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超越与人生风貌
——论《北方的河》和《棋王》

文学的内涵不仅是表现宽广的社会历史，而且要通过形象塑造来凸现作家自我，表达其深沉博大的美学理想。就是说，读者经由作品及其人物所认知的不单是文学世界的面目，更主要的在于透视作家活生生的血肉魂魄。同时，作品的生命力也只有建立在它所蕴含的人生态度和当今时代的社会意识相契合的基础上，并且努力融合民族历史文化深厚的精神内容，体现出当代性和历史感的交合，才会焕发出永久的光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为近年小说创作的双璧——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和阿城的《棋王》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风貌，足以构成当代小说的美学理想气象迥异、刚柔互济的两元性，具有各领风骚的典型意义。探讨和比较这两部作品，最根本的还在于它们表征了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发展趋向，即不但在创作方法、审美观念上进行突破性的变革，呈现开放多元、群芳争妍的灿烂局面，而且由于融贯民族文化的历史意识和人生哲学，使之充盈了新鲜浑厚的生气活力，达到了较高的文化境界。

一

《北方的河》的问世，宣告了新时期小说创作中积极浪漫精神的成功奠基。它的气质是罗曼蒂克的，外放奔突，意气盛人，向自然和世界喷射着主观情志，抒发了青春奋击者的强烈激情，开拓出豪放、顽健、深沉的卓然气度。因此，它就不啻是作家个性素质的单纯折映，而衔领了包括梁晓声、邓刚等的小说创作在内气概阔大、庄严强健的一代浪漫雄风，迅猛地冲击并导致当代小说在创作观念与风格上的发展和突变。这一群体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他们充分确证了一个急剧变动的时代和民族那番回瞻苦难过去的痛苦蝉蜕，尤其是面对灿然的现实前景的躁动、振奋、搏求，在对理想信念的渴慕和进取中体现的必然的曲折性与伟岸的强悍力。

文学敏锐而深刻地感应着这种生长着的时代精神，它需要孕育出现代新人的形象——《北方的河》中的“他”，经受了生活磨难，不寻常的成熟内向、沉郁刚毅，并且在精神品质上显得高大挺拔，是顶天立地超人式傲世独立的男子汉。他把旧有的痛楚与温馨储藏在心灵，而将生命寄托于永不歇息的对现实和自然炽烈的渴念与追求的奋斗进程，以至自身的生命力量和深沉的爱全部熔铸进左冲右突的自我实现中。浪漫型文学主观的心灵内容实质上是完全超出客观的现实状态本身，意胜于境，偏重于作品情志的宣泄和抒写。因此，《北方的河》也是试图宏观地涵括和把握个性高扬突进的一种时代性思潮，在相对虚淡的现实背景前锻造一个有着钢铁般意志、个性奇特的英雄化身；“他”不仅是现实人物的性格类聚，而且是文学天地里光环闪烁的人格理想的具象化。在当代文学中，人的地位和价值重新得到归复，人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主体力量被完全确认，具有征服、主宰自身外部力量的智慧和伟力，这一系列极限意义上的观念获得了艺术的阐释。因而，它就结晶为当代文学的美学理想内核的一个棱面，辉映着充满阳刚浩气、博大情怀而不虞功利、纵横捭阖的奋斗者形象。

《北方的河》的“他”始终是辽阔的穹庐背景下的一个刚强的跋涉者，坚忍沉着地找寻在巨川高山的北国疆土中浸渗的沉重岁月的记忆和情感，找寻悠远浑厚的历史文化千百年冲荡着的热力。在他的生命中，北方粗放的水土把勇敢和深沉、粗野和温柔、传统和文明同时注入其血液，吹打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就连古老彩陶的碎片也仿佛流成了河，向他指示着一种民族文化的精神哺育，使之不断地获得那神圣的答案：“黄河是你的父亲，他在暗暗地保护着他的小儿子。”尽管他曾经遭遇了肉体的创痛和感情的磨砺，失败、追求、幻灭、热情交织成青春的忆念，但他懂得，无论幼稚失误，还是思索奋争，都是属于他以及这一代人的。而从前的一切也汇成一条北方的生命河，向他灌溉着坚实的灵肉力量。因此，“他”的形象就不是以人的单个体出现，而是承继着一种民族的伟大血统、历史的苦难屈辱和时代的创造力量的一代人，乃至在更广大意义上，成为民族群体实现奋斗的一种艺术抽象。这就是他个人意志所无法不依从的历史的命运强力，它赋予其个体价值实现的动因。如果说《大坂》中对人生艰辛的超越的体验还是时空具化的表现，那么经历了《老桥》青春磨难的事件性象征，以及《黑骏马》对古老文明繁衍的苦难的理解和战胜，《北方的河》则成熟地表现为在博大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层面上，那种强固的历史接续性、集体的承受力和执着于现实人生的创造探求，卓越地揭示了民族振兴的历史底蕴。

借此，张承志小说中“人”的形象已经良好地体现了对个体生命的超越意识。他把“人”置于历史和主观情志的长河里，不断地锤炼其血肉筋骨，赋予宽广的社会历史涵容；又不易受现实中利害成败的纷扰，保持超群独立的生活姿态，在精神上日益显现出对尘俗的苦难与欢欣、成功与失意的审美性超越。这种独具风采的历史感和超越感是张承志创作的精髓真义所在。《北方的河》的“他”就是牢牢地把握住了人生个体和历史贯联性与现实立足点，着眼于把人当作一个恒稳的纵向文化体系的纽结来审视它的生存奋斗的意义，以此作为新的进取的起点，在历史推移的启示里，找到一种对历史悲欢的成熟的辩证观；并且将实现个体价值的行动本身升华为一种超绝横向时空的人格构建，充满浪漫情感地凸现现实世间奋斗者的心态，展现出独立自足、面向未来的高远气度。

《北方的河》的人生风貌同庄玄哲学和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渗入不无关联。以庄学为发轫的道学文化，如同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中的浪漫思潮一样，同属于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系列。在春秋战国新旧制度更替的动荡时代，伴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出现了财富掠夺和权势侵压的严重现象，战乱纷争频繁，固有的人文法则与道德观念完全沦丧，人的命运祸福处于难以虞度的无常境地。庄学生发于这种现实土壤，旨在反叛社会变动裹挟而来的“恶”相，但它终究要弃绝遏制历史进步、复返原始文明的欲求，而提出精神意识上抗拒现实的反题：为了在社会劫难中捍卫个体价值，不致遭受戕害或作为功力之争的械具，它就只有让人本体脱开尘俗物役，去追求冥远之中理想人格的独立自由，即所谓“道”的本体。“道法自然”“无所不在”，庄学的“道”实质上乃是臻至理想人格的人本体，而实现的途径也只有通过遗世绝俗的“吾丧我”“逍遥于无为”，在自我与宇宙合为一体中达到精神幻想式的超越完足。这种超越既不否认感性存在和人生体验，认为理想人格亦同一于人的自然本体（“神以守形”），又想离析和摆脱群体生存的现实生活，企图由“心斋”“坐忘”而非行动选择来消极地待求一己之超验、独立。对庄学来说，这毕竟也是别具意义的选择，并且成为超越具体文化形态的，面临“人”与“物”的矛盾冲突而保全身心、独善其身的一种自解方式。但是它对尘世目的的厌弃无为，使这种精神目的的追求只能是无本之木的心理完成过程，毫无进取和改变现实生存的实践因素，因此不可能真正摆脱痛苦现世，逆转历史进化的“自然”，在社会群体中取得个体的独立价值。

在魏晋之际特定的社会变动中，玄学（嵇康、阮籍等）从实践上外推了庄学的人格本体论，铸炼了它的情感色彩，充分发展了庄学摒弃尘世、个体超越的浪漫理想的一面。它尤能正视社会现实，在个体身心的修养中透彻否定与反叛的情绪，不屑托身于世，依从于社会伦常，显示出人的自觉意识。它存在的历史局限同庄学是一致的。

张承志作品的超越意识较之各有其质的规定性，但也确实存在某些相通之处。当代小说中浪漫潮流的出现，正是由于历史带给人们的苦难和屈辱的创痛尚未消退，从废墟中站立起来的民族渴望在新的社会变革中面对未来拓进，它呼唤一股男子汉的雄风，敬慕一种奋进者的卓行来灌注以振奋的活力。《北方的河》典型地代表了这种思潮。主人公“他”就是一个青年开拓者的现实形象，显示了这代人不断的觉醒、搏争以及在民族复兴后的昂扬气宇。“他”（们）的不幸遭际明显地扩展了主人公形象的历史宽度，冷静和宽容既成为“他”生活态度成熟的标志，也意味着执着现实的辩证历史意识所具备的自觉素质。因而使得“他”对历史苦痛的感受、坚忍、理解和超越，就演化为整个社会群体对民族命运和人生价值独有的理性思考，对几度劫波的祖国母亲更深挚的眷念和敬仰，激发人们坚韧不屈地实践进取。从“他”这个强者来看，一方面“他”绝不甘于在生活的反思中沉沦颓伤，而是能从历史的检视里获得驱动前进的热力，自信于对未来的掌握，面对尘世内敛着凝重的激情，保持着鲜明的现实欲求；另一方面，他又是孤独往来地探求生活理想和个体价值，力图在积淀着生命和文化的自然宇宙中归化自己的灵肉，孜孜不倦地进行无穷尽的超脱尘嚣的精神漫游，在感情上他排斥现实存在的利害、毁誉、得失，奋力冲决传统尘俗的人生观念、方式和社会“物役”现象，来塑造俯视世态、君临众生的高大姿态，在独特的行为选择中获求对一种崇高人格的皈依。因此，《北方的河》既是对庄玄哲学人格追求的精神层面的承合，又是对它逃避现实、消极承受与独善个体的超越乃至反拨，表现出积极的现实奋斗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