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明词的价值及其研究价值

明词以及明词研究已经被忽略得太久了。明人论“当代”词，已经自惭形秽，清代诸家词话提到明词，更差不多都是贬抑否定之词。三百多年来，为明词发覆表微之举，一为清代嘉庆年间王昶辑刻的《明词综》，一为近人赵尊岳于20世纪30年代辑刻的《明词汇刊》。20世纪出版的数十种文学通史或断代史，从未论及明词。专体史如刘毓盘《词史》第9章《论明人词之不振》所给篇幅极少^[1]；王易《词曲史》则称明代为“入病”，而清代为“振衰”^[2]，鄙薄明词之意显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仅唐宋词研究几成“显学”，清词研究也已取得相当的成就，而明词研究直到世纪之交才开始起步。虽然近年来取得一些成绩，但开拓空间还是很大的。

明词以及明词研究的价值意义，从词学本体的观点来看，应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从明词自身情况来看，尽管我们承认明代是词史的中衰期，上不如宋，下不如清，但这种大判断并不足以成为否定明词的理由。200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全明词》，卷首“出版说明”中云：“共得词家一千三百九十余人，词作约两万首。”2007年，周明初、叶晔编著的《全明词补编》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记》中云：“这部补编所收词人达629人，词作5021首（含存疑词50首，残词或句7则），其中《全明词》未收词人471人之词作3076首，已收词人159人之词作1945首。”再加上近年来数量至夥的增补辑佚文章所收，明代词人总数已达1900余人，词作26000余首。根据前代总集的编辑规律来看，应该说明代词人词作的数量还未见底。这似乎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数量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一代才人抛掷心力于此，其间不可能全无佳作。从明初的刘基、高启、杨基、瞿佑，明代中期的陈霆、陈铎、夏言、杨慎、张，以及稍后的王世贞，一直到明末的俞彦、易震吉、王屋、陈子龙等，他们的作品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足证“词亡于明”或“明代无词”的说法是武断而不可信的。历来贬抑明词的人总不免陷入一个误区，即以宋词体现出来的审美规范去衡量宋以后的词人，以似宋人或不似宋人的类比思路排斥一切与宋词异趣的作品。走出这种思维误区，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异量之美，把明词的特色与缺点剥离开来，就会发现明词还是不容简单否定的。

其次，从中国千年词史的逻辑发展来看，明词无疑是其间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缺了它，中国词史也就丧失了连续性和完整性。明代前后长达270余年，这是一个不小的时间段，不像五代或其他乱世之更叠那样可以忽略不计。对上而言，它是宋元词的一脉相传；对下而言，它是清词中兴的前提基础，因此，无论是从千年词史的整体性考虑，还是要为宋元词尤其是清词提供“上下文”背景，明词研究都是不容或缺的。像李攀龙那样在一部《古今诗删》里删去整个宋诗，把明诗直接唐诗，作为文人的别择偏嗜来看也许无可厚非，但作为学者来说就未免太偏激了。

以上两点都是“常识”层面的道理，毋庸辞费。这里想要强调的是，相对于明代其他文体或明代文学之整体研究来说，明词至今仍是一个未经开采的资料渊薮。一般人总以为词既非叙事文体，又不像诗那样较多地反映创作主体的经历，所以对其资料价值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其实正如有水必有鱼，有土地必有矿藏，宋代以来之词，已并非都是“空中语”，从非词本体的角度来读明词，更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关于词人的生平行状，明词中即不乏可资考证的资料。如明初的杨基，《明史》本传载其洪武初年曾被荐为江西行省幕官，不久即以省臣得罪去职，洪武六年（1373）又起奉使湖广。而《眉庵词》中有《贺新郎·句曲闲居春暮》一词，小序云：“自离西江省幕谪句曲，已徂春矣，寓居无聊，未免感时抚事，爰填古词，用拨新闷云。”可知其不仅是落职闲居，而是被谪句曲，时间约在洪武五年（1372）。即此便可补其仕履之阙。又如明代中期的陈霆，过去只知道他生活在弘治、正德间，其生年历来无载，然而其《渚山堂词》中有《水调歌头·己卯初度》一首，中有“早是年开五秩”之语。己卯当为正德十四年（1519）。旧以十年为一秩，五秩即50岁，41岁为50岁纪数之始，故知陈霆己卯年为41岁。白居易《长庆集》卷71《喜老自嘲》诗云：“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开八秩即71岁。据此推算，陈霆当生于成化十五年（1479）。

关于其他文体的考证，明词中亦不乏有用的资料，如明初瞿佑有一首《沁园春·观三国志有感》：

争地图王，地老天荒，至今未休。记东都已覆，聊迁许下，西川未举，暂借荆州。天下英雄，使君与操，生子当如孙仲谋。三分鼎，问谁能染指，孰可同舟。 一时人物风流。算忠义何人如武侯。看文章二表，心惟佐汉。纵横八阵，志在兴刘。底事陈生，为人乞米，却把先公佳传酬。千年后，有新安直笔，正统尊周。

也许是研究小说者与研究诗词者“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结果，这首本该引起小说研究者浓厚兴趣的词作，过去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词题中所提到的《三国志》，肯定不是陈寿所作史书《三国志》，而应是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明人称小说《三国演义》为《三国志》是常见现象，称全名倒是少见。如林瀚《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云：“罗贯中所编《三国志》一书，行于世久矣，逸士无不观之。”^[3]而北京图书馆所藏《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明代刻本，书名就叫《新刻全像通俗三国志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词歇拍处。陈寿著《三国志》，《魏书》前四卷称纪，对魏的君主称帝，叙入纪中。《蜀书》、《吴书》有传无纪，对蜀、吴君主则只称主，叙入传中。这种叙述体例表明陈寿是尊曹魏为正统的。而《三国志通俗演义》与史书《三国志》最大的区别，就是尊蜀汉为正统。“正统尊周”是比喻性说法，以三国时期比战国，而以蜀汉为正统。从陈寿所处的晋代向后推一千年，正当元明之际。这些都表明，这首词不是一般意义的咏史之作，而应是对当时问世不久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最早评论。那么，它对于《三国演义》研究有何意义呢？ 首先，它出自明初的瞿佑之手，这就自然否定了《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中叶的说法。其次，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及作者籍贯一直存有争议的情况下，“有新安直笔”一句，也为考证作者或作者籍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或佐证。推而广之，如果有人愿意从《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明词》乃至《全清词》系列中去搜辑小说、戏曲资料，一定会有一些超出传统或习见资料的创获。

明词作为文学之一体，亦可为研究文学艺术思潮提供别类佐证。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一方面是不同的文体各有其艺术个性与独特的表现功能，另一方面是不同的文体因共时并存而具有某些共同或相通的时代特征。过去的文学史研究分工太细，文体间壁垒太严，所谓“各照一隅，鲜观衢路”，对这种共同性的认识是不够的。如明代前期的“台阁体”，过去一般只把它看成诗文流派，其实词中亦有“台阁体”。而且不是另有一班人马，而是由杨士奇、杨荣及朱有燉等人构成的台阁文臣群体对各种文体的全面渗透与制控。当然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师承。台阁体诗取法盛唐，尤其是李、杜；台阁体文主要学北宋，尤其是欧阳修；而台阁体词则主要规仿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人。主要特征是设色富丽，节奏安和，铺陈祥瑞，歌时颂圣。词人于不胜惶恐中夹着做作夸张的激动，以及感恩图报的效忠之词，读来一片祥云瑞气，却又空无一物。与宋代大晟词人的作品相比，这些词的台阁气味更浓，然而也更不像词了。也许，只有把包括词在内的各种文学现象都纳入视野，文学史与文艺思潮史才能呈现为完整立体的宏富景观。

总之，一方面是明词自有其不可轻忽的价值，另一方面，明词自身的价值也不可等同于它的词史价值与研究价值。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上，避冷趋热、避难就易是一种常见现象。然而，随着研究层面的不断拓展，明词的研究也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了。当然，在基础研究尚未充分展开，各种条件尚不十分具备的情况下，就试图写出一部明词史来，粗浅与疏漏之处是在所难免的。但这种开辟榛芜的草创工作还是值得做的。明词史上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本书也不敢奢望解决所有的问题。它只能作为一个开端，一个基础，为正在全面展开的明代词学研究起到一点铺垫作用。

愿如所祈！

[1] 刘毓盘《词史》第9章，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

[2] 王易《词曲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3] 黄霖、韩同文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