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雨时节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签订，并没有给苏俄国内带来安宁，帝国主义者很快便对苏俄进行了武装干涉。从3月中旬开始，英、法、美等协约国军队侵入摩尔曼斯克；4月，日本军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5月，土耳其军队侵入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德国军队侵入克里木并在芬兰和新罗西斯克登陆；俄国境内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又在东线对苏维埃军队发起进攻。在国内，反革命势力趁机活动，纷纷组建白卫军叛乱。在南俄地区有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的白卫军；在中部和东部有高尔察克部队；在北部有尤登尼奇的白卫军。到1918年夏，苏维埃共和国全国四分之三的领土陷入敌人手中，苏维埃国家处于四面包围之中。

全国一片惊恐，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岌岌可危。列宁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宣布全国为统一的军营，成立了15个方面军以应付战争，并决定把全国的政治、经济纳入战时轨道，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又译“战时共产主义”）

邓尼金

高尔察克

尤登尼奇

政策，主要内容包括：实行余粮征集制，成立武装征粮队，强制征收农民手中的“余粮”（在实行过程中，甚至连农民的口粮也征来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工业管理体系，大、中、小型企业一律实行国有化，从上到下按各工业部门设立总管理局，对企业实行集中的垂直领导，并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原则；逐步限制直至完全取消市场和私人贸易，试行经济关系实物化，在国家各部门中实行无货币结算，改用簿记结算，并打算最终取消货币；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事化。

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期间，作为军事人民委员和最高军事委员会（1918年9月改称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发挥了杰出的作用。

军事共产主义期间，人们在收割庄稼

卸载征收来的产品，莫斯科沃兹涅先斯基广场（今革命广场）（1919年）

他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以后被正式免去外交人民委员后而担任此职的。他的免职与其说是他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中的立场，不如说是党和列宁对他的重视与信任。他一上任，即着手组建正规的红军，为此，他认为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挥管理系统，必须有严格的军队纪律，并且必须利用沙俄时期的旧军事专家。在战争中，托洛茨基经常坐着那辆从沙俄政府交通大臣那里缴获来的专列巡视前线。这辆专列由两辆机车牵引，列车上备有电台、电报站、印刷机、发电机、图书室和停放小汽车的车库。他在车上“听取下级汇报，召集当地的军政首长开会，审阅电报文件，口授命令和文章”。哪里有需要，这辆专列就驶向哪里，这使他在党内、军内都赢得了很高的威信。

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期间，斯大林也是个大忙人。1918年5月29日和30日，斯大林和施略普尼科夫被任命为享有特殊权力的俄国南方粮食工作的共同领导人。斯大林去北高加索（伏尔加河的察里津），施略普尼科夫去库班。南方是俄国的粮仓，而这时，这里却陷入了哥萨克人严严实实的包围之中，该地区的失守意味着饥饿的来临。

1918年斯大林在察里津

6月4日，斯大林和妻子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他们这一年上半年才结婚）从莫斯科动身，前往察里津。察里津是当时苏维埃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由前沙俄上将斯涅萨列夫任司令。行前，列宁命令陆军人民委员部抽调一支400人（其中一定要有100名拉脱维亚步兵）的部队护送斯大林。6月6日，斯大林便抵达了察里津。第二天，他就给列宁发了封电报，说那里“一片混乱，投机盛行”，并说他已采取了一些措施，保证过一个星期向莫斯科运送100万普特粮食。斯大林在这里为收集粮食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并于7月12-16日向莫斯科发运了5列车粮食。

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

红军的装甲火车、红军战士在保卫通往察里津的要塞（1918年9月15日）

斯大林到达察里津后不久就要求补充权力，以干预军事事务。7月7日凌晨1时，列宁给斯大林发电报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正在莫斯科搞叛乱，他们于7月6日刺杀了德国驻俄大使米尔巴赫，并逮捕了捷尔任斯基等人，因此，“各地必须无情地镇压这些已成为反革命分子手中工具的卑鄙而疯狂的冒险分子……您要无情地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多多报告情况”，并要他与巴库人民委员会主席邵武勉保持密切联系。凌晨1时35分，斯大林从察里津给列宁回电，对察里津的军事状况作了说明，并请求授予军事方面的特权：

急赴前线，只写要事。

（一）察里津以南线路仍未恢复。我在督促并责骂所有该督促和该责骂的人，相信很快就可以恢复。尽可放心。我们不宽恕任何人，不论自己或别人，粮食总会运去。如果我们的军事“专家们”（饭桶！）不蒙头睡觉、游手好闲，线路就不会被切断；如果线路恢复，那也不是亏了军事专家，而是由于反对了他们。

（二）察里津以南有很多粮食装车待运。等铁路打通，我们就用直达列车把粮食运给你们。

（三）你的通知已经收到。为预防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将做好一切准备。请放心，我们的手决不发抖……

（四）已经派信使持信去巴库。

（五）土耳其斯坦的情况不佳，英国正通过阿富汗进行活动。请授予某人（或我）特权（军事性质的），以便在南俄地区及早采取紧急措施。

当时列宁正忙于领导粉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及其他事务，没有及时回答斯大林的请求。7月10日，斯大林又急不可耐地给列宁写了一封信，信中对托洛茨基不同察里津司令部商量就直接委任其下属单位的领导人的做法表示愤怒。

（一）如果托洛茨基不加考虑地乱发委任状给特利弗诺夫（顿河流域）、阿弗托诺莫夫（库班区域）、柯培（斯塔夫罗坡尔）……那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月以后我们在北高加索的一切将全部垮台，我们将完全丧失这个边区。托洛茨基现在的行径正和安东诺夫某一时期的行径一样。请让他牢牢记住，不得到当地人的同意不应该随意委任，否则就会给苏维埃政权丢脸。

（二）如果不给我们飞机和飞行员、装甲汽车、六吋口径炮，察里津战线就守不住，铁路也将长期丧失。

（三）南方粮食很多，但是要得到这些粮食，必须有一个不受各军用列车、各集团军司令等等阻扰的健全的机构。不仅如此，还必须使军人帮助粮食工作人员。粮食问题同军事问题是自然地交织在一起的。从工作利益着想，我必须有军事全权。这一点我过去提过，但是没有得到答复。好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将自己做主，不经形式手续把那些损害工作的集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撤职。工作的利益要我这样做，当然，我决不因为没有托洛茨基的公文而不去行动。

斯大林的这一近乎“最后通牒”式的信，列宁看后非但没有生气，而且还迅速采取了措施，以满足斯大林的要求。7月19日，最高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由斯大林任主席，伏罗希洛夫和谢·康·米宁等为委员。这项任命未经托洛茨基签署，但注明“本电经列宁同意”。其任务是“建立秩序，使各支队结为正规军，实施正确指挥，驱逐一切不服从命令者”。

实际上，在这一任命之前，斯大林就已在采取行动，撤了一些军事指挥员和旧军事专家的职。7月11日，斯大林在给列宁的电报中说，他已承担起了军事责任，并已经撤掉了那些办事拖拉或不称职的指挥员和军事专家的职务。第二天又给托洛茨基写报告并把这一报告抄送给了列宁。他在报告中批评了斯涅萨列夫，称其“萎靡不振”，要求撤换他。16日，他再次致电列宁说：“我认为，军事领导人斯涅萨列夫很善于怠工：他不想同反革命作战。”并把斯涅萨列夫制订的保卫察里津的城市防御计划说成是有害的计划。1918年7月中旬，察里津的形势本已比较稳定，但斯大林自作主张，撤销了由旧军事专家组成的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大多数人员的职务，然后把他们逮捕起来，囚禁于伏尔加河上的一艘驳船上。托洛茨基闻讯后立即发来了一封电报，要求释放他们，但斯大林在电报上批道：“不予理会。”最高军事委员会派了以阿·伊·奥库洛夫为首的调查团奔赴察里津，专门调查此事。结果斯涅萨列夫被释放，被派到西部防区任负责人，但被捕的其余人却连船带人沉没于伏尔加河中。

授予斯大林非常全权的委任状

之后，斯大林放弃了斯涅萨列夫的城防计划，而采取进攻战略。8月1日开始了没有把握的进攻，8月4日察里津和中央的联系中断，部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迫不得已只好撤回到原来的防区。可是，斯大林在8月4日给列宁的信中却把失利的原因解释为：“军事委员会承受的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摊子。混乱的造成，部分是由于前军事领导人的消极懈怠，部分是由于军事领导人拉进军区各部门来的人员的阴谋破坏。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并向列宁陈述了进攻的理由和南方的严重情况。

这时，察里津战线也确实很危急。8-9月间，以协约国集团为后台的邓尼金的“志愿军”着重袭击和红军主力失去联系的一些北高加索红军部队，而以德国为后台的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部队则向沃罗涅日和察里津施加压力。这两支队伍装备比较精良，战斗力强。斯大林多次给列宁写信，请求补给武器。8月13日，又宣布察里津处于戒严状态。在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指挥下，敌人的进攻被遏制了。8月31日，斯大林给列宁写了一封信，显得情绪很好：“我们战线的情况很好。相信以后还会更好（哥萨克正在彻底瓦解）。”他写信的这天，正是列宁遇刺的第二天。8月30日，列宁遭到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范·卡普兰的枪击受了重伤。所以，斯大林在信的结尾满怀深情地写道：“紧握我亲爱的和敬爱的伊里奇的手。”同一天，他还与伏罗希洛夫一起致电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对列宁遇刺幸免于难表示庆贺，并表示“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决定组织公开的、经常的、群众性的恐怖行动来镇压资产阶级及其走狗，以回答这一卑鄙的暗杀行为”。8月26日至9月6日，苏维埃军队全线反攻，哥萨克军队被赶到顿河右岸。9月6日，他再一次向人民委员会致电，称“察里津地域苏维埃军队的进攻已经获胜……敌人被彻底击溃，退过顿河。察里津局势稳固。进攻在继续中。”

9月12日，斯大林动身回莫斯科，向列宁报告南方战线情况。17日，北高加索军区改组为南方面军，前沙俄时期的炮兵将军帕·巴·瑟京为司令员，伏罗希洛夫为副司令员，斯大林被任命为新组建的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成员包括米宁（当时任察里津苏维埃主席）、瑟京、伏罗希洛夫，稍晚又加上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康·亚·梅霍诺申。

但是，察里津地区的形势并非像斯大林所想象的那么乐观。很快，哥萨克部队再一次包围了察里津。斯大林于9月22日返回了察里津。从一开始，这个新组建的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内就出现了意见分歧。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米宁为一方，他们留在察里津；而以瑟京、梅霍诺申为另一方，则主张把司令部地址设在察里津以北的科兹洛夫。分歧的实质是，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米宁不愿执行党关于在红军建设中使用旧军事专家的路线，认为哪怕是无关紧要的决定，都必须由军事委员会集体讨论通过。而瑟京和梅霍诺申则认为，党已否定了集体指挥军队的制度，作战工作理应由司令员负责。9月29日，斯大林主持召开了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方面军司令员的活动问题。瑟京在会上宣读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其中规定，作战工作应由司令员负责。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米宁先后发言，反对指示中的这条规定，坚持集体领导作战的原则。梅霍诺申说，这个问题现在暂不作结论，等他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商议后再定。

斯维尔德洛夫（1918年夏）

但是，斯大林没有等到商议结果就于10月1日建议解除瑟京的职务，任命伏罗希洛夫为南方面军司令员。第二天，即10月2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向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指示，要求执行它以前的指示，不得干预方面军司令员的作战活动。斯维尔德洛夫也于10月2日向斯大林去电，电报说：

今天中央政治局开会，后来又开了中央全会。除其他问题外讨论了全党同志服从中央的各个决议的问题。无条件地服从的必要性无须在此论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已通过关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条例……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必须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没有服从就没有统一的军队。在不中止执行决议的同时，可以向上级机关——人民委员会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申诉，万不得已时可以向中央申诉。

恳请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如果你们认为这些决议是有害的、不正确的，请来这里一起讨论，再作出相应的决定。不应发生任何冲突。此电按中央委托拍发。

但是，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等人并没有重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和斯维尔德洛夫的劝告。10月3日，他们两人联名致电列宁，要求中央委员会讨论托洛茨基的行动。他们说，托洛茨基关于把军事委员会从察里津迁往科兹洛夫和不得干涉司令部的作战事务的命令有使南方面军瓦解的危险，并建议“重新审理来自非党反革命分子阵营的军事专家问题”。

10月4日，托洛茨基致电斯维尔德洛夫（副本抄送列宁）：

我绝对坚持把斯大林调回。察里津战线尽管部队绰绰有余，但情况还是不好。伏罗希洛夫有能力指挥一个团，但没有能力指挥5万人的一个集团军。不过，如果他向南部军队指挥官瑟京提出报告，我将让他在察里津继续指挥第十集团军。迄今为止，察里津方面还没有向科兹洛夫方面送去战斗报告。我曾要求每日要报告侦察和作战情况两次。假如到明天这一点还没有做到，我就要把伏罗希洛夫和米宁押起来交给军事法庭，并在军令中公布这个事实……察里津必须服从，不然就得面对后果。我们拥有巨大优势的军队，但是上层处于完全无政府状态。如果能得到你的坚决明确的支持，我能在24小时内了结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我认为只有这条路可走。

在这里，托洛茨基也不是根据通常的党内相互关系准则迅速消除冲突，而是对察里津的干部采取粗暴和不礼貌的态度，使冲突进一步升级。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内的这种分歧，实际上是当时俄共（布）党内的“军事反对派”反对中央整个军事路线的表现。“军事反对派”反对使用旧军事专家，反对在军队中建立铁的纪律，主张作战中的游击作风，主张在部队中实行集体指挥制度。“军事反对派”的人数相当多，主要人物有斯米尔诺夫、萨法罗夫、皮达可夫、布勃诺夫、伏罗希洛夫、米宁等人。斯大林虽然不属于“军事反对派”，但他实际上是支持他们的，这一点从他在南方战线军事委员会中的行动中就可以得到证明。伏罗希洛夫对此也直言不讳，他说，在俄共（布）“八大”上，“当时红军作战部队各级首长中的党员都发言反对所谓的吸收专家……当时同我意见一致的还有斯大林同志，他百分之百地同意这一点”。苏联的百科全书对此也写得很清楚：“无论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前还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军事问题上，他（斯大林）本人偏离了党的路线，未履行俄共（布）中央的直接指示（1918年在察里津战线，1920年在西南战线，等等）。事实上，在对待军事专家的态度上，斯大林继续持不正确的立场。”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内的分歧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发生的正面冲突也使列宁很为难。这两个人，列宁都很需要。为了不致因他们的分歧而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列宁支持了占理更多的托洛茨基。之后，中央改组了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新的军事委员会由瑟京、梅霍诺申和波·瓦·列格兰组成，决定把斯大林从南方战线召回来。斯维尔德洛夫亲自乘专列代表中央去接他。10月8日，斯大林回到了莫斯科，列宁当天就召见了他。两人谈了南线的局势和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情况。列宁对斯大林的工作能力是欣赏的。为了不使斯大林感到委屈，人民委员会决定任命他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列宁还同意斯大林暂时回到察里津去。

这时的察里津形势相当危急，哥萨克白卫军已于10月2日和8日先后夺取了格尼洛阿克萨伊斯卡亚镇和京古塔镇，并渡到伏尔加河左岸。到10月15日前，敌人接连占领了察里津近郊的萨列普塔、别克托夫卡、奥特拉德诺耶等地，眼看就要冲进察里津城内了。正在这时，从北高加索开来的日洛巴的“钢铁”师及时赶到，他们会同第十集团军把白卫军赶到了120公里以外的顿河西岸，苏维埃军队这次真的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托洛茨基（1919年）

虽然取得了保卫察里津的胜利，但代价是巨大的，苏维埃军队伤亡了6万人。伏罗希洛夫在俄共（布）“八大”上发言时沾沾自喜，声称没有旧军事专家的指挥也取得了胜利。但列宁对此不以为然，反驳说：

伏罗希洛夫谈到察里津集团军在保卫察里津中的巨大功绩时，伏罗希洛夫同志当然绝对正确，历史很难找到这样的英雄主义。这的确是一项非常巨大的、辉煌的业绩。但是，现在伏罗希洛夫本人在讲话时也举出了一些事实，说明游击习气的可怕痕迹是存在过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伏罗希洛夫同志说：我们没有任何军事专家，我们伤亡了6万人。这太糟糕了……这是在没有军事专家的情况下以6万人的伤亡为代价换来的……说没有军事专家我们也对付过来了，这哪里是保卫党的路线？中央委员会的过错在于党的路线没有得到贯彻，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过错在于他不愿意抛弃旧的游击习气……这些游击习气的残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必要的，现在则已到根除的时候了。他们所说的话表明，这些同志还没有摆脱游击习气。你们反对派的全部错误就在于，你们由于把自己的经验同这种游击习气连在一起，把那些永志不忘的英雄主义传统同这种游击习气连在一起，你们不想知道现在是另一个时期。现在，首要问题是应该有正规军，应该过渡到拥有军事专家的正规军。你们在提纲中，一方面说：我们是赞成军事专家的；另一方面，又说要由集体指挥，你们自己否定了自己。你们说，军事专家经常叛变、投敌。难道我们在纲领草案中没有讲到他们满脑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消除任何反革命阴谋吗？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奇怪的是你们竟从自己的小圈子看问题。你们说：我们英勇地保卫了察里津，这是真的。但是，你们既然带着这种思想走上讲台，向代表大会讲话，你们就是在破坏整个党的路线和整个党的纲领。你们在维护旧的游击习气。当你们提出完全是反对军事专家的提纲时，你们就是在破坏全党的整个策略……如果那里有军事专家，有应该受到重视的正规军的话，可能不会付出这6万人……我们度过了游击活动时期。可能在某些地方，比如在西伯利亚吧，还将是游击活动时代。但在我们这里，这个时代已经结束。如果这里有人说要回到游击活动时代，那么我们就最坚决地说：永远永远不行！

10月19日，斯大林又离开察里津，于10月22日回到了莫斯科。当天他向列宁报告了苏维埃军队在察里津取得的胜利，说他已说服伏罗希洛夫和米宁，要他们完全服从中央的命令，表示自己很想在南方面军工作，希望自己能在工作中证实自己的看法的正确，同意在南方面军革命军委员会中同瑟京和梅霍诺申合作共事。当天，列宁把斯大林的这些意见电告了托洛茨基：

列夫·达维多维奇，我把斯大林所有这些意见告诉您，请您仔细考虑并答复：第一，您是否同意亲自向斯大林解释一下，他为此同意去您那里；第二，您是否认为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有可能消除从前的摩擦关系并处好共事关系。这是斯大林所希望的。

至于我，则认为必须竭尽全力处好与斯大林的共事关系。

为了表示和解，斯大林于11月6日在《真理报》发表了题为《十月革命》的文章，对托洛茨基在十月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斯大林伸出了橄榄枝，但托洛茨基没有回应。

斯大林这次从察里津回来后，暂时没有再回到南线去。老实说，斯大林在察里津期间，为组织粮食、打退白卫军的进攻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他支持“军事反对派”，排斥旧军事专家，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还有他在“请放心，我们的手决不发抖”的思想指导下，也错杀了许多人。对此，列宁曾明确地说：“斯大林在察里津枪毙人，我就认为这是个错误，我认为他们枪毙错了。”

斯大林待在莫斯科，没有太多的具体事务。他虽然很想再回到南方战线，但终究没有让他立即去。他腾出手来写了《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不要忘记东方》等文章。在《不要忘记东方》这篇为《民族生活报》写的社论中，他指出，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东方，因为东方“是世界帝国主义‘取之不尽的’的后备力量和‘最可靠的’后方”，“谁想要社会主义胜利，谁就不能忘记东方”。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打破东方被压迫民族数百年来的沉睡，用革命的解放精神来感染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唤起他们去反对帝国主义”。

11月6-9日，斯大林参加了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会上，他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13日举行的全俄中央执委会会议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1月30日，全俄中央执委会决定成立工农国防委员会，列宁任主席，斯大林被任命为该委员会委员。工农国防委员会是一个权力很大的部门，它是苏维埃俄国的非常最高机关，有动员人力物力保卫苏维埃国家的全权。国防委员会的决议，中央以及地方各部门和机关必须执行。12月1日，工农国防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授予列宁、斯大林批准国防委员会所属各委员会的决议的权力。所有这些，既是俄共（布）中央和列宁对斯大林能力的肯定，又是对没让他去南方战线的一种补偿。

但是，斯大林显然还在干预南方面军的事务。12月中旬，他与还仍在察里津的伏罗希洛夫一起指责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阿·伊·奥库洛夫破坏组织（他是1918年12月刚刚被任命为该委员会委员的），要求把奥库洛夫调开。12月14日，托洛茨基为此事从库尔斯克致电列宁：

把奥库洛夫调职的问题不能根据这个问题本身来决定。对奥库洛夫的任命是为了同伏罗希洛夫抗衡，为了保证军事命令得以执行。在伏罗希洛夫破坏了一切关于妥协的努力之后，不可能再让他留任。察里津必须有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新的指挥官，伏罗希洛夫必须去乌克兰。

但列宁对此事的处理却和缓得多。列宁经过权衡，最后作出决定：“鉴于伏罗希洛夫和奥库洛夫的关系极端紧张，我们认为由另外的人来接替奥库洛夫是必要的。”列宁在这里尽管同意了斯大林等人的要求，但丝毫也没有谴责奥库洛夫，相反，在俄共（布）“八大”上甚至为奥库洛夫作了辩护，批评了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同志竟然制造了这样的奇谈怪论，说破坏军队的是奥库洛夫。这真是骇人听闻。奥库洛夫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奥库洛夫多次报告说，那里还有游击习气。”12月26日，经列宁同意，伏罗希洛夫也被调离察里津第十集团军，之后他被派往乌克兰，其职位由亚·伊·叶戈罗夫接任。

1918年11月底，由海军上将亚·瓦·高尔察克率领的白卫军从西伯利亚向西进犯，企图和北方的外国武装干涉军会合。由红军第三集团军驻守的乌拉尔重要城市彼尔姆失陷。如果不阻止其进攻势头，将威胁莫斯科的安全。

高尔察克在检阅部队（1919年）

东线的形势使列宁深感不安。12月13日，列宁两次致电托洛茨基，把彼尔姆的危急形势向他作了说明，建议他督促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瓦采季斯（沙俄时期任上校军官）向乌拉尔地区增调红军。1919年1月1日，俄共（布）中央和国防委员会经过研究后，决定成立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去调查彼尔姆失陷的原因和恢复由第二、第三集团军辖区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1919年1月3日，该调查组启程赴第三集团军。5日，到达维亚特卡。当晚，他们就给列宁写信说，调查已经开始，认为“总司令派来的部队是不可靠的，甚至有一部分是敌视我们的，须严加审查”，并要求调遣“完全可靠的”部队增援第三集团军，否则“维亚特卡将蹈彼尔姆的覆辙”。1月8日，列宁将此信批转总司令瓦采季斯，指示“将此要求作为中央委员会的要求转交军事当局执行”。调查团迅速地采取行动，把一批承认对失败负有责任的人交付了军事法庭，撤销了一批指挥员和政治委员的职务。对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进行了清洗，补充了一批新的工作人员。同时采取了加强对红军战士的政治工作、巩固纪律、改善供给的措施。1月底，调查结束，调查组回到莫斯科，向列宁提供了一份党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联合调查委员会关于1918年12月彼尔姆陷落原因的调查报告。报告记叙了彼尔姆溃败的情况，分析了失败的原因，提出了前线应采取的措施，并对总司令瓦采季斯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批评。这说明，斯大林有很强的工作能力，而且办事效率很高。因此，他的威望也日渐提高。1919年3月，斯大林参加了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大会之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紧接着，斯大林又于3月30日被任命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监察人民委员（1920年改称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俄共（布）“八大”通过了俄共（布）第二个党纲，斯大林是代表大会党纲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由于这一党纲是在“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盛行的情况下通过的，所以党纲强调在国内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实行集中。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党纲通过以后，几十年未再变动，直到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才通过新党纲。

1919年春天，彼得格勒局势严峻，尤登尼奇、协约国部队向彼得格勒发起了猛攻，计划在短期内占领彼得格勒。驻守在那里的第七集团军未能挡住敌人的进攻。敌人于5月17日攻占扬堡，随后又占领了普斯科夫和亚姆市。第七集团军且战且退，撤向彼得格勒。

就在这时，5月17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决定派斯大林以国防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彼得格勒战线，“以便采取一切必要的紧急措施”。19日，斯大林到达彼得格勒，当天召开了由总司令、西方战线司令员、第七集团军司令员参加的会议，研究彼得格勒战线的情况。5月27日，列宁致电斯大林，要他在后方和前线，注意“有组织的叛变活动”，一旦发现，便采取“紧急措施”。斯大林遵照列宁的指示，号召保卫彼得格勒的部队同逃兵和叛徒作斗争。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不胜任的人撤职，把他认为对失利负有责任的军官送交法庭，调整供给系统。这使彼得格勒战线的情况明显好转，部队加强了纪律，提高了战斗力。6月13日，彼得格勒的海防咽喉要地红丘炮台和灰马炮台发生反革命叛乱。红军立即从陆上和海上对叛乱者展开进攻。16日，红军占领了这两个炮台。当日，斯大林将这一消息电告了列宁：

继红丘炮台之后又占领了灰马炮台，两个炮台的火炮都完整无损。现在正迅速检查全部炮台和要塞。

海军专家们硬说，从海上攻占红丘炮台是违背海军科学的。我只能为这种所谓科学悲叹。红丘炮台所以能迅速占领，是由于我和一般非军事人员极粗暴地干预了作战事务，甚至撤销了海军和陆军的命令而强迫贯彻我自己的命令。

我认为有责任声明，我今后将继续这样行动，虽然我非常敬重科学。

6月21日，第七集团军开始对白卫军实施反攻。在6月21日至7月8日的维德利察战役中，红军把芬兰白卫军赶至了边境。8月5日，第七集团主力解放了扬堡。8月26日，第十五集团军向西北发动进攻，夺回了普斯科夫。

由于保卫彼得格勒有功，斯大林也和托洛茨基一样，获得了红旗勋章。

1919年夏季，协约国组织了第二次对苏俄的联合进攻，主要战场集中在南方，主力是邓尼金统帅的大约15万人的白卫军。白卫军相继占领了库班、捷列克、克里木、顿巴斯、第聂伯河左岸以及察里津地区，8月31日又占领了基辅，9月20日占领了库尔斯克，10月6日占领沃罗涅日，13日又占领奥廖尔，直逼图拉。

邓尼金白卫军在南线的节节进攻，直接威胁到莫斯科的安全。为了组织反邓尼金的进攻，9月26日，俄共（布）中央决定任命斯大林为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去南方战线，同去的还有伏罗希洛夫、拉·萨·泽姆里雅奇卡等人。

斯大林是10月3日到达谢尔吉耶夫斯科耶村南方战线司令部的，不久司令部迁往谢尔普霍夫。15日，斯大林参加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研究了前线的情况，决定采取各种措施反击敌人。首要问题是保证图拉——莫斯科地区的安全，集中力量加强南方战线，做好在冬季进行总反攻的准备。东南战线暂时转入防御，不让邓尼金与乌拉尔哥萨克会合，同时抽调一部分兵力保卫莫斯科。根据新的战略部署，红军以哈尔科夫——顿巴斯——顿河畔罗斯托夫一线为主攻方向，目标是击溃邓尼金的精锐部队“志愿军”各师。

斯大林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南线对邓尼金实施了一系列打击。1919年10月20日，红军占领了奥廖尔，25日夺回了沃罗涅日，使南线形势发生了转折。11月9日，斯大林签署了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展开全线进攻和粉碎库尔斯克邓尼金部队的命令。11月18日，红军占领了库尔斯克，12月12日和16日分别解放了哈尔科夫和基辅。1920年1月，红军夺回了察里津、新切尔卡斯克和顿河畔的罗斯托夫。

在对邓尼金的战斗中，布琼尼的骑兵部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1920年2月初，由于高加索方面军（由原东南方面军改名）各集团军之间关系不够协调，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在高加索战线发动的新的进攻中遭到了严重削弱，部队疲惫不堪，物质供应严重不足，纪律涣散，几近瓦解。为此，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谢·加米涅夫命令斯大林从乌克兰劳动军（1月组建，斯大林任劳动军委员会主席）抽调部队去增援高加索方面军。2月18日，斯大林致电列宁，表示不同意总司令的命令，并请求召他回莫斯科弄清情况。列宁接到斯大林电报后，于第二天在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电文中说：

我反对召回斯大林。他是在挑剔。总司令的意见完全正确：首先应当战胜邓尼金，然后再转入和平状态。

我建议这样答复斯大林：“政治局现在不能召您回来，政治局认为当前最重要的、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彻底打垮邓尼金，为此您要全力以赴尽快增援高加索方面军。”

当天，列宁拟好了给斯大林的回电，由他本人签署后发给了斯大林。20日，斯大林收到列宁电报后，似乎很生气：

我不明白为什么首先该由我来关心高加索战线……巩固高加索战线完全应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来关心，它的成员，据我所知，身体都很健康，而不应由斯大林来关心，他的担子本来就过重了。

列宁当即回电：

责成您设法尽快使增援部队从西南战线开到高加索战线。无论如何，要想尽办法给予援助，而不要在各部门的主管范围问题上扯皮。

斯大林没法，只好回电列宁，表示对高加索战线将尽力而为。

3月23日，斯大林回到莫斯科，参加了3月29日至4月5日举行的俄共（布）

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准了俄共（布）中央关于动员工业无产阶级、实行劳动义务制、经济军事化以及为经济需要动用军队等问题的提纲，断然拒绝了托洛茨基关于把成立劳动军作为保证国民经济劳动力的唯一良策和把军事方法用于和平经济建设的意见。大会还谴责和拒绝了以季·弗·萨普龙诺夫等为代表的民主集中派的建议，他们建议在企业中实行无限制的集体管理制，反对实行一长制和个人负责制，反对使用旧专家，也反对国家的集中管理。

5月26日，斯大林再次受命去西南战线。当时接替邓尼金（他于1920年4月初提名弗兰格尔为其继承人之后逃到了土耳其）的弗兰格尔已逐渐恢复了士气，并扩充了部队。这对红军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斯大林到达西南战线后不久，就于5月29日和6月1日分别给列宁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打电报，报告为巩固西南战线克里木地区应采取的措施，认为西南方面形势严峻，要求增派两个师的兵力。

这时正值西方战线吃紧之机。早在4月25日，波兰军队就向乌克兰发动了进攻，并很快占领了基辅和乌克兰的一些其他城镇。5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在克里木和高加索暂停军事行动的决定，决定将主要精力集中用于西线对付波兰军队。因此，6月2日列宁在给斯大林的回电中拒绝增派兵力给他，并请他记住政治局的上述决定，“暂时停止对克里木的进攻，直至政治局作出新的决定为止”。

1920年的斯大林

斯大林收到列宁的回电后，心里很不高兴，他回电列宁说：

中央委员会拒绝调给两个师，而不管我多次提醒，这就使我对前线以后出现的不良后果不再负责。那就这样吧。政治局的决定我是记着的，但由于弗兰格尔不理会这一决定，相反却在准备进攻，并且他完全有可能突破我们的防线，所以我认为自己有责任采取军事行政和军事作战性质的预防措施。仅此而已。

斯大林仍想用军事手段解决克里木问题。列宁说：“这显然是空想。要付出的牺牲不是太大了吗？我们将使无数的士兵丧失生命。”

但是，斯大林还是派兵去攻打了克里木，结果西南方面军（司令员为叶戈罗夫）在克里木战线遭到了失败。因此，托洛茨基于6月14日建议撤销叶戈罗夫西南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斯大林给俄共（布）中央和托洛茨基发了一封电报，谈了他对此事的看法：

坚决反对由乌博列维奇或科尔克来替换叶戈罗夫，前者还没有成熟到担任这个职务，后者担任方面军司令员不合适。叶戈罗夫是和总司令一起坐失克里木的，因为总司令在弗兰格尔进攻前的两个星期待在哈尔科夫，并且到莫斯科去了，没有察觉到克里木集团的瓦解。如果这样就要惩办谁的话，那就必须惩办他们两个人。我认为，我们眼下找不到比叶戈罗夫更好的人选。倒是应该撤换总司令，他在极端乐观主义和极端悲观主义之间来回折腾、绊脚，并且束缚了方面军司令员，他不善于提出任何积极的东西。

另一方面，斯大林也顾全大局，他与叶戈罗夫签署了给第一骑兵集团军和第十二、第十四集团军等部队的作战命令，要求红军进攻波兰军队阵地。6月初，骑兵第1集团军从乌曼出发，首先突破了波兰军队的防线，接着西南战线的其他部队也发起了反攻。6月12日，红军攻占基辅，接着又解放了日托米尔、别尔迪切夫等地。在北面，西方面军（司令员为图哈切夫斯基）于7月初也开始了进攻，迫使波兰军队节节败退。到7月下半月，西线红军越过了国界进入波兰北部。至8月上半月，红军已接近华沙。

斯大林（右）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叶戈罗夫在西南战线（1920年）

正当红军部队在对波兰军队的作战中取得不断胜利之时，斯大林于7月5日分别给列宁、总司令和共和国军事委员会致电，要求加强克里木战线。7月11日，他在《真理报》发表《关于波兰战线的情况（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一文。他在文章中说，弗兰格尔正在和波兰军队协同行动，因此，在未消灭弗兰格尔以前，“向华沙进军”是不可能的，“只有消灭弗兰格尔才能认为我们对波兰地主的胜利是有保障的”，因此，必须“记住弗兰格尔”，首先“消灭弗兰格尔”。稍后，他拟订了对弗兰格尔的作战计划。

1920年的图哈切夫斯基

1920年的斯大林

红军骑兵进入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