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我求助钱学森

7月4日，我登上飞往乌鲁木齐的班机，前往采访彭加木事迹以及搜寻情况。

飞机是在早上7时一刻飞离上海虹桥机场的。记得，飞机上有好几位公安局的侦察员，李明便是其中一位。除了来自南京的侦察员之外，还有上海市和山东省烟台公安局的侦察员。他们所带的警犬装在铁笼里，作为“特殊行李”托运……当时，济南和南京没有直飞乌鲁木齐的航班，所以他们都来到上海，搭上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三叉戟”客机。

上海市公安局的侦察员吴金泉告诉我，所带的三条警犬，分别叫“昆明”“祖国”“洋泾”。他带的是“昆明”，周路生带的是“祖国”，侯奎武带的是“洋泾”。上海公安人员的领队是上海市公安局周永良处长。另外，还有一位上海的痕迹专家程链明同往。

当年的“三叉戟”客机

吴金泉向我说起了他的爱犬“昆明”还是电影明星呢，曾经在《蓝光闪过以后》《一个美国飞行员》等影片中有过出色的表演。

另外，南京市公安局的李明带着警犬“小熊”、于亮明带着警犬“小虎”；烟台市公安局的张杰带着警犬“板凳”。

上海公安局的侦察员吴金泉告诉我，警犬作为“行李”托运，每公斤三元。这些警犬是狼狗，又高又大，加上铁笼又很重，所以六条警犬光是运费就花了一千多元。

飞机中途在甘肃兰州降落。休息、加油之后，重新起飞。在休息时，侦察员们连忙进入行李舱，给警犬喂食，生怕饿了它们。

据几位侦察员们告诉我，警犬每天要吃一斤牛肉。上海的警犬只吃牛肉，而山东的警犬吃牛肉也吃羊肉。另外，警犬还吃大米饭。

侦察员说，经过训练的警犬，只吃主人给的食物，不吃陌生人给的食品。

侦察员还说，这次奉命前往罗布泊，是因为彭加木失踪时走过一段坚硬的地表，没有留下脚印，无法沿着他的脚印继续进行搜寻，这就需要警犬来搜索。不过，他们担心的是，罗布泊气温很高，而警犬不会出汗，只靠张大嘴和吐出舌头散热，在高温下难以工作。

我问：“警犬能够忍耐的最高气温是多少度？”

侦察员回答说：“只能在38℃以下工作。气温高了，警犬不仅自身难以忍受，而且嗅觉也失灵，无法工作。”

经过漫长的飞行，机翼下出现天山山麓耀目的冰峰——博格达峰。不一会儿，机舱里响起空中小姐的播音声：系好安全带，乌鲁木齐就要到了。

从空中看乌鲁木齐，一片郁郁葱葱。当地朋友告诉我，“乌鲁木齐”的蒙古语原意，就是“优美的牧场”。哦，怪不得绿草如茵，绿树成林。

当天下午2时10分，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

一出机舱，我就发觉乌鲁木齐比兰州热多了。根据我当时采访笔记上的记录，兰州机场的气温是16℃，而乌鲁木齐机场的气温则达31℃。

乌鲁木齐的道路两侧，整整齐齐排列着又高又大的白杨树。

虽说乌鲁木齐用的也是北京时间，但是那里实际上比北京晚两个小时，所以当时乌鲁木齐机关的上下班时间颇为奇特：上午9点半上班，中午1点半下班；经过两个半小时午休之后，下午4点上班，晚上8点下班。

我刚到乌鲁木齐，就发觉一件怪事：在那里，我要住的昆仑宾馆算是乌鲁木齐首屈一指的大旅馆，可是，当我向过路人打听，却十问九不知！

后来，我才知道，昆仑宾馆俗称“八楼”。一问“八楼”，几乎家喻户晓。原来，乌鲁木齐地下多沙，房子不能造得太高，一般都是两三层。昆仑宾馆高达八层，在那里算是“羊群里的骆驼”，所以“八楼”这一名声便变得很响亮。

在“八楼”前面，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椭圆形喷水池，直径有十来米。我新来乍到，漫步在喷水池畔，细细地观看：那水清亮清亮的，像一颗颗无色透明的玻璃珠从池中心喷出，沿着抛物线落下，撒在那微微带点绿色的水面上，溅起无数细小的水波。

乌鲁木齐常年晴空万里，天空瓦蓝瓦蓝的，偶尔见到几小朵棉花般的白云。在金色的阳光下，喷水池那乳白色的水雾中闪现一条美丽的彩虹，颜色鲜艳极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任何画家的生花妙笔，都无法勾摹出如此艳丽夺目的人间仙虹！

时值盛暑，阳光火辣辣地照在我的脸上，我感到有点热，弯下腰来，把双手伸进水池，想捧起一把清水擦擦脸。出人意料的是，那水冰冷冰冷的，寒气入骨。擦在脸上，凉爽极了。

我弄不明白喷泉水为什么这般清凉。一位戴着小花帽的维族老大爷看出我那迷惑的神态，向远处一指，哦，青灰色的天山巍然耸立，高高的山尖上戴着一顶顶白皑皑的雪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原来，从喷泉里喷出来的，是溶化了的雪水，怪不得那样清澈、凉爽。

当地朋友告诉我，乌鲁木齐有苍蝇，但是没有蚊子，因为蚊子的幼虫无法在冰凉的雪水里存活。

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八楼”的新疆昆仑宾馆

乌鲁木齐市区，横亘着清冽的乌鲁木河。那水蓝得像宝石。我站在河边，清风徐徐，我把手伸进河水，捧起一把、擦了擦脸，仿佛擦了一脸清凉油。原来那淙淙河水，也是雪水。这雪水滋润了两岸，哺育了牛羊。湛蓝的水淌进黄色的沙漠，这才出现了绿洲——诚如画家把蓝、黄颜料相混合，才得到绿色。

我住进昆仑宾馆，开窗便见到远处的山，山顶闪耀着积雪那白色的光芒。

在昆仑宾馆，我遇到许多赶来报道搜寻彭加木情况的记者，光是从上海赶来的，就有《文汇报》记者张德宝，《解放日报》记者贾宝良，《青年报》记者钱维华，《上海科技报》记者郁群。他们有的比我早来好多天，却全被“堵”在乌鲁木齐，无法前往罗布泊。据告，只有一位新华社新疆分社的记者获准前往罗布泊。

不去罗布泊，怎么能够得到第一手的资料呢？我说，我一定要去罗布泊！

记者们告诉我其中的原因：罗布泊已经干涸，成了一片盐碱荒滩，本来谁都可以去。然而，要去罗布泊，却有一个代号叫“21基地”的军事要地，是必经之处。没有办理特殊的通行手续，就无法进入“21基地”这个神秘地方，当然也就无法进入罗布泊。

随着时代的变迁，马兰已经不再那么神秘，而当年却是戒备森严的“21基地”。图为近日马兰

这个“21基地”，原本属于高度军事机密。然而在中国停止核试验以后，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解密。从2005年4月10日起，那里敞开了大门，被确定为中国100个经典红色旅游景区之一，各地游客纷纷前去参观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发的原址。

这时，人们才知道，所谓“21基地”，其实也就是中国的核基地。

1964年10月，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罗布泊上空升起了硕大无比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了！这一消息使中国人民欣喜万分，也使全世界为之震惊。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来自“21基地”。不言而喻，那里当然成为外人莫入的禁区。

"21基地”所在地叫作马兰。尽管在当时马兰由于驻扎诸多部队以及许多科研机构，已经变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城镇，但是由于涉及国防机密，所以在新疆地图上是查不到马兰的。

前往罗布泊，途径中国的核基地马兰，必须办理严格的审批手续，尤其是对于记者和作家。这一手续，要到北京办理。记者们一时无法到北京办理这一手续，也就不能进入罗布泊。

我问：“北京哪一部门主管？”

答：“国防科委。”

我一听，心中有底。

我即通过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郭德滏先生，与新疆军区马申参谋长联系。我请马申参谋长致电北京国防科委科技部副主任柳鸣^[1]。柳鸣曾任聂荣臻元帅秘书，也曾在钱学森身边工作。

当时，钱学森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主管这一工作。

稍后，柳鸣电话通知新疆军区，经请示钱学森，同意叶永烈进入罗布泊。

马申参谋长接到柳鸣的电话之后，报告了新疆军区萧司令、谭政委。

马申参谋长致电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郭德滏先生，告知：“同意叶永烈进入罗布泊。”

时隔多年以后，2010年5月20日上午，叶永烈在北京总装备部306医院新楼19楼病房采访聂荣臻元帅秘书柳鸣谈钱学森

应当说，国防科委和新疆有关部门当时的工作效率是相当高的。

我获准进入罗布泊，是我能够完成这次采访任务的关键性一步。倘若我不能进入核基地、进入罗布泊，待在乌鲁木齐，就无法掌握大量的追寻彭加木的第一手资讯。因为我担负的任务不是发短小的新闻稿，而是写作关于彭加木一生的纪实长篇，倘若不进入搜索现场，不进行深入的采访，是难以完成的。

其实，我能够获准进入核基地，是因为在一年多以前我获准进入绝密的中国载人航天基地采访，在那里工作了半个月。中国载人航天基地同样属于国防科委主管。那是在1979年2月23日，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从北京来到上海，通过国防科委科技部副主任柳鸣约见我，谈了一个晚上。由于钱学森的批准，我在办理了相关的政审手续之后，于1979年4月进入中国载人航天基地采访。我完全没有想到，当我来到新疆追寻彭加木，在办理进入核基地手续的时候，一年多以前所办理的进入中国载人航天基地手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我能够进入绝密的中国载人航天基地，也就可以进入绝密的核基地。柳鸣知道我的情况，所以在请示钱学森之后，迅速通知新疆军区，给我开启了绿灯。

我在办理进入核基地的相关手续的时候，还采访了新疆军区副政委康立泽，他告诉我从各地调集公安人员前往罗布泊侦察的情况。

在接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郭德滏先生的电话通知之后，我马上作好前往罗布泊的准备。

这样，我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只住了一天，就要向罗布泊进发──那些被“堵”在乌鲁木齐的记者们知道了，都非常吃惊，不知我有何“法宝”！他们委托我，到了现场之后，通过军用电话打电话给他们（那时候没有手机）报告动态，便于他们发稿。这么一来，我成了他们的“第一线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