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之际的否定孔子之风与先秦思潮

钟书林

孔子作为“天纵之圣”，其形象，其言说，其人格，莫不令后世仰慕。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然而，孔子由凡俗而“至圣”的成长之路，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其中不乏险阻艰辛，非议、毁谤、打击，甚或迫害杀戮，接踵随之。在春秋战国之际，儒家的分裂以及墨家等诸子之学的兴起，掀起了一场中国历史上早期对孔子的排挤、诋毁与否定之风。这股风气虽然伴随儒学的兴盛、墨家的式微而结束，但它作为中国早期历史上对孔子的否定呼声与浪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亦不容小觑。

一、政治当权者的排挤与诸国政治

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¹⁾基于孔子的个人魅力和社会舆论影响，当时的一些政治当权者，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而肆意诋毁、中伤，甚至伤害孔子。孔子在齐，不得齐景公重用，“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过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孔子在陈、蔡之时，陈、蔡大夫围攻孔子于野；孔子在楚，楚令尹子西对他心存忌惮。

春秋末世，政治当权者的否定。最典型的为齐相晏婴对孔子的否定。《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35岁后，曾赴齐国，齐景公“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遭到晏婴的反对，晏婴否定孔子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²⁾而孔子却对晏婴印象极好，评价甚高，《论语·公冶长》记载：“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在《晏子春秋》中，多记载晏子毁谤孔子事，而孔子及弟子多讥笑晏子不知礼仪事，可见当时两种学说之间的矛盾。《晏子春秋》由于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还存在一些分歧，但据吴则虞先生研究推断，《晏子春秋》的成书年代当在秦国统一六国后的一段时间之内。⁽³⁾笔者认为这一推论，契合战国、秦国始皇初年诸子争鸣的史实。

关于孔子见齐景公，《吕氏春秋·离俗览》还记载有一种说法：“孔子见齐景公，景公致廪丘以为养。孔子辞不受，入谓弟子曰：‘吾闻君子当功以受禄。今说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赐之廪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驾，辞而行。”这一记载，与《史记》、《晏子春秋》均不同，由此可知关于孔子见齐景公，在当时流传甚广，说法也不一。《吕氏春秋》的记载，回避了晏婴对孔子及儒家的否定和抨击，或出于当时在秦儒生之手。通过与《史记》、《晏子春秋》等比较，此处有意维护孔子及儒家形象的意图鲜明。

孔子为殷人之后，其先祖亡国，被册封于宋。而宋国内乱，其先祖孔防叔率家族被迫离开宋国，失去爵位。孔子五十多岁离开鲁国，在外漂泊。在古代农耕文明中，认祖归宗，乃是人类的自然天性，孔子也不能例外。但是，当他周游列国，流离失所时，他先祖创立的国家——宋国却对他无情的驱赶。宋国当政者桓魋视他为最大敌人、最大威胁，欲杀之而后快。《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这个曾经宋国开创者的嫡传子孙，竟无缘于他的宗主，连城门半步都未曾踏进，遑论入宋祭祀先祖了。

孔子在陈、蔡之时，陈、蔡大夫围攻孔子于野。《史记》记载：“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⁴⁾陈、蔡大夫惧怕孔子为楚王重用，以“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完全出于他们的一己政治私心，险些置孔子于死地。

而楚令尹子西心存忌惮，极力劝阻楚昭王封赐孔子。他以捧杀的方式打消了楚王封赐的念头。《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困于陈、蔡之间，“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⁵⁾在这里，楚令尹子西诋毁孔子，不是通过直接的方式，而是采用吹捧的方式，夸大其词，让楚昭王感觉到孔子及其弟子的能力与危险，自然得出倘若赐封孔子将“非楚之福”的结论。

按照子西的逻辑推理，孔子及弟子的治国理政、军事外交的能力太强大了，一旦据有封地，势必会威胁楚国。这和二十多年前⁽⁶⁾，齐相晏婴诋毁孔子的情形大相径庭了。同是攻击、诋毁孔子，从晏婴到子西，对孔子及儒学的评价却发生了极大变化，这反映出前后二十多年间，孔子学说影响之大，个人形象升格之快。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楚令尹子西倘若还采取当年晏婴那样否定孔子及学说的方式，势必不能取信于国君，所以子西采用的是“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⁷⁾策略方式，他在言语上高度肯定孔子，岂止是肯定，简直是夸大其词，将孔子及弟子能力夸大到极致，使楚王意识到危害，从而打消了封赐孔子的念头。

而齐国的君臣素来忌惮孔子，齐鲁毗连，齐国君臣多担忧孔子主政使鲁国强大，而鲁国强大起来之后，势必对齐国不利。《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由司空为大司寇后，鲁定公十年（前500）夏，即有齐国大夫黎对齐景公说：“鲁用孔丘，其势危齐。”⁽⁸⁾建议齐、鲁和好，于是安排夹谷会盟。在夹谷会盟中，由于孔子的智勇双全，以大国傲居的齐国反而陷入被动，鲁国不动一兵一卒，促使齐国主动归还了所侵占鲁国的郓、汶阳、龟阴等领土。外交胜利之后，鲁定公十三年，孔子又着手解决鲁国内政——“堕三都”，严重削弱了季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的军事实力，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鲁国公室的威望，提升了鲁国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势力。鲁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⁹⁾从齐人的恐惧中，可以推断出他们对孔子政治能力的真切体会，所谓“孔子为政必霸”，绝非虚言。

鲁定公十三年，孔子以大司寇“堕三都”；鲁定公十四年，孔子“行摄相事”，都不满一年，所以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可惜相较于齐国而言，鲁国的君臣昏聩，又沆瀣一气，不堪辅佐，辜负了孔子。因此，齐国通过进女乐的诡计成功地离间了孔子与鲁国的君臣关系，致使孔子着手的鲁国改革半途而废，鲁国失去了兴盛的最佳时机。多年以后，幡然悔悟的鲁国权臣季桓子，死不瞑目，充满懊恼与悔恨，他临终前“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并交代他的子嗣季康子说：“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¹⁰⁾可惜，季康子遵从遗训，曾欲召孔子回国，却又遭到公之鱼的谗言。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而仅诏用了孔子的学生冉求，而冉求后来却堕落蜕变为季氏的家臣。也正因为公之鱼的谗言，晚年孔子虽然回到鲁国，以季康子为主的鲁国掌权者“终不能用孔子”，而“孔子亦不求仕”。

此外，《韩非子·说林上》记载：“子圉见孔子于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请问客。太宰曰：‘吾已见孔子，则视子犹蚤虱之细者也。吾今见之于君。’子圉恐孔子贵于君也，因谓太宰曰：‘君已见孔子，亦将视子犹蚤虱也。’太宰因弗复见也。”子圉、商太宰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惧怕“孔子贵于君”，因此中伤孔子。类似的，《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还载：“孔子相卫，……人有恶孔子于卫君者，曰：‘尼欲作乱。’卫君欲执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由于既得利益的驱使，政治斗争的残酷，孔子的这些负面形象或评价，都出于那些政治权贵别有用心的“炮制”，虽然可以一时阻止孔子在政治上的作为，但不足以阻遏孔子形象的神化、成圣之路。

二、世俗的讥议与隐逸之风

孔子积极奔走，“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记载：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这位晨门，可谓是孔子的知音。康有为说：“知其不可而为，晨门乃真知圣人者。”⁽¹¹⁾但是，孔子积极奔走，“知其不可而为之”，也不免招来一些世俗的不解、非议，甚或嘲讽。《论语·微子》记载了一些隐士对孔子不解和嘲讽。有人不理解孔子这样汲汲努力的原因，甚至有人当面质问孔子。《论语·宪问》记载：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与“晨门”相比，这位“微生亩”可谓“小人”哉！微生亩讥讽孔子“栖栖”奔走，“欲为佞以希世”，想要取悦、迎合世俗。所以孔子以此相对答。面对的这样的误解，实是莫大的悲哀。康有为说：“孔子道济天下，拯救生民，故东西南北，席不暇暖，哀饥溺之犹己，思匹夫之纳隍。‘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其悲悯之仁如此。彼仅知洁身自爱者，塞断仁心，岂不可疾哉？数十年羁旅之苦，车马之尘，万世当思此大圣至仁之苦心也。”⁽¹²⁾此乃深契孔子之心。

又，《微子》篇记载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他们纷纷对孔子的讥嘲指责，如“为佞”、“鄙哉”、“德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都十分激烈，令受者难堪。⁽¹³⁾如楚狂接舆借歌而讽：“今之从政者殆而”；又如当孔子、子路“问津”时，长沮嘲讽说“是知津矣”，桀溺嘲讽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荷蓧丈人也非议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同样地，面对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的嘲讽、讥笑、不理解，孔子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不为之所动，更没有打击他积极奔走的热情。孔子始终平和以待，并且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表明他积极奔走的决心和气魄。

三、孔子弟子的自我否定与儒学分裂

孔子晚年，弟子分散，在一些弟子的心目中威信有所下降。一些弟子或昧于利益，不从孔子之说；诽谤孔子的事情，也多有发生。孔子晚年，返回鲁国，弟子分散各地，或隐或仕，以致孔子感慨地说：“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当时孔门弟子出仕的不少，仅以《论语》记载可知，子游为武城宰（《雍也》）、子羔为费宰（《先进》）、仲弓为季氏宰（《子路》）、冉求为季氏家臣（《先进》）、子夏为莒父宰《子路》，公西华为鲁使于齐（《雍也》）、子路出仕卫国。卫乱子路死时，“子贡为鲁使于齐”⁽¹⁴⁾；孔子闻子路死，病重，子贡返鲁，孔子有“赐！尔来何迟也”之叹⁽¹⁵⁾；等等，以上大致可以看出晚年孔子与弟子的离散情况。

孔子晚年，冉有（冉求）为季氏家臣，为政治利益计，对孔子的尊崇不免有所下降。《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冉有为替季氏敛财，对孔子的教诲置若罔闻，以致孔子非常生气，当着其他学生的面，训斥说：“（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¹⁶⁾此外，还有“季氏旅于泰山”（《八佾》）、“季氏将伐颛臾”（《季氏》）等章句中，都能看到孔子对冉有严厉的批评，以及冉有对季氏的阿附。

孔子殁后，弟子不从其说的情形，渐趋严重，以至使“予未得为孔子徒”的孟子颇感痛心。《孟子·滕文公上》：

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乡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蛮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在这里，孟子提到孔子殁后，弟子对待孔子的情况，有三点值得注意。

1．孟子把“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作为“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的例证，读来确实不禁让人寒心。子夏、子张、子游师事孔子数十年，孔子殁后，转而师事孔子的学生有若，并强迫孔门其他弟子加入，这般的做法，确实有辱孔子教诲。孟子以“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加以含蓄的批评。孟子自谓私淑子思，而子思师法曾子（《孟子·离娄下》），大约含有与子夏、子张、子游区分界限之意吧。《荀子·非十二子》中，又将子夏、子张、子游三家，都归入“贱儒”之列，加以批判。由此可见，孟子、荀子两家对子夏、子张、子游师事有若，背叛孔子师门的声讨。

从《论语》编纂成书来看，子夏、子张、子游师事有若的一派，似乎占据上风。按《孟子》记载，尽管子夏、子张、子游师事有若，遭到曾子反对，但这并不影响有若在《论语》中的地位和形象。《论语》首篇为《学而》，《学而》第一章为众所熟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接下第二章：“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有若之语，紧承孔子之后，并被尊称为“有子”⁽¹⁷⁾，仅从这一点，就足以看出当时孔门师事、尊崇有若的情形。

2．孔子殁后，弟子不能很好地继承、光大其学问，甚至出现不及楚人的衰微状况。这是孟子很感慨的。《孟子》云：“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孔子周游列国，仅到过楚国北部边境城父⁽¹⁸⁾，因此孔子的学问对于楚国的影响相对有限，而孟子却强调：陈良作为楚国本土学者，其对孔子学说的仰慕和学习，并不亚于子夏、子张、子游等孔门弟子。这里的“北方之学者”，从《孟子》举例看来，当实指子夏、子张、子游等孔门弟子。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位处南方，其文明教化较晚，惯常为北方士人所轻鄙，因而此处称其为“南蛮鴂舌之人”，但现在却出现“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的倒置现象，那么，在孔子殁后，北方学问之衰落，情形可知。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

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这段记载，既反映出当时孔门弟子共尊有若为师的情形，也反映出孔门学问难以为继的尴尬情形，即使被众弟子推举的贤能如有若者，也不尽人意。

《礼记·檀弓下》记载，孔子殁后，有若为鲁哀公倚重，询问礼仪。有一处记载云：

孺子享黄之丧，哀公欲设拨，问于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犹设之。”颜柳曰：“天子龙而椁帱，诸侯而设帱，为榆沈，故设拨。三臣者废而设拨，窃礼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学焉。”

从这段记载见出：有若对于礼仪的学问，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及孔子另一个弟子颜柳。针对鲁哀公孺子之丧，欲“设拨”一事，有若竟然认可其礼，却遭到颜柳“而君何学”的批评：三家权臣盗用天子诸侯的礼而没有做对，又何必学他们，一错再错了。由此可见，此处有关礼的学问，有若不及颜柳。

孔子殁后，子夏等除师事有若外，也不能谨守孔子教诲，甚至还比肩于孔子。《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子夏居西河，……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子夏晚年，曾居于西河，“以学显于当世”，为魏文侯所礼遇。曾参曾责备他：“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礼记·檀弓上》）意谓子夏居亲之丧，并没有树立什么榜样给百姓知道，有违当年孔子孝道的教诲；上了年纪后，子夏到了西河之上，使西河的人认为他比得上孔子。⁽¹⁹⁾因此，从孟子、曾子等言论中，我们可以窥见孔子殁后，子夏等弟子怠慢师训、有违圣人之教的大致情形。

3．孔子殁后，子贡对孔子的情感最深。《孟子》记载，众弟子为孔子守丧三年后，各自归家，惟有子贡留下，又独居守丧三年。在《论语·子张》等篇章中，我们可以还看到：面对旁人毁谤孔子，而称誉自己时，子贡毫不可以予以回击，并极力称美孔子的圣人气象，远非凡夫俗子所能认知。因此，无论《论语》还是《孟子》中的子贡，对孔子情感之真挚、热烈与恒久，和子夏等其他弟子相比较起来，均不可同日而语。正是由于子贡等弟子的忠实跟随和追捧，孔子的圣人形象在其殁后不仅没有式微，反而进一步升格，子贡等忠实弟子的功劳厥大。关于这一点，笔者上文也已有论述，兹不赘述。

孔子殁世前夕，鲁哀公和掌权大臣季康子，都很关心孔子对“衣钵传人”的交代。《论语·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先进》：“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颜回殁世时间早孔子两年，时孔子已过七十，他自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所以，尽管鲁哀公、季康子问得很隐晦、含蓄，孔子却回答得很干脆。“好学”是孔子的传世“招牌”，他曾经自我期许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孔子年事已高之际，鲁哀公、季康子询问“弟子孰为好学”，其实就是询问“衣钵传人”的意思。从孔子“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的回答中，也折射出孔子对此的无奈和伤感。早过“知天命”之年而又通晓《易》理的他，只能将一切归之“天意”。《论语·雍也》记载：“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也载：“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可见他对“天命”的无奈，对自己学术薪火传承的无奈。

总体而言，尽管在孔子殁后，“儒分为八”，孔门弟子分散，思想分裂严重，孔子在一些弟子的心目中威信有所下降，但是由于曾子、子贡等骨干核心弟子的忠实拥护和追随，孔子的地位始终得到传承与弘扬。那些否定的声音，那些改换师门的举动，毕竟只是末流。职是之故，孔子殁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传授其学，即使遭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齐鲁学者，独不废儒学。孔子之后，“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在战国诸子思想纷扰之际，孟子、荀子相继，高扬儒学旗帜，把孔子圣者形象升格至又一个新的高度。

四、墨家的抨击与墨学崛起

孔子殁后，学派劲敌墨家的批判和否定。由于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因而从这个角度上看，它实际又可以看作是上述孔门弟子自我否定的继续，即孔门后学否定的扩大化。墨子虽然“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毕竟已经开宗立派，与儒家公开对立，所以一般多将他们从孔门弟子自我否定中划分出来，而视作儒、墨两家的交锋。

儒、墨作为“世之显学”（《韩非子·显学》），其“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吕氏春秋·仲春纪》），因此墨子虽然受业于孔门，但作为学术思想之劲敌，他对孔子及儒家的批判和否定，也最为激烈。《淮南子·要略》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在先秦诸子中，以《墨子》对孔子抨击最为厉害，其《非儒》上下两篇，是最早的批判孔子及儒学的专论。其《非儒》上下两篇，今仅存其下篇，在《非儒下》中，又用三分之一篇幅两次叙述晏婴对孔子的评价，以致后世有人怀疑《晏子春秋》也出自墨家之手。⁽²⁰⁾

《墨子·非儒下》记载：

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晏子不对。公又问，复不对。景公曰：“以孔丘语寡人者众矣，俱以为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今孔丘深虑周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之义也。”⁽²¹⁾

在这里，《墨子》借助晏子之口，对孔子的为人做出评价，指责孔子“深虑周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将世人推举的孔子贤人形象，与“非义”、“非仁”地恶人形象，完全生吞活剥地拉扯牵连一块，欲尽诋毁而后快。

《墨子·非儒下》又载：

孔丘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泆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遂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丘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瞻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示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公曰：“善。”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孔丘乃志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归于鲁。有顷，间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意术数，孔丘之诛也。

《墨子》这里引述晏子对孔子的评价，和《史记·孔子世家》、《晏子春秋》等记载，内容相近，兹不赘述。但《墨子》以此为话头，意在对孔子形象加以肆意诋毁。他指出：“孔丘志怒于景公与晏子”，发动门人弟子，挑拨田常乱齐、伐吴，并最后指责说：“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意术数，孔丘之诛也。”《墨子》从这样的角度来指责孔子，平心而论，真是狠毒之极！虽然不免思想交锋意气之争，但此恐亦非君子之为也。《墨子》残帙不传，或与此大有因缘。《墨子》所谓的孔子发动门人弟子，挑拨田常乱齐、伐吴事，按诸其他文献记载，实际正是孔子及弟子智慧的体现，而《墨子》不究其事理，反将这些野心家的祸水泼洒在孔子身上。田常乱齐，过不在孔丘，而在于齐国君臣，也是齐国政治形势发展使然。这在《韩非子》中多有论述。其《二柄》载：“故田常上请爵禄而行之群臣，下大斗斛而施于百姓，此简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简公见杀。”此谓齐简公失德见杀，田常用德而霸。又《外储说右上》：“今田常之为乱，有渐见矣，而君不诛。晏子不使其君标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简公受其祸。”此谓田常之乱，为齐简公、晏婴纵容所致。又《人主》：“宋君失其爪牙于子罕，简公失其爪牙于田常，而不蚤夺之，故身死国亡。今无术之主，皆明知宋、简之过也，而不悟其失。”此谓齐简公养虎为患所致。孔子发动弟子，将田常乱齐的祸水东引至吴，是在当时形势下，为保全弱小的鲁国，不得不采取的办法。其实，田常和吴、越君王，都是各怀鬼胎。田常想通过对外战争来树立自己的国内威望，为弑君夺权作准备；吴王击败越国后，野心勃勃，也早有西征齐、晋，争霸天下的计划；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立誓报吴仇；孔子只不过派子贡为使者，穿针引线而已，整个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实际与子贡、孔子无尤，乃是田常、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各人的野心所致。关于这件事情的起因经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史记》称誉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彊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在这场以“存鲁”的战争中，鲁国不费一刀一枪，而在各霸主争斗中，赢得了胜利。这场出色外交的胜利，使孔子、子贡名噪一时，儒家思想大行其时。而墨家为争夺“显学”优势，《墨子》声称这是孔子“志怒于景公与晏子”的报复之举，极尽攻击、诋毁之能，其出发点可知。

《墨子·非儒下》还多次攻击、诋毁孔子的为人品质。一是说孔子枉法、徇私情：“孔丘为鲁司寇，舍公家而于季孙，季孙相鲁君而走，季孙与邑人争门关，决植。”《墨子》认为说孔子为鲁国司寇时，不顾公家，反去事奉季孙氏；当季孙氏出逃时，孔子还凭着自己力气大，把国门托起来，帮助季孙氏逃跑。其实，《论语》中多记载孔子对季孙氏（季氏）的不满，譬如“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又如“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都可以见出孔子对季孙氏的态度，足见《墨子》所谓的“舍公家而于季孙”，实是无稽之谈。至于孔子力气大，“决植”，那是遗传于他父亲叔梁纥的气力，这是当时天下周知的事，故《吕氏春秋·慎大览》：“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孔子父亲叔梁纥以武力闻于诸侯，称孔子不再走父亲的老路，而以儒学立世。

二是说孔子为人卑污诈伪。《墨子》记载说：

孔丘穷于蔡、陈之间，藜羹不糂。十日，子路为享豚，孔丘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褫人衣以酤酒，孔丘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丘曰：“来，吾语女。曩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饱则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在这里，《墨子》攻击孔子在陈、蔡断粮之时，“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而到了鲁哀公应接孔子摆宴席时，又摆出“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的架子，《墨子》由此抨击孔子“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饱则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说他在饥困中不惜妄取以求生，在能吃饱时就伪装来抬高自己，卑污诈伪，无人过之。平心而论，当时儒、墨并为显学，互相争斗，在所难免。而《墨子》如此评价孔子，不免抨击过甚，言语太过。

值得注意的是，《墨子》虽然“非儒”，有时对孔子抨击得极其厉害，但是当其阐述墨家思想主张时，仍然和其他先秦诸子一样，会借助孔子的言论，作为自己学说的立论之本。《墨子·公孟》记载：

子墨子与程子辩，称于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其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

在这里，墨子在和程子辩论中，引述孔子为证，以此遭到程子的反击：你不是非儒吗？为什么称述孔子呢？墨子反诘道：是因为说得对而不可更动啊。你看那鸟儿知道热旱要来，就飞得高高的，鱼儿知道热旱要来，就潜得深深的。当这个时候，即使有禹、汤这样的圣贤给它们出主意，也不过如此啊。鸟和鱼是最笨的东西了，即使贤圣如禹、汤者有时也要像它们这样办。现在何况我墨翟怎么能不称述孔子呢？由此可见，墨家的“非儒”，对孔子及儒家学说的抨击和否定，都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在于阐扬墨家学说。换而言之，随着形势的不同需要，他们有时称述孔子，有时抨击孔子，完全都是根据墨家学说的需要。《墨子》称述孔子时，与《孟子》、《荀子》等先秦诸子增益虚饰孔子形象的情形，完全类似；《墨子》诋毁孔子时，往往反其道而行之，竭尽丑化之能，其实也不妨看作是增益虚饰孔子形象的一个变种。

因此，以《墨子》为代表的对孔子负面形象的增益虚饰，也并没有走出春秋战国之际诸子借助孔子的言论或形象为自己学说张本的时代潮流。从这个意义上看，春秋战国之际所出现的孔子负面或否定形象，都真实地再现了孔子及其思想在当时的影响、传播和接受，值得我们珍视和进一步探讨。

（本文为《对话圣贤与经典——孔子成圣之路与先秦诸子经典的形成》之一节，原刊发于《文史哲》2016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有删节，并作有一定修改，且另拟标题）

(1)　李康：《运命论》，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43，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95页。

(2)　《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11页。

(3)　《晏子春秋集释·序言》，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页。

(4)　《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30页。

(5)　《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32页。

(6)　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孔子适齐；鲁哀公六年（前489），孔子见楚王。参考钱穆《孔子传·孔子年表》，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36—137页。

(7)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恃君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9页。

(8)　《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15页。

(9)　《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18页。

(10)　《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27页。

(11)　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3页。

(12)　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0页。

(13)　均见《论语·微子》。

(14)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94页。

(15)　《礼记·檀弓上》描写孔子临终前见子贡的情形：“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16)　《论语·先进》对孔子的话语背景，作有交代：“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与《左传》记载近同。

(17)　《论语》中除尊孔子、有子外，还尊曾子，按杨伯峻《论语词典》统计，《论语》中尊“有子”4次，“曾子”17次。按《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子夏、子张、子游等“以有若似圣人”，师事有子，此为孔子服丧期间。又，据杨义先生研究，认为《论语》有两次集中编纂：第一次是服丧编纂；第二次是曾门重编（请参阅杨义《〈论语〉还原初探》，《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第6—9页）。服丧编纂，正值子夏、子张、子游等师事有子时期，这是《论语》尊“有子”的由来；第二次曾门重编，抬升曾参的地位，这是尊“曾子”的缘由。

(18)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史记·宋微子世家》：“愍公六年，孔子适陈。……陈告急楚，楚昭王来救，军于城父，吴师去。是年，楚昭王卒于城父。时孔子在陈。”又《史记·楚世家》“（楚昭王）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边。”《史记集解》引服虔注曰：“城父，楚北境邑。”

(19)　参考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2页。

(20)　请参阅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602—605页。

(21)　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