崭露头角

斯大林并不想在沃洛格达长期待下去，他的梦想是在莫斯科或彼得堡找到自己的位置。1911年7月，他曾给列宁领导的《工人报》编辑部写信，说明了自己的这个意愿。9月6日，他化名“契日柯夫”，从沃洛格达秘密前往彼得堡，第二天就到了目的地，再一次到了老熟人阿利卢耶夫家。

就在几天之前，9月1日，斯托雷平被暗杀。他是在参加有沙皇出席的基辅歌剧院一次庆典时，被社会革命党人、保安局密探博格罗夫从近处用枪打死的。斯托雷平一死，全国的政治气氛非常紧张。保安局里一片恐慌，逮捕了所有的可疑分子。阿利卢耶夫家的房子也已被保安局的特务监视。阿利卢耶夫告诉斯大林，说楼下有“盯梢的人”，斯大林不信，还很不客气地对阿利卢耶夫说：“你怎么搞的？有些同志变成了吓破胆的市侩和乡下佬。”事实证明，阿利卢耶夫没有说假话。9月9日，斯大林又一次被捕，被监禁在彼得堡拘留所。他在拘留所待了3个多月，于12月14日被放逐回沃洛格达，为期3年。

1911年斯大林被捕时登记的档案

谢·阿利卢耶夫夫妇

在他返回沃洛格达的途中，1912年1月5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20多个党组织在布拉格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会议宣布把孟什维克取消派清除出党，并选出了列宁、菲·伊·戈洛晓金、格·叶·季诺维也夫、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苏·斯·斯潘达良、Д. М. 施瓦尔茨曼、罗·瓦·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发现是奸细）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是在代表会议结束时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的。会议还决定建立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斯大林当选为俄国局成员。可见，后来苏联一些官方出版物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说会议选出了以列宁、斯大林……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会议召开时，斯大林正在流放地。2月，奥尔忠尼启则受列宁委托，来到沃洛格达看望斯大林，并向他通报了会议的情况和他补选入中央委员会的消息。

2月29日，斯大林从流放地逃了出来，在彼得堡稍事停留后，就于3月匆匆南下巴库和第比利斯。他在那里组建了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并以中央委员的身份进行了一系列活动。这时，他显然没有照搬布拉格会议的精神。布拉格会议明确规定要清除孟什维克取消派，不允许在杜马选举中同他们达成任何协议，而斯大林在3月30日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的关于3月29-30日巴库会议的通讯中说，在他领导下举行的巴库布尔什维克小组会议虽然没有“吸收……孟什维克参加”，但会议“建议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组成一个共同的领导集体”，组成一个“共同的选举委员会”。实际上，这也不能说斯大林就做错了，当时革命力量很微弱，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是明智之举。更何况，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歧更多的是革命策略不一，基本目标是相同的。

这次他在巴库和第比利斯待的时间不长，4月初就秘密回到了彼得堡，组织主编布尔什维克的工人报纸《明星报》，并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同时开始筹备布尔什维克的报纸《真理报》的出版工作。4月中旬，他与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团成员波列塔耶夫、波克罗夫斯基以及布尔什维克著作家奥里明斯基和巴图林商谈了《真理报》的出版和方针问题，并与他们一起编排创刊号。

4月22日，《真理报》创刊号出版。斯大林为该报撰写了《我们的目的》（社论），阐述了办报的方针。他说：“《真理报》首先而且主要地将号召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统一起来，无论如何要统一起来。既然我们对敌人应该势不两立，我们之间就得互相忍让。对工人运动的敌人要斗争，在运动内部却要和平，要同心协力地工作——这就是《真理报》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所将遵循的方针。”在一段时期内，《真理报》都遵循这一方针，避免与孟什维克取消派争论，甚至把列宁寄给该报的文章中有关同取消派的争论也删去了。“当《真理报》起初硬要从列宁的文章中删掉同取消派的争论部分的时候，列宁非常激动。他给《真理报》写去了一些气愤的信”，但也“于事无补”。

1912年斯大林被捕后登记的材料

就在《真理报》创刊号出版的那一天，斯大林被捕了，并被判处流放东西伯利亚纳雷姆，为期三年。但9月1日他从纳雷姆流放地逃了出来，重新回到了彼得堡。他立即重新开始主持《真理报》的工作，并领导第四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团的竞选运动。10月初，他为党的竞选写了竞选宣言，标题为《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要求党的候选人利用杜马讲坛宣传工人的要求，促进革命，而不要“在士绅的杜马中无谓地玩弄立法的把戏”。列宁本人也非常赞赏这个委托书，于11月11日把这个委托书寄给了《真理报》编辑部，并建议务必把这个委托书用大号字登在显著的位置。

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公布后，总共有13名社会民主党代表当选，6名布尔什维克，7名孟什维克。紧接着选举之后的11月上半月，斯大林应列宁之邀，秘密到奥属波兰的克拉科夫去了几天，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即将举行的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关于在彼得堡的中央代表和中央委员监督《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的权利等问题。

同年12月底，斯大林再次奉召到克拉科夫参加列宁主持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布尔什维克）成员的联席会议。

在去克拉科夫的路上，斯大林没有旅行护照，一路上很是不便，但他碰到了一个好心人，是一个波兰的鞋匠，住在俄国与奥属波兰边界的一个小镇里。斯大林到了这人的家里，主人请他休息和吃饭，没有多说什么，只问了问他的客人是不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很远。”斯大林回答说，并看看屋子角落里的鞋匠工具和小凳，说：“我的父亲也是一个鞋匠，在格鲁吉亚的老家那边。”

“在格鲁吉亚？”那个波兰人重复道，“那么你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听说过你的国家，它是一个好地方，有山，有葡萄园，而且像在波兰一样也有沙皇宪兵。”

“对，就像在波兰一样。”斯大林说，“没有用自己语言教书的学校，但却有很多宪兵。”他们彼此交谈着，看着。斯大林心里在想能不能信任这个人，最后还是下了决心说：“我今天必须通过边界。”

那个波兰人没有再问什么，只是说：“好吧，我愿意带你过去，我知道路。”到了边界，斯大林想付钱给他，但被他推开了。他坚决地说：“不，不要这样……我们都是被压迫者的子孙，应该互相帮助。”

经过这么一番艰辛后，斯大林终于到了克拉科夫，并如期参加了12月26日至次年1月1日举行的会议。会议强调要继续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并通过了《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的决议，指出《真理报》编辑部“贯彻党的精神不够坚定”“对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党的生活反应不力”，在阐明整个取消主义的错误和危害方面不够重视，等等。因此，列宁认为必须改组编辑部并迅速采取了行动，委派斯维尔德洛夫主持《真理报》编辑部的工作。

斯大林参加完会议以后，并没有马上动身回彼得堡，而是应列宁的要求继续留在克拉科夫。当时列宁住在克拉科夫，强烈地感受到了民族主义的危险。况且在当时的欧洲，正风行“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论”，这一理论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思想家奥托·鲍威尔提出来的，主张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每个民族可以分别地组成超地域的特殊联盟，每个民族派出其代表组成解决纯属文化问题的机关。这一理论特别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独立的民族主义派别组织崩得（全称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同盟）的青睐，他们以“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与布尔什维克的民族自决权的主张相抗衡，反对列宁的建党路线和革命策略，企图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原则改造党。列宁为了挫败国内外的民族主义势力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路线和实践的干扰，正全力与他们论战。

斯大林在克拉科夫逗留期间，多次与列宁晤谈，谈《真理报》的工作，谈民族问题。大概是受到了列宁的启发与鼓励，他决心写一篇大的有关民族问题的文章。其实，有关民族问题，斯大林早在高加索工作期间就有所涉及。还在1904年，他就写过《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当时的基调是，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俄国的民族问题，但这决不是说阶级斗争学说能够取代民族学或民族问题。他在文章中曾正确地指出：“为了无产阶级的胜利，必须不分民族地把一切工人联合起来。很明显，打破民族间的壁垒而把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波兰、犹太和其他民族的无产者紧密团结起来，乃是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必要条件。”但他在文章中也暴露了一些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如否定民族精神的存在，他说：“是‘捍卫民族精神及其特性’吗？……科学老早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证明了任何‘民族精神’都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既然任何‘民族精神’都不存在，那么不言而喻，对于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要加以任何捍卫，在逻辑上是愚蠢的，这种愚蠢必然会引起相应的、历史上的（不良的）后果。”

1913年1月下半月，斯大林动身去维也纳，搜集有关民族问题的材料。他在维也纳见到了布哈林。由于斯大林不懂德文，布哈林在搜集和翻译有关资料方面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在那里，斯大林也见到了托洛茨基和亚历山大·特罗雅诺夫斯基（未来的苏联驻美大使）夫妇等人。

斯大林在维也纳待了一个月左右，写成了《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后来标题改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给“民族”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民族是什么呢？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是由人们组成的确定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既不是种族的，也不是部落的。“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斯大林根据这个定义，论证了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并断言，“民族不是一个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

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初创时期出现的这篇著作，其基本理论观点并未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但此文以大量篇幅批判了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和崩得派的一些主张，因而受到列宁的重视。1913年2月，列宁在写给高尔基的信中说：“关于民族主义，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应当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这里有一位非常好的格鲁吉亚人正在埋头给《启蒙》杂志写一篇大文章，他搜集了一切奥国的和其他的材料。”同年3月，列宁在写给加米涅夫的信中说：“国内逮捕事件非常严重。柯巴被抓去了……柯巴（为三期《启蒙》杂志）写了一篇有关民族问题的长文。很好！应该反对崩得和取消派的分离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为真理而战。”

从维也纳回国后的斯大林（1913年）

斯大林写完这篇文章后，于2月中旬回到了彼得堡。2月23日，布尔什维克组织在合法的《真理报》主办下举行了一场音乐晚会。斯大林想去参加，因为在那里可以见到许多同志，但又拿不定主意。斯大林去征询马林诺夫斯基的意见，马林诺夫斯基向他担保，他去不会有危险，警察在这样的公共场合不会逮捕他。斯大林去了，但立即被逮了起来。从此以后，斯大林在监狱和流放地默默地度过了漫长的四年。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530-531页。

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8页。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43页。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见《回忆列宁》第1卷第464、482页。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46页。

这是斯大林后来向安娜·阿利卢耶娃描述的。安娜·阿利卢耶娃在其《回忆录》（莫斯科1946年版第185-187页）中记述了此事。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286-287页。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0、44-45页。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1-300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第243页。

《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第261-262页。

马林诺夫斯基（1876-1918）早在1907年起就主动向警察局提供过情报，1910年他被录用为沙皇保安局密探。直到1917年保安局档案公布后，他才被揭露出来。1918年他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庭判处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