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创伤的文学意义

第一节 创伤理论

创伤理论最初“源于医学领域而拓展至多种经验”^[1]。“创伤”的词源学含义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其在希腊语里意为身体上的“伤口”。到了17世纪中期，“创伤”一词开始出现在医学资料上，其意义仍然主要指身体的伤口，这种用法一直持续到现在。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化的深入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节奏的加快，创伤的内涵得以拓展。工厂里机器生产造成的事故和铁路发展带来的交通事故催生了一种新的创伤——铁路事故性脊柱神经损伤（railway spine）。这种创伤不仅导致了身体的伤害，还可以引起神经系统的“震惊”。到了现代，创伤被赋予更多的心理关怀，这种使用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创伤与工业化所带来的暴力的联系不仅代表着社会对现代性的关注，而且代表着创伤向心理方面转变的开始。”创伤的心理影响除了恐惧与焦虑之外，它还包括“记忆、身份、感觉等的混乱”。对创伤涵义的扩展“贡献”最大的则是战争，“战争的社会意义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创伤本质及其作用的看法”。大量的创伤发生于战争和屠杀的背景下，尤其是发生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战争。“纵观整个创伤历史，其概念的关键是暴力事件能引起身体与心理的伤害，同时激发身体机能致力于生存和康复。”^[2]

针对越来越多的暴力受害者，现代创伤理论受到更多心理学家的关注。一般认为现代创伤理论源自弗洛伊德。他说：“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3]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意识对突发事件的吸收是有限的，该突发事件日后却可以化为强迫的、重复的行为重新返回人的意识。他这样记录了一个受到炮弹惊吓的士兵：“他被迫把那压抑的物质当作一种当下的经验重复，而不是像医生们所希望看到的那样，把它当作属于过去的东西来回忆。”^[4]在《悲悼与抑郁症》中，弗洛伊德分别探讨了两种心理创伤——悲悼与抑郁症。创伤对受创的悲悼主体和受创的抑郁主体影响是不同的。简单地说，前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悲伤可以实现部分康复，而后者却长时间地强迫自己陷入自责、沮丧、冷漠等情感中。弗洛伊德在其后著作《超越快乐原则》里把这种强迫的、重复的行为提炼为“死亡冲动”。他认为，现代工业和战争创伤揭示了人超越快乐原则、与生命本能对立的死亡本能。《文明及其不满》见证了弗洛伊德创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从个体心理创伤转向文化创伤。该书认为，现代文明进程中充满了爱欲与死亡本能的对立冲突。现代人自诩有能力驾驭自然，也掌握了毁灭部分乃至整个人类的技术，这恰恰是我们备感焦虑、不快乐的根源，同时也充分论证了文明固有的死亡冲动和深度创伤。他在《摩西与唯一神教》中从现代文明转向了古代文明：犹太教文明。他认为犹太教历史实为一部创伤史，一方面，犹太教否认摩西的埃及人身份；另一方面，犹太教又沿袭遵守源于古埃及宗教的割礼、唯一神信仰和摩西戒律。犹太教的兴起与摩西所遭遇的杀戮发展成为创伤的独特征兆——遗忘与记忆、抑制和恐惧并存的图景。最终，在《摩西与一神教》中，弗洛伊德尝试着用创伤理论去概括西方文化发展的整个历史历程。^[5]

虽然在19世纪末人们就已经建构了有关创伤的理论，但是对于创伤进行系统的研究主要兴起于当代，尤其是在1980年美国心理学会把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创伤后应激障碍）作为一项正式的医学疾病列入学术研究领域。“创伤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被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卡露丝（Cathy Caruth）等理论家进一步阐发，并应用到了文化理论与文学研究上。在当代创伤研究中，学者们首先尝试着界定创伤。卡露丝在其先锋著作《创伤：记忆的探索》（Trauma—Explorations in Memory）中总结了创伤的定义：“病理学仅仅存在于它的经验结构或感受中：事件在当时没有被充分吸收或体验，而是被延迟，表现在对某个经历过此事的人的反复侵袭之中。蒙受精神创伤准确地说就是被一种形象或事件控制。”^[6]

由创伤的定义可以看出，创伤影响创伤主体的并不是创伤事件本身，而是主体在遭遇创伤后的反应。不同于身体的伤口：

精神的伤口——头脑经验的时间，自我和世界的破碎——不像身体的伤口是一件简单而且可以被治愈的事件，而是像坦克莱德在决斗中给伪装了的克洛琳达的致命伤一样，^[7]被体验为太过迅速、太过出乎意料，以至于不能被充分理解的事件，因此不会被意识吸收，直到它一再地重复出现在梦魇中或在幸存者的重复行为中。^[8]

由于在发生的瞬间并没有被完全领会，创伤因此不受创伤主体的控制，而是作为一种萦绕不去的魅影在发挥作用。这种魅影式的影响不仅持续地重返侵袭创伤主体，而且只有在延迟的重复中才能被真正经历。在卡露丝看来，创伤代表着一种深刻的个人经验与历史的关系：“如果创伤后应激障碍必须被理解为病理学上的症状，那么与其说它是一种无意识的症状，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的症状。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受创者在自身携带着一种不可能的历史，或者说他们自身成为一种不能被完全控制的历史症状。”^[9]

卡露丝的创伤概念吸收了弗洛伊德的核心概念“事后”（Nachträglichkeit），“事后”描述了一种深刻的记忆和创伤的关系，挑战了绝对的线性时间观念。在弗洛伊德看来，创伤在发生后并没有被创伤主体吸收和领会，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被某个刺激性事件激化进而成为危机。卡露丝把“事后”一词改编成了“延迟性”（belatedness），认为正是因为创伤的延迟性，记忆或叙述是很难获得的，但也只有通过记忆或叙述创伤主体才能接近事件真相，从而获得拯救。“延迟性”由此牵扯出创伤研究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即创伤对创伤主体侵袭持续的时间问题，即创伤的延迟性在创伤主体或其后代身上维持多久。依据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的界定：“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10]“不同于指涉个体伤口或是情感经验的心理创伤或生理创伤，文化创伤指涉身份或意义的失缺、社会纤维的被撕裂。它影响的是有一定凝聚力的群体。在此意义上，此类创伤可能不会被群体中每个成员所直接体验。”^[11]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话语和研究范式，文化创伤的研究领域被学者们急剧扩大，涵盖创伤情感、创伤心理、文化想象、文化认同、文化生存、文化形式、意识形态、公共空间政治等理论命题。不同于其他阶段的创伤理论，文化创伤理论“高举民主、正义、公正和人道的旗帜，紧贴当代社会文化生活现实，正视人类现代历史苦难，与种族、民族、性别、社会边缘（如同性恋、艾滋病、儿童等）等身份认同紧密结合。其学科覆盖宽泛，理论整合与创新意识显著，现代性暴力批判诉求强烈”。

从弗洛伊德到德里达，从心理分析到后结构主义，从文学叙事到大众传媒，经几代学者的阐释，创伤已变成横跨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范式。尤其是对经历了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纳粹大屠杀、殖民主义、恐怖主义的现当代人类而言，创伤范式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身体、心灵世界、文化乃至我们栖息的自然生命世界，都与暴力和灾难是如此难分难解。现代性以降的历史和文化布满了创伤裂痕，甚至现代性也露出了创伤的根茎。从妇女、儿童、种族、民族，到被主流文化规范施行了社会死亡手术的边缘群体，在微观的家庭场景中或是宏大的社会舞台上，在弱小卑微的生命旅程上或是动荡不定的民族迁徙中，个体和集体的文化心理中都充满了怨愤、责难、痛苦、焦虑、冷漠或麻木。甚至在心灵的荒漠中，在遗忘与记忆之间的厚墙前，创伤主宰了生命，幽灵扼死了想象。^[12]

面对无处不在的创伤范式，很多人无奈地选择了沉默，阿多诺（Theodor Adorno）更是直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13]。这种沉默也表现为涂尔干式的“迷惘”（anomie）以及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式的“震惊”（shock），创伤的寄主化身为齐美尔（Georg Simmel）的“陌生人”（stranger）和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的“闲荡者”（flaneur）。当然也不乏学者关切个体受创后康复与救赎的路径。创伤研究学者赫曼（Judith Lewis Herman）认为创伤的复原需要三个阶段：重建安全感、追忆创伤事件以及融入社会。^[14]在研究弗洛伊德后，拉卡普拉在其著作《再现大屠杀》（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中也总结了三种应对创伤的方式：规避（denial）、复现（acting-out）以及克服（working-through）。规避又称推卸（disavowal），指的是“摒弃创伤事件或把创伤事件边缘化，从而建构一种救赎式或拜物式的叙事，并含沙射影地表达一些有可能实现的价值观和愿望”^[15]。复现指受创者“纠缠于过去并倾向于强迫性的重复，好像（创伤）发生在当下”^[16]。而克服的含义较为复杂，它可以是康复，即“（受创）主体可以接受特定的压抑元素，进而从机械重复机制中解脱”，抑或是“有限与超越的互动”，^[17]也可以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18]。对于拉卡普拉来说，他“试图把救赎的概念从狭隘理疗学的角度延伸至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范畴内”^[19]。

对于克服的路径学者们可能存在众多意见，但有一点是大部分学者都认同的，即“只有当创伤能够把自己的经验糅合成一个有顺序的、具体的并且置于时间与历史的大背景中的叙述，叙述受害者才能够从创伤记忆中恢复”^[20]。弗洛伊德提出了“话疗”（talking cure）一说，认为“话疗”可以使得歇斯底里患者去重复、认可并克服创伤事件。这一针对创伤的治疗模式甚至后来包括了写作本身，遭受创伤的作家写作过程变成了一种治愈创伤的方式。^[21]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在他的作品里读者似乎总能见到一个艾略特的身影。当然诗人遭受的创伤以及克服并得到救赎的方式极为复杂，这便是本文的研究中心：利用创伤这一研究视角，从分析艾略特的作品入手，结合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独特历史文化背景，梳理和阐释荒原产生的原因以及探讨诗人实现救赎的路径。本书的分析和对作品的选取、划分一方面是为了讨论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考虑到每部作品叙述的侧重点不同。作品对某一类创伤应对方式的突出表现决定了本书每章对作家作品的选取。

第二节 T.S.艾略特与创伤

“叙述”一词的应用日渐广泛，其载体随着“文本”一词的变化而得以扩展。当今意义上的文本可以囊括文字、图像、视频、超文本甚至可以是人体本身，借用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的话来说：“小说是叙述，电影是叙述，甚至广告也是叙述。”^[22]可以说，从人类诞生以来，“叙述”就一直伴随其左右。叙述作为一种古老的传播方式，它把外在于我们的整个世界纳入人类的理解之中，这对于人类认识世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叙事产生于我们关于世界的经验和我们用语言描述该经验的努力之间。”^[23]整个世界是个巨大的能指，而赋予其所指的内涵正是叙述所要达到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叙述是人类得以交流的元代码。人类文明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是叙述的结果。

叙述带给他人的是经验与意义的扩展，而对于叙述者而言，叙述的作用恐怕更为直接。“所有讲故事的人都是在死亡的阴影下讲话。他们的叙述是与死亡达成协议的一个途径，同时也构成驱除死亡的一种方式。”^[24]这种对死亡的驱除不仅可以给处于他人之位的读者带来一丝温暖，还可以为饱受创伤之痛的个体带来安抚。无论是柏拉图的“迷狂说”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都强调了叙述对人类的创伤有着不可替代的治疗功效。

正因为叙述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而人类的生存又与创伤如影随形，创伤叙述于是变得不可避免。简而言之，创伤叙述就是关于创伤体验的讲述。根据伽达默尔的阐释：“如果某个东西，不仅被经历过，而且它的经历还获得一种使自身具有继续现在意义的特征，那么，这东西就属于体验。”^[25]创伤带给受创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当下性”，即受创者“纠缠于过去并倾向于强迫性的重复，好像（创伤）发生在当下”。^[26]

纵观古今中外，对创伤的刻画早已成为文学的一种母题。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说：

很明显诗的起源有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都归属于人的本性。模仿是人类从小到大都很自然的行为，这是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优势之一。人是世界上最具模仿性的动物，而且学习的开始就是模仿。其次，人们从模仿中获得快乐。这一点是经过证实的：被模仿的东西本身可能看起来让人痛苦，但审视艺术对这些东西的最真实表现却给我们带来快乐。^[27]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被模仿的东西不仅仅包括让人愉悦的，痛苦一样可以成为美学的材料，而且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作者对极致情感的体验和状态的表达。

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两希文化都有对创伤的大量描绘，《圣经》和希腊神话都表现了西方人对人类创伤处境的思考。人类的祖先亚当与夏娃本是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天堂，但在撒旦的引诱下吃了禁果，而后被逐出了伊甸园。从此，作为上帝对其后代人类的惩罚，男人必须辛苦地劳作，而女人则要忍受生儿育女的痛苦。人类自此开始了其漫长而痛苦的人生历程。《旧约》中上帝惩罚人类的大洪水、《新约》中十字架上的耶稣都代表着人类在这个堕落的过程中，肉体和精神经历的无数创伤。

古希腊神话亦不乏大量创伤描述。它们的主题大都聚焦于英雄个人的创举及其所受的折磨。这些神话篇章或是波澜壮阔，扣人心弦；或是惨痛异常，撼人心魄；又或是凄美绝伦，绝唱千古。希腊神话对悲剧的偏爱，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西方文化对创伤的独特感悟。悲剧是表征创伤的不二载体，而面对创伤如何活得高贵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荷马史诗中同样不乏对创伤的描述。虽然英勇好战是当时的美德，但战争在《伊利亚特》中仍被描述为“邪恶的”与“可恨的”。^[28]即便战争之王阿基留斯的态度也是如此，“阿伽门农不会说服我去参战的”^[29]，因为战争带给人的创伤妇孺皆知。在《伊利亚特》第六卷里，赫克托尔在特洛伊城里见到了安德罗马克，后者钟情地对赫克托尔说道：“不幸的人啊，你的勇武会害了你，你也不可怜你的婴儿和将做寡妇的/苦命的我。”^[30]在这首关于战争的诗歌里，生命价值的载体即是战争。这种战争创伤在广为人们引证的《否定的辩证法》之叹息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世界史根本没有从野蛮走向人道主义，而只是从弹弓走向了百万吨级的核弹。”^[31]对于西方文明来说，死亡的时刻才是真理降临的时刻。

中国古代文学中亦有延绵不绝的创伤刻画，《诗经》之《黍离》篇中那位黯然行人的呼唤令人神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孔子在总结诗歌的功能时提出“兴、观、群、怨”之说，^[32]其中的“怨”即表征了作者的创伤体验。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序》中以“哭”字概括了中国文学的特点：“《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哭泣于《红楼梦》。”在此，哭泣化作创伤体验的别称。

虽然创伤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是个普遍现象，但对于个体而言，创伤仍然不失为一种偶然的遭遇。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长河中的某个特定阶段就可以被放大研究了。因为在特定的时间段里，某些群体可能更容易遭受创伤之袭，更容易有深刻的创伤体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时期就处于这样一个时间段里。战争、工业化、城市化、人口膨胀给这个时期的人类带来了无尽的创伤。除此之外，还有一股暗流在悄悄地变革人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1859年，达尔文驱逐了上帝，把人类的祖先变成了猴子模样。物竞天择的理论使得许多文明的侵略者进入原始的部落中，西方的文明与原始的荒蛮开始了剧烈的冲撞与激荡，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正是以此为背景展开的叙述。弗洛伊德学说的出现彻底让人类暴露出动物本性，人的驱动力来自与动物无异的性本能，并且受制于一股黑暗的无意识力量。“俄狄浦斯”情结把现代人与古希腊的暴力神话连接在了一起。众多学说开始把人从罪恶中释放出来，却并没有为人展示一个未来的去向。因此许多现代主义流派开始更加积极地关注人的内心、意识、生存等。曾经有专家指出，现代主义叙事聚焦于人物内心、记忆、孤独、碎片化叙述、非线性情节等，这些为创伤体验的刻画提供了理想的媒介。^[33]而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锋诗人，艾略特的作品中自然不缺少对创伤的关注。早在1929年就有学者注意到其诗歌的晦涩难懂与创伤的关联，福斯特认为阅读艾略特存在两个困难：一是读者的能力，二是艾略特本人对生活深感恐惧，却拒绝平白陈述。^[34]学者们开始注意艾略特诗歌作品里所呈现的创伤表征——恐惧与焦虑并存的图景。^[35]很多学者开始搜寻艾略特创伤的来源，而其中的两个来源得到学者们的一致认可：婚姻与战争。著名艾略特传记研究专家林达·戈登（Lyndall Gordon）在其作品《T.S.艾略特：不完美的生活》（T.S.Eliot：An Imperfect Life）一书中专辟一章论述诗人的首次婚姻给其带来的心理阴影，并称其为“死亡般的煎熬”。^[36]而颇有意思的是该章的题目“恐惧！恐惧！”，引自康拉德的著作《黑暗的心》，一部艾略特同样欣赏并引用过的作品。艾略特研究学者罗纳尔多·布什（Ronald Bush）也在其著作《T.S.艾略特：角色与风格的研究》（T.S.Eliot：A Study in Character and Style）中用了“未知的恐惧”来形容诗人的第一次婚姻。大卫·穆迪（A.David Moody）在分析了《J.阿尔弗莱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后认为，艾略特恐惧的不是某个女性个体，而是女性整体，“情况是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恐惧是艾略特诗歌与戏剧中的主导情歌，也是他精神追求的主要动力”^[37]。马修（T.S.Matthews）把艾略特与薇薇安的婚姻比喻成他“生命中深深的不可治愈的伤口”：

他对薇薇安的感情是他生命中深深的不可治愈的伤口，这种感情起初源于对某种破裂关系的焦虑和恐惧，包括他与家人的远离、他与自己国家的相隔和他与传统的分道扬镳。而这种焦虑和担心慢慢地被加重，他开始对薇薇安的健康、神智焦虑，开始对他自己不可避免的愈来愈少的爱焦虑。^[38]

除了婚姻的创伤，更多的学者看到了战争的创伤与其作品之间的紧密关联。虽然艾略特由于身体原因并没有亲赴战场，但在二战里，艾略特本人曾担任过民防队的队员，因此战争带给他的创伤同样不可小视。“战争确定无疑地影响了艾略特：他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也是他的智力慰藉，在战争中被杀死；与他妻子家庭关系很密切的人在战争中死亡。”^[39]“第一次世界战争让这个可怜世界增加了几分地狱的色彩，《情歌》等诗歌献给一个战争的受害者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艾略特的诗歌中有很多真实战争的指涉。”^[40]在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看来，《荒原》诞生的动力来自战争：

在目送一列列军队火车离开滑铁卢后，我经常会把伦敦奇异地想象成一块不真实之地。在想象中，我经常看到桥梁的坍塌与沉没，然后整座城市就像晨雾一样突然消失。它的居民开始变得像幻影一样……我和T.S.艾略特谈起过这些，他把这些融入进了《荒原》。^[41]

2010年托马斯（Thomas J.Brennan，S.J.）出版了《创伤，超越与信任：华兹华斯，丁尼生与艾略特审视失去》（Trauma，Transcendence，and Trust：Wordsworth，Tennyson，and Eliot Thinking Loss）一书，首次明确地把艾略特与创伤一词共同摆在读者面前。在关于艾略特的一章中，作者主要对《荒原》中铁瑞西斯（Tiresias）这一角色用拉康的理论进行了分析，认为铁瑞西斯作为一个男性的能指符号或“现代文本背景中的经典名字”遭受了阉割。作者力图证明“在诗学文本里，《荒原》可能是关于男性身体缺失焦虑的最直接印证”^[42]。

在2011年，卡尔·克劳克尔（Carl Krockel）出版了《战争创伤与英国现代主义》（War Trauma and English Modernism）一书，该书对比分析了战争给T.S.艾略特与D.H.劳伦斯两位作家带来的创伤。卡尔·克劳克尔按照时间顺序对艾略特的作品进行了分类。他把艾略特1915年前的作品视为创伤前的证词，在他看来，艾略特与战争的最直接的联系体现在他战亡的密友让·韦尔德纳勒身上，朋友在战争中的个人经验让艾略特体会到非个人秩序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