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德勒兹（和瓜塔里）“事件”文学理论探微
——“理论之后”文学研究的重建

尹晶

当前，各种后理论大行其道，迷失在纯粹的解构之中，“破”而不“立”，令我们无所适从。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如何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文学经典，如何谈论其意义和价值？文学是否还能担当起“文以载道”的功能？事实上，许多学者早已开始反思各种后理论，希望它们能重新思考道德和伦理等宏大议题，从而让文化和文学理论走出现在的困境。在这些反思中，“事件”这一概念得以凸显。伽达默尔在谈到海德格尔关于艺术作品本质的见解时曾说，“艺术作品的存在不在于去成为一次体验，而在于通过自己特有的‘此在’使自己成为一个事件，一次冲撞，即一次根本改变习以为常和平淡麻木的冲撞”⁽¹⁾，因此作品“本身也就是一事件”⁽²⁾。德里克·阿特里奇认为“事件”具有“差异性”和“奇异性”，文学作品创造的事件只有改变并重塑某种既定规范，对社会现实产生影响，为新的意义、身份和生活方式创造可能性，才堪称具有文学意义的“事件”⁽³⁾。伊格尔顿借助阿特里奇的思考，指出文学艺术的宝贵之处在于“让我们习以为常的价值重新变得可见，从而让这些价值受到批评和修正”⁽⁴⁾，因此他期待的是质疑规范的“文学伦理学”（literary ethics），指出文学的价值在于“逃离结构，破坏系统”（Event: 99），通过“修复人类现状［……］通过揭露我们赖以生存的规范、准则、传统习俗、意识形态、文化形式当中的任意性本质，文学作品才能完成它们的道德使命”（Event: 103）。⁽⁵⁾

无独有偶，“事件”具有的差异性、奇异性、偶发性、独一无二性也正为当代法国哲学所看重，虽然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巴迪欧等哲学家对“事件”的理解与伊格尔顿并不相同，但就“事件”具有的破坏、颠覆功能而言，他们的思想却不谋而合。在伊格尔顿那里，文学作品要完成其道德使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读者的阅读行动，但他并未具体言明作者、语言究竟如何创造了事件？这些事件究竟是什么？读者如何被这些事件影响？以及文学作品如何通过这些事件质疑并重塑社会规范？对社会现实产生影响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小民族文学理论与事件概念结合起来，并借助巴迪欧对“事件”的理解，尝试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事件文学理论。“小民族文学”是德勒兹（和瓜塔里）在研究卡夫卡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它不是指一种特别的文学，也不是指由少数族裔作家创作出来的文学，而是“一切语言实践的革命潜能，通过在表达与内容之间生产多样的关系和关联而向占主导地位的语言阐释的二元对立形式发起了挑战”⁽⁶⁾。正是因为具有这一“革命潜能”，小民族文学才与同样作为“纯粹潜能”的“事件”密切相关：小民族文学对语言进行小民族使用，创造语言事件；通过各种各样的生成进行小民族政治实践，让生命事件在新的情境之中现实化；通过参与表述的集体组装创造出新的身份和民族，创造语言事件。

语言事件：小民族语言

在《文学事件》中，伊格尔顿提到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从“词语”的角度谈论事件与结构的关系，指出“词语横亘于结构与事件的接缝处”。（Event: 200）因此，词语是以自身固有的“可重复性”不断地将新的意义带入作品的结构之中，从而在“结构”和“事件”之中跳跃，强化和消解作品的“结构”。⁽⁷⁾引申一下，在词语被不断重复的过程中，新的意义可能会强化或消解词语的主导意义、固定用法，这种消解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伊格尔顿并没有详述语言事件究竟是什么，它们消解或颠覆的是怎样的“结构”，又对社会现实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可以借助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小民族语言来具体理解这一过程。

在《论英美文学的优越性》（“On the Superiority of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中，德勒兹明确指出，对语言进行小民族使用是语言的“事件”，小民族语言“自身已经成为事件的创造者”。⁽⁸⁾不过在德勒兹（和瓜塔里）这里，事件不是与恒定“结构”相对的偶然、具象、独一无二，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或出现的状态，而是潜在于非个体、非有机的生命（impersonal, nonorganic Life）之中，并在生命的生成过程中，不断地现实化（actualize）于具体的事物和状态之中，而事件的每次现实化都有所不同。因此“事件”是绝对的内在性差异，呈现为“连续的变化”，它是内在于不同力量之间的斗争或交流的潜在变化，“作为纯粹的潜能（即真实的、内在的可能）而存在”，是“存在于时空世界之上的非物质转变（incorporeal transformation），但能够在语言中得到表达”。⁽⁹⁾事件是由动词不定式形式表达的，它不依赖于客体和属性，表明的是事件现实化的推动力。我们可以将“事件”与柏拉图的“理念”进行对照理解：理念是永恒不变的，存在只是对同一的理念进行模仿；而事件则是绝对的内在性差异，在不断现实化过程中呈现为连续的变化，不断对差异进行重复，不断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德勒兹（和瓜塔里）之所以如此看重语言事件，是因为他们认为语言是某个时期在某个社会中通用的一套口令（order-word），其功能不是交流或传递信息，而是发号施令，因此语言中充满了权力关系。社会要求人们使用标准的语言，遵循固定的语法，使用固定的句法和词汇形式，遵循词语的主导意义，以便维持他们固定不变的身份（男/女、父/子、君/臣等），从而维持社会秩序。这种标准语言就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大民族语言，就像拉康的“象征界”，或克里斯蒂瓦所提出的“象征”的意指过程一样，其目的是要形成和维持人们的大民族身份或“克分子”身份，从而维持既定的社会秩序。小民族语言不只是次语言、方言或个人习语，而是引发对大民族语言进行解域、让其生成小民族语言的能动力量，即语言“事件”。它会让大民族语言生成小民族语言；故意使语言贫乏或丰富，颠覆词语的单一意义，打乱既定的句法，创造新的词汇形式，让语言的各种构成要素——语音、语义、词汇、句法等——进行持续不断的变化，在大民族语言中形成一种外语，让语言自身口吃。⁽¹⁰⁾小民族语言让语言自身口吃，重新分布声音和词语、词语和意义、词与物、正确的和不正确的语序等。小民族语言就是通过语言事件瓦解铭刻于语言中的权力关系，解域在语言中确立的常规做法、风俗习惯、大民族身份等，颠覆既定的社会秩序，为新的生命实验、新的生成创造条件，让生命事件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中现实化，从而创造出新的生命可能性、新的身份和新的社会组织形式。

女性主义者认为大民族语言充满了“男性象征”，歧视和压制女性，因此西苏（Hélène Cixous）和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试图通过“女性书写”（feminine writing）来创造语言的事件，从而破坏和颠覆这种父权语言具有的固定意义、逻辑和封闭性，抵抗、废除其中根深蒂固的形式、形象、观念和概念，对它们进行重新分布，这样便可以颠覆和解域父权语言，为女性创造新的身份，从而促使新的社会制度出现。克里斯蒂瓦区分了意指过程的两大要素“象征”（the symbolic）和“符号”（the semiotic），实际上前者是大民族语言，后者则让大民族语言小民族化，从而引爆“一场象征和主体的动乱”，打破权力的“主体”，摆脱作为“父系法则”产物的标准话语所具有的压迫秩序和理性。⁽¹¹⁾这会使女性摆脱被这种标准话语所规定的否定的、边缘的地位，为她们创造条件，让她们展开新的生命实验，进行新的生成，从而使她们能够在新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中将生命事件现实化。

对一些英国的前殖民地国家而言，作为大民族语言的标准英语也充满了权力关系，充满了对殖民地国家及其文化传统的偏见、扭曲、歧视和压制，以维持英国对这些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非裔美国作家巴拉卡（Amiri Baraka）曾指出：“欧洲的语言带有其创造者和使用者的偏见，你用他们的语言言说，就必定会反对黑人，除非你极力加以克服。”⁽¹²⁾为了颠覆暗含在大民族英语中的权力关系，非洲作家阿契贝（Chinua Achebe）强调非洲文学应该对英语进行“挪用”和“改写”，非洲作家“应该力图开创一种英文，它既是普遍有效的，同时能够承载他独特的经验”。⁽¹³⁾曾凭借《午夜的孩子》（Midnight's Children, 1980）等作品三次荣膺布克奖的印度英语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表示：“我们不能简单地按照英国方式使用英语；它需要为我们自己的目标重新使用。……征服英语也许就是实现我们自身自由的过程。”⁽¹⁴⁾对大民族英语进行挪用和改写，实际上就是通过创造语言事件对标准英语进行小民族使用：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将各种不同的小民族英语深化，不再根据标准的、固定的语法使用语言，而是在新的语境中将英语拆解为碎片，并将它们与本土语言中的一些异质元素结合在一起。印度英语作家拉伽·拉奥（Raja Rao）是最早提出将英语印度化的作家之一，他认为要按照自己的本土方言埃纳德语的节奏和曲折变化来改造英语，将印度生活的节奏融入他们的英语表达之中。⁽¹⁵⁾对20世纪80年代后的印度英语作家而言，他为创造英语事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为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和基兰·德赛（Kiran Desai）等作家开辟了新领地，启发她们通过创造英语事件进行自我肯定。

同样地，美国的黑人英语、新加坡的新加坡英语、印度的印度英语等都是这样的小民族语言，它们通过将作为大民族语言的英语进一步解域，生产出许多语言事件，从而解构作为语言常量的权力关系，让黑人、黄种人等有色人种摆脱白人的霸权统治，让那些处于后殖民状况中的前殖民国家摆脱前宗主国的霸权统治，让他们在新的社会状况和历史条件中，通过新的欲望生产，创造新的生命事件，或者对生命事件进行新的现实化，从而创造出新的身份、新的民族，而这正是发生语言事件的意义所在。而这些新的生命事件究竟是什么呢？它们如何有助于创造新的身份、新的民族？

生命“事件”：生成

在德勒兹（和瓜塔里）那里，“生命”不是个人的、有机的生命，而是质料-能量流所特有的“非个体、非有机的”力量，它推动质料不断生产和创造差异，通过无始也无终的生成来生产事件，或让生命事件在新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中现实化，从而在“受限制的空间”中，在“不可能”的环境中，与贯穿其中、决定其行动的各种权力关系不断交锋，“在不可能之间描绘出一条道路”。⁽¹⁶⁾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谈到的“生成-女人”（becoming-woman）、“生成-动物”（becoming-animal）、“生成-儿童”（becoming-child）等一系列生成，都是这样的生命事件。生成之所以不断创造生命事件，或推动生命事件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进行新的现实化，就是为了摆脱社会给人们规定的大民族身份，促使他们进行真正的生命实验，以创造出偏离标准的身份，增强事件本身的解域潜能，从而质疑和反抗既定的社会秩序、规范、习俗等。

“生成女人”是在传统的男人和女人范畴之间创造出一条逃逸路线，将性别编码解域化，从而让人逃离男人占统治地位的父权制权力结构，逃离以男人为标准的主导价值，从而让生命的事件进行新的现实化。在印度女作家洛伊的小说《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 1997）中，我们看到阿慕通过生成-女人质疑和僭越印度的古老礼法：她不顾禁止高种姓女子与贱民男子跨越种姓相爱的礼法，爱上了贱民维鲁沙。而他们相爱不仅是由于身体的、性的吸引，还因为他们具有同样的反抗精神，可以共同反抗偏执狂的欲望（paranoid desire），后者全面有效地限制生命的欲望之流，将其辖域化在特定的范围内，从而形成和维持大民族身份和既定的社会秩序。而阿慕正是因为与维鲁沙相遇，才“生成”了“女人”：就在他们四目相对的短暂时刻，“历史乱了脚步”，维鲁沙看到了阿慕是个女人，这是他一直被禁止进入的事物，“被历史护目镜弄模糊的事物”。在此刻，在维鲁沙的眼中，阿慕不再背负着父权制和种姓制度强加于她的道德束缚，也不再是一位离过婚的母亲，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分子”女人，“微笑时有着深深的酒窝”，有着浑圆、坚实、完美的“棕色肩膀”。⁽¹⁷⁾正是通过生成女人，阿慕才有了新的生命体验，才让生命事件在印度的现代社会中现实化了。

“生成-动物”是解域人/动物的二元对立，让人逃离“人之形象”（the image of man）对人的一切规定，将人类文化解码，从而解放被辖域化在“人”之形象之中的非个体、非有机的生命，通过新的欲望生产、新的生成，让生命事件根据新的社会状况、现实条件现实化。在库切（J. M. Coetzee）的《耻》（Disgrace, 1999）中，作为殖民者后裔的白人女性露茜·卢里通过“生成狗”进行新的生命实验，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的南非将生命事件进行新的现实化，从而摆脱自己面临的生存困境。在被三个黑人强奸之后，露茜以一种更适合新南非的方法解决此事：她不像以前的白人妇女那样向警察告发强奸者，要求逮捕并惩罚他们，而是向父亲指出“在眼下，在这里”，这件事完全属于她的个人隐私，与白人群体无关，⁽¹⁸⁾她无意进一步加深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仇恨；她也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离开非洲去荷兰，或者到“一个比这里更安全的地方去重新开始生活”⁽¹⁹⁾，而是选择留下来，并且留下因强奸而怀的孩子。她决定把自己的土地转给佩特鲁斯，并且嫁给他，以换取他的保护。她开始学习“像狗一样”生活，即从真正的一无所有开始生活，“没有办法，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就像那些没人要了的狗一样。⁽²⁰⁾如巴顿（Paul Patton）所指出的，生成也许是“转向真正的后殖民社会的唯一可能的形式”⁽²¹⁾。

在《水之灵的归来》（The Return of the Water Spirit, 2002）中，奥诺里奥通过生成工人创造让生命事件在独立之后处于后殖民状况之中的安哥拉现实化，以摆脱他“无家可归、无法养家糊口”的生存困境。奥诺里奥曾是安哥拉的执政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塑造出来的大民族工人，他曾是被“一党制纪律严明的官僚制度塑造出来”⁽²²⁾的“模范工人”（Return: 79）：他“总是其他人的榜样”，在红色星期六总是“第一个主动要求工作”，是“第一个加入公司人防组织的人，曾因抓住试图偷窃公司财物的小偷受到表扬”，是执政党坚定的追随者；（Return: 78）他曾兢兢业业，小心翼翼，是个“保守工人”，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模范积极分子。（Return: 96）但后来他住的楼房倒塌了，而他凭那点可怜的工资盖不起新房，因此只能铤而走险，在公司债务数目上造假，以收取少得可怜的回扣，但他第一次造假就被老板发现了，因此不得不辞职；雪上加霜的是，他的妻子指责他像那些官员一样腐败，坚决要跟他离婚。（Return: 77—78）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开始进行生命实验：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偏离了标准的大民族身份，不再是那个“怯懦的、循规蹈矩的工人——党的模范积极分子”（Return: 96）；他完全摆脱了统治阶级所灌输的那一套观念，不再看待一切时都忘不了“权力和权力主义”（Return: 98），而是变的“桀骜不驯，热衷于新思想”（Return: 96），别人甚至认为他足以成为当时公民运动的领袖（Return: 98）。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学通过描写各种生成，即对生命事件进行各种新的现实化，以描绘逃逸路线、描绘“实验-生活”的生命之线，⁽²³⁾从而创造出“未来的民族”，该民族的身份是“暂时的，处于创造的过程之中”⁽²⁴⁾。因此，致力于描绘生命事件的文学不是要表现一个已经完全存在的民族，而是要创造出一个新的民族，表现一个潜在的、正在形成的民族，而这正是文学的最终目的，即在谵妄中释放出“对健康的创造，或对某个民族，也就是对一种生命可能性的创造”。⁽²⁵⁾这就需要进行不断的欲望生产、不断的生成，即不断地让生命事件在新的社会状况、新的历史条件之中现实化，从而不断地推动社会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如此才能发挥伊格尔顿所提出的“文学伦理学”的功能。那么作者如何捕捉到这些生命事件，并将它们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呢？而读者又如何才能理解这些生命事件，并让它们对自己的实际生活产生影响？

作者和读者：事件的忠诚主体

生命事件不断在新的社会条件中现实化，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生成。为了摆脱权力的控制和编码，这些生成拒斥社会对身体进行的三大超验组织——“有机体”“主体化”和“意义”，⁽²⁶⁾因此它们是“生命的分子形式”，拒绝被标准化、同质化为克分子形式，所以人们无法按照常规标准衡量它们、理解它们。⁽²⁷⁾要捕捉和理解这些生命事件，需要非主体的、非个人的感知（percepts）：它们揭示那不可见的、无法忍受的力，这些力之间的斗争和交流构成了“非个体、非有机”的生命。但作为主体的人一般发现不了它们，因为它们被掩盖在日常的生活体验，即平常的知觉和感情之中，被掩盖在各种陈腐思想和陈词滥调之中。但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能看到它们，而且还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将它们表现出来，赋予“它们一个身体，一种生命，一个世界”。⁽²⁸⁾伟大的小说家能够创造“不为人所知的、未被公认的感受，并将它们作为作品人物的生成揭示出来”。⁽²⁹⁾或者我们可以用巴迪欧的话说，这样的作家是生命事件的忠诚主体，因为虽然他们并不能评价、阐释这些生命事件，却选择“忠诚”于它们，⁽³⁰⁾坚持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它们，从而让它们进入更多读者的视野，成为新的“可见者”和“可说者”，成为新的“可见性场地和易读性领域”，为被解域的、被打乱的表达重构新的内容。

伟大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揭示的各种各样的感知和感受实际上是语言所创造出来的视象（visions）和声响（auditions）。德勒兹指出“视象并非幻象，而是作家在语言的空隙之中看到或听到的真实理念”，它们“并非处于语言之外，而是语言的外部”。（Essays: 5）视象和声响并非语言的，但它们只能在语言中得以表现，是语言被推至极限而创造出来的，是通过语言事件创造出来的。它们是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形象和声音”，是生命形成的新的“感觉区块”，它们构成了“思想之动态的、基本的形态”。⁽³¹⁾文学就是通过解域语言，让语言口吃，创造语言事件，从而创造出一种外语，不断地将“非个体、非有机”的生命引入思想中，创造出视象和声响，从而将生命事件表现为新的理念。

德勒兹指出，“视象”是作家的主观倾向形成的“内心形象”，它们产生于一种深刻的欲望，并且被投射到外部世界中。（Essays: 118）这种欲望就是自由流动的、创造性的、生产性的欲望，因此，主观倾向中的“主观”，并非指属于某个主体，也并非指与“客观”相对的个人偏见，而是非个人的、非主体的，而正因如此，这些视象才是独立自主的，“拥有自己的生命”。（Essays: 118）视象是“潜在形象与现实物体的结合”，而前者是从后者中得到的，是将克分子实体看作由微粒的动静、快慢关系和不同感受界定的“此”性，看到穿越于其中的力量。潜在形象是想象出来的，它和现实物体彼此交织在一起，互相交替，从而共同构成“无意识晶体”，能显现出“力比多的轨迹”。（Essays: 63）每个物体包含潜能和现实、存在和生成、所是和所能这几方面。比如看到开得娇艳的玫瑰花，它的外表所呈现的是现实的方面；但它会枯萎，能被研碎制成香料，被用来泡茶，被用来做装饰品，它的刺能伤人，这些都是潜在的方面，是它的不同感受，即能动力和被动力，是会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中现实化的事件。

在《白鲸》（Moby-Dick, 1851）中，麦尔维尔看到了穿越海洋的死亡力量，这是生命的反动力，它和现实的海洋共同构成一个“视象”，这是一个存在于他心中的秘密海洋。同样，在T. E. 劳伦斯的心中有一个“秘密的沙漠”，这沙漠由光和热的力构成。（Essays: 117—118）在他的笔下，光和热的力随处可见：炫目的太阳光，光滑干净的沙粒反射的强烈光芒，刺得人双眼疼痛；炙风阵阵，抽打得人晕头转向；热浪滚滚，烤得人喘不过气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仅以两处描写为例：“我们在一无遮掩的沙漠里，在冷漠无言的苍穹下相依为命，生活了许多年。白天，灼人的骄阳把我们晒得焦躁不安，粗粝的炙风把我们抽打得晕头转向”⁽³²⁾；“小小的沙粒干净光滑，在耀眼的阳光照射下，就像一粒粒钻石，反射出强烈的光芒，只一会儿，我的双眼就受不了了。……尽量挡住那看不见、摸不着，却从地面蒸腾而上、向我的脸猛扑过来的热浪”⁽³³⁾。这个秘密的沙漠和现实存在的阿拉伯沙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视象”。

安哥拉独立后最伟大的作家珀佩特拉想象了新的安哥拉人民，并将这一“视象”投射到现实的安哥拉民众之上。成千上万的安哥拉人民开展了一场全新的“公民运动”，以抗议消极的政府当局，因为“他们不采取任何措施解决”人民大众的基本问题（Return: 93），而只是一味贪污腐败，为自己捞好处。他们开展的是“赤裸革命”，因为他们认为让他们赤裸的“新的民族服装”，与他们的“生活水平相称”，他们沦落到只有赤裸才能与他们的境况相称的境地。（Return: 94—95）并且他们没有因袭以前的革命组织形式，而是根据自己所处的具体境况创造了一种新形式：他们没有领导人，没有中央委员会，人人都可以参加会议，而讨论事务并做出决定的是那些最积极的、最感兴趣的人，但他们不会压制其他人。他们不是政党，因为政党已经变成了“监狱”；这场运动是由人民发起的，不能被现有的党派禁锢，因为他们追求的目标“只和自己的权力有关”；这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由群众发起，不受任何人控制和利用，因为大家都不允许；最关键的是他们认识到他们在“创造历史”，所以他们不能再抄袭任何现有的方案，必须要“创造自己的新的斗争方法”。（Return: 97—99）只有如此，他们的革命运动才不会再被任何统治阶级或党派利用。珀佩特拉还想象了一个新公民形象，并将这一“视象”投射到奥诺里奥的身上，使他足以成为公民运动的领袖。

这样的伟大作家不是要表现一个已经完全存在的民族，而是要创造出一个新的民族，表现一个潜在的、正在形成的民族，因此“每一个作者个别讲的话已经构成了一个共同行为，他或她所说或所做必然是政治的”⁽³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或民族意识“在外部生活中常常未起作用，而且总是处于分解的过程之中”，因此文学就被赋予了进行集体表述的功能，尽管全体内部存在着怀疑态度，还是创造出了“积极的联合”。⁽³⁵⁾他们通过打破语言的某些规则，让语言产生连续变化，从而颠覆既定的社会秩序，创造出新的主体身份，这样的作家是小民族作者，他们拒绝大民族作者的功能，直接“参与到表述的集体组装之中”⁽³⁶⁾。他们正是通过参与表述的集体组装创造出新的身份和民族。

而在面对那些无法按照常规标准来理解的伟大作家所描写的生命事件时，读者也要像作者一样成为事件的忠诚主体：为了逃离社会对生命的限制、阻碍和谴责，为了增强生命力量，在尚无法判定这些生命事件是什么、会通向何方之时，读者选择忠诚于它们，让自己进行同样的生成。读者同样需要有非主体、非个人的“感知”，这样才能看到贯穿于这些生命事件，也就是作者所创造出来的那些“视象”中的诸力，并且让它们穿越自身，在自身内部发挥作用，从而具有新的感受，从而生成他者，就像亚哈船长生成鲸，格里高尔生成甲虫一样。因此，读者要想逃离社会中各种固定结构的桎梏，需要忠诚地追随作者在作品中所描绘的那些事件所展现出的逃逸线，并通过自己的生成进行生命实验，进行小民族政治实践，质疑和重塑社会中的既定规则、习惯、风俗、标准等。因此我们看到，作者主要是通过语言事件表现的生命事件为人们的生成创造新的条件，而只有那些忠诚的读者才能够真正地被那些事件影响，通过忠诚地追随它们以背弃各种既定结构，从而实现文学的伦理学功能。

然而，作为事件的忠诚主体，读者和作者一样面临着危险：要么会被超验组织重新捕获，从而被再辖域化，导致死亡，就像《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彭忒西勒亚》中的阿喀琉斯；要么会变成一条自我毁灭之线，变成空洞的无器官身体，或纯粹的死亡平面，就像葬身大海的亚哈船长、因杀了阿喀琉斯而伤心至死的彭忒西勒亚或是精神崩溃了的尼采。因此，作者和读者不仅要忠诚，而且要谨慎小心，需要“保留最少的层、最少的形式和功能，以及最小限度的主体”和自我，这样才能不断地生成下去，才能处于健康的状态。⁽³⁷⁾健康就是不断地更新内部（自我或主体建造的房屋）与外部和宇宙（非个体的、非有机的生命流动于其间的宇宙）之间的构成关系，让它们形成不可区分的区域，也就是不断地生成。⁽³⁸⁾

结语

这种事件文学（literature of event）关注两个方面：一是作家，二是读者。作家作为事件的忠诚主体通过语言事件表现生命事件，以瓦解铭刻于语言中的权力关系，解域在语言中确立的常规做法、风俗习惯、大民族身份等，并直接参与创造表述的新的集体组装，以新的方式干涉非话语的机器组装，从而颠覆既定的社会秩序。语言事件会让语言脱离常轨，将掩藏在陈词滥调中的感知和感受，即生命的诸力和各种感受及强度表现出来，从而将语言推至其极限，表达出伟大的作者“在语言的缝隙和空隙中看到和听到的真实理念”（Essays: 5）。生命事件则不断地解域社会中的克分子组装，释放出非有机、非个体的生命的欲望之流，不断地在内在性平面上进行新的欲望生产，不断创造出新的生命体验、生命形式和生命的可能性。读者作为事件的忠诚主体需要谨慎地接受这些生命事件，以让它们颠覆日常生活中的规则、习惯、风俗、标准等。可以说，这种事件文学理论与利奥塔的“崇高美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对此时此刻有“事件”发生的叩问和描绘中，试图靠近“那种尚未被意识所捕捉的对事物、时间和空间的原初感受力”⁽³⁹⁾，展现出尚未被意识捕捉到的各种生命事件。

(1) 伽达默尔《美的现实性》，张志扬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105页。

(2) 伽达默尔《美的现实性》，第107页。

(3) Derek Attridge, 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59.

(4) Terry Eagleton,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91.

(5) 参见阴志科《从“理论之后”到“文学事件”——新世纪伊格尔顿的文学伦理学立场》，载《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第67—73页。

(6) Patrick Hayden, Multiplicity and Becoming: The Pluralist Empiricism of Gilles Deleuze, New York: Peter Lang, 1998, p. 60.

(7) 详见阴志科《伊格尔顿“文学事件”的三重涵义——兼论书名中的event》，载《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6期，第83—84页。

(8) Gilles Deleuze, Negotiations: 1972-1990, trans. Martin Joughin, New York: Columbia, 1995, p. 69.

(9) Adrian Parr, ed., The Deleuze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89.

(10)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pp. 104-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