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救　济

几千袋美国小麦躺在储藏室里。几千户家庭正在门口等着小麦救济，这些饥寒交迫的人们在严寒中打着颤，缓慢地挪着步子，静静地等待死神的降临。

——这是杭州1941年12月11日蕙兰中学救助中心门口的场景。这些小麦是美国红十字会供给的，原来是用来救济这些饥肠辘辘、濒临死亡的人们。这四年下来，两千个孩子每天都只吃一袋麦子。这些麦子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粮食，更是温暖、希望、庇护和生命本身。现在他们被推到了大街上，饥寒交迫。

珍珠港事件发生几天后，一个日本宪兵急匆匆地交给我一张救援物资的清单和附件，这张清单罗列了学校大部分值钱的东西：麦子、玉米、盐、木材、猪崽、厨具、饭碗、食油、石磨、火炉，还有三千元钱。

他告诉我：“这些东西由你负责管理，这件事就交给你了。每个月我们会来检查一次，到时，你必须把它们全部清理出来。”

“可是，”我说，“这是很难做到的。你这样，这样等于把等待救济的人逼上绝路，这些饥肠辘辘的人们一定会合起伙来抢夺粮食。我没法保证能守得住这些粮食，你能不能把粮食存到你自己能保护的地方？”

“我们不会把粮食挪走。你必须对这些粮食负责！”

“那请派一个士兵来保护吧，”我坚定地说，“我也有打瞌睡的时候。让我一个人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是不可能的！”

“我再说一遍：我们不会派兵来帮忙，我们也不会把粮食挪走，你必须全权负责！”

“我拒绝接受这个任务！”我愤怒的情绪终于爆发了，“你不能强迫一个人去接受这么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他的回答更加强硬：“这是一个军事命令！”

翻译是个很友好的小伙子，他悄悄地对我说：“葛烈腾先生，不要再说了，你已经说得够多了，你已经惹恼了他。要记住，你如果不接受这个命令，那将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笔罚金的事了。”

——在死亡的威胁下，我竟然接受了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之后，在火车站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一列运粮火车，是从上海开来的，由四名员工负责看管粮食，以防被盗。一天晚上，他们大概真的太累太冷了，就爬到了粮食垛的顶上，将米袋子推开，圈出了一个洞，爬到里面去睡觉了。就在他们睡熟的时候，一些饥民——或许就是从我们的救济所逃出来的——提着桶，翻越了栅栏，刺破了粮食袋，装满后就逃走了。一些粮食洒漏在了火车站台上，第二天一早，日本宪兵巡查时马上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他们用刀刺伤了这四个工人，并且不给他们治疗，可怜的工人十二个小时后就死去了。日本人还把他们的尸体在月台上放了两天，用来警示大众。然后，就被抛弃在一个肮脏的洞穴里——在中国文化里，犯了不可饶恕罪行的人才会受到这种最恶毒的惩罚。

“所以，”我边踩着脚踏车回家，边想着，“这或许是将来我没看管好粮食的下场了。”

我刚进校门，一个仆人急急忙忙地跑来：“先生，先生，”他喊道，“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偷了我们一百袋麦子！”

我今天上午还刚刚检查过，麦子都在那里啊！

“他们在后墙挖了一个洞，从那儿偷偷运走了麦子，所以我们没注意到啊！”当我打开后门的时候，整颗心都凉了：一百袋麦子真的不见了！有人成功地从五千五百袋麦子中偷走了一百袋！细细察看地上的印迹，应该是几个男人用黄包车把麦子搬走了。

我转身立刻奔向日本宪兵队。那个给我下命令的宪兵就在那里，我连珠炮式地讲述，他几乎插不上话。

“这不是我的缘故，”我说，“因为我之前就拒绝接受这个任务。出了事情，我还是得来告知你，和我推想的一模一样，你的一百袋麦子被偷走了。现在，我想你最好自己照看好剩下的麦子，不然它们也会被偷走的。”

我的解释并没有奏效。这个宪兵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用生硬的语气说：“你接受了一个军事命令，却又违背了它！”

他转过身，绕过了墙角，愤然离去。紧接着，我听到了门外用枪托捶打哨兵的声音。我不记得我在那儿等了多久，对时间我已没了感觉，脑子里只有一个声音在回荡：“违反了规定就要接受惩罚！”

当那个宪兵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是背对着我，然后缓缓转过身来，面无表情，让人脊背发凉。我注意到，他的马刺靴子一尘不染，头发修剪得很整齐。他站在我面前，用冷峻的目光盯着我。我心里想，他为什么不开口说话？他是在后悔当初做了让我看管粮食的决定，还是在努力思考该如何处置这件事情？不管怎样，我想他一定希望从我的脸上看到愧疚的神色。还有一种可能，也许他认为是我协同那些饥民偷了麦子……

沉默了一段时间后，他说：“你接受了一个军事命令。你已经被告知了可能的惩罚，但你还是故意违背它。”又是一段长长的静默。期间，他一直希望从我的眼神中寻找到他想要的答案。“但是呢，我们打算再给你一次机会。我知道这些中国人的习性，应该就是他们偷的。守护粮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不过你也太不小心了。这次我原谅你了，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可能就不会帮你了。现在回去吧，照顾好那些粮食。”

我离开了。我们在学校里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安排了那些照看麦子和其他食物的人。当然，我也知道，这些人本身就是饥民，是被这些粮食救济的对象，他们知道这些食物是属于他们的。不过，当我嘱托他们要好好看护这些粮食的时候，他们还是对我心怀感激。我相信他们会尽心尽职地看护好粮食，不让其他人进来抢夺。

12月平安地过去了。转眼到了1月，我在医院动了一个手术，身体恢复比较慢。在1月30日，我叫了一辆黄包车送我回家。蹒跚着走入房间，赶紧去书桌旁看清单，然后去外面检查，我想要准确地知道还剩下些什么。

清点了一圈，五千五百袋小麦少了一百袋，三十袋玉米都在，可以供两千人用的厨房和餐厅设备全部都在。检查完毕，再看看目录上最后的物品，三百捆木头放置在健身房的隔壁，值五千元，价值不菲，所以我非常小心地将它们存放，还在地上有意撒下了一些石灰。现在，石灰上的痕迹显示它们被人移动过了，只剩下原来总数的三分之一。我一捆又一捆地数着，发现一百捆木头被扔在了墙边。

我是负责人啊！等待我的只有惩罚，没有第二次争取宽恕的机会了！想想火车站那四个中国人悲惨的结局吧，了结我的日子快到了吧？我无法将这里糟糕的情况上报给宪兵队，我实在没有勇气去报告；我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什么都没做。

2月初，没有人来检查库存。3月，4月，5月，已经过去四个月了也没有人来——他们似乎并不太担心。工作，努力工作。大量的工作是一种缓解焦虑的好方法，而我的良知也有助于消解焦虑的情绪。5月的最后一天，我们被告知，6月10日，将被驱逐出境。我其实暗自庆幸，向发布这个消息的日本官员问道：“但是，如果我们不想离开呢？”问与不问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为了得到一个更加明确的答复。这位官员回答我：“6月10日上午，六名宪兵将在这里护送你到上海，你最好做好准备。”于是我对我的夫人说：“我们6月10日将被驱逐出境！”——我当然希望如此！

我们被迫先预定了“康脱凡弟”号船（Conte Verde）⁽¹⁾，接着，一艘由日本人租用的外交人员交换船将带我们到葡属东非洛伦索·马贵斯（Lourenco Marques），在那里，我们将登上瑞典班轮“格利普霍姆”号（Gripsholm）。但我心里清楚，总有一天，我必须对自己工作的纰漏负责的，可是，我能负得起责吗？我还有可能看得到“格里普霍姆”号吗？

停靠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美洲航运公司远洋班轮“格利普霍姆”号

6月6日，负责清查库存物资的山村（Yamamura）中尉上午10点下来，说当天下午来检查。我多么希望山村中尉突然受伤或者出现其他意外，这样，他们就只能派其他人来。山村中尉太知根知底了，我也许有能力欺瞒得了别人，但绝不可能欺瞒得了他。

每天晚上10点到凌晨2点，阒无一人，我就惶恐不安，我不知道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已经过了多久，总之是很漫长的了。然而，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直也没有失去这样的信念。一段时间以来，我也尽自己最大努力确保我提供的一切不出问题，清单上的每一项我都仔细地检查了。我发现，教堂里的一架钢琴不见了。教会成员虽然完全清楚一架钢琴丢失对我意味着什么，却还是没人把它交出来，我想他们或许是这样想的：“这个外国人会应付好一切，他总是能做到。”

在学校的另一幢楼里有一架很大的管风琴。那幢楼是由一名日本宪兵把守着，偶尔跟他打交道，我都是尽可能地保持客气和礼貌。6日那天，下着雨，很寒冷，我递给了他一杯茶，然后对他说：“嗨，我要请你帮我一个忙。我想借用这架旧风琴几个小时。”

“你想拿它干什么？”他问。

“不要问这么傻的问题，”我开玩笑地说，“你知道我不能把它从学校前门弄出去，这里门卫看守森严，我也不可能翻墙把它弄出去。我只是想借用一下。”

“抬走吧，”他说，“但是你用完，记得把它送回来。”

我向他保证，会原物送还的。马上，我派了六个劳力把风琴抬到了教堂，在教堂里，我吩咐他们一定要小心翼翼地把风琴放在原来放钢琴的地板上。

下午2点钟，日本人来了。山村中尉因事不能来，派了另一位宪兵来检查。我太高兴了，这个军官给我带来了“好运”。

库房被打开，逐项检查。“piano”是钢琴，“organ”是风琴，反正都是“琴”，谁弄得那么清楚，于是就被检查通过了——那些教会教民想得没有错：这个外国人又一次摆脱了困境，他总能那么幸运。

等检查到列表最后一项：“三百捆木头，价值五千元，堆放在健身房的墙脚。那木头在哪里？”军官问道，“我没有看到堆放在健身房墙脚的木头啊！”

“我把它搬到一幢楼里去了，防止被盗。”我解释道。

“你有挪动它的许可吗？”

“不，我没有。”

“你没有权利挪动它！”在他看来，这件事有些蹊跷，没有人会把三百捆木头搬走。“带我去，我想看一看。”他斜视着我，眉毛下投射过来怀疑的目光。

他跟着我来到了房间，我从门框上拔下门栓，把门打开。他走进来，写道：“三百捆木头，价值五千元。”他看了看那堆东西，然后看着我，“这里有多少木材？”

我真诚地说：“价值五千元。”因为木材在六个月内已经上涨了三倍。”

他用眼睛仔细打量着木材，测算着堆叠的高度和长度，他用铅笔很快就计算出了木材的体积。他那双黑眼睛冷冷地盯着我。

“这有多少木材？”他厉声说道。

我一动也不动，看着他的脸，尽可能平静地回答：“价值五千元。”我茫然无措地等待着他的下一个质问，但他没有接着问，而是用铅笔在清单上圈画了一下。突然，他停下来，伸出手，指着我，厉声地质问道：“这到底有多少木材？”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只能依旧平静地回答：“价值五千元。”

他迟疑了一下，就继续检查下一个项目了。

说一句通俗的话，山村中尉没有来，这真是一件再愉快不过的事了。幸运的是，代替他来清查的宪兵对原先的情况了解不多，而且木材涨价了，对他们来说是高兴的事，而对我而言，这是上帝护佑我躲过劫难的鲜明证据。

“格利普霍姆”号班轮成为解放、回家和自由的象征。尽管有些周折，这艘班轮要离开纽约，带着一大批日本侨民回国，在洛伦索·马贵斯和从中国、日本和暹罗回国的美国人交换。虽然，这几个月来，我们头上一直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但是我们已经克服了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障碍。严查库存的惊险一幕已成为过去。红十字会留下的三千元，被日本宪兵忽略了，他似乎完全忘了清单上还有这么一项备查的库存资金。

6月10日，我们小心翼翼地进了一节火车车厢，那里有6名日本宪兵，一路“护送”我们到上海。就在前一天晚上，日方通过一位英国朋友警告我们，如果我们试图逃跑，他们就不会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负责。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在上海难民营的事务不是太繁琐。这个难民营由上海美国救济委员会负责，委员会还向日本当局提交了法案。我在那里的三个星期里只看到过一个日本人。日本人曾经说过，美国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就怎样对待他们。在“格利普霍姆”号装载着日本遣返人员抵达后不久，滞留在上海的美国人就被关进铁丝网围成的集中营里⁽²⁾。这可能是美方粗暴对待日本侨民的直接结果，也可能是情况被夸大了。这些日本被遣返人员描述了在曼赞纳尔（Manzanar）⁽³⁾和其他美国的拘禁集中营的情况，一般来说，集中营的情况都不可能令人满意，那里拥挤不堪，而且没有隐私。

意大利的豪华班轮“康脱凡弟”号已经在上海码头停靠了两年，日本人采取各种措施来防止英国海军占领这艘班轮。

班轮的船员是意大利人，这些来自于与我们交战国家的船员，自然不会对我们这些美国人特别友好，然而，他们还是在这次航行中带来一些愉快又舒适的体验。他们的管弦乐队每天演奏四个半小时，这对许多乘客来说，真是精神的抚慰。当我们跟他们说再见的时候，没有一个船员接受小费。他们想让我们知道，意大利和美国可以是作战国，但是这艘船上没有战争。

在新加坡，我们搭乘上了日本的“浅间丸”（Asama Maru）班轮，“康脱凡弟”号带着日本和暹罗的回国人员，穿过地形复杂的爪哇海返回。而我们要驶过苏门答腊、爪哇岛和婆罗洲海岸，穿过印度洋抵达南非。

我们的轮船缓缓驶过把洛伦索·马贵斯与大海分隔开来的海岬，整艘船的氛围从开始航行的第一天起就死气沉沉，这儿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因为我们头顶上飘扬的是日本的旭日旗。

沿长达6000英里的海岸线航行了一个月，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一艘船或一缕烟。战争已经剥夺了太多人的生命。“家”？没有什么可以显示我们在这些黯淡的海水上能回家。然而，当我们看清楚陆岬时，一艘锈迹斑斑的轮船出现在我们的班轮旁，我们很快意识到，是美国人。靠我们最近的一艘轮船上开始鸣响了“三短一长”寓意着欢呼胜利的汽笛声。虽然这种胜利的信号对我们来说，显得很突兀，但这是欢迎我们回家、庆祝我们胜利归来的表示。

一面美国国旗冉冉升起，这就够了！“格利普霍姆”号在港口前面躺着，明天我们就应该在那面旗帜下聚集了。欢呼声几乎要爆发出来，但我们把它咽回喉咙去，于是，一首歌曲——《美利坚》像波浪般在轮船上飘来荡去。积压了七个月的担心和焦虑的情绪在通过这段警戒区的一霎那终于爆发了，坚强的人们也都相拥而泣。

“只要拥抱那些水手们就可以了。”一位南方女士兴奋地说。班轮上的水手们并没有以这种热烈的方式迎接我们，但我们都知道那位女士的意思，这些水手们是回归故土的象征。也许是平生第一次，我们此刻热切而深刻地意识到，我们是真正热爱着故园。

“格利普霍姆”号经过了五天行程，当最后一名乘客终于也可以占用一个铺位时，当狼狈的单身女士从挤满男人的小屋里被解脱出来时，当成年的儿子不再和年迈的母亲挤在一起时，当船上的管家明确告知支付相同通行费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同样的食物时，尽管许多人不得不呆在三等舱内——我们大家才真正开始了一段舒适、愉快的海上旅程。

轰鸣的四十天过去了，然后我们在里约热内卢度过了两天，接着开始享受了两个多星期的旅程，在碧海、蓝天、美食、充足的睡眠和愉快的陪伴后，我们驶向了纽约港。

在码头受到的接待，使我们意识到这场战争离我们很近。为了欢迎我们，我们的五个孩子特地休假三天，但是有两天半他们都是呆在码头海关的门口，等待我们完成检查和被放行——就从我们五个孩子中的两个被迫离开中国的那时起，战争所带给我们生活状态的改变是那么的真切。

再次回到故土的时候，美国已经发生了变化。尽管美国参战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我们还是支持它，这应该是个好的开始。

酒店的一个门童对我们的行李不屑一顾。在杭州，我们带去的几个箱子都被拿走了，我们能找到盛放东西的最好的箱子，就是一些被日本人丢弃的，还有就是这只芦苇编织的篮子，可以用来装我们零散的东西。

我问：“我想你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行李吧？”

杭二中藏资料图片

“是的，我从没见过。”门童回答我。

一刹那间，我突然感觉到三十年的积累都装在了我们脚下的那些破旧的篮子里。但是，我又意识到这些不能代表我的全部。因为如果成功就是财富，如果用财富来衡量幸福感，如果生活乐趣只决定于物质的累积，如果生命的实现取决于对物质的掌握，那么这实在是很失败的事。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应该把无形付出考虑进来——以此来评估那些鲜活的价值，比如认真工作，减缓民众饥饿和疼痛，将理想带给那些需要靠一种信念去顽强生活的人们，给需要的人带去同情和慰藉，通过鼓舞的文字将希望与勇气带给那些正承担重压的人、那些需要救济和帮助的人。是时候将这些幸福的回忆，友谊、经历、旅行、兴趣和幸福的家庭生活，分享给那些没有经历过、无从知道的人们，让他们知道脚下的路通向的是心中的真理和生命——这些才是传教士生活和生命的全部意义。

(1)　“康脱凡弟”号是意大利货轮，曾穿过盟军的封锁，为日本带来稀有的战略物资。

(2)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日通过中立国家瑞典在非交战区域交换侨民。交换地点可能在东非或南非。

(3)　二战时美国在加利福尼利专门关押日本侨民的集中营，集中营里有医疗等设施，可以进行农耕、制衣等基本生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