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七子”探实

〔加拿大〕白润德 著 孙学堂 译

【内容提要】 本文简要勾勒了明代正德文学复古集团中活跃人物的相互关系和聚散过程，并强调，在弘治、正德时期的文学复古中并无“（前）七子”的称号，其热心参与者不限于这七个人，他们也没有明确的文学口号。文学史上关于这个七人集团的成员、口号等“共识”都来自康海、王九思等几个陕西作家的几篇文章，而这些文章都作于复古思潮回落之后的若干年，与历史的真相相比有所侧重而不够真实。

【关键词】 七子 共识 口号 关系 陕西

与明代的另一现象“资本主义萌芽”相似，“前七子”——由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徐祯卿、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所组成的文人群体——主要也是由后来文人所认定的事实。很多人都知道何景明，知道他属于一个叫“前七子”的群体，其领袖是李梦阳，其口号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就如其他许多人所共知的事情一样，这些知识虽不十分离谱，却被有意识地严重简化了。与法国的“六人团”或中国自己的“竹林七贤”相似，“前七子”更近乎文化公众有意追逐的幻影，当我们将其纳入仔细研究的视线之下时，会发现它失去了清晰的轮廓和统一的属性。本文将简要考察何景明和他周围的文学关系，以及“七子”这一称谓在后来文献中的出现。

根据横田俊辉的意见，“七子”之称最初可能相较用于“后七子”的概念。在“前七子”自己的文集，以及同时代人、第一代追随者为他们所作的传记资料中，并未见到“七子”之称。事实是，他们被冠以其他各种各样的群体称号。《皇明献实》和《皇明名臣言行录》关于何景明的小传列出何景明、李梦阳、边贡和徐祯卿为“四杰”。后来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也列了这四个人，说其他三人“附和”李梦阳振起文风的活动（1573）。凌迪知所辑《国朝名世类苑》和李贽的《续藏书》都沿袭了《皇明献实》的说法。《明史·李梦阳传》或许是采纳了何乔远《名山藏》的说法，列了一个“十才子”群体，包含“前七子”中除王廷相之外的六人，外加顾璘、郑善夫、陈沂和朱应登。横田俊辉强调1507～1511年间七人诗文中提到的几个群体的重要性，而这些群体仅仅包括七人中的少数。

何景明的“六子”组诗，包括李梦阳、边贡、康海和王九思，另外还有何瑭和王尚。这与传统所谓的“前七子”列表是最接近的，但没有他的好友王廷相和与他过从不多的徐祯卿。

李梦阳的“九子”组诗，包括与复古者关系较密的孟洋和戴冠，但没有一个人是“前七子”的成员。当然，李梦阳这组诗的写作对象是朋友，而非文学同好。

王廷相写了一组“四友”诗，四人是李梦阳、何景明、何瑭和盛端明（1470～1550）；他还另有一组诗列了“十八子”，包括孟洋、何瑭、崔铣、王希孟、王尚、田汝耔等，其中只有何景明一人在“前七子”之列。

翻检“前七子”的文集，未发现徐祯卿和康海、王廷相有交往的证据，边贡和康海之间也没有。

徐祯卿在1506年短暂离京之时，李梦阳写了一首长诗细数当时的文学盛况，谈到何景明，一则称赞他是时下最杰出的青年诗人，同时也提到徐祯卿尚未与之谋面。在诗中他还把边贡与何并提。徐缙可能与李、何、徐都熟悉——他并赞何景明和徐祯卿，说他们与李梦阳相“颉颃”。

《四库全书总目》说，和李东阳关系密切的储巏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等人“相倡和”。这条材料不但时代较晚，而且也未说清储巏是分别与这些人唱和，抑或是与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群体。

最早全部列出“前七子”成员的资料，是康海为王九思文集写的序：“明文章之盛莫极于弘治时，所以复古昔而变流靡者，惟时有六人焉，北郡李献吉，信阳何仲默，仪封王子衡，鄠杜王敬夫，吴兴徐昌谷，济南边廷实……而予亦幸窃附于诸公之间。”关于这篇序文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它写于1532年，与序中所指的时代已相去三十年。这一点决定，它尽管重要，但在细节上不一定准确——或由于人的记忆力常常不那么可靠，或由于写作时的特殊心态导致回顾过去时持着不一样的视角。其二，他提到的“七子”活跃的“弘治时”只是一个大概的时间段，徐祯卿直到1505年即弘治朝最后一年才通过进士考试，而几乎所有资料都表明，他受到李梦阳的影响是在进士及第之后。

王九思的学生王献在作于1533年的《跋渼陂先生集》也罗列了“前七子”中除王九思之外的其他六人作为当时的杰出作家。在1521年之后到1540年去世前这段时间，康海为他的朋友张治道文集作序，称赞他能继承弘治时期的“五六君子”恢复汉唐文学的传统，所列出的也是李、何、王、边和徐祯卿。在他去世后不久，张治道为他编纂文集并写序，说李、何、徐、康和王九思结成“文社”。更晚一些时候，同样来自陕西的乔世宁在为何景明写的传记中，把何与李梦阳、康海、王九思、边贡并提，说他们“皆好古文辞”，并“与论文语合”。

在相同时代与复古者有关的其他人所作的序文和传记资料中，还可以找到一些其他材料，但都不能证实康海和张治道的说法。边贡1532年去世后，李廷相为他作的神道碑把他和李梦阳、何景明并提。后来声名不佳的首辅严嵩，在1534年为孟洋所写的墓志中提到当时人们熟知的一个“十才子”群体，但他只给出了六人的名字：李梦阳、何景明、王廷相、崔铣、田汝耔和孟洋本人。严嵩提到的“十才子”与《名山藏》所列不同（见前）。1535年杜柟为孟洋文集所作的序列出“七子”中除康海之外的六人，且增加了孙一元（1484～1520）、郑善夫和孟洋作为当时的文坛巨星，但文章并没有说他们持有共同的文学理想。

李开先于1568年去世，他尚在壮年时（1531）受到康海和王九思影响。他在所撰《何大复传》中说何景明时常与李梦阳和边贡为群，有时与崔铣或来自关中、吴下的绅士们并称“弘德七子”。他为王九思写的传记引王的话，列出何景明、王廷相、徐祯卿、边贡和王自己，说李梦阳和康海为他们修改诗文。这里列举出了七子的全部，尽管没说他们七人各自互相交往。

要之，尽管康海的序文很重要并且有“建设性”，但我们还需要探讨许多细节，包括“前七子”以及比他们更多甚至多达十八人的数量，逐一考察他们的关系，包括私人关系和文学关系。是他们共同发起了明代的复古运动。

在这些人中，最早到达北京的是李梦阳，他在1493年通过进士考试，但很快就丁忧还乡，一直到1498年才返回。另外四个可能与复古主义有关的人，王九思、熊卓、顾璘和边贡，都在1496年登进士第。四人中只有王九思的成绩居中等，其他三人都在名单的末尾。两年后李梦阳返回北京时，顾璘（确定）和熊卓（可能）都已到各省任职，而王九思和边贡仍然在朝，可以推测他们与李梦阳的结识始于此时。早在1491年，杨一清就称赞李梦阳的才能，时杨一清在朝任职，且作为李东阳文学圈子里的一员，而李东阳正是1496年进士考试的主考官。更早在李梦阳第一次参加举人考试之前，他还曾与李东阳圈子的另一个人邵宝一起学习。或许是这些关系成为三人（边贡、王九思、李梦阳）结识的机缘。

在1499年的进士中，唯一一个与复古关系密切的是朱应登。李梦阳与南方文学青年的联系或许都是通过他建立的。据李梦阳为朱应登写的墓志，朱及第之后的某一时间被任命到南京任职。尽管在他的文集中找不到很多他和“七子”其他成员交往的痕迹，但显而易见，直到1505年他赴任南京之前一直在北京。李梦阳、边贡和刘麟（1474～1561）为他送行，李梦阳为他们的送别诗集写了一篇序，在序中规劝朱应登超六朝诗风而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