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建党的历程

“星火”行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会址

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在明斯克召开，但不久中央委员会就因警察破获遭到残酷镇压而名存实亡，而且大会没有制定出明确的纲领和章程。大会实际上没有完成建党的任务，各地的党组织仍处于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状态。经济派随即在各地工人组织中大肆活动，宣扬把追求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当作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由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也十分活跃，妄图把俄国工人运动纳入沙皇政府所允许的“合法”的轨道。这些错误理论严重危害着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发展。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当时革命运动的当务之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以什么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应该把它建成一个什么样的政党？虽然在彼得堡的监狱和流放地的前半期，列宁也曾思考过这些问题，但一直未能系统地进行研究。1899年是列宁流放生活的最后一年，随着流放期满的临近，他愈来愈专注于未来工作计划，常常夜不能寐，思考如何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健康发展和不断壮大。克鲁普斯卡娅在其后来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列夫·托尔斯泰曾在什么地方写过：走前半段路程的人，通常想的是他所留下的东西；而走后半段路程的人，想的则是在前面等着他的东西。在流放中也是这样。最初的时期多半是总结以前的工作。在流放的后半期多半是考虑未来的事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愈来愈专注地考虑着需要做什么，才能把党从现在的处境中拯救出来，才能使工作走上正轨，才能保证社会民主党对工作有正确的领导。从何处着手呢？在流放的最后一年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有了一个组织计划；后来他在《火星报》上，在《怎么办？》里，在《给一个同志的信》里发展了这一计划。应当从组织全俄性的报纸着手，要在国外出版这份报纸，使它尽可能地同俄国的工作密切联系起来，同俄国的组织密切地联系起来，尽可能地搞好输送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时已夜不成寐，异常消瘦。他在失眠的夜里，周详地考虑着自己的计划，同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我讨论，同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通信商量，并同他们商谈出国的问题。愈往下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愈加急不可待，愈加渴望工作。”^[1]

1899年，列宁受托为《工人报》撰写了《我们的纲领》《我们的当前任务》《迫切的问题》等论文。1899年底又撰写了《我们党的纲领草案》，这是在彼得堡监狱中写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的续篇。《我们的纲领》论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基本观点，如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列宁强调指出，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依据，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2]

《我们的当前任务》和《迫切的问题》提出和论证了把党建成集中统一的组织的任务和计划。列宁指出，当时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主要缺陷就是地方工作的狭隘性和“手工业”性，必须建立一个既能充分发挥地方活动的自由又能实行集中领导的政党，只有这样的政党才能把工人组织起来，变工人的自发斗争为阶级斗争，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任务。《我们的纲领草案》在充分肯定和吸收“劳动解放社”的党纲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了局部的校正、修改和补充。列宁制定的纲领草案包括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党的基本理论，指出了工人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的意义；第二部分阐述了党的任务，包括改革的要求、工人阶级的要求、农民的要求。列宁认为，为了建立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而且与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通过办报，可以让党的理论工作者和活动家发表意见，指导政治斗争，教育党员遵守纪律。

1900年2月，列宁的流放期限已满。按当局的通知规定，列宁的流放期限没有延长，但禁止他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等有大学的城市以及大的工业中心居住。经过考虑，列宁选择了与彼得堡联系最方便的地方——普斯科夫。

2月11日，列宁一家准备离开难忘的舒申斯克村。一大早，房东和邻居们就赶来送行。保姆帕莎眼睛哭得红红的，不愿意离开列宁一家。工人恩格贝尔格自制了胸饰，样子像本书，上边写着“卡尔·马克思”，作为礼物送给了克鲁普斯卡娅，以纪念她给他讲解过《资本论》。小狗“荏卡”似乎也看出了什么，对它一向爱吃的夹肉面包不理不睬，紧紧盯着列宁家的一举一动。东西收拾完毕后，列宁一家恋恋不舍地告别了乡亲们和朋友，启程了。晚上列宁到达米努辛斯克，和斯塔尔科夫、西尔文汇合，并住了一宿。第二天，大家穿上毡靴和毛皮大衣，乘马拉雪橇沿着叶尼塞河日夜兼程350俄里，到达乌法，因为克鲁普斯卡娅还必须在乌法省流放一年。列宁在帮助妻子及岳母安顿下来后，会见了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克罗赫、马尔和老民意党人切特维尔哥娃等人，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拟在国外出版全俄秘密党报的计划，希望他们支持该报，并且商定了彼此加强联系的密码和通信地址，同时请求他们关照一下自己的妻子和岳母的生活。

同妻子、岳母告别后，列宁不顾当局的禁令，决定秘密去一趟莫斯科。途中经过彼多尔斯克，同被流放在这里的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汇合，然后两个人改乘火车一同前往莫斯科，去看望他们思念已久的老母亲。

克鲁普斯卡娅在乌法流放地的住所

列宁的亲属（左起：姐夫、母亲、弟弟、妹妹）

几天后，列宁兄弟俩来到了莫斯科巴赫美齐也大街25号母亲的寓所，全家人高兴得抱作一团。母亲看到列宁干瘦的样子，伤心地流下了热泪：“你怎么总是写信来说长胖了？瞧你有多瘦啊！”列宁安慰母亲说：“我真的长胖了，只是最近在动身之前才瘦的。”

在莫斯科，列宁秘密会见了当地同他政治观点一致的人。列宁在萨马拉认识的老朋友伊·克·拉拉扬茨，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南方工人报》主编，列宁同他就《火星报》出版计划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谈话。不久，列宁秘密去了一趟彼得堡，会见了从国外回来的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同她就“劳动解放社”参加在国外出版全俄马克思主义报纸和科学政治杂志的工作进行商谈。

直到3月10日，列宁才到达普斯科夫，住在阿坎杰斯街3号一位名叫罗利的药剂师家中。为了以合法的形式掩护自己的革命活动，列宁以市统计局统计员的身份活跃于整个普斯科夫。为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召开，列宁组织了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会议讨论了列宁所写的《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声明草案，提出把这两个杂志作为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刊物。

列宁在普斯科夫的住所

会后不久，当局发动了遍及俄国南方的大逮捕，大批社会党人被捕，拉拉扬茨也在被捕之列，筹备党的代表大会工作遭到严重失败。事件使列宁认识到，在专制的俄国召开代表大会是一种奢望，必须用其他方式来统一党。他确信：“在国外出版的全俄报纸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像搭在新造建筑物四周的脚手架一样，党将以这个报纸为脚手架建立起来。”^[3]

为了在全国各地建立一个发行《火星报》的严密的组织网，需要物色一批代办员和通讯员，筹集办报的资金，规定通信的密码等。列宁先后秘密奔波于里加、波多里斯克、斯莫伦斯、尼什诺夫哥罗得、乌法、喀山以及萨马拉等地，会见那里的社会民主党人，同他们恢复了联系，并一起研究有关未来报纸的各种问题。

为把《〈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草案》带给在国外的“劳动解放社”，并争取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支持，5月5日，列宁办好了去德国的护照，准备出国。5月中旬，列宁又一次秘密去莫斯科，想把有关书刊分送到母亲和朋友家中。为防警察跟踪，列宁和马尔托夫中途换乘另一条线路的火车，但没有想到这条线路要经过沙皇住的皇村，警察对这条线路的一草一木都进行严密监视，暗探对他们的行踪悄悄监视，不“打草惊蛇”，企图“放长线，钓大鱼”。第二天早上，列宁和马尔托夫刚一出门，便被几个暗探抓住了，以误入首都之名被分别押上两辆马车送往监狱。在马车上，列宁的两只胳膊还被紧紧拧住不放，以防他们把藏在身上的东西扔掉。在拘留所，列宁被搜身。令列宁最担心的是，身上有一封用化学墨水写给普列汉诺夫的信，它是写在记着几笔账目的一张信笺上的，信中谈到了出版全俄报纸的计划。若时间一长，信的内容就会自动显影出来，从而泄露秘密。结果，虚惊一场，警察没有太注意这张记账的信笺，原封未动地退还了。最后列宁平安无事回到家中，令母亲悬着的心终于平静下来。

5月3日，列宁给警察局长写了一封信，说要到乌法去看望生病的妻子。妻子要到1901年3月才流放期满。起初，当局予以拒绝，后经母亲奔走，列宁终于和母亲、姐姐获准一同前往乌法。

6月中旬，列宁和母亲、姐姐先乘火车到波多尔斯克、下新城，再换乘轮船，途经萨马拉、塞兹兰，28日到达乌法。时届夏季，河水充盈，轮船沿伏尔加河、卡马河、白河航行畅通顺利，令人心旷神怡，列宁的心情显得十分欢愉，他舒畅地呼吸着沿岸森林中散发的清新空气。晚上，他还和姐姐在空荡荡的轮船甲板上久久地谈话，一直到深夜，谈到筹备党的“二大”、创办全国性党报、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危害以及到国外的打算，等等。列宁在乌法住了两个星期。在往返的路上，列宁在沿途一些城市会见了一些社会党人，寻求他们对创办全俄党报的支持。

列宁（1900年）

7月上旬，列宁自波多尔斯克启程出国。8月初，列宁来到瑞士的苏黎世，利用两天时间，会见了“劳动解放社”成员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同他讨论了《〈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草案》以及与办报有关的问题。随后，列宁在日内瓦近郊的科尔斯耶和维津，分别同劳动解放社的领导人普列汉诺夫等商谈《火星报》的组织和纲领问题。但事情进行得十分艰难，在如何对待经济派、崩得派（犹太工人总同盟）、合法马克思主义以及是否写文章批判考茨基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暧昧态度等问题上，常常出现几乎要破裂的局面。列宁在专为克鲁普斯卡娅所写的题为《“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的札记中，记叙了他和普列汉诺夫关于出版《火星报》一事的戏剧性冲突。列宁十分敬重普列汉诺夫，后者知识渊博，智慧过人，善于辞令，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指导俄国工人运动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俄国革命者当中享有很高威望。但是普列汉诺夫久居国外，长期隔离于俄国工人运动的实际，不十分了解俄国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加之他多疑、高傲、专横的性格，使许多见过他的大学生、工人和革命者觉得他可敬不可亲。例如，在交谈中，如果人们不同意他的意见，他的脸上就会露出不屑一顾的神色，甚至发怒：“你的爸爸和妈妈还在桌子底下爬的时候，我就是……”这就使他越来越脱离工人群众和实际生活。在对待经济派、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崩得派、考茨基等问题上，普列汉诺夫出于历史积怨或者认识上的偏差，一味强调斗争的坚决性和彻底性，缺乏斗争策略的灵活性，甚至提出了自己在编辑部拥有一人可投两票的特权。而列宁则从大局和未来考虑，主张在不放弃原则的坚定性的同时，应该具体地分析问题，用灵活的工作方法，求得各个工人派别对《火星报》的支持，从而团结一切力量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否则的话，报纸将会变成一个抽象的、枯燥的不能充分反映和指导俄国实际斗争的出版物。

经过几番周折，终于达成了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协议，决定《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在德国出版，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六个人组成编辑部。列宁认为，编辑部不设在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所在地日内瓦，有利于摆脱迂腐空洞的议论，充满战斗气息，并和国内的工人运动保持密切的联系。

位于德国莱比锡俄国街48号的《火星报》（创刊号）印刷所

1900年10月，“劳动解放社”发表了列宁所写的《〈火星报〉编辑部声明》，明确提出了该报的任务、方针和指导思想。《声明》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地建立一个巩固的党，这个党要在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统一旗帜下进行斗争。当然，这种统一不是下一道命令就可以形成的，不是只根据某一次代表会议的决定就可以实现的，必须经过一番努力。首先，必须用党纲巩固思想统一，不许有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其次，必须建立一个组织，专门负责各个运动中心的联络工作，充分而及时地传递有关运动的消息，正常地向俄国各地供应定期报刊。关于办报的方针，不能把形形色色的观点简单堆砌在一块，而要科学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

用来秘密运送《火星报》的一些物品

《怎么办？》一书（1902年斯图加特版）的封面

编辑部成员各具特色。查苏利奇是位女革命家，孤身一人，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列宁称之为“一个水晶般纯洁的人”。她过着随随便便的生活，穿衣无拘无束，烟瘾大得惊人，懒于收拾房间，东西放得乱七八糟。写东西时，她就把自己关到房间中，只喝浓烈的黑咖啡。她吃东西也奇特：喜欢在炉子上给自己烤肉，一边烤，一边用剪子一块块地剪下来吃。一次，有人问她煎肉大概要多长时间，她回答说：“那要看情形，如果想吃的话，十分钟就好，如果不想吃的话，就煎三个小时。”由于别人都已成家，养女出身的查苏利奇不止一次地谈到她的孤单：“我一个亲人也没有。”接着就立刻用笑话来遮掩自己的痛苦，“没有关系，你们爱我，我知道，我死的时候，你们一定会少喝一杯茶的。”

查苏利奇

阿克雪里罗得是个出色的组织家，善于接见众多来访者，并仔细地打听一切情况。但他身体不好，有严重的失眠症，写字时手抖得厉害，往往几个月写不完一篇文章。

马尔托夫是编辑部较活跃的人，像是个新闻记者，在编辑部会上不停地讲着，并且常常从一个题目扯到另一个题目。但他很敏感，对待一切都很轻浮，这成为他的一个致命弱点。他有时跑到列宁那里，一连五六个小时和列宁谈话，往往使列宁感到十分疲倦。

1900年12月，《火星报》第一号在莱比锡出版。随后几期迁至慕尼黑，1902年4月迁往伦敦，1903年春天迁至日内瓦。第一年大体上每月出版一号，第二年起刊期逐渐缩短，到1903年11月列宁退出编辑部，三年时间里出版至51号。《火星报》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科学杂志《曙光》第1期于1901年3月在斯图加特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出版家约·狄茨出版，先后共出版四期。

《火星报》是第一张全俄马克思主义秘密报纸。刊头旁印有“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烈焰”的名言，这是十二月党人赋诗致亚·谢·普希金的诗句。同时，还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著名口号。列宁为创刊号写了社论《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指出必须巩固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社会民主党要代表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使工人运动摆脱各种错误倾向的影响，沿着健康的轨道成长，并明告世人，虽然“在我们面前矗立着一座强有力的敌人堡垒”，但“等到千百万工人群众举起筋肉条条的拳头，士兵刺刀保卫着的专制枷锁就会被粉碎！”。^[4]创刊号上还发表了列宁写的《对华战争》，谴责八国联军和沙俄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驳斥了“黄种人敌视白种人”的谬论。

作为《火星报》的组织者和思想上的直接领导者，列宁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他不仅为报纸亲自撰写文章，而且凡是有关报纸内容和出版的一切问题，都要亲自处理：拟订每号报纸的计划、编定文章、物色作者、与通讯员通信、把报纸秘密运回国内、筹集经费等。同时列宁还争取尽量处理好他同普列汉诺夫的关系，虽然二人分歧难免，但前期合作得十分成功。

列宁力求《火星报》视野开阔，主题广泛，摆脱狭小圈子。从《火星报》前51号看，所载文章涉及社论、专论、新闻、通讯、述评、历史和经济论文、小品文、传单、文件、报告、来信和信箱等栏目。在改工人巴布什金等人写的稿件时，列宁尽量保持其“工人”风格，不使其“知识分子化”。为提高报刊质量，列宁十分重视请一些著名的革命家和理论家撰稿，1901年5月和7月，列宁先后会见了罗莎·卢森堡、卡尔·考茨基等人，向他们了解情况并约稿。

1901年2月13日，列宁在给普列汉诺夫写信时突然用“尼·列宁”这个笔名，在此之前他一般用“彼得罗夫”。从1901年12月起，他开始使用这个笔名在《曙光》杂志上发表文章，从此“列宁”这个名字就成为他作为一个伟大人物的代名词。

1901年4月，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流放期满，从乌法辗转来到慕尼黑，这使列宁重新有了家庭的温暖和舒适。因人手有限，加上克鲁普斯卡娅从事过秘密工作的经历，她被任命为编辑部的秘书，这样列宁身边又多了一位得力能干的好助手。

为了使报纸安全、顺利地传递到俄国国内各个地方，列宁亲自检查运输路线。1901年初，在列宁的倡议和领导下，俄国各地成立了支持《火星报》的小组和报纸代办员，他们为报纸提供通讯稿件，还筹集材料、资金等，并设法在本国秘密设立印刷所，翻印《火星报》上的文章。《火星报》通过不同路线运往国内，如经过伦敦、斯德哥尔摩、日内瓦、埃及等路线，通过海船上的船员、同路人甚至走私者寄送报纸。报纸有的夹在夹皮底箱里，有的放在书籍的书皮里。报纸一般用薄而结实的纸张印制。1902年，马·李维诺夫主持苏黎世的《火星报》发行工作。运输报纸时，一般由各种各样的人带到约定的地点接头，再分发和分印。例如通过外国水手，把报纸用油布卷起来，在约定的地点投入海中，再由别的人把它们打捞上来。这样，在《火星报》周围逐渐造就和形成了一大批党的坚强的骨干，革命力量开始在俄国逐步积聚起来，教育和培养了一代革命者。

列宁通过通信，具体领导国内各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他在信中给予指示，提出建议，帮助他们改正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1902年9月，列宁给彼得堡的革命组织寄去了《给一个同志的信——谈谈我们的组织任务》。这封信很长，后来被印成了单行本。信中谈到了建立各种各样小组的必要性、建立秘密组织的艺术、如何善于发掘具有各种才能的人等问题。

列宁是《火星报》的主要撰稿人，在前51期上共发表文章57篇。另外他还在《曙光》杂志上发表文章5篇。

在创办《火星报》的过程中，列宁写的最重要的著作就是《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该书写于1901年秋至1902年2月，是一本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和计划以及批判俄国经济派的著作，1902年3月用俄文在斯图加特出版。在第一章，列宁阐明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意义，揭露了机会主义者所谓“批评自由”的口号的实质和危害性。列宁指出，机会主义者在“批评自由”的时髦口号下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与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俄国经济主义是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其产生的根源是崇拜工人运动的自觉性。列宁希望工人领袖们永远记住：“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第二章，列宁分析了工人运动中的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相互关系。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学说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是由学识丰富的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产生出来的，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必须从外面灌输进去，工人运动在没有同社会主义意识结合之前无力抵抗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在第三章，列宁阐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经济形式和政治形式的相互关系问题。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人要使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在第四章和第五章，列宁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建党计划。列宁批判了经济主义迷恋组织工作中的手工业方式，反对建立革命家组织的机会主义观点。按照列宁的计划，党应当是由少数领导人（主要是职业革命家）和广泛的地方组织网组成的。党的核心应当由有修养、有才干、有经验和经过考验的职业革命家组成。列宁宣告：“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在全书的结尾部分，列宁指出，结束思想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混乱，建立一个坚强而团结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这就是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面临的“怎么办”问题的回答。《怎么办？》一书从思想上彻底粉碎了经济主义，为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1902-1903年，《怎么办？》一书在俄国各地广泛传播，许多人成为《火星报》的拥护者，该书的主要观点后来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所采纳。

《怎么办？》一书的出版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约·狄茨

沙皇警察关于《怎么办？》一书的案卷

随着列宁的思想的深入传播，沙皇政府愈加关注列宁的踪迹。宪兵上校祖巴托夫在给上级的一封秘密信中特别指出：“现在在革命中没有比乌里扬诺夫更重要的人了。”他建议立即设法杀害列宁。为保密和安全起见，在慕尼黑除秘密会见过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等少数人外，列宁夫妇几乎不与陌生人打交道。但德国和沙皇的暗探还是很快就发现了《火星报》的踪迹，印刷所老板也不敢继续承担印刷《火星报》的风险了。

为使报纸免于中途夭折，必须重新选择一个理想之地。1902年春天，在列宁的提议和努力下，编辑部决定迁至英国伦敦，因为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周刊《正义报》愿意承担《火星报》的印刷任务。

1902年4月12日，列宁夫妇来到位于泰晤士河畔的雾都伦敦，它是资本主义的繁华城市之一。在这儿，列宁夫妇俩租了两间不带家具的房子，然后买了一套简单的家具——两张床，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和几个书架。由于房子里摆设简陋，没有挂窗帘，加上克鲁普斯卡娅没有戴订婚戒指，一度引起女房东的怀疑，觉得这两个人很不体面，经过解释，女房东才不再疑神疑鬼了。夫妇俩的生活比较单一和有规律性。每天早晨起床后，列宁就到大英博物馆去看书，午饭后就和查苏利奇、马尔托夫、克鲁普斯卡娅一起讨论工作，晚上又埋头工作。

为过英语口语关，列宁在报上登了一则启事：“一位俄国法学博士和他的妻子愿意以教授俄语的方式来交换学习英语。”事后，竟然有三个人应聘，列宁夫妇向他们学习习惯用语、地方谚语及纯正的伦敦口音。有时候，俩人还利用参加集会的机会抓紧学习语言，锻炼口语和听力。没多久，俩人的英语就运用自如了。

列宁把伦敦当作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窗口，十分愿意了解伦敦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因此在办好报纸之余，列宁走遍了伦敦的每个角落，关注和考察当地的风俗人情和社会发展。伦敦动物园的小生灵令列宁兴趣盎然；大英博物馆的丰富藏书使列宁流连忘返；可以鸟瞰整个被烟雾笼罩的全城风貌的樱草丘，则使列宁觉得别有一番风味；在绿树成荫的海格特公园，矗立着马克思的墓碑，在拜谒的人群中也常常发现有他的身影。

海德公园是伦敦最大的公园，经常聚集着各种人士：宗教狂热者、无神论宣传家、禁酒运动的积极分子、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等等，他们常在这里露天集会。列宁不时光顾这儿，在人群中观察听众对演讲者五花八门见解的即席反响，倾听听众表达意愿的各种喊声、插话和建议。有一次，列宁听了一场辩论，回家后高兴地对克鲁普斯卡娅介绍说：“报告人胡说了一通，而工人一发言，就击中了要害，把资本主义的本质揭露出来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他们中间萌芽了！”空闲时候，列宁干脆长时间地坐在公共汽车上，悠然自得地饱览市容。

在伦敦有一个俄国侨民工人小组，列宁曾多次应邀为他们讲解《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并一一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许多工人后来回国后都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骨干。

1902年秋，列宁夫妇热情接待了从国内来的革命家列·达·托洛茨基。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事后，列宁在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称托洛茨基是“一个年轻的、很有干劲和能力的同志”。后来托洛茨基也参加了《火星报》的编辑工作。

1903年2月，专门为侨居国外的俄国大学生开办的巴黎俄国社会科学高等学校决定请一名人士讲授土地问题课程。学校的负责人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持反对态度，但不知道《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作者弗·伊林就是列宁本人，只知道伊林是一个著名的理论家和土地问题专家，于是决定请伊林来校作讲演。当学校负责人发现问题时，已经晚了。迫于教师和学生们的强大压力，加上会场上学生们对列宁的精彩讲演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学校的负责人只好将错就错，让列宁先后作了四次报告。

1903年5月，列宁夫妇随《火星报》编辑部迁往日内瓦，住在郊外的工人村。在这里，因制定党纲等问题，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在日内瓦，列宁的住地成为革命者聚集的中心，从流放和监狱中逃亡到国外的革命战友经常来拜访他，他也十分热情地为他们安排衣、食、住、行，了解俄国革命的发展形势，鼓励他们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

由于旅居他乡，远离祖国，列宁时常怀念祖国和亲人。在给母亲的信中他常常回忆起俄罗斯的冬日、伏尔加河的畅游、充满乡村气息的原野、西伯利亚寒冷而清新的空气、契诃夫的戏剧、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等等。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通过几年的艰辛努力，事实证明了列宁的判断，《火星报》的创办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起了巨大的作用。通过《火星报》和《曙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思想在俄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有力地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潮，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通过《火星报》，先进的有觉悟的俄国工人和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得到了他们所关切的问题的清楚回答，得到了做什么和如何做的明确指导。《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俄国《火星报》组织常设局。《火星报》通过遍布国内外的通讯员和代办员，加强了同广大工人群众的联系，促进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组织之间的联系，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逐步摆脱了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手工业方式的状态。《火星报》正如其名字一样，点燃了工农群众心中的希望和热情，有力地推动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一位纺织工人在给《火星报》编辑的信中写道：“我把这份‘火星报’拿给许多同志看过，结果把报纸都弄破了，但它是珍贵的。这里谈的都是我们的事情，是关于全俄国的事情，这种事情不能用戈比来估价，也不能用小时来计算。当你读到报纸时，就会明白为什么宪兵和警察害怕我们工人和领导我们的那些知识分子。的确，这些人对沙皇、对老板、对一切来说都是可怕的，而不仅仅对老板的钱袋才是如此。当然，我是一个普通工人，我的觉悟也并不高，但我深刻感觉到真理在哪儿，知道工人需要什么。现在工人很容易燃烧起来，下面已经冒烟了，只要有一点火星就燃成大火。呵，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之焰，这话说得多么正确！……从前每次罢工都算是件大事，而现在任何人都知道，仅仅罢工已算不了什么，现在需要争取自由，要用胸膛去夺取自由。现在所有的人，不论老的和小的，都想读些什么，但是没有书——这就是我们的不幸。上星期日我召集了11人，并给他们读了‘从何着手’，就这样我们到深夜还没有散。一切都说得多么正确，多么透彻。”

日内瓦的“兰多尔特”咖啡馆，列宁1903-1904年常在这里会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