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归属感
爸爸去世后不久,妈妈就搬到楼下,由奶奶来照顾我们的日常生活。妈妈好像又变回了孩子,无法再扮演妈妈的角色了。
有一天,我走进她的卧室,正好撞见她手中拿着一大瓶药片,脸颊上还残留着未干的泪水。即便我当时只有9岁,但仍然察觉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妈妈仍然没有从爸爸去世的打击中缓过来。
那是爸爸死后几个星期的事情,几个月后,我发现妈妈的问题不仅仅源于悲伤。一天晚上,我和她一起待在厨房里,她正在打扫卫生——这是她最近患上的强迫症——而我则坐在桌子旁读书。
“迪恩,”她说,没有任何预兆和铺垫,“其实盖里不是你爸爸。”
我不记得自己是否嚎啕大哭或跑着躲开,也不记得自己是否愤怒尖叫,抑或是要求妈妈进一步做出解释,更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以及当时的感受。关于那个时刻,我本该有很多记忆,如今却只有一片空白。由此你就能知道我当时是多么痛苦,以至于我竟然将有关那时的记忆全部抹去了。
可我深知,我的爸爸——盖里——的死,对我所造成的伤痛是如此之深,这改变了我的一切。
即使是在今天,每当妈妈提到盖里的死时,她仍然会哭泣。她总是说,救护车仅仅20分钟的路程就改变了我们生命中的一切。她是对的,但不全对:也许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让我的生活陷入混乱,但把我悲伤的心完全撕碎的却是那短短的一句话:其实盖里不是你爸爸。
在后来一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严守着这个秘密。我为我的过去感到羞愧:我不仅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而且也是我所认识的唯一一个只有单亲的孩子。葬礼结束后,定期涌进家门的人潮早已停止,而我们日渐紧张的经济状况迫使妈妈不得不出去找工作。每当她在家的时候,她都要花好几个小时一边打扫屋子,一边听着莱昂纳尔·里奇的歌。
那时候我天真地认为,我的朋友们之所以家庭美满,都是因为他们会去教堂的缘故,于是我也很喜欢在礼拜日独自去教堂。我想感受教堂里的那种归属感,而且我也很喜欢在礼拜后拿一些教堂里的蛋糕。我并不反感神父的布道——有时候布道还会让我对自己有更深刻的认知,但是当我在礼拜结束后徘徊在桌子旁的时候,人们对我的反应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实,这些人并没有将我看作是同类。我能听见他们在我的背后窃窃私语,当我转过身直视他们时,迎接我的则是尴尬的沉默和虚假的笑容。
妈妈也开始接到电话。我悄悄爬到走廊里,看她站在那里,脸转向墙壁,肩膀缩成一团。她的话不多,电话也打得很短。有时电话打完后,她会转过身来,发现我在看她,就告诉我镇上的人们最近在议论我们。
很快我自己也有了切身体会。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到朋友家拜访。因为看见他的自行车就停在屋前的草地上,所以我知道他在家里。然而,他的妈妈却说他不能出来玩。
“你不能见布拉德利,”她说着,拉上了我们之间的纱门。
“为什么不能呢,弗斯太太?”
“你会带来坏影响,迪恩。我们不希望你来。”
我悲痛欲绝地离开了。我没有酗酒、骂人、在学校胡闹,也没有惹警察。好吧,我在教堂里时会对蛋糕有点贪心,但除此之外,我总是很有礼貌,尽量表现得与人为善。
她说的只可能是一件事。
当时我还不清楚这叫做什么,但我很快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厌恶感,觉得自己被排斥在外。14岁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了:主流之外。
当工作人员宣讲比赛须知时,我像往常一样选择了房间里靠边的位置坐下来。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些人组织的比赛,但类似的安全简报我已经经历过无数次,对此相当熟悉了。
对于每一个参加沙漠超级马拉松比赛的运动员来说,最致命的威胁来自于热衰竭——典型症状包括脱水、抽筋、眩晕和疾脉——之后发展为中暑。这时人体机能会出现一些强烈的反应,诸如意识模糊、晕头转向和肌肉痉挛等。你并不会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也不会注意到它的并发症,结果就是你会晕倒在沟槽里,或者做出错误的决定,错失寻找阴凉、补充盐和水以及快速降低体内核心温度的关键时机。如果这一切成真,你会昏死过去,最终失去生命。
组织者说任何他们怀疑可能患上热衰竭的运动员都会被立刻要求退出比赛,但他们并没有提到6年前在这里举行的比赛中,就有一个运动员死于热衰竭。
之后麦克风传给了一位美国女士,她是这次比赛的发起人。“今年我们迎来了很多出色的运动员,”她说,“包括独一无二的汤米·陈。”房间里数百名参赛者响起了掌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一个中国台湾人,他的私人摄影团队就站在他旁边,记录着这个高光时刻。
不止一个人和我说过,汤米·陈会赢得比赛,他确实取得过很多伟大的成绩。我知道他是最优秀的运动员之一,是名副其实的超级马拉松比赛的明星。我知道在比赛中击败他将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在我离开苏格兰之前,我曾收到一封比赛举办方发来的电子邮件,邮件里列出了他们认为可能创造佳绩的十名选手。尽管我过去曾战胜过他们中的几位,但这封邮件根本没有提到我。在内心深处,我有点生气,并不是因为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他们没有理由认为我能够在这次比赛中表现出色。自从8个月前在柬埔寨举办的212公里比赛后,我再没有参加过任何比赛,我已经被人们遗忘了。所以,我并不责怪举办方忽略我。
我是在生自己的气。我三年前才开始自己的跑步生涯,起步如此之晚,也就意味着展现自己的机会少之又少。因此,用8个月的时间来进行恢复,更像是对宝贵时间的浪费。
在安全简报之前,举办方对我们进行了装备检查,以确保我们携带的包里囊括了所有必需品。虽然装备包里要带上整个六阶七天的比赛所需要的食物、被褥和衣服,但是,所有人都会将装备包的重量控制在最低限度。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在比赛结束时,没有换洗的衣服,没有睡袋,没有书,也没有智能手机让我开心。我只带了一个睡袋、一套衣服,还有少量的食物。虽然我知道自己每天会燃烧近5000卡路里的热量,但可摄入的热量则只有2000卡路里。我回家的时候看上去会像死了一样,但为了让装备包更轻一些,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乘坐大巴车,驱车几个小时来到比赛地。我和旁边的人聊了一会儿,但总体上比较安静。坐在我身后的三个澳门人则一直说着话,他们一路上都在大声说笑。我转过身来,对他们微微一笑,希望他们能领会我这微妙的暗示,尽快闭嘴。可他们只是咧嘴一笑,继续在那里开派对。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实在是受够了,我希望下车后能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在心理上为接下来的比赛做准备。
当地人表演了一场精彩的地方舞蹈,当然还有马术表演,其中包括一项看起来像马球的比赛。我偷偷溜出去找自己要住的帐篷,好占个位置。在大多数超级马拉松比赛中,选手被分配了各自的帐篷伙伴,在整个比赛中都会住在一起。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样的室友,但至少可以确保自己不会睡在一个糟糕的地方。
我站在旧的军用帐篷里,仔细斟酌自己应该睡在哪里。因为有风,所以我从来不喜欢靠近门的地方,帐篷的后面也经常有点冷。我决定去碰碰运气,就在中间找了个位置,心中默默许愿,希望室友的鼾声不会太大,能让我睡个好觉。
当帐篷里的前三个人到达时,我正在为自己的装备包做最后检查。这几个人看起来很健康,在选择床铺时也没有太过吵闹。
但当我听到帐篷外又传来一阵笑声时,我的心都沉了下去。我抬头一看,那三个澳门人走了进来。
虽然是夏天,但太阳落山时,天气还是明显转凉了。当地的一位官员发表了一个演讲,我没有听懂,但是当地人优美的舞蹈和高超的马术表演却足以让我看上一阵子了。有些参赛者坐在那里,吃着晚餐,但我却喜欢四处闲逛。我看到了汤米·陈的电影摄制组,就转换了路线,但很快我就想回到帐篷里去了。因为人们开始互相询问对方穿的是哪种鞋,背包有多重,或者是否带了额外的补给品,这绝对是示意我离开的指示灯。
在比赛开始的前一天参与到这样的谈话中,绝非好兆头。一旦你遇到一个做事与众不同的人,你就会怀疑自己。
我看了下表,下午六点:该吃饭了。我必须确保自己比赛期间在正确的时间吃饭,尽管天色已晚,而且在紧张的时候等待也十分难捱,但仍然不能太早吃饭,那样身体会在开跑之前就消耗掉能量。
我拿到自己的食物,爬进帐篷,安静地吃完晚饭。
还有,我必须在所有人回来之前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