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后半生

大学生活

我前面描述的都是大一时期的生活，现在我来说大学二年级之后的生活。

《少女时代》是我在拉德克利夫学院读大学一年级时的作文汇集而成的。当时，在上柯兰老师的作文课时，我每个星期都写一篇文章。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打算将它们整理出版，直到《淑女报》的主编有一天忽然来访，他说：“本社的社长希望能在我们杂志上刊登你的传记，并且是以连载方式登出，请多多提供帮助。”

我当时以功课繁忙为由，婉转地拒绝了他，但他却坚持说：“你不是已经在作文课上写了很多吗？”

我听到他这话时，吃了一惊，问道：“啊！你是如何知道这些事的？”

“哈哈，我就是干这个的啊！”那位主编带有几分得意地笑着说。

紧接着，他又告诉我，只需将学校的作文稍加润色，就可以成为杂志需要的稿子，这做起来非常容易。于是，我只好答应把《少女时代》的原稿以3000美元的价格在《淑女报》上连载，并在合约上签了字。说实在的，当时我深受3000美元所诱惑，而忘记了那份稿子其实只完成了一半，更没有考虑到不写后半部可能会带来的种种困扰。当时，我确实是有些得意忘形、沾沾自喜。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刚开始的时候，一切进展得还算顺利，可是越往后写，我越觉得棘手了。因为自己不知道要写什么才好，更何况我又不是专业作家，不懂得如何把现有的材料加以适当的加工，变成杂志社所需的文字，甚至对截稿日期的重要性也全无概念，完完全全是个外行人。当我收到杂志社发来的电报，例如“请立刻将下一章寄来”，或“第6页与第7页的关系交代不清，请立刻回电说明”等等时，我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做才好。

幸好，同班同学蕾诺亚介绍我认识了一个人，她告诉我说：“他是房东的同班同学，不仅头脑清楚，而且很慷慨，富有骑士精神，待人也和蔼可亲。如果有事相求，他一定不会拒绝的。”就这样，我认识了梅西先生。梅西先生是哈勃特大学的教授，当时他正在拉德克利夫学院兼课，但我并不知道这事。听了蕾诺亚的介绍之后，我对梅西先生有了初步完美的印象，从日后的交往中，我深切地体会到，正如蕾诺亚所说，梅西先生不但聪明、智慧而且为人热心。他了解我的困难后，立刻把我带来的资料浏览了一遍，然后十分利落地帮我整理出来。这样，我终于能够如期交稿了。

梅西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才思敏锐、感情丰富。对我来说，他既是好朋友，又是值得信赖的兄长，更是我碰到问题时不可或缺的咨询对象。如果现在所写的这部分水准不及当年，我丝毫不觉得奇怪，因为这次没有梅西先生帮我的忙。

前面曾经说过，我在拉德克利夫学院求学时，觉得最大的困扰就是没有盲文书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不够分配。当时，课外作业都是由莎立文老师用手语来逐字逐句地告诉我的，所以我经常要学习到深夜，而其他人此时此刻早已进入梦乡了。

洛奇老师与维杜老师也会在我的教科书上为我书写盲文，但有些老师一直到上课都还没有教导我该如何学习，所以我常常会跟不上进度。

红十字会如今已为盲人出版了几千册盲文书，盲人可以读到许多的书。而我当时所有的盲文书加起来也不到30本，所以对我来说，每一本都是一件无价之宝。我低着头，用自己的双手来“读”这些书，来搜集自己的论文材料，准备大小考试。每当自己在阅读盲文书籍时常常会想：“现在我即使不用别人的帮助，也可以独自学习了。”这样我就会觉得非常欣慰。

在学习方面，我可以毫不费力地阅读和理解文学和历史。这一点或许和我早先的生活经历有关，因为在进大学之前，我就接触过许多优美而富有想象力和知识性的文章。因此，我对这些课程都有很浓厚的兴趣，成绩表现十分良好。现在回想起来，真为自己庆幸不已。

我唯一觉得遗憾的是，自己没能和大学时代的教授们进行更多的交流。对我来说，大多数教授的讲课就像留声机一样，只能是机械性地听讲。虽然院长布里吉斯教授家就在我的边上，但我从没有主动去拜访过他。就连给我的毕业证签字的艾里华特博士，我也一直没有机会见。只有指导我写作课的柯兰教授以及教《伊利莎白时代文学》的尼尔逊博士，还有教德文的帕德雷特教授等人偶尔请我去喝茶，他们在校外遇见我时也十分亲切。

由于我的身体状况和别人不一样，因此我不能顺畅地和班上的同学玩在一起，不过大家还是通过各种方式来与我沟通。班上的同学经常一块儿到外面餐馆去吃三明治、喝可可奶，他们常常围在我身旁，说些有趣的事来逗我笑，同学们还推选我做副班长。如果我不是因为必须在学习上要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以至于感到很吃力的话，我想我的大学生活一定会像其他同学一样多姿多彩。

有一天，朋友们邀我到布鲁克林闹市区的一个朋友家去玩，但最后我却来到了波士顿一间满是“泰瑞尔”狗的宠物店。那些狗都很热情地欢迎我，其中一条叫托马斯伯爵的狗对我尤其亲热。虽然这条小狗长得不是特别漂亮，但它很会撒娇，站在我身边时一副驯服乖巧样。当我伸手摸它时，它高兴得猛地摇摆着尾巴，还低声欢叫着。

“啊！托玛斯伯爵，你很喜欢海伦吗？海伦，你也喜欢这只小狗吧？”朋友们异口同声地问我，我也很干脆地回答：“是的，我很喜欢它！”

“那我们就把它送给你，作为大家送给你的礼物吧。”朋友们说。

托马斯伯爵在我身边直绕圈子，似乎听懂了大家正在谈论它。

等托玛斯伯爵稍微安静下来了，我才说：“我不喜欢这种什么伯爵的称呼，听起来像高不可攀。”

我说出这番话后，狗若有所悟地静坐一旁，一声不响，变得沉默起来。

“你们觉得‘费兹’这个名字怎样？”这话刚说完，托马斯伯爵好像完全赞同似的，兴奋地在地上连翻了三个滚。于是，我就把这条小狗带回了康桥的家。

当时，我们住在库利兹街14号，租下这幢房子的一部分。据说这栋房子原来是高级住宅，坐落在一片美丽的土丘上，四周长满了葱郁苍翠的树木。虽然住宅的正门面对马路，但屋宇很深，马路上车辆的喧闹声几乎完全听不到。楼房的后面有一个大花园，房主在花园中全种上了三色紫罗兰、天竺葵、康乃馨等花草，因此屋子里总是充满了花的香味。

每天早上，那些穿着鲜丽衣服的意大利女孩就会来采摘花朵，拿到市场上去卖。我们常常在那些意大利少女活泼的笑语及歌声中醒来，真有点像置身于意大利的田园村落里。

住在库利兹街期间，我们结识了几位哈勃特大学的学生和年轻讲师，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并成了很好的朋友。其中一位是菲利浦·史密斯先生，他现在担任华盛顿国立地质调研所阿拉斯加分所所长，他的夫人蕾诺亚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之一。蕾诺亚对我非常友好，每当莎立文老师身体不适时，她就替莎立文老师帮助我做功课，并带我到教室去。

约翰·梅西先生也是当时的成员之一，他一度是我生活和精神上的支柱，后来他和莎立文老师结婚了。

那时候，我们常常一口气走十多里的乡村小路，却一点儿也不觉得累。有时候骑着三个车座的自行车出游，一骑就是40里，玩到尽兴才肯回家。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年龄啊！做什么都开心，玩什么都高兴。在年轻人的眼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妙：照在树梢上温暖的秋阳，成群结队南飞的候鸟，为了雨季储藏食物正忙忙碌碌搬运胡桃的松鼠，从苹果树上掉下来的熟透果实，河边草地上粉红的小花，以及碧绿的河水。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赏心悦目，令人陶醉。

在寒冷的冬天夜晚，我们会租一辆有蓬马车，到处随便溜达溜达，或者去山上滑雪橇，或者到野外尽情玩耍，或者静静地坐在咖啡馆中喝着香浓四溢的咖啡，或者吃一顿美味可口的夜宵。我们的生活就像神仙般快乐。

冬夜漫漫，有时我们也会连续几天夜里围在熊熊的炉火前，喝可乐、吃爆米花，高谈阔论，探讨社会、文学或哲学上的种种问题。无论谈起什么问题，我们总喜欢刨根问底。一群年轻人开始懂得独立思考，并且富有强烈的正义感，对社会上的邪恶势力、黑暗面非常看不惯，大家在爱好和平、热爱人类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纯粹的讨论多半于事无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仅仅是构建理想的乌托邦而已。青春的光彩如此璀璨，令人不敢直眼逼视，那种毫无畏惧的精神也确实令人羡慕。

记得有一次，我们徒步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那是3月，风还非常猛烈，把我的帽子都吹跑了。还有一次，大概是4月，我们也是徒步出门，忽然半路上下起了瓢泼般的大雨，我们几个人只好钻到一件小小的雨衣下躲雨。到了5月，大伙儿相约到野外去采草莓，空气里飘荡着草莓的芳香。

唉！我现在还没有到老太婆的年龄，怎么一个劲儿地回忆过去的岁月了呢！

4年的大学生活眨眼间就过去了，我们终于迎来了毕业典礼。当时曾有报纸报道过毕业典礼中的我和莎立文老师，其中还有一家报纸登了这样一条消息：“这天，毕业典礼的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当然，每位在场的毕业生都将接受毕业证书，但来宾们的目光焦点却集中在一位学生身上，她就是美丽、成绩优异却眼盲的海伦·凯勒。长久以来，不辞辛劳协助这位少女的莎立文老师也分享了她的荣誉。当主持人念到海伦·凯勒的名字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位少女不仅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所有的大学课程，而且在英国文学方面的表现尤其突出，因此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交相赞誉。”

莎立文老师十分高兴我能够在英国文学这一科上得到高分，这完全要归功于她。可是除了这两点事实外，报纸上的其他报道都是一派胡言。那天来的嘉宾并不像记者报道的那么多。事实上，专门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的朋友只有五六个。最遗憾的是我母亲因为生病而未能出席典礼，而且校长也只是作了例行演讲，他并没有特别提到我和莎立文老师。不仅如此，其他的老师们也没有特别过来与我打招呼。另外，在我上台领毕业证书时，并未出现如报上所说的“雷鸣般的掌声”。总之，毕业典礼并没有像报纸上形容的那样盛大空前。

有些同学还因为莎立文老师的遭遇而打抱不平，他们一面脱下学士服，一面气愤地说：“真是太草率了，应该也给莎立文老师颁发学位才对。”

毕业典礼之后，老师带我离开礼堂，直接乘车前往新英格兰的连杉，也是我们计划搬过去住的地方。当天晚上，我与朋友们去奥罗摩那波亚加湖划独木舟，在宁静祥和的星空下，暂时忘却了世人的一切烦恼。那家对毕业典礼夸大报道的报纸还说，连杉的房子是波士顿市政府送给我的，那里不但有宽敞的院子，而且室内堆满了别人送给我的青铜雕塑，还说我有一间藏书数万的巨型图书室，坐拥书城，生活十分惬意。

真是一派胡言！我和莎立文老师住的怎么是那么豪华的房子呢？事实上，那是一栋很早以前就买好的老旧农舍，它四周有7英亩田地，它们被荒废许久了。莎立文老师打通了挤奶场和存放陶器的储藏室，使之成为一个大房间，就充当我的书房。书房里大约有一百册盲文书，虽然相当简陋，不过我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因为这儿的光线充足，东西的窗台上可以摆上盆景，还有两扇可以眺望远处松林的落地玻璃门，莎立文老师还特地在我的卧室旁边搭出去一个小阳台，以便我高兴时出去走走。

就是在这个阳台上，我第一次听到鸟儿唱“爱之歌”。那天，我在阳台上享受那和煦的微风，不愿进房间，待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阳台的南边长满了常春藤，它的枝叶绕着栏杆攀爬而上；北边则种着苹果树，每当苹果树开花时，那扑鼻的香味简直令人陶醉。

忽然间，我扶着栏杆的手感觉到微微的震动，这种震动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把手放在音乐家的喉咙上的感受一样。震动是一阵一阵的，忽行忽止，就在某一个停顿的瞬间，有一片花瓣掉了下来，轻轻擦过我的脸颊落到地面。我立刻猜想大概是鸟儿飞过，或者是微风吹过，所以花瓣才会掉落的。

就在我猜测之际，栏杆又开始颤动起来。

“这究竟是什么？”我静静地站在那儿，神色专注地感受和思考着。这时，莎立文老师从窗子里伸出手来，悄悄地暗示我不要动。她抓着我的手告诉我：“有一只蚊母鸟正好停在你身旁的栏杆上，只要你一动，它就会飞走，所以最好站着别动。”

莎立文老师用手语告诉我说：这种鸟的鸣叫声听上去像“飞——普——啊——威，飞——普——啊——威”。我聚精会神地辨别这种鸟的叫声，终于感受到了它的节拍与情调，还感觉到它的鸣叫声正逐渐加大加快。

莎立文老师再度传信息给我：“鸟儿的恋人正在苹果树上与它应和，那只鸟可能早就停在那儿，噢！你瞧，它们现在开始二重唱了。”

停了一会儿，她又说：“现在，这两只鸟儿已经在苹果花丛中卿卿我我地互诉衷肠呢！”

这栋农舍是我用糖业公司的股票换来的。这些股票是10年前史波林先生送给我的。史波林先生在我们最困苦的时候对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第一次见到史波林先生时我才9岁，他还带着童星莱特跟我们一起玩。当时这位童星正参加《小公主》一剧的演出。此后，只要我们有困难，史波林先生都竭尽全力帮助我们，而且时常到柏金斯盲人学院来探望我们。

每次来的时候，他都会带一些玫瑰花、饼干、水果送给大家。有时他还请大家出去吃午饭，或者租一辆马车带我们出去游玩，童星莱特也常常陪我们一起去。莱特是一个活泼可爱的美丽小女孩，史波林先生常常对我俩说：“你们是我最心爱的两位小淑女。”然后很开心地看着我俩一起玩耍。

当时我正在学习如何与人交谈，而史波林先生却总是不明白我的意思，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一天，我特意在反复练习说“莱特”的名字，想给史波林先生来个惊喜。然而，无论我多么努力，就是说不好莱特的全名。我急得哭了出来。等到史波林先生来时，我迫不及待地展现我的练习成果，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多次，好不容易让史波林先生懂了我的意思，我又高兴又感动，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无法忘怀。

此后，每当我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或者周围太吵闹了，史波林先生不能和我沟通时，他就会紧紧地抱住我，轻柔地安慰我道：“虽然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喜欢你，而且永远永远喜欢你。”

一直到他去世，史波林先生始终按月寄生活费给我和莎立文老师。后来他把糖业公司的股票送给我们时，嘱咐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卖掉它。正因为如此，当莎立文老师和我第一次踏进这屋子，开始我们新的生活时，我们随时都能感到史波林先生与我们在一起。

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也即1905年5月2日，莎立文老师和梅西先生结婚了。长久以来，我一直期望着莎立文老师能遇到一位好人，有一个美满的归宿，因此对于他们的婚姻，我由衷地感到欣喜，并且诚心诚意地祝福他们永远幸福。

婚礼由我们的一位朋友爱德华·海尔博士主持，典礼在一幢白色美丽房子里进行。婚礼之后，新婚夫妇去新奥尔良度蜜月，母亲则把我带回南部去度假了。

可是六七天以后，梅西夫妇突然出现在我和母亲住的旅馆中，我们吓了一大跳。在南方的初夏美景中见到我最喜爱的两个人，真的让我喜出望外，如同做梦一般。

梅西先生告诉我：“这一带到处洋溢着木兰花的芳香，而且有最悦耳的鸟鸣声。”这对蜜月中的夫妇，可能把啁啾的鸟语视为对他们新婚最美好的祝福了。

于是，我们四人一同回到了位于连杉的家。这时我隐隐约约听到一些流言蜚语，原来是那些好事之徒在无端地猜测说：“莎立文老师结婚了，可怜的海伦一定很伤心，说不定还会吃醋呢！”甚至还有人因此而写信来安慰我。可是他们一定没有想到，我不仅不会伤心、吃醋，而且日子过得比过去更愉快、更充实。

莎立文老师心地善良而且高贵，梅西先生也待人和善热情，他讲的故事常常会引得我发笑，并且他经常教给我一些我应该知道的常识和科学知识，还偶尔和我讨论一些当前的文学动向。我曾经因为打字机故障延误了正常的写作速度，最后为了赶稿，梅西先生还连夜为我打了40张稿纸。当时，我应邀给《世纪》杂志写稿，主要是描述我身边发生的一些琐事，文章的题目叫《常识与杂感》。由于简·奥斯汀女士曾以同样的题目写过一本书，因此我的稿子结集出版时，就将书名改成了《我居住的世界》。写作过程中，我的情绪一直处在最佳状态，这是我写得最愉快的一本书。我写到新英格兰迷人的风光，也讨论我所想到的哲学问题。总之，只要思之所至，任何想写的事情都写上去了。

接下来的一本书是《石壁之歌》。这是一本诗歌集，其灵感来自于田园。一天，我们到野外去整修那古老的石垣，春天的气息和劳动的喜悦使我在心中孕育出一篇又一篇歌颂春之喜悦的诗歌。在整理这些诗稿时，梅西先生给予了我很大的协助。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自己感到不满意的地方，也毫不保留地夸赞他欣赏的诗句。就这样，一篇诗稿总是经过我们吟咏再三，反复斟酌、修改再修改。梅西先生常常说：“我们如此尽心、诚实地去做，如果还有不好的地方，那也没有办法了。”

到了连杉之后，我们想到了父亲在亚拉巴马的农场生活，于是也打算过朴实的田园生活，想养一些家畜，并种植农作物。起初，我们只有从康桥带来的那条名叫费兹的狗，但是搬到此地一年多之后它就死了。后来，我们又陆陆续续地养了几条狗。我们曾到附近的养鸡场买了几只小鸡来饲养，每个人都很热心地照料它们，没想到，这些小鸡太不给我们面子了，不久也相继死了。

由于我们觉得空几间屋子在那里太可惜了，于是想把它改成马厩养马。我们买了一匹野性未驯、凶悍无比的马，送马的少年在半路上就被摔下来两三次，然而那位少年把马交给我们时却只字不提，我们也就全然不知。第二天一大早，梅西先生牵出马来，套上货车，准备去镇上。但是刚出大门没多远，马儿忽然暴跳起来。梅西先生觉得奇怪，以为是马身上的马具有问题，就下车来查看。当梅西先生刚把拖车从马身上卸下来，那马忽做人立状，一声长嘶，然后拔腿狂奔，一溜烟跑了。两天之后，一位邻近的农夫看到一只身上还佩戴着马具的马在森林里溜达，就把它牵了回来。

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将这匹失而复得的马卖给了专门驯马的人。由于那段时间我们比较拮据，就有人建议我们种苹果。于是我们又买来100棵果树苗，开始种起苹果来。到第五年头上，果树开始结果。我很兴奋，在笔记本上记下苹果的数量、大小等等。

一天下午，仆人气急败坏地跑进来大声嚷道：“哎呀，不得了！野牛！野牛！”

我们闻讯立刻跑到窗口去看个究竟，不是野牛，原来是附近山上下来的野鹿，看样子是全家出动。一对鹿夫妇带着3只小鹿，来到我们的苹果园里畅游，它们在阳光下活泼跳跃的身姿实在太迷人了，以至于大家都看得出神了。然而，这群不速之客突然毫不客气地倒腾起来。等它们走后，大家这才缓过神来，赶紧出去查看“灾情”。

上帝啊，100棵苹果树只剩下五六棵了！就这样，我们企图经营的各种农牧计划全部失败了。然而在我的回忆中，那却是一段既有趣又充实的生活。梅西先生在院子里用心栽培的苹果树长得倒很好，果实累累的。每到秋天果实成熟之际，我都会拿梯子去摘苹果，装满一个个木桶。大家一起动手整理庭园时，我总是耐心地拾取地上的枯树枝，捆成一束束的柴薪。

梅西先生还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在沿着屋外通往山坡的路边的树上绑一些铁丝，这样我就可以扶着铁丝，独自一人走到森林里去。森林里面有高高的秋麒麟草，还有开着花的野胡萝。那条“铁丝小径”足足有四五百公尺长，也就是说，我不需任何人陪伴，自己就可以走那么远的路，不必担心会迷路。这件事对我的意义非比寻常，即使现在想起来，都还觉得兴奋不已。

在一般人看来，有许多事似乎不值得一提，可是我却从中享受到了自由和快乐。我常常单独走出去晒太阳，心情也因此变得十分愉快。这一切都是梅西先生赐给我的，我由衷地感激他。

在连杉那段时间是1905年至1911年，当时没有汽车，没有飞机，也没有收音机，更不会听到哪个地方发生战争，人人都过着平静而悠闲的生活。

与马克·吐温相识

我很早就听过马克·吐温先生的大名了，大概是1894年左右，那时还不懂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我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刻。他教给我人情的温暖、生命的可贵。除了贝尔先生与莎立文老师以外，我最敬爱的就是马克·吐温先生了。

我最早是在纽约的劳伦斯·休顿先生家见到马克·吐温先生的，当时我才14岁。

当我跟他握手时，我就有一种直觉：“啊！这正是能给我帮助的那个人。”那天，他幽默风趣的言谈令我非常开心。

此后我又分别在休顿先生和洛奇先生家见到过几次马克·吐温先生。如果碰到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都会互相通信。

马克·吐温先生是一个感觉敏锐的人，很能体会残障者的心情，他时常为我讲述一些感人的小故事以及他亲身经历的有趣的冒险故事，让我看到人生光明的一面，借以鼓励我。

一天晚上，马克·吐温先生在休顿先生的书房当着众多的社会名流演讲，听演讲的人当中有后来成为总统的威尔逊。马克·吐温先生演讲的内容是关于菲律宾现状的。

他说：“大约有600名菲律宾的妇女和孩子躲在某座死火山的火山口中，然而，冯斯通上校竟将他们全部杀死了。几天后，这位上校竟又命令部下假扮敌军，逮捕了菲律宾的爱国志士阿基纳多等许多人。”吐温先生义愤填膺地痛责这位嗜杀的残酷军官，并且很感慨地表示：“如果不是我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真不敢相信世上会有这种毫无人性的人。”

对于一切非人道的事情，无论是政治事件或战争，也不管是菲律宾人、巴拿马人或任何落后地区的土著民族被残杀，马克·吐温先生都会极力反对。他不甘于缄默，一定会大声地抨击，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不齿那些自我吹嘘的人，也看不起没有道德勇气的人，在他看来，一个人不但要知道何为是、何为非，而且要毫不畏惧地指责那些伪善者的恶行。因此，他常常毫不留情地向恶势力挑战。

马克·吐温先生一直都很关心我，任何事情只要与我有关，他必然会十分热心；而且他在所有认识我们的人当中，是最崇敬莎立文老师的，因此他也一直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马克·吐温先生与夫人情深意切，不幸夫人比他早逝，为此，他哀伤不已，顿觉生活中少了许多东西。他常对人说：“每当来拜访我的客人离去之后，我总是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火炉前，备感孤独寂寞的难耐滋味。”

在夫人去世后的第一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去年是我这一辈子最悲伤的一年，如果我不是有许多工作来消磨时间，我快要活不下去了。”此后，他也常为自己没有更多的工作而觉得遗憾。

还有一次，我安慰他说：“请不要想那么多，全世界的人都尊敬您，您必会名留青史的。萧伯纳把您的作品与伏尔泰的文章相提并论，而评论家吉卜林也把您誉为美国的塞万提斯呢！”

听了我这话，马克·吐温先生回答说：“你不必说这些话来安慰我。你知道吗？海伦，我做任何事情都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让人们发笑，因为他们的笑声会让我感到愉快。”

马克·吐温先生是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家。不仅如此，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美国人，因为他具有美国先民开疆拓土的精神，他崇尚自由、平等，个性豪迈爽朗，不拘小节，而且十分幽默。总之，他具有开国时代的美国人所有的优点。在看过我写的《我所居住的世界》一书后不久，马克·吐温先生写了一封令我们又惊又喜的短信，上面说：“能否请你们三位立即来我家，与我共同围坐在火炉前，一起生活几天？”

于是，我们一行三人十分高兴地整装出发了。到达当地火车站时，马克·吐温先生派来接我们的马车早已等在那儿了。时值2月，远近的大小山丘都覆盖着一层白雪，沿途的树枝上挂满了参差的冰柱，松林里吹来的风带着淡淡的清香。

马车在曲折的山路上缓缓地行进。好不容易爬上一段坡路之后，一栋白色的楼房展现在眼前。接我们的人告诉我们，马克·吐温先生正站在阳台上等我们。马车终于驶进巨大的石门，他们又说：“看！马克·吐温先生正向我们招手呢！”然后又接着说：“马克·吐温先生身着雪白的服装，银白的头发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浪花拍打着岩石时激起的白色泡沫，充满了活力。”

我们舒舒服服地坐在烧得很旺的炉火前，室内飘着清淡的松香。我们喝着热腾腾的红茶，吃着涂有奶油的吐司，觉得舒适极了。马克·吐温先生告诉我，如果吐司上再涂一些草莓酱就更好吃了。休息过后，马克·吐温先生主动地表示，大凡一般访客都喜欢参观主人的居处环境，相信我们也不例外，所以提议带我们到宅内各处去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