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最具争议的投资家

1992年9月15日下午5点30分，此刻，椭圆形桌子后面，乔治·索罗斯将整个身子深陷在高背皮椅里，从33层的巨大玻璃窗往外俯瞰，映入眼帘的中央公园周围的场景让人惊叹：正值下班高峰，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异常。想到自己将再次逐鹿这场“游戏”，成为其中的一员，他蓦感到一阵难以名状的兴奋。

最近一段时间，每当走进位于曼哈顿中城区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办公室，索罗斯都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仿佛他自己不是这里的老板，而是一位慕名而来的游客。但今天，他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属于这里，而且只属于这里。今天，他将再创辉煌，当然，也可能会倾家荡产，变得一无所有。但他有信心玩好这场“游戏”，而且玩得比大多数人都要好，甚至可能比任何人都好。

索罗斯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假如他把大把的时光都花在远游上，那他的人生又将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1988年，索罗斯将业务交给了年轻人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此人具有超越年龄的显赫的金融管理业绩。从那以后，业务一直进展顺利。

多年来，索罗斯几乎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到金融市场的分析上，并从中挣足了财富。当年逾花甲时，他希望尽可能逃离办公室的那些繁琐事务。他更喜欢与匈牙利或罗马尼亚的基金会的下属们聚在一起聊天，更喜欢缓缓地在波斯尼亚的泥泞小街上散步。

但今天不行，今天注定是不同寻常的一天。乔治·索罗斯即将要下一笔金融史上最大的赌注。他的心应该狂跳不已，他应该在地板上来回踱步，他应该神质紧张地厉声呵斥战战兢兢的下属们，但是，那不是索罗斯的作风。此刻，索罗斯的思绪在飞驰。他平静地坐着。每当要进行风险很大的投资时，他总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这样做对吗？我会一败涂地吗？

索罗斯有自己独特的投资方式，并且能成功地利用逆向思维来解读金融市场，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和闹市区的人一起辛苦地劳作。他习惯待在曼哈顿的中城区，在紧张刺激的投资活动中获得片刻的休憩。他的办公室充溢着一种温暖的、家的感觉，墙上挂着些画，桌子上摆放着家庭照片。但是，离索罗斯办公室咫尺之遥的地方，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员工们正襟危坐在冰冷的电脑屏幕前，目不斜视，好像头稍微偏向左右，都可能暗示着他们在上班的时候打瞌睡。办公室的一面墙上，贴着一条醒目的标语：“我生来一贫如洗，但绝不能死时仍旧贫困潦倒。”这句话便是索罗斯的人生准则。

这就是乔治·索罗斯的信条。现在是1992年，已经62岁的索罗斯拥有人们难以想象的财富，他知道他已经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不会贫困潦倒地离开这个世界。不仅如此，事实上，他去世时还可能是美国最有钱的人之一。然而，没有一个人敢提出这样的建议：现在是时候把这条标语摘下来了。无论如何，办公室的其他员工仍然需要激励。似乎跟索罗斯一起奋斗的人，都参与了淘金，并且每人都分得了一杯羹。索罗斯基金管理办公室并不像诺克斯堡（美国黄金储备库所在地）那样戒备森严，但拥有同样醉人的金钱味道。

夜幕降临，城市渐渐陷入黑暗的笼罩中，索罗斯却没有察觉到这些。索罗斯是一个全球性的商人，是一个对东京、伦敦的金融市场和华尔街的金融市场都同样感兴趣的投资者，对世界经济趋势充满了好奇。今天，他的心思不在办公室，而是飞到了西欧，那是他此刻主要关心的地方。

过去的几年来，他一直在追踪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展情况，并且察觉到一场巨大的金融风暴将一触即发。

索罗斯是一位金融理论大师，并且他乐于在股票、证券和货币市场的“实验室”里测试自己的理论。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实验室啊！这里没有灰色地带。股市要么上涨，要么下跌或者维持同样的价值。任何一种关于股市的理论都可以得到验证。

许多投资者相信金融世界是理性的，股票的价格也有其内在的逻辑。辨明其中的逻辑，你就可能变得富有。但索罗斯不相信这些。相反，在他看来，金融世界是不稳定的，混乱无序的。因此，他的信条就是：洞悉混乱，你就可能变得富有。

他断定，如果认为金融市场的运动遵循精确的数学公式，企图以此来了解金融市场，是绝对行不通的。

在他看来，金融市场被一种心理状态所支配，或者更精确地说是被“羊群心理”支配着。如果你能知道羊群在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在背后操纵某种股票、货币或初级产品，你就会成为成功的投资者，这就是索罗斯的理论。

今天，乔治·索罗斯在整个欧洲的金融市场上验证着自己的理论。他一直在等待时机的来临，等待羊群的低语。

当他感觉到自己正确把握了金融形势时，他会将“谨慎”和“小心”抛到九霄云外。这一次，他确信自己是正确的；这一次，他要投下投资史上最大的一笔赌注。

如果失手了，无疑他会损失一些钱。但他毫不畏惧，他承担得起。

自1969年，索罗斯创立了量子基金（Quantum Fund）以来，他一直在赚钱，中间只有一年亏损，那就是1981年。没有人可以像索罗斯一样在金融市场上保持这么久的卓越战绩，沃伦·巴菲特做不到，彼得·林奇也做不到，其他任何人都做不到。索罗斯创下了华尔街最高的金融记录。

那天在他的办公室，索罗斯不断地想着伦敦的事情。现在是伦敦时间晚上10点30分了，今天他要采取行动的地方是伦敦，不是纽约。

索罗斯的脸上闪过一丝满意的神情，思绪飘回到1989年11月9号，那是柏林墙倒塌的重大日子。

每个人都知道，那一天对于现代史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有些人相信，至少是希望柏林墙倒塌后，一个新的统一的德国会崛起，会繁荣昌盛。

然而，索罗斯却不这么想。逆向思维是他的秘密法宝。他知道，为了维持国家的统一，新德国必须筹措经费，因而势必会经历一段艰难的历程，并且，德国的关注点会转向国内，关注自己的经济问题，对于这个新德国来说，其他西欧国家的经济问题并不那么重要。一个内向型的德国会给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和货币带来广泛的影响，这就是索罗斯的想法。

他在静观其变。

1990年，英国决定加入西欧国家创立的新的货币体系——欧洲汇率机制（Exchange Rate Mechanism），这在索罗斯看来无疑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决定。英国的经济并不强大，而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后，英国实际上是将自己的经济与统一后的新德国——这一西欧最强大的经济体挂钩。

在索罗斯看来，对英国而言，这种依赖关系是致命的，因为英国原本可以在自己的货币政策中采取有效措施刺激经济，但由于对德国的依赖，英国不能放开拳脚行事，因为它的货币政策也要和占有主导地位的德国货币政策保持联系。

正如索罗斯所预料的，在1992年这一年，西欧爆发了金融危机，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经济陷入了萧条。英国想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本国的经济发展。此时的德国害怕降息会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再度出现，自然不愿意降低利率。回想起20世纪20年代德国所经历的通货膨胀，德国人仍心有余悸，当时的恶性通货膨胀几乎造成了德国经济的全盘崩溃。

如果德国不降低利率，其他欧洲国家也无法单方面降低利率。否则，他们的降息会使得自己陷入更大的困境，削弱本国的货币；而一旦货币被削弱，投机者将会乘虚而入，狙击本国货币。

因此，英国越陷越深。英国的经济日益衰退，由于英镑的价值被高估，英国所面临的货币贬值压力越来越大。要想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英国必须贬值英镑，刺激出口。但是由于欧洲汇率机制的限制，英国必须努力将英镑对德国马克的汇价维持在2.95。

1992年的夏天，英国的政治领袖们一再重申，英国会顺利挺过这场风暴，英镑不会贬值，英国不会退出欧洲汇率机制，会渡过这个难关。

在索罗斯看来，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索罗斯非常清楚局势，他了解英国的经济所面临的困难与威胁。英国要想继续留在欧洲汇率机制是不可能的，英镑必须贬值！

9月中旬，这场危机终于拉开了帷幕。

市场上谣传意大利的里拉即将贬值，纽约的交易者们纷纷抛盘。

在9月13日周日的这一天，意大利的里拉贬值了7％，这一下跌幅度还在欧洲汇率机制允许的范围内。投资者们都相信欧洲中央银行会信守他们的承诺，将货币保持在欧洲汇率机制范围内，因而下了很大的赌注。但是，如果把赌注下在已经超出欧洲汇率机制规则的再联盟，这无疑将是一个极其糟糕的赌注。

如果意大利食言了，里拉真的贬值了，那这意味着其他国家也将不会遵守承诺了吗？或许第二个贬值风波将至？或许是时候开始抛售英镑了？

骤然间，在世界不同地区的投资者和公司对西欧政府允许欧洲汇率机制来决定汇率失去了信心，此刻他们迫切地想甩掉欧洲疲软的货币，这其中就包括英镑。

到了9月15日，情况愈演愈烈。索罗斯更加坚信，英国将会退出欧洲汇率机制。

斯坦利·德鲁肯米勒最先想到时机成熟了，可以在英镑上赌一把了。索罗斯同意他采取行动，并且让德鲁肯米勒加大赌注。因此，德鲁肯米勒为索罗斯抛售了100亿美元的英镑。

索罗斯向着他在第五大道的公寓走去，自信满满。昨天晚上，他睡得很好。

次日早上7点钟，索罗斯家中的电话骤然响起，是德鲁肯米勒报告消息来了，一切进展顺利。在索罗斯沉醉梦乡的时候，德鲁肯米勒已经从英镑的交易中获利9580万美元。如果把索罗斯在欧洲汇率机制危机期间所赚的其他收益计算在内，他总共赚了将近20亿美元。

9月15日，英国被迫将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他们将这一天称为“黑色星期三”。与此截然相反的是，索罗斯亲切地把这一天称为“白色星期三”。

索罗斯将100亿美元押在英镑贬值上，并重磅出击，这使他一举成名。

1992年9月之后，关于乔治·索罗斯的神话层出不穷。他成为了投资者们的领袖。索罗斯似乎总是万无一失，值得其他投资者效仿。

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家，索罗斯积累了很多的财富。然而，拥有可观的财富，只是索罗斯充满神秘感的部分原因。

对于索罗斯而言，金钱所产生的吸引力是十分有限的。索罗斯渴望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他想在人生中有更多的作为——而不仅仅是积累财富。

这并不是因为索罗斯认为金融投机不道德，或者金融投机只是一场赌博。他并没有为他的所作所为做任何辩解，他仅仅是没有感觉到赚钱是件很愉快的事情。索罗斯渴望能对他人有所贡献，做出被他人所铭记的贡献。

他自诩为哲学家而不是金融家。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想成为一位哲学教授。他学习经济学，但对于经济学世界而言，索罗斯始终像一个匆匆过客，不是一个永久的居住者。

在他看来，经济学家对世界运转缺乏实际的了解。他们只会做白日梦，谈空想，而且错误地认为世界是非常理性的。乔治·索罗斯在很早的时候就非常清楚，这个世界要远比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混乱得多。

索罗斯开始逐渐地形成自己的理论，关于知识的理论、历史的理论以及金融的理论。索罗斯将自己的判断建立在他最基本的信念之上，即世界是高度不可预测的，完全没有理性的，简而言之，世界是难以推断的。

索罗斯试图以书的形式推进自己的理论，但是他很难让人们理解和读懂这些理论。当他觉得知识世界太难征服，感到受挫的时候，他转向了他能够征服的世界。

索罗斯相信，金钱能够给他提供一个平台，赚钱最终也会帮助他成为一位哲学家。

索罗斯胆识过人、异常冷静，从不喜怒形于色。当投资成功时，他会很满意，但如果投资失败，他也不会冲到最近的房顶或摩天大楼上寻短路。他总是心平气和，沉着平静。

尽管早在1956年，索罗斯就开始涉足投资领域，但是他真正的职业生涯却起步于1969年。在这一年，他创立了自己的投资基金——量子基金。索罗斯取得的成绩是惊人的。如果某人在1969年索罗斯创立量子基金时投资了10万美元，然后将所得的红利再投资，那么到1994年春季，这个人的资产就是1300万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35％。

对于规模较小的基金，比如说500万或1000万美元的基金，取得35％的增长率就已经相当出色了，而索罗斯是用几十亿美元的资产组合获得了这样的增长，实在让华尔街为之震惊。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索罗斯感到投资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样的压力源于索罗斯经营的投资基金的规模日益扩大，甚至已经超出了他自己所能管理的规模。

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想要从人生中得到更多的东西，而不只是投资上的成功。他想要将财富投入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去。他在慈善方面的贡献甚至比他作为投资者更引人注目。

他决定实施一项伟大的项目，即鼓励推动“开放社会”的建立，最开始在东欧，然后在前苏联。从来没有一个西方人以个人的名义去探索这样深远的变革；也从来没有一个像索罗斯这样富有的人，准备将自己财富中的一大部分贡献给“开放社会”。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索罗斯已经向自己的这些慈善基金会捐赠了几亿美元。1993年，索罗斯捐了巨额财富，甚至比任何西方政府的捐款都要多。乔治·索罗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家变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慈善家。

人们对他褒贬不一，他被很多人奉为圣人，但也被愤世嫉俗的人贬为入侵者。不管怎样，索罗斯最终找到了一条路，使得社会有所变化，并获得了人们的尊敬，他证明了自己在华尔街和伦敦以外也会有所作为。

作为一个私人投资者，越低调越好；但作为一个拥有政治目标的慈善家，索罗斯可以用他的知名度和声誉来赢得人们对他项目的支持。他喜欢宣传，而且很需要宣传，因为他想让全世界知道：他，索罗斯，不仅仅是一个超级富翁。

索罗斯希望被宣传，但只是希望存在那些对自己有利的宣传。其实他还是想尽可能地保持低调，可是他的影响太大了，他的成就太突出了，他所触及的范围太广泛了。

索罗斯发现自己不可能逃离公众的好奇与探寻，他决定好好利用自己的名望。他开始公开声明自己对金融市场的偏好，开始在公开场合就各种各样的外交政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希望以此引起世界领导人的关注，特别是美国政客们的注意。然而在一个较短暂的时期内，索罗斯的这种健谈带来的实际结果与他的初衷大相径庭，他不仅没有获得更多的尊重，相反，人们纷纷指责索罗斯过于狂妄自大。

在古稀之年，索罗斯的生活又被卷入到美国的政治漩涡中。

本书以下章节将审视这位杰出人士的生平和职业生涯，他公开的和私密的世界。他的生活和职业充满了争议。有些人恶意诋毁他，将他妖魔化，视他为撕咬金融市场的恶狼；而有些人则将他神化，爱戴他、尊敬他、崇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