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7 1945年11月19日 重庆——乐山

我真不好。你瞧在我的通信记录上收方已是26，而发方才17。怪不得你恨得咬我信封。假如我现在见到你，我愿意让你咬一口——这话我敢说，因为我明知不会有这危险嘛！

你想错了，我并不是那样不快乐，一点儿也不是。我不常给你写信的原因是时间问题（可是我也并不忙，只是时间过得比我所希望的快得多）。我有许许多多话要告诉你。可是给你写信是需要连续几点钟的空时间，我还没有练习到你那种忙里偷机的本领。时间总是大块大块地从我手缝中溜过。

先告诉你一些事实：首先向你表示骄傲的是，我已经骑过马了，不必劳你大驾指教了。11月10日那天下午4点，我和仁宽过江到南岸胡钟达那学校去玩。从弹子石到柑子园要走10来里的山路，或坐滑竿，或骑马。我们到那边天已将黑，马匹很少了。只有一匹，仁宽叫我先骑，走一节路再到上面去雇。你可想象那滑稽情景：我骑了马在前走，他跟在后面拼命赶。我觉得非常抱歉，可还是止不住笑不可抑。差不多走了一里路，他才上了另一匹马。之后就出了弹子石镇街，走进山里了。当然两个马夫跟在旁边领路，可是开始总不免觉得神经紧张。我连缰绳都不会拿，马稍微跑几步，我就有掉下去的感觉。但这时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我不学着适应，我就会被淘汰。我努力使身体迎合马跑的拍子，努力镇定自己，把它当一回很容易的事，很快我就习惯了。只是遇到一种情形，那就费很大的力，就是下坡的时候。坡度越陡，在马背上越是坐不住。马夫教我上体后仰，两腿伸直，可是那蹬太短，根本无法伸直腿。有时上身仰得太后，手就够不着鞍了。遇到这种情形，我只好咬牙，使出全身的力量来保护自己渡过难关，其他一切抛到脑后去了（连你）！第一次下坡时，我真险一点儿从马头上滑下去。一想到摔跤，我首先就想到眼镜，因为人摔到田里并不太要紧，只是打碎了眼镜就惨。好，山路渐渐迂回了，天渐渐黑了。有时当马走得平稳一点，我也有余力抬头望望四周。我们一前一后地搭话。他说：“真像电影里的场面。”我说：“真像中世纪传奇中的情景。”苍黑的深山环绕着我们，寂静中，马铃不住地响，马蹄杂乱地敲着石板。这时候，山腰里突出一伙强盗是再恰当也没有了。可是我们一点儿担心也没有，心中只求马蹄不滑失，少下几个陡坡，已经感谢上苍了。中间一段穿过一个竹林，那坡子很陡，马夫劝我们下来走一节。他们牵着马先如履平地般地跑下去了，我们哪里看得见路！仅有一点儿月光也给竹子遮了。我在暗中眼力比他还好一点，就打前锋，像搀瞎子一样搀着他，高一脚低一脚地挨下来。哪知一看，不对，走到人家屋前来了。于是呼应着马夫，又摸上去，找到那岔路半走半爬地下了山。陈说他手离地只五寸，这样跌下去可以轻一点。我又是一路笑个不住。这副狼狈相不有趣吗？我比仁宽幸运，他那匹马已经疲乏了，有一次竟四脚一齐跪下来。他企图下马，却不料踏进沟里。他连爬带滚地跑前几步，为着提防他的马跳起来碰伤他，却不想正跑进我的马后蹄威胁下。当我吃惊过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又是一阵大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忍不住笑，哈！哈！哈！

东华中学，是一所规模小得可怜的私立中学。暑假以来，胡钟达等一批武大同学进去，经过几个月的斗争，终于把它拿到自己手中。现在，他们利用它地点僻远，拿它做一个实验所，实行他们的理想。那里只有高一初一各两班，学生四五十人，先生倒有12人，其中武大同学占九位。我们去的那天是星期六，学生走了大半，先生也只剩几个。三位女先生都是我认识的，也走得一个不剩，于是当晚我就独享她们的寝室。那夜大雷雨，不知乐山有没有。已经初冬了，还打这样的霹雷真是怪现象。据说歌乐山上给打死了两个人。第二天早上他们房里都成泽国，我房里却没漏雨，只是屋瓦上的积尘都震落，满床都是。星期日又接着下了一上午的雨，直到中午才停。我和仁宽惦着晚上的贝多芬第九，望着雨发愁。他们想留我们，用路不好走的话来恐吓。可是雨一停，我们归心似箭。他们也拗不过，反同我们一起进城来。在他们那个学校里，真是可谓“民主”了。先生和学生打成一片，像个小家庭。言论也极端自由。他们公开骂政府，同情中共，讥笑美国，恭维苏联，也许当着我的面，还没有平日那样自由哩。仁宽仍旧和他们同声气，谈话之间好像都有某种默契。我在里面，倒像个孤零零的外人了。他们将要举行一次时事讨论会和文艺座谈会。前者题目是：《日本投降后政府之措施》（大致如此），后者是高初中各指定四本小说，当然都是革命性的。高中四本是《家》、《阿Q正传》、《遥远的爱》和《雏鹰》。最后一本我知道是一个曾在武大念过中文系的人写的，里面有一段用很无聊的方式谩骂苏雪林……从他们那儿回来，我心情更加深了一层暗影。瞧，这些都是中国最有出息的青年。他们抛弃了都市的繁荣，抵抗物质引诱，甚至牺牲了个人的精神享受和进修的机会（钟达说他半年来全副精力时间贡献给学校，自己没有读一本书）去隐没在一个荒僻的山谷里，守着一群根底很差的孩子，忍受一切困难……为了什么？一个坚信的理想。可是谁知道这个理想是不是个谎呢？谁知道他们一片好心要救中国，却落得做了害中国的帮凶呢？共产党，在他们看来，是人民的发言人，是中国的救星。对于他们大公无私的胸怀，他们是深信不疑的。看着国家现在所受的创伤，他们暗中称快，以为这回教训了国民党了。其实受罪的还是无辜的人民。仁宽明显地偏向他们，当我们在去南岸的路上我问他对最近的局势感想时，他似乎惊奇我这也要问。“当然同情共产党啰！”他又给我分析，解说是非谁属，但他一点不能解除我心上的疑问。回城时，他和胡谈着一些我听不懂的事，后来胡告诉我那是他们联络同志为将来事业合作。可是另一方面，陈还不时逛舞厅，对于跳舞兴趣明显地在增高。在他，左倾尽管左倾，跳舞还是跳舞，并没有主观的矛盾。重庆舞厅我还没有机会观光过。仁宽有一次劝诱我，说是“增加社会见识”。其实去看一次倒是我很愿意的事。不过我不愿花那么大代价（门票1350元）去广这一点见识。而受别人请则更不愿意。但我不进去，也可想象其中光景之一斑了。每次从七星岗看电影回，经过两路口，“夜花园”传出一只管乐器的单音，隐隐的鼓声打着拍子，我就有一种恶心的感觉。我仿佛看到华丽裹着的下流本色。那是亡国之音。为什么没有一点欢欣气息，老是愁惨惨的，像哭丧？我再也不想进舞厅了，不是怕堕落了自己，而是不必再给自己添愁。不，不，不，停止这些。我说说就没好话了。

前天我又上了歌乐山，昨天下午同连璋玩了三个钟头。他真是个孩子，现在他不提那写小说的事了。为什么你和你的朋友都这么孩子气？这是你们可爱的地方，可是有时我也希望你们老成一点。我知道你是崇尚纯真的，可是我的意思是：一颗青年的心，配一副老年的脑，才能在这社会上前进。但这些都是空话，只有在实际生活中才能兑现。

顾耕，从你给我的信和给连璋的信中，都可以看出你在忍受许多苦。你说详细条文不必写给我，可是我想知道。就是明知不能帮助你，能在夜深人静时为你流几滴眼泪也可稍释想念。亲爱的孩子，我很想知道你在这些年里吃的苦有多大。我默默祷念在将来我们婚后，我将怎样好好体贴你。你看我还像个贤主妇样儿吗？——上星期接到法科研究所毕业的一位同乡朋友甘士杰的信，说妈妈害头疼，发烧。“自你走后，你妈妈颇觉寂寞；病中感觉尤甚……”当晚，我躺在床上，第一次想到妈妈而哭。我记起在家时妈妈常说的一句话：“每次在半夜里一觉醒来，想到一切事，总有一股极凄苦的味道，不想活下去……可是这时候忽然摸到身边这个小儿子，再一想那边睡着一个女儿，心里就感到无限的安慰，好像人生还有一点寄托……”当时我总拿这话取笑妈妈的傻气。可是谁怜惜这颗可怜的母亲的心呢？母亲的痴情，换得孩子的无情，这就是自然一报还一报的定律吗？顾耕，我知道你看到这儿一定心酸了。孩子，是我又在残酷地摧折你吗？以前我比你幸福，现在可是一样了啊！那么让我们一起流泪吧。这世界需要眼泪机会太多，可是一个人眼泪量有限，我们得选择着用它。——真怪，给你写信总止不住伤感的调子，其实我平日伤感的时候简直太少了。“多病多愁”，愁是和病连在一起的，然而我是如此的健康啊！给你讲一个笑话：

上星期二我有事进城，晚上7点左右搭小什字车回。哪知走到小什字，只见那候车的队伍已排完一条街，转一个弯，在另一条街上又发展得很长了。我连声叫苦。陪我走的那位朋友说不要紧，让我们在旁边挤。（按：在旁边挤并不违法。当车里差不多装满，行列里的人不愿再上去时，管理人一抬手，后面的人就可以跑上去几个。）可是那天，打这样主意的人形成了一排，站在停车处的木板前。车来了，我咬紧牙关，准备一场好挤。照规矩是应等“正规军”上够了才轮到我们。可是那天大概都回家心切，顾不得这许多，一等车开门，这群人就强盗般地抢上去。我夹在当中，不由得也跟着挤。我并不怕挤，反觉得好玩。当我感觉到身体要给压扁时，我又止不住笑得要死。那朋友可急了，她绕到木栅外，叫我赶快站上木板，等下一班车。我听了她的话，拼命挤上木板，这就充了“正规军”。果然，下一班车来时，管理员见这太不成话，请了警察来维持秩序，费了好几分钟的唇舌，把那些打劫的都赶到一边拦住，让“正规军”上去。于是我就冠冕堂皇地跨上了车，占了一个座位。可是这时候，我的心开始自责了。我想到那长长的行列中那些奉公守法的忍耐的面孔。他们有比我早来半个钟头或甚至更久的，可是他们现在还在忍耐地等待着，我却安然坐着走了。我越想我的行为越不应该。假如是一个流氓，一个强徒，他这样做了，我们都会骂他，但在骂他之余，有几分原谅。他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不懂法纪。然而我呢？一个大学毕业生，我不能劝人守法则已，我自己先违法。谁还该守法？我深深惭愧，无以自解。这时车已快开。我看见我面前一个小贩模样的男子牵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又提着一个大包。忽然心里一动，我叫那男人把孩子抱起放在我膝上。这样，那先前站着站不稳的小生命就舒舒服服支在我两手间，舒服得要睡着了。我一直抱他到目的地，心里得到一点安慰，我想：“这算我赎罪。”

有一个消息，不过还没证实：我们可能在12月里搬回南京。假如是这样，于我倒很合适。只是我们离得更远了，通信也更难了。好在这一年够你忙的，别常想我。

附你钟达信。全信我只重视一点，就是括号里的“女舍和你在识字班共事的朋友对你还有不满的批评”。她们对我不满，我也早知道，可是今天提起又不免难过。我自问尽了我的力，我承认能力不够，经验薄弱。可是我有顾不到的地方，她们为什么不对我直说呢？为什么不善意指正我呢？我办那学校，既不为名又不为利，我只有一团服务热，任何责备我都可以接受的。可是现在夜校已停止办下去，那半年的力算白费。她们责备我，她们自己又不做个好榜样？想起来我心上一阵冷。但这事业且不管它，我自己的缺点还得求改进。下次我要问胡，她们对我不满处是什么。顾耕，我们还差得远哩！

1. 陈仁宽（陈公绰）：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后留学法国，回国后任教国际关系学院，后任中国对外翻译公司译审。

2. 胡钟达：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历任东吴大学、北京大学、内蒙古大学历史系讲师、教授、系主任、副校长。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第四届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胡钟达史学论文集》等。

3. 每周日晚英国领事馆开唱片音乐会，当晚是放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4. 武大原工学院长邵逸周先生家，请我去过周末。

5. 1945年三八节由我倡议，女生宿舍办起了一所妇女民众夜校，教当地失学女青年学文化，我被推为第一任校长，半年后我毕业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