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来的房子

说吧，漂来的房子是一种隐喻，还是现实？

漂来的房子最早叫没有窗子的房子，它出自四十年后我哥哥同我的一次谈话。四十年前我父亲乘一列小火轮把我们全家从乡下接到北京，先到了天津码头然后转道北京。我哥哥在形容那列小火轮时说它像一间没有窗子的房子，当时他十岁，我还没有出生。我显然不在船上，但我始终认为我是在船上的，乡村的小火轮像在我哥哥脑海一样一直也在我的脑海里。不同的是我认为是漂来的房子。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是漂来的。没有窗子的房子，漂来的房子，前者大概是一种隐喻吧，它暗示了我哥哥五十岁以后一种无以名状的状态。就算是没有窗子，我想大概总应该有个窄门吧。我想门是开着的，能看到河上的风景。

哪一条河，是运河么？

不，是半截河，河北省的一条古老的河，四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还可以通航，但现在像它通往的著名的白洋淀一样，如今河已经干了，现在它只是一个村子的名字。半截河的邻村宁庄儿是我的故乡。另一个邻村叫诗经村，我不知道它和《诗经》有着怎样的关系，但肯定有关系。我虽然并不出生在宁庄儿、半截河或诗经村，但我认为我来自那里。也许我在另一条船上。漂来的房子或没有窗子的房子里坐着我城里人的父亲，乡下的母亲，以及我十岁的二哥，七岁的姐姐，十三岁的大哥。我大哥水性好，受不了船上的闷热，一直站在船尾的窄门处。后来我二哥也站在了那里。两个乡村少年对于未来感到不安，他们要永远离开他们的河流和村子了。他们的父亲一直在教育他们，城里人有哪些规矩，他们应该如何如何。我母亲听烦了，同我父亲吵起来，以致行前发生了到底还去不去北京的危机。我母亲说他们并不稀罕北京。北京是我父亲的梦想，他为终于就要实现这一梦想非常自豪。一次不安的不愉快的航行是他始料不及的。船到白洋淀时起风了，我父亲叫我两个哥哥回来。他们回来了，坐在黑暗里。

他们不想离开？

一直想离开，但到了船上他们开始感觉不安。事实上我父亲也同样感到了某种不安。离开故土总是让人不安的。我父亲十三岁离开故乡，正好是我大哥这时的年龄。虽然我父亲与我大哥离开的背景如此不同，但同样具有背井离乡的性质。也许我父亲理解了孩子的不安，因此起风之前他一直站在他们身后，不再教训他们。我哥哥在向我描述那次航行时说，父亲在他们回到船内后，再次讲起1925年他的离开，以及我们这个家族更早的离开。由于我父亲的讲述（一代代的讲述），我和我哥哥从记事起就感到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偶然的，我们一直生活在遥远的记忆里，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童年。我们的年龄似乎远远大于我们实际的年龄。我们不是七岁，十五岁，二十四岁，从一生下来就可能是五十岁，七十岁，源远流长，一直甚至可以追溯到山西省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我父亲说，几百年前，我们宁氏先祖四兄弟在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背井离乡。我们的祖籍是山西人，是历史上最早加入最大一次移民行列的家族。几百年前，天下一统，连年战火，中原人口锐减，新朝皇帝下令相对安定的山西人向内地移民，山西各地移民集中在洪洞县大槐树下，向河北、山东、安徽、江浙进发。

据笔录，你哥哥后来曾重返山西。

是。几百年后另一次大规模的移民。那是1968年，我哥哥从北京出发，宿命般踏上了先祖的移民之路。那年他二十二岁。我哥哥说1968年的北京站站前广场一如当年古老的大槐树下，成为亲人送别和哭声的海洋。我母亲、姐姐、父亲，还有我，我那时十岁，在站前挥动着手臂。我们还有更多像我们一样的人，至今不会忘记那最后时刻一声尖厉的汽笛声：“哭，哭——”，火车叫送行的人哭，本来多数人都还忍着，这下叫哭，所有人都一齐哭起来。母亲儿子扶车牵手而行，汽笛撕心裂肺。杜工部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句，那时没有汽笛。鸟都惊心，汽笛又该如何？

三十年后我读到后来疯了的诗人食指当时写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像杜甫的《春望》一样，我认为《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同样是我们诗歌史的不朽之作，同样是一个时代的重要证词：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就在妈妈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亲热地喊

永远记住我，妈妈啊北京

这首诗写于1968年12月20日。我部分地引了这首诗。食指是那个时代的天才、代言人，他记录了我们时代的离乱与惊心。1998年我在沙河精神病院见到了大诗人食指，像我哥哥一样他已不再年轻，老了，但神志不错。离乱仍刻在他脸上。像历史见证。随着时间推移，我后来在更多人脸上看到了1968年，1925年，1957年，1851年，直至我的海门先祖离开山西大槐树下的明代初年。我父亲说，我的先祖宁海门当时只有十四岁，与宁江门等三位兄长被绳索牵着，与更多人捆在一起，玄衣青裤，离开大槐树下，走在长长的黄烟四起的移民队里。

你能确认海门是十四岁？

是一代代传下来的。家谱上也有记载。我父亲听我太祖父说，移民官员为防止中途有人逃跑，把所有人用绳索串联起来。我们这一门是海门。海门是四兄弟中最小的一门。最小一门最先与大哥二哥三哥在现在的河北省河间县城被强行分离。十四岁的少年宁海门得到了大哥宁江门的一套“四书”“五经”和一副纸墨笔砚，我父亲说，江门要海门不忘读书写字，记下家世，将来太平，每门提一部家谱重返山西故里。

据对县志的了解，这一想法始终没有实现。不过，你是否扯太远了？

如果我的年龄无法确定，就没有称得上远的事物。四百年算什么？对于每一个中国人四百年都不算什么，一千年也不算什么。你们说的县志我不信任，如果你们据县志裁定事物，你们会像县志一样荒谬。随你们便吧。真正的记载在民间，在心灵，在代代离民的血液，在母亲和祖母的夜晚，在刚出世的婴儿的摇篮里。事实是，江门的想法部分地实现了。我母亲说，1951年春天或者秋天吧，一个中国近代史罕见的和平年景，江门后人出现在河北境内。他们一行七人，从安徽过来，骑着马，一路寻访，为首的是一个干部装束的人，五十多岁。我母亲说看上去是个不小的干部。那时我父亲不在家，他在北京，已经有一份产业，开了一家织布厂。我父亲不在家我母亲抱着我姐姐，牵着我四岁和六岁的哥哥出来迎接江门的人。县上早就有报信儿的来，说安徽江门后人千里迢迢去山西祭祖，先到河北来探望海门后人，这件事在我们村子引起了轰动。数百年来这个村子没有一天不在谈论当年大槐树的事，即使日本人占领了这个村子，四十五次烧过这个村子，杀了数十名族人，但人们甚至在地道里用土枪瞄准日本人的时候，还在谈论江门和海门。江门的人来了，据说为首的人也是个抗战英雄，宁庄儿全村的人出来隆重迎接，我大伯把江门一行迎请到了宁氏家谱祠堂。江门先祖牌位赫然在目，我大伯把一部完整的海门近二十代宁氏家谱交给了江门的人，江门的人施大礼跪接了。江门的人说，江门的家谱只记了几代，很早就中断于战火，但他们的子孙牢牢记住了他们是大槐树下的人，他们的先祖是宁江门。他们寻访过另两门的踪迹，没有一点音信。现在他们看着一代一代一支一支大树般的海门总谱，不禁热泪纵横，他们说，还去山西干嘛，不去山西了，就认这儿是祖了，说罢大哭。

你父亲当时没有赶到？

我父亲在北京，非常后悔没能参加这百年一遇的隆重大礼。江门一行到了河间县城，村里人才得到信，通知我父亲为时已晚。后来我父亲问了详情。我父亲说江门与海门有特别的恩情，当年江门把四兄弟中仅有的一部书和一套纸墨笔砚留给了十四岁的海门，显然是把希望寄托给了最小的弟弟海门，事实上也尽其可能把更多的财物、钱留给了海门。海门最小，最先与兄长分手，生离死别，无依无靠，情之所至，江门长兄如父，义薄云天，不顾未卜的前程，倾其所有，给了海门所能给的一切，三位兄长毫无异议，前景因此更加难料。血浓于水，大义凛然，这是我们这个民族中最古老也是最优秀的文化传承。我父亲是五个兄弟中海门情结最重的一个，由于生活所迫，像海门先祖一样他也是十四岁时走向了异乡，十六岁开始挣钱养家，他走南闯北，义字当先，在外无论多苦，只要有一点钱就寄回老家我的祖母手中。我祖父在我父亲七岁那年离开了人世，后来差不多是我父亲在外挣钱支撑起了乡下一大家人，不仅供养了他的两个弟弟在三十年代的河间县城念完了初中，后来还买了地产，盖了三处院子。我父亲一直有一种悠远的无以名状的感恩思想，或许他认为他就是海门。1972年他的长孙出世，家人为长孙的名字争论不休，我父亲虽没多少文化，但他早已想好长孙的名字，他一锤定音，为长孙取名宁海鹏。按理说先祖“海”字发端，后人应当避讳，但我父亲执意如此。多年以后我们兄弟才猜度到了我父亲当年多少有些可笑的深意：海门的人要重新开始，鹏飞天下。

海门二十代家谱传下来是个奇迹，请出示给我们一份。

我想不能，或者以后可能。1978年、1989年以及1997年我分别三次问过我母亲关于家谱庙和家谱的下落，我母亲说六百年的家谱庙毁于“文革”，它被强行拆除后砖瓦檩木遭哄抢一空，被族人盖了猪圈或院墙。宁氏家族总谱毁于年轻人的大火。我母亲说村里的年轻人疯了，不但拆了邻村民国大总统冯国璋的坟，也拆了自家的庙，造了六百年的反。所幸的是一些分支谱系被一些顽固不化的老人收藏起来，幸免于火。那时千年文化，命若游丝。1968年我母亲回乡了一次，送我外祖母的骨灰，在一些老乡亲那里她看到了部分族人收藏的分支家谱，完整的已经没了。我母亲说，现在大家要是凑一凑兴许也能凑出一套——这已是1997年，我母亲临终前一年最后一次提到家谱。我想做收集的工作，但我母亲说村里已有人在做这件事。我哥哥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即使收集起来，又有多大意义？已经分崩离析。至少心灵上的谱系已难以收集。浩劫之后的风化是难以避免的，而且还会进一步风化。我哥哥是悲观的，他说没有哪个古老文明最后能逃出分崩离析的历史命运。他的悲观让我不寒而栗。

关于“漂来的房子”，你是否还要补充？

我曾提到我母亲上船之前同我父亲吵了一架。母亲在农村妇女中是个具有独立品格、敢作敢为的人。一方面与她的天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抗击日本人的那场战争有关。我母亲比我父亲小近十岁，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人。1987年我姐姐返乡，在中共河间县委档案室查到了母亲在抗日战争中珍贵的历史资料。作为那个时代敌后抗战的传奇人物、一个拥有短枪的劳动妇女，她被载入冀中抗战史册是必然的。母亲“红莲”的名字许多年来被故乡人传诵。但事实上她光辉的历史早在1945年就结束了，到她上了我父亲的船，算是正式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