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夹缝中的成长

1946年11月，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刊登了林徽因的一篇题名为《一片阳光》的散文。这一年，她42岁，刚由四川李庄北还。结束了8年南渡，艰难的坚守，当她终于有机会停下来喘息，由穷愁困顿里重回到往日的安宁，回到暌违已久的北平时，已经是青春不再，病痛缠身。她于这样的境地，重新翻检出这篇完成已经年的旧文，自然格外感怀。早春的日子，将午未午的辰光，倾泻而入，泼洒一地的阳光，这本是最日常、最普通不过的景象。然而，当她隔着战乱、流离、生离与死别的无常，再度和它相遇，那家常的温暖与明亮便成为她中年的心境里最弥足珍贵的景象。它带着她，穿越过往的时光，连接起所有值得珍藏的往事，值得纪念的人。

阳光的尽头，藏在记忆最深处的，是她的童年。

那是1910年的杭州，陆官巷三进深的林家老宅草木深秀，藤花绕墙。最后一进的院落，白粉墙围着小小的院子，北面一字排开三间房子，当中夹着一个开敞的厅堂。厅堂两厢，东边是母亲的房间，西边是婶婶的房间。午后两点钟的光景，大人们都在前厅忙碌，6岁的林徽因独自被隔离在此处养病。她得了小孩循例都会出的水痘，福建家乡话叫作“水珠”。因为这美丽的名字，小小年纪的她竟然“忘却它是一种病，因而也觉到一种神秘的骄傲……一种荣耀”。在那个午后，她盼着人来探病，好分享这份荣耀，幼小的心底不耐烦一个人漫长得似乎没有边际的病中时光，蹑着鞋，捱着木床走到房门边，扶着门框好奇地向外探望。午后的厅堂，一张刚开过饭的八仙桌寂寞地立在当中，桌下一片由厅口处射进来的阳光，“泄泄融融地倒在那里”，“一个绝对悄寂的周围伴着这一片无声的金色的晶莹”^[1]，看呆了门边这6岁的孩子。

多年以后，林徽因回忆当时的场景，仍然忍不住问：为什么阳光美得那样动人？

对于她，童年是幼时的那一场“水珠”折射出的丰富而敏感的孩子的内心，不可思议的艺术气息；童年是老宅午后厅堂里的那一片阳光，逸出寻常的诗意，在每个孤单的日子，寂寥、悠长又温暖的陪伴。

它们追随了她的一生。

新世界

1904年6月10日，不过是江南早夏的寻常一天。杭州陆官巷的林家大宅里，一声婴儿的啼哭却使全家上下感受到了不同以往的振奋。这个在父母婚后8年才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几乎是立刻就赢得了全家人的珍爱。他们依据《诗经·大雅·思齐》中的“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给她取名“徽音”，希望这个孩子能像《诗经》里说的，“继其（大任）美德之音而子孙众多”。

这名字一直被叫到1935年。那一年，因为总是被人和一个毫不相干的男作家林薇音搞混，她一气之下改名为“徽因”，且傲气十足，语出惊人：“我不怕别人把我的作品当成他的，我只怕别人把他的作品当成我的。”言语间的清高、对自我的认同，还带着一点儿小女孩的任性和倔强，依稀仿佛，看得到她的身后成长的身影。

她的身后，首先是闽侯林氏世代书香的家族传统。林徽因2岁时，父亲林长民游学去了日本。稚龄的她跟着祖父，生活在杭州的大家庭里。大姑林泽民、三姑林嫄民、四姑林丘民、五姑林子民虽然都已出嫁，大部分时间还会守在家中。一边是思想开明、满腹经纶的翰林祖父，一边是擅长书法、旧学修养颇深的才女姑姑，满庭的诗书氛围，成了林徽因教育的起点。5岁起和表姐妹一道师从大姑发蒙读书，她是最聪慧的一个，看似不经意听讲，却总能过目不忘，出口成章。大姑比父亲林长民大了3岁，对林徽因宽厚和蔼，视如己出。在她的悉心调教下，林徽因进步非常之快。6岁时，林徽因已能承担全家和在外父亲的通信事务，言辞生动，应答得体。9岁起，她开始教堂弟认字，并对家中的藏书、字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14岁，她独自一人编成一本家藏字画的目录。幼承庭训，诗书传家的耳濡目染、严谨教育在她的身上，已有了璞玉初雕后的晶莹光彩。

从这样的家族中走出，林徽因的根基和眼界，自然非同寻常。

在她身后，还有她声名显赫、不入俗流的父亲。20世纪30年代，林徽因在短篇小说《窘》当中，写到了一段父女亲情。

“爹爹，他们又打伙着来麻烦我。”她柔和地唤她爹。

“真丢脸，现时的女孩子还要爹爹保护么？”他们父子俩对看着笑了一笑，他拉着他的女儿过来坐下问维衫说：“你看她是进国内的大学好，还是送出洋进国外的大学好？”

“什么，这么小就预备进大学？”

“还有两年。”芝先答应出来，“其实只是一年半，因为我年假里便可以完，要是爹让我出洋，我春天就走都可以的，爹爹说是不是？”她望着她的爹。

“小鸟长大了翅膀，就想飞！”

“不，爹，那是大鸟把他们推出巢去学飞！”他们父子俩交换了一个微笑。^[2]

父亲对女儿宠爱有加，同时也珍视女儿独立的能力，“学飞”的权利；女儿一派少女的天真与娇羞，同时又坚定地希冀着独立的未来。这是林徽因笔下父女的相处，看似随意，却真实生动，如信手拈来，无法不令人联想到她和她的父亲。

实际上，在小说的情节之外，林长民本人远比这一段文字的描写更加开明和通达，对女儿的疼爱，也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实中的林长民深得西方文明熏染，行事从不囿于旧的礼教秩序。他的不拘泥、不刻板、不伪不饰，在公开演讲“恋爱与婚姻”时已可见一斑。这次演讲轰动一时，其中诸多段落汪洋恣肆，直指人性与情爱，言语之大胆、议论之深彻，实在是前所未有。

我常听着好人家的青年男女交际的时候说是“怕人家说话”，我就不知道人家说什么话，我们实在是怕什么。不过，一方面要青年男女有勇气，有胆量。一方面也要社会上发议论的人不可以来妄加批评。他那公园道路（指西欧），处处遇着公然接吻言情的一对一对男女，行人过者若无所睹，从来不去回顾的。我倒以为这是极好的态度，不妄管人家的是非。^[3]

这番话，即便放在今天看也不过时，当时更可称得上惊世骇俗，直有“礼教岂为我辈设”的痛快淋漓。以如此放浪形骸的风格，林长民在子女的教育上，自然也不会扮作封建的家长。林家素有才女传统，即便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流俗深得人心的晚清，林家的教育也是不分男女。到了林长民这一代，以他的眼界、他的性情，更是没有半分重男轻女的心。林家保存着一张林徽因8岁时和胞妹麟趾、表姐王孟瑜、王次亮、曾语儿的合影，照片上有林长民的题识，细细描绘了每一个女孩子的样貌。

壬子三月，携诸女甥、诸女出游，令合照一图。麟趾最小。握其手，衣服端整身亭亭者王孟瑜，衣袖襞积，貌圆□□□□（此处因原物字迹已难辨）瑜妹次亮也。曲发覆额最低者语儿曾氏，徽音白衫黑袴，左手邀语儿，意若甚昵，实则两儿俱黠，往往相争，果饵调停，时时费我唇舌也。瑜、亮，大姊出；语儿，四妹出；徽、趾，吾女。趾五岁，徽九岁，语十一岁，亮十二岁，瑜十四岁，读书皆慧。长民识。

照片拍的是5个小儿女，题识写的是5个小儿女，然而，不出场的林长民，作为父亲和长辈的形象，格外鲜明而生动。面对“两儿俱黠，往往相争”，他以“果饵调停”，大费唇舌，连呼辛苦。但是，任谁都看得出，这热烈而大张旗鼓的诉苦背后，是对“俱黠”“皆慧”的那些女孩，忍不住的炫耀之心。这时候的林长民不再是那个叱咤政坛的风云人物，而只是一个伶俐的小女儿的父亲——闲时喜欢带她出游，爱用点心甜食讨她欢心，收到她的来信会欢喜不已。在所有生活的细节中，他给了林徽因自己所能给的、毫不伪饰、至为性情的爱。然而，如果仅仅如此，他也无非是一个对于儿女没有区别心，懂得疼爱女儿的父亲，这样的父亲在民初即便不多，也并不在少。林长民的难得还在于，在父亲的角色里，他拥有时人望尘莫及的胸次和怀抱。

先是一颗平等心。林长民曾对徐志摩说：“做一个天才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4]这是他对于父亲的理解，也是他自己身为父亲的方式。这一点，在他给林徽因的家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本日寄一书当已到。我终日在家理医药，亦藉此偷闲也。天下事，玄黄未定，我又何去何从？^[5]

这封信写于1916年5月。这一年，林徽因年方12。彼时，袁世凯在国人压力下取消帝制。供职袁世凯政府的林长民也烦恼着前途不明，信中所说，尽是赋闲的心情。也许是考虑到女儿的年纪，林长民的信写得言简意赅，然而信中的文字，从“终日在家理医药，亦藉此偷闲也”到“天下事，玄黄未定，我又何去何从”，由表及里，从内容到语气，全是一副友朋间抒发怀抱、吐露心曲的姿态。

这是林徽因最熟悉的，父亲的姿态。

漫长的成长时光里，这一对父女用这样的相处，积累起知己意的默契，年纪越长，越入佳境。比如4年后这封欧游期间的家书。

徽女爱览：桐湖之游，已五昼夜。希提芬更Hilterfingen一小村落，清幽绝俗，吾已欲仙。去年游湖，想汝所记忆者，亭榭傍水，垂柳压檐，扁舟摇漾，烟霭深碧。而我今日所居，其景物又别。……吾亦偶尔往来其间，凡去年涉足处，皆已一一重访，此等游览，无足动我感念。但人生踪迹，或一过不再来，或无端而数至，尽属偶然，思之亦良有意味。吾与此湖此山既生爱恋，深祝偶然之事能再续此缘。晨起推窗湖光满目，吾双眼如浸入琉璃。书此相示，禽声宛转，通晓未歇，似催我赶赴早邮也。

仍然是父女间的分享心情，互通有无，只不过昔日的两地书，在光阴的路途当中，已逐渐地由三五句的短简写成了长书。书信中不复有国事，也不谈家事，只有游历过的景致。然而，山水、客舍、村落、楼台，笔下的风景，纵然在万里外的他乡异域，到底还是难逃人世的伤感之情，屡仕而不得志的隐逸之思。

这一份不足为外人道的忧世伤生，若非精神和审美的息息相通，如何能体会万一？而林长民和林徽因对此，早已心照不宣。人前人后，他们相互提起对方，出言从不犹豫。因此才有了徐志摩印象深刻的记忆：“她，你曾对我说，是你唯一的知己；你，她也曾对我说，是她唯一的知己。”^[6]

这是在民初，刚经过“五四”洗礼的中国社会才开始有女性意识的萌芽，和林徽因同代的女子大多数还浑然不知平等为何物。比如徐志摩的发妻张幼仪，回忆自己的成长时说：“除非爸爸要求，我从不在他面前出现，而且从不在得到他许可以前离开。除非他先开口对我说话，否则我不会在他面前启齿。他数落我的时候，我就鞠个躬，谢谢他纠正。”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她脑海里最根深蒂固的一件事是：“在中国，女人家是一文不值的。她出生以后，得听父亲的话；结婚以后，得服从丈夫；守寡以后，又得顺着儿子……”^[7]张幼仪出身显赫，张家几兄弟占尽时代先机，在民国政学商界皆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但她仍然难逃三纲五常的训诫，更不用说普通家庭里的小家碧玉，芸芸众生，更是淹没在男尊女卑的观念当中。即便有先知先觉、逃出群体的极少数，也不免苦苦抗争，度尽劫波。女作家庐隐在《自传》中强调自己是“一个富于男性色调的人物”。^[8]冯铿在“为人”和“为女”的选择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为人”，并扬言要“暂时把自己是女人这一回事忘掉干净”。^[9]丁玲拒不为《真善美》杂志“女作家”专号撰文，愤激地表示：“我卖稿子，不卖女字。”^[10]还有萧红，在她写下“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这样的文字后，1938年，当聂绀弩鼓励她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飞得高，飞得远，在天空翱翔时，她却回答：“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11]

这样一个时代里，林长民护送林徽因走出宅门，“推出巢去学飞”。在恭顺的服从和铿锵的口号中，这一对父女心平气静，再自然不过地做成了知己。

平等之外，林长民身为父亲的胸次，还体现在对女儿的爱护和引导。

对林氏父女知之甚深的徐志摩讲林徽因：“她一生理想的计划，那件事离得了聪明不让她自己的老父。”在林徽因的成长中，一路以来，林长民都是那个精神世界的指引者，以开阔的胸襟和开放的姿态悉心爱护着、扶植着女儿身上他所懂得的、所欣赏的天分。

……春深风候正暖，庭花丁香开过，牡丹本亦有两三葩向人作态，惜儿未来耳。

每到游览胜地，悔未携汝来观，每到宴会，又幸汝未来同受困也。^[12]

美景当前，花开之时，期望她同在；烦冗嘈杂里，人世的热闹中，庆幸她未来。再没有一个父亲对女儿，会有林长民这般纯粹到近乎痴的心思。由此也可见林长民的苦心，他自己羁绊于庙堂之高，倥偬一生，不得自由，到了女儿身上，就绝不期望她再步自己后尘。唯其如此，在林徽因的成长中，他呵护备至，最为看重的，不是人事的中庸、周全或者妥协一路的世俗智慧，而是清水出芙蓉的天然，是她审美的天性，艺术的天性，不为俗务所扰的自然、自由的天性。

这之后，是诗书的涵养。“得汝两信，我心甚喜。儿读书进益，又驯良，知道理，我尤爱汝。”“汝读书中辍，光阴可惜。书箱到时，当拣出数种为汝讲解。……汝要笔墨纸张，我来时当带与汝。”^[13]他苦心为她营造的，是经史子集、四书五经里的岁月悠长。

还有西学的启迪。“京中亦有好学堂，我并当延汉文先生教汝。现我新居左近有一教会女学堂，当可附学。”^[14]从家书中的教会学校，延伸到以后的欧游和留美，直到林徽因确定了建筑学作为终身理想，直到英语对于她成为“一种内在的思维和表达方式、一种灵感、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15]。他帮助她积累的，是中西学养的彼此增益，是双重文化的兼容并蓄。

1920年，因“五四”“放野火”而辞官的林长民以国际联盟协会中国分会代表身份赴欧考察，不同于旁人的夫人随行，林长民特意携女同行。出行前，在给林徽因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身为人父的最大心愿：“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缆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烦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16]

游历世界，增长见识，扩大眼光，养成改良社会的见解和能力，在1920年，如果不做特别说明，即便是最大胆的想象只怕也想不到，这是对一个女儿家的寄望。这样的成长意味着什么，京城名媛陆小曼的一句话或许可以为注脚。有一次在感慨自己和徐志摩相见恨晚时，她特意提到了林徽因：“我处处总为他想，我又爱他，我又恨他，恨他为什么不早来，我们为什么不早遇，既然不幸在这时机相遇，为什么又踏入那千年辞不开的网里去，可是早四年他哪得会来爱我，不是我做梦么？我又哪儿有她那样的媚人啊？我从前不过是个乡下孩子罢了，哪儿就能动了他的心呢？”^[17]同样是出身优越、才貌双全、被众星捧月般追捧的陆小曼，在林徽因面前，居然自叹不如地认为自己是个乡下孩子。究其原因，多少和林徽因的留洋背景有关。民初的北京，虽不乏高门巨族的大家闺秀，比如凌叔华、袁昌英、陈衡哲、冰心、苏雪林等，她们在成年后大抵也都有过留学的经历，然而像林徽因这样在十六七岁的年纪，不为求取学历，只为增长见识，扩大眼光，养成改良社会的见解和能力而远渡重洋的，却是少之又少。

林徽因也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几年后留学美国时，她对当地记者说：“我曾跟着父亲走遍了欧洲，在旅途中我第一次产生了学习建筑的梦想。现代西方的古典建筑启发了我，使我充满了要带一些回国的欲望。我们需要一种能使建筑物百年不朽的良好建筑理论。”^[18]这番话，已充分可见欧游于她的意义，她日后的人生以建筑为毕生志业的选择、她为时人所称誉的“女学士”的人生道路、她和梁思成为中国建筑学所做的筚路蓝缕之功，无一不是因此而起。

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林长民身为父亲的远见卓识。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欧游是林长民和林徽因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单独相处。对于习惯了大家庭中相处模式的父女二人，突然之间旅行在外，朝夕相对，饮食起居全要亲力亲为，未尝不是一种考验——钱钟书就曾说，旅行最试验得出一个人的品性。旅行是最劳顿、最麻烦，使人本相毕现的时候。然而，一路的劳顿、奔波中，只见到林长民对林徽因的小心关爱、呵护备至，比如林长民日记中记述的这两段。

8月13日，林长民和林徽因进入瑞士边境，父女同游瑞士湖。林长民在日记中写：“沿湖畔行，隔岸灯火辉煌，馆舍鳞比，盖名区胜地，旅客辐辏之所，太繁盛处，客为湖山之玷。唤船欲渡，徽女惮涉，乃止。”

10月15日，林长民赴意大利开会，林徽因送至维多利亚车站。父女二人匆匆短别，林长民又记：“开车时刻一时误记较迟，一登车即开车，窗中不及与徽女多数语，殊为惘惘。”

从“唤船欲渡，徽女惮涉，乃止”，到“一登车即开车，窗中不及与徽女多数语，殊为惘惘”，客居在外，种种细节里的林长民，一片拳拳爱女之心，完全可称得上父女情长。

年少的天空优裕明亮，爱也宽广，寄望又深，林徽因轻轻松松就被送到了时代的前列。她接受旧学的启蒙，也接受新式的学校教育，她认识着什么是作为人的自尊，怎样有看世界的眼光。在1920年的阳光下，当林徽因带着幼承庭训打下的中学根基，带着从上海和北京的教会学校学到的西学知识，带着将来要改良社会的远大理想，跟随父亲漂洋过海，遍游欧洲时，她的美好开始尽情绽放，那不仅是天赋的才情与美丽。当成长过程中所有的不确定逐渐沉淀，有一些东西就永远保留了下来，那是中西合璧式“双重文化”的完美储备，是坦诚自尊、平等自由的独立人格，是自我实现的人生观念，还是全面公正、兼容并蓄的开阔眼光。这些从家世的丰厚馈赠、从后天的悉心培养中逐渐沉淀而来的内在，作为人生的底色，一旦确立，就再也未曾改变。

旧庭院

成长的岁月也不尽是欢笑。如同童年院落里的那一片阳光，在无数的日子里带给她温暖，却也是她一生中最孤单的记忆。

孤单源于身世和时代。

站在旧与新、传统与现代交替的时代的夹缝之中，林家大宅中的气息再过开明，也是过渡的味道——调和的努力难免会留下冲突的痕迹，投放在林徽因个人的世界中，就成为阳光下的阴影，持久地追随她。林徽因一生，很少谈论自己的童年。然而，源于时代与身世的阴影，如何能躲得过？

父母的婚姻是为了维系林家香火的旧式结合，这给了林徽因庶出的尴尬地位。而以妾的身份被娶到林家的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出身小作坊主家庭，像那个时代大部分的小家碧玉一样，不通文墨，不谙诗词，不擅女红，不懂持家。殷实家境里老幺的排行，又造成了她的任性执拗。这样一个脾气急躁、任性骄纵的女子，进入书香门楣，她的命运已是可以预见的了然，她也果然没有能够创造出反转的剧情：在林家大宅中，她空有一副端正的容貌，既难得到丈夫的爱情，也讨不来身为名门闺秀的婆婆的欢心。总算等到林徽因的出生，人生看似有了转机，但这转机还未及细细品味，就已从掌心流走。林徽因出生以后，何雪媛又连续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却相继夭折。从此，她便时刻笼罩在无法传延香火的惘惘的威胁当中。挨到1912年，林徽因8岁时，经林长民的福建老乡李孟鲁介绍，林长民终于娶了第三位夫人——程桂林。对于何雪媛，提心吊胆的日子到这里算是到了头，取而代之的，却是更难熬的绝望。

被林徽因唤作二娘的程桂林是上海人，在一个以福建人为主的大宅中，或许她和何雪媛唯一的共同之处便是系出江南。然而，此江南非彼江南。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和浙江嘉兴的小城，无论是眼界还是历练，都不可同日而语。成长于上海风情中的程桂林，人既美，又乖巧伶俐，虽也只是略识文字，却很快得到全家人的欢心。林长民对她宠爱之至，甚至自称“桂林一枝室主人”。人世间的事，有时就是这样，顺理成章得，令人全无办法可想。同在一个屋檐底下，眼看着何雪媛落入“冷宫”，人生从此不可救药地坏下去，集万千宠爱的程桂林却是锦上添花，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嫁入林家的程桂林先生一女，夭亡，紧接着生下4个儿子：林桓、林恒、林暄、林垣。1922年，林家世交陈衍在北京见到林长民一家，特意作了一首白话诗，极尽细致地交代了当时的情形。诗中对于何雪媛却只一笔带过，且这一笔，讲的也是她的女儿。相比何雪媛的无足轻重，程桂林则颇占了一些篇幅：“少者长身腰如杵，搴腕浣衣不畏凊。年年生儿已五六，大儿丰下方卧病。……”^[19]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虽久未谋面，陈衍却看得清楚，谁才是得宠的那一个。

沉湎于桂林一枝室的林长民，彻底冷落了后院的何氏。

何雪媛婚后的生活就这样被岁月逐渐拉伸为无边的寂寞和幽怨。杭州的家随着林长民搬了又迁，而无论在上海、天津还是北京，幸福对于她都一样既不可望更不可及。她只能永远地守着自己不变的哀怨。

其实，这一场婚姻以旁观者看来，并没有人是真正幸福的。何雪媛固然一生抑郁，林长民在婚姻中也没有找到知己。至于程桂林，那个被何雪媛恨了一生的女子，虽有丈夫的宠爱、翁姑的认可，儿孙满堂，但这一生，她到底也不曾真正了解、懂得和她共枕而眠的丈夫。当年，她经林长民的福建老乡李孟鲁介绍，在最好的年纪嫁与林长民为妾，原以为找到了一生的依靠。却不曾想，10多年后，也正是这位李孟鲁游说林长民前往郭松龄幕中，最终使他断送了性命。中年丧夫的程桂林被接回福建，在亡夫的故乡、自己的异乡孤单终老。命运对她的安排，未尝不唐突和残酷。

然而这一切，在当时，是何雪媛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的。对于何雪媛，这一生情爱既然已没有指望，余下的日子里，对程桂林的怨恨就成了生活的全部。挣扎于其中，唯一的救命稻草只有她的女儿。林徽因于是也成为这场悲剧的组成部分。

作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林徽因深深感受到母亲的不幸与辛酸。偌大一座林宅，几代人同堂，母亲的去处就只有无人问津的后院。当家中宽敞的前院响起二娘和弟妹们快乐的喧闹声，母亲的心事就只能藏在清冷的后院向自己倾诉。在这样的心境底下，注意到后院的那一片阳光并为之深深吸引的孩子的心，除了异乎寻常的艺术感受，更多的，恐怕还是对一个安稳而和暖的现世的强烈的向往。

1937年，已是而立之年且为人母的林徽因写就了短篇小说《绣绣》，讲述一对遭丈夫、父亲遗弃的母女的悲惨际遇。阔绰人家出生的绣绣，乖巧善良，原本应该有一段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不幸的是，母亲生了五六个子女，却都中途夭折。父亲新娶了姨娘，从此对母亲不闻不问。失去丈夫欢心的绣绣的母亲，在日复一日的怨愤中日渐暴躁。绣绣成日挣扎在父母无休止的吵闹中，左右为难，处境堪怜，终于在病痛中离开人世。

这一篇虚构的小说中，角色的设定，从生过几个孩子，只留下一个女儿，其余尽数夭折，性格日益孤僻激烈的母亲，到另娶他人，对母亲漠不关心的父亲，乃至孤单的小女孩绣绣，处处可见林徽因童年生活的影子。小说中，林徽因借绣绣之口，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伤痛。

我知道绣绣私下曾希望又希望着她爹去看她们，每次结果都是出了她孩子打算以外的不圆满。这使她很痛苦。这一次她忍耐不住了，她大胆地埋怨起她的妈：“妈妈，都是你这样子闹，所以爹气走了，赶明日他再也不来了！”其实绣绣心里同时也在痛苦着埋怨她爹。她有一次就轻声地告诉过我：“爹爹也太狠心了，妈妈虽然有脾气，她实在很苦的，她是有病。你知道她生过六个孩子，只剩我一个女的，从前，她常常一个人在夜里哭她死掉的孩子，日中老是做活计，样子同现在很两样；脾气也很好的。”^[20]

这段场景，写出了绣绣的为难，也写出了自己的为难。虽然拥有远比绣绣幸运且优渥的人生，然而一边是父亲，一边是母亲，夹在最亲近的两个人中间的林徽因，同样有着不能言说的痛楚：她深爱着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她深爱着母亲，又恨母亲无知不争气；她以长姊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的人际关系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她。^[21]

如此纠结而复杂的情感体验，一如她笔下那个无助的小女孩绣绣。

小说的结尾，为了房契而争闹的父母失手之下打碎了绣绣用自己的皮鞋换回的、她自己视为珍宝的两只小花瓷碗，寓意着家庭的破碎、情感的破碎、美好童年的破碎。无助的绣绣在寒冬的冷风里离开了人世。林徽因以彻底的悲剧作为故事的收梢，以警醒世人。而现实中，为了维护家庭的圆满和谐，她不得不付出一个小女孩所能付出的所有心思和努力。对她知之甚深的挚友费慰梅讲起她的童年，不无唏嘘和遗憾地说：“她的早熟可能使家中的亲戚把她当成一个成人而因此骗走了她的童年。”^[22]这一点，在父亲的家书里，体现得尤为明显。

我在京一切安好，不知祖父大人安好否？天气已寒，祖父室内炉火常温否？吾儿当留心照应为要……

连接汝来书，为娘病极悬挂，汝孝顺可爱。娘病已愈，汝当安心……

二娘（指程桂林）热度增高，至为悬念。我星期六方能到津，此信可示二娘。嘱其安心静养……

小小的年纪，过早体会冷暖，要和缓父母的关系，要调节母亲和二娘间微妙的冲突，要维持母亲在家中的处境，还要担当起照顾家庭的重任。除了成熟和独立，她实在找不到更多的选择。

1914年，祖父林孝恂病故，父亲耽于公务，无暇他顾。全家在京津之间几次迁徙，上上下下，大小事务，几乎全由林徽因打理。中间更逢同母妹妹麟趾病逝，二娘生病患肋膜炎，弟妹皆幼，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独自料理一切，辛苦可以想见。在父亲当时给她的一封信中，林徽因日后曾这样批注：

二娘病，不居医院，爹爹在京不放心，嘱吾日以快信报病情。时天苦热，桓病新愈，燕玉及恒则啼哭无常。尝至夜阑，犹不得睡。一夜月明，桓哭久，吾不忍听，起抱之，徘徊廊外一时许，桓始熟睡。乳媪粗心，任病孩久哭，思之可恨。^[23]

受父嘱托的林徽因，既要照顾病中的二娘，书信快报父亲二娘病情，又要安抚母亲的情绪，不仅如此，就连半夜哄孩子的事情，也须亲力亲为。当此际遇，一个成年人所能做的也不过如此，还不一定能比她做得更好。林家大宅里的林徽因，就像红楼梦里的探春，精明能干、成熟周到，用她的聪明、大气为自己的生命开创出不同于母亲的格局。

只是，这样的早熟和独立，难免透着些小心隐藏、不为人察的辛酸。对于女儿的担当，林长民颇觉欣慰，曾在家书中说：“我不在家，汝能为我照应一切，我甚喜也。”身为父亲的林长民也忽略了女儿早熟智慧的后面，敏感、复杂的内心世界。从父亲到母亲，从母亲到二娘，再到同父异母的几个弟妹，林徽因的成长过程中，大家庭中互争长短的微妙而残酷的关系和身世的阴影，在她内心深处留下了永远的创伤。优越的学养、阅历不能替代，全家的钟爱也不能弥补。因为记忆太深，她强烈地摈弃三从四德式温顺，要不断地追求人格的独立和自由；因为伤痕太重，她唯恐怕悲剧再演，残痕重现，所以下意识地盼着一个全新的将来。

这样的林徽因走向自己的人生，其实有许多东西，就已经注定。

对照记

1916年，林徽因和表姐王孟瑜、王次亮、曾语儿一起，进入北京培华女子中学读书。大宅门里自幼一起成长的四姐妹，此时皆已出落得容颜姣好、亭亭玉立。她们穿着统一的培华校服，上身是中式偏襟立领琵琶扣短袄，弧形下摆，略有翘腰，衬出纤细的腰身，衣袖过肘，一律的白色袖口，下着西式及膝百褶裙，配以黑色丝袜，黑色带襻皮鞋。这一袭新式学堂流行的文明新装，衬得四姐妹越发清新素雅，行走在街上，总有轻薄男子尾随而来。四姐妹于是常找来身材高大、身手矫健的表弟同行，充当护花使者。^[24]

对于林徽因，培华女中的意义，自然不仅仅在这一套统一着装里的姐妹亲情。林徽因曾说：“你们知道，我是在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的，不容否认，双重文化的接触与活动对我是不可少的。”林家大宅里长大的林徽因，足迹所至，总不免在新与旧、南与北、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从专业兴趣的萌发到个人职业的确定，从士大夫式使命到现代知识人的担当，甚至私人领域中的婚姻、情感与交友，双重文化的接触与活动于林徽因，是成长的背景、思想的背景，也是无所不在的生活的背景。她的一生，正是由双重文化的相互对照，实现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而若论双重文化的教养，真正的开始，其实是这里。从这里，她开始正式接受西式教育。她日后的人生，冥冥中的机缘和指引，也和这所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切的源头，在这所学校的创办人——英国人苏慧廉以及他的妻女。

苏慧廉，原名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年出生于英格兰约克郡一个贫寒的家庭，父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工作之余为所在的教会从事布道工作。家族的信仰使得他小小年纪即立志以传教为一生志业，并且在听闻了一个传教士徒步登上乞力马扎罗山，穿越雪山往非洲冒险传教的故事后，萌生了前往异域传教的强烈愿望。

1881年夏，英国基督教组织偕我公会派驻温州的唯一一位传教士李华庆去世。地球的另一端，夜阑人静中的苏慧廉在手边的杂志里看到“招募一个年轻人去温州接替另一个年轻人”的消息，他突然感到“自己就是那一个人”，于是他跪下来祷告：“主，我愿意去，但除了中国，除了中国！”

为什么“除了中国”？因为当时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是拥挤的、愚昧的、地狱般的异教世界。如何想象一个传教士，竟然到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面前出售一个纯粹的理论？^[25]

这是1881年，苏慧廉的时代，两个彼此隔阂的世界，互相之间的观望，谨慎而充满提防。

苏慧廉还是被命运选中。1883年的早春，这位年轻的传教士漂洋过海，来到位于中国江南的小城——温州。尽管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然而，眼前的一切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当时的未婚妻、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苏路熙（Lucy Soothill）留下一段文字，记录了他们关于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

据说温州是中国最干净的城市，我会怀疑这个说法的真实性。街道上很多厕所，空气很臭，而且没有净化环境的设施。一个来拜访我的女士无法忍受，对我这个比她更难受的女人说：“亲爱的，我什么时候能把脸上的手帕拿下。”所以不用奇怪这里经常暴发瘟疫。

温州街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乞丐和狗，这是无法忽视的。我们避免接触这些乞丐，其中大多数肮脏的程度无人能够匹敌……^[26]

1883年的春节，当沿着苏路熙笔下狭窄、拥挤、脏乱无比的街道回到冷清的家中时，苏慧廉备感孤寂：“不会说当地人的语言，前面的生活也许是死亡，谁又知道呢？”^[27]年关时节，温州举城燃放爆竹，这个年轻的传教士在给父母的家书里抱怨，自己的身边甚至没有一个壁炉，看不到前方的半点曙光。

45年之后，67岁的苏慧廉以自己对中国文化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教授。这一年，学成返国的林徽因和梁思成在火车上偶遇一对迷恋中国文化的美国夫妇，4个年轻人一起踏上漫长的归途。他们从莫斯科一路东行，经过鄂木斯克、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贝加尔，终于在一个下着瓢泼大雨的黄昏，从天津登上一列漏着雨的慢火车。这一对从美国来的小夫妻从没想到，他们心目中“通向其艺术和哲学久已深深吸引他们两人的地区的伟大旅行”，竟然和想象大异其趣。一路上，只见到“车顶上坐满了乘白车的旅客。尽管如此，雨水还是漏进来”，落到他们用报纸折成的帽子上，落到立在座位靠背上点着的蜡烛上。他们“就这样到了北京，一个鼻孔里是晚香玉的味道，另一个鼻孔里是粪臭，混合着人力车夫和乞丐的叫喊声……”^[28]

45年，一个人大半生的时间，于蹒跚转身的中国社会，只如一梦。醒来，还是旧时场景，旧的人群。只不过，人群中依稀开始有林徽因、梁思成的出现。45年前，异乡人苏慧廉苦恼于前路的黯淡、融入中国社会的艰难；45年后，满载着美国的体验回国，并急于要把它们付诸实践的林徽因和梁思成，在他们血缘的故土，感觉自己就像美国作家欧文笔下与时代、环境格格不入的“瑞普·凡·温克尔”^[29]，迎接他们的，同样有异乡般的陌生。

文化的启蒙和传播艰难而缓慢，苏慧廉和林徽因，各在一个因果的两头，各是一个因缘的开始。

1883年，困惑中的苏慧廉最终决定效法耶稣门徒保罗，“和犹太人在一起就做犹太人，和希腊人在一起就做希腊人”。到了温州，就和温州人一起做温州人。在举目无亲的温州城，他开始尝试穿清朝的服饰，吃本地食物，克服空气中的恶臭，习惯路边的乞丐和狗。这样过了仅仅半年，苏慧廉已经可以用温州本地话传教。一年后，他的未婚妻苏路熙追随而来，他们入乡随俗，在这里结婚、生子，度过了生命里最好的华年，也逐渐找到了他们认为最奏效的传教方式：医疗和教育。他亲手创办了温州第一所西式医院——白累德医院，用西医西药为民众医治疾病，还亲手创办了温州最早的新式学校——艺文学堂。分班教育，学校周日放假这种今天看来极平常的管理方式，都是由苏慧廉和他的同道们开一时先河。1903年，艺文学堂举行开学典礼，苏慧廉请来孙诒让和李提摩太一中一西两大宿儒参加典礼，寓意明显——他期望通过教育，把学生塑造成汇通中西、心智健全的人。“重要的是要头脑清晰，心胸坦荡，对人生有精神上的追求。”^[30]

苏慧廉在温州生活了26年。当他离开时，已是一个讲一口流利汉语，熟研中国经典的首屈一指的教育家、汉学家。1906年，苏慧廉受邀前往李提摩太创立的山西大学堂就任西斋总教习。一战后，他受聘牛津大学，成为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在苏慧廉之前，担任这个席位的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年）、托马斯·朗兹·布勒克（Thomas Lowndes Bullock，1845—1915年），无一不是如雷贯耳的名字。苏慧廉之后的继任者，牛津大学看中的是来自中国的陈寅恪。^[31]

从温州的传教士，到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中西之间，他化身为一座桥，渡了许多人。林徽因便是其中之一。

他们之间最直接的联系，是培华女中，这所由苏慧廉的女儿谢福芸（Dorothea Hosie，1885—1959年）创办的学校。

谢福芸毕业于剑桥大学。因为父亲的耳濡目染，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从剑桥大学毕业后返回中国。她期望像父亲一样，在这片待启蒙的土地上做一番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业。“我要尽我所能去满足中国人的需要。如果我能，我愿意把剑桥移到中国去。”1911年，26岁的谢福芸下定决心要在北京办一所面向贵族、如母校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一般的女校。兴学重教，这是家庭的耳濡目染。至于为何要面向贵族，谢福芸感慨说：“通过帝国最后一位皇太后慈禧的作为，人们可以了解到这些贵族妇女对国家命运所起的影响。慈禧太后如果对科学真知和现代历史有哪怕最肤浅的一点认识，她怎么能去支持义和团？”^[32]……“我们希望她们的古典气质和新知识恰如其分地融合在一起。”

中西合璧，不是一份华丽的装饰，它是声嘶力竭的讨伐与流血之后，是价值的苦痛冲突当中，对去路艰难的摸索和找寻。

谢福芸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1911年9月，在她和她的剑桥大学校友包哲洁（A. G. Bowden Smith）共同的努力下，北京培华女中正式开学。不同于19世纪中期以来以使婢、弃女、贫苦儿童为生源的识字班性质的教会女学，培华女中的定位完全是按照谢福芸最初的设想——面向贵族阶层招生，所收的第一批学生清一色来自士大夫家族。就连校址的选择，她也颇费了一番苦心——设在石驸马大街。这条街紧靠着紫禁城，家长们都希望他们的孩子能离皇宫近一点。

1916年，学校创办5年以后，林长民将林徽因送进这里接受西式教育。经历了改朝换代的物是人非，谢福芸已离开培华女中，苏慧廉也已在大洋彼岸，然而，他们的教育理念并没有随革命的炮火而灰飞烟灭。这便是教育的传承。在林徽因的时代，培华女中延续它一贯的贵族路线，仍是北京最好的中学，有着极高的门槛、不俗的口碑。或前或后，和林徽因做过同学或校友的，有梅贻琦的女儿、历史学家洪业的女儿，还有瞿同祖的夫人——出生于“四代翰林”之家的赵曾玖。

对于林徽因，12岁的年纪进入培华女中，显然意味着一个新天地的开始。对自然科学、历史、地理的涉猎拓宽了她的思维，使她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科学而全面的知识结构；音乐美术的修养陶冶了她的性情；英语的学习为她展开了一个迷人的文化世界。不仅于此，谢福芸创校时说：“我们梦想中国的女孩子们能够学会知足常乐，学会务实有效，学会勇敢直面真理。”^[33]因此，培华女中对于林徽因的意义，还在品格的塑造和行为的训练。坐在培华女中安静而宽敞的教室里，林徽因拥有着健康乐观、绝不过激的人生态度。那些壮怀激烈的革命口号与她无关，对女性、对出身的歧视与她无关，苦难和贫穷与她无关。她只是被教导要“受严格之训练、人格之感化，养成个人及社会的健全良好习惯”，只是从容地完善着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并学着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去思考。

1924年，林徽因从培华女中考取了半官费留美资格，和她同为培华女中校友的赵曾玖日后则从培华女中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

苏慧廉在兵荒马乱中埋下的种子，一点点生根、破土、发芽，在满地焦土中孕育出一点青翠的生机。

林徽因和苏慧廉的因缘，到这里，却还不算结束。

1929年，一个意欲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年轻人从哈佛大学远赴牛津大学，学校指定汉学教授苏慧廉为他的文学学士论文导师。“苏博士是宽厚长者，他向我解释，他刚巧在校对他的《汉语佛教术语词典》，但乐意在午茶之际的任何时间接见我……”苏慧廉为这个年轻人开启了汉语的大门。“我自学汉语始于苏慧廉博士送我的第一本布勒克《汉语书面语渐进练习》……这是一本内容充实的自学手册，使初学者通晓简单的古典文学语句，附加逐词（或逐字）的英语译本。……布勒克没有谈四声，只解释部首，并且列举了214个部首。”从这些部首的形状和结构，他“开始熟记部首和其他汉字，这是新颖的切身体会，汉字的美学形态开始产生魅力”^[34]。

1931年论文完成，年轻人说服苏慧廉为他进行一次布勒克的古汉语书面测试。之后，他听从苏慧廉的建议，前往中国调研考察，学习中文。他在北京结婚，成家，在北京和他的妻子一起认识了林徽因和梁思成，从此开始了一段横跨中西，长达半生的、绵长而深沉的友谊。

这名年轻人的名字叫John King Fairbank，他的妻子名叫Wilma Canon Fairbank——后来，林徽因和梁思成据其谐音，分别为他们取了中文名字，叫作费正清、费慰梅。梁思成告诉他，“费正清”的意思是“费氏正直清白”，有这样一个中国化的名字，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事实上，这也成为梁思成和林徽因之于费正清最大的影响。在中国的日子，他们为费正清打开了一扇通往知识精英阶层的大门，使他从中国社会的一个旁观者，变为亲历者。费正清日后说：“我们在中国（或者在别的地方）最亲密的朋友便是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他们是两个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的人。中国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而梁氏夫妇在我们旅居中国的经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林徽因、梁思成，一点点融入北京的生活，费正清和他的导师苏慧廉当年一样，把这个遥远的地方变成故乡般的精神寄托的所在。在离开以后，他成为全球最权威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美国泰斗、美国学术界的“头号中国通”。

这个中国化的名字深刻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乃至他们身后的西方中国学界。

1935年5月14日，苏慧廉在牛津布隆伯格街去世。去世以后，他创建的功业在他倾注最多心血的土地上逐渐被遗忘。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大陆中文世界有关他的生平，只留下不过三百字语焉不详的记录。“苏慧廉”成了一个陌生的名字。

又过了几十年，来自温州的沈迦无意中在1937年出版的一份名叫《宇宙风》的杂志上发现了一篇署名华五的文章《英国的汉学家》。文章以身边人的视角记录了苏慧廉的生平，以及临终一幕。由这篇文章的线索按图索骥，不断打捞，不断拼贴，经历6年的时间，这个曾经受惠于苏慧廉功业的温州人最终以近30万字的篇幅、千余条的注释，还原出苏慧廉的一生和他的时代。

在那篇提供了最初线索给沈迦的文章里，华五写道：

最后一次我立在他的病榻前，他的两眼望着我，好像有无限的衷曲隐藏在里面，终于用着颤动的声音对我说：“国家是不会亡的，一个人可以死去，一个民族绝不会消灭。短时期的受外国压迫，在长久的历史中，不算什么一回事，你们不要太悲观。努力，努力向前去。”……^[35]

华五本名郭子雄，1927年入光华大学就读，成为在光华大学任教的徐志摩的学生。彼时距离徐志摩从英国返国，刚满5年。对这一段留学时光追念不已的徐志摩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建议郭子雄前往剑桥大学继续求学，并为他写了三封推荐信，一封给伦敦的拉斯基，另两封给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狄更生和雷蒙赛。1929年，郭子雄听从徐志摩的建议，远赴英伦，攻读政治经济学，由此得以和牛津大学的苏慧廉结下一段师生之谊，并见证了苏慧廉临终前对大洋彼岸的中国的一番寄语。

从苏慧廉到林徽因，到费正清，再到徐志摩，那个亦中亦西、亦旧亦新的大转型的时代，文化的冲突、碰撞，以及彼此间的吸引，有如神秘的因缘和连接，穿起环环相扣的命运，穿起他们互为因果的一生，命中注定的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