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自来研究我国古典诗歌的学人，都习惯于以“汉魏”、“六朝”、“唐宋”等等朝代的名称分别那一时期的作品。这种名称虽然只是朝代的名称，但其涵义兼有某种特殊风格体制的意思。诚然，我们若是严格衡量，这种名称是用得不精确的。例如“唐宋”一词只是对“汉魏”“六朝”而言，才成为一个有统一意义的名词。若单就“唐”与“宋”而言，则唐宋之间，区别仍然很大。不仅如此，唐有“初”、“盛”、“晚”等等区别；宋有“西昆”、“西江”、“苏黄”、“北宋”、“南宋”等等区别。这是一个文学史上的问题。

一般说来，宋诗自元明以至清朝，有时被人提起，有时就被人忘却。在明朝，有些著名的宋人诗集竟然不曾被所谓“通人”看过。其最显著的例，如赵孟曾经写过一首黄庭坚的七古马诗，误以为是杜甫作。明朝的王穉登就说：“今日杜集中无此诗，可见是遗落了的！”如清朝袁枚批评王安石的诗完全搔不着痒处。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宋诗至少被忽略的情况。清朝末期，宋诗渐渐有抬头的趋势。（清康煕及乾隆间，宋荦刻苏诗，王文诰注苏诗，纪昀批苏诗。那是苏诗特例，不等于宋诗抬头。）有一时坊间所刻韵本，选了押韵脚的例子都是苏诗。苏诗在那时已成为时尚了。接着有所谓“同光体”的名号出来，宋诗越发流行了。所谓“同光体”，大概是归为两大流派，一派是以晚唐（尤其是李商隐、温庭筠、李贺、杜荀鹤等）的辞藻色泽作表面，而以有托讽、有内容的单行健举的笔力驱遣这种辞藻，名之为“宋骨唐面”；一派是专从“江西派”入手，而参之以韩愈、卢仝、孟郊等的逋峭艰涩的音调，却在艰涩之中仍存回甘的风味或兀傲的神情。总而言之，近五十多年来，说是宋诗复盛的时期，不大会错的。这又是一个文学史上的问题。

我不想在此详细叙述以上的两个问题。这本小书是黄山谷诗选。我只想就宋诗中与黄山谷有关的一些地方，在此略谈，作为初学黄诗的读者引路之助。

为什么呢？因为山谷在宋诗中，是一个特出的大家。他的诗在当时已经与苏东坡隐若一敌国。因之影响所及，学他的人非常之多。而当时吕居仁画出《江西诗派图》，甚至推他像个大教主一样，从而生出了“江西派”这样的名号出来。名号既立，毁誉遂多。拼命捧山谷的人，未必即真看到他的深处，搔着他的痒处；信口骂山谷的人又往往是不细读他诗的人。

平心论之，宋初的诗仍然是沿袭了五代以来晚唐诗的馀波，涂泽饾饤，纵极精工也是晚唐的假骨董。当时杨、刘的西昆体，实在是穷剥李义山的皮，烂嚼甘蔗渣。当时优人打诨，穿了破衣装作李义山出台说：“吾为馆阁诸公挦撦至此！”这的确是如实的讽刺。诗风至此，不容不变。所以梅尧臣、王禹偁、苏舜钦、欧阳修等人出来，或以写实的手法，或以流畅的笔调，老实自在的作诗。而旧的作风就逐渐烟消火熄，新的作风就日月经天了。从欧阳以后，王安石、苏轼实在是两大诗家。由于王氏的政治地位，文名相形得不重要了，遂使苏氏以在野的反对派，而专以文学大大显名。尤其苏轼的诗，在当时倾动天下。文学豪俊之士，归之如百川赴海。因此，其中特别出色的便成为“苏门四学士”。山谷即是其中之一人。但山谷虽并列四学士之中，而日久遂居四学士之上。他不能被“四学士”的名称所限，而与东坡并驾齐驱，成为“苏黄”了。很清楚的，革杨、刘之命要数欧、梅，继欧、梅而光大起来，就是苏、黄。苏、黄的力量，一直使南宋诗家，乃至南宋以后的诗家都直接受其影响。

山谷的诗在文学史上，既然是这样的地位，而他的诗又被一些捧的骂的闹得乌烟瘴气，所以今日，研究它，看清楚它，是我们应有的态度，也是我们应负的责任。不揣浅陋，试作初探；订讹补阙，望之大雅！

二

黄庭坚，字鲁直，宋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宋仁宗庆历五年乙酉（1045）生。他的父亲黄庶是庆历年间的进士。一生都是做府和州的从事官，最后才“摄知”（代理）了一次康州。因此他是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的。他的母亲是舒州李常的妹子。李家是一个比黄家地位还要高的仕宦读书人家。李常不但有学问，并且好藏书。苏轼曾为他的藏书作过记。此文今存东坡集中。因此，他的外家也是文化水平极高的。

他在幼年即有读书警悟的声誉。舅舅李常到他家来，随便取架上的书问他，他都对答如流。李常非常惊奇，说他真是一日千里。他的少年读书环境和基础是这样，所以他探求知识的范围是非常广阔的，六艺之外，更博涉老庄和内典，乃至小说杂书无不纵览。他生平在文艺方面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他的文章，如散文如古赋都学西汉人，骨力既强，法度更谨。他的书法成为宋朝四大家之一，称为苏（轼）、黄、米（芾）、蔡（襄）。他对于古代绘画的鉴赏力极高。当时的邓椿称颂他的评论古书画，有时比米芾还切实。他的小词也成为有宋的一家。这些，在此都不想谈论了。

宋仁宗治平三年丙午，他两次以第一名贡于乡。次年，神宗登极，他也以进士登第。登第后调叶县尉。次年为熙宁元年，他赴官。熙宁五年，举行学官考试。他试中了，除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他在北京一直留到元丰二年，共计八年。这八年中他作了许多诗。当时的大佬文彦博非常器重他。然而在此期间，对他最重要的，还是他和苏东坡文字结好的一件事。在元丰元年，他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两首诗给做徐州太守的东坡，表示他的钦敬。东坡和了他的诗，并复了信，赞美他：“古风二首，托物引类，得古诗人之风！”这两位大文学家就是如此缔交，以至没齿不渝的。而他也因为有了这样的缔交，就在当时的政治上决定了他的关系，终身受其影响。

元丰三年，他改官知吉州太和县（今江西泰和），从汴京（开封）到江南赴官。他在路过舒州的时候，曾游三祖山山谷寺的石牛洞，喜欢那个地方，因取山谷寺名以自名。这就是他别号山谷道人的由来。到太和后居官三年。那时正是王安石新法中的盐法厉行之时。他在太和行了一些宽和适中的办法，老百姓很亲爱他。到了元丰六年，他被调监德州德平镇（今山东德平县），一直到元丰八年的春天。这是他居外六年的一段经历。

元丰八年三月，宋哲宗即位，事实上是神宗的母亲宣仁太后高氏听政。王安石一派的新政势力跌落了，转移为司马光以及一切反王的旧派得势了。这年四月，他被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因此，他入京了。在京师一段期间，他的主要职务是修《神宗实录》。这一时期，东坡兄弟都做了朝廷显要。此外并有许多知友。所以交游文字，颇有乐趣。他初除为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实录》告成，又升为起居舍人。后来他丁母忧，服除，被命为秘书丞，提点明道宫，兼国史编修官。这一段时期，自元丰八年秋至元祐八年冬，一共将近九整年。

次年为绍圣元年，政局又改变了。因为宣仁崩了，哲宗此时已长大亲政。章惇、蔡卞等人做了宰执得势了。章、蔡是所谓新政的分子。他们这时乘势打击一切旧派的人。绍圣二年，山谷贬官涪州（今四川涪陵）别驾，黔州（今四川彭水）安置（黔州居住），后来又移到戎州。这是现今四川泸、叙（编者按：叙州即今宜宾）边境一带的地方，在当时是极边远险阻的处所。这一段时期是他生平最艰难困苦的一段光阴，自绍圣二年至元符三年，一共六年。

元符三年五月，哲宗崩，徽宗即位。自此时起以至于崇宁四年的六载时间，政局凡两次波动。最初情况与哲宗初立时相同，由皇太后向氏听政。章惇贬了。旧派又有得势的倾向。但向太后听政只有七个月，徽宗就亲政。新派大起，旧派再落。这一次的所谓新派换了蔡京独当大权，目旧派为奸党，大起党祸。因之山谷也在这政海大波澜中初若起复，终于贬死。原来在元符三年，徽宗即位之时，他就被起复为宣德郎，监鄂州酒税。十月又被改奉议郎，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但他都请辞，并且不曾出川，只在戎州、江安之间。直到次春正月（建中靖国元年）方从江安东下。三月被改知舒州，又召入京。四月，他到了沙市以至过冬，请免恩命，求知太平州（州治在今安徽当涂）。次年（崇宁元年）春，回到老家。六月赴太平州，做了九天的官，又罢为管勾洪州玉隆观。这样，他就移到鄂州（今湖北武昌）住下了。这时候，与他同时贬到儋耳去的东坡，也自海外北归，已在常州逝去了。他在鄂州住到次年，被除名羁管宜州（今广西宜山）。他的罪名是“幸灾谤国”。那时朝廷里有个执政的热官赵挺之和他以前有小小间隙，因之转运判官陈举为了奉承赵挺之，遂挑剔山谷在荆州所作的《承天院塔记》中字句，锻炼出罪名来。这年十二月十九日，他从鄂州起行到宜州去，至崇宁三年二月才过洞庭湖，五六月间方达宜州贬所。次年（1105）九月三十日，这位六十一岁的老诗人长逝了！

综观他的一生，以才德而论，东坡为侍从时即曾举他自代，说他“瓌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以官职而论，却从来未曾居高位，握大权；以思想上和文学上的造诣而论，他成就了一代卓特的大作家。在《五灯会元》第十七卷又说他“以般若夙习，虽膴仕澹如也”。这是略举一个轮廓。究竟怎样才能明了其中的所以然呢？为了研究他的诗，就不能不研究他的人；为了证明他的人，却又不能不向他的诗中看。因此在此小册中除了将每一首诗尽可能地加以说明之外，仍须从当时的政治背景，他的思想渊源，以及他诗中的特点等等方面再加若干探讨。

三

在宋仁宗以至于徽宗之初的一段时期内，乃至后来南京偏安局势形成，虽然因果推移，事势万变，但其最根本的原因却早在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之初就伏下来了。我们可以这样说，作为当时的统治者的赵匡胤定下“国策”，才奠定了两宋文治的根基，但同时也留下了积弱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由官僚逐渐造成，而养育官僚的即是赵匡胤自己。

原来他目击五代以来承袭唐季藩镇跋扈，武人拥立的祸根，并且他自己也就是以武人窃据军权，组织兵变，导演黄袍加身而攘夺到柴周的统治权的。对于作为一个统兵官的他，最有利的形势，换到对于作为一个统治者的他来，就立刻变成最危险的形势了。因之，他日夜所焦虑深思的中心问题，便是企图如何根绝这种形势以及如何保证巩固他和他的子孙统治权的问题。他在实现这一大企图上“成功”了。他的原则是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而从几方面以具体的措施去实现：第一，以兵力对内，平定南方取得统一，而对外则放松而取守势，最后“杯酒释兵权”以根绝武人篡位之祸。而“禁旅更代”制度的确立，更使任何地方的兵力都无从叛变。第二，更进一步，再积极地加重文臣的权力。中央宰执既有权力，而又用“台谏”钳制之。地方的首长不仅由中央委任文臣，并且同时还派副手如通判之类实行监察。最后中外皆归大权于皇帝一人。这种文官全是由地主阶级中用科举、学校等方法选拔而来，成为宋室统治权的基础。培养扶持这班地主出身的官僚阶级，使之壮大临民，便是巩固皇权的最好保证。第三由于这样的根绝藩镇之祸的军制，和培养地主阶级的官制，自然就生出与此相配合的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来，以为营养的命脉。北宋的财赋，除了地方政府必需的经费之外，一概是经中央派出的转运使悉数直输朝廷的。食盐、茶叶、香类、明矾，以及酒类等等，都是朝廷专卖的。并且皇家、贵族、官僚、世阀、僧尼、道士等等又都是占有大量田地，享受种种特权的。他们将所有的负担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来。这就是北宋统治者集中财赋、厚待官僚，“思逮于百官唯恐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馀”的财政制度的精神所在。

既然北宋的官僚在政治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重要阶级，且看他们受到具体的待遇如何吧。一个人只要做了官，朝廷就给他极优厚的俸钱，给他绫和绢穿着（例如宰相，春冬绫各二十四，绢各三十匹，丝绵一百两），给他米吃（宰相每月一百石），给他官房住，再给他“职钱”，再给他仆（傔）人的衣粮，再给他仆人的“餐钱”，再给他“茶酒厨料”，再给他“薪蒿炭盐”，再给他“饲马刍粟”，再给他“米面羊口”。巧立名目，愈出愈多。不仅如此，还要供给他歌舞的官妓。（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的时候就劝石守信等拿“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北宋的官僚享受歌舞是极普遍的。因此遂产生了文学上宋词的特色。）不仅如此，他年老退官，还给他优厚的干薪，那就是著名的“恩礼”、“祠禄”。不仅如此，他死了之后，还要大量“荫补”他的子孙亲族！此外，还有许多皇帝逢时过节，郊礼庆典的大小赏赐更不胜枚举。尤其可诧的是这些官僚纵然犯了贪污不法等等罪行，也很少受到严肃的处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加之以对外的屈辱，金币买和所费日重，老百姓担负不起了。朝廷财政日益亏空；社会基础日益动摇。后来费用虽然日多，兵额虽然日扩，而军队的素质却愈来愈坏，外侮也愈来愈严重。因果循环，内外交迫，到了宋神宗即位以后，这种种危机使得王安石的变法成为必至之势了。

王安石的变法与清季康有为的“维新”，比勘起来，有许多异同之点，姑不详论；但在大体上我们今日不能不肯定这一运动在当时的进步性，尤其不能不肯定其有一定的成功。因为这一政治改革是符合当时要求的。

所谓新法，是通过中央总机关“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研讨、决定，颁发全国施行的。其中青苗、农田水利、免役、市易、均输、方田均税等措施，针对了当时的财政，起了解救危机和培育新生力量的大作用；其中的保甲、保马、军器监、置将等措施，针对了当时军队的腐败、国防的废弛而起了重振旗鼓、抵御辽夏的大作用。在长期坚决执行这些政策之后，社会改革相当地合理地实现了。这使得地主、官僚和商人的特权利益受到限制。他们不能不也像老百姓一样地负担些赋税，而一般老百姓的负担未有增加。这样国库才充盈了，军队才坚强了。总而言之，由于这次的变法，赵氏皇权的命运方能赖以延长。这是毫不夸张的。

但是当时投入政治潮流中的大小官吏，真正公忠体国的人总是极少。若是无道德品质做基础，越是有才干的人越会拣当轴所喜欢的地方，逢迎趋奉，变本加厉地去干，以期达到他自己升官揽权的最后目的。其最显著的例，便是蔡京。蔡京本是“新党”，但他在最顽固的旧党司马光当权的时候，能够做出使司马光最高兴的成绩来！然而树立元祐党籍碑的也就是他！至如吕惠卿，原事安石，后来倾轧安石无微不至，更不用提了。

这样的结果，便是利用王安石的新法起了极坏的极端相反的作用。剥削聚敛全国老百姓辛苦生产的财富，集中于朝廷，来做奢侈荒淫的消费。这就是后来从绍圣时章惇的执政起以至于宣政间的恶劣政治现象。从最无耻的“花石纲”为例，无数破百姓家要百姓命的“纲”纷纷起来了。以至于蔡京“得君之专”的“丰亨豫大”的口号都出来了。穷天下之力以奉赵氏一家主仆的糜费。

至于在王安石当时，重用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所生的弊病，部分也是实在的。当时反对的理由如青苗取息过重，富人不愿借，贫人不易还，州县勒借；如丈量奉行不善，豪强阻挠；如均输保甲的扰民，也不是没有事实的。老百姓所受的痛苦是不能遮掩的。何况加之以官僚间参杂私人恩怨，因而诬蔑倾轧，报复不已！在这样公私复杂的情况之下，又安得而不越弄越坏呢？

再看反对王安石的人们，在当时是极多的。他们的反对理由，最初也不是毫无见解的；但到后来便把王安石个人和新法混起来了，把本来的新法和变质的新法也混起来了。他们不问是非，不分前后，都只说坏不说好。到了此时，已经纯是朋党之争，不过表面上拿新法作幌子而已。当新法行时，满朝的旧臣大老，以司马光为最显著的例，无不齐声痛骂的。元祐司马光再起，把新政不分青红皂白一切废弃，新法中的要人一切斥逐。即使同属旧派，也因意见不同而不得不分为“洛”、“蜀”、“朔”三党了。吕大防、刘挚的调停办法还未奏效，而绍述的局面已来。章惇为相的报复，更甚于司马光。及至崇宁间蔡京又将曾布挤去独专政柄，连曾布的一点类似调停的办法也废弃了，旧派在元符徽宗初即位时的一点转机也断绝了。

现在且不去研究党争的细节，只推寻旧派所以反对新政的原因，大概有如下的几样：第一，这一班旧人，或是勋贵，或是大佬，或是名流，不问其表面上有何差别，实际上都是代表大地主和特权阶级的。为了新政正好妨害了他们的利益，一定要反对。第二，在思想上，他们一直自命是正统的儒家，只有他们的传统守旧是正确的，此外什么都不能动摇其信仰。他们虽然在理论上如此，实际的条理却往往空疏，其结果施于政事只好因循。因此他们对于王安石的条理细密，笃实可行，不加研究就已觉得可恶，何况王氏更拿“古”和“经”来折服他们，等于拿他们的拳头打他们的嘴，那就不得不更流入意气而死争了。第三，由于王安石的大量斥逐勋旧大佬，这些人在政治上的失势也必然反对新政。第四，由于新政中的许多坏人作了许多坏事，使反对者也根据事实振振有辞。

最后还要略为提到苏轼在这里面的地位。

平心论之，苏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伟大不朽的，在当时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也是异常有力的。但推寻他的生平，他对实际政治许多设施上远不如王氏的经纬。他在政治上的见解也是偏于空疏的理论的。但由于他的文学高，胸襟阔，应接一时豪俊，声名洋溢，附从众多，所以在当时政界隐然成为一派的领袖。他的领袖地位并非政治才能所造成，而是文学声望所造成的。以苏氏那种坚强的个性，加之以风发泉涌的文笔和风采照人的谈论，他在政治上当然是王派一劲敌。但也由于毕竟还是文学高，所以政治上的成绩少。

如上文所简叙的背景，取以与山谷生平的行事相对勘，我们自然就会看出他的真际来。

毫无疑问，他在文学上倾倒、肩随了东坡，因之在政治上自然被人看成是一个反王派。那时“士君子”交友是讲究死生不移贵贱不改的。只要是朋友，哪怕见解不同，到了患难之际，还是慷慨镇静与之同祸。即如当时的陈师道因为与苏、黄交好，就宁可斋宿受寒，也坚决不穿赵挺之的絮衣以至于因此而死。赵挺之还是陈的亲戚呢！山谷对实际政治上很少发表政见。以他的出身而论，自然也是维护旧势力的。但就他的著作寻检，他与东坡的见解却不一定相同。因此可以这样说，他与东坡的交情是生死不移的；但一切见解和努力的方向却是独立的。这一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