产生的，是这种体制合乎逻辑的结果。从苏联20世纪30年代强制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4）采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式。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斯大林中断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回到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路线，并且向前发展了这条路线。“直接过渡”的方针要求优先发展重工业，急速实现超工业化的计划，并把农村变成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和积累的源泉。因此，实行暴力剥夺农民的政策，绝对的集权制也应运而生。

（5）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的高度集中是与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相适应的。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领导机构，而党的领导机构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党的领袖集团，领袖集团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斯大林个人手中。这是斯大林政治体制的最大特点。在这种体制下，以党代政，党直接插手管理国家事务，苏维埃和国家机关失去了相对独立性，权力机关的权力流于形式，党的最高领导层不仅成了全党的最高决策机关，而且实际上成了国家的最高决策机关。党内缺乏民主，导致社会缺乏民主，特别是党内和社会对党政领导人物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党的领导人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凌驾于党之上，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个人集权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实行严格的集中的控制，往往把学术问题、学派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乱贴政治标签，开展政治大批判，结果造成“万马齐喑”、舆论高度一律的局面。

斯大林模式的这些特点，无疑是与斯大林的理论构想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理论构想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速成论”。在斯大林看来，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多数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可以加速建成。他认为，只要建立几种“制度”，社会主义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在经济制度方面，没收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使之变成国有财产，确立国家所有制，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在政治制度方面，推翻了资本家政权，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把它交给苏维埃，社会主义高度民主也就实现了。在政权建设方面，只要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之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社会主义就将成为不可战胜的了。在分配制度方面，只要宣布“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也就基本上实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斯大林看来，只要实现了上述标准，社会主义也就建成了。斯大林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到1936年，他就宣布苏联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1939年又认为党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年宣布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已经完成”，已处在“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

第二，“空地上创造经济形式论”。斯大林说：“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较为现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已经具备时开始发生的，这种形式在公开革命以前就已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并成熟了；无产阶级革命却是在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没有具备或几乎没有具备时开始发生的。”“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而且他把创造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说成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来行事的。在斯大林看来，只要在“空地上”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创造出了社会主义形式，变革了生产关系，实现了所有制方面的全盘公有化，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实现，也会使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至于创造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是不是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那是不需要加以考虑的。

第三，“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论”。这是斯大林从20世纪20年代末就逐渐形成的一种理论。斯大林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将会愈来愈尖锐化，或者说，社会主义愈是取得成就，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采取愈加尖锐的形式。根据这种理论，斯大林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说成是敌我矛盾，到处抓“人民的敌人”，发动大规模的“大清洗”运动，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甚至自然科学等领域，接连不断地搞“大批判”运动，无端上纲上线，戴政治帽子，进行粗暴打击。凡此等等，至今仍然给人们留下难以忘却的印记，给社会主义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第四，“行政手段万能论”。在斯大林看来，依靠行政手段可以解决国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问题。因此，他把党政军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依靠自己手中的无限权力指挥一切，决定一切。

总之，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有其鲜明的特征，它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列宁晚年的设计和初步实践的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是一种独具特色的高度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也可以说是由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理论模式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模式，是一个互相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经济模式是涵盖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整体。政治模式是涵盖党的领导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权运行机制的整体。理论模式是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的理论反映和指导思想。

斯大林模式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形成的。不可否认，这一模式对苏联实现工业化、备战和发展科学技术等方面有过巨大的历史功绩。但是，从它运作了半个多世纪的整个历史来看，这一模式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是不成功的，因为它的整个运行机制和体制缺乏活力，缺乏生机，不能进行自我调节，制约了人民群众积极性的不断提高，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因而它的失败也绝不是偶然的。

戴隆斌同志的《斯大林传》，文字流畅，结构严谨，观点明确。书中所引材料经过反复甄别，真实可靠。虽然是一部通俗性的传记，但文中贯穿着对斯大林模式形成、发展的阐述，字里行间浸透着作者对这一模式的理性思考。实际上，这也是作者多年来对这一问题积累材料、思考的成果。当然，为了便于一般读者阅读，作者不可能花很多笔墨从理论上对斯大林模式作详尽的描述。但是，读者从作者对斯大林一生的革命活动、斯大林的家庭及其性格描写中，会对斯大林个人、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比较正确、客观的认识和评价。我想，这本书的目的也就在于此。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1页。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42-5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