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瑰宝宋庆龄——纪念20世纪伟大的女性宋庆龄

中国·上海

19世纪末的上海是远东地区的贸易之都，又是新旧思想、中西文化碰撞激荡的大舞台。华洋两立的世界里充斥着东方的滞后与西式的奢华与文明，繁荣背后却潜伏着一个泱泱大国被外来势力殖民控制的悲哀与痛楚。1893年1月27日，上海的天空雪花纷飞，宋庆龄出生在虹口美租界一个基督教家庭。她是宋嘉树（1864—1918）、倪珪贞（1869—1931）的第二个女儿，她的降生让家人快乐无比，宋嘉树激动地用英语说：“这是个雪孩子，白雪公主！”并给她取了英文名字——Rosamonde。

是年，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一年的孙中山正先后在澳门、广州两地行医，并多方联络教友及军政各界，倡导组织团体，酝酿一场以民主共和为旨归的“战争事业”。

父亲宋嘉树：革命“隐君子”

宋家是一个传教士、实业家兼具革命家的家庭，祖籍海南文昌。宋嘉树早年是美国基督教监理公会派往中国的一名传教士，为了养家，在宋庆龄出生前他逐渐淡出布道事业，精力主要投向实业经营，这给宋家姊妹日后的生活和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物质保障。几乎同时，宋嘉树又是孙中山革命事业上“最早的同志和朋友”。他曾建议孙中山发动第一次武装反清的广州起义。在此后15年的流亡中孙中山曾7次途经上海，二人多有接触。1912年4月14日，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偕家眷莅沪，晚宿法租界宝昌路491号宋宅。两天后，孙中山在致随从李晓生函中忆述：“宋君嘉树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然不就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

宋庆龄眼中的“孙叔叔”

因为父亲的关系，宋庆龄从小就知道孙中山是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大英雄，了解父亲在各方面支持他的事业，因而对孙中山非常仰慕。宋庆龄在《自述》中曾说：“由于家父是孙博士在其革命工作中最早的同志之一，因此在孩提时起我就熟悉他的名字和志向。”

宋嘉树的早年经历使他非常重视保护并激发孩子的天性，有意培养子女的胆识和远见。而母亲倪氏亦极有主见，兼具中西学知识，可谓中国早期新女性的样板，尤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与责任。这为宋庆龄日后的成长与选择打下了基础。当宋庆龄幸福地度过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叔叔”孙中山正在加紧进行着“以医学为入世之媒”的救国事业，并最终实现从医人到医国的道路变革。1907年8月，她赴美求学，开始长达6年的留学生涯。其间父亲宋嘉树仍经常给她去信，寄发剪报材料，把国内发生的情况告诉她。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发动的几次武装行动想必她多有耳闻。武昌起义爆发后，她在就读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校刊上发表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热情呼唤并赞誉中国所进行的共和事业。

宋庆龄的毕业照

爱情来了：十年牵手同船渡

1913年夏，“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成为北京政府的通缉对象，再次流亡海外。此时，从美国留学毕业的宋庆龄，由父亲引领，来到孙中山身旁，成为他的重要助手和战友。两年间的朝夕相处和共同的志向追求，两人相恋了。但年龄的悬殊，辈分的差异及婚姻家庭等让宋庆龄与父母“闹翻”，孙中山也遭遇革命同仁的不解。然而充满勇气的爱最后让有情人终成眷属：1915年10月25日下午，22岁的宋庆龄与49岁的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律师和田瑞家举行结婚仪式，宋庆龄称“这一天是比我的生日更重要的日子”。

婚后，宋庆龄以孙中山的学生自居，她在当年致美国友人的信中写道：“告诉你我很担心、很幸福也很高兴，我勇敢地克服了我的惧怕和疑虑而决定结婚了。当然我感到安定下来，感受到家的气氛。我帮助我的丈夫工作，我非常忙。……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都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这种“委身革命”的爱情与婚姻让宋庆龄更具超凡的志向与担当。多年以后，她向埃德加·斯诺谈到她与孙中山的婚姻时，以风趣幽默的口吻诉说她当时的感情：“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对孙中山而言，爱情不仅给他以慰藉，也成为激励他在失败中奋起的动力。年轻、美丽、温柔、深情，充满朝气的宋庆龄带给他一种全新的生活。三年后，孙中山在致其大学老师的信中这样描述二人的结合：“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的同志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1922年9月，宋庆龄、孙中山合影于上海寓所

的确，“孙中山是宋庆龄的导师、战友和伴侣，是她踏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孙中山在世时，宋庆龄放弃了富裕安适的生活，全身心地追随孙中山，投入捍卫中国的共和大业的斗争，给孙中山以最坚定的支持和全力帮助，艰苦备尝，出生入死，屡遭顿挫，义无反顾。孙中山逝世后，她经历了曾经是同一营垒的‘战友’的疏离或背叛，忍受着各种明枪暗箭的伤害，以及手足分道的痛苦，为捍卫和发展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不倦奋斗。正是由于她的锲而不舍的努力，使孙中山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时期仍然具有生命力和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漱渝、梁雁：《宋庆龄的青少年时代》，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

2．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

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2年。

4．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5．宋庆龄基金会等：《宋庆龄书信集》（上），人民出版社，1999年。

6．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编：《国父全集》（第5卷），台北文物供应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