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寻根文学”因其鲜明的文化意义在中国文学领域，以及文化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寻根文学”并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也不是中国独有的文学主题，它构建于全球庞大的“寻根”话语框架之下，是20世纪全球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寻根”主题下的子课题。本章将追溯全球“寻根”文学之滥觞，亦即中国“寻根文学”产生的世界背景。

一、全球“寻根文学”的缘起

“寻根文学”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短暂驻足，似乎只是我国众多文学思潮中耀眼的一瞬。国内众多学者的研究也只是针对中国本土的“寻根文学”，事实上，“寻根文学”并非中国独有的文学思潮，从全球范围看，很多国家在不同时期，都存在过不同形式的“寻根文学”。其中，比较集中的爆发时间是20世纪50～70年代，具有一定规模并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的“黑人文学”。全球大规模“寻根文学”的涌现，根源于20世纪波及全球范围的“文化寻根”思潮。

20世纪全球“文化寻根”思潮发端于西方世界，体现了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思。现代、现代性与现代化有联系也有区别，现代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时间观念，它是人类持续发展的、前进的时间轴。但是什么是现代性，却是一个无极之问，通常大家普遍认为，现代性是指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新的世界体系，它推进了各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建立起高效的组织机制，形成了新型的民族国家与法制的理念，在价值理念方面创建了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观。现代化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用来描述现代发生的社会以及文化变迁的现象。现代化进程最早始于16世纪的西欧，到了19世纪末，已经走过了四百年的历程。至20世纪，现代化开始不断向全球扩张，即出现全球化的趋势，除了之前已经步入现代化的欧洲、北美、日本等，广大亚、非、拉地区经过民族解放运动也走向了现代化道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文化大规模侵入世界各地，使全球文化呈现严重“西化”的趋势。现代化伴随着全球化的扩张使得现代性势不可挡地弥散到世界各个角落，尽管现代性发端于西方基督教世界，但是弥散到全球之后变更了各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思想秩序，使现代性不再是西方世界的专利，各个民族国家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搭上了现代化的列车。可以说，在现代化这列火车上，每个国家都在逐渐地失去自我，失去民族的特征，失去文化的本真。

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固然为人类带来了丰厚的物质资料，但人类也日益感受到现代性的负面效应。现代性发展的思想武器是兴起于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认为启蒙的根本目的就是采用知识代替幻想，因此现代性的核心思想为“理性”，否定神性，用科学、知识、技术、理性操纵世界，强调人的主体性。“但是由工具理性和技术文明带来的世界的‘去幻’和个体的自由很快遭到了怀疑。”当人们摆脱了宗教与神灵的束缚之后，开始肆无忌惮地利用工具理性与科学技术对世界进行征服，大肆破坏自然、破坏生态平衡，对物的无节制追求导致了人性的变异，原本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变成了冰冷冷的竞争与排异，个人主义的普泛化导致了社会责任的消解……三次科技革命导致的技术膨胀彻底将人类卷入了现代性的危机之中，世界战争、原子弹在保卫本民族的同时，更将人类推向了彻底毁灭的边缘。社会发展的现实从各个层面动摇了现代性的正义性与先进性。19世纪70年代后，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进入成熟期，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瓜分也使得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得以形成。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相对稳定期，虽经历了1929～1933年的短暂经济危机，但20世纪50～70年代后完成了第三次科技革命，令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稳定而高速的发展时期。资本市场的建立使得对财富的追求成为人类的主导价值取向，它颠覆了人类曾经对自然、对宗教的敬畏感，“上帝已经死了”的宣言使得人类从神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无所畏惧，可以疯狂地、不择手段地追求资本利润。正义观、道德观的缺失致使人类的思想领域彻底荒芜，人类在无魂的沙漠中野蛮前行，带来的只有冷血的杀戮与无情的掠夺。利奥塔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

20世纪经历了资本的扩张与战争的蔓延，人类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现代性危机不但影响到民族国家发展，更渗透到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以及自然生态之中，激发了人类对自身文明形态进行深刻的思考，因此，“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新时代运动’经过30多年的迅猛发展，从西欧和北美扩展到全世界，形成了反叛现代性的文化寻根大潮”。尽管这场全球范围的反思现代性、反思资本主义的思想运动较为集中地爆发于60～70年代，而实际上它弥漫于整个20世纪，而且在东方与西方世界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倾向。西方国家“文化寻根”的主旨为通过“文化他者”“西方文化童年”的对比反思西方现代文明；而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寻根”则主要表现为对西方现代文明以及全球化的抵制，以回归民族本土文化，强调文化的民族属性。在20世纪，西方“文化寻根”发展成为波及范围最广泛的民间文化复兴运动和思想运动，在这场涉及现代性、全球化的进攻与防御的“太极战”中，“当代文化寻根运动者反思和批判的锋芒也主要集中在种族、地理、历史观、性别、宗教诸方面”，产生了大批重要的思想成果，其中较为卓著的是文化人类学。本次“文化寻根”思潮在人类文化学方面产生了以下几个重要的思想向度：原始主义、东方主义、黑色风暴、凯尔特文化复兴，这些也是全球“寻根文学”的创作主题。

原始主义又称“朴素主义”，发端于19世纪末法国艺术流派，是指西方现当代缅怀原始生活、崇尚自然的一种思潮。原始主义者向往尚未被文明开化的伊甸园式的和谐生活，认为都市文明和现代技术破坏了传统的生活秩序，打破了人与自然原有的和谐关系。关于人类的原始主义，美国人类学协会认为，应该谴责那些主张同化或者开发其他部落民族的言论，并号召各民族保护自己的本土文化，以免受到工业文明的破坏。原始主义具体包括三个方面：文化的原始主义、人性的原始主义、文学的原始主义。文化的原始主义表现为绘画、音乐等形式，表现手法稚拙、古朴，呈现原始生活的粗犷、朴拙，也包括野性的美。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高更怀疑欧洲文明以及传统艺术观，逃离现代生活，长期扎根孤岛与土著人生活在一起，最终使其艺术特征主要表现为原始社会的单纯、率真、粗放、远古。高更最著名的代表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表达了对生命起源，对人类未来的追问，同时这一天问也成为全球“寻根”主题文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原始主义文学主张逃离现代文明的枷锁，文本主要特征为描写人类的童年经验、本能的原始冲动，以及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以颂扬原始文化、原始人性、原始秩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叶舒宪在《从〈金枝〉到〈黑色雅典娜〉——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寻根》一文中将20世纪西方知识界的“文化寻根”浪潮大致划分为早、中、晚三期，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法国当代汉学家雷蒙·施瓦布的《东方文艺复兴》和伯纳尔的《黑色雅典娜》为对应时期的代表作。《金枝》一书内容丰富，描述了原始人的土地崇拜、灵魂崇拜、树木崇拜、禁忌习俗、人祭、巫术、婚姻等信仰和风俗，为以后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被称为古典人类学的“圣经”。《金枝》引发学者建构“原始社会”的假想、催生了“文化寻根”思潮中的“原始情结”。这种“原始情结”的出现试图矫正西方文化的偏颇，缩小现代性危机的蔓延，体现了人类企图回归自然属性的价值取向，以期在现代文明之外探寻接近天性的自然生活形态。德国诗人海涅的一首名诗《问题》中，一个傻子对着海边的波涛发问：“人是什么意思呢？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可以说原始主义是人类对自身文明进程的反思，从本质来看，反映的是人类对自我的一种认识需求。它所选择的认识路径是回忆人类的昨天，追忆那些已经失落的美好的生存环境，以反思当下文明的适度性。“原始情结”在“寻根文学”中的直接体现便是在文本中表达对原始生活的礼赞，对原始文化的向往，最突出的代表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大爆炸”效应。原始与魔幻成为魔幻现实主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素材，通过对原始自然与人性的认同，表达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尤其是对现代文明病的鄙夷。此外，还有拉丁美洲罗慕洛·加列戈斯的《堂娜芭芭拉》和里卡多·吉拉尔德斯的《堂塞贡多·松勃拉》。中国“寻根文学”更是有着鲜明的原始主义审美倾向，“寻根”作家各自将创作的目光定位于茫茫草原、深山老林、荒山野岭、蛮荒时代……在这些神秘的边缘领地处处散发着原始的气息，为世人呈现出偏远地域的原始蒙昧形态，绘制出一幅幅原始的文明图景。韩少功的《爸爸爸》、乌热尔图的“鄂温克系列小说”、郑万隆的“异乡异闻”、郑义的“太行山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无不在原始语境中或者塑造地域文化，或者追溯传统文明，用以反观迎面而来的现代文明。

“东方文艺复兴”最初由奎内特（Edgar Quinet）于1841年提出。他指出，（欧洲的）东方学学者认为，就整体而言，一种比古希腊、古罗马更宏大、更富有诗意的古典主义，正从东方的深沉中显露。由此催生了西方“文化寻根”的第二个向度——东方主义。英国人伯纳尔撰写《黑色雅典娜》，书的副题叫“古典文明的非洲亚洲之根”，此处的“古典”，专指古希腊罗马文化。作者要告诉世人，西方文明之“根”并不在西方自身，而是在东方。在人类文化史上共存在八大文化体系，其中属于西方的只有希腊罗马文化体系，而其他的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华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非洲黑人文化体系等。东方文化历史悠久、体系繁杂，在人类文化史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西方推崇的“东方主义”不仅在西方引起了文学反映，更重要的是令东方人产生了推崇本土文化、挖掘东方文明底蕴的热潮。东方各国“寻根文学”在文本中饱含深情地对本民族国家的文化形态、文化精神进行了深入发掘，体现了知识分子对东方本族文化的崇尚和弘扬。由于东方各国大多数在20世纪遭受西方列强的殖民或者侵略，因此东方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寻根”带有明显的反抗性质，其“寻根文学”富有鲜明的民族主义文学色彩。在印度，打着民族主义烙印的“正统”的传统文化在主张维护和传承印度传统文化的学者推动下，以“回归”的姿态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复活。很多作家自觉重拾梵语写作，旨在弘扬印度传统文化，这是以东方文明对抗西方文明的典型代表，表现了文化弱者向文化强敌的抗议。非洲的黑人写作更是发出了广大黑人兄弟对非洲文化回归的呼唤。在东方的文化体系中，只有中华文化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能够与西方希腊罗马文化体系分庭抗礼。西方诸多科学家与文化界的学者，如爱因斯坦、笛卡尔、海森堡、萨特、托尔斯泰、博尔赫斯等，均对东方文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给予了很大程度上的肯定。“东方文艺复兴”思潮在中国的直接反映便是触发了中华民族“文化寻根”的热潮。韩少功的著名宣言《文学的“根”》也借用了东方文化复兴的思想主张：“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对东方文明寄予厚望。他认为西方基督教文明已经衰落，而古老沉睡着的东方文明，可能在外来文明的‘挑战’之下，隐退后而得‘复出’，光照整个地球”。当别人在用他者的眼光欣赏我们中华文化的时候，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没有理由漠视原本就属于自己的无形财富，即便是抱有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自省的态度所体现的也是中华子孙对民族文化的正视与珍视，希冀民族文化能够祛除痼疾，日趋完美与强盛。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思潮充满了浓重的东方主义色彩，文化哲学界纷纷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弘扬民族文化。中国“寻根文学”中绕不开的话题更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之根的挖掘与辨析，既包括文化的历时形态，也包括文化的共时形态；既包括对传统文化的赏识，也包括对民族文化的反思，赏析与批判都体现了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东方文化复兴运动有力地回击了“东方主义”对东方文化的贬损，让全球看到了东方文化的光辉灿烂之处，是人类对各类文化形态的一种重新审视与评估。

西方“文化寻根”的第三个向度为“黑色风暴”，即“走出非洲”，这是一种关于人类起源的科学性假说，认为人类发端于非洲。20世纪中期以后，借助于考古学与基因学的伟大发现，关于人类起源形成了新的理论，即“走出非洲”：人类祖先最初诞生在非洲大陆，后来逐渐走向世界各地。据考证，人类曾在非洲生存了大约15万年，然后走出非洲分散到世界各个角落，因此，人类曾经有过相同的文化经验，也拥有共同的集体无意识。“猿人先祖走出非洲导致了人类文化的全球扩展，而非洲文明祖先的走出非洲又直接或间接地催生了西方文明。”非洲黑人的“文化寻根”，为人类学家提供了一个考证人类文明起源的有力证据，也使得非洲文明在人类文化大巡展中体现了其悠久、灿烂的光辉。由西方考古学引发的“黑色风暴”，引起了很多国家和民族开始探询本民族的人种起源，如日本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探究日本人种起源的“寻根热”，很多日本学者把中国云南当做“寻根”的主要对象，纷纷到云南“寻根问祖”。“黑色风暴”使非黑色人种开始对黑色人种，以及黑色人种拥有的黑人文化进行接纳，也促发了黑人文学的繁荣。黑人文学的大繁荣主要表现在美国黑人文学与非洲黑人文学方面。美国黑人对黑非洲的寻祖主要通过对美国殖民文化的反抗，以及对现代文明的对抗，间接表达对非洲母亲的向往。尽管他们身处现代化的美国，但是他们黑色的皮肤印证着他们无法变更的非洲血脉。非洲黑人虽没有离开文明起源之地，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遭受欧洲列强在人力与物资上的大肆掠夺，经济文化发展明显滞后，非洲文明沦为落后文明，从而遭受他国的歧视，因此非洲民众对种族文化的挖掘与弘扬更加艰难。因此，“走出非洲”除了具有普遍的人类学意义，还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它折射出非洲国家在20世纪中期热切渴望摆脱西方列强的强烈诉求。并且，“走出非洲”这一假说也成为非洲各国提升凝聚力与战斗力的无形武器，进而迎来了非洲独立的大潮。非洲的“寻根文学”主要指爆发于20世纪的“黑人性文学”创作，它既是对非洲文化的追忆，也是对非洲独立的呐喊。“走出非洲”这一人类起源假说也引发了中国学者的考证，很多学者分别从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几个角度考证这一假说的可信度。北大中文系陈保亚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如《论非洲假说的两个时间层次和语源关系》从语言学角度探寻亚洲语言与非洲语言的关系。中国毕竟没有黑色人种，因此在中国的“寻根文学”中我们看不到非洲文化，但是“寻根文学”中不乏富有人类学意义的寻找。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通过塑造原型形象以及隐喻手法，探寻人类生命起源；乌热尔图与郑万隆通过一系列流传下来的文化碎片追忆了鄂伦春与鄂温克民族的原始生存状态，完成了少数民族的种族“寻根”。

西方“文化寻根”的第四个向度为“凯尔特复兴”。英国包括北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威尔士四个部分，近代以来，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先驱，也是全球贸易的策源地，当然英国也在全球的殖民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反面角色。英国文化是多元的，其内部的文化冲突也成为历史遗留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妥善解决，主要表现在英格兰人与北爱尔兰人，以及苏格兰人之间。从矛盾的源头看，早期移民到英伦岛的凯尔特人（苏格兰人）与外来入侵者盎格鲁—撒克逊人（英格兰人）形成长期的对抗局面，并且后者的文化影响力远远超过了老牌的凯尔特文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凯尔特人在生产方式与文化形态上相对落后，最终不得不退居于英国一隅。早期的爱尔兰文学记载着盎格鲁—撒克逊人（英格兰人）到来以前的英伦诸岛文化基层的凯尔特性质。但是随着英帝国的不断扩张，盎格鲁—撒克逊语言——英语，不断压抑着古老的凯尔特语，并最终使其灭绝。如今在欧洲仍然使用凯尔特语的人微乎其微，他们成为边缘中的边缘，甚至在历史的长河中，凯尔特文化渐趋消灭了踪影，很多人已经遗忘了这一文化形态，更不会意识到凯尔特文化的重要地位。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爱尔兰文艺复兴”中，“凯尔特”文化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人们甚至将凯尔特文化提升到西方文化源头的地位。该思潮认为，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多元的，其中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在文明史上早有记载，但是作为西方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的“凯尔特”文明则在本次“文化寻根”运动中才被挖掘出来。为了佐证凯尔特文化的独立存在性，20世纪后期北美洲、英格兰与爱尔兰诞生了大量研究凯尔特文化与人种的学术成果，从不同角度探究盎格鲁文化与凯尔特文化的关系，并重点突出二者的区别。苏格兰在本次“文化寻根”运动中，学术上主要是追忆和重新挖掘遗落的凯尔特传统文化，以恢复凯尔特文明在人类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凯尔特文化”作为西方“亚文化”在本次寻根运动中被重新挖掘，体现了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的重新认识，并将其作为西方文化之“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种对亚文化的推崇在各国的“寻根文学”中均有体现，在英国最为典型的是产生了一批追溯和颂赞凯尔特文化、凯尔特人民的小说，如詹姆斯·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拉丁美洲的“寻根文学”努力探寻未受异族文化侵扰的原型文化形态；中国的“寻根文学”中，作家以荒僻地域为视角，纵情书写被主流文化遗忘，甚至已经遗失的边缘文化，将它们作为中华文化之根进行无尽的开掘。各民族国家在本次“文化寻根”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对本民族业已失落的，或者即将遗落的文化形态的追溯显示了各族群认同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强烈吁求。尽管在一个国家主流文化的统帅之下，形态各异的亚文化失去了话语空间，甚至被剥夺了生存的空间，但是每一种文化形态都应该有着平等的存在权利，其文化后裔对先祖文化的回溯与推崇令人类看到自己昨天多姿多彩的文化类型。对散佚文化的拾遗有效地补充了现存主流文化的单一性，为现存文化提供了文化参照物，也为不同部族的人提供了“寻根”的线索。

全球的“文化寻根”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不仅涉及国家认同，还关涉种族认同、民族文化认同、人类血脉认同等更加深层的“寻根”，同样遵循着填补历史空白、弥合裂痕、继承传统等原则。尽管这种方式寻来的“根”不可能完全符合历史的本真面目，但是仍然能够反映共同体基本一致的文化基因，以及相似的精神诉求。无论是以反思现代文明为出发点的“原始情结”，还是推崇东方文化的“东方主义”，还有探寻人类始祖的“黑色风暴”，以及拾遗即将消失文化的“凯尔特文化复兴”，都体现人类对祖先发祥地、发祥文化类型的追问，以及对未来命运的思考。文化领域的“寻根”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思考，以及全球化过程中文化碰撞产生的文化身份焦虑，也体现了被殖民国家民众渴望获得更多的民族、种族文化归属感，从而凝聚力量抵御外来压迫。文学是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生长出来的精神活动，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自然也成为“文化寻根”的积极响应者，因此在全球大范围的“文化寻根”运动中，文学领域诞生了一大批具有“寻根”意义的文学作品，表达了各国作家群对各个文化类型的复杂态度。

二、20世纪全球“寻根文学”的发展概况及文化指向

吴俊在《关于“寻根文学”的再思考》中将中国“寻根文学”中的“文化”归纳为五类：边缘化的地域文化；原生态、原始性的传统文化；蛮荒、未开化且处于封闭状态的文化；未被“现代文明”所侵扰或改造过的乡土生活文化；游离于现有文明社会以外的文化遗存。以此类“文化寻根”为主题的文学并不仅限于中国，整个20世纪，全球范围内的“寻根文学”广泛存在，如美国的“黑人文学”，俄罗斯的“新根基派”写作；在亚洲，有印度的“边区文学”；在非洲，有“黑人性”文学、“埃及个性”文学；在拉丁美洲，有“地方主义文学”“土著文学”“爆炸文学”等。在“文化寻根”的大背景下，各个国家不同文学流派的“寻根”主题又各有侧重，体现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在欧美文学中，美国“黑人文学”表现出了强烈的寻找种族之“根”、重建民族身份的焦虑，英国“寻根文学”更倾向于对即将失落的文化进行礼赞，俄罗斯“新根基派”侧重于对原始乡野人性与民风的歌颂。亚洲的“寻根文学”以日本和印度为代表，注重对文明起源，以及边区原始风俗的挖掘。非洲的“寻根文学”既注重对非洲历史文化的挖掘，又表现出强烈的种族意识。拉丁美洲的“土著文学”则倾心于对地方、土著文化的书写，并开创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

（一）欧美“寻根文学”的发展及文化倾向

20世纪的“文化寻根”运动发端于西方世界，因此他们的“寻根文学”创作成绩更为卓著，其文化意义、史学意义、文学艺术成就影响至今。本书选取美国、英国、俄罗斯（前苏联）的“寻根文学”创作为代表，进行概述并分析其文化倾向。

1．美国“黑人文学”：寻找文化与身份之“根”

在20世纪全球“寻根文学”的浪潮中，美国的“黑人文学”声势最为显赫，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体现出美国黑人强烈的寻找文化之“根”、重建民族身份的焦虑。16～19世纪，欧洲殖民者通过血腥的贩奴活动将非洲黑人劫运到美洲大陆，剥夺了他们的语言、文化，甚至剥夺了他们做人的权利和自由，几百年来，非裔黑人深受白人的残酷剥削和虐待。尽管南北战争后，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度，黑人获得了名义上的自由，但仍然受到严重的种族歧视和压迫。整个20世纪，美国黑人都在为自由与平等不断抗争，表现出强烈的种族意识，因此20世纪的美国非裔黑人文学一个重要的创作主题便是“寻根”：寻找非洲之“根”，重建种族身份认同。

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共经历了三次高潮，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美国“黑人文学”的第一次高潮。当时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艾兰·洛克提出“新黑人”的理念，“主张黑人文学艺术应具有界定黑人身份和促进种族自豪感的双重功效和职责，希望‘新黑人’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本次高潮以诗歌见长，卡伦、休斯、麦凯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第二次高潮发生在四五十年代，黑人作家对已被湮没、同化的民族文化、种族之根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向往，在文本中充满了对美国白人社会的批判与揭露，表达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决绝反抗。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1940）、拉尔夫·埃利森的《看不见的人》（1952）是本次高潮中的代表作。埃利森的《看不见的人》令美国黑人对失去的“身份之根”产生无限的渴望，作品勾勒出被抹杀“身份”的非裔美国黑人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无奈、挣扎、呐喊，引导黑人对“自我”、对“种族之根”的重建，以获得“身份”的认同和精神的皈依。六七十年代黑人文学呈现出第三次高潮，莫里森是本次高潮的领袖，其作品不断探索非裔黑人对自我文化之“根”的追觅，深入挖掘美国黑人的历史、文化、传说，表现黑人的现实命运与精神世界，代表作为《所罗门之歌》《宠儿》等。在本次热潮中，影响最深远的是阿历克斯·哈利的长篇小说《根》（1976），小说叙述了一个七代人的黑人家庭从被“掠出”非洲到“返回”非洲的“寻根”过程。文中揭露了奴隶主剥夺了奴隶的语言与文化，并采取种种残酷的手段使其忘记非洲身份，而完全沦为白人的附庸。但是倔强的昆塔始终没有忘记记忆深处的种族语言，并且将残存的非洲语口授给子孙后代，令子孙后代铭记自己的“非洲之根”。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起到了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作用，剥夺了民族语言权利意味着剥夺了该民族的民族身份，昆塔对民族语言的执著保留与传承表明黑人坚守本种族、本民族文化身份的坚决态度。最终，昆塔的第七代子孙通过世代口耳相传的星散非洲语言找到了冈比亚祖先的村落，寻到了自己的“根”。

纵观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向我们揭示了非裔黑人为了获得身份认可与民族认同，在寻求种族之根与精神之托的路上进行了艰难而困苦的呐喊和斗争。美国黑人作家这股“寻根”创作潮流首先源于对自身黑色皮肤的自我肯定，继而唤醒众多黑人对种族历史文化传统的追忆和认同，以凝聚种族力量获取立足于美国社会的平等权利。

2．英国“寻根文学”：寻找业已失落的文化之“根”

人类的文化原本应该是平等而丰富多样的，然而在文明的长河中很多文化形态或者由于人为因素，或者因为自然因素逐渐被他种文明所取代，日益消失成为文明的遗存，我们把它们称为业已失落的文化形态。20世纪英国“寻根文学”紧紧围绕西方国家“文化寻根”的主题之一“凯尔特文化复兴”开展写作，令渐渐被遗忘的英国土著文化——凯尔特文化重新浮出历史的地表。极具代表性的是高尔斯华绥的短篇代表作《苹果树》，该作品以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情调吹奏出一曲凄婉的爱情悲歌，作者让英国主流文化的代表——英格兰的大学生与亚文化的代表——凯尔特族姑娘成为恋爱的对象，在爱情题材中寄寓了敏感的族群认同问题。在文本叙述过程中，作家对凯尔特人进行了高度的赞美：尽管凯尔特乡下姑娘的鞋是破的，手是糙的，但却是一颗无瑕的明珠，是“天生的大家闺秀”，英格兰城市少年还称她为“bards”（专指古代凯尔特自编自弹自唱的游吟诗人）的女儿，少年对“bards”的了解，暗示着英国主流社会开始对文化传统追根溯源。相反，作家对英国主流文化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对英格兰后来的侵略者盎格鲁—撒克逊人，给予了无情的嘲讽。最终，英格兰少年始乱终弃，回到城里另娶他人，而凯尔特姑娘精神错乱而死。小说赞美了凯尔特人果敢、刚烈的民族性格与悠久深厚的民族传统，嘲讽了盎格鲁—撒克逊人（英格兰人）没有操守，意志软弱。虽则只是一个普通的爱情悲剧，但是主人公却代表着特殊的族群符号，对人物的认可与否定所影射的是作家对这两个族群的颂扬与批判，突出了英国此类文学的文化“寻根”主题，表达了凯尔特人的文化认同思想。在英国为数不多的“寻根文学”中，这篇小说是非常突出的寻找“种族之根”、寻找业已失落的文化之“根”的代表作。此外，还有詹姆斯·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尤利西斯》等从不同角度对失落的凯尔特文化进行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