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此处“冷雨”且“热风”

王侃

谈及杂文，大多数人都会不自觉地将其与“骂声”联系到一起，当下的许多杂文创作更是以“骂”为乐。“骂”固然是杂文的重要特质之一，然而，“冷言冷语”背后的“滚滚热流”才是杂文真正的可爱之处。批判是杂文的生命力，“冷水”泼得多了，总不免会让读者心寒起来。但阅读优秀的杂文作品却能让人在经历“瓢泼大雨”的洗礼之后，还能感受到被阵阵“热风”轻抚的温情。这“热风”或源于文章的思想深度，或源于作者的赤诚真情，始终激荡在杂文的字里行间。杂文的文字或许是冷的，甚至可能寒冽到令人发抖，但杂文作者的心一定是炙热的，一个冰冷、麻木之人定写不出这般充满战斗性的文字。即使被喻为专门报告坏消息的“乌鸦”，杂文家们依然不辞辛苦地投身于杂文创作中，因为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寒冷”，他们的心里始终留有“温热”。正是杂文家们的这份执着，使杂文变得“可恨”又“可爱”。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晴雨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是如此，杂文亦是如此。相比于其他文体，杂文对于社会动态的反映更为敏感、迅速，思想表达更为直接、简练，因而杂文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征。处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里的人们需要“经典长篇”，也需要“投枪”与“匕首”，因为这“投枪”“匕首”发挥着传递时代声音的奇效。基于此，杂文的大胆、泼辣、犀利，正好投合了人们的喜好，成了当仁不让的“急先锋”。然而，当下的杂文创作或许是太“急”了，只知道抓起“投枪”“匕首”胡乱地投刺，却忘了对我们身处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做一番深入的考察，结果只能是伤人伤己。这样的杂文既已脱离了“感应的神经”，自然也就难以成为“攻守的手足”。还有些杂文创作，仅仅是为了发声而发声，只为夺人眼球，却无营养注入，更毫无善意和热情可言，成了名副其实的冷嘲之作。更有甚者，利用杂文的辛辣、犀利，将“银针”当成“暗器”，拿起“解剖刀”就停不下来，看起来冠冕堂皇，实际却恶意中伤他人，以达成自己的私利。

当然，杂文是时代的号角，应当起到激浊扬清、匡正人心的社会效果，万不可沦为个人发泄、炫耀甚至复仇的工具。倘若徒有其表却无内里的“冷嘲”之作都能大摇大摆地登堂入室，恐怕杂文早晚是要从“高尚的文学楼台”里被赶出来的。我们的杂文需要“冷雨”，更需要“热风”。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我们确实是需要杂文的，我们需要它来为我们窥探时代风貌、树立社会正气。而杂文的日趋繁荣，也说明了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诚如鲁迅所言：“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鲁迅：《热风》）在“细菌”滋生的困境下，我们需要杂文强大的杀伤力来为我们清除那可恶的“细菌”。但如果杂文自身都被“细菌”侵蚀，那杂文的意义何在？我们的历史又该如何前进呢？

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洋洋大观、经纬万端的杂文浩海中，编者还是惊喜地遴选出了许多令人拍手称快的佳作。杂文可以是对历史的深沉反思，或是对社会丑恶现象的厉声挞伐，当然也可以是家长里短的娓娓道来，但它们都应当有一个共同的品格：真性情。鲁迅曾坦言：“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鲁迅：《华盖集》）编者在编选这本《2017中国最佳杂文》时，不是盲目地“以名取文”，而是将是否具有“真性情”作为第一评选标准。认真阅读并仔细感受本书所选杂文的读者定会发现，这些杂文不仅有着文学的情趣、理趣，更透露出作者洞悉世事的练达和昭告世人的警醒。本书收录的杂文题材广泛、样式众多，与广大群众的甜苦相牵、哀乐相连，充分体现了杂文的灵活多样。或许一篇杂文只能剖析生活的某一片段、某一局部，但是众多佳作汇合起来，定能让读者从中窥探出时代的风貌，把握到时代的脉搏。

倘若深究，杂文，首先讲究一个“杂”字。杂文的“杂”不仅在于内容的广博、作家队伍的庞杂以及写作笔法的纵横捭阖，“还”有降等意味，用“更关键”修饰不妥还在于杂文作者的博学多闻。杂文作者只有充分了解和洞悉世事，才能直击问题的核心，以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否则，隔靴搔痒的“冷嘲”之作，也只能是无关痛痒的旁敲侧击，“冷雨”再栗，却无“热风”。其实，每一篇杂文都代表着当下发生的一件件特殊的事件，在那些鲜活的文字里记录了很多特别的事情，关于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或者关于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抑或上升到关于整个世界的前行方向，等等。但是在这些特殊性之下，这些杂文又营造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文学场域，尤其在选编的过程中虽然它们仅仅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但也不难发现杂文的视角还是越来越开阔的，在各种文体的多样发展下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

针对今年这些被编入选集的文章，虽然有缺憾，但是更多的还是惊喜。具体而言，想在杂文中吹起“热风”，光靠作家的知识储备当然是不够的，还得有根“定海神针”，即文章的思想情感。虽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若文章杂而无感，则失去了杂文的灵魂。池莉的《一生只做一件事》，从简单的养花一事，却体悟出“用去一生，搞好了一件事，那也就够可以了”的人生哲理，且明确地知道自己这一生要做的就是“写作”这件事。可是，有多少人是用去一生，也没有搞好一件事的啊！刘诚龙的《路之缘》，以“路”作为文章的线索，为自己的特殊情感穿针引线，在他细腻却饱含情感的叙述中，读者也会沉潜其中，跟着作者去思考：“一生看来貌似漫长，你走过的路，又有几条？拿着扫把与簸箕，从几条路上扫过，便把在人间的足迹，扫了个干干净净，不留一点痕迹。”韩浩月的《怀念杨洁，为什么》，则是用情真意切的文字将《西游记》导演杨洁的敬业与艺德书写出来。的确在当下，身处新媒体浪潮裹挟中，人们多少都面临着经典沉没、精品缺失所带来的焦虑与恐慌，杨洁去世所带来的话题，为这种焦虑与恐慌提供了一个释放点。我们怀念杨洁，其实也是在怀念她的时代，怀念敬业与艺德。知名小说家毕飞宇在杂文领域也颇有建树，在此选编的这篇《胆怯的意义》，表达出了他对“胆怯”的另一层认识，但作者的真知灼见在于认识到“既然每个生命都是有局限的，那么，心平气和地告诉自己吧，举头三尺有神明。而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动用一切社会的资源，让它的人民免于恐惧，而不是无视恐惧并藐视恐惧”。而翟杰的《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逸茗的《心灵素简才不慌乱》以及刘江滨的《让“我”消失一会儿》等都展现出作者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

杂文之所以吸引人，想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独特的“杂文味”。优秀的杂文不仅明快恳切，而且能在海阔天空地恣意纵谈之下，透露出一股谈笑风牛的幽默。赵汀生在《“波澜”与“淡定”》一篇中，用从容淡定的言语对人生是否该“知足”做了另一番风味的解读。刘诚龙在《国学的走样与走样的国学》中巧用闲笔，看似波澜不惊，实则鞭辟入里地刻画了某些人学习国学的种种丑态。陈鲁名的《遭遇“著名”》，仅有千把个字，却出现了近50次“著名”，既然这么多的“著名”，那看来“著名”也就不一定那么“著名”了。路来森的《风雅“毛边书”》，将阅读毛边书的悠闲自在和盘托出，让人看了实在是有些心痒难耐。其实何止阅读“毛边书”是一种享受呢？或许真正爱读书之人都是一拿起书就难以放下的吧！艾莜薇的《我想嫁给爱情，请不要嘲笑》，关注的是普通个体的当下遭遇。在现代社会中这一问题已经变得很普遍，但作者也恰恰在这样的平凡视角中展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和思考。当然，同样的以轻快的笔调传达人生趣味的文章还有介子平的《理工男》、张金刚的《粗糙生活，也是一种智慧》，以及韦祎的《你的寝室有几个微信群》等。这些作家没有用杂文展现宽广的生活和丰富的视角，而是在烟火气十足的平常生活里发现了妙趣横生的现象，并且真正地深入进去，得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结论。

杂文作为文学的“轻骑兵”，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并且常常与时事热点相结合，流露着一股浓浓的人情味。刘瑜的《要守住内心的火焰》通过品评电影《末日危途》，“直指人类在生存困境面前的道德虚空”。在真正的生存困境面前，善和恶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人“内心的火焰”又来自哪里呢？作者虽未做出解答，却也足以令人深思。林永芳在《“王者”限玩：“纸老虎”挡得住“中山狼”？》这篇文章中，精准地将焦点放在了近来大热的《王者荣耀》游戏上，并对游戏制作团队推出的“以‘限玩’为主的‘防沉迷措施’”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在林永芳看来，这款游戏的制作团队，有制作游戏的能力，却没有能力提出真正管用的“防沉迷系统”，面对斥责，还有什么资格大叫“委屈”呢？赵贝佳的《“限塑令”别沦为“卖塑令”》，从日常生活出发，对“限塑令”势行不动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体现出作者对于人类生存环境的深切关怀。严峰的《令人揪心的两分钟》，关注的是一女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向死亡的两分钟，残忍的画面或许只是令人揪心一时，那一个个看客的冷漠却令人长久揪心。刘雪松的《给巴黎19区华人抱团的姿势挑挑“毛病”》，也是从时事热点切入现实生活，对当下社会出现的这一类现象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在强大，在进步，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应该把群体进步提升的素质同步跟进。华人法治的素养硬，才是真的硬”，这话着实发人深省。此外，张东锋的《吃穿山甲吃出来的何止炫耀》、梁晓声的《大学生都变成手机党是一种悲哀》以及江雪的《〈二十二〉，为历史留住证人》，都是对时事热点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观察分析。

大部分杂文都把“矛”掷向他人、投向远方，但高明的作者却会时不时地搬起“石头”，砸一砸自己的“脚”。杂文作家若是能在拔出“毒瘤”的过程中，还能记得时不时地警醒自己，定能成就一篇有温度的好文。司马牛的《慎己所好》通过“皇帝吃菜不许过三匙”“公仪休爱吃鱼却拒鱼”等故事指出慎己所好的重要性。可是人要真正关注自己怕是有些困难吧，作者对此想必也是深有体会，才会如此苦口婆心地写下此文，用以警醒他人和自己。王天定的《并非每个人都能逃离雾霾》，表面看上去就是一篇有关环境保护的杂文，但实际上却是对于公民责任和义务的探寻。的确，逃离是一种选择，但当我们无法逃离时，让我们选择用行动寻求改变。我们不期速成，但相信恒能生金，每个人的觉醒，都是对雾霾最有力的抵抗。王志锋的《向“洗稿式原创”说不》，则是对当下流行的一种“洗稿式原创”现象进行的鞭辟入里的剖析。在一个知识共享的时代，如作者所言，“信息越是丰富，资讯越是多样，人们对于原创优质内容的需求就越强烈，这就需要从技术识别、法规约束和行业自律等各方面着力，堵住洗稿和抄袭的漏洞，为原创写作创造出更好的环境”。的确，对于创作的规范以及学术的求真态度，作者直抵问题的核心，也给出了很好的解决方案。当然，李洪兴的《储备不贬值的人生财富》、刘兆林的《慢点生活》以及袁方的《人生也需要留白》等都善于剖析自身，带着一把刀子直击自己的内心，从而得出很多关于人生的感悟。

其实，任何一种文体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在这背后都会涉及一种文化话语或者说历史话语。它们不仅为文学的写作提供了语境和氛围，而且那些特定的精神背景和文化内涵也使得文学关注的对象得以延伸出去。在这次编选的杂文中便有一些这样的文章，向历史故事或者文化传统领域进行挖掘，使得文章呈现出了一种别具风味的基调。邹世奇的《“扬钗抑黛”的人是怎么想的》便是从经典名著《红楼梦》出发，意在对其中的林黛玉和薛宝钗的人物形象和评价进行新的思考，新意在于作者从一个复杂而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反观其中的深刻哲理，认为这个世界除了现实与当下，还应该有爱、有美、有诗、有梦想。郑劲松的《年味，为什么淡了》，意在从文化传统的视角去探讨文化如何更好地传承下去，其中还涉及当下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我们如何保留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我们有必要重建一些文化仪式，对传统、对天地万物多一份敬畏，多一份期待，多一份温馨。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回到自己的故乡。吴相洲的《古诗词永远是生活的高尚元素》，其实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谈论文化传统问题，具体而言作者是从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热播入手，从当下的视角去评析古诗词的再激活和再繁荣。如作者所言：“中国是文明古国，号称‘礼仪之邦’，从诵读经典开始，从文明言说开始，自觉抵御低俗言说，可以提升国人形象，对精神文明建设有益，对民族文化复兴有益。”在这个角度上，无论何时何地，对文化的敬仰和传承都需要积极付诸实践。杨自强的《白居易为何不买房》则是用幽默的语言将历史人物的喜怒哀乐展现出来。虽然作者的叙述中对当下的“买房热”只是一笔带过，看似轻松，想必还是会引起读者对这一热点现象的深刻思考。吴澧的《背诗词是国人的标配》、董宏君的《正被“改造”的中文》以及刘诚龙的《国学的走样与走样的国学》等文章，都果断地从原本的窠臼中挣脱出来，用自己的历史解读权去敲打文化的方方面面，为读者提供了别样的价值标准与审美境界。

现如今，杂文在我国已经日益茁壮成长，呈现出一派空前繁盛的景象。面对灿若繁星、浩如烟海的杂文佳作，编者实在是有些应接不暇，在编选的过程中难免会与一些经典之作失之交臂，留下遗憾。但本书所编选的很多篇章，都曾以其鞭辟入里的剖析和风趣幽默的言语打动过编者，每一念及皆如数家珍。但愿这部《2017中国最佳杂文》能如一位亲朋挚友，受到读者的喜爱。如若读者能时常翻阅并细细品读，定能在其中察出智慧之光，闻到浮动的暗香。

若是本书的出版能够稍稍挪移那些“冷嘲”之作的“霸屏”地位，让它们不再如此公然地招摇过市，那将是编者最大的欣慰。毕竟还是有那么多的热心人士依然毫无畏惧地在杂文领域里赴汤蹈火。我们依旧坚信，当代杂文创作的队伍必将在今后更为壮大，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新锐力量参与进来。不仅仅投出自己的“矛”，不仅仅亮出自己的“盾”，更会在“冷雨”和“热风”的交汇中永葆初心。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怀疑未来会出现更多的杂文经典传世之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