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雨谈》

止庵

《风雨谈》一九三六年十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除《小引》与《后记》外，本文三十四篇，附录两篇，皆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所写，是继《苦竹杂记》之后的作品。“风雨谈”原是一九三五年一到五月在《宇宙风》所发表之系列文章总的题目。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周氏日记云：“晚重阅《风雨谈》，对于自作的文章，觉不无可取，亦可笑也。”

集中各篇文章，主要仍承继《夜读抄》以降的风格，或“关于一种书”，或关于某书中之某一观点，即便像《关于傅青主》或《老年》这类题目，其契机亦是自读书得来，所以几乎统可以作者所谓“读书录”或“看书偶记”名之。《小引》中提到“杂文”，《苦竹杂记后记》也说“不佞只能写杂文”，此“杂文”用法与《夜读抄》之有别于“本文”者又复不同，大概是一并包括两类文章而言之，相当于后来所说“随笔”。作者又说：“或曰，是与《雨天的书》相像。然而不然。《雨天的书》恐怕有点儿忧郁，现在固然未必不忧郁，但我想应该稍有不同，如复育之化为知了也。”此处系就书名说话，但前后文章区别确实相当明显，“忧郁”云云或可理解为某种情感，原先作者较多感性表露，而现在感性则多隐含于知性之下。此外这里颇有几篇写意之作，譬如《关于纸》、《北平的春天》、《买墨小记》等，与《苦茶随笔》中之《关于苦茶》、《骨董小记》题材相近，却又有所不同，目的不在辩难，几乎纯然闲适，倒像是早期的《故乡的野菜》、《苍蝇》等，不过味道由冲淡变为清涩，读书文章中也有些与此意趣相近，在中期创作中可视为单独一路，后来写《秉烛后谈》、《药味集》，成分就更重了。

《小引》说：“不佞故人不多，又各忙碌，相见的时候颇少，但是书册上的故人则又殊不少，此随时可晤对也。”其实非独此处为然，《夜读抄》之后各书均是“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的“风雨谈”也。而所“晤对”的“故人”，也不止这里介绍的傅青主、王谑庵诸位，连同他一再提及的霭里斯、安特路朗等也在其列，虽然比较而言，还是以中国古代人物为多。周氏的关注点逐渐发生转移，着力对中国古代著述（以笔记为主，间有诗文）加以缜密的审视，涉及领域甚广，投入精力至巨，应该被视为是其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所写文章虽然都是短篇，这项工作却是系统的。此种审视首先是思想意义上的，而作者的文学观念，特别是有关文章的看法，也时时有所体现。他的功夫是“披沙拣金”（《苦竹杂记后记》），态度是“褒贬显然”（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鲍耀明），从古人之作中看到许多弊害，也发现了若干好处。其间的取舍标准，即一向强调的“疾虚妄”和“重情理”；换句话说，他的立场是科学精神和人道主义，或者一并说是现代文明。所首肯者都是思想与文学上的异端，最终他在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分立出一个与正统儒家（以程朱一派宋儒为主）针锋相对的思想体系，标举了一批与主流文章（以唐宋八大家和清代桐城派为主）截然不同的鲜活文字。周氏所心仪的人物不是文章作者，就是文章记述对象，他与他们交流的方式不外乎读书与抄书，最终完成于自己的写作，故以作品而言是读书记，以写法而言是“文抄公”，以内容而言则是人物论与思想论，这也是“文抄公”写法的意义之一。这种工作一项重要成就（至少对作者来说是最有价值的），是他后来所说的：“上下古今自汉至于清代，我找到了三个人，这便是王充，李贽，俞正燮，是也。王仲任的疾虚妄的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论衡》上，其实别的两人也是一样，李卓吾在《焚书》与《初潭集》，俞理初在《癸巳类稿》《存稿》上所表示的正是同一的精神。……我尝称他们为中国思想界之三盏灯火，虽然很是辽远微弱，在后人却是贵重的引路的标识。”（《我的杂学》）周氏承认是他们的传人，也就将自己纳入“虽儒家而反宋儒”的思想系统了，——在他看来，这才是未被改篡过的孔孟思想的流脉，所以他后来自称是“儒家的正宗”（《药味集序》）。

此次据北新书局一九三六年十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小引三页，目次四页，正文二百六十五页，后记二页，目次、正文中“小引”均作“风雨谈小引”，正文中“后记”作“风雨谈后记”，而在目录中未予列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