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到天津读书

与我同辈女子，读书大都是年长后半路出家。我幼时在家，无意中识几个字，最初从壁上挂的对联，椅背上刻的唐诗学起，喜欢问长问短求个明白，触动了我母亲要我读书之念。家里绝无为我一个人而请教师之理，外祖家、外叔祖家都聘有馆师，但专为诸舅。姨母们即使要读几本书，仅到书房上书，即回内室温习，并不查考认真，母亲不便开口送我去附读。她忽然转念头想起一个人——外祖父的老师周春圃先生，成家得子甚晚，老先生在世不及教儿子，却教过他第三个女儿读书。这位三小姐在家做手工养母，住得离书家不远，母亲去同她商量，命我正式从她读书。我生平第一张书桌是周家三小姐做针线的板台。后来女子读书风气大开，我这位开蒙老师取名振亚，曾到上海务本女学读书，回嘉兴又和我同过学。她母亲去世，我父母为她伶仃，请其带着灵位搬到吾家，灵位设在一间空屋，而她则常与我在一起。我幼时学数学所用《笔算数学》教科书三册，从第一习题到末一习题，不漏一个，都是与她同做的，振亚先生后来出嫁，我母亲代表女宅，她有了孩子还带来见我母亲。

我十三岁以前，未出家门百里，没有见过山，读书至“登泰山而小天下”“悠然见南山”，常常不胜其向往。十三岁那年夏末秋初，忽然坐一夜小火轮到上海，从上海换海船到天津，经过几千里路，我依然在一无山之城。天津是渤海湾里一个咸滩。因这次读书之缘，我后来曾一再卜居于此，而且在天津大半的时间我们过的闭户读书生活。

我到天津读书是偶然又偶然之事。在嘉兴，我们七八个人的私塾，家长非亲即友，都住在一条街上，除我姨母和我家里，或因人多，或因屋少，没有做过讲堂，其他几家都做过，以在吴家最久；因吴家有一男生，必定要请馆师，且有供先生膳宿的地方。当时我们几个人大半没有目的，得读书已深觉幸运，用功不待家长督促。我姨母敬诚每日要在灯下读书至二更后，外祖母怪她不做女红，她放学后先做弟妹鞋袜，使外祖母无话可说，然后回房读书。我是同学中最不用功的人，喜欢听陈莲史先生谈闲书，注意时事。陈先生有时自言：“一腔热血，竟洒何地！”他老先生不知为何感触，我却深为同情。戊戌、庚子之事，我们耳熟能详，甚为刺激。我到天津去的上一年，美国禁止华工，中国人抵制美货。这是中国抵制外货的第一次，嘉兴人甚为激昂。后来为国会议员的褚慧僧（辅成）先生，编了歌拿了面盆在嘉兴沿街敲唱“劝人勿用美孚油，改用其他火油，每箱只用十文醋，功效胜于美孚油”等话。我们家里大半还用菜油灯，听劝即停用火油。我一生于用洋货极自谨慎克制，这是初次的刺激。

寒暑不改的在这小天地中，我们有时亦想望嘉兴以外的地方。董文英、周振亚曾到上海一学期，回来说：生活讲究，用费大，读书没有我们认真；她们不再去，我们亦不希望。忽然有一日，上海来的报纸登有官立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在上海招生的广告；资格是身家清白，二十岁至三十岁尚未成家之读书女子，待遇是学膳免费、依成绩月有津贴，毕业后由学校派往各地尽义务，月薪最低卅元。监督傅沅叔（增湘）先生亲到上海招考，学额是四十名，傅先生的履历亦在新闻里载着。这个广告打动了我们一半女同学，董文英已过二十岁，决定去应考，吴振华年十九，八姨葛敬诚年十八，都报作二十岁不至有问题。董家志华、志新、志中因家长不许，本人亦无意远行。只有我，年纪相差太远，要去而不能，望报兴叹。投考结果，去的三人全被录取，而八姨则高居榜首，为四十人中第一名，回家准备行装，外祖父将亲送到沪登船。这时最失望而且彷徨的人只有我，平时我因年小得意，这次因年小吃亏。同学走了一半，私塾已经解体，我将何往？母亲平常管我很严，更不在我们身上浪费分文，这次她对我同情，叫我自己打听杭州有个学校，如果好，让我去；又拿出白洋一包，请外祖父带我到沪送行，参观大轮船。严母无论如何藏不住她的慈爱，而且用“大轮船”哄我，还真当我是小孩子。

傅沅叔先生和录取的新生及送行的家长，分住上海三洋泾桥泰安栈、全安栈、长发栈，候船动身。外祖父带着姨母去登记报到时，我跟着站在旁边，我还剃发男装，穿件白洋纱长衫。沾了姨母先声夺人的光，傅沅叔先生与外祖父殷勤问答，看见一旁侍立的我，甚为注意，问起我的程度，为何不考等等，外祖父据实以告。沅叔先生立即带我到桌边，提笔给我，叫我写履历报名；写到年纪时，我曾仰头自语：“填十七岁好不好？”再多实在不可能了。他懂我意思说：“不用虚报，填真实的年龄好了。”写名字时，我为曾被同学讥讽“性真”是僧尼法号，想到我一辈弟兄是“景”字排行，我的弟弟君怡谱名“景清”，便临时自名曰“景英”；这个名字实很俗气，大不如父亲所给的原名。到我在女师毕业时，沅叔先生送每人一副他自书的对联，题款知我还没有号，他用景慕沈云英之意，给我取“亦云”二字。抗战时起，我以字行不再用名了。

沅叔先生看我在他面前写详细的三代履历，我虽然没有准备，而且是第一次写履历，我记得我父亲所写格式。父亲以我嗣祖父母为父母，而称祖父母为本生父母，故我的履历里亦写有祖父母和本生祖父母二项，一切我照着所见过的规矩。沅叔先生看了我的报名单，叫我准备同船到天津，他说在天津还要招生四十名，并向外祖父说，考得好将不拘年纪，否则送我到“高等”；天津另外有个叫高等学堂的，亦是他所主持，若是保送，亦可免费。我就是如此意外的随众登程，来不及再回家，外祖父打电报给我母亲预备行李；我的行李三件——一只箱子，一只网篮，一个铺盖——是由戴生昌轮船送出。动身之前，同学见我穿着长衫，笑问是否招有男生，我急自将长衫剪去半截，过膝短褂，勉强符合当时的女学生装。

我们浩浩荡荡员生四十余人，在光绪卅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夏末秋初，分乘招商局新裕、新济两轮先后出发。所住俱是房舱，每二人同一室，有上下两层板床，各用自带铺盖。我和姨母同室，她睡下层，我睡上层，二人都晕船呕吐不已。在上层甚不便，我搬睡地板，铺一席已无隙地，旁置面盆一备吐，茶壶一供止渴。开着舱门，略通空气，姨母时刻叫小心茶壶面盆，怕我倒翻。我素有晕船晕轿之病，坐海船此系初次，房舱颇不洁净，更为不惯。离家时一股勇气，中途已想起家来，暗自流泪，惟不肯告人示弱。舟抵烟台，始能起身，小贩上来兜售水果，均价廉物美，苹果、葡萄、梨，鲜美为家乡所少有。出门至此，已是北地风光，传说中北方生活之苦，存有戒心，不想天产之佳，气为之振。江浙同学均不能国语，仅周道如曾客他乡，胡佩芝（永瑞）是安徽人能说官话，大家恃为护符；官话即普通国语。当时我们旅行最苦的一件事要自倒马桶，用铺盖索结住桶柄，向海一抛；这工作在风浪摇摆中，姨母和别的年长同学合作，怕我失足，不让我做。若干年后，始知船上有大餐间设备最好，还有官舱亦比房舱为洁净，当时只知有统舱，比我们还要不如。我们虽有若干不便，但全舱尽是同学，一星期朝夕相共，家庭和个性都已熟识。后来在校，出入相照料，疾病相扶持，人人感觉第一期同学间感情特厚。我们到天津的一天，在紫竹林码头登陆，天只小雨，霎时大雨倾盆，抵校水已没膝，候行李下午始到。自晨过午，大家忍着湿，天津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天津本一滨海卫所，自通商辟埠，增加地理上重要性，地方日趋繁盛，其繁盛仅次于上海。与上海有不同点，上海的繁盛向租界附丽，天津则与租界抗衡。租界刺激了社会有心人，乘北洋大臣项城袁世凯权位之隆，在其治下，一时兴教育、办实业，为全国各地之冠。天津的警政亦有名，治安可靠。吾人于历史对项城有不可恕的地方，然他这段在北洋总督任内所办的新政，是不能抹煞的。其间有一位热心而“为而不有”的严范孙（修）先生——那时我还不知其事——是与这些新政的举办大有关系。他是项城所敬重的一个朋友，家住天津故城，后来人们纪念他，称他所住的街为严翰林胡同。他的严氏家塾即后来的南开大学，他与别处提倡地方事业的人不同，只鼓励和成就别人做，而自己不居。

我们的女师亦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校址在天津河北区，是中国人自营的新住宅区，马路电灯自来水俱全。路以经纬分，用《千字文》句依次为名，女师所在的第一条横马路即名天纬路。这个学校名义上的倡办人是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其任内入学的人，他都视作学生，实际筹备而主持者是傅沅叔先生。傅先生是四川江安县人，一位少年翰林，办学时还不过三十几岁。他开办初期的目标，要速成一百名小学教员，分向北京、天津、上海三处招生。那时读书的女子甚少，读过新书的更少，二十岁而尚未成家的少之尤少，不得不借才异地，躬自远道招生，登报招收女生，在当时尚属创见。后来北京、天津、保定三处，有不少江浙籍的女教师，于南北人情生活习惯的沟通，颇有贡献，不能不说由于他的远见和勇气。一部分地方上狭窄人士，以为用北方的经费，培植异乡的人，亦有持异议者。傅先生之后，校长都为本省人，学校名称，亦由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改为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又改为河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最后扩充为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我是北洋女师时学生，毕业时，北洋大臣已非袁世凯而是杨士骧了。傅先生在我们一班毕业后，升任直隶提学使。张之洞为学部尚书，办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请他兼任校长，故京津两地最早女学生都是沅叔先生弟子，而京女师教职员中，已有我速成的同学在内了。

傅先生做我们校长——那时称为监督——和我们见面是在全体聚会有典礼时，听他训话，此外我们的一班国文教师缺课，总由他自己来代。学校日常的事有吴蔼辰（鼎昌）先生主持，那时称为提调；吴提调是直隶清苑县人，举人而留日学师范。我们的日本女教师佐口美都子讲教育学、心理学时，翻译先生请假，他常代充翻译。我们的课程分为第一部、第二部，前者偏重文史，后者偏重数理，由各人自愿选择，我选的第一部。我们的班次共分甲乙丙三班，同时入校，同时毕业，三班并不整齐划一，有国文在甲班而数学在丙班者，亦有读过外国书而对本国文史甚隔膜者，各按程度插班。大考三班同榜，以各自总平均定等级，此等级亦即津贴的标准，故人皆宁为“鸡首”而不作“牛后”；各样功课全在甲班者不过数人。因时势所需要，我们有未毕业而已受聘兼课之人，没有想做事而失业的人，时代与社会都十分优宠我们的。

我到津一个月后，父亲母亲在报上见我被录取的消息，这是一九〇六年。我生平名不见经传，这却是第一次见报，忝居榜首。我函禀父母，选入偏重文史之部，功课全在甲班，考试成绩得最高津贴，每月拾元，足以自顾衣着。我与其他同学不同，须改换女装。

在家塾时，我们都用最廉价之笔墨，到津后，自己出入书店，虽无补我拙劣的书法，我慷慨买上等纸笔文具，有时迹近浪费。

社会是期待我们的未来，不是奖许我们的既往，如此对待仅受有限畸形教育的女子，实在大厚了。我不能不感谢在家塾的老师们，不疏忽我们，使我们得接受这样的机会。

在天津，我们前前后后的老师中，董宾国（士佐）先生四川人，孙师郑（雄）先生江苏人，邓和甫（毓怡）先生河北人，都教文史十分认真。我在嘉兴时，未读诸子书，邓先生是注意学术思想的人，引我们认识先秦诸子，提示时代地域与思想文体的关系。他叫我们看一段文字，评论其为某类作品，这亦是一个速成教法。讲堂上读不了多少书，然如果好学，亦可借以得点门径。我始终不是做学问的人，但受邓先生影响甚多，我的读书方法常照他所提示。他是吴汝纶得意弟子，留学日本，剪了辫子将假辫钉在帽子上，夏天亦带着黑纱瓜皮帽。教地理的南通张蔚西（相文）先生早年旅行西北，是中国地理教科书最早作者，我在私塾时已读过他的书。这几位老师若非官立学校经费充足，若非大邑集各地之才，是不容易遇到的。

我们有四位外籍女教师：两个日本人，一个美国人，一个德国人。与同学们最亲近的是那德国先生贝安纳小姐，她教的是德文和图画。她本是一个油画家，请来为西太后画像，到京后期，安插在我们学校。没有一位先生像她那样在功课以外关心学生的生活起居，学生有病住病房，不管是否在她班里，她无有不去探望。她看我们饭食不够营养，冬天每日送我们一大锅牛奶，放着可可粉，摆在饭厅里，要大家取喝。大半的同学没有吃过可可糖，亦不喜欢牛奶。她又觉得我们不够社交娱乐，向监督说明，请同学到她家里，或由她带到她朋友家里。她用心学中国话，与中国教师家庭往来，大概还从德文书里读中国历史文学。她和中国人亲近，很模仿中国风气，比传教士不同，与外交官亦不同。她会说英法语言，非万不得已不肯说。德文班里同学每人有个德国名字，她选择给我的名字一改再改，解释意义给我听，不知要把多少好的意义给我，最后决定的，是含有勇往直前之意。她一心希望我到德国读书，以为我的年纪读完中国书而去不算迟，曾有一个暑假她想向监督商量带我去北戴河。我后来回到南方，她还介绍驻上海德国副领事裴尼赤，请其为我寻一德文教师。那时同济大学还未开办，上海很少读德文的人，裴先生热心介绍领事馆的秘书巴克洛，教了一短时期，不受薪水，我甚觉不安而中止。我历述这段故事，记一个外籍女教师的认真和热心，亦表示她们一个国民在异邦所努力的情形。吾弟君怡后来到青岛读德文，我母亲的决定可能受我一点影响，则又是一件事。十余年以后，一九二二年之春，我和膺白同到柏林，事先写信告诉贝先生，时黄伯樵、郑仲完夫妇，和吾弟君怡都在德国留学，她日日向他们探问我的行程。我抵柏林不到一日，她的电话来了，立刻拿了一小盆花赶来会我。我亦和伯樵、仲完、君怡同到她离柏林半小时火车路程的家里玩过半日。时德国在第一次大战新败之余，物资缺乏，人民生活刻苦到极点，她饷客的咖啡没有糖，黑面包没有白脱油而她的画，她在中国所拍的照，她译的陶渊明诗我不知对不对，都陈列着给我们看了。她几次拿着预先写就给我的信而到柏林访我，她说我不在家或没有空，则留下信以当晤言，不虚此行，我常当着她面读她的信。她愿意为我和膺白画一油画的像，许我们只需要面坐一次，给她一张相片和看看我们所穿的衣服。正巧已经有徐悲鸿先生为我们在画，我们谢了她；徐君时在柏林学画。我离开柏林的时候，贝先生当面送给我一件纪念品，包扎甚好，同时交给我的信里写着，是她家藏的一件磁器，是德国人从中国学得的东西，叫我回到中国再开看，以免包装之劳。这件磁器是一兜花有盖的碗，带回一点没有破损，我保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方失去。

在天津的师友，我直接相从之时虽不长，因后来吾家又卜居天津，我的妹妹性元亦到天纬路女师读书，她的年级为第十五期。教师中有我的同学，我去访同学且接妹妹，差不多每星期到天纬路一次，而我卜居天津最早的理由，亦即为与天津有过这段历史。三十年后的一日，在北平，沅叔先生邀我们尚在平津的同学相聚于其“藏园”，我答席于寓所，师生皆有诗纪其事，惜均不存。只记沅叔师诗有“湖楼问业愧称师，老蛙虫鱼笑我痴”等句；同学陆清如（绍芬）诗有“小聚宣南列绮筵，梅花香里话前缘，回思共砚津沽日，七十人中最少年”之句。第一期三班一百名同学，终其事者实仅七十八人。孙师郑先生的诗尚存，其一首曰：“清才弟子胜于师，把盏犹疑梦幻时，话旧尽多三益友，写怀各赋七言诗；病须止酒难谋醉，老尚耽书自笑痴，人寿月圆符吉语，再迟卅载我期颐。”这四支韵系由我起，我的纪事句曰：“千里担簦远事师，卅年弹指忆当时，及门最少同参鲁，学句维艰羡赐诗；多难从征常是憾，伤离小叙益如痴，今朝幸作忘忧会，且向金樽觅笑颐。”沅叔师曾到过莫干山，他喜游山，他的游记有时登在天津《国闻周报》，我读过他的单行本《秦陇纪游》，是游华山后作。来莫干山是在其游黄山后，他题我们白云山馆纪念册诗曰：“踏残黄海莲花蕊，来访吴王铸剑池，筼谷深沉供笑傲，白云无尽写襟期；四方多难宁长隐，一壑能专亦自奇，竹露烟霞容久坐，好教北客洗尘缁。”

我手边尚有沅叔师几封信和师郑师一页改笔，将永为纪念。我与母校最后一个纪念，为赠沅叔师所影印的善本《周易正义》，书后有他手写长跋。当付印时，我承命预约十部，出版后仅求五部，四部分存于文治藏书楼、新中国建设学会等处，皆有师手题第十六、十七部字样及膺白和我的款。其余一部我请师直接由北平寄赠天津母校图书室，后有母校图书室执事某君到山，提起收到此书而未知来历；我申述原委：这是“最早的师生”合送的一件纪念品。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卷第六期）

1. 白脱油即黄油，白脱为英文butter的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