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

1月5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发表短评《迎接一九三八年》。说1938年是中华民族以自己的血肉换取自由独立解放的一年。我们只有一个信念：不屈服，不投降，继续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2月10日　延安抗战剧团分赴各地公演。该团由人民剧社改名而成。萧三、冼星海作的团歌写道：“我们小小年纪，都是工农子弟，为了抗战救国，离开父母乡里。我们有的经过长征，走过雪山草地，别看我们小小年纪，走过二万五千里……”团长杨醉乡，指导员黄植。下分两个队：戏剧队，有刘志荣、曹洪、方宪章、王瑜、董芳梅等。舞蹈队，有胡秀英（曼丽）、刘炽、李灵心（李琦）、张庆云（沙青）、刘烽、白定洲、高田、张焰手、杜德明（李若冰）、张沼滨、王凯音等。教师有李伯钊、危拱之、王世荣。从苏联带回的舞蹈有《乌克兰舞》《海军舞》《网球舞》《儿童舞》，还有《工人舞》《农民舞》。教师温涛是一位美术家、音乐家兼舞蹈家，他编排过《叮铃舞》《音乐活报》《机器活报》等。该团还演出过杨醉乡编剧的《亡国恨》《三姐妹》，丁玲编剧的《一颗未出膛的子弹》，左明编剧的《梦游北平》。还有一批业余演员：赵品三、廖承志、朱光、王玉清、吴光伟、左明、孙强等。曾演出过大型剧鲁迅的《阿Q正传》，田汉的《回春之曲》，沙可夫等的《广州暴动活报剧》，崔嵬的《放下你的鞭子》。这次编演的《天皇的恩惠》《谁的罪？》二剧，博得好评。

2月21日　边区文协召开座谈会，讨论《血祭上海》一剧。到会有周扬、朱光、艾思奇、沙可夫、吕骥、任白戈、左明、徐一新、郑义、向仲华、罗叔平、柯仲平、马烽、孙强、叶蠖生等20余人。座谈会主席柯仲平。《血祭上海》是为纪念“一·二八”而作，创作者有朱光、左明、沙可夫、徐一新、黄天和任白戈。朱光说，这个剧着重表现工人怎样为民族而光荣牺牲，知识分子参加抗战。主题是正确的。缺点是：缺少中心，人物太公式化，人物不是发展的，剧中人物杜明与阿毛关系没有说明，演出过火，带文明戏味儿。但剧是相当成功的。马烽说：一、戏不统一；二、恋爱气味太重；三、阿毛太漂亮，不像工人。罗叔平说，这剧本与事实不大符合。最勉强的是大小姐，她的革命很奇怪。剧本如得奖，影响是不好的。艾思奇说，这个戏政治方面相当成功，艺术方面似乎低些。缺点是失去真实性，不严肃。左明认为恋爱气味太重，但从功利主义来说是相当成功的。沙可夫不同意罗叔平完全否定这个戏的意见，认为剧本描写不够，结构不好，发挥不透彻，演出有毛病，但和总的政治路线是吻合的。这个戏是叫座的，演出是相当成功的。罗叔平认为，延安公演这个戏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周扬指出，批评一个戏应从下面几点着眼：一、观众是否欢迎；二、是在怎样的环境下产生的；三、倾向是否是现实的。根据这三条，应给这个戏较高的评价。它获得了观众的极大欢迎。它是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和短促的时间内写成与演出的。倾向是现实的。缺点是中心主题没有把得牢，恋爱占多了；人物没有活跃的个性，存在脸谱主义。

3月20日　丁玲、舒群主编的战地文艺半月刊《战地》在武汉创刊。该刊以西北战地服务团名义创办，团长丁玲当时不在武汉，刊物由舒群主编，并得到罗烽、白朗、蒋锡金等的支持。至第6期停刊。创刊号登有艾思奇的《文艺创作的三要素》，周扬的《我所希望于

〈战地〉的》，冯乃超的《文艺统一战线的基础》，孔罗荪的《书的受难》，白朗的小说《清偿》，胡考的漫画《战士》，吕骥的《从朗诵说起》，罗烽的长篇连载《满洲的囚徒》，杨朔的通讯《昨天的临汾》等。由上海杂志公司总经销。每月逢5逢20出版。

艾思奇在《文艺创作三要素》中指出，文艺的内容有三个要素：现实的形象，作者的思想，作者的感情。文艺必须用活生生的形象来反映现实世界，这是使得读者对文艺发生真实感的基础。然而文艺创作又不能离开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因为这也是它的动人的力量的来源。

这三个要素在文艺里面的关系，和树的根、干、叶一样地密切关联而不可分。有以为思想高于一切的，那就成为载道派；有以为只要现实的形象就够了的，于是就有身边琐事的描写及记录的朴素的现实主义；有把感情的发泄当作文艺的本质的，托尔斯泰说文学是感情的传染，梁启超说文学的永久性建筑在感情上，普列汉诺夫以情操的高低来评定艺术价值的高低，就是属于这类意见。文艺还是文艺，它不是用来

“载道”，不是单纯的现实的记录，更不是空洞的情感的发泄。然而在文艺里还是有它的“道”，也有现实的反映，也有它的感情的要素。

3月26日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3月初丁玲率西战团离开山西赴西安演出。在中共陕西省委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指示下，他们与胡宗南、蒋鼎文等国民党要人进行了合法的斗争，取得了西战团在政治、经济、演出等方面的合法地位。在此期间，丁玲先后写成《我们抵陕后的公演》《写在第三次公演前面》《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反与正》《说欢迎》《勇气》《说到“印象”》《讽刺》《西安杂谈》等10余篇散文和杂文。并由丁玲主编出版了一套战地丛书，有《西线生活》

《一年》《战地歌声》《杂耍》《突击》《呈在大风沙里的人们》《河内一郎》等集子。

3月27日　全国文艺界在汉口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周恩来在会上讲话谈了四点：一、肯定文艺作家团结的意义；二、希望作家多取材于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敌人的残暴，民众的热情；三、“我们还负有建国的任务”；四、对世界文艺的责任。会议选出郭沫若、茅盾、冯玉祥、丁玲、许地山、巴金、夏衍、老舍、郁达夫、田汉、朱自清等45人为理事。周扬、吴奚如、孔罗荪、罗烽、舒群等15人为候补理事。周恩来为名誉理事。老舍负责主持日常工作。“文协”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形成。

“文协”在上海、昆明、桂林、广州、香港、延安等地建立了分会。

“文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许多作家参加了文化工作团和战地慰问团，分赴西北和中原战场。“文协”还提倡文艺大众化，号召写通俗文艺。

《新华日报》发表《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的社论，出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特刊》，以示庆贺，鼓励文艺家们在抗日战争中多做贡献。

此后，4月4日，冯玉祥召集第一次理事会，推定胡风、郁达夫、王平陵、楼适夷、老舍、胡秋原等15人为常务理事，并推老舍、华林为总务部正副主任，王平陵、楼适夷为组织部正副主任，姚蓬子、老向为出版部正副主任，郁达夫、胡风为研究部正副主任。5月4日，全国“文协”会刊《抗战文艺》在武汉创刊，后迁重庆出版。该刊为三日刊，第1卷第5期改为周刊，第4卷第1期改为月刊。1946年5月第10卷第6期出版后，更名《中国作家》。《抗战文艺》是国统区持续时间最长的文艺刊物，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为广泛团结作家、开展抗战文艺运动做出了贡献。

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发起人有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创立缘起》说：“在这抗战时期中，我们不仅要为了抗日动员与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而且应该去寻求和准备新的力量，这也就是说：我们应注意抗战急需的干部培养问题。”“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所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同时发布“成立宣言”。鲁艺的教学方针由中宣部拟定，经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规定为：“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

当日下午二时，鲁艺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成立典礼。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临大会，并与师生合影。

1937年至1938年初，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五队、第一队，北平学生流动宣传队，上海蚁社流动宣传队一分队队员陆续到达延安。中共中央为了发展革命文艺、培养艺术干部，就以这些队的队员为基础建立了鲁迅艺术学院。鲁艺机构和干部配备为：正院长暂缺，副院长沙可夫，教务长由副院长沙可夫兼，后任教务长为胡苏。训育处徐一新，训育员钟光、阎子祥。秘书处魏克多，文印科长龚伟、科员龚亦群、李非。戏剧系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指导员江青，教员钟敬之、左明、崔嵬。音乐系吕骥，助理员丁皑，教员向隅、唐荣枚。美术系沃渣，助理员王良，教员丁里、蔡九昌、王曼硕。编审委员会李伯钊，编审员程安波。区队长李伟。（见鲁艺通告鲁字1号—29号）鲁艺3月8日发布“鲁字第3号”通告：第一届学员已满，停止招生。

第一届学员名单（4月份公布）：

第一班：班长朱野蕻，副班长温容。干学伟、谭兴邦、胡苏、侣朋、金仲明、黎虹、阎闾、张颖、庄焰、邸莉茜。

第二班：班长仉平（张平），副班长贾克。王彬、孙强、耿西、孙富、莫耶、陈炎、薛云、王凤翔、陈锦清、王效明。

第三班：班长李诃，副班长韩塞。张守维、吴宾、苏路、翟强、王证、张凯、路玲、王玉芬、岳慎、刘仁安。

第四班：班长罗椰波、副班长程安波。陈滋德、王一夫、郑律成、萧逸、余晓明、张林□、薄平、席萍。

第五班：班长钟惦□，副班长李汀。徐一枝、吴虹、秦光左、项荒途、乜立平、王劲。

新一班：班长靳志光，副班长邓豫成。谢瀚生、张刃仙、殷铁铭、陈启刚、张芸芳、李知明、翟定一、海啸、徐玉峰、华山、王元方。

新二班：班长梁玉衡，副班长杨角。翟其春、张达观、周极明、成荫、谷野、李纶、张晓非、金磊、黄薇。

鲁艺为综合性艺术学院，设音乐、戏剧、美术三个系。修业期限为九个月。每届分两学期，每学期三个月。第一学期修业后，分发实习三个月，再回院继续第二学期。各科教授情况：杨松：《列宁主义》，艾思奇：《辩证法》，李卓然：《中国革命问题》，周扬：《文艺运动》《艺术论》，沙可夫：《苏联文艺》，李富春：《中国共产党》，张庚：《戏剧艺术论》《中国戏剧运动史》《各时代戏剧代表著作研究》，崔嵬：《表演术》《导演术》，徐一新、崔嵬：《剧团组织与管理》。负责实习导演崔嵬，化妆丁里，舞台美术钟敬之，读剧崔嵬。

鲁艺建院时，沙可夫、吕骥合写《鲁迅艺术学院院歌》：“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国解放独立奋斗到底。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踏着鲁迅开辟的道路，为建立新的抗战艺术，为继承他的革命传统努力不懈。学习学习再学习，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一切服从神圣的抗战，把握着艺术的武器，这就是我们的歌声。唱吧，唱吧，高声地唱吧！我们是抗日的战士，我们是艺术工作者。”

鲁艺5月23日发布“鲁字第12号”通告，宣布该院各种会议参加者名单。院务会议：沙可夫、张庚、吕骥、沃渣，徐一新、魏克多、李伯钊及学生会代表。教务会议：沙可夫、张庚、吕骥、沃渣、崔嵬、王震之、左明、向隅、唐荣枚、丁里、蔡九昌、李伯钊、江青及各系学员代表。训育会议：徐一新、钟光、王已醒、李伟、江青以及学生会代表、民先队代表。事务会议：魏克多、龚伟、赵冠琦、龚亦群、李非、李石涵、刘国辅及学生会代表。编审委员会：李伯钊、吕骥、张庚、沃渣、王震之、徐一新、沙可夫及学生会代表。考试委员会：主考沙可夫、张庚、吕骥、沃渣，陪考徐一新、向隅、崔嵬、王震之、左明、丁里。晚会委员会：徐一新、李伯钊、向隅、崔嵬、魏克多及各系学员代表。

5月初柳青从西安到延安。“边区文协”急需用人，边区党委介绍他任该协会下属的“海燕”诗歌社秘书、民众娱乐改进会秘书，兼做机关党的工作。他进边区党委组织部时，带的介绍信上写的名字是刘蕴华，从组织部出来，再带的介绍信已经改名柳青了。从此，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发表文章，他都用这个名字。

5月4日　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在《解放》周刊第39期发表《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指出：“中国文化在现在所受的浩劫是旷古未有的。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浩劫，而且是世界文化的浩劫。”“中国文化的存亡取决于民族的存亡。”提出：“要一切文化的工作服务于抗战，服从于抗战。”具体任务是：一、大量地组织抗战文化工作团。二、普遍建立新内容旧形式的抗战报纸杂志。三、各地建立民间戏剧、歌曲改进会。四、组织抗战平民教育促进会。五、出版界彼此应有联系或组织。六、普遍组织“战时文化局”。

5月5日　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首先严电申讨，通电全国文化界，“请援鸣鼓而攻之义，声明周作人、钱稻荪及其他参加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以外，藉示精神制裁。”5月初，武汉文坛传来周作人在北平参加日寇组织的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消息，震惊了整个文坛。日报大阪《每日新闻》刊载的该社1938年4月9日召开的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详细消息，是周作人投敌之始的铁证。大阪《每日新闻》还随发会议参加者的照片一帧，中周作人长袍马褂，道貌岸然，跻身于戎装的日本特务头子之列。5月6日，《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文化界驱逐周作人》，指出：武汉文化界把“斯文扫地”的文化败类驱逐出“界”，实属正当；提醒那些文化界中对所谓“硕学鸿儒”盲目崇拜的人，接受这次教训；警告文化界中还有的那些“以前辈自负，言论怪诞，或不问时事”的“学者”，要参加救亡工作，至少也要保持文人气节，“不致堕落到甘为敌寇效劳的汉奸”。5月14日出版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机关刊物《抗战文艺》第四号，刊登了茅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胡风、张天翼、丁玲、夏衍等18人《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最后一次忠告他要“幡然悔悟，急速离平”！6月3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响应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的倡议，也向全国发出讨周通电。在此期间，武汉、延安、上海、重庆、成都、昆明、桂林、香港、贵阳等地的文化团体和著名作家、学者，或发表严正声明，或亲撰檄文痛斥周作人的叛国行径。全国文化界对他形成了共同的看法，那就是当时街头巷尾都经常可听到的一句“评语”——“周作人不‘作人’！”

5月10日边区文化协会编辑委员会发起《五月的延安》的征稿活动。征稿启事说：“五月来了，在五月里面，有着多少可纪念的日子：五一、五三、五四、五五、五七、五九、五卅——那是世界上整个的革命浪潮，特别是中国民族反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留下的脚印。在今年五月里，我们已经对恶贯满盈的日本强盗进行了十个月的伟大的全面抗战，而且获得了许多新的胜利。我们将以从来未有的兴奋情绪来迎接这战抗史上的第一个五月。我们更盼望五月的鲜花，将是人类中间被压迫者翻身的信号！为了纪念这五月，现在我们发起一个集体创作：‘五月的延安’最有意义的一天。”编辑委员是徐懋庸、艾思奇、刘白羽、柯仲平、高敏夫、林山、徐雉。

5月12日　毛泽东到鲁艺讲话。他论述了有关抗战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的论点。并说：你们的校歌在唱“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这很对。他说：“我们的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这就有一个团结的问题。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好好的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走马看花，下马看花，起码是走马看花，下马看花更好。我们要有大树，也要有豆芽菜，没有豆芽菜，怎么能有大树呢？我不懂文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创作好像厨子做菜一样，有的人作料放得好，菜就好吃。”“你们要好好看书学习。书是好看的，它不会叫，不会跑，不像杀猪，杀不好，猪就跑了。除了看书，还要学习民间的东西，演戏要像陕北人。”“文学艺术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提倡什么艺术至上，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眼里根本没有工人、农民。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革命斗争中去，同时学习人民的语言。要从革命斗争中学习的东西多得很。你们看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描写骑马，平时上马是怎么上的，紧急时候上马是怎么上的，都不一样。如果作者没有参加过战斗生活，怎么能够写得这样真实呢？绥拉菲摩维支写了《铁流》，我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是‘铁流’，可惜还没有人写。”

“《红楼梦》里有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我们的女同志不要学林黛玉，只会哭。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吕梁山。”“《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这两种歌，你们喜欢哪一种呢？我看《下里巴人》也不错，全国人民都会唱。”

5月中旬抗战文艺工作团组成，属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和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该团由毛泽东命名。毛泽东约刘白羽、金肇野、汪洋、林山等谈话，并亲笔给八路军各级领导写信：“现有抗战文艺工作团刘白羽诸同志赴前方工作，望大力支持协助，提供一切方便。”之后，边区文协和八路军总政治部确定该团的任务是：搜集战地材料，反映前线生活，推动文艺运动，建立文艺组织。先后派出六组：第一组刘白羽为组长，金肇野、林山、汪洋、欧阳山尊参加；第二组分甲乙两部分，有雷加等七人参加；第三组卞之琳为组长，吴伯箫、白晓光、野蕻等参加；第四组由刚从前方返回的第一组刘白羽为组长，莎塞参加；第五组周而复为领导；第六组萧三为领导。各组分赴晋察冀、晋东南、陇海线活动。

5月23日　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成立。全民抗战进行了十个月，民众所唱的仍是“奴家呀，情郎呀”一类与时代氛围不谐调的情歌，看的仍是《升官图》《五典坡》一类麻木大众的旧戏。同时，文艺界又有了“利用旧形式”的讨论与尝试。在这个形势下，成立“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5月15日召开的筹备会上，推举柯仲平和郑义起草简章和宣言。23日在文化界救亡协会举行的成立大会上，柯仲平担任主席，柳青担任记录。总工会郑义报告筹备经过。选举马健翎、杨笑萍、郑义、高敏夫、柯仲平、温涛、李丽莲、张季纯、吕骥、柳青、钟敬之、崔嵬、艾丁、向隅、丁里、沃渣、丁克礼等17人为干事。

同月　柯仲平创作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朗诵后得到群众欢迎和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索要诗稿，亲自审阅，批道：“此稿甚好，赶快发表。”不久，连载于《解放》周刊第41、42期上。

夏　杜鹏程到延安，先后进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和鲁迅师范学院学习。

6月—11月延安“战歌社”由边区文协主任柯仲平负责。抗大参加的有魏巍、朱子奇、胡征（白帆）、冯塞伟、侯亢、夏雷、侯光焘、侯光慈等。每周例会一次。《新诗歌》是战歌社编的油印刊物。共出六期。后高敏夫在绥德县办一个铅印刊物《新诗歌》。战歌社抗大分社的主要活动：一是诗歌墙报，贴在四大队驻地“府衙门”高墙上，报头叫《战歌》。二是油印诗传单，到处张贴。

7月4日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正式成立。4月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的晚会上，看了秦腔《升官图》《二进宫》《五典坡》等戏，向工会负责人齐华说：“你看老百姓来的这么多，老年人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拥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就是内容太旧了。如果加进抗日内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戏了。”齐华便指柯仲平说：“文协的柯老在这里。”毛泽东转身对柯仲平说：“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搞？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柯仲平随手开始筹建民众剧团。柯仲平任团长，刘克礼任副团长，张季纯、马健翎任剧务主任，墨遗萍任教导主任。刘白羽、杨浩、柳青、方纪、草明、李丽莲先后任文化教员、音乐教员。剧团成员有：贺原野（贺风）、张云、史雷、毕雨、党奎、李刚、王岚、王志义、王晓明、姚伶、高持久、唐又唐、林肃、王登奎、刘亚平、魏郎芳、张德财等。后又调进张志华、陈步发、冯增堂、李文宇、朱真、朱喜全、刘鸿盛、周德明、杨长久、黄俊耀、张力、宏涛、党培英、萧玲、刘玉琴、王亚民、米成义（米）、魏光中、程世荣、马佑平、郎宗颖、郎宗耀、邓秀金、王承祥、俞伯豪、刘平、黄铁钢、高贵民、林沐、牟尼、侯唯动、萧肃、刘小孟、尚伯康、王爱民、党忠哲、张崇芝、雷轰、王振华、任国保、任应凯、王志岐、陈志祥、张尚华、罗生华、田永章、侯烈战、殷应战、马可、庄映等。之后，还调派了刘小孟、尚伯康、区平、刘亚萍，音乐家马克、安波、张鲁、杜矢甲，女作家草明、董速，政治干部王彭、雷烽来团任教或长期工作。

民众剧团成立之后的10月16日至19日，连续演出马健翎新编的《好男儿》。西北青年代表和鲁艺师生看后，一致称赞。但是，这时该团还没有幕布和汽灯，道具也极少。团长柯仲平多次在《新中华报》上写文章，吁请各界援助。

1949年，全国解放后，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奉调入西安，更名为西北民众剧团，由西北文化部领导。

1952年，西北民众剧团、西北实验剧校、西北文化部戏改处合并，成立了“西北戏曲研究院”，马健翎任院长。

1955年，西北大区撤销，西北戏曲研究院、陕西省眉户剧团、陕西省秦腔实验剧团合并，组成陕西省戏曲剧院。1980年2月，又更名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

9月11日　下午二时，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简称“边区文联”）在边区文协举行成立大会。出席成立大会的有：成仿吾、艾思奇、刘白羽、沙汀、卞之琳、陈学昭、丁玲、徐懋庸、何重芸、周扬、雪苇、沙可夫、田间、柯仲平、任白戈等。会场悬挂了高尔基和鲁迅的画像。艾思奇宣布开会，刘白羽报告筹备经过，报告说文联是负了抗战文艺方面重大的要求而出现的，要选拔干部，供给文艺食粮，建立抗战文艺理论等。沙汀、卞之琳、丁玲、徐懋庸、周扬、雪苇、沙可夫相继发表意见和希望。讨论结果要求：普遍建立文艺小组，号召大批文艺干部到前线去，出版文艺刊物，建立正确的文艺理论。最后推选执委：丁玲、林山、田间、成仿吾、任白戈、沙汀、周扬、柯仲平、雪苇、刘白羽等。

10月16日　《文艺突击》杂志在延安创刊。由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文艺突击社编印。原为月刊。自第1卷第2期起改为半月刊。到1939年6月25日　终刊。共出6期。该刊由边区文协柯仲平、刘白羽和抗大政治部奚原等共同商量筹办。他们于9月17日　在给毛泽东信中说：“大家的意思要请你题一个报眉，……希望你马上替我们挥成。”当天，毛泽东题好字送回，批语道：“写下几个字不知可用否？”该刊主编刘白羽，编委主要有柯仲平、林山、奚原等。第1期油印四版的《文艺突击》，有艾思奇的《学习鲁迅主义》，柯仲平的《持久战的文艺工作》，刘白羽的小说《战斗者》，卞之琳的速写《钢盔的新内容》等。

10月27日　延安山脉文学社成立，并着手编辑出版《山脉文学》刊物。

11月1日　《文艺突击》第1卷第2期出版。刊有周扬的论文《十月革命与中国知识界》，柯仲平的诗《告同志》，丁玲的人物特写《马辉》，陈学昭的诗《延安的秋》，沙汀的小说《勘察加小景》，黄华的生活记录《路》，严文井的速写《“中国人，觉醒起来吧！”》。

11月16日　何其芳创作散文《我歌唱延安》。说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这里有三座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有两条河：延水、南河。更有古老的城和它的人民。有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有抗大、陕公、鲁艺……延安的人们那样爱唱歌，由于生活太快乐。

《文艺突击》第1卷第3期出版。刊有何其芳的诗《大武汉的陷落》，柳青的战地报告《烽火边的人民》，卞之琳的诗《慰劳信》，严文井的报告《一群曾是战士的人们》，沙汀的后方特写《由桑镇到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