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报》记者致《神州日报》编者函[46]

读今日大报《可怪之函件（二）》，不禁有所疑。夫今日之男学界卑污已臻极点，以法政为升官之捷径，以学校为改良之科举，甚且考试留学生，某科举人，某科进士之名称又喧腾于口矣。而此等魔力，必不能混入女学界。故今日至尊贵、至高尚者，惟女学生。该函云云，恐不足信。万国赛珍会，记者亦躬于其盛。以身任女报记者故，于女学生之举动，亦极注意，并未见诙谐调笑者。其诙谐调笑者，非女学生而女学生之装饰者也。

日前，记者游辛园，该四人又在，而与数男子凭肩密语。此时，记者颇疑。先是，道听途说，谓有女学生数人，与男学生数人，同在辛园游戏。与此相证，益生狐疑。少焉，又有四男子入，状类下流社会。女学生见之，即接谈。记者目击此状，念女学生如此，国事尚可为耶！当时不忍复睹，愤然而出。途遇友人，告以此事。友人不信，记者乃携之往观，则其人犹在。友人不禁哑然失笑，曰：“此群仙茶园之伶人耳！今作学生装，君即疑为学生。彼演剧时，辄扮古代英雄，君即视为英雄乎！群仙茶园、文明书局均在四马路胡家宅，故该女优与该学生同途归耳！”记者至此，恍然大悟。曰：“女学生究尊贵，究高尚，究不至此！”今该函，得无类是！该投函者言之凿凿，何彼所识皆败类耶！如不认识，何能必其为女学生，更何能缕举其姓名耶！赛珍会中人，岂皆女学生耶！既不愿坏人名誉，则何必多言耶！自此函出，慈善事业中，女界之束身自爱者，恐均不敢与闻矣！自此函出，内地来沪之女学生，恐皆裹足不前矣！

且该函云云，即有其人，亦不必有其事。人非至愚，岂肯以暧昧之形状，表于万目共睹之处乎！即有其事矣，当兹女学初兴，风气闭塞，过渡时代羼入一二败类，亦宜隐恶扬善。为劝学计，岂可使国人望女学而生畏！是岂热心人之所为乎？

该函非大报大主笔略加润饰，其害更不胜言矣。至女学生之售物，故甚殷勤，劝人不倦，实热心使然，慈悲心使然。即有过分之处，亦当谅其苦衷。呜呼！挟嫌疑以入人罪，天下乃不敢有热心人。捕风捉影，含血喷人，非言论之自由，实野蛮之自由耳！

嗟乎！时局时危，人心日下，适读该函，不禁有所感，特投函乞登，为该投函者戒。并寄语女同胞，速求学问，重道德，勿为流言所惑，亦勿为流言所中。早一日入学，即早一日成功。柳下惠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而焉能浼我哉！”即有其事，亦不能因噎废食也。被诽诸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女界幸甚！中国幸甚！

[1]此信写于1903年秋瑾自湖南到北京后，信末注明时间是四月初九（5月5日）。琴文，生平未详，大约系一思想较开通的中年妇女，丈夫为一后补官吏。此函据手稿录，见《秋瑾史迹》。

[2]这是秋瑾1904年首次到日本东京后写给吕碧城（1883—1943）的信，原刊于天津《大公报》1904年7月22日（清光绪三十年六月十日）。信前有编者按语云：“浙江秋璇卿女士，号鉴湖女侠，慷慨激昂，不减须眉。素悲中国教育之不兴，国权之不振。以振兴女学为栽培人材之根本。乃于上月初九日（夏历五月初九，公历6月22日）由京启程，游学日本。月前，寄书寓津之女友云”，即此信，其女友，即吕碧城。

[3]此信原刊于天津《大公报》1904年8月26日（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十六日），信前有编者按语云：“日昨，秋璇卿女士由日本东京实践女学校来函，致吕碧城女史”云云。

[4]此处当缺一“学”字，今补。

[5]此信原刊于《女子世界》第1年第1号（1905年6月）信写于秋瑾在日本留学时，估计当在1905年春夏之间。湖南第一女学堂，是1904年在长沙成立的女子学校，创办人是龙绂瑞、俞经贻、许玉屏等人。校址先设在长沙顺星桥，后迁至皇府坪唐宅。聘请许玉屏婶母黄寿萱为监督，是湖南有女学之始，开办后成绩良好。不久，封建顽固派御史杜本崇以“女学并无实用，徒为伤风败俗”为借口，向清廷上《请废女学折》，内有“男女混杂，滋弊滋多”之语。光绪三十年八月二日（1904年9月11日），清廷谕令停办湖南女学堂。信中所云“今闻贵学堂遭顽固杜本崇破坏”，即指此事。按，此函在《女子世界》发表时题为《留学日本秋女士瑾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但缺后半部分，今据手迹补全。

[6]“杜本崇”三字，在《女子世界》发表时被编者删掉，中华上编本、郭长海等《秋瑾全集编年校注》诸本均无此三字。

[7]“帮助”，中华上编本作“扶助”，今据手迹改。

[8]“又”，中华上编本作“下”，今据手迹改。

[9]“学问”，手迹有此二字，《神州女报》本妄删。

[10]此处手迹无“为会长”三字，中华上编本依《神州女报》本加，今据补。

[11]此信录自秋宗章的《六六私乘》。据《私乘》云：此信是秋瑾在日本留学时所写，时间当在1904—1905年。秋壬林，即秋复（1892—1958），又名锡辰，字壬林，秋宗章长子。

[12]此信是1905年冬秋瑾回国后写给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王时泽的，信由上海寄往东京。王时泽（1886—1962），湖南长沙人，1904年自费留学日本，与秋瑾同在横滨加入三合会，又同系同盟会会员，与秋瑾关系甚密。秋瑾归国后，与王时泽也有书信来往，此为其一。此函录自王时泽《秋女烈士瑾传》（见长沙本卷首），复与王氏所刊《秋女烈士瑾略传》（见《湖南历史资料》1980年第1期）校勘，二者文字同。

[13]郭长海等《秋瑾诗文集》此处漏一“则”字。

[14]秋瑾致其长兄秋誉章书共十一封，均有手迹，见《秋瑾史迹》。第一、二两函有原件，藏绍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此二函据中华上编本《秋瑾集》录。第一函从内容看当是秋瑾首次归国前后在日本东京所写。

[15]此函大约发自绍兴，发信时间为1905年5月27日（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16]此函大约仍发自绍兴，发信时间为1905年6月19日（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十七日）。

[17]“已”，书信原稿作“以”。按古代作时间副词“以”、“已”可通用。

[18]此信是1905年自日本东京寄其长兄秋誉章的，无发信的具体月日，但从信的内容及信末“即请暑安”看，知此信写于秋瑾二次抵日后不久，当在1905年夏历六月下旬。

[19]此函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自东京发。

[20]手稿件“二妹”后有一字难以辨认。中华上编本、《秋瑾诗文集》本均缺此字。

[21]“若”原稿作“不”，笔误，今据《秋瑾诗文集》本改。

[22]此函1905年10月6日（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八）自东京发。

[23]手迹原件缺“府”字。

[24]“否”，《秋瑾诗文集》作“乎”，校之原稿，误。

[25]此函1905年11月6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十）自东京发。

[26]此函1905年11月20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自东京发。

[27]“已”，手札原稿作“以”。按古代作时间副词“以”、“已”可通用。

[28]此函1905年11月28日（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二）自东京发。

[29]“切”，原稿作“悉”，笔误。

[30]此函1905年12月9日（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自东京发。

[31]此函1905年12月22日（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自东京发。

[32]此函见张昭汉（1883—1965，字默君）《回忆秋瑾》（刊《申报》1936年10月18日《妇女周刊》第14期）一文，此短简约写于1906年春秋瑾第二次自日本归国后，此时张昭汉正在上海务本女学读书。

[33]此信据徐小淑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函（1960年3月6日）云：其时小淑致函询问秋瑾《中国女报》第3期编辑情况，从秋瑾《致〈女子世界〉记者书》看，此信当写于1907年暮春。此函据手稿录（见《秋瑾史迹》）。

[34]此函与下面的十函均是秋瑾写给当时任《女子世界》记者陈志群的。该函1907年2月5日（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自绍兴发。

[35]此函今存手稿，见《秋瑾史迹》。此信约写于1907年初（夏历光绪三十二年末）。陈志群（1880—1962？）字以益，江苏无锡人，系一进步青年，任《女子世界》记者。

[36]此函1907年4月3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自绍兴发。

[37]此函1907年4月23日（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一日）自绍兴发。

[38]此函1907年5月5日（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自绍兴发。

[39]此函1907年5月15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四）自绍兴发。

[40]此函1907年5月22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一日）自绍兴发。

[41]此函1907年6月3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自杭州发。

[42]此函1907年6月17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七）自山阴发。

[43]此函1907年7月2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自杭州发。

[44]此函1907年7月4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自杭州发。

[45]此函1907年7月6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自绍兴发。

[46]本函原刊于《神州日报》1907年6月6日（夏历四月二十六日），原题《〈中国女报〉来函》，今收入本集，改题为《〈中国女报〉记者致〈神州日报〉编者函》。本集据《神州日报》本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