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伯利亚流放地

1897年2月10日，列宁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三年，受警察的公开监视。经过母亲的努力，列宁获准不经押解而自费前往，并且争取到自己想去的米努斯斯克专区舒申斯克村。一则这儿比其他地区的环境好一些，二则流放到这个地区的还有列宁的战友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瓦·瓦·斯塔尔科夫等人。否则，沿途辗转跋涉，会严重损耗体力和精力。在列宁获释的那天，彼得堡“解放斗争协会”会员们欢欣鼓舞。

列宁（1897年）

临出发前，因母亲有病，列宁在莫斯科停留了一周。利用这些时间，列宁连续两个晚上出席了“斗争协会”的会议，批评了“青年派”的“经济主义”倾向，和“斗争协会”部分成员马尔托夫、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瓦涅也夫、马尔琴科、扎波罗热茨等人留影纪念，同时还抽空到鲁勉采夫图书馆去学习，收集了一些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材料。

1897年2月17日，母亲、妹妹、姐姐和姐夫四人伴随列宁从莫斯科动身，到达图拉车站后，列宁和家人依依惜别。之后他要一个人前往流放地。3月16日途经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因叶尼塞斯克省公署未收到警察司关于列宁流放的任何指令，列宁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暂住了近两个月。在这儿，列宁结识或遇到了不少社会民主主义者或政治流放者，彼此进行了交流。另外，列宁顺便到当地商人、藏书家格·瓦·尤金私人图书馆进行了研究和查阅资料的工作。

列宁的姐姐安娜

列宁的姐夫马·季·叶利扎罗夫

5月12日，列宁乘船经过六七天的行程，到达流放地点舒申斯克村，被安置在农民孜里亚诺夫的小屋里。舒申斯克村离铁路线600俄里，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是个不毛之地。19世纪30-50年代，十二月党人曾被流放在这里。从俄国中部来的邮件到达这里最少得半个月，全村没有人订报纸。列宁曾在家书中描述过这个村的荒凉情况。

尽管条件很艰苦，但是列宁并没有灰心气馁和悲观失望。一到流放地，列宁便紧张地工作起来。

首先，列宁和当地农民交了朋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当地农民中，列宁有两个最要好的朋友：一个是茹拉夫廖夫，他有些文化，敢于仗义执言，反对富豪和不公平现象。另一个是索斯巴迪奇，经常和列宁一块打猎，列宁给他讲一些革命道理，而他则送列宁一些山货。列宁当过律师，法律是他的专长，因此他经常为当地农民提供法律咨询，出谋划策，不仅帮助农民打赢了不少官司，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对付当局和地主富豪的办法。例如列宁曾帮助一名被金矿开除的工人打赢了官司，矿主被迫如数发了矿工被扣的工资。消息传出后，当地农民对列宁更加敬重，都愿意把心中的委屈和一些消息告诉列宁。1922年3月17日，列宁在俄共（布）“十一大”上曾回忆起他在西伯利亚当律师的事情：“那时我是个黑律师，因为我是个被放逐的国事犯，不准当律师，可是没有别的人，大家只好到我这里来陈诉某些事情。”通过与当地农民的交往，列宁了解到了西伯利亚农村的生活经济状况、风俗习惯和阶级关系，为他后来研究土地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流放地舒申斯克村

列宁在舒申斯克村住过的农民孜里亚诺夫的房子

在西伯利亚，列宁和散处在北方和西伯利亚各个角落的被流放的革命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列宁先后和维尔霍斯连克的尼·叶·费多谢也夫、土鲁汉斯克的尤·奥·马尔托夫、维亚得卡省的亚·尼·波特列索夫、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亚·列·马耳琴科和米·格·格里格也夫以及弗·维·林格尼克等人通过信。根据列宁的倡议，在流放者中间组织了图书交流。另外，列宁还与俄国工人运动的中心彼得堡和莫斯科、下新城和沃龙涅什的同志建立了联系，并通过安·伊·叶利扎罗娃与“劳动解放社”取得了联系。这些信件是列宁最重要的消息来源，是联系和领导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手段。列宁在信中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拟订了未来的革命工作计划。

同志间难得的来往和交流是令列宁十分高兴的事。受命监察列宁的是当地一个富裕农民，他开了一个肉铺，每天最关心的是把牛肉卖给流放者，而很少用心监视流放者们的行踪。这样，有时列宁和“政治流亡犯”们可以找一些借口，如庆新年、婚礼、生日等，进行会面或举行会议。例如，1897年9月，列宁曾经到米努辛斯克去了两天，结识了住在当地的流放者费·雅·柯恩、阿·弗·梯尔柯夫等人。归来时列宁顺路到捷辛斯克会见了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瓦·瓦·斯塔尔柯夫，并逗留了5天。甚至有一次他还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参加了当地政治流放者举行的会议。有时，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斯塔尔柯夫、西尔文、瓦涅也夫等人也赶来看望列宁，相互进行勉励和交流情况。有一次列宁想到捷辛斯克去，就是听了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主意，说捷辛斯克有一座在地质方面很有价值的山，从而他想去研究这座山。列宁半开玩笑地给县警察局长递交了一份申请，没想到县警察局长不仅派专差送来许可证，而且还批准了列宁希望克鲁普斯卡娅一同前往帮忙工作的要求，令列宁感到惊喜。

在舒申斯克村被流放的有两个工人，一个是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人、制帽工人伊·卢·普卢敏斯基，另一个是普梯洛夫工厂的芬兰籍工人奥·亚·恩格贝尔格。列宁同他们处得很好，还同恩格贝尔格一起把德文版《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共同读《资本论》。列宁给家中写信，请他们把所有的带插图的儿童读物寄来，送给普卢敏斯基的孩子。列宁在流放期满后，曾分别送给他们一张有自己签名的照片。

1899年，为悼念好友费多谢也夫，列宁和一些流放者决定为费多谢也夫募款建一座纪念碑。5月，警察截获了流放者利亚霍夫斯基给列宁的一封信的回执，信中谈的是为纪念碑募集经费的问题。警察以此为借口突然到列宁家中进行搜查。按照工作习惯，列宁一般把重要文件和书信放在书柜的最下边。警察搜查书柜时，列宁很机警地递给他一把椅子，警察开始从柜子上面的几格搜起来。由于上面摆的都是一些他们不感兴趣的统计资料汇编，他们翻着翻着就失去了耐心。克鲁普斯卡娅乘机告诉他们，下面都是一些教育书籍，警察正好懒得看，就轻信地扫兴走了，一场虚惊过去了。

在流放地，列宁同母亲、姐姐、弟弟等亲人的通信很频繁。对于母亲对自己从事革命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列宁深表敬意，同时也因自己而使母亲受到牵累而不安。他十分挂念母亲的生活和健康，每次通信总是竭力安慰母亲，请求母亲不要为他担心，并向母亲叙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想法和工作计划。母亲和姐姐也给了列宁很大帮助，如帮助列宁联络同志、查寻和收集资料、邮寄书刊等。列宁和家人虽然天各一方，但亲情没有割断。

读书和研究是列宁流放生活的重要内容。在流放地，列宁研读了法文版《哲学的贫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几十本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书，其中有黑格尔、康德的哲学著作。在闲暇和困倦时，他还喜欢读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优秀作品，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更是爱不释手，反复阅读。另外，列宁还订阅了许多杂志和报纸，如俄文的《俄国财富》《财政通报》《新语》《科学评论》《田地》，外文的《社会立法和统计文库》《社会实践》《新时代》《法兰克福报》等。这样，列宁了解到了若干时事内容以及俄国和西欧的工人运动、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内容。

列宁不仅研阅了大量书籍，而且克服了种种困难，以饱满热情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创作活动。

夜深人静时正是列宁工作的大好时机，有时候他的窗户彻夜透着灯光，在沉入梦乡的村庄的一片黑暗中特别引人注目。俄国诗人斯·施·帕切夫的长诗《舒申斯克的小屋》曾经这样写道：

烛火燃烧，暗影轻轻颤动，

齐窗的狂风大雪掩没了村庄，

但地球正绕着舒申斯克旋转，

因为这是列宁工作着的地方。

夜深人静，白雪满窗，

他还在埋头写着，一行又一行。

透过十九世纪的狂风大雪，

他清楚地看见了二十世纪的曙光。

他深知俄罗斯力量的源泉。

他看见照亮未来的光芒。

纸上的墨迹还未干透——

写下的话已注定永垂不朽……^[11]

在三年的流放生活中，列宁除发表了100多万字的几十篇著作外，还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写了大量的秘密文件、传单，翻译了韦伯夫妇的《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卡尔·考茨基的《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等书。

流放期间列宁的理论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创作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初步论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纲领和策略；（2）出版学术性专著《评经济浪漫主义》《1894-1895年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从各个方面深入地清算了民粹派理论；（3）撰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驳斥了民粹派关于国内市场问题的主要论点，创立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体系；（4）撰写《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等文章，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和经济派及“合法马克思主义”；（5）致力于学习和研究哲学，坚持、发展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6）发表《我们的纲领》等论文，详细制订了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计划。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于1897年底完成，该文总结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活动的经验，论证了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派的政治纲领和策略，阐明了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应该如何科学地对待其他阶级，强调革命运动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南。列宁指出，为实现极其宏伟的目标，每一个革命者都要研究各种秘密工作的细节，有极大的耐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全部生活服从于枯燥和严格的规定”；把自己的活动和工人的实际日常生活问题结合起来，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把民主主义的任务和社会主义的任务结合起来；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有时会“折服于专制制度的种种试探和诱惑手段”，“有教养的人”的态度也不彻底，“为求得官家俸禄，或为分得利润或股息而实行妥协”，往往拘泥于狭小书房中。书中明确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的著名论断。

《经济评论集》是列宁的第一本论文集，也是一本系统地深入批判民粹主义的文集，收录了列宁写的《评经济浪漫主义》《1894-1895年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我们拒绝什么遗产》《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等五篇论文。通过姐姐安娜的帮助，论文集于1898年10月在彼得堡出版，作者署名为弗拉基米尔·伊林，印数2000册。由于书报检查机关对书籍审查十分苛刻，所以列宁在写作时行文十分巧妙和含蓄，以免惹麻烦，例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改写成“最新理论”、“马克思”写成“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写成“现实主义者”、《资本论》写成“一篇论文”，等等。后来再版时，列宁才重新改了过来。

列宁在流放地撰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书（1898年日内瓦出版）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列宁写的一部重要巨著。原书名为《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1899年3月由姐姐安娜、姐夫马·季·叶利扎罗夫联系出版，署名弗拉基米尔·伊林，共计40万字。列宁之所以写这本书，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当时革命的需要。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成了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要障碍。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民粹派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这个问题同俄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和领导权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以瓦·巴·沃龙佐夫、尼·弗·丹尼尔逊为代表的民粹派认为：俄国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根基，可以避开资本主义，通过自己独特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偶然现象，是人为措施的结果；村社是俄国社会主义的基础，村社农民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列宁认为，要批判民粹派的观点，只分析它们的错误和举出国内市场形成和发展的事实是不够的，必须考察俄国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分析俄国的经济和社会阶级结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困难的任务而撰写的一部巨著。为完成这本巨著，列宁前后共花了三年的时间，参考了大量的俄文和外文书籍、统计资料、评论和文章，其中参阅的书有583本，摘录了几十万字的资料，有部分章节列宁还请不少流放者阅读，请他们提出意见和看法。克鲁普斯卡娅在给别人的信中曾提到了这本书的一些写作过程：

有一段时间列宁把全部精力放在他的市场一书上，从早写到晚。我把草稿誊写在小笔记本上，在读全部手稿的过程中，我装成一个“修养不高的读者”，要来判断“市场”的论述是否明确，我尽可能装得“修养差些”，想特别吹毛求疵一下，但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该书出版后，受到读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关注和好评，很快销售一空。《开端》杂志1899年第3期摘发了部分章节，《格鲁吉亚报》等报刊发表了一些书评。

全书共8章。第一章是全书的引言，批判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理论错误，集中叙述了有关资本主义国内市场问题的几个基本理论原理。列宁依据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首先说明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的基础，日益发展的社会分工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过程的关键。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发展，这些商品的市场也日益扩大。

第二章论述俄国农民的分化。在这一章中，列宁利用俄国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有关土地、牲畜、农具、雇佣劳动、农民生产水平和生活情况的大量资料，全面地说明了改革后俄国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对统计资料的分析，列宁得出结论说，现代俄国农民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是商品经济。农民中的社会经济关系结构表明，这里存在着任何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如：竞争，抢租和抢购土地，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落入无产阶级队伍，等等。这说明村社中的经济关系结构不是特殊的结构，而是普通的小资产阶级结构。俄国村社农民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抗者，而是资本主义最深厚、最牢固的基地。旧的农民不仅在分化，而且在彻底瓦解和消亡，被完全新型的农村居民所代替，这就是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介于上述两种新型农民之间的是中等农民。他们处于很不稳固的地位，能爬到上等户的为数极少；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使他们沦为下等户。农民分化的原因是私有制下商品生产的矛盾和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农民的分化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列宁还指出，俄国农村中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特别是农奴制的残余——工役制，阻碍了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三章论述俄国改革后的地主经济逐步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转变的过程，说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特点是存在大量的农奴制残余。俄国的地主经济在改革前是徭役制度，在改革后是工役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奇妙结合。

第四章论述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指出，改革后俄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特点是农业愈来愈带有商业性质。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必然导致农业生产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表现为农产品生产量增加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的专业化、各种不同农业地区的形成、技术性农业生产和市郊经济的发展，等等。商业性农业的增长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对于改革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特点，列宁总结说，俄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就历史意义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第一，农业资本主义把务农者变成了从事工业者。第二，推动了农业技术的改造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第三，第一次在俄国建立了以机器的使用和工人的广泛协作为基础的大规模农业生产。第四，第一次连根摧毁了工役制和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

在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中，列宁阐述了俄国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即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这三种工业形式有着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和继承性。

在第八章中，列宁根据俄国的统计资料，从商品流通、工商业人口、雇佣劳动的使用和劳动力国内市场的形成等方面，说明了俄国当时国内市场的实际形成过程，指出了民粹派的错误。

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根据种种统计资料，对俄国社会经济制度和阶级结构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分析。他无可辩驳地证明，资本主义无论在城市或乡村都已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俄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它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经济上还很落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也很缓慢。原因是俄国还存在很多农奴制的直接残余，这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使生产者的生存情况恶化。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够发达。列宁指出，俄国资本主义既具有历史进步作用，也具有历史暂时性，它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物质前提。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经济上论证了工人阶级作为社会的政治领导力量的作用和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的作用。列宁在本书1907年的第二版序言中指出，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必须在这个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列宁还阐述了农民的两重性：一方面，农民身受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残余的双重压迫，具有很深的革命性；另一方面，他们又存在业主倾向。因此，他们必然摇摆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他们在革命中不能起领导作用，但他们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资本论》第三卷问世五年之后出版的。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说：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1899年第一版的封面

马克思生前曾通过他的俄国朋友搜集了大量的俄文资料，对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统计资料进行了多年研究；由于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此在《资本论》第三卷《地租》这一篇里，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卷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作用。但马克思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计划。^[12]

这个计划由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实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本论》的延续，实现了马克思的遗愿。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研究和解决俄国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光辉典范，是列宁在19世纪90年代最主要的代表作。这部著作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书中对俄国经济发展和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分析，后来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制定纲领和策略的根据，对俄国革命实践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版后，遭到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斯克沃尔佐夫的攻击，列宁立即写了《非批判的批判》一文，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集结在伯恩施坦周围的那些修正主义者的错误。列宁说，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的差别在于：前者始终想做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改变了的条件和各国的特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后者想抛弃马克思学说中的若干重要方面。

1895年恩格斯去世以后，第二国际内部出现了一股以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爱德华·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逆流，逐渐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1896年至1898年，伯恩施坦打着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著文立说，企图用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来歪曲马克思主义，叫嚣马克思主义原理已“过时”，需要系统的“修正”，鼓吹放弃政治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贬低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并提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口号：“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否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历史规律。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笼后，博得了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的喝彩和青睐，泛滥成一种“时髦”理论。对于修正主义的危害性，欧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和革命家开始没有深刻的认识，认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儿童的愚蠢”“无害的学说”“理智和过度疲劳”，既没有必要花时间去批判它，也不必担心它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当时作为《新时代》杂志主编的卡尔·考茨基也一度只允许该杂志刊登关于赞同和宣扬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文章，而不允许发表持批判态度的文章。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劳动解放社”的领导人普列汉诺夫也持犹豫不决的态度。

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相呼应，在俄国国内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1899年经济派代表人物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等人发表了由库斯柯娃起草的纲领——《信条》。经济派打着反对“思想解放”“教条主义”和主张“批判自由”的旗号，公开支持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歪曲成为仅仅主张进行政治斗争的理论，从而断定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俄国的特殊国情；歪曲西欧工人运动的历史，声称“在研究工人运动时所得出的基本规律就是阻力最小的路线”，俄国工人不同于西欧工人，应该满足于分散状态，迷恋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和经济斗争，没必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列宁虽然地处偏远的西伯利亚，远离工人运动的中心，但心系革命运动，始终密切关注着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修正主义出现后，马上引起了列宁的关注，列宁认为它的危害极大，若不加以批判，必将会成为一种国际现象，泛滥成灾。他搜集了有关书刊和资料，加以研读。

事实证明了列宁的预见性。普列汉诺夫在看清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巨大危害后，于1898年春末夏初先后在日内瓦和罗马作了《论所谓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讲演，之后又在《新时代》杂志上接连发表了《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康拉德·施米特反对卡尔·马克思和费里德里希·恩格斯》《唯物主义还是康德主义》等文章。国际工运活动家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倍倍尔、蔡特金等人也纷纷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错误。

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发表后，列宁通过亲友得到了《新时代》杂志和《唯物主义论丛》一书，同时阅读了《法兰克福报》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评论。列宁阅读了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后，感到十分满意，坚决支持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施坦的批判。他在给朋友亚·尼·波特列索夫等人的信中表示：“我非常满意地一再阅读了《唯物主义论丛》”，其观点“完全正确”。

1898年3月至8月，列宁把英国工联主义者、“费边主义”的代表人物韦伯夫妇的《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书的第一卷译成俄文，并在译稿中加了一些脚注。

1899年7月，在收到姐姐从彼得堡寄来的经济派的纲领《信条》之后，列宁立即进行了反复阅读和研究，并草拟了批判文件。1899年9月1日至3日，列宁在叶尔马科夫斯科耶村以庆祝朋友女儿生日为名，两次召集和组织了被流放的17名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会议，大家热烈讨论了《信条》，一致支持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并签了名。会议决定把《抗议书》发往到各地，以争取更多的签名，并寄给国外的普列汉诺夫，让他予以发表。不久，《抗议书》刊登在普列汉诺夫的反“经济主义”的文集《为工人事业编辑部所写的指南》中，其他地区的流放者也支持和同意《抗议书》。列宁在《抗议书》中指出，当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到限制的时候，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经济派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割裂开来，企图使俄国工人阶级局限于经济斗争，而让自由主义反对派去进行政治斗争，这是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推行这样的纲领就等于政治上的自杀。列宁阐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中的基本原则，强调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旗帜，只有独立的工人政党才能成为反对专制制度斗争的坚固堡垒，俄国工人阶级最主要的任务是争取政治自由，推翻专制制度。

《抗议书》在俄国国内和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中广为流传，得到各地真正革命者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它不仅打击了俄国的经济派，为争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下团结起来同经济派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奠定了基础，也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左图）以及刊载该文的《〈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文集封面

1899年夏季，列宁重新阅读了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目的在于进一步弄清新康德主义的实质，进而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9月，列宁先后收到了姐姐寄来的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弗·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二卷。11月下半月至12月初，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利用两周的时间，翻译了考茨基的著作《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并写了书评。在书评中列宁肯定了考茨基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批驳了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证法和《资本论》的攻击和歪曲。书评和译稿被各地的流放者争相传阅，稿子在寄往莫斯科时，因为被搞得破烂不堪，无法邮寄。

在读完家人给自己寄的伯恩施坦的一系列“代表作”后，1899年，列宁在给母亲的信中表示：“书的内容越使我们吃惊。理论性太差了；而且是重复别人的话。光说批评，实际上连认真地进行独立批评的尝试都没有。实践上是机会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和可能主义，而且是胆小的机会主义，因为伯恩施坦对纲领简直连碰也不愿碰一下。他的惨败大概是用不着怀疑的。伯恩施坦指出许多俄国人都支持他……这使我非常气愤。“1899年，列宁在为《工人报》撰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一文中，系统批评了《工人思想报》编辑部社论的经济主义的错误，指出他们对工人运动的理解是伯恩施坦主义的翻版。针对修正主义者攻击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者”“正统派”，马克思主义是“旧思潮”，马克思主义者要把社会民主党变成一个“正统教徒”会，迫害那些背弃“教条”、具有独立见解的“异端分子”等错误观点，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纠集在伯恩施坦周围的修正主义者在这一时期大喊大叫要“革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对这个理论究竟有什么新的贡献呢？什么也没有，他们并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嘱咐我们加以发展的科学推进一步；他们并没有教给无产阶级任何新的斗争方法；他们只是向后退，借用一些落后理论的片言只语，不是向无产阶级宣传斗争的理论，而是宣传让步的理论，宣传对无产阶级的死敌实行让步的理论。列宁还进一步指出，我们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毫无根据地攻击它，反对败坏这个理论的企图，但“这绝不等于敌视任何批评。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决不容许把任何东西奉为神圣的信仰，而排斥批判的改造和进一步的发展，决不容许用抽象的公式掩盖历史问题。如果有马克思的学生确实犯了这种严重的错误，那么责任完全是在这些学生身上，而绝对不能归罪于性质正好相反的马克思主义。

针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布尔加柯夫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批评”和对伯恩施坦“巨大贡献”的赞美，列宁分别在《科学评论》和《生活》杂志上发表了《市场理论问题述评》《再论实现论问题》和《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等文章，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列宁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它在“客观主义”掩盖下，抽象地谈论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抹杀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

流放期间，列宁曾把一部分精力用来学习和研究哲学。因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为了制造其“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企图用新康德主义代替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的“进化论”和折中主义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列宁集中研究了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研读了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爱尔维修等人的著作。在1898-1899年间，列宁听说住在离舒申斯克村70俄里的捷斯村的弗·威·林克尼克对休谟和康德哲学有兴趣，就和他在通信中讨论康德哲学问题。在列宁的批评帮助下，林克尼克抛弃了休谟和叔本华的极端怀疑主义。哲学研究促进了列宁其他领域的研究，通过分析这一时期列宁的每一篇作品可以看出，其著作中洋溢着革命的辩证法和深刻的思辨精神。同时这一时期的研究也为以后列宁撰写哲学著作和《哲学笔记》奠定了基础。

流放生活十分清苦，加上当局的刁难和迫害，使许多流放者难以忍受，心理失衡，流放者之间不断发生一些无谓的纠纷，很多人的身体一步步垮下来，甚至客死异乡。如喀山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组织者费多谢也夫、玛·格·霍普芬豪斯自杀，“斗争协会”会员彼·库·扎波罗热茨和阿·亚·瓦涅也夫因病而死。亲密战友的不幸去世，不仅使列宁感到十分痛心和悲伤，也促使他经常运动，锻炼身体，保持精力充沛，从而以强健之体魄、乐观豁达之心情去应对艰苦的条件和繁重的理论研究、宣传工作。工作之余，列宁经常散步、滑冰、下棋、打猎、唱歌，以调节生活，放松神经，做到劳逸结合。

在流放地，列宁学会了许多歌曲，如波兰革命歌曲《红旗歌》《华沙革命歌》，以及《土鲁汉斯克歌曲》《千年的基础》，同时也经常哼唱以前父母和战友们教的歌曲，如《我们的海洋空荡荡》《婚礼歌》等。

《千年的基础》是列宁最喜爱的一支歌：

千年的基础在动摇，

古老的制度要垮掉，

我们觉醒在今朝，

把旧世界的锁链全甩掉。

副歌：

起来吧起来，工人兄弟们！

起来与敌人斗争，饥饿的人群。

怒吼吧怒吼，复仇的呼声！

前进，前进，愤怒的人们！

资本家称王称霸，

在祖国横行不法，

贵族同工厂主勾搭，

沙皇亲自为他们当家。

副歌：

受资本家欺凌的人们，

却变得日益聪明；

那帮坏蛋胆战心惊，

他们的末日即将来临！

副歌：

不再哭泣，不再诅咒，

妻子和儿女敌忾同仇；

为了自己祖国的自由，

工人兄弟们将奋起战斗！

副歌：

火红的战旗高高飘扬，

监狱和刺刀休想阻挡；

造反的烈火熊熊燃烧，

敌人的团队纷纷溃逃。

《土鲁汉斯克歌曲》是由流放在土鲁汉斯克的列宁的战友马尔托夫填词的一首乌克兰歌曲，曲调宽广雄厚。列宁时常唱起它：

那不是饥饿的野兽在咆哮，

而是暴风雪在怒号。

在狂风呼啸中传来的，

是敌人得意的狂笑。

勇敢些，弟兄们，勇敢些，

让我们唱一支快活的歌谣，

把那厄运嘲笑。

在俄罗斯，人们奔放热情，

英雄的服饰对他们十分相称。

但那长年累月的远方流刑，

很快使他们蒙上了灰尘。

劣等烟草加上酒精，

把那满腔的豪情，

全都消磨干净。

瞧，英勇的壮士，

精神不振，

像斗败的公鸡，

回转家门。

苦难的岁月使我们心力交瘁，

又何必长命百岁；

只要让勇敢的年轻一代，

放射出奇迹般的光辉。

我们耗尽精力，

白白地吃苦受累；

这西伯利亚，

终究要埋葬我辈。

朋友们，我们要满怀胜利的信心，

走完这艰辛的历程；

那时候我们将多多感谢，

制造这一切苦难的人。

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

我们再来补情：

造一个出色的断头台，

向他们致敬……

1899年五一节到来时，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同流放的工人奥·亚·恩格别尔格、伊·卢·普罗敏斯基在一起，愉快地欢度节日。在恩格别尔格家中，大家一起用俄语和波兰语唱起了欢乐的革命歌曲：

五月那欢乐的一天来到了，

忧愁的影子躲开道！

高声唱起快活的歌儿，

我们罢工在今朝！

警察在卖力地奔跑，

干的坏事真不少；

他们要抓住我们，

把我们投入监牢。

我们不理那一套，

勇敢地庆祝五一来到，

嗨唷——嗨唷——嗨唷，

大家齐心协力干得好！

唱完歌后，大家到野外郊游。晚上大家又聚在列宁家中跳舞唱歌。由于兴奋过度，列宁久久不能入睡，渴望有一天能够参加工人阶级政权组织庆祝的“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