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区域身份视域下的苏格兰小说

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全民独立公投。9月19日，公投结果公布，55%的选民选择继续留在英国。借用时任苏格兰首席大臣的话说，这是他一生中只有一次的公投，因为按照预先设定的游戏规则，下一次独立公投，即便还有的话，也将是遥遥无期了。公投之后的苏格兰依然保持着社会学家大卫·麦克罗恩所说的“没有国家的民族”（stateless nation）的状态。^注1在苏格兰依然是联合王国的组成部分、苏格兰依旧是“没有国家的民族”的语境中撰写《苏格兰小说史》，把苏格兰小说单列出来讨论，总会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是否有苏格兰小说？如何界定苏格兰小说？这是《苏格兰小说史》的作者很难回答但又必须回答的问题。

20世纪初期，英国文坛的领军人物艾略特（T.S.Eliot,1888～1965）就发出了是否有苏格兰文学的诘问，他的那篇充满火药味的文章发表在1919年的《雅典娜神庙》（The Athenaeum）杂志上，文章的核心论点是苏格兰连自己的语言都朝不保夕，哪里还有什么苏格兰文学：

苏格兰文学历史的第一部分是英国文学史的一部分，此时的英语有数种方言；第二部分是英国文学史的一部分，此时的英语有两种方言——英语和苏格兰语；第三部分的境况和前两部分大不相同——它只是地方性文学史。（Dosa,2009:15）

艾略特的诘问并非空穴来风，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篇檄文是对史密斯（George Gregory Smith）同年出版的《苏格兰文学：性格与影响》（Scottish Literature:Character and Influence,1919）等苏格兰文学著述的回应。换句话说，就是艾略特是在近似于文学论争的语境中质问苏格兰文学的存在的。而且，当时爱尔兰、苏格兰等地民族情绪高涨，家园自治（home rule）的呼声不绝于耳，艾略特在当时发出是否有苏格兰文学的诘问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在当今的语境中，艾略特的诘问也不宜过度解读。首先，文章的英文题目Was There a Scottish Literature？用的是过去式，这一点颇值得推敲，艾略特否定了过去，但他似乎并没有臆断将来，断言将来也不可以有苏格兰文学。而且，如果我们不把艾略特所说的“地方性文学”（provincial literature）当成纯粹的贬义词，那么，他所提出的苏格兰文学史就是地方性文学史的说法至今仍然成立。苏格兰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苏格兰文学是英国文学的一部分，苏格兰文学和英国文学之间是一种“是此即彼”的关系。

1707年之前，也就是苏格兰尚未加入联合王国的时候，苏格兰是有自己的文学的，用单列的方式谈论这一阶段的苏格兰文学恐怕不会引发太多的争议。苏格兰文学的萌芽时期是在14世纪，此时的苏格兰还是一个独立的政体，约翰·巴博尔（John Barbour,1320～1395）的长诗《布鲁斯》（The Brus）就开始在民间流传。从15世纪开始，苏格兰作家就以其特立独行的姿态在文学史上书写下辉煌的篇章，以罗伯特·亨利森（Robert Henryson，生卒不详）和威廉·邓巴（William Dunbar,1460～1520）为代表的苏格兰诗人追随着有着“英国诗歌之父”美誉的乔叟的脚步，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这些诗人被后世称为“苏格兰的乔叟式诗人”（Scottish Chaucerians）。虽然1707年之前的苏格兰文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一阶段的文学成就是无法和1707年之后（如司各特时代）的文学成就相提并论的。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苏格兰诗歌史可以追溯到1707年之前，而小说史所讨论的则全在1707年之后，此时的苏格兰文学就是英国文学的一部分。既然苏格兰文学只是英国文学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当今的学者们还要殚精竭虑地强调其“苏格兰性”，用一种文学分权（devolution）的方式去写苏格兰文学史呢？拿它当成英国文学的一个部分、散放在英国文学史之中去书写不就可以了吗？首先，苏格兰文学有自己鲜明的特性，散放在英国文学史中去谈论容易忽视掉苏格兰文学的特性。王佐良在《英国20世纪文学史》中总结了苏格兰文学的主要特点：

在精神上，这一文学的特点是：好辩，内部论战不断；好斗，工人阶级意识强烈；矛盾，自我折磨，不忘历史旧恨；有宗教感，但又憎恨诺克斯传下来的教义;有海岛气息，但又同欧洲大陆的现代主义文学有联系；有面向群众的革新，却又往往结合了最古老传统的重新发掘；民族主义情绪浓厚，但又有重要作家越过它而走向国际主义。（王佐良、周珏良，2006:332）

在区域身份（regional identity）和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日渐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英国文学一词的英文表达由English literature变身为British literature之时，适度强调或者凸显苏格兰、盎格鲁-威尔士文学的特性已成为大势所趋。其次，苏格兰文学在英国文学史主流叙述中常常被边缘化。翻开英国文学史，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英格兰和爱尔兰的作家，而苏格兰作家的份额则非常有限。英国文学史中对于彭斯、司各特、史蒂文森等极其重要的作家一般不会忽略，但其他作家，尤其是许多在苏格兰文学发展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如浪漫主义诗人兼小说家詹姆斯·霍格、现代主义小说家尼尔·盖恩、苏格兰新潮小说的代表人物阿拉斯代尔·格雷）或文学流派（如菜园派）在英国文学史的主流叙述中不幸被忽略。英国文学史偏重英格兰作家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英格兰文学是英国文学最重要的部分，在许多时候英格兰被用作英国的代名词，偏重英格兰作家顶多也就是被人贴上英格兰中心主义（如果这个词客观存在的话）的标签。撰写爱尔兰独立之前的英国文学史时偏重爱尔兰作家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当时的爱尔兰文学和英国文学是一种“是此即彼”的关系。但是，在撰写爱尔兰独立之后的英国文学史尤其是当代英国文学史时，依旧大谈爱尔兰作家是否妥当，就值得商榷了。当某部涉及当代文学的英国文学史或者选集把已然独立的爱尔兰作家拉入其中，而对依然是联合王国重要组成部分的苏格兰、威尔士等区域的作家不闻不问的时候，读者难免就会心生疑窦了。其实，当今的学者用文学分权的方式书写苏格兰文学史，和当年女性主义者书写女性文学史的初衷是近似的，它的主要目的是重新发现一大批不幸被英国文学史主流叙述忽略的苏格兰作家，以便更加全面地审视英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对某些因忽视区域文学而引发的值得商榷的叙述进行修正。

在当下的语境中，苏格兰文学研究的兴起主要得益于学界对于区域身份（regional identity）和地方性文学（provincial literature）的重新认识。帕德利在《当代文学关键词》一书中明确指出，苏格兰、盎格鲁-威尔士文学影响面的扩大是由于“作为文学主题的区域身份的出现”（Padley，2006：129），而对于区域身份的认识主要得益于对于方言声音（dialect voice）可能性和潜质的探索。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人阶级小说的盛行，五花八门的工人阶级声音开始出现在英国文学作品当中，后来这种五花八门的声音又在诗歌中弥散，于是以诗人洛克海德、小说家凯尔曼为代表的苏格兰方言声音也开始大行其道并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地方性文学不再是成功的绊脚石，而是一跃成为成功的敲门砖。另外，无可否认的是，当下语境中的苏格兰文学研究的兴起和苏格兰分权运动也有明显的关联。诚如帕德利所言，苏格兰分权运动“极大地提升了苏格兰的民族自信心”（Padley，2006：133）。2014年的全民公投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无疑极大地提升了苏格兰在全世界的关注度，苏格兰民众选择继续留在联合王国，这个抉择不是降低了全世界对苏格兰文学与文化的关注度，而是客观上提升了学界对于苏格兰文学与文化的兴趣。1979年苏格兰分权全民公投无果而终之时，麦克伊尔维尼（William McIlvanney,1936～ ）曾经赋诗“1979年3月之后——懦弱的雄狮”表示悲叹，他将苏格兰比喻成雄狮，当雄狮即将被赋予自由时，他“转向笼子偷偷溜走/继续生活在发霉的稻草中”（McIlvanney,1991：25）。在20世纪20年代爱尔兰选择独立的时候，苏格兰选择继续留在联合王国，与之相伴而生的是风起云涌的苏格兰文艺复兴。2014年苏格兰全民公投又一次选择继续留在联合王国，这一抉择只表明多数民众不赞同政治独立，但不代表民众不认同文学与文化的独立性，文学和文化极有可能成为苏格兰区域身份意识的宣泄口。

就苏格兰文学而言，区域身份和民族身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交替使用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导论的副标题中凸显区域身份而不是民族身份呢？如前文所言，在当下的语境中，过于强调民族身份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比如，按照理查德·威特的说法，爱尔兰独立之时，北爱尔兰选择继续留在联合王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许多北爱尔兰人认为自己是苏格兰的后裔，在爱尔兰和苏格兰之间，他们和苏格兰有着更多的民族认同。然而，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把北爱尔兰文学拉到苏格兰文学里边来讨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那简直就是一个白马非马论式的玩笑。此外，过于强调民族身份很容易陷入将苏格兰文学和爱尔兰文学等同的误区。在当下的语境中，苏格兰文学和爱尔兰文学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苏格兰文学和英国文学之间是一种“是此即彼”的关系，而爱尔兰独立之后，爱尔兰文学和英国文学不再是“是此即彼”的关系，而是“是此非彼”的关系，有些激进的学者甚至以一种清算的态度对待爱尔兰独立之前的文学。如果苏格兰文学的研究者也用类似的态度去处理苏格兰文学和英国文学的关系，那就和国际通行的苏格兰文学研究背道而驰了。当我们把重心移位到区域身份时，苏格兰文学和其他文学的关系就更加明了：苏格兰文学和盎格鲁-威尔士文学或者北爱尔兰文学（如果学界能够广泛认同这一说法的话）一样，都是英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苏格兰或者威尔士身份无非是为了证明英格兰文学不是英国文学的全部，凸显苏格兰或者威尔士身份并不是要把这两个地区的作家拉出英国文学，因为苏格兰和盎格鲁-威尔士文学和英国文学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是此即彼”的关系，这也是国际学界用“苏格兰文学”（Scottish literature）而不用“英国苏格兰文学”或者“苏格兰地区文学”的原因所在，而盎格鲁-威尔士文学这一国际通行的说法更是直截了当地言明威尔士文学就是英国文学的一部分。

从历史上讲，苏格兰文学以及苏格兰文学研究的兴起和苏格兰政治运动确实有过比较密切的关系，但在当下的语境中，我们绝不能依旧将苏格兰文学研究视作苏格兰政治运动的衍生品。20世纪初期的苏格兰文艺复兴运动和苏格兰民族运动是密切相关的，史密斯的苏格兰文学研究成果《苏格兰文学：性格与影响》（1919）和当时的苏格兰民族运动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艾略特向苏格兰文学研究者发难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一下当代苏格兰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会发现如今的境况和20世纪初期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苏格兰文学研究最重要的机构苏格兰文学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Scottish Literary Studies）成立于1970年，先于1979年苏格兰分权全民公投以及1981年苏格兰新潮小说的兴起。也就是说，当代的苏格兰文学研究不是政治运动或者文学运动的马后炮，而是马前卒，它的主要关注点和政治运动的关注点也有所不同，苏格兰文学研究协会的主要任务是发掘被英国主流叙述边缘化的苏格兰文学并向世界传播，而不是一味地为政治运动摇旗呐喊，因为就像一直印在《苏格兰文学评论》（Scottish Literary Review）封底的、埃德温·摩根（Edwin Morgan,1920～2010）为苏格兰文学研究协会题赠的诗歌中所写的那样，“忘记你的文学？忘记你的灵魂”。其次，苏格兰文学研究不再像20世纪初期那样是苏格兰地区一厢情愿的独角戏，而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相互切磋并相互包容的多声部大戏。苏格兰文学研究机构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苏格兰或者英国，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怀俄明大学，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泽大学，德国美因茨大学，波兰的格但斯克大学等均设有专门的苏格兰文学研究机构，荷兰的罗德匹（Rodopi）、德国的彼得朗（Peter Lang）出版社多年以来一直在坚持出版苏格兰文学研究系列丛书。最后，无论是英国国内还是世界范围的苏格兰文学研究，文学分权意识和政治分权乃至政治独立意识之间都没有任何绑定关系。2014年苏格兰全民公投之后，《英国文学分权》（Devolving English Literature,2000）、《苏格兰之书：企鹅苏格兰文学史》（Scotland’s Books:The Penguin History of Scottish Literature,2007）的作者克罗福德教授应苏格兰文本协会的邀请在爱丁堡大学做学术讲座，他讲座的主题是：1314年班诺克本战役在苏格兰文学中的呈现。克罗福德教授在讲座开始时明确表示，这个讲座放在苏格兰公投结果出炉之后是十分明智的，他不是“选是”（vote yes）一族的支持者，但如果讲座放在公投之前的敏感时期，他的讲座主题肯定会被误读。苏格兰全民公投的时候，许多欧美国家明确表示不支持苏格兰独立，而这些国家的相关机构却依然出资支持苏格兰文学研究。在英国国内，苏格兰文学研究的资助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来自英国政府和苏格兰艺术委员会（Scottish Art Council），而在鼓动选民“选是”的机构中并没有苏格兰艺术委员会的身影，没有哪个大型的苏格兰文学研究项目是由鼓吹苏格兰独立的机构资助的。英国国内苏格兰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也并不是都在苏格兰地区供职，《爱丁堡苏格兰文学史》的总主编伊恩·布朗就是伦敦金斯顿大学的教授。

2014年的苏格兰全民公投和20世纪初期的苏格兰民族运动以及1979年的苏格兰分权全民公投有着明显的不同。20世纪初期的苏格兰民族运动受到了当时爱尔兰民族运动的影响，家园自治（home rule）是当时民族运动的重要主张。1979年的苏格兰分权全民公投可以看作苏格兰民族运动的延续，公投被否决后苏格兰文人情绪高涨，两年之后苏格兰新潮小说应运而生。撒切尔执政时期苏格兰重工业遭受重创，苏格兰民众对当时的英国政府确实有些不满情绪。然而，随着苏格兰分权体制的落实以及1999年第一届苏格兰国会的召开，苏格兰享有了更多的自主权。虽然苏格兰的一部分政客极力宣扬苏格兰独立的好处，但苏格兰民众着实看不出独立到底有什么必要。2014年独立公投的前一周，爱丁堡大学举办了一次关于苏格兰独立问题的临时研讨会（pop-up seminar），一位苏格兰教授慷慨陈词，对政客们的独立诉求表达了不满：他说他的妻子是英格兰人，而他是苏格兰人，像他这样的家庭在苏格兰比比皆是。苏格兰和英格兰不是隔海相望，1707年至今联盟了这么久，强行分开会给多少家庭带来无名的苦恼。苏格兰有自己的银行，有自己的货币，有自己的国会，为什么政客们还要处心积虑地去鼓吹独立？把2014年的苏格兰全民公投和20世纪初期苏格兰民族运动对等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将它和1715年和1745年的詹姆斯党人暴动联系起来更是张冠李戴。詹姆斯党人暴动背后是有外来势力支持的，暴动的目的是颠覆汉诺威王朝，而不是寻求苏格兰民族的独立。2014年的苏格兰全民公投是非暴力的，无论是“选是”还是“选否”，双方只是在是否要独立的问题上较量，“选是”的一方也极少有不认同“选否”结果的行为举措。

在当下的语境中，苏格兰文学研究绝非苏格兰政治运动的衍生品，虽然我们并不否认2014年的苏格兰全民公投对提升苏格兰以及苏格兰文学在世界的关注度方面是有贡献的。公投结束之后，多数人“选否”的结果意味着苏格兰政治运动的熄火，虽然某些政客还是十分执拗地表示他们还将把苏格兰独立作为目标。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苏格兰文学研究并没有随着政治运动的熄火而降温，相反，因为苏格兰文学和英国文学的“是此即彼”的关系更加稳固，苏格兰文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不降反升。其实，从苏格兰文学研究协会成立之日起，它的基本定位就是发掘苏格兰文学传统，借此向世人宣告英格兰文学不是英国文学的全部。在这种定调之下，苏格兰文学研究的兴起既没有导致英格兰文学和苏格兰文学之间的相互敌视，又没有像20世纪初期那样引发文人之间的论争。苏格兰的文人和学者并不排斥北不列颠（North Britain）的说法，他们自己也会时不时地用北不列颠指涉苏格兰。英格兰的文人和学者对苏格兰文学的提法似乎已经习以为常，许多英格兰的学者还乐此不疲地投身到苏格兰文学研究的大潮之中。

王佐良在《英国20世纪文学史》中写道：“苏格兰文学的特性有待重申！”（王佐良、周珏良，2006：297）这一句话足以概括中国学者从事苏格兰文学研究的初衷。苏格兰文学特色鲜明，历史悠久，名家辈出，却不幸被英国文学主流叙述边缘化，在近年来举世关注苏格兰公投进而关注苏格兰文化的语境中，对有着如此鲜明特色的文学不闻不问似乎是说不通的。其实，中国的苏格兰文学研究并非是一种跟风应景，早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著名苏格兰诗人麦克迪尔米德的访华，中国学者就开始关注苏格兰文学。当然，真正意义的苏格兰文学研究的起步是在80年代，王佐良是苏格兰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在1984年第11期的《外国文学》杂志推出了苏格兰文学专号，专号中既包含苏格兰诗歌、小说、戏剧文本的译介，又包括国内外学者应邀而写的论文。王佐良在专号的序言中对上述作品进行了介绍，他还颇有深意地说，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王佐良，1984：2）。在《外国文学》推出苏格兰文学专号的一年之后，王佐良又在《读书》杂志1985年第2期发表了《苏格兰诗歌的发现》，1986年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苏格兰诗选》。在此前后，《世界文学》杂志对苏格兰诗人麦克迪尔米德和麦克莱恩进行了介绍，杨岂深、孙铢主编的《英国文学选读》教材第三册（1984）收录了麦克迪尔米德的诗歌和斯帕克的小说。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国内的苏格兰文学研究相对沉寂。21世纪以来，国内的苏格兰文学研究又开始慢慢升温，王佐良在《英国20世纪文学史》中将苏格兰文学和盎格鲁-威尔士文学各单列一章，张剑在发表《20世纪苏格兰诗歌漫谈》（2001）之后又出版了《现代苏格兰诗歌》（2002）。近年来，已有苏格兰文学研究方面的课题被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何宁、吕洪灵等一批年轻学者开始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苏格兰文学研究成果，《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还推出了苏格兰文学研究专栏。国内的苏格兰文学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在国际上文学研究领域高度关注区域身份的语境中，国内已有的苏格兰文学研究还是略显不足的。英格兰文学不是英国文学的全部，苏格兰文学、盎格鲁-威尔士文学等区域文学也是英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特色需要重申。在英国文学史尚未充分包容苏格兰文学、盎格鲁-威尔士文学的语境中，像当年女性主义者修撰女性文学史那样，以文学分权的方式书写苏格兰文学史还是十分必要的。

正是由于英国文学史的主流叙述中把许多在苏格兰文学发展进程中极其重要的作家和文学流派边缘化，才给当今的学者一个机会用文学分权的方式书写苏格兰文学史。试想，如果英国文学史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区域文学，将苏格兰、盎格鲁-威尔士等区域的文学和英格兰文学同等对待，那么，苏格兰文学史的撰写就很可能会成为一种硬把苏格兰作家从英国文学史中拉出来的重复劳动。此外，如果文学分权之后发现值得论述的作家少得可怜，那么，将区区几个作家拿出来修撰文学史也会显得过于单薄，甚至给人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苏格兰文学历史悠久、名家辈出，值得浓墨重彩地论述的作家大有人在，而这些作家又往往被英国文学史主流叙述所忽略或者边缘化。就文类而言，苏格兰小说史和诗歌史的写作空间比较大，而戏剧史则颇具挑战性。尽管当今的学者一直在努力发掘，但苏格兰的戏剧名家真的是少得可怜。我们选择用文学分权的方式书写苏格兰小说史，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在苏格兰文学发展进程中，苏格兰小说是最具民族特色同时又最具活力的部分，从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到现在的苏格兰小说有许多值得探讨的话题；其次，从研究的角度看，苏格兰小说史其实是国内外苏格兰文学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国外在苏格兰文学史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凯恩斯·克莱格（Cairns Craig）主编的四卷本《苏格兰文学史》（1987～1989）、伊恩·布朗（Ian Brown）主编的三卷本《爱丁堡苏格兰文学史》（2007）、罗伯特·克劳福德（Robert Crawford）独立撰写的《苏格兰之书：企鹅苏格兰文学史》（2007）堪称此方面的力作，然而，截至目前，较为完整的苏格兰小说史却只有哈特（Francis Russel Hart）的《苏格兰小说：从斯摩莱特到斯帕克》（1978），由于这部专著成书时间较早，所以该书尚未涉及苏格兰新潮小说，而1981年开始的苏格兰新潮小说又是苏格兰小说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国内在苏格兰诗歌研究方面有一些成果，王佐良发表于《读书》杂志1985年第2期的论文《苏格兰诗歌的发现》以及他编选的《苏格兰诗选》（1986）、张剑的论文《20世纪苏格兰诗歌漫谈》（2001）以及他翻译的《现代苏格兰诗歌》（2002）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国内已经出版的苏格兰小说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浪漫主义时期（即司各特时代）的小说，苏格兰小说通史的建设才刚刚起步。最后，正如王佐良在《英国20世纪文学史》中所说的那样，“到今为止，国内似尚无懂盖尔语的学者，苏格兰语也缺乏系统知识”（王佐良、周珏良，2006：333），而撰写苏格兰诗歌史必然要面对让人望而却步的盖尔语和五花八门的苏格兰方言，这也是我们在诗歌和小说之间选择小说的重要原因。小说中也有苏格兰方言，但借助词典以及英国斯特灵大学司各特·海姆斯（Scott Hames）博士、美国加州大学伊恩·邓肯（Ian Duncan）教授的指导，我们还是能够应对小说中的方言问题的。

我们的这部《苏格兰小说史》谈论的是苏格兰并入联合王国之后的小说发展历史，苏格兰小说的界定是无法借鉴国别文学的界定模式的。苏格兰小说属于区域文学或者民族文学（本书强调区域身份）的范畴，它的独立性只是相对而言的。为简便起见，我们不妨将苏格兰小说界定为由苏格兰作家创作的具有苏格兰性的小说。苏格兰作家的身份是比较容易界定的，出身于苏格兰而且书写苏格兰的作家都可以归类为苏格兰作家。虽然高尔特、巴肯等作家曾经在加拿大等地供职，但因为他们的小说仍旧植根于苏格兰，因此人们还是首先将他们视为苏格兰作家。司各特被人说成是碰巧出生在苏格兰的作家，斯帕克被人称为来自苏格兰的最欧洲化的作家，但是，只要人们认同文学视域下苏格兰和英格兰身份的区分，他们还是会被自然而然地归类为苏格兰作家。苏格兰作家的界定相对容易，而苏格兰性的界定则是个难题。提起苏格兰，或许人们马上能够联想起高地（highland）、方格呢（tartanry）、蓟（thistle）等一系列的文化徽标，但这些徽标在界定苏格兰小说时似乎很难派上用场。

哈特（Francis Russel Hart）在《苏格兰小说：从斯摩莱特到斯帕克》（The Scottish Novel:From Smollett to Spark,1978）一书的结尾概括总结了苏格兰小说的特性，他的概括为我们界定文学视域下的苏格兰性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蓝本。在当下的语境中重新审视哈特的概括总结，他所提出的共同体、苏格兰杂陈之说可谓是历久弥新，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他所列举的其他特性如历史题材、母亲形象等则很难和苏格兰性对接，因为这些特征在其他区域文学中也较为普遍，以此为据很难将苏格兰小说和英格兰或者盎格鲁-威尔士小说区分开来。

其实，任何一种区域或者民族文学都不可能卓尔不群，和其他区域或者民族的文学格格不入。因此，我们所提供的所谓苏格兰性的总结也只是一种尝试，它所能派上的用场也仅仅是告诉人们如何便捷而有效地界定苏格兰性，并以此为尺度考量某部作品苏格兰性的强弱。从主题方面看，苏格兰小说有三大特性，即共同体、工人阶级表征和商业书写。从艺术手法方面看，苏格兰小说有两大特征，即苏格兰杂陈和“双重”叙述。虽然这种概括难免有简单化之嫌，但它基本上能够概括苏格兰小说的主要特征，能够提供一种有效界定苏格兰性的尝试性的指引。

共同体是苏格兰小说的主导神话，而乡村是苏格兰共同体的基石，所以，苏格兰小说中的共同体其实就是乡村共同体。乡村共同体是苏格兰文学与文化的灵魂，是苏格兰民族意识的集中体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苏格兰小说的语境中，一旦离开了乡村的土壤，共同体就不复为共同体，而一旦共同体风雨飘摇，苏格兰也就不再是真正意义的苏格兰。苏格兰共同体不仅有着明确的地域性，而且有着共享的古老的共同体价值观。在苏格兰共同体中，平等主义教育是核心，校长或者牧师是共同体的核心人物。贫苦的孩子只要是可塑之才，就能够得到富裕村民的资助而得以圆一个大学梦，而可塑之才成才后的首选便是回到家乡做一个道德高尚的牧师。苏格兰的乡村共同体中也有教派分歧，但教派分歧不会发展成宗教纷争，当农民和商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牧师往往会站在农民的一边。共同体是一种苏格兰的神话，是古老的未曾改变的苏格兰的象征，苏格兰小说从不同的侧面书写着共同体。菜园派小说（尤其是麦克莱伦的小说）建构了共同体的神话，以乔治·道格拉斯·布朗为代表的反菜园派小说用商业侵蚀“粉碎”了共同体的神话，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阐明了共同体的重要性，刘易斯·格拉西克·吉本的《苏格兰人的书》把共同体从农村移位到城镇再到城市，借此验证乡村和共同体的密不可分，而乔治·麦凯·布朗的奥克尼岛小说则是用一种古色古香的方式，续写着当代苏格兰社会中渐行渐远的乡村共同体神话。

工人阶级表征是苏格兰小说的另一个徽标。苏格兰小说有着浓浓的为工人而艺术的情结，这不仅表现在以刘易斯·格拉西克·吉本的《苏格兰人的书》、乔治·布莱克的《造船工人》、詹姆斯·巴克的《大手术》、欧文·韦尔什的《猜火车》、詹姆斯·凯尔曼的《公交售票员海恩斯》等一系列名正言顺的苏格兰工人阶级小说之中，还蕴含在阿拉斯代尔·格雷的《拉纳克》等一系列不适合贴上工人阶级小说标签的小说作品之中。虽然英格兰小说中也有几波工人阶级小说的高潮，诞生了很多工人阶级小说的名篇，但总体而言，工人阶级小说的阵容还不够强大，工人阶级意识也只是工人阶级小说的专利，未能在整个英格兰小说中传播开来。因此，在英格兰小说中还是中产阶级意识占据上风，这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尤为明显，阶级战争已经结束的论调不仅在政坛广为流传，在小说创作中也有体现。而苏格兰小说则明显地带有工人阶级表征，不仅书写工人阶级的斗争和觉醒，也书写城市工人阶级的无助和沉沦，不仅工人阶级小说如此，未被贴上工人阶级小说标签的小说作品也有这种倾向。

商业书写也是苏格兰小说重要的徽标之一，从斯摩莱特的《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一直到韦尔什的《色情》（Porno,2002），苏格兰小说和商业总是有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情结。斯摩莱特在《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中写下的那句惊世骇俗的警示“商业不管繁荣到何种程度，都迟早会证明每个国家的灭亡”（斯摩莱特，2001：225）并未成为苏格兰文人的共识，苏格兰小说中既有对商业至上论调的嘲讽，也有对商业世界的礼赞。司各特、高尔特、史蒂文森、约翰·巴肯、乔治·道格拉斯·布朗等都曾经浓墨重彩地书写了苏格兰的商业世界，高尔特还被普里奇特（V.S.Pritchett,1900～1997）说成是“一生的主业是买和卖”的作家（Scott,1985:1）。苏格兰小说中的商业书写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承载着亚当·斯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对峙，私利和美德之间的较量成为苏格兰小说商业书写的核心。

从艺术手法方面看，苏格兰小说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苏格兰杂陈（Caledonian antisizygy）。苏格兰杂陈是苏格兰文学史家乔治·格里高利·史密斯在《苏格兰文学：性格与影响》（1919）一书中杜撰的词汇，对于这一词汇的解释可谓是人言人殊，其中哈特在《苏格兰小说：从斯摩莱特到斯帕克》一书中的解释最为明晰。按照哈特的解释，苏格兰杂陈是一种艺术手法，是一种诸多矛盾的混成和杂糅，这些矛盾包括：志怪式的幽默和田园诗般的情感；大胆的讽刺和严肃的虔诚；历史和与之相抗衡的传说、罗曼司；罗曼司和时常打擦边球的反讽；严肃的现实主义和与之冲撞的奇幻；悲剧和闹剧。（Hart,1978:406）退回到现代主义之前，各种文类的混成和杂糅或许还算新鲜事物，但现代主义之后，文类的混成和杂糅已是司空见惯，那么，作为苏格兰小说标志性艺术手法之一的苏格兰杂陈和其他的混成或者杂糅有何区别呢？在当下的语境中，重新审视哈特对于苏格兰杂陈一词的解释是十分必要的。在哈特所列举的一系列矛盾中，现实和奇幻、罗曼司和讽刺似乎是苏格兰小说最具特色的混成。奇幻和罗曼司一直是苏格兰文学的拿手好戏，乔治·麦克唐纳的小说是奇幻文学的标尺，格雷的《拉纳克》堪称现实和奇幻混成的典范，而司各特的作品是罗曼司文学的一个巅峰，史蒂文森的小说则可以视为罗曼司和讽刺完美的杂糅。苏格兰小说一直延续着奇幻文学和罗曼司文学的传统，现实和奇幻、罗曼司和讽刺的混成是苏格兰小说的鲜明特色。

“双重”叙述也是苏格兰小说的重要艺术手法。苏格兰小说中的双重叙述并非现代主义作家惯用的用双重（或多重）视角来叙述同一个故事，它所指的是双身（double），即一个人能分裂为两个躯体。詹姆斯·霍格的《一个清白罪人的私人备忘录和忏悔》（1824）、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1886）是苏格兰小说史上最为成功地运用双重叙述的代表作，两部代表作的共同特点是建构了一种“善的主体+恶的相似对应物”的模式，它和威廉·詹姆斯的隐藏的自我（hidden self）、莫顿·普林斯的又一种人格（second personality），以及弗洛伊德的暗恐（the uncanny）理论十分契合。但是，如果只有“善的主体+恶的相似对应物”这一种模式，双重叙述的苏格兰性似乎就无从谈起，因为“善的主体+恶的相似对应物”这种模式在其他文学中也并不罕见，一个经典的例证是美国作家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的短篇小说《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1839）。苏格兰小说双重叙述的特异之处在于它有一个剧烈性的转变，而这一转变的标志是格雷的《拉纳克》（1981）和《可怜的东西》（1992），格雷的小说建构了一种“善的主体+善的相似对应物”的新的模式。在格雷的作品中，主体和相似对应物的人格是一致的、是未被分开的，而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是被分开的，而且是一个阴阳两隔的世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格雷在《可怜的东西》中冲破了“双重”传统的男性限制，大胆引入了女性“双重”叙述。双重叙述虽然不是苏格兰小说的专利，但苏格兰小说对双重艺术的迷恋是显而易见的，它所提供的两种“双重”叙述模式也是很有价值的。此外，非常巧合的是，英语世界“双重”叙述的理论建构的丰碑之作，即卡尔·米勒的《双重：文学史研究》（1985）和约翰·赫德曼的《19世纪小说中的双重》（1990）也是由苏格兰批评家来完成的。

在简单归纳苏格兰小说的“苏格兰性”（Scottishness）之后，我们将对斯摩莱特至今的苏格兰小说发展概况简单地进行勾勒，对各个时期苏格兰小说的“苏格兰性”以及该时期苏格兰文人对于“苏格兰性”以及与之形成张力的“英国性”（Englishness）的认同问题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学界通常是把苏格兰小说的源头定格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这一时期最为杰出的小说家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1721～1771）。斯摩莱特以其风格独特的三部小说杰作《兰登传》（The Adventures of Roderick Random,1748）、《佩瑞格林·皮克尔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Peregrine Pickle,1751）、《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The Expedition of Humphry Clinker,1771）闻名于世，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和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等后世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斯摩莱特对苏格兰的自然风貌以及文化传统情有独钟，而对日渐奢靡的英格兰并无好感。他的绝笔之作《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是他小说创作的巅峰，在这部小说中，斯摩莱特不失时机地讽刺了英格兰社会的奢侈之风，而对苏格兰赏心悦目的田园风光给予了礼赞，在他的笔下，“理想化的苏格兰成了堕落的英格兰的对照”（黄梅，2003：340）。《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把伦敦描写成“不幸、怪异、没头没尾、没有部件、极不协调的首都”（斯摩莱特，2001：97），而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则“是个天才的温床”（斯摩莱特，2001：255）。理想化的苏格兰是斯摩莱特小说的魅力所在，如果没有对苏格兰的饱含激情的书写，斯摩莱特的小说也许真的会因为作者不太招人喜欢的嬉笑谩骂风格而被排斥在18世纪英国小说的主流之外。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另一位重要的小说家是麦肯锡（Henry Mackenzie,1745～1831），他的感伤主义小说《有情人》（The Man of Feeling，1771）在当时流传甚广。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小说创作并不丰盛，很像是轰轰烈烈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陪衬。从政治上讲，联盟的基础尚需巩固，两次詹姆斯党人暴动都发生在18世纪。但是，从文学的角度看，虽然苏格兰文人还在强调苏格兰文化甚至苏格兰语言的特殊性，但此时的苏格兰性和英国性已经开始慢慢融合。

随着苏格兰出版业的繁盛，浪漫主义时期（又称司各特时代）的苏格兰小说缔造了小说史上的第一次辉煌。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司各特，他被著名的俄罗斯批评家别林斯基（Vissarion Grigoryevich Belinsky,1811～1848）誉为“历史小说的缔造者”（陈嘉，1986：134）。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可以分为三个板块，三个板块和他文学创作的三个阶段基本吻合：他的早期作品主要取材于苏格兰历史；中期作品致力于英国历史的书写；而晚期作品则主要书写法国及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历史。爱丁堡中心火车站被命名为“威弗莱站”（Waverley Station），司各特纪念碑耸立在爱丁堡最繁华的王子街旁，由此足见司各特在苏格兰人心目中非同寻常的地位。司各特是坚定的联盟支持者，他认为苏格兰性和英国性应该是统一的，但与此同时，他又无比热爱苏格兰，对苏格兰人的反抗精神也赋予了同情。在他的小说中，理性的苏格兰传统被强化，婚姻被赋予了政治性的隐喻，成为民族和解、文化共融的象征。

和司各特同时代而且几乎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苏格兰小说家还有高尔特（John Galt,1779～1839）和霍格（James Hogg,1770～1835）。高尔特以书写艾尔郡的风土人情和商海沉浮而闻名，他的《限定继承权》（The Entail,1823）被认为是苏格兰格拉斯哥小说的开端，小说以“让格拉斯哥繁荣昌盛”这句备受争议的话语结束。霍格是曾经一度被人们遗忘的苏格兰浪漫主义的核心人物，他首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然后才是小说家。然而，在他为数不多的小说中，《一个清白罪人的私人备忘录和忏悔》（The 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1824）是一部极具前瞻性的作品。在双重人格或曰分裂的自我尚未成为人们熟悉的心理学术语的时候，霍格的这部小说就以超前的虚构的模式探索了双重人格问题。在司各特时代，和《爱丁堡评论》齐名的《布莱克伍德杂志》在推动和引领小说创作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著名的三卷本模式就是布莱克伍德干预文学创作的明证。司各特时代是苏格兰文化的繁荣时期，苏格兰出版业异军突起，苏格兰文人在小说创作领域风光无限，英格兰人被苏格兰作家笔下的苏格兰风情深深吸引，成为忠实的苏格兰文学读者。然而，随着1826年康斯坦布尔的破产，如日中天的苏格兰文化产业轰然倒塌，司各特陷入写书还债的窘境之中。1832年司各特的辞世，为曾经风光无限的苏格兰文化产业的辉煌时期画上了句号。

维多利亚时期的苏格兰小说也有一个轴心，这个轴心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流派。以巴里（J.M.Barrie,1860～1937）、麦克莱伦（Ian Maclaren,1850～1907）和克罗齐特（Samuel Crockett,1862～1914）为代表的菜园派小说在维多利亚晚期红极一时，再一次把苏格兰风情书写推向了历史的前台。菜园派在维多利亚晚期风光无限，有着无数的铁杆儿粉丝，其中包括出身于苏格兰的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在菜园派走红的前后，苏格兰文坛涌现出一大批善于书写区域风情的小说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以奇幻文学和神学小说而闻名的麦克唐纳（George MacDonald,1824～1905）、被称作卡林福德编年史家的奥利凡特（Margaret Oliphant,1828～1897）以及反菜园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乔治·道格拉斯·布朗（George Douglas Brown,1869～1902）。麦克唐纳以奇幻文学而著称，对著名的牛津学者、英国奇幻文学的巨匠刘易斯（C.S.Lewis,1898～1963）影响甚巨，他的奇幻文学作品《轻轻公主》（The Light Princess,1864）、《北风的背后》（At the Back of the North Wind,1871）等都已被翻译成中文，在青少年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女作家奥利凡特堪称奇人，一生创作颇丰，她为《布莱克伍德杂志》贡献了数百篇文章，还出版过近百部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由六部小说组成的卡林福德编年史系列。和麦克唐纳、奥利凡特不同，乔治·道格拉斯·布朗的区域风情书写一开始就带着浓浓的火药味，他的代表作《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The House with the Green Shutters,1901）矛头直指菜园派，以他所熟悉的苏格兰乡村为原型，描绘了一幅商业意识弥散、乡村共同体价值垂危的现代社会画卷，为即将到来的商业化和工业化时代敲响了警钟。和菜园派的极力凸显地方性以及苏格兰方言韵味不同，维多利亚时期也有一些颇具世界性意味的作家，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柯南道尔（Sir 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和约翰·巴肯（John Buchan,1875～1940）。史蒂文森除了冒险小说之外，还有四大苏格兰小说以及曾经一度被学界低估的南太平洋故事，他的遗作《赫米斯顿的韦尔》（Weir of Hermiston,1894）还被哈特贴上了反菜园派的标签。柯南道尔创作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可谓是妇孺皆知。和柯南道尔一样，巴肯的神秘小说《三十九级台阶》（The Thirty-nine Steps,1915）也可谓是举世闻名，尤其是在大导演希区柯克将其搬上银幕之后。除了神秘小说，巴肯还创作了特色鲜明的苏格兰边区三部曲小说。

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小说中的苏格兰性是十分复杂的。菜园派、反菜园派小说以及已然被当代文学史家淡忘的仿菜园派小说的苏格兰性是十分明显的，苏格兰风情书写乃至苏格兰方言的运用被无限地放大，这些作品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来说或许是别具风味，但对于英语非母语的读者来说是颇具排外性的。麦克唐纳的神学小说、奥利凡特的卡林福德编年史系列小说、史蒂文森的四大苏格兰小说、巴肯的苏格兰边区三部曲小说中的地方性书写的排外性相对较弱，而麦克唐纳的奇幻小说、史蒂文森的冒险小说和南太平洋故事、巴肯的神秘小说则基本没有什么排外性，具有非常强的可读性。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小说、历史小说以及科幻小说都不以书写苏格兰风情为中心，柯南道尔小说的苏格兰性并不明显，但可读性极强。在苏格兰人在政治、军事、商业等各个领域融入大英帝国并以为帝国服务为荣的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性和英国性开始呈现一种“是此即彼”或者至少是“亦此亦彼”的关系，这一时期的英国性似乎可以用Britishness表达了。菜园派的一路飘红让人们看到了苏格兰风情书写以及苏格兰方言的魅力，但对于任性地使用苏格兰方言书写的作品在非英语国家的接受度如何，这在当时是没有答案甚至也没有人关心的。但用后世的眼光看，似乎是柯南道尔、史蒂文森、巴肯等以标准英语为主导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人气更旺。

苏格兰现代主义时期的一大盛事是工人阶级小说的兴起，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刘易斯·格拉西克·吉本（Lewis Grassic Gibbon,1901～1935）的《苏格兰人的书》（A Scots Quair,1946）。这部书由《落日之歌》（Sunset Song,1932）、《云雾中的山谷》（Cloud Howe,1933）和《灰色花岗岩》（Gray Granite,1934）三部曲结集而成，通过女主人公克丽丝的经历，映射出20世纪初期到30年代苏格兰社会从乡村到城镇再到工业城市的变迁，深刻地书写了社会转型时期苏格兰乡村共同体的危机，描绘出一幅生动的苏格兰历史画卷。和吉本的《苏格兰人的书》交相辉映的是一系列书写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小说，如乔治·布莱克（George Blake,1893～1961）的《造船工人》（The Shipbuilders,1935）、詹姆斯·巴克（James Barke,1905～1958）的《大手术》（Major Operation,1936）、麦克阿瑟（A.McArthur）和金斯利·朗（H.Kingsley Long）合著的《非凡之城》（No Mean City,1935）。《大手术》描写了工人阶级的觉醒，《造船工人》书写了格拉斯哥造船工人生活的艰辛，《非凡之城》则以一种纪实文学的手法书写了以“刀王”（Razor King）为首的格拉斯哥贫民窟黑社会组织的暴力争斗。

用正统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标准来衡量，或许只有麦克迪尔米德的苏格兰诗歌可以称得上是现代主义，而该时期的苏格兰小说则是与一味追求标新立异的现代主义背道而驰的。无论是上面提到的工人阶级小说，还是诗人兼评论家的缪尔夫妇的文人小说，还是康普顿·麦肯锡（Compton Mackenzie,1883～1972）的政治小说，都没有刻意追求形式创新的意愿，连堪称苏格兰现代主义小说旗手的尼尔·盖恩（Neil Gunn,1891～1973）也不例外。苏格兰现代主义时期文学的政治性是很强的，诗人麦克迪尔米德、小说家麦肯锡都是苏格兰民族运动的骨干。麦克迪尔米德对菜园派颇有微词，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却和菜园派一样任性地使用苏格兰方言创作，他和缪尔的那场著名的文学论争的焦点就是是否必须用苏格兰方言才能表现苏格兰风情。就该时期的小说而言，吉本和盖恩小说的苏格兰性相对较强，而缪尔夫妇和麦肯锡小说的苏格兰性相对较弱。

苏格兰现代主义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才终于落下帷幕。现代主义时期之后，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苏格兰小说传统以一种多元化的方式得以延续。率先重塑苏格兰小说辉煌的是来自苏格兰的最欧洲化的作家缪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1928～2006）。斯帕克的文学创作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在其卷帙浩繁的小说中，只有《布罗迪小姐的青春》（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1961）等为数极少的作品直接书写了苏格兰。而该时期另一位诗人兼小说家乔治·麦凯·布朗（George Mackay Brown,1921～1996）则是毕生都在书写苏格兰北端的奥克尼岛，奥克尼岛的意象以及历史成为他小说创作的丰富源泉。1981年，阿拉斯代尔·格雷（Alasdair Gray,1934～ ）的小说《拉纳克》问世，这部小说是苏格兰新潮小说的开山之作，格雷也因此被伯吉斯（Anthony Burgess,1917～1993）称为“自司各特爵士以来最伟大的苏格兰小说家”（1984：126）。20世纪80年代是苏格兰民族意识高涨的时代，格雷在潜心写作的同时，也不忘自己的政治责任，他的非虚构作品《为什么苏格兰人应该统治苏格兰》（Why Scots Should Rule Scotland，1992,1997修订版）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格雷一样，同样出生于格拉斯哥的作家凯尔曼（James Kelman,1946～ ）的小说创作也有着明显的政治倾向。凯尔曼的小说《这是多么晚，多么晚》（How Late It Was,How Late,1994）荣膺布克奖，他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苏格兰作家。凯尔曼坚持用格拉斯哥方言写作，用近似于后现代主义的手法赤裸裸地书写城市工人阶级生活的窘境以及他们不思进取的精神状况。和凯尔曼一样致力于书写城市工人阶级状况的还有出生于爱丁堡的青年作家韦尔什（Irvine Welsh，1958～ ），他凭借《猜火车》（Trainspotting,1993）一炮走红，以书写城市工人阶级青年尤其是吸毒青年而闻名于世。

在当代苏格兰文坛，也有一些作家可谓是特立独行，伊恩·班克斯（Iain Banks,1954～2013）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用伊恩·班克斯的名字创作了《捕蜂器》（The Wasp Factory,1984）等主流小说，还以伊恩·M.班克斯为名创作了一系列科幻小说，他的被称作“文明系列”的科幻小说在全世界拥有广泛的读者，近年来，他的许多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他的名字也开始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和班克斯一样特立独行的还有艾伦·沃纳（Alan Warner,1964～ ），他的小说《默文·卡拉》（Morvern Callar,1995）以一种十分惊悚的方式讲述了女主人公和叙述者将自杀男友的尸体解体的故事。由于《默文·卡拉》刚好诞生于苏格兰分权运动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默文·卡拉肢解男友的“壮举”也时常被批评家解读为一种独特的苏格兰分权叙述（devolutionary narrative）。在男作家叱咤风云的时候，苏格兰女作家也开始异军突起。当代苏格兰女作家的杰出代表是肯尼迪（A.L.Kennedy,1965～ ），肯尼迪不喜欢女性作家或者苏格兰作家的标签，但她小说中的苏格兰风韵是十分明显的。除了肯尼迪之外，比较有影响的当代苏格兰女作家还有以长篇小说而著称的詹尼斯·加洛韦（Janice Galloway,1955～ ）和阿里·史密斯（Ali Smith,1962～ ）以及以短篇小说而闻名的坎迪亚·麦克威廉（Candia McWilliam,1955～ ）、艾格尼丝·欧文斯（Agnes Owens,1926～ ）、埃尔斯派斯·巴克（Elspeth Barker,1940～ ）、爱玛·泰恩特（Emma Tennant,1937～ ）等。当代苏格兰小说中的苏格兰性问题也是十分复杂的，乔治·麦凯·布朗被认为是20世纪最富原创性的苏格兰作家，格雷被称作自司各特爵士以来最伟大的苏格兰小说家，但他们的小说都是无一例外地使用标准英语创作的。和布朗、格雷一样使用标准英语写作的还有斯帕克、班克斯、肯尼迪等。韦尔什和凯尔曼是坚持用苏格兰方言写作的，他们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工人阶级特征。

在简要陈述苏格兰小说发展阶段以及各个阶段苏格兰性和英国性之间的张力之后，作为导论，我们还想重申一下当下语境中《苏格兰小说史》选题的意义以及本书的基本定位。《苏格兰小说史》属于区域文学史的范畴，区域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引发学界对于“是此即彼”文学关系的重新思考，进而对今后仍将占据主流的国别文学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启示。过于强调国别文学研究会强化一种“是此非彼”的思维模式，部分激进的爱尔兰文学研究者向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英国文学进行清算可能就是受“是此非彼”模式的影响。在“是此非彼”的模式下，艾略特、詹姆斯同时出现在英美文学之中，贝克特则出现在英国、爱尔兰、法国三种国别文学之中，作家的归属是很让人纠结的。旅行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亦此亦彼”的模式，但“亦此亦彼”还是把疑难问题抛给了读者。“是此即彼”的模式虽然只适用于区域文学研究，但它能够适度冲淡“是此非彼”模式的影响，以免学者之间在作家国别归属的问题上大动干戈。《苏格兰小说史》选题的另一个意义是通过对苏格兰小说发展史的梳理，重新发现或者重新评价不幸被英国文学主流叙述忽视或者边缘化的作家（如霍格）以及文学流派（如菜园派），期冀未来的英国文学史能更多地关注和包容区域文学。在近年来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学者们开始高度重视“是此即彼”关系的区域文学，洪子诚、刘登翰所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2010）就包容了各个区域的新诗写作，而外国文学史对区域文学的重视则刚刚起步。鉴于国内对苏格兰小说发展史尚不十分熟悉，本书没有像国外同类著作那样不遗余力地发掘边边角角的作家作品，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厘清历史发展脉络并阐明各个历史时期苏格兰性和英国性之间的张力之上，期冀它能够为未来的苏格兰小说研究做一个可供参照的初步指引。如果这部《苏格兰小说史》能引导读者发现英国小说史主流叙述之外的苏格兰小说家或者小说杰作，或者对英国小说史已有论述的苏格兰小说家（如司各特、史蒂文森）有些新的感悟，或者对已有的英国小说史中的论述有了某些新的想法，我们将感到无限快慰，这将是对我们所有努力和付出的最高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