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富祥

在宋代文献学上，传统所称的笔记体裁的著作是一大门类，较之以往的时代显著增多。其中以考据辨订为主导路向的一类尤为发达，广泛涉及经、史、子、集之学，名家力作踵出。洪迈的《容斋随笔》即是这方面最具综合性和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洪迈(1123—1202)，字景庐(一作景卢)，号容斋，南宋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人。他的父亲洪皓为北宋末年进士，南宋渡江初以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出使北方，被金人扣留十五年，南归后又被权臣秦桧贬谪而死，以气节闻名于当世。他的长兄洪适、次兄洪遵同为绍兴十二年(1142)博学鸿词科赐进士出身，分别官至丞相、执政；他本人亦于绍兴十五年(1145)中博学鸿词科，初为地方转运司属官，后累历馆职、郡守，官至翰林学士，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卒赠光禄大夫，谥文敏。父子四人同时也都是学问家，皆有名作传世，而洪迈尤以博学著称。他的著作原有数十种，多已散佚，现存者除《容斋随笔》外，尚有志怪小说《夷坚志》二百余卷、早年诗集《野处类稿》二卷及所编《万首唐人绝句》一百卷。

《容斋随笔》一书共分五编，计有《随笔》、《续笔》、《三笔》、《四笔》各十六卷，以及原拟亦辑为十六卷而因作者物故未及完成的《五笔》十卷。全书累计达七十四卷，是现存宋人学术笔记作品中篇幅最大的一部。此书的撰写和编集，据作者自序，可以推知其最初属笔约在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七年(1180)《随笔》结稿，绍熙三年(1192)《续笔》定编，越五年而《三笔》成，又次年而《四笔》成，下至嘉泰二年(1202)作者去世，前后已及四十年。其《随笔序》说：“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这反映出本书是一部典型的读书笔记，而相因于笔记体裁的灵活，书中也有若干记事的条目。其《续笔序》又谈到：“淳熙十四年八月在禁林日，入侍至尊寿皇圣帝清间之燕，圣语忽云：‘近见甚斋随笔。’迈竦而对曰：‘是臣所著《容斋随笔》，无足采者。’上曰：‘有好议论。’”是知此书甫问世，即为朝野所重。

这一类型的著作，总体特点是以考据和叙事、说理相结合，取材广泛，撰述自由，联系实际，不拘类例，所考和所记多能反映作者的学术专长，精诣独到之处皆自出心得，适合各方面读者的检阅。《容斋随笔》的写作，有如明人李瀚序所说：“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虽诗词、文翰、历谶、卜医，钩纂不遗，从而评之。参订品藻，论议雌黄，或加以辩证，或系以赞繇，天下事为，寓以正理，殆将毕载。”本书在南宋嘉定年间初刊时，何异所作总序已称其“可以稽典故，可以广闻见，可以证讹谬，可以膏笔端，实为儒生进学之地”；李瀚序又仿其意云：“可劝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广见闻，可以证讹谬，可以祛疑贰，其于世教未尝无所裨补。”明末马元调《重刻容斋随笔纪事》又说，此书“考据精确，议论高简，读书作文之法尽于是矣”。及至清初，又有洪氏后人洪璟者褒其远祖说：“先文敏公容斋先生《随笔》一书，与沈存中《梦溪笔谈》、王伯厚《困学纪闻》等，后先并重于世。其书自经史典故、诸子百家之言，以及诗词文翰、医卜星历之类，无不毕载，而多所辨证。”这些评价都概括地道出了《容斋随笔》一书的内容特点和文献学成就。

本书的编排大抵以写作时间为序，而不以内容分类。凡所札记，据事立条，每条皆有题目，各自成篇，极便省览。篇幅多少不等，短者只有几十字，最长者则达将近三千言(《三笔》卷八《吾家四六》)。自《随笔》至《五笔》，共录一千二百二十条(《四库全书》本因避讳缺去两条)，总字数超过五十万。若依内容粗略划分，其中大致可归入诗话的部分超过一百二十条，约占全书总条数的十分之一；名物训诂的部分，包括人名、物名、词语、方言的训释和考辨等，约在百条左右；专题性的文献考证，包括经学释义及各类文献的介绍、校勘、考证、辨伪、纠谬等，也有一百二十余条；杂谈风俗、掌故的部分，可得五十余条；其余条目，约占全书的十之六七，几乎皆可归入史事杂记与考证的范畴。由于洪氏在南宋前期曾长期担任史官，并曾主修北宋后四朝国史，生平特长于史学，因而其书亦以有关史事的笔札为多。这部分内容最多的是历史人物事迹的集录、辨证、比较和评价，其次是历代典章制度(特别是官制源流)及相关故实的擿抉发覆和辨订，再就是以科举制度为主的文化史料，涉及经济史料及天文、地理的条目相对较少。各部分都不是互不关联的，而融汇全书的主要是史学；考证的重点是《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宋以前正史的记载，对当代编纂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则多所辨误。其诗话部分谈唐诗特多，几乎每卷皆有，这显然与作者多年编集《万首唐人绝句》的工作有关系，但也多是以诗证史，少有纯文学的讨论。

洪迈的史学随笔多是批评性质的，基本的写法是排比史事，系以论断，或寓论断于叙事之中。其中有不少当代史料，或出于官府文献，或得自亲历见闻，有许多细节可以弥补正史记载的缺略。如《续笔》卷四《宣和冗官》条指斥权奸蔡京当政时的官僚冗滥之弊，保存了一些具体的数字，表明宣和初不但在半年多时间内迁官论赏者即达五千余人，而且“吏部两选朝奉大夫至朝请大夫六百五十五员，横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员，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员，小使臣二万三千七百余员，选人一万六千五百余员”，以致“吏员猥冗，差注不行”。《四笔》卷十五《讨论滥赏词》条记有徽宗朝数十项滥赏的名目，南宋初虽欲革除，而碍于既得利益者的谤议旋即作罢。这类材料在现存《宋史》中皆语焉不详，可借洪氏的记录作参证。《随笔》卷十六《馆职名存》条叙北宋馆职源流，指出馆阁本为朝廷储才之地，“一经此职，遂为名流”，而到北宋末年增置贴职，已是“材能治办之吏、贵游乳臭之子，车载斗量，其名益轻”。一向号称清切贵重的馆职尚如此，其他官职可知。《三笔》卷七《宗室补官》条还谈及南宋前期“皇族得官，不可以数计”，也有具体的数字为据。《四笔》卷三《实年官年》条论士大夫风俗，批评仕宦年龄上的弄虚作假现象，并谓“实年、官年之字形于制书，播告中外，是君臣上下公相为欺”，可见职官制度的败坏所造成的流弊之广、之深。

《容斋随笔》中对当代政治腐败的批评不一而足，尤其对真宗伪造“天书”的迷信活动和蔡京等人的误国罪行屡有抨击。《随笔》卷四《王文正公》条指斥真宗朝宰相王旦于“天书”事“无一不预”，“虽持身公清，无一可议，然特张禹、孔光、胡广之流”，不过是固位自保；同卷《谤书》条又批评《真宗实录》“载崇奉宫庙、祥云、芝鹤唯恐不详，遂为信史之累”，乃径谓之为“谤书”。《三笔》卷十一《宫室土木》条更详细揭露当时兴建玉清昭应宫的挥霍说：“大中祥符间，奸佞之臣，罔真宗以符瑞，大兴土木之役，以为道宫。玉清昭应之建，丁谓为修宫使，凡役工日至三四万，所用有秦、陇、岐、同之松，岚、石、汾、阴之柏，潭、衡、道、永、鼎、吉之梌、柟、槠，温、台、衢、吉之梼，永、澧、处之槻、樟，潭、柳、明、越之杉，郑、淄之青石，衡州之碧石，莱州之白石，绛州之斑石，吴越之奇石，洛水之石卵，宜圣库之银朱，桂州之丹砂，河南之赭土，衢州之朱土，梓、信之石青、石绿，磁、相之黛，秦、阶之雌黄，广州之藤黄，孟、泽之槐华，虢州之铅丹，信州之土黄，河南之胡粉，卫州之白垩，郓州之蚌粉，兖、泽之墨，归、歙之漆，莱芜、兴国之铁。其木石皆遣所在官部兵民入山谷伐取。又于京师置局，化铜为鍮，冶金薄，锻铁以给用。凡东西三百一十步，南北百四十三步。地多黑土疏恶，于京东北取良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这类材料当都是实录，非有夸张。《续笔》卷十五《紫阁山村诗》条又揭露北宋末花石纲说：“宣和间，朱勔挟花石进奉之名，以固宠规利，东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门。如徐铸、应安道、王仲闳辈济其恶，豪夺渔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志，而未即取，护视微不谨，则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撤屋决墙而出。人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杨戬、李彦创汝州西城所，任辉彦、李士涣、王浒、毛孝立之徒亦助之发物供奉，大抵类勔，而又有甚焉者。”这些都可与史传互参。

《容斋随笔》所存作者亲历见闻的史料有独到的价值。如《三笔》卷三《黔黎遭兵之苦》条记靖康之变后陷于金人的“帝子王孙、宦门仕族”的悲惨境遇，原出于洪皓的口述，而《松漠记闻》未载；卷六《蕨萁养人》条记绍熙四年(1193)饶州大旱，数千村民争掘百余里大山中的蕨萁(一种蕨类植物)根茎为食，是具体而微的灾荒史料；卷十《禁中文书》条自述承当朝廷机密文件的起草与进奏经过，可见禁廷事项保密之严；卷十二《兼中书令》条自述对官爵除拜的议论，可见作者对当代官制的精熟；卷十四《官会折阅》条自述与孝宗对纸币源流利弊的讨论，则有经济史上的意义。作者重视乡里故实，《四笔》卷五《饶州风俗》条引述北宋中叶学者之言，谓“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故习俗“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亦可见江南承平时读书风气之盛，是研究宋代文化史的很好的材料。

文献考证，特别是当世所传史料书的考证，是《容斋随笔》中的突出内容之一。这类条目主于辨伪与纠谬，每有专书专考。以《随笔》卷一《浅妄书》条为例：

俗间所传浅妄之书，如所谓《云仙散录》、《老杜事实》、《开元天宝遗事》之属，皆绝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至以《老杜事实》为东坡所作者，今蜀本刻杜集，遂以入注。孔传续《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工，而悉载《云仙录》中事，自秽其书。《开天遗事》托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时人，虽文章乏气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数端以为笑。其一云：“姚元崇开元初作翰林学士，有步辇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时已为宰相，及开元初三入辅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时美风姿，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遂牵红丝线，得第三女，果随夫贵达。”按，元振为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贬死，后十年，嘉贞方作相。其三云：“杨国忠盛时，朝之文武，争附之以求富贵，惟张九龄未尝及门。”按，九龄去相位十年，国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张九龄览苏颋文卷，谓为文阵之雄师。”按，颋为相时，九龄元未达也。此皆显显可言者，固鄙浅不足攻，然颇能疑误后生也。惟张彖指杨国忠为冰山事，《资治通鉴》亦取之，不知别有何据？近岁，兴化军学刊《遗事》，南剑州学刊《散录》，皆可毁。

此例考辨浅妄之书，但举数人之事，皆证之以宰相除罢始末，即已尽显耳食史料的流弊。类似的条目，如《随笔》卷一《五臣文选注》条考所注之荒陋，卷四《野史不可信》条考《东轩笔录》之失实，卷十四《博古图》条考其解说之可笑，卷十五《孔氏野史》条考其谬妄等，皆辨析甚精。其余如《续笔》卷十四《尹文子》条考其传世本“盖晋宋时衲人(僧人)所作”，《四笔》卷九《蒋魏公逸史》条考其记事多误，同卷《姓源韵谱》条谓其书和《元和姓纂》一样“诞妄最多”等，也都别具见解。至于检视各类书中的具体记载而加以辨证的内容，则《容斋随笔》中随处可见，例不胜举。

书中涉及文献校勘的最精到的例子，莫如《四笔》卷二《抄传文书之误》条：

今代所传文书，笔吏不谨，至于成行脱漏。予在三馆假庾自直《类文》，先以正本点检，中有数卷皆以后板为前，予令书库整顿，然后录之。他多类此。周益公以《苏魏公集》付太平州镂板，亦先为勘校。其所作《东山长老语录序》云：“侧定政宗，无用所以为用；因蹄得兔，忘言而后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与下不对，折简来问。予忆《庄子》曰：“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尔。然而厕足而垫之致黄泉，知无用而后可以言用矣。”始验“侧定政宗”当是“厕足致泉”，正与下文相应，四字皆误也。因记曾纮所书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义若不贯，遂取《山海经》参校，则云：“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与下句相应，五字皆讹。以语友人岑公休、晁之道，皆抚掌惊叹，亟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例校定“侧定政宗”为“厕足致泉”之误，“形夭無千歲”为“刑天舞干戚”之讹，堪称校勘学上的佳话之佳话，而所示理路又足可为学者的进学之阶。

笔记作品往往掌故联翩，即使一些日常习见的社会生活现象，一经大家手笔的联络解说，也会在不经意之间引人省思，启人心智。如《随笔》卷四《喷嚏》条云：

今人喷嚏不止者，必噀唾祝云“有人说我”，妇人尤甚。予案《终风》诗：“寤言不寐，愿言则嚏。”郑氏笺云：“我其忧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也。”乃知此风自古以来有之。

“此风”不仅自古有之，而且绵延数千年，至今也还无所改变。这便使人想到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维系自有其内在的传统，即使是惰性的传统，也不能专靠人工的祛除，优秀的文化传统更须发扬光大。《四笔》卷九《蓝尾酒》条释“蓝尾”，大概是说饮酒要请主人先饮，自己最后饮，以示谦敬，这又涉及酒风问题。《四笔》卷十《斯须之敬》条则又谈及酒宴的座次问题：

今公私宴会，称与主人对席者曰席面。古者谓之宾、谓之客是已。……乾道二年十一月，薛季益以权工部侍郎受命使金国，侍从共饯之于吏部尚书厅，陈应求主席，自六部长贰之外，两省官皆预，凡会者十二人。薛在部位最下，应求揖之为客，辞不就，曰：“常时固自有次第，奈何今日不然？”诸公言：“此席正为侍郎设，何辞之为？”薛终不可。予时为右史，最居末坐。给事中王日严目予曰：“景卢能仓卒间应对，愿出一转语折衷之。”予笑谓薛曰：“孟子不云乎？‘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侍郎姑处斯须之敬可也。明日以往，不妨复如常时。”薛无以对，诸公皆称善，遂就席。这样的场面在今天也还是常见的，只不过把宾位移至主位左右了，“席面”反成陪位。洪迈有博学根底，善于仓促应对，读此条亦可增加一种知识。

大凡笔记体裁的杂考之书，因其内容无所不包，细大精粗兼容，旧时往往视为仅供茶余饭后猎取谈资的消遣之作。实则一部好的笔记，不但要有较高的资料价值，而且要能够写得亦庄亦谐，活泼生动，寓知识于兴味之中，使人爱读、恋读，多方面受益。而欲臻此境地，则非有博通淹贯的学识不办，故历代一些大学问家常以数十年精力倾注于此。《容斋随笔》即是这样的写作，其取精用宏、考核缜密之处高人一等，足以与于文献名著之列。这当然并不是说，作者所考就都没有问题，即使大智的通人也难以穷尽所有的知识。如《三笔》卷十三《再书博古图》条谈及上古“以十干为名，商人无贵贱皆同”，但作者并不清楚商人为什么会以甲乙丙丁等为名号。现在的研究表明，这种命名风俗是与上古母系社会的姓氏制度有关系的，如果混淆了母系之姓与父系之姓，对姓氏制度的解说也将发生混乱。《随笔》卷六《姓氏不可考》条说：“姓氏所出，后世茫不可考，不过证以史传，然要为难晓。”这难晓的症结就在先秦“妇人称姓，男子称氏”，洪氏的举例以及后人的许多解释之所以不确，要害就在混同了母系之姓与父系之姓，未能考明姓氏制度演变的源流。《四库全书》对《容斋随笔》的提要还指出，《四笔》、《五笔》为作者暮年所作，且其时作者倾心于《夷坚志》的编撰，“于此书不甚关意，草创促速，未免少有抵牾”，而个别条目对古籍文字的检索和征引也有不周到之处。不过就全书而言，这些都属于细枝末叶的问题，不必苛求，亦无害于《容斋随笔》征文考献的总体成就。

《容斋随笔》流传至今，已经找不到完整的宋版了。上世纪30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四部丛刊》，其《续编》中收入的《容斋随笔》，即是以两个宋残本合在一起：《初笔》和《续笔》为宋嘉定赣州刻本，《四笔》的一到五卷为北平图书馆藏宋本。其余的则以明弘治会通馆本补足。本次整理，即以《四部丛刊》的《续编》本为底本，校以清同治洪氏刊本。凡需校改的字，以()和〔〕表示，不出校记。一些明显的误刻字和避讳字则加以径改，亦不出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