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日本白居易诗歌研究综述

查清华　聂改凤

近现代以来，以白居易为中心的中唐文学研究一直处于日本唐代文学研究中的主流地位。正如马歌东所说：“在日本，关于白居易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与整个社会人文研究同步，是从明治以后才开始的。”⁽¹⁾特别是1945年以来研究者增多，研究论著数量逐渐增长，尤以20世纪90年代成果最为卓著。1990年成立了日本“中唐文学会”；1993至1999年出版《白居易研究讲座》（全七卷），主要收录日本白居易研究的各项重要成果；2000年起每年一期的《白居易研究年报》，展现了日本学界关于白居易研究的新进展。日本学者静永健曾说：“日本学术界对白居易格外关注，关于白居易的学术研究历史悠久，自成体系，经过几代学者努力，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²⁾对日本学界关于白居易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总结，可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

一、传播、受容与影响研究

白居易生前，其诗就已传入日本，当时的平安朝掀起巨大的白诗热潮。关于白诗在日本流播情况的研究，“二战”后成果数量逐渐增多，既有对白诗整体受容概况的考察，也有就某些诗歌的受容或就日本文学作品看其受容等角度进行探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较为代表性成果有：小松茂美《平安时期传入之〈白氏文集〉与三迹的研究》⁽³⁾、丸山清子《〈源氏物语〉对〈白氏文集〉的受容概观》⁽⁴⁾、近藤春雄《白乐天在日本——以〈琵琶行〉的受容状况为中心》⁽⁵⁾。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堤留吉《诗歌创作上模仿、继承的各种样态——以诸家对白乐天诗的评论为中心》⁽⁶⁾，从评论白诗的材料出发，考察日本诗歌创作对白居易诗歌的受容。

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关于白诗受容研究的层面逐渐扩大，成果也逐渐增多。如太田次男《白诗受容考——关于香炉峰雪拨帘看》、《〈白氏文集〉的受容及其研究史概要》，丸山清子《对白诗传入初期状况的考察》，平川祐弘《汉文化与日本人——关于白乐天的受容》等。这些成果收入由太田次男、神鹰德治、川合康三合编《日本对白居易的受容》⁽⁷⁾和《围绕白居易诗受容的诸问题》⁽⁸⁾两书，学术价值颇高。

进入21世纪，又有中纯子《诗在人口——地方上的白诗传播》⁽⁹⁾、波户冈旭《白诗的受容与道真》⁽¹⁰⁾等新的成果面世。静永健专门考察了不同时期的白集版本对高丽和日本两国受容产生的实际影响。其《论〈白氏文集〉于十三世纪东亚汉文化圈中的受容》一文认为，在13世纪，高丽主要是宋刊本，而日本是8、9世纪传入的唐抄本，因而产生了不同的受容⁽¹¹⁾。渡边优子还提出从抄录诗的数量及时代变化情况，来考察不同时期白居易诗歌的接受状况这一新的思路⁽¹²⁾。

日本受容白诗的方式，除了汉学者直接用汉文接受以外，11世纪发明了日语训读法。此外还有摘句的方式，冈部明日香《〈荣花物语〉对新乐府〈缭绞〉的引用——以训读、摘句方式的白诗受容》，提到为朗咏而对白诗摘句和训读的两种受容方式⁽¹³⁾。

关于白诗受容原因的探讨，早在14世纪日本五山文学学问僧的代表虎关师炼就已论及。他在《济北集》中将白居易诗集在日本广为流行的原因归结为白诗平白浅易的特点。后来，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一书中也持相似观点。他引江户时代的学者室鸠巢《骏台杂话》：“我朝多有古时唐土文辞，能读李杜诸名家诗者甚少。即使读之，难通其旨。适有白居易的诗，平和通俗，且合于倭歌之风，平易通顺的程度，为唐诗中上等，故学《长庆集》之风盛行。”⁽¹⁴⁾江户初期儒学者那波道圆刊印铜活字版《白氏文集》时，曾撰写《白氏文集后序》，将白诗流行的原因归结为白居易的名气和他对文集的重视⁽¹⁵⁾。持此观点的还有青木正儿，他在1932年提出白集流行原因为白居易在中国较高的诗名及其诗歌的平易有情趣⁽¹⁶⁾。

在上述原因的基础上，1943年金子彦二郎又加以补充，提出两国的社会环境极其相似，白居易的地位及性格与平安时代的学者相似。渡边优子《〈白氏文集〉在日本平安时代的接受情况》继承这一观点，并归纳为白诗所产生的中唐社会背景和日本平安时期的社会状况比较相似；白居易与日本接受者在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即白诗符合日本物哀、感伤的“国风文化”特色⁽¹⁷⁾。金子彦二郎还提出《白氏文集》在数量和质量上具有“文学事典兼辞典”的性质。后来神田秀夫将此认识深化，认为正因为白集作为“辞典式”的存在，才导致受容时一句一联的断裂，而没有对作品整体性思想的把握。1948年神田秀夫提出，白居易的长寿，晚年较为得意的官场，儒道佛思想兼具以及温和自然的性情，都是平安朝人热衷效仿的对象，都促成了《白氏文集》的流行。1982年藤井贞和另辟蹊径，提出新颖的观点，认为白诗的流行原因在于日本学问家之间的竞争，某一学问家先行接受白诗，并作为自家之物后，其他的学问家会争先效仿。对日本学者历来关于白诗流行原因的看法进行系统梳理和比较的是丸山茂《〈白氏文集〉在日本》⁽¹⁸⁾，该书对青木正儿、金子彦二郎、神田秀夫、藤井贞和等的成果进行批判继承，使这一问题的探讨越来越明晰。水野平次《白乐天和日本文学》曾提出平安朝文人除旧纳新的思想，即对已有《文选》旧体的厌倦，白诗的传入给他们带去清新的风气，遂使学习白诗成为风尚。丸山茂认为这是水野平次就接受者角度看《文集》流行的一个原因⁽¹⁹⁾。此外，新间一美《白居易〈长恨歌〉——与日本对其受容的关联》⁽²⁰⁾、中西进《日本白诗流行原因》⁽²¹⁾也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日本学者关于白诗对日本文学影响的深度研究比中国早将近五十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水野平次著《白乐天与日本文学》，第九章为《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从王朝时代、武家时代（又分为镰仓、室町文学与江户时代文学）两个时代、三个阶段详细展开。首次就白诗对不同时代、不同文学样式的日本文学产生的影响进行细致分析⁽²²⁾。金子彦二郎花费二十余年精力，专门致力于《白氏文集》对日本文学的影响研究，出版《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主要探讨了白诗对日本文学特别是平安朝文学《句题和歌》、《千载佳句》等的影响⁽²³⁾，第一册出版时正值中日战争，关注的人不多，后来再版，渐受关注，价值颇高。

战后直至当今，关于白诗对日本文学影响的探讨越来越多，角度也更加多样化。矢野光治的《白居易及其诗对日本文学之影响》，为探讨白居易诗歌对日本文学影响的专篇论文⁽²⁴⁾，西村富美子《白居易的后世受容与影响》也是这方面的力作⁽²⁵⁾。河野贵美子《日本平安时代文人与白居易——以岛田忠臣和菅原道真与渤海使的赠答诗为中心》，以元庆七年渤海使来日本时岛田忠臣、菅原道真所作汉诗为对象，分析二者所受白居易的影响⁽²⁶⁾。从白居易诗学理论看其影响的有堤留吉《〈与元九书〉与〈古今和歌集序〉》⁽²⁷⁾。还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专就对《源氏物语》的影响展开，如丸山清子著《〈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以比较文学的视角探讨《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的关系，寻绎其对乐天诗句的化用、结构的模仿以及文学思想和表现手法的借鉴接受⁽²⁸⁾。其他重要的有小守郁子《〈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²⁹⁾、新间一美《〈源氏物语〉与白居易文学》⁽³⁰⁾、中西进《〈源氏物语〉与白乐天》⁽³¹⁾等。

二、文献整理与研究

日本学者对白居易诗歌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对《白氏文集》版本源流、各种旧抄本情况的梳理及文本的校勘上，此外对白诗的注释工作也取得一定成就。

关于《白氏文集》版本情况，较早论及的有涩江全善、森立之等撰的《经籍访古志》，对求古楼藏《白氏文集》、高野山西南院藏旧抄卷子本、竹荫书屋藏的旧抄本等白集版本情况进行说明⁽³²⁾。岛田翰撰《古文旧书考》，涉及《白氏文集》七十一卷，就日本庆安时期以前的三个刻本即旧刊覆宋本、那波道圆重刊本和秘府一号御库新收本、卷子本残本一卷《文集卷第三》进行考证⁽³³⁾。

二十世纪以来，日本传存的古抄本价值渐受重视。1927年东京古典保存会对神田喜一郎所藏平安抄本《白氏文集》卷三、卷四进行影印；1946年小尾郊一发表《关于〈白氏文集〉的传本》，对白集的主要传本及日本的古抄本进行介绍；1948年金子彦二郎出版《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对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进行考察；1955年大东急纪念文库所藏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开始对社会开放；1983至1984年勉成社将大东急纪念文库所藏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按原版大小影印出版⁽³⁴⁾。此外，《白居易研究讲座》（第六卷）《〈白氏文集〉的本文》中所收论文，就白集的诸种版本等问题进行了考察⁽³⁵⁾，2003年静永健对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白氏诗卷》进行翻印⁽³⁶⁾。

对《白氏文集》的版本研究做出较大贡献的是太田次男和静永健。太田次男重点关注于《白氏文集》旧抄本情况，主要的研究专著有《神田本〈白氏文集〉研究》⁽³⁷⁾和《以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文本研究》⁽³⁸⁾，对《白氏文集》旧抄本进行综合研究，资料翔实可靠，学术价值颇高；太田次男还有多篇论文对白集版本情况进行过探讨，如《〈白氏文集〉金泽文库本管见——以卷三十一为中心》⁽³⁹⁾、《关于宫内厅书陵部藏本〈白氏文集·新乐府〉元亨写本》⁽⁴⁰⁾，特别是《日本汉籍旧钞本的版本价值——从〈白氏文集〉说起》一文，认为现存白集旧抄本从卷一到卷五十都只标《文集》而不作《白氏文集》，这正是保留白氏诗集唐抄本原貌（重抄）的证明⁽⁴¹⁾，充分发掘日本所流传的唐旧抄本或重抄本的价值。静永健《关于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古抄残卷〈白氏文集〉卷六十六的文本》一文，归纳分析出白集版本三大系统：日本国的旧钞本系统（藏地在日本，实际创作时间为唐五代至北宋）、《文苑英华》等总集类系统（藏地在中国，实际创作时间为唐五代至北宋）和宋本、那波本等单行刊本系统（藏地在中国，实际创作时间在南宋以降）⁽⁴²⁾。他还意识到白居易自编集的排列位次的重要性，并给予极大关注。其《论日本旧抄本〈白氏文集〉校定方法》就白居易的《六十六》和《感事》两首诗，在那波本（排在第六十六卷）与通行本（朱金城笺校本及谢思炜校注本都排在第三十三卷）中位置的不同，提出独到的看法：“如果无视白居易的这种将作品排列在与其写作年同一数字的卷帙的现象的话，就不可能对白居易晚年的文学活动以及内心世界进行更深层次的了解。”⁽⁴³⁾这种推断有一定参考价值。

《白氏文集》的校勘也取得较大成绩，主要有平冈武夫、花房英树、太田次男等人。平冈武夫侧重对白居易诗作的校订、相关资料的收集汇编以及文本的具体研究，在校勘方面成就尤著。1971至1973年间，平冈武夫、今井清等主持的《白氏文集》（三册）校订本出版⁽⁴⁴⁾。该书运用多种古抄本、刊本和总集进行校订，为当下白居易作品在日本的继续传播提供了基础。花房英树对《白氏文集》的校勘与整理，则推动了日本白居易研究的进程。其《〈白氏文集〉的批判研究》一书，第一部分对《白氏文集》传入版本加以研究，包括白集刊本的谱系、旧抄本的版本流变、各版本的本文情况及具体作品的补遗⁽⁴⁵⁾，是很优秀的校勘成果，这样扎实的基础性学术著作，极有利于后人研究工作的展开。上述太田次男的两部专著，在《白氏文集》文献校勘方面也成绩显著。不过，就涉及的文集卷数来看，上述学者的校勘成果，仅及《白氏文集》七十一卷中近三分之一，尚有大部分未得详校。而静永健《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白氏文集〉卷八翻字校勘记》显示出对《白氏文集》校勘工作的重大推进。校勘所用底本之多，从其《白氏文集》卷八校勘稿看，其采用版本之多，校记之详，都令人称叹⁽⁴⁶⁾。

对文本的注释和翻译是诗歌接受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其接受情况的反映。白居易诗集卷帙浩繁，涉及问题面广，因而对白诗的完整性注释存在很大难度，日本学者对白诗的注释工作是从选本注释逐渐过渡到诗集的完整注释。

其中较早对白诗进行注释的是19世纪90年代的近藤元粹，其辑注《白乐天诗集》五卷，是从《白氏文集》中的诗集及《全唐诗》的别集补遗中选录。其体例悉据全集次第，既有近藤元粹本人的评语，又附有前人的评注，全用汉语写作，便于读者参考，促进了白诗乃至汉学的普及⁽⁴⁷⁾。进入20世纪，首先对白诗进行注释的是铃木虎雄和佐久节。前者是对白诗选本的译注，而后者是对白诗完整本的译注。铃木虎雄曾于1916至1918年留学中国，所著《白乐天诗解》包含白居易的传记、诗歌理论和诗作，于讽谕诗如《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解析尤见功力。战后随着讽谕诗的进一步被接受，此书也多次再版刊印，促进了白诗的进一步传播⁽⁴⁸⁾。对白诗进行较为完整日文译注的则是佐久节，他的《白乐天诗集》是以清代康熙年间汪立名编订的《白香山诗集》为底本，译注内容包括《白香山诗长庆集》二十卷、《白香山诗后集》十七卷、《白香山别集》一卷、《白香山诗补遗》二卷，共四十卷⁽⁴⁹⁾。此外，还有高尾丰吉编的《白乐天诗抄》精选白居易近体诗46首，古体诗30首进行注解。包括该诗在那波本、林和泉掾刊本、汪立名本所在的卷数，词语注释以及该诗在日本国文学中的具体影响⁽⁵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仍陆续有关于白居易诗歌的注释成果问世，高木正一出版注本《白居易》⁽⁵¹⁾，森孝太郎、尾崎知光編《白氏长庆集谚解》⁽⁵²⁾，都很有影响。森亮《白居易诗抄》重点对闲适诗加以译注⁽⁵³⁾，西村富美子《白乐天》则选取日本流行的白诗88首进行详细解说⁽⁵⁴⁾。期间最重要的成果有两项：其一是日本中国古典文史研究家冈村繁晚年主持的《白氏文集》翻译和注释工作，于1988至2008年出版译注本《白氏文集》（1—9）⁽⁵⁵⁾，在日本首次完成《白氏文集》全书译注，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其二是平冈武夫与今井清合作校订的《白氏文集歌诗索引》⁽⁵⁶⁾，作为白诗研究的工具书，为白居易诗歌研究提供了向导。

关注白诗训点研究的主要是宇都宫睦男和小林芳规。宇都宫睦男有《〈白氏文集〉训点研究》⁽⁵⁷⁾，小林芳规《从训点资料看的白诗受容》⁽⁵⁸⁾，均就本文和训点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三、诗歌文本研究

日本关于白诗文本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诗歌题材的研究上，包括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唱和诗等。既有对题材的探讨，也有对语言的考察。

白居易自编集时，将其诗作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日本学者对白居易诗歌题材分类进行探讨，以成田静香为代表，主要文章有《〈白氏长庆集〉四分类的形成及其意味》⁽⁵⁹⁾、《白居易诗的分类与变迁》⁽⁶⁰⁾。在白诗传入之初，受日本民族崇尚“物哀”和自然美的审美观影响，白居易作品中与这种审美观念相吻合的“闲适”和“感伤”类诗歌颇受欢迎。但受政治环境的影响，战后五六十年代，日本学者对白居易的研究则倾向于讽谕现实的作品，且大体上与当时中国白居易研究趋向相近。

先看对感伤诗的研究。著名学者铃木修次在《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中写到：“对过去日本文学给予最大影响的是白居易的诗，但是日本人喜爱的白居易诗并不是白居易自己说的代表其文学本质的‘讽谕’诗，而是被放进‘闲适’和‘感伤’中的那些诗。其名篇《长恨歌》，在《白氏长庆集》中也被收进‘感伤’诗。白居易认为代表自己文学生命的‘讽谕诗’，在日本并不太受人喜爱，而白居易作为消遣的‘闲适诗’或‘感伤诗’反而大受欢迎。”⁽⁶¹⁾这种对讽谕诗的拒绝与日本人的独特的物哀、风雅的审美习惯和脱政治性的诗学观念有关。对于感伤诗整体特点的探讨有下定雅弘《白居易的感伤诗》，其对白居易感伤诗的概念及其内容特点加以分析，认为与以老庄思想为主导展现超脱尘俗的闲适诗不同，感伤诗是因对仕途与现实的不满而哀伤的表现，并常借助于佛教实现自我的慰藉⁽⁶²⁾。《长恨歌》作为最受欢迎的作品，关于其主题的讨论是日本白诗研究的热点。日本学者倾向于认为是赞美李杨爱情的主题。下定雅弘《解读〈长恨歌〉——兼述日本现阶段〈长恨歌〉研究概况》，就涉及了这一问题⁽⁶³⁾。远藤宽一发表了《长恨歌》研究的系列论文，如《平安及镰仓、室町时期的〈长恨歌〉》⁽⁶⁴⁾、《〈长恨歌〉研究》（1—13），其中较为突出的成果如《〈长恨歌〉研究（1）：关于其创作意图》、《〈长恨歌〉研究（5）：〈长恨歌〉中所表现悲秋之情》、《〈长恨歌〉研究（8）：探寻成为〈长恨歌〉题材源头的悲恋故事》⁽⁶⁵⁾等。近藤春雄对《长恨歌》和《琵琶行》的研究尤为用力，特别是有关《长恨歌》原序、《长恨歌》和《琵琶行》在日本的接受情况作了深入考察，出版专著《〈长恨歌〉〈琵琶行〉研究》⁽⁶⁶⁾、《〈长恨歌〉与杨贵妃》⁽⁶⁷⁾。竹村则行则主要研究《长恨歌》中的杨贵妃故事，主要成果有《从〈长恨歌〉到〈长生殿〉——杨贵妃故事的变迁》⁽⁶⁸⁾、《杨贵妃传说的虚与实——以〈长恨歌〉〈长生殿〉为中心》⁽⁶⁹⁾。此外诸田龙美还发表《中唐的恋爱诗——感动紫式部的〈长恨歌〉中的悲哀》⁽⁷⁰⁾，特别是《白居易“风情”考——关于“一篇长恨有风情”的真正含义》，将白居易“风情”解释为“鲜活的感受力（被动态）与澎湃的情感（能动态）”形成一体的“生命力”⁽⁷¹⁾。

在白诗传入日本后，其闲适诗受到日本文人的普遍喜爱，因此日本学者对其闲适诗的研究有很多，较为突出的研究者是埋田重夫和芳村弘道。埋田重夫是著名的白居易研究专家，致力于考察白居易诗歌的题材类型、诗歌语言、艺术技巧、联句特征等。他的《白居易研究——闲适的诗思》共十二章，从闲适诗对于诗人的意义、诗境的经营、诗语的意味等各方面展开，突出表现其闲适的思想。书中就经典诗篇中“闲适”的表现进行多方位探讨，对于深入了解白居易的闲适诗，特别是其中包含的闲适思想很有价值⁽⁷²⁾。其《白居易〈池上篇〉考》一文认为，白居易具有“知足保和”情趣的“池上篇”系列创作，是他闲适“独善”思想的反映；而洛阳白居易的池苑，正是他的美感意识和价值观即闲适精髓的体现⁽⁷³⁾。芳村弘道的《唐代的诗人研究》白居易研究部分，从诗人人生经历的四个时期分别考察其闲适诗创作，从其仕途生活经历及心路历程的变化看闲适诗创作的特点和变化，从而获得对白居易闲适诗创作的整体性把握⁽⁷⁴⁾。

“二战”后对白居易讽谕诗的接受则渐趋增多。经过战乱的人民祈求和平安定的生活，因而具有销兵非战、反对剥削与压迫主题倾向的白氏讽谕诗，在日本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堤留吉是日本战后研究白居易的早期开创者之一，较多关注白居易的讽谕诗和文学理论，如《关于〈卖炭翁〉的解释》⁽⁷⁵⁾。将白居易奉为大众诗人的是片山哲，《白乐天——大众诗人》介绍了“大众诗人”这一主题产生的历史大背景，肯定了白居易讽谕诗所具有的反映人民疾苦的现实意义⁽⁷⁶⁾。长期致力于白居易诗歌研究的静永健出版了《白居易写讽谕诗的前前后后》，力图还原白居易讽谕诗创作现场，几乎是白居易前半生的一部传记。冈村繁曾为该书作序，认为：“本书摆脱了日本学术界传统视角，以具有浓厚时代风潮特点的儒教政治文学‘讽谕诗’为中心，对白居易当时四大名作——《长恨歌》《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琵琶引并序》的创作意图作了精辟周密的分析，并以此为线索，对各作品相互关系做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⁷⁷⁾其中就认为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的主旨与宪宗朝廷舆论保持一致，也与其自身左拾遗的谏官身份相符，颇具启发意义，值得重视。

白居易的唱和诗也是日本白居易诗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其中又以与元稹和刘禹锡相唱和为焦点。前川幸雄对元白唱和诗的诗歌技巧很有研究，如《〈早春忆微之〉——乐天的和篇》⁽⁷⁸⁾、《智慧的技巧的文学——关于元白唱和诗的诸种形式》⁽⁷⁹⁾。柴格朗和橘英范则主要关注刘、白唱和诗，如橘英范《刘、白唱和诗研究序说》⁽⁸⁰⁾、《刘白联句译注稿》（1—9）⁽⁸¹⁾；柴格朗还论及令狐楚与刘、白的唱和，如《令狐楚与刘禹锡及白居易的唱和诗》⁽⁸²⁾。此外，就白居易某一阶段的唱和诗的研究有《白居易归隐洛阳时期的唱和诗——大和二年秋冬之交》⁽⁸³⁾，就唱和题材的研究有《刘禹锡与白居易有关鹤题材的诗》⁽⁸⁴⁾。

除题材研究外，从文本入手展开对白居易诗歌语言的研究，成就也相当突出。“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白居易诗歌的广泛传播与它通俗平易的语言分不开。关注诗歌语言是现代日本白居易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学者通过某些诗歌语言深度考察，以窥白居易诗歌的风格特点及审美追求。白居易诗歌语言具有繁复性，且多用口语、俗语，讲究用韵，读之朗朗上口，相关研究也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对白居易语言繁复性的探讨，以吉川幸次郎最为突出。所著《中国诗史》在论述白居易时，认为白居易诗歌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它的繁复性，即平易常见的词语不断出现，与唐诗这种高度凝练的语言特点相比，显得极其特殊。繁复是韩愈、白居易诗作的共同倾向，是中唐文学重心由诗歌向散文过渡的体现，更重要的在于体现了白居易有意识地对当时诗歌隽丽、凝练之权威特点的抵抗。这种繁复也是白诗在日本流行的一个原因，即白诗的繁复使得白诗具备通俗平易的特点，使得日本人自平安朝以来对白诗倍感亲切。在此基础上，吉川幸次郎认为白诗的这种繁复性对反对诗歌成为特权语言起到了重大作用⁽⁸⁵⁾，并引江户时期著名学者伊藤仁斋《跋〈白氏文集〉》：“目之以俗之处，此正白氏不可及之所。但伤稍冗。盖诗以俗为善。《三百篇》之所以为经者，亦以其俗也。诗以吟咏性情为本，俗则能尽其情。俗之又俗，固不可取，俗而能雅，妙之所以为妙。”⁽⁸⁶⁾从而认为白诗语言的繁复使得白诗具备通俗平易的特点，但其诗作“俗而能雅”。对白诗诗语运用研究较为成熟的是埋田重夫，他的《诗语“颜色”的形成及其展开——关于白居易诗口语的用法》对白居易诗歌的语言、意境、艺术表现与白居易的闲适思想的关系进行探讨，有一定的创新⁽⁸⁷⁾。此外，埋田重夫《白居易诗中的“谁家”——关于其俗语用法札记》⁽⁸⁸⁾、盐见邦彦《白居易的俗语表现》⁽⁸⁹⁾、入矢义高《白居易的口语表现》⁽⁹⁰⁾，在白诗俗语和口语研究方面，都有相当深度。研究白诗用韵的主要有水谷诚，他致力于中国古典诗歌音韵学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关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上、去通押》⁽⁹¹⁾、《白居易近体诗韵字考——与杜甫近体诗韵字的比较》⁽⁹²⁾等。

也有不少成果致力于探讨白居易诗歌的艺术表现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化和细化，研究者逐渐关注于白诗音乐特点的研究，尤为关注白居易诗歌中所表现的乐器、乐曲以及营造的音乐世界。如中纯子的《中国的“乐”与文人社会——关于白居易的“琴”》⁽⁹³⁾、《白居易诗中音乐的独特性——白诗中的音乐世界》⁽⁹⁴⁾，山本敏雄的《关于“秦筝”或“筝”——白居易文学与音乐入门札记》⁽⁹⁵⁾、《白居易与“霓裳羽衣”》⁽⁹⁶⁾、《唐代文人与“琵琶”——白居易及其周边》⁽⁹⁷⁾等。也有将他与陶渊明诗进行比较，代表性成果有前川幸雄《白乐天的陶渊明观》⁽⁹⁸⁾、《陶渊明与白居易诗中“庐”表现考》⁽⁹⁹⁾，小守郁子《白乐天与陶渊明》⁽¹⁰⁰⁾，松浦友久《陶渊明与白居易论——抒情与说理》⁽¹⁰¹⁾等，都是上乘之作。

对白居易诗进行综合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是花房英树，其《〈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内有《综合作品表》，是其十余年研究之结晶。该书对《白氏文集》编成次第、刊本系谱、旧抄本源流、补遗作品、唱和集原形、歌诗题材、文集分体构成、诗文系年等一一考订⁽¹⁰²⁾。花房英树还有《白居易研究》，全书六章，涉及白居易的人生经历、唱和的文学集团、文学观念、文学样式及其评价等内容，材料丰富、考证详实。这两本书价值很高，堪称日本白居易研究的集大成之作⁽¹⁰³⁾。

日本对白诗的关注及研究起步较早，研究门类齐全，覆盖面广，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有过尝试，且取得丰富成果，很有借鉴价值。尚永亮先生曾指出：“日本汉学研究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重视文献资料的整理，注意编制各种别集索引和文人年谱；二是重视文本解读，深挖细探，以保证字句文义的准确无误，并培养研究者的实证精神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注重运用比较学和传播接受学方法，对重点作家、作品展开多角度、多方位研究。日本汉学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它告诉我们，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早已跨出了国门，逐渐形成了全球化趋势。国内的学者应打破固守城池的旧观念，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及时吸收外国先进的研究成果，以使中国古典文学这一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实现高效率、高水准的当代益用。”⁽¹⁰⁴⁾而就唐诗学这门学科的建设来说，理清日本白居易研究的相关成果并加以总结，无疑对丰富白居易诗歌的认识大有裨益。更有助于我们在不同民族文化的参照下，将唐诗的美学传统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1)　马歌东译：《日本白居易研究论文选》，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2)　（日）静永健著，刘维治译：《白居易写讽谕诗的前前后后》，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3页。

(3)　（日）小松茂美：《平安时期传入之〈白氏文集〉与三迹的研究》，墨水书房1965年版。

(4)　（日）丸山清子：《〈源氏物语〉对〈白氏文集〉的受容概观》，《比较文学》6，1963年11月。

(5)　（日）近藤春雄：《白乐天在日本——以〈琵琶行〉的受容状况为中心》，《说林》12，1964年2月。

(6)　（日）堤留吉：《诗歌创作上模仿、继承的各种样态——以诸家对白乐天诗的评论为中心》，《东洋文学研究》11，1963年3月。

(7)　（日）太田次男、神鹰德治、川合康三：《日本对白居易的受容》，勉诚社1993年版。

(8)　（日）太田次男、神鹰德治、川合康三：《围绕白居易诗受容的诸问题》，勉诚社1994年版。

(9)　（日）中纯子：《诗在人口——地方上的白诗传播》，《兴膳教授退官纪念中国文学论集》，汲古书院2000年版。

(10)　（日）波户冈旭：《白诗的受容与道真》，《国学院中国学会报》48，2002年。

(11)　（日）静永健、陈翀：《汉籍东渐及日藏古文献论考稿》，中华书局2011年版。

(12)　（日）渡边优子：《〈白氏文集〉在日本平安时代的接受情况》，2012年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论文。

(13)　隽雪艳、（日）高松寿夫主编：《白居易与日本古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4)　（日）吉川幸次郎著，（日）高桥和已编，章培恒等译：《中国诗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56页。

(15)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975—3976页。

(16)　（日）青木正儿：《青木正儿全集》第2卷，春秋社1969年版，第362页。

(17)　（日）渡边优子：《〈白氏文集〉在日本平安时代的接受情况》，2012年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论文。

(18)　（日）丸山茂著，张剑译：《唐代文化与诗人之心》（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70—283页。

(19)　（日）丸山茂著，张剑译：《唐代文化与诗人之心》（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79页。

(20)　（日）太田次男等编：《白居易的文学与人生》第2册，勉诚社1993年版。

(21)　（日）中西进：《日本白诗流行原因》，（日）太田次男等编《围绕白居易诗受容的诸问题》，勉诚社1994年版。

(22)　（日）水野平次：《白乐天与日本文学》，目黑书店1930年版。

(23)　（日）金子彦二郎：《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2册，培风馆书店1943年，1948年版。

(24)　（日）矢野光治：《白居易及其诗对日本文学之影响》，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71年硕士论文。

(25)　（日）西村富美子：《白居易的后世受容与影响》，（日）太田次男等编《白居易的文学与人生》第2册，勉诚社1993年版。

(26)　隽雪艳、（日）高松寿夫主编：《白居易与日本古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7)　（日）堤留吉：《〈与元九书〉与〈古今和歌集序〉》，《白乐天研究》，春秋社1969年版。

(28)　（日）丸山清子：《〈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东京女子大学文学会，1964年8月；又见申非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

(29)　（日）小守郁子：《〈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东方学》61，1981年1月。

(30)　（日）新间一美：《〈源氏物语〉与白居易文学》，和泉书院2003年2月。

(31)　（日）中西进：《〈源氏物语〉与白乐天》，岩波书店1997年版。

(32)　（日）涩江全善、森立之等撰，杜泽逊、班龙门点校：《经籍访古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该书最早的印本是光绪十一年（1885）徐承祖日本聚珍排印本。

(33)　（日）岛田翰撰，杜泽逊、王晓娟点校：《古文旧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34)　参考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8页。

(35)　（日）太田次男等编：《白居易研究讲座》（第六卷），勉诚社1995年版。

(36)　（日）白居易研究会编：《白居易研究年报》第四号，勉诚社2003年版。

(37)　（日）太田次男、小林芳规：《神田本〈白氏文集〉研究》，勉诚社1982年版。

(38)　（日）太田次男：《以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文本研究》，勉诚社1997年版。

(39)　（日）太田次男：《〈白氏文集〉金泽文库本管见——以卷三十一为中心》，《史学》44—3，1972年4月。

(40)　（日）太田次男：《关于宫内厅书陵部藏本〈白氏文集·新乐府〉元亨写本》，《斯道文库论集》20，1983年，《斯道文库论集》21，1984年。

(41)　（日）太田次男著，隽雪艳译：《日本汉籍旧钞本的版本价值——从〈白氏文集〉说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2期。

(42)　（日）静永健著，刘维治译：《关于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古抄残卷〈白氏文集〉卷六十六的文本》，《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43)　（日）静永健、陈翀：《汉籍东渐及日藏古文献论考稿》，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2页。

(44)　（日）平冈武夫、今井清校订：《白氏文集》（全3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1年3月、1972年3月、1973年3月。

(45)　（日）花房英树：《〈白氏文集〉的批判研究》，汇文堂书店1960年3月初版，朋友书店1974年7月再版。

(46)　（日）静永健、陈翀：《汉籍东渐及日藏古文献论考稿》，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7页。

(47)　（日）近藤元粹评订：《白乐天诗集五卷》，东京青木嵩山堂明治二十八年（1895）刊，后重印。

(48)　（日）铃木虎雄：《白乐天诗解》，弘文堂书店1926年5月，1927年3月再版；弘文堂书店1967年10月新装版，1982年11月再版。

(49)　（日）汪立民编订，佐久节译解：《白乐天诗集》（全4册），国民文库刊行会，1928年—1930年；东洋文化协会1957—1958年再版；日本图书中心1978年再版。

(50)　（日）高尾丰吉编：《白乐天诗抄》，培风馆1939年版。

(51)　（日）高木正一：《白居易》，《中国诗人选集》12、13，岩波书店1958年2月、1958年7月。

(52)　（日）森孝太郎、尾崎知光编：《白氏长庆集谚解》，大阪和泉书院1986年1月。

(53)　（日）森亮译：《白居易诗抄》，东京平凡社1965年版。

(54)　（日）西村富美子：《白乐天》，东京角川书店1988年版。

(55)　（日）冈村繁主编：《白氏文集》（1—9），《新释汉文大系》，明治书院1988年—2008年。

(56)　（日）平冈武夫、今井清合校：《白氏文集歌诗索引》（上、中、下），同朋社1989年版。

(57)　（日）宇都宫睦男：《〈白氏文集〉训点研究》，广岛溪水社1984年版。

(58)　（日）小林芳规：《从训点资料看的白诗受容》，《白居易研究讲座》第五卷，《围绕白诗受容诸问题》，1994年。

(59)　（日）成田静香：《〈白氏长庆集〉四分类的形成及其意味》，《东洋学集刊》61，1989年5月。

(60)　（日）成田静香：《白居易诗的分类与变迁》，太田次男等编《白居易的文学与人生》第1册，勉诚社1993年版。

(61)　（日）铃木修次著，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文学研究室译：《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62)　（日）下定雅弘：《白居易的感伤诗》，《帝冢山学院大学研究论集》24，1989年。

(63)　（日）下定雅弘著，李寅生译：《解读〈长恨歌〉——兼述日本现阶段〈长恨歌〉研究概况》，《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009年。

(64)　（日）远藤宽一：《平安及镰仓、室町时期的〈长恨歌〉》，《日本文学研究》16，1978年。

(65)　以上分别见《江户川女子短期大学纪要》10，1995年；13，1998年；17，2007年。

(66)　（日）近藤春雄：《〈长恨歌〉〈琵琶行〉研究》，明治书院1981年版。

(67)　（日）近藤春雄：《〈长恨歌〉与杨贵妃》，明治书院1993年版。

(68)　（日）竹村则行：《从〈长恨歌〉到〈长生殿〉——杨贵妃故事的变迁》，《中国文学论集》24，1995年12月。

(69)　（日）竹村则行：《杨贵妃传说的虚与实——以〈长恨歌〉〈长生殿〉为中心》，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编《通俗中国文学讲义》，中国书店2002年版。

(70)　（日）诸田龙美：《感动紫式部的〈长恨歌〉中的悲恋》，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编《通俗中国文学讲义》，中国书店2002年版。

(71)　隽雪艳、（日）高松寿夫主编：《白居易与日本古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页。

(72)　（日）埋田重夫：《白居易研究——闲适的诗思》，汲古书院2006年版。

(73)　（日）埋田重夫著，李寅生译：《白居易〈池上篇〉考》，《河池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74)　（日）芳村弘道著，秦岚、帅松生、田建国译：《唐代的诗人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

(75)　（日）堤留吉：《关于〈卖炭翁〉的解释》，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会1957年3月。

(76)　（日）片山哲：《白乐天——大众诗人》，岩波书店1956年版。

(77)　（日）静永健著，刘维治译：《白居易写讽谕诗的前前后后》，中华书局2007年版，序言第1页。

(78)　（日）前川幸雄：《〈早春忆微之〉——乐天的和篇》，《青树》5，1973年。

(79)　（日）前川幸雄：《智慧的技巧的文学——关于元白唱和诗的诸种形式》，《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986年。

(80)　（日）橘英范：《刘、白唱和诗研究序说》，《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55，特3，1995年12月。

(81)　（日）橘英范：《刘白联句译注稿》（1—9），《冈山大学文学部纪要》2003—2007年。

(82)　（日）柴格朗：《令狐楚与刘禹锡及白居易的唱和诗》，《大阪学院大学人文自然论丛》39、40合刊，1999年。

(83)　（日）柴格朗：《白居易归隐洛阳时期的唱和诗——大和二年秋冬之交》，《大阪学院大学人文自然论丛》39、40合刊，1999年。

(84)　（日）柴格朗：《刘禹锡与白居易有关鹤题材的诗》，《大阪学院大学人文自然论丛》38，1999年3月。

(85)　（日）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86)　转引自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57页。

(87)　（日）埋田重夫：《诗语“颜色”的形成及其展开——关于白居易诗口语的用法》，《中国文学研究》8，1982年12月。

(88)　（日）埋田重夫：《白居易诗中的“谁家”——关于其俗语用法札记》，《中国诗文论丛》5，1986年6月。

(89)　（日）盐见邦彦：《白居易的俗语表现》，《文化纪要》16，1982。

(90)　（日）入矢义高：《白居易的口语表现》，太田次男等编：《白居易的文学与人生》第1册，勉诚社1993年版。

(91)　（日）水谷诚：《关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上、去通押》，《中国文学研究》28，2003年12月。

(92)　（日）水谷诚：《白居易近体诗韵字考——与杜甫近体诗韵字的比较》，《中国学的十字路口——加地伸行博士古稀纪念论集》，东方书店2006年版。

(93)　（日）中纯子：《中国的“乐”与文人社会——关于白居易的“琴”》，《天理大学学报》175，1994年2月。

(94)　（日）中纯子：《白居易诗中音乐的独特性——白诗中的音乐世界》，《白居易研究年报》4，2003年。

(95)　（日）山本敏雄：《关于“秦筝”或“筝”——白居易文学与音乐入门札记》，《爱知教育大学研究报告》（人文社会科学）47，1998年3月。

(96)　（日）山本敏雄：《白居易与“霓裳羽衣”》，《兴膳教授退官纪念中国文学论集》，汲古书院2000年版。

(97)　（日）山本敏雄：《唐代文人与“琵琶”——白居易及其周边》，《爱知教育大学研究报告》（人文社会科学）52，2003年3月。

(98)　（日）前川幸雄：《白乐天的陶渊明观》，《福井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研究纪要》（人文社会科学）3，1970年3月。

(99)　（日）前川幸雄：《陶渊明与白居易诗中“庐”表现考》，《国学院杂志》1995年。

(100)　（日）小守郁子：《白乐天与陶渊明》，1989年8月自印。

(101)　（日）松浦友久：《陶渊明与白居易论——抒情与说理》，研文社2004年版。

(102)　（日）花房英树：《〈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汇文堂书店1960年版。

(103)　（日）花房英树：《白居易研究》，世界思想社1971年版。

(104)　尚永亮：《日本汉学研究的几个特点及其启示意义》，《中州学刊》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